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1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态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民国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系统输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了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比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人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口：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2这就是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4
阿城、徐友渔之说，与严复相同。
除严复之外，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张君动、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但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再加上外敌人侵，自由主义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1949年，大规模革命势力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对于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失落，徐友渔这样解释：一是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隔膜，融入需要较长过程；二是社会条件不具备，没有现代经济基础，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起码的法治条件；三是战争不断，外敌人侵，容不得从容进行启蒙工作；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理念相对衰落，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建设取得成就，社会主义理想扩大阵地，世界一度左倾；五是自由主义始终在知识分子圈中流行，未能在民众中形成势力。虽然自由派人士做出努力，但在势不两立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自由主义者实在无能为力。总之，是历史条件不成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启动，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有学者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
由此发端，历经30年，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轨迹，经历了两次起落。
先看第一次起落。
“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
初起的自由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经长时段文化禁锢之后，知识资源匾乏，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所以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理论旗帜；二是由于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压力很大，也没有人敢于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
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萌芽潜行，随着庞大的西方著作翻译工程的进展而逐渐抬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批判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呼唤民主，要求打破精神枷锁，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呼声。1984-1989年的文化大辩论以及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活动，表达了自由主义持续的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再发现。
80年代最响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有人说，80年代是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自由主义的传播还是遇到不少曲折。在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决策层与自由主义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支持农村改革，扩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决策层与批评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遭到挤压。
八九政治风波中，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迎面相撞，陷于失败。风波之后，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90年代：自由主义复起
再看第二个起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人变革，并且在融入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而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决策层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并且成为制衡左倾思潮的力量。由此，自由主义复起。
中国在90年代初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了出来，为自由主义复起立了头功。在这方面，吴敬琏、厉以宁、董辅扔、张五常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迫需求，遂成为影响决策的活跃力量，甚至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发挥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作用。
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之后，学界对市场经济与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对过去人为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个人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许多人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实际上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90年代逐渐兴起的胡适热、陈寅格热，也为重提自由主义发掘了本土资源。
当时许多重要法律的修订和政策的制订，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比如提出了法治政府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再比如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后来宪法修订案纳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等。此外，中国新锐纸质媒体南方报系、各地城市报系以及《财经》杂志等一大批市场化杂志和新兴网络媒体，也都普遍倾向于自由主义，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强势舆论氛围，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影响力，都大于80年代。
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众、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5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1999年4月，李慎之在《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一文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6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李慎之的文章，是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一文，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作了简练概括：“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
不熟悉思想史的人略感头疼的是，经过几百年演变，自由主义内涵日趋复杂。
古典自由主义高扬个人权利，强调自由竞争，赞赏“看不见的手”，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
新自由主义在坚持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同时，考虑到政府应该发挥效能，主张必要的经济干预，同时强调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提出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回应了时代挑战。因为有些人指责自由主义只关心财富的产生，而不关心财富的分配。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则用“持有正义”反驳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诺奇克说，只要财富是合法得到的，就不能被剥夺用来无偿补贴弱势群体。诺奇克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
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主张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由自发秩序，实现法治之下的自由……
不同的人接触到自由主义不同侧面，不免眼花缭乱。
面对自由主义纷纭复杂的分支，徐友渔一语道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他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8南开大学于宁志撰文《徐友渔的自由主义言说》发表在河北省《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说徐友渔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守护者。
