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全球一家重要科技企业的高级副总裁告诉我，他每周花在开会上的时间多达35个小时。这些会议消耗了他太多的时间，使他每月甚至连一个小时都抽不出来规划一下自己的事业，更不用说带领他的团队再上一个新台阶了。他没有给自己留出空间来讨论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究竟该干些什么，而是把时间消耗在了没完没了的业务报告和沉闷乏味的跨职能会议中，这样的活动往往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在评估事情的重要性之前，你需要探索一下自己的选项。非精要主义者往往对最新的想法做出反应，飞快地抓住刚刚出现的机会或是回复最新接收的一封邮件。精要主义者则会选择给自己创造探索和思考的空间。
留出空间，设计人生
我在斯坦福大学哈索普莱特纳设计学院（The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工作期间，深刻领悟到了留出空间用以探索的价值。有一次，我走进一间教室，在那里我要讲授一门课程。我最先注意到的是那间教室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椅子，只有一些泡沫立方体充当座位，我很快就发现那些所谓的座椅坐上去很不舒服。就像设计学院里的一切东西一样，这也是一种设计。它的设计初衷是：因为这些立方体坐起来很不舒服，学生们坐几分钟后就宁愿站起来，四处走走，相互认识，而不仅仅只认识坐在自己两侧的同学。这就是设计的关键理念所在。学院就是利用物理空间来鼓励社交和思考方法创新的。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学院还建立了一个名为“黑色隔间”的隐藏空间。这是一间小屋子，故意设计得只能容下1～3人藏身。屋子没有窗户，完全隔音，而且被有意地去除了一切会分散注意力的因素。史考特·多利（Scott Doorley）与史考特·威硕夫（Scott Witthoft）合著的《制造空间》（Make Space）一书指出，这个“黑色隔间”“连低技术含量都不具备，简直就是无技术含量”。它在一楼隐蔽地存在着。就像多利和威硕夫指出的那样，它不通往任何地方。思考，是人们去那里的唯一目的。有了这样一个思考和聚焦的空间，学生们得以后退一步，看得更清。
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对“焦点”一词有着错误的理解。就好像对“选择”一词的理解一样，人们习惯于将焦点视为一种事物。是的，焦点的确是我们的拥有物，但它（聚焦）同时也是我们的行为。
我说的焦点，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我们要挑出一个问题或一种可能性，然后很痴迷地思考它，而是要创造一个空间，来探索一百个问题和一百种可能性。精要主义者关注眼睛聚焦的方式，不是死死盯住某事，而是根据视野的变化进行不断地调整和适应。
在设计学院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在另一间没有座椅和桌子的房间里，从地面到天花板都是白板，上面贴满了各种透明便利贴），我见到了杰里米·厄特利（Jeremy Utley）。他同我一起合作开发过一门新课程的雏形，有一次他突然灵光一现地称这门课为“设计你的精要人生”。
这门课的唯一目的是给学生们打造一个空间，用以设计他们的人生。每星期，它都会给他们的思考提供一个计划好的理由。这使他们被迫关掉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让自己的头脑开足马力地思考。练习经过深思熟虑后将最精要的少数从很多好东西中识别区分出来，这是他们的作业。其实，要培养这样的习惯未必一定要在设计学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更多的机会。
留出空间，专注探究
我认识一位经理人，他聪明机敏而又干劲十足，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经常分散注意力。在任何时候，他都离不开Twitter、Gmail、Facebook和其他各种即时聊天工具。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分心物的空间，他曾一度让他的行政助理拔掉了他电脑上的网线。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上网办法。因此，每当他要竭力完成一个特别重要的大项目时就不得不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丢下手机，去一家没有上网条件的汽车旅馆办公。过了几乎与世隔绝的8个星期后，他才得以完成项目。
这个经理人居然被逼得要采用这样的方法，我对此感到有些遗憾。然而，他的手段固然有点极端，但目的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深知，唯有思路不受打搅和干扰，才能达到个人贡献峰值，因此他努力创造这样的空间。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例子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些启发。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一书上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这些定律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突破，奠定了接下来3个世纪的科学思维，而这段几乎与世隔绝的研究岁月所具有的重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S.Westfall）这样写道：“在牛顿名声大振的时候，有人问他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答案就是持续地思考……’他一旦要思考什么，就持续地思考，也就是排除一切杂念或是几乎排除一切杂念地思考。”换句话说，牛顿创造了进行高强度专注思考的空间，而这种不受打搅的思考空间使得他对宇宙间最基本构成要素的探索成为了可能。
