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回顾了德国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然后说：“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在这里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5
恩格斯的结论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不合法手段，但他的确强调了应该转移到合法手段即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议会道路上来。
恩格斯去世不久，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相继发表一系列讨论社会主义的论文，并于189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马按：应为导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同通过革命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7
伯恩施坦在书中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日趋尖锐而是日趋缓和，普选权会使资产阶级国家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很大弹性，应该使之不断进化。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促成社会不发生大震荡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制度。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主线，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稍后，第二国际另一重要人物考茨基也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和平长入”的主张，逐渐获得欧美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广泛支持，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主导思想。
很自然的，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不赞成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暴力革命，也不赞成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压制民主、消灭私营企业主和富农、全盘公有化等一系列主张。1918年，列宁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先后脱离各国社会党，组成共产党，聚到列宁旗下，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1923年，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51年改称社会党国际。两个国际互相对立。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关系解冻，开始对话。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进一步和解。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一个半世纪风雨，愈发壮大。到目前为止，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共129个，遍及世界各国。社会党先后在30个国家执政。目前在俄罗斯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再看主张。
思想渊源。主张思想多元化。民主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来源之一。1972年，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伦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也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当然，也包括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费边社改良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基督教思想等。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讳言，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比如提倡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社会党理论家克赖斯基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8
经济目标。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经济，努力“把蛋糕做大”。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雇员参与管理，并有谈判协商权）,克服分配不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或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益，调节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民主的手段。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没收生产资料归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极不成功的反面例证。
政治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宪政民主，主要特点是强调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主张阶级合作，推动国家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支持社团运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执政的突出特点就是建设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就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党人认为，没有社会保障，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成年人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障权利，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几乎从摇篮覆盖到墓地。目前，英国、丹麦等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100%，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则超过了100％。福利制度是西欧各国取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成就。当然，过度的社会保障也给政府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形成依赖文化，导致社会缺乏活力。2011年希腊爆发政府债务危机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希腊人基本上每天工作5小时。父母去世之后，他们的养老金可以由未婚或离婚女儿继续领取。近年来，对原有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已经成为西欧各国普遍呼声。
五大原则。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各国社会党先后提出了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查阅一下社会党国际网站，该组织1989年召开的十八大宣言中，明确将“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列为社会党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
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别何在？社会党人说，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运动，使一部分人受惠于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境地，社会党的任务就是使所有的人享受共同权利。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苏东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李洪林和王若水：民主社会主义最初的啼声
主张在中国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早已萌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批评了“四人帮”把普遍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把富裕生活当成资本主义的极左错误，批评了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实施高度集中管理和高积累、低消费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模式，重点强调了两条。
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幸福。李洪林在1979年4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的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卜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9他在1989年6月出版的《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说：“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10在这本书中，李洪林解释了他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对外开放。
二是发展民主。李洪林在1979年6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于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说：“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11
虽然李洪林的文章也有当时历史的局限，但他表述的以上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了中国理论界。
王若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
王若水在1980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在1983年1月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说，人道主义就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为主旨和目标的观念和哲学。工若水反驳了中国极左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和指责，他要求抛弃“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和特权，并且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12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人主义哲学。
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人类劳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13王若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言论自由，实行普选制，保障人民行使对官员的罢免权。
