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亡国灭种的危险不复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付诸实现。
但是，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80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飘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激烈的反西方言论
何新最早在1990年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反击西方颠覆阴谋。萧功秦也在稍后提出，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资源。
《战略与管理》在1994年和19％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季羡林在1992年8月撰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从21世纪开始，东方文化将主宰世界。季先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说，西方国家要克服自身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思想资源。1994年创刊的《原道》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以上这些讨论，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徐友渔说，这是上层的民族主义。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据说发行300万册，骤然掀起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狂潮。徐友渔说，以此为标志，民族主义进入下层民粹层面。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遭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来的。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引起世界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的商业炒作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十余种“说不”著作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谁要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中国可以说不》的创意来自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1989年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的内容，是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和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困心理，改换成情绪化的顺口溜，挑动那些见世面不多、理性欠缺的年轻人脆弱敏感的神经。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人魔，“发炎红肿”。请看这本书提出的口号：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
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抵制美国货，不看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种非理性发泄方式，无疑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向美国靠拢，从而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该书还耸人听闻地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6那么，怎样评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他说，《说不》一书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和平与发展，需要对话、理解、合作与妥协，求同存异。动辄说不，不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中国是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
《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熊蕾、刘康等八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八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作者揭露说：“美国媒体只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等等。7
众所周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反对美国资产阶级。正相反，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说，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美国学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国未来将有可能进日粮食的问题。《妖魔化》一书说：“宣扬中国在下个世纪……会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对世界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这也是他们宜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8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中国粮食供求是否能长期保持平衡，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疑问。对布朗提出的间题，应该认真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斥之为敌意，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从各国进口粮食不是一个秘密。2010年还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以弥补需求，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书全盘否定美国电影，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地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这个电影角色不近女色，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但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四年时间拍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说：“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作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9
这些话，充满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美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也没有时间限制。事实上，30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报，就发表了近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以至于中国经济学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在2010年发表的《我不看〈参考消息〉》一文说，所谓《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
近来，甚至还有西方人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受到国人追捧。有些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产生一种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可以理解。《妖魔化》的八个作者当然有权利高涨自己的民族主义激情，但这股激情是否对中国有利，那就另说了。