深受牛顿的启发，我采取了一种相似的，但也许不那么极端的方法来写作这本书。每周5天，每天从早上5点到下午1点共8个小时，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专心写作。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规则是：直到下午1点前，不收发电子邮件，不接打电话，不安排约会，拒绝任何打搅。这样的状态也并不是总能实现，但是这种规则却产生了奇效。我设置了电子邮件自动回复，向对方解释在本书完工前，我将一直处于“修行模式”。这种方法给我带来的自由，怎么高估都不为过。通过创造空间来探索、思考和写作，我不仅提前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而且更好地支配了剩余的时间。
这看上去并不难理解，但是你有多久未从忙忙碌碌的一天里专门抽出时间，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不是指你每天早晨上班路上抽出5分钟来列一个今日必做的事项清单，也不是指你在开会时溜会儿号琢磨琢磨手头的那个项目该怎么做。我指的是，有意识地留出没有分心物的时间和没有分心物的空间，除了思考，绝对不做任何别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充斥着各种玩意儿，人们受着过度的刺激，因此，毫无疑问，如今要实现这样的专注思考已是难上加难。Twitter公司的一位领导人曾问过我：“你还记不记得无聊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再也不会出现了。”他说的一点不错，也就是在几年前，如果你因为航班晚点而被困于机场，或者在候诊室等待时，你可能会坐在那儿，发呆发愣，百无聊赖。然而现在，所有在机场候机的人和在候诊室里等待的人都会选一样高科技工具，死死地盯着不放。当然，没有人会喜欢无聊，然而一旦所有无聊的机会都被剥夺殆尽，我们也同样丧失了可以用来思考的时间。
还有一种悖论需要人们去面对：工作节奏越快、越繁忙，就越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中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以思考。世界变得越喧闹，我们就越要开辟出一片可以安静反思的空间，真正实现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忙，你依然可以从工作日中切出一块专门用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比如，领英首席执行官杰夫·韦纳（Jeff Weiner），他每天都从自己的工作日程表中留出两个小时的空白，什么工作都不安排。因为接二连三的会议使他几乎没有时间来思考身边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便养成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惯例。刚开始时，这像是一种自我放任，而且还有浪费时间之嫌，但他最终发现这是最具价值的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将之视为一种黄金法则，保证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一天，而不是成为这一天的奴隶。
他向我解释说：“有那么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情况特殊，我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开会，不是在参加电话会议，就是在各个会议室里。我清晰地记得，就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我想到自己对那一天的工作毫无发言权，而是任凭工作摆布时，自己非常沮丧。但是，那种沮丧的感觉很快就被一种感激之情取代了，因为自从我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方法以来，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出现沮丧感的一天。”
这样的空间让他能够专注于思考最基本的问题：公司未来3～5年的状况如何？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完善一个已经很畅销的产品，或者处理客户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竞争优势怎样扩大，而竞争劣势又怎样消弭？与此同时，他也利用这个空间来进行情感上的充电，让自己在问题解决模式和作为领导者而被期待的指导模式之间自如转换。
留出空间于杰夫而言，意义不止于一种惯例，而是一种更宏大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他亲眼目睹过盲目贪多求全给公司发展和高管生活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留出空间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口号，也不是一个时髦词汇，而是一种哲学。
留出空间，阅读思考
比尔·盖茨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灵感。他经常性（而且是众所周知）地从日常工作中抽出一个礼拜时间，仅仅是为了思考和阅读。我曾参加过一次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总部举行的关于比尔的问答会。凑巧的是，他当时刚刚结束了最近的一次“思考周”。尽管我之前已经听说过他有这样的惯例，但是并不知道原来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并且一直坚持着，甚至在微软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也不曾间断过。