徐友渔在《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9
刘军宁则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一文中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财产占有权是个人自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获得了自治的能力……无取得财产的权利，无行使财产权的自由，这个人就不是自主的自由，人就没有人格尊严。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否定了财产权，如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言，自由就失去了保障。”10
刘军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英国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刘军宁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在自由主义学者群体中，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由于他的主张类同于美国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因而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刘军宁近年来的努力转人一个新方向。他曾著有《保守主义》一书，介绍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的思想。在书中，刘军宁批评了企图依靠人为建构重建世界、改天换地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主张在经验主义基础上，保守自由传统，让社会自然演进。在刘军宁的著作中，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刘军宁发表很多文章，在先秦诸子中挖掘自由因素，力图证明自由和宪政在中国是有传统可循的。
任剑涛在《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式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11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12
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近年演讲中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在文章中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一些学者说秦晖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学者说，秦晖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秦晖对于维护个人权利的主张，也是支持的。不妨说，秦晖是自由主义者当中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一文中，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中，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民主社会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13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深化产权改革，实现公正平等。他提出，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应当和民主社会主义互补。他说，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也正在趋同。
对此，徐友渔说，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计划经济，后来不断吸收自由主义思想，才演变成今天的政治多元状态和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自由主义居功至伟，还是要坚持自由主义。
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自由主义主张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要求建立法治社会，大幅减少政府审批。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和垄断。自由主义者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1995：刘东和雷颐率先批评新左派
海内外很多论著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争论始于1997年。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最早见于1995年。这一年，刘东、雷颐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2月号发表文章《誉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和《“洋径洪学风”举凡》。（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同一期也发表了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甘阳的回应文章。
刘东在《警惕人为的“洋径洪学风”》一文中说，痛心地看到某些往日同年和同事存心作伪，表现出人为的“洋径派学风”。一些学者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误读中国，误导读者。比如，崔之元硬把当时中国矛盾山积、新旧交替、妥协混杂的局面，描绘成对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制度创新”。再比如，甘阳硬把由于中国农民的“准身份制”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离土不离乡”现象，涂抹成所谓“有力地加强并且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并称之为“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还有人生吞活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说改革开放的进程只能使中国越改越糟。刘东说，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启发良多，但他们缺乏对中国生活的切身体验，因此容易产生隔膜，难以与中国的复杂现实水乳交融。按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生活有着切身体验，这一点能够使他们在国际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某些留学生非但没有对于中国的复杂性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反而显得“学过西洋文法倒不会讲中国话了”。刘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留学生既不会以负责的态度检省西方的思想方法，也不会以负责的态度归纳和检证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只顾利用游戏色彩很浓的放言空论把治学活动糟蹋成了纯属私人行为的谋生手段。刘东在文章中批评这些放言空论的留学生说：“他们自度已经可以掉头不顾父母之邦强盛与否，一心只希图能在另外的国度里求得别人的认同。”
雷颐在《“洋径洪学风”举凡》一文中说，洋径洪学风的本质是，脱离社会历史经验，削足适履，把事实勉强塞进某种“理论”框架中。比如对“文革”时红卫兵美术的评论，某些评论者用后现代艺术、波普艺术的理论解释红卫兵美术，说红卫兵美术是“叛逆”美术、“颠覆”美术。实际上，红卫兵的本质恰恰不是“叛逆”和“颠覆”，而是觉得一元化镇压还不够狠，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来保证红色领袖的绝对权威，保证江山“万年红”。红卫兵美术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造反也是奉旨造反，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仗势欺人嘴脸，是西方后现代所没有的。红卫兵美术实际上是当时的官方美术，《毛主席去安源》获得官方巨大支持证明了这一点。雷颐说，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义和团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艺术，因为义和团团民经常身着戏装，自称关羽赵云进行战斗。再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由福柯的思想追踪到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而赞颂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称颂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怎么一跨过太平洋就忘了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雷颐说，当一些人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理论背后蕴涵的特定社会内容，简单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把西马、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所面对的西方间题幻化为中国的问题，结果反而使这种理论丧失了合理性。这里的教训在于，不能生搬硬套一种外来理论，更不能削足适履胡乱印证。
崔之元的回应短文《反对“认识论特权”：中国研究的世界视角》，没有正面讨论刘东、雷颐提出的问题，只是说中国像一部大书、一部奇书，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只有通过多视角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解读，才能揭示今日中国的丰富内涵和明日中国的潜在可能。崔之元说，刘东以是否具有“对于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为由，在文章中索取“认识论特权”，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甘阳的文章《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也没有正面回应刘东和雷颐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抓住刘东文章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做文章。甘阳说，刘东的文章把“如何才能了解中国”偷换成“谁才能了解中国”。刘东的答案是，只有“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因为“我们”具有对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凡不属于“我们”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都是“洋径洪”。甘阳认为刘东的文章表达了一种焦虑，即生怕别人拿走解释中国的权利。甘阳说刘东把自己想象成为对中国研究具有生杀大权的权威，对所有不属于“我们”的人关于中国的讨论横加扫荡。甘阳说，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中国，那就像一个工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工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工人阶级一样，乃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把“切身经验”作为排斥他人的依据，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便不能成立。甘阳批评刘东是井蛙观天，夜郎自大。甘阳说，中国研究是人人可以进入的，中国不是任何人可以占有的。