2009年3月问世的《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人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对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的反应，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这本书发行了50万册。
请看这本书的几个要点：
它宣扬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
它规划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
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
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
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
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商战；
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然而，与《中国可以说不》受到热捧不同，这本书非但没有得到公众赞赏，多数媒体对此书甚至持嘲讽态度，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走形成熟。
吴稼祥在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批评这本书。
吴稼祥说，《中国不高兴》像早春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的是未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患，并发泄暴力。
吴稼祥指出，这本书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恰如王小东所说：“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10
总之，这本书的五个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在世界上展开征服式战争。他们说，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应该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在强国道路上扫清颓风。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五个作者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总之，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吴稼祥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增长，有些人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了，他们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的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的病态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简直是法西斯主义。
另有三位青年评论家，周筱赞、叶楚华、廖保平，在2009年6月合著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一书，揭穿《中国不高兴》的煽惑。
叶楚华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读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血液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一个大市场”。廖保平的补充也一针见血：“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11
周筱赞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这不是玩弄民众吗？
周筱赞指出，《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全世界去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比如王小东说，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王小东还说：“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12这些极富侵略性的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只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叶楚华说，与这本书互相唱和的，还有中华网、铁血网等利用民族主义愤青牟利的网站，经常有针对性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提供愤青发泄和意淫，从而增加知名度和流量，以此捞钱。
2010年1月出版的另一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引起关注。作者摩罗早前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转身变成一个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
摩罗告诉人们，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是地球的顽症，中国文化必将拯救西方病。“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建立起世界政府。”13
摩罗说，那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统统是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重点批判的，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摩罗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
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而今却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的洋奴。摩罗给他们加上的罪名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14
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已经死了。
比如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
比如蔡元培。他在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15
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摩罗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现出来。”16
最后，事情演变成只要是反对英美，就统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难怪摩罗热烈地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敬佩的。”（摩罗采访录，广州《南都周刊》2010年3月5日）摩罗还肯定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勇于挑战英美的霸权！（参见《中国站起来》前言）这样的民族主义，岂不是走火入魔太甚？
摩罗，这位曾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一度曾皈依基督教。现在，他的图腾却是国家。他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重合了。他这样定义爱国主义：“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全看它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17原来是非善恶、圣人恶魔都无所谓，也不再有什么道德判断尺度，一切都看对国家有利没利。摩罗称赞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道理全在于此。
至于摩罗何以发生这样的转向，许纪霖写了一篇长文《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对此作了分析。该文在《读书》2010年8月号、9月号连载。许纪霖的意见是，摩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几次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