也就是说，在公司发展史上最繁忙、最迅猛的时期，他依然为自己创造时间和空间，每年安排两次什么也不干的一周，专门用来阅读文章（他的最高纪录是112篇）和书籍，学习新技术，勾画更远大的图景。现在，他仍然从自己日常的基金会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思考。
留出整整一周似乎有点奢侈和不可能，但是在每一天都享受一点点“思考周”，办法还是有的。我发现有一种做法很有用，也很简单，就是用每天的第一个20分钟来阅读经典文学（不是博客，不是报纸，也不是最新的海滩小说）。这种做法不仅打消了我以前一醒来就要去查收电子邮件的冲动，而且使这一天有了中心任务。这种阅读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回想起了很多重要的主题和理念，其中的精要和华彩足以抵御时间的考验。
我偏爱励志文学，这种选择有点个性化，但要说到感兴趣的，则有以下这些：《禅宗，非理性的理性》《孔子的智慧》《摩西五经》《圣经》《道，知与不知》《古兰经的深意》《人如其所思》《甘地典藏》《瓦尔登湖》《摩门之书》《沉思录》《奥义书》。可读的书很多，只要保证选择的书写于我们这个过度互联的时代之前，并且具有永恒价值即可。这样的书籍能够激励我们去颠覆关于“何事最重要”的种种固有见解。
不管你是每天花2个小时，还是每年花2个星期，或者甚至只是每天早上花5分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创造一个空间，让自己从忙碌的生活中抽身退出。
●为自己创造探索和思考的空间。
●适时抽身，退一步看清局势。
●用每天的第一个20分钟来阅读经典。
CHAPTER 05
LOOK
See What Really Matters
要素二
审视，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
知识，
那丢失在信息里的知识，
要到哪里去找回？
——T.S.艾略特
已故作家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最出名的作品包括《西尔克伍德》《西雅图未眠夜》《当哈利遇见莎莉》，每一部都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作为作家和编剧，艾芙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她捕捉故事精华的能力——这一技能是她早年当记者时练就的。但是，在高强度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对艾芙隆影响最深远的一课，还要追溯到她的高中时代。
查理·西姆斯（Charlie O.Simms）在比弗利山庄高中教一门新闻学课程。开课第一天，他的讲课和艾芙隆上过的任何一门新闻学课程并无二致，也是解释“导语”这个概念。他解释说，一个导语必须包含这篇新闻作品的“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这些要素，这些正是最重要、最精华的信息。然后，他给大家布置了第一项作业：为一个故事写一段导语。
西姆斯先提供了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一些事实：“比弗利山庄高中的校长肯尼斯·彼得斯今日宣布，比弗利山庄高中全体教员将于下周四赴萨克拉门托参加一场有关新型教学法的学术讨论会。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以及加州州长埃德蒙·杰·布朗将到会并发言。”
学生们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努力要跟上老师的节奏。然后，他们纷纷交上了自己的“急就章”导语。这些导语每一篇都试图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概括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这些要素：“玛格丽特·米德、梅纳德·哈钦斯及加州州长布朗将向全体教员发表讲话，主题是……”“下周四，高中全体教员将……”西姆斯检查了学生们写的导语，然后把它们放到了一边。
接下来，他告诉学生们，所有人写的都不对。他说，这个故事的导语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本周四不上课”。
“在那一瞬间，”艾芙隆回忆说，“我懂得了，新闻学不仅仅意味着要反刍事实，而且还要把握重点。弄清楚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地方和为什么这些要素是不够的，还要理解这篇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为什么重要。”艾芙隆还补充说：“他教我的某些东西不仅适用于新闻工作，也同样适用于生活中。”
在每一组事实中都隐藏着最重要的信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知道，要找到最重要的信息，不仅需要研究这些信息，而且还要找出信息之间的关联（我的本科专业是新闻学，所以我对此高度重视）。这就意味着要使这些关系变得清晰明了，同时也意味着要在各部分综合的基础上构建整个故事，而且还要理解这些不同的信息碎片如何整合才能对每个读者具有意义。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不只是简单地传播信息，他们的价值在于发现那些对人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你是否也曾感到怅然若失，迷惘于究竟该关注什么？你是否也曾面对信息轰炸不知所措，纠结于这些信息该如何使用？你是否也曾对各种要求感到头晕目眩，不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你是否也曾在工作或家庭生活中未抓住要领，而等到发现错误时，已为时过晚？如果是，那么接下来的精要方法将会非常有价值。