自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渐次展开。
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一是中国社会现状。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
二是腐败是怎样产生的。新左派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愈演愈烈。
三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思想，怎样看待“文革”,怎样看待人民公社。新左派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是积极的，人民公社也具有优越性。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
四是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
五是怎样看待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一边缘”理论，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人全球化，指出中国发展得益于全球化。
围绕这些问题论，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自由主义者由于从事这些活动而受到误解和压制。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
不过，秋风在2011年提出，目前自由主义已经呈现明显的颓势。这是他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的论述主旨。
秋风说，在当代中国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曾经是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支，但是目前已呈现明显的颓势。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之下，世纪之交进行的国企改革中，中国国有企业迅速缩小，诸多国企出售的过程“黑箱”作业，致使权贵侵吞国有资产，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权钱交易蔓延。由于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结果导致民众反对市场。这也是2003年由郎咸平出面反对国企改革从而引发一场大辩论的根源。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复杂的学理辩解不能为公众立即接受，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声望大跌，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日趋边缘化，给自由主义思潮带来负面影响。就领导层而言，当初需要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的主张并不买账。2003年以后，由于领导层已经获得经济增长的“秘方”,对经济自由主义者也逐渐冷淡。老左派和新左派遂乘虚而人，争夺信众。自由主义被迫寻找其他渠道推动变革，比如维权活动和加入基督教的活动，但是遇到巨大障碍，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从而再次陷入低潮。目前，在大学中，海归和本土新左派影响日盛，自由主义在大学曾经的主导地位已经消失。媒体倾向自由主义的局面，恐怕也好景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向左转成为国家主义者，与新老左派唱和，比如刘小枫和甘阳。总之，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也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这是自由主义第二次遭遇低谷。自2008年开始持续至今的欧美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遭受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也波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郑永年最近说，近年来中国左的势力上升，就道出了这一趋势的特点。不过，很多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自由主义经过激辩的淬火考验，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因而具有坚韧的力量。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波峰和低谷，也是正常的。
秋风认为，一些自由主义者总是说自由主义是外来的，这就使自由主义难以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创造上的贫弱，也是导致目前困局的原因。秋风说，要推进研究，使自由进入哲学和理论层面，揭示出自由也是中国传统，这样才能使自由本土化，使中国与自由合为一体，塑造出强有力的观念，达致对于自由的普遍信念，推动现实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
在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困难之际，80岁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9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颂。
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摘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1 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3、4页。
2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第132页。
3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4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5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第1-4页。
6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第15页。
7 朱学勒：《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第381页。
8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第289页。
9 徐友渔：《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第3页。
10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42页。
11 任剑涛：《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09页。
12 任剑涛：《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第107页。
13 秦晖：《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第117页。
压弯的树枝：狂飘突进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
一把双刃剑
我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
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飘，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社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态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1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边界不与国家边界重合，这就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中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2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愤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3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民族主义演化至今，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个人对集体完全驯服。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的。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诊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4
在中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民族意义，而且两个字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bluntehli.j.k）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这就是：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5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近代中国连续遭受西方侵略，亡国的利剑高悬在国人头顶。提倡五族合一的首要目的，是促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主义亦由此诞生。保国保种，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课题和最重大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