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
1999年11月，房宁、王小东、宋强等人合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封底广告说：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知识界又一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感情所进行抉择。
此书的要点，一是反对全球化，二是提出中国需要光荣孤立。
先看第一点。此书书名中的“全球化阴影”就表达了作者的批判意向。这本书的结论是：
“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者输家的角色。”18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落人发展的陷阱。”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持续起飞30多年。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2010年9月20日说：“巴西是新兴的世界强国”。美国欧盟2010年9月20日联合发表“2025年全球治理”的报告说，印度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当然，“金砖五国”中还有俄罗斯和南非。稍早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事实表明，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陷阱，中国的发展也不是梦。那些抓住机遇，实施了恰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机会，也收获了丰厚的利益。
再看“光荣孤立论”。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欧盟、日本之间的矛盾，连俄罗斯也不可靠。因此，“中国应该做好光荣孤立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不是要回到过去“自力更生”的局面吗？这一番言论提示我们，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会导致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
让我们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19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讲话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二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0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21
邓小平这些话实为黄钟大吕，一语中的。如果按照《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指的路走下去，会不会又一次“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2000年5月，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彻底否定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中国周围，打倒美国英国。
杨斌说：“美英操纵国际权威机构大肆鼓吹的全球化，是指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剥夺和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放弃政府干预政策，任凭自由市场调节，拆除一切阻碍商品、资本、信息流通的障碍，促使西方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不受约束地摧毁和控制当地民族工业，加深不平等的经济分工和贸易交换关系……全球化造成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仅有少数富人和跨国公司是受益者，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摧毁……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进程的说法，纯粹是蓄意编造的一派胡言。80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才成为捍卫资本自由的工具。”22
杨斌说：“美英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乃是为了以软战争打开弱国大门，推行新殖民主义，重新征服并控制全世界。”
怎样看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杨斌认为，加入世贸组织“等于穿上了一件紧身囚衣”,“美国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杨斌说：“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冲击增大，很可能导致众多行业的市场进一步萎缩，各种类型企业陷入更大的经营困境，甚至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触发经济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难增加出口，一旦大量进口和外资涌入中国，许多行业如汽车、冶金可能遭受沉重打击，巨额投资和银行贷款将成为坏账，牵连到相关的机械、钢铁、化工等行业，生产过剩和经营困难可能进一步加剧。”“入世后农产品市场过度开放，可能导致大批农民陷入困境。”
杨斌说，全球化和世贸组织都是美英向全世界发动软战争的利器，其破坏力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杨斌认为，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也是实现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阴谋的一部分。
怎么办呢？杨斌多次在书中呼吁：“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争取形成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200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还出版了韩德强的《碰撞》一书，推销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关键年，《碰撞》用主要篇幅阻挠中国入世。
首先是全球化问题。韩德强说：“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人，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韩德强还说：“全球化不仅是竞争激化的必然，还是美国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的一个重大阴谋。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23
再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韩德强发挥他的想象力，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极端恐怖的大灾难。
他说：“一旦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那么中国农民就有可能买不起油盐酱醋，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将不得不流向城市。那时候的城市义将怎么样呢？大量的工厂企业将关门大吉。”
他还说：“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连律师、会计、城市规划、电影院、快递服务等等都要占领，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明天我们到那里去挣钱……若干年以后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破产，存款变成废纸，人们也许就可能买不起汽油了。”
“全国大多数企业，无论是国企、乡企还是私企、民企，就都将倒下。”
韩德强也仇恨亚当·斯密。他说：”‘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的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把强者的利益普遍化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为强者所作的精致辩护。因此，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从本质上讲就不是科学，而只是市场经济的宗教。”
