西方新左派的要义，是反对资本权势，反对政治权势，批判市场经济。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左翼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美国《左派研究》上发表《致新左派的一封信》，就曾提出过反对大公司统治的主张。
目前美国南部社会学学会主席布劳教授是一位新左派，她曾在美国南部社会学家会议上带头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这位70岁的女教授还著书《美国——头号流氓国家》，要求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送给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美国剥削了第三世界。
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
中国的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表达方式迥异。老左派的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字报的遗音，义愤填膺，逻辑不足，没说两三句就点名辱骂，失之于情绪化和简单化。表面上看杀伤力十足，读了却有过气之感。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在形式逻辑上有所改善，旁征博引，比较西化，文章内容尽量追踪西方新的左翼思想。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一些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读。
一句话，比起老左派的“旧时曲”，新左派有浓厚的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是更时髦。用易中天的话来说．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
新左派的主张及相关争论
中国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统一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还有的新左人物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为新左派。这些都表明了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
总体来看，中国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理论，也有一部分人借鉴和承袭老左派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相近。
举一个搬用西方新左的例子。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鼓收兵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1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真正的民主运动，还是专制权威操控下的群众运动？“文革”是毁灭文化的倒退还是“神奇般地创新”？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心目中，詹姆逊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
詹姆逊对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他称这是“站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将毛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诉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2
詹姆逊说，今天看到了否定“文革”明显的后果。他说，由于毛泽东投有把“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詹姆逊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3
难怪沈昌文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邮差”。
另一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它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4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文革”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新左派的上述主张牵涉到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国多数官员和民众以及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文革”，认为“文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中国是一场巨大灾难。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由于提出依附理论受到中国新左派激赏的沙米尔·阿明说，资本主义已经征服和统一了世界，并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隔。“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边缘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问答》一文中也说：“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试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如美国的或欧洲的或日本的）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叙事……掩盖了这种发展同时意味着对别的地区和人民的发展权利、甚至生存权利的剥夺。”5
杨斌更是一语道破了新左派对全球化的定位。他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6
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陈志武却指出，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30多年实现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也实现了高速发展。
由于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认为世贸组织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杨斌说：“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7汪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如何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显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8
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决策。
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市场经济。新左派学者陈学明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9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怎样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是另一大争论焦点。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汪晖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还有新左派学者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泛滥。
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社会的情况既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另外有学者说，中国是后全权社会，或是威权主义社会。
新左派也痛恨腐败。但是为什么腐败如此猖撅？新左派没有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汪晖把问题归结在邓小平头上。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10
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怎样解决腐败等问题？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曾有一些新左派如崔之元、甘阳等赞成普选，汪晖也赞成推进民主，但近来新左派却变了调子。王绍光最近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一再指责选举。比如，他在《上海书评》报发表谈话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他说：“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11王绍光主张什么呢？他说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并不涉及统治主体怎样产生的问题。因此，王绍光说民主就是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出响应，而不是选举领导人。这样，王绍光实质上否定了民主最重要的功能。从本质上看，他的主张仍然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政治的案臼。
另一位先是自由派后来改为新左派的赵汀阳在《每个人的政治》一书中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播维在《当代中华体制》这篇长文中说：“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强调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责任本位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逻辑起点，促使官员对百姓福社承担责任。”12话说得很清楚，潘维不赞成公民在法治保护下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只是主张官员应该照顾百姓，结果还是在开明专制的圈子里打转。
否定了民主，也开不出新药方，这可能是某些新左派只好求助于“文革”的原因所在。对此，学者吴稼祥评论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现代性观念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汪晖）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的现代性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她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13
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洁问是：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比如启蒙），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在汪晖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是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14
但是自由主义学者汪丁丁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一文中驳斥汪晖说：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资深学者资中编明确回答：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题为《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谈话。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2009年4月25日，《读书》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召开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座谈会。高全喜发言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16、17、18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围绕上述种种问题，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论争。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实际上，自由主义学者刘东、雷颐早在1995年就对新左派崔之元、甘阳提出批评，崔之元、甘阳当时也作了回应。本书“自由主义两起两落”一章对这一场争沦作了评介。应该说，最早的争论是从1995年开始，自汪晖1997年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双方舌战日趋激烈，到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双方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论述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
朱学勤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一文中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15
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
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到了美国，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反当局的英雄”，获取美国人的喝彩。
还有学者说，不少新左派其实是明白人，只是精于算计，因此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戴上了“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飘忽不定，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做作与滑稽。
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对此，不知新左派以为然否。
新左派和国家主义
老左派袁庾华在2010年7月接受台湾《思想》杂志采访说，对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几乎所有左翼都是否定的。16
袁先生的概括有一定依据。比如汪晖就曾批评改革开放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偏颇的“发展主义”，他并且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导致了腐败加剧。再比如新左派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以及逐渐推进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制度，都曾给予猛烈批评。说来也不奇怪，这些发展趋势正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和推动的。
然而最近风向发生变化。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自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一说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评，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并相继发表著作，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秋风说，新左派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界和政界，仿佛过去几十年改革所创造的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这真是一个奇妙有趣的变脸。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有学者说，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现在他们通过歌唱中国模式，试图论证中国拒绝西方道路、挑战普世价值，也可以获得成功。总而言之，反对西方是目的，至于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不过是手段而已，要看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
最近，许纪霖发表文章《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指出近年来一些新左派人物集体右转，转而主张国家主义。
何谓国家主义？这是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的一种思潮。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号召国内民众团结一致对外。从总的范畴来看，国家主义仍然属于民族主义。许纪霖这样解释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止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17