王若水在《1921年》一文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批评苏联的专政实验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王若水在另一篇文章《民主引论》中说：“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14
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15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经济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工若水这些理论主张，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胡绳等老一代共产党人质疑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一批老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泽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16
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面，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17
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18
王占阳和胡星斗：普遍幸福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
2006年以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提出，由结构型社会主义（以所有制结构作为判断是否社会主义标准的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社会主义（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历史的进步。斯大林的结构型社会主义已经在实践中失败，邓小平的“猫论”和“二个有利于”，是功能型的社会主义。功能型社会主义即普遍幸福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进展。
王占阳在2006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功能与价值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论概念。“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按照这个原则来解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不同的价值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因而也才能够合乎逻辑地阐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19这些价值和功能，构成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王占阳强调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他说：“没有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专制、奴役和压迫，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主义如果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难道要以专制、独裁、仇恨为口号？”王占阳说，官本位、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干部特权、政治腐败等，都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象。
王占阳认为，苏东剧变，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社会主义的僵化专制体制。
王占阳认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也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普遍富裕的经济，它应该同时具备效率和平等这两个基本特征。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公众普遍占有生产资料。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具备了普遍幸福的功能，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应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再加以改革和创新。
2011年，王占阳根据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概念，作了进一步思考，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一批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徐景安也赞成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观念。他首光在南方竭力推动幸福深圳、幸福广东的观念，获得广东省领导层支持，幸福广东遂成为地方执政理念。近年来，徐景安又提出幸福中国。他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仅要富裕，还要民主，还要文明，这就是幸福。之所以提出幸福中国，就是为了把中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解放出来，否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他建议以幸福中国为旗帜，启动新一轮改革。徐景安的努力，把普遍幸福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引进了实践层面。
2006年9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首届社会主义论坛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在中国国内属于首次，因而受到瞩目。著名法学家江平看了胡星斗的文章之后说，赞成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希望中央逐渐采纳。如今，这篇文章在“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发表传播。
胡星斗说，根据中国国情，他主张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
胡星斗认为，宪政即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分权与制衡。应设立宪法法院，审查政府违宪，保护公民权利。他说：“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尊重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观和中国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仁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最高成果―宪政，又要继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铲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和腐败，建设人本、人道、公正、公开、共有、共富的现代中华文明，实现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民授（人民授权）、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成果），以四民主义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20
值得注意的是，胡星斗提倡“可控民主”，即室内民主（在电视、礼堂、教室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平等协商）、法治民主（反对“文革”式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而反对街头民主。他主张法治优先于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胡星斗说，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执政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笼子里，所以对公民也是安全的。也只有实行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和道德文明，从根本上改变谎言和暴力的传统政治，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胡星斗提出，改革应该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手，如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通过公开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各级政务官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等。
王占阳的普遍幸福主义和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是一种创新，并具有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谢韬事件
有了上述这些探索，《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2月号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第1—8页）。这篇文章首次明确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引发了爆炸性反响。
该文要旨如下。
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资本论》第三卷还说，股份公司是一个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同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21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式的原始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的资本主义，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10年编辑修订，在恩格斯去世前一年——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走合法斗争道路，通过选举取得成功。他在1895年3月撰写的《〈法长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暴力夺取政权，谢韬注，下同）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暴力），到处都退居到次要地位。”22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谢韬在文章中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平地长人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谢韬在这篇文章中说：“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谢韬说，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谢韬在文章中指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始，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谢韬的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密集召开10个会议大举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打倒中国共产党”。他们说谢韬“蓄意抛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其目的是进行所谓‘政治改革’，颠覆党的领导，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他的恶劣影响绝不能低估”。“这些反动言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不把它彻底批倒，将会给国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到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