结论是什么呢？韩德强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与杨、韩两位语言相反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2001-2007年，并没有出现大灾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德强先生是否应该为他错误的恐吓向读者道个歉呢？
战争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
2010年1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梦》一书引起国际舆论注意。作者是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该书有个副标题：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
书中说：“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国际社会过去没有和平崛起……中国必须军事崛起”。又说：“中同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遏制战争中崛起”，还强调“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作者说：“中美两国对决21世纪”,”21世纪中国和美国新一轮冠军国家竞争”,“新的冠军国家的崛起必须通过和老冠军国家的武力对决”。“中国只能通过战争来捍卫国家崛起的权力，突破霸权国家的武力遏制、战争遏制，实现战斗崛起。”24这些话留给国际上的印象，等同于跟美国开战。
这本书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也很明显，比如作者说：“中国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确立在世界的领袖地位，发挥对国际社会的引领作用。”“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
刘明福在该书出版之后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广东的《同舟共进》2010年6月号发表薛理泰、赵刚的文章《〈中国梦〉：书生论政误苍生》，对这本书进行了剖析与批评。
薛理泰、赵刚说，近年来，类似《中国梦》这样的著作和讲话不断问世，在网络上获得喝彩。相反，持稳健态度的学者的不同意见在网上遭到责骂，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在客观上，只能为“中国威胁论”添砖加瓦。凡此种种，说明近年来在国力飘升的情况下，民间乃至官方变得飘飘然，都是一个“飘”字，自我膨胀，由表层浸润至内核，这不是中国之福，而是为害不浅。
薛、赵的文章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刘明福等人大多数是政工出身或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军界人士。他们在敏感时刻奢谈全球战略，动辄笔走偏锋，喜走极端，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古今中外，动辄开口说打仗的有三类人，一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人，二是觉得本人或子女不会在战场上丧命的人，三是人云亦云的人。中国格言说：“善战者不言战。”历代名将并不好战，并尽最大努力引导国家避免战争。刘伯承元帅在家中观看战争电视或电影时，不屑看或不忍看战争场面。书生论战，或能争得名声，但非国家之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如今，正值中国要打点精神应对全方位挑战之际，岂能由纯然的政工干部在大战略问题上随便放出向美国开战的言论？
薛、赵指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过去30多年，究竟谁是贯彻“韬光养晦”的受益者？是中国。现在中国崛起未竟，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是第一强国。中国作为急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假如能够稳定中美关系，那么在将来，谁是两国稳定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还是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要继续韬光养晦。
薛、赵说，刘明福等人的言论不但引起美国关注，而且也让俄罗斯警觉。前不久，俄军在代号“东方”的最新演习中，远东军区装甲兵、特种兵和空降兵实施秘密打击计划，显然剑指中国。毋庸讳言，俄军也对中国崛起戒心重重。如果我们对若干军人未经授权擅自发表好战言论不及时纠正的话，有朝一日量变导致质变，中美关系逆转，波澜可能会牵动中国所有周边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在内。那个时候，中国可能陷入全面被动，这是明眼人都很清楚的。
空军上校戴旭的《c型包围——内外忧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2010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2030年中国将面临被肢解的命运。
戴旭有时很冷静，甚至很悲观。他在书中说，很多学者津津乐道中国的gdp，其实是自己麻痹自己。那个死数字根本不包括教育普及、政治昌明、工业发达等真正强国的内容。中国经济主要是低技术，支柱产业是房地产和烟酒。中国满街跑的汽车，没有一台发动机是中国自己制造的。我们所有的核心产业几乎都是空心产业。所以中国的经济优势根本不能转化为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美国的gdp构成是高科技，全部都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综合各种指标来看，中国比美国至少落后100年。即使再过一二十年中国造出航母，也只不过达到美国二战时候的水平。美国在二战四年中造出160多艘各种航母，中国差得太远了。更严峻的是，美国具备了经济、技术、精神三种强国要素，而当今中国腐败猛如狮虎，贫富分化，缺乏公正，权力滥用不受制约，正像穿了一双充满沙石和利刺的鞋子，不能远行。不但不能远行，还可能发生内乱。中国不称霸是因为称不了，没这个实力，也没这个条件。中国顶多能成为地区大国。中国要实事求是找准自己的定位。硬说自己是世界大国，是没有历史常识和政治常识的表现。另外，中国在国际上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戴旭认为，中国不能独立于世界进程之外，另外自创一个文明体，中国必须遵循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他所说的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当然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戴旭批评当前中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鹦鹉学舌，味同嚼蜡。压制思想的做法禁锢着人们的思维，捆绑着人们的手脚，窒息了人们创新的可能。戴旭在书中多次引用晚清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对曾国藩预言大清命运时所说的一句话：轴心一烂，土崩瓦解，大清最多还有50年。曾国藩闻此，直言说盼着快点死。戴旭说他自己和曾国藩当时的心境完全相同。戴旭认为，最令人痛心的是中国内部腐败。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官场追名逐利，两只眼睛只盯着权位和女人。学界掩耳盗铃。民风委靡，厌战怯战。这些都是中国的肿瘤。
戴旭在书中所说的2030年中国将被占领、瓜分、肢解，引起颇多质疑。
戴旭说，美国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帝国。美国认为中国阻碍美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把中国视为敌国，压制和打击中国，三管齐下。一是运用经济和资本的力量控制中国。戴旭说中国有28个产业，被美国控制了21个。美国还通过出售债券拿走了中国的钱。二是对中国实行外交钳制。美国通过多种手段拉拢各国，使中国陷入孤立。日本和美国有军事同盟自不必说，韩国、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站到美国一边。如今东南亚成为美国政治属地，越南亲美程度超过亲华。缅甸也向果敢地区的华人挥舞屠刀，意欲倒向美国。美国控制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联合军演。印度和美国越走越近。蒙古悄悄靠拢西方，连朝鲜内心也想和美国搞到一起。台湾的“台独”势力力图脱离中国。中国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三是在中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建立第五纵队。总之，美国包围中国的态势已经完成。
戴旭说：“我认为中国不可能逃过战争的劫难，而且这个劫难就在不远的未来，最多10-20年。”25他认为，2030年，正好是美国及其他列强的新型高科技军队打造完毕，战刀出鞘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泡沫破灭之日。在10-20年之内，美国及其盟友就会动手，或是直接出兵台湾，或是出兵中国的西南西北，瓜分中国，肢解中国，开始对中国大屠杀、大哄抢。