许纪霖认为，新左派转向国家主义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些新左派通过总结中国经验或是讴歌中国模式走向国家主义。比如汪晖，过去他以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批评全球化、官僚化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而今他却从中闰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总结出党国体制的经验。汪晖说：中国的成功在于拥有“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的性格通过政党实践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又比如甘阳一直迷恋马克斯·韦伯的民主威权主义，甘阳看重的是民主可以加强威权基础这样一种工具性功能。王绍光和胡鞍钢早在1990年代就撰写了关于加强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强调加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控制能力。最近韩毓海延续了王绍光的观点，韩毓海在著作中重新审视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得出结论说，五百年来历史消长，核心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
许纪霖说，国家主义另一条思想脉络是施米特主义。自刘小枫将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的思想引进中国刮起施米特旋风，就到处播下了国家主义的种子。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强世功，他在总结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教训时提出，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对也是错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认为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还说，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潘维也持这种看法。
许纪霖认为，新左派以施米特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歌唱国家理性的西方学说为依据，膜拜国家意志，将会导致严重后果。许纪霖说：“德国、日本现代崛起的历史表明，倘若国家理性缺乏宗教、人文和启蒙价值的制约，任凭其内在的权势扩张蔓延，国家理性便会从霍布斯氏的功利主义走向保守的浪漫主义，蜕变为缺乏道德取向的价值虚无主义，而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国家能力愈是强大，国家理性便愈自以为是，其坠落悬崖的危险性也就愈大。”18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第392-293页。
2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359页。
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第66页。
4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乌有之乡学者个人网站.wyzxsx，“崔之元”条。
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498、505页。
6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第311页。
7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第295页。
8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147页。
9 陈学明：《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4日。
10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128页。
11 王绍光：《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10月18日。
12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82-83页。
13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15页。
1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80-81页。
15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第420页。
16 转引自毛泽东旗帜网、共识网《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
17 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爱思想网.aisixiang/data/41945.html。
18 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爱思想网.aisixiang/data/41945.html。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然而，“江流曲似九回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于是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一书。该书第7页说：“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被那里的右翼用来作为向资本主义急速过渡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第20页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主线和核心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这一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倒有着更多的相近。”
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节一开头（第58页）就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
当然，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兴起，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
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标志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
就在同一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诸多中国学者研究“第三条道路”的著作纷纷出版。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峰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研究——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何秉孟、姜辉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相对客观的介绍与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摘掉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的帽子，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受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民主社会主义是何方神圣
如此跌宕起伏，波濡云诡，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何方神圣？
先解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最早从古希腊广泛流传的关于人人“平起平坐”的“黄金时代”的传说，中经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主义文献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再到马恩逝世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探索，社会主义可谓源远流长，门派众多。有人说世界上有五十多种社会主义，更有人说有一百种，这里不再考证。要之，社会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内容错落，但发展至今，不同流派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普遍幸福。尽管有的社会主义流派只是嘴上说说，但也不敢公然否定这五种价值。
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则是指用民主的方式即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又特别强调民主的一种社会主义主张。
我们看看历史。
作为欧洲各国弱势民众（主体是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舞台。
“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法国人赖德律一洛兰和路易·勃朗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提出来的。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后来欧美各国成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费边社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本书用社会党这一名称代表这些政党）。
路易·勃朗等人谋求增进工人利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依靠国家力量帮助，建立“国家工厂”，吸纳大众就业并减少劳动时间。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借用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话来说，就是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在德国，拉萨尔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拉萨尔认为，应该通过普选建立人民政府，反对特权和压迫，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普选权即争取民主的斗争。英国的宪章派也认为，争取普选权，是确保财富合理分配的唯一途径。为什么把普选权看得这样重？因为无产者人数比资产者人数多得多，如果真的实现普选，就能靠票数选出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家。
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虽然也举行罢工甚至局部的起义反抗，但他们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而是采用渐进手段，争取普选权，限制政府权力，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税收，扩大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等。一句话，就是走合法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此评论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色彩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1
民主社会主义通过争取普选权实现渐进改良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大大小小统治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纲领，是有区别的。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爆发一波又一波极为激烈的工人反抗压迫的运动，《共产党宣言》（1848）的影响急剧扩大。第一国际（1864-1876）成立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的成立宣言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其共同章程则写进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要求。第一国际于1868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表明马克思关于暴力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主张在第一国际居主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处于下风。
到了第二国际（1889-1923)，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93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完全不提暴力革命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变化，与欧美社会的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1848年革命运动结束之后，大约到19世纪末，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形势逐步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欧美各国先后掀起工业化高潮，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大幅增长，热兵器全面代替冷兵器。1848年以前各国工人运动依靠巷战和街垒战取得抗争胜利的局面很难复现，不得不考虑新的斗争方式。
二是经过反复斗争，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权利格局逐渐改善，社会主义取得进展。比如劳动时间缩短、报酬提升、选举权扩大等。欧美各国先后成立了独立工会，工人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熟练工人获得选举权。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在1899年进入法国内阁出任工商部长。
以上两个因素交相作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
只是马克思对股份制、信用制和银行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自我扬弃，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需暴力摧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在谈到股份制时，他说：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马克思说，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马克思临终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需要用暴力来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的情况下，恩格斯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议员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法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英德等国的工人也能像法国这两个地方一样，变成国家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去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不断获胜。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取得35个席位。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年9月，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阵地”。1891年，恩格斯还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英、法、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3
1895年8月，恩格斯去世。恩格斯临终之前，于3月撰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文中提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4这一说法，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用巷战和街垒战夺取政权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斗争方式，到处都在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