把眼光放在大局上
1972年12月29日，美国东方航空公司（American Eastern Airlines）401号班机在佛罗里达埃佛格雷沼泽地（Everglades）坠毁，导致100余名乘客丧生。这是首次宽体客机失事意外，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之一。事故调查者们后来惊愕地发现，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这架飞机的操作状态完全正常。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当时这架洛克希德飞机正准备降落，副驾驶艾伯特·斯托克斯蒂尔（Albert Stockstill）注意到了起落架状态指示器——一个小小的绿色指示灯没有亮起。但实际上起落架已经放下，有问题的是指示灯，而不是起落架功能。然而，由于机员们过度专注于起落架问题，导致他们未能注意到自动驾驶仪已经失效，到发现时已经为时过晚。也就是说，导致灾难的原因不是起落架，而是机员们忽视了更大的问题——飞行高度在下降。
如果你以新闻业为终身职业，那么不要再过多关注不重要的小细节，要把眼光放在大局上。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甚至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都可以把新闻记者的这种技能应用其中。通过训练自己寻找“导语”，你会突然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已经忽略的东西。你不仅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个点状事件，而且还能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到各种趋势。你将不再对各种事实作出反应，相反，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大事件上。
倾听话外之音，领悟言外之意
我们本能地知道，没人有能力研究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每一条信息。要分辨出什么值得研究，我们必须自律地调查和筛选所有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冲突的事实、选项和观点，它们都很渴望得到我们的重视。
最近，我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一起讨论，如何从吵吵嚷嚷的无用信息中过滤出真正重要的信息。在见到我之前，他已经就自己正在撰写的专栏文章同几位消息人士进行了午餐会谈。其中一人起初以为，弗里德曼不会注意到餐桌上的各种插科打诨。但是，他其实是在听着的。午餐会上的所有交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只是在滤掉所有那些不能真正抓住他注意力的信息。然后，为了把分散的信息整合联系起来，他提了很多问题，但仅仅是针对那些激发他兴趣的信息而发问。
正如弗里德曼后来同我分享的一样，最优秀的新闻人，要听的是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在午餐会上，他一直在听的不只是那些谈话中正题以外的东西，他听得更多的是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精要主义者都是出色的观察家和优秀的听众。他们深知，取舍的现实意味着自己不可能关注一切，因此他们会特别留意倾听话外之音，领悟言外之意。就像《哈里·波特》里著名的角色赫敏·格兰杰（Hermione Granger，她不可能是精要主义者，这一点我赞同，但是精要主义者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所说：“实际上，我擅长逻辑思维，这有助于我透过无关细节，抓住别人忽略的那些关键信息。”
非精要主义者也不是不听，但是他们听的时候，总想说点什么。他们会因为无关的噪声而分心，而且太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他们听到的，是最大的那个声音，但得到的，却是错误的信息。由于急于做出反应，他们抓不住要领。结果，套用刘易斯（C.S.Lewis）的一个隐喻，这些非精要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像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拿着灭火器跑来跑去，弄错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在纷纷扰扰的现代职场，身边各种喧闹的声音企图把我们扯向四面八方，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求人们要学会抵御海妖之歌的诱惑，集中精力关注新闻标题。运用以下几种方法，你也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不对外挂牌的新闻记者。
培养“新闻记者”的四种方法
1.写日记，成为自己人生的记者
显而易见，“journal”（日记）和“journalist”（记者）属于同一个词根。“记者”一词，按其字面的意思，指的是写日记的人。因此，要成为自己人生的记者，最明显而且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写日记。
人是一种健忘的生物，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我甚至还想说，这种健忘相当