戴旭说，战争的鼓点一天天急骤起来，怎么办？他提出的对策是，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御敌于国门之外。空军应准备在4000公里之外的空中进行拦截战争，摧毁敌人空中力量。中国军队要准备跨国作战，到海外驻军。特别是要在南沙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要通过必要的军事冲突遏制相邻国家的战争冲动。“正义的合法的战争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26“战争可以改善地区态势……战争可以促使新型军队尽快成型，可以拉动经济，战争是达成和平的捷径”。27《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8日发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的文章《众人皆醉君独醒？》，批评了戴旭的观点。沈骥如说，实际上，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美国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说，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只能维持到2020年。如今，国际事务中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了。“金砖四国”的兴起，包括11个新兴经济体的g20集团，正在分享国际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迅速提升。在这样的格局下，美国不可能在攻打中国这样的问题上肆意妄为。
《同舟共进》2011年11月号发表赵刚、薛理泰的文章《消祸于未形，防患于未然》，分析了中美关系。文章说，美国遇到经济困难，久久不能脱困。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苦不堪言。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穷巷苦斗，伊朗核危机又十分棘手，何苦另辟战线与中国交战？美国在财力上也承担不起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的战争。美国急需的是疗伤复原，与中国和平共处符合战略思维逻辑。当然，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实行明智而稳健的对策，也十分重要。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是战略思考的佳作，在西方战略界反响很好。马晓天副总长也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收到良好效果。和平发展的思想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决策。中国应该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高速发展是福不是祸，是机遇不是威胁。对于中国来说，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长期国策，但影响中国发展的内外因素并不全都掌握在中国手中，在各种因素快速切换和互动的过程中，逞匹夫之勇，与美国和西方进行战争较量，后患无穷。
上面简要评介了近年来九本著作，类似内容的书籍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而且，只有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才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秦晖认为，很多人打着民族主义这个旗号，其实是假的，背后的利益计算极为精细。比如义和团，就是猴精猴精的一帮人。如果义和团真的相信刀枪不人，西什库教堂那个地方绝对没有打不下来的可能。清军跟外国人打仗基本上是拼命的，提督总兵参将副将不知死了多少人，但义和团的大师兄，哪一个是死在战场上的？没一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前一天，北京还有几十万义和团团员，八国联军一打进来，他们撒腿就跑，连影子都没了。这些人唯一的本事是什么？是欺负中国人。这些人大概杀了几百个洋人，但是杀了7万多中国人。你跟我有点仇，我就说你是二毛子，杀了你，然后抢你的财产，就是这么回事。所谓的反洋教主要就是整中国人，杀中国人，自己人杀自己人。
还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涵盖公民精神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与公民精神背道而驰的。由于在历史上鼓吹民族主义的后面紧随着的常常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其抱有怀疑态度是很自然的。即使从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来考虑，民族主义也不宜提倡。而民主主义则是包括了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乡土自治主义等诸多观念和内容，它是贯通古今联合中西，在当代能够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弘扬民主主义，加快民主进程，还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
何亮亮在凤凰卫视说，日本扣留我国渔船渔民，我们当然要提出抗议据理力争，这没有问题。但是，若干城市青年人上街砸日本餐馆，砸中日合资生产的轿车，这种暴力行径就有问题了，抵制日货更没有道理。
2009年，俄罗斯也扣留了中国轮船“新星”号，更严重的是还开炮杀死好几个中国船员，为什么没见有人上街抗议呢？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态度之恶劣，众所周知。比如反对建唐人街，大规模驱赶华商，在莫斯科公然没收盗窃几十亿美元华商商品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近来各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也没见有人上街抗议。由此可见，并不是谁做了对中国人不好的事情就抗议谁，而是经过仔细挑选，排外锋产只指向美、日、法，这里暗藏的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正像秦晖所说，这就暴露出民族主义的虚假了，愤青们实际上是被利用的。
《南方周末》评论家郁烈山说，煽惑民族主义的某些人实际上是“爱国贼”。这个评语也许尖刻，但却击中要害。
1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3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第4页。
3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第24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91页。
5 转引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95页。
6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第147页。
7 李希光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1、12页。
8 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132页。
9 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16、21、54、131页。
10 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第136页。
11 周筱资等著《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2009，第110页。
12 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第99页。
13 摩罗：《中国站起来》，第255页。
14 摩罗：《中国站起来》，第23页。
15 转引自摩罗《中国站起来》，第26页。
16 康罗：《中国站起来》，第17、21、22页。
17 转引自摩罗《中国站起来》，第74页。
18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第269、296、273、296、334、5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22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第309、310、311、294、295、296、300、309页。
23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韩德强《碰撞》，第306、307、308、314、5、6、18、112、116、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