有学者提出，谢韬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恩格斯临终前写的《导言》的确强调了依靠选举等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但恩格斯并未彻底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态度，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沦，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是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诸多媒体发表了大量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和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还频繁邀请西北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
2007年这一年，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热潮。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走向宪政社会主义
2010年6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炳啸著的56万字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这是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高放为此书作序，江平在10月28日南方周末发表《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一文，推荐此书。周瑞金、王长江、包心鉴、王占阳也发表文章给予好评。
华炳啸说，当今世界，民主化潮流是绝对不可阻遏和抗拒的，威权政体的终结是必然的。那种认为只要经济成功就具备了统治合法性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是自欺欺人。在当前，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开展政治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的首要间题，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民主化。
作者说，高度集权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全民民主。
作者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官僚体制下的干部阶层垄断了权力，获得对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任务不是首先革资本主义的命，而是首先要革封建主义和官僚垄断主义的命，建立社会主义宪政。
作者指出，由于宪政民主需求与宪政民主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中国出现严重不平衡的“盛世景观”。中国无法向世界提出一套能被广泛认可的最低民主标准的中国民主模式，也无法向世界贡献一位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文化大师。导致出现了“经济巨人、政治侏儒、文化贫血”的怪现状。
作者认为，当今中国，民主化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宪政社会主义是顺应历史大势应运而生的救世药方。他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指出宪政和民主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但他同时也指出，没有共产党发挥整合功能，中国就会滑向动乱与分裂。
因此，华炳啸说，他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宪政模式，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独特制度设计。
作者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党主立宪，即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结构。作者说，这是相较于其他改革方案最接近中国国情的一种可能。要点如下。
（一）实行党内法治、扩大党内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均由代表大会选出，彼此平行，互不隶属。实行党务公开、党政分开。
（二）实行司法改革，保障司法独立。设立国家司法院主管司法，下设宪法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取消审判委员会、案件审批制和案件请示制度。司法院党组织不干涉司法工作，主要负责领导人提名及党员教育组织工作。
（三）改革人大制度，扩大人民民主。改称人大常委会为参政理事院，成员称为参理员，实行专职化，负责立法，切实保障公民各项自由权。保证党在人大中的领导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和参理员都必须经过基层竞选产生。
（四）改革政协制度，促进民主协商。把政协改为议政院，发挥参政议政、质询监督、政治协商功能。
（五）理顺政企关系，实现两权分离。除一些大型基础产业和非营利性基础企业之外，国企改为人民所有制企业，由参理院行使产权管理权。
（六）革新执政方式，试行竞选组阁。国家主席由全国党代会选举提名两人，两人在全国人大竞选，经投票产生国家主席（当选者自动兼任党的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政府换届前，由全国党代会向国家主席推荐两名国务院总理候选人，两人在全国人大竞选，由人大选出总理。
作者认为，这些方案是“新型一党制”，是复合式民主。比如，在保持“一元战略共识”传统的同时，建构体制内的二元竞争，并进一步扩展多元利益表达层面；又比如，在一院制（人大）领导下，参理院、议政院、国务院、司法院四院制衡，同时与国家元首制度实现互动。这就是多重复合。
华炳啸说，民主化不在于搞多党制，而在于承认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行宪政和法治（限制执政党权力，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作者称此为“立宪的一党制”，并强调不搞多党制，不允许公开的政治反对派。
华炳啸的宪政理念是“新社会主义”。该主义可以表述为104个字：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公正与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自由发展为己任，全面构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
华炳啸提出，只有实现人民民主宪政，才能挽救社会主义。
华炳啸说，宪政社会主义从自由主义那里学习了保障个人权利的精髓，但是，由于自由主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批评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维护的首先是能人的自由、精英的自由，尤其在根本上维护的是资本特权的自由。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防止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就是限制资本特权及其所有不合理的特权。社会主义对人的尊严的全面关怀，首先就体现在制度化了的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与援助上。自由主义却认为对于‘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现象只能自由放任，因为富人是跑道上‘健将’，而穷人是‘跋子’。富人越富是理所应当，穷人越穷是活该。”23
华炳啸的结论是，应该以社会主义民主化代替自由主义民主化，他不同意现阶段中国采用自由主义宪政的多党竞选的办法。
另外，民主社会主义赞成多党制，这与华炳啸主张的“立宪的一党制”也不相同。
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虽然提出“可控民主”，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到是否实行多党制，因此可以视为在这个问题上持开放态度，即不反对多党制。这一点，与华炳啸的宪政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
有些读者读了这本书之后说，华炳啸的宪政社会主义充分考虑了现阶段中国国情，是一个过渡性方案。未来的中国，在实现了过渡性方案取得稳定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多种政治力量公开竞争的局面，这并不是一个应否如此的问题，而是一个实然的趋向，止如毛泽东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华炳啸在书中提出了中国民主化气阶段时间表：1978-2009，适应性政治改革；2010-2020，宪政制度化全面展开；2021-2049，参与民主化。但是对2049年之后的趋向，作者并未明言。
华炳啸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重点强调了政治改革和民主，不能排除他提出的宪政社会主义最终会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不妨把华炳啸的主张归人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99、496、4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92、273、27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4页。
7 《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58页。
8 〔苏联〕费多谢耶夫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4页。
9 李洪林：《理论风云》，三联书店，1985，第174、175页。
10 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1989，第81页。
11 李洪林：《理论风云》，第184页。
12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第233页。
13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第193页。
14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第659、666、672页。
15 冯媛主编《王若水80周年诞辰纪念》（赠送本），第61、66、67页。
16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第11页。
17 《高放政治学论萃》，团结出版社，2001，第172页。
18 张博树主编《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香港，晨钟书局，2009，第185页。
19 本段及下段引文，分见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4、5、7、11页。
20 胡星斗网站 ://.huxingdou。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50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22页。
23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第489，490页。
自由是个新道统
——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浴火重生及第一次失落
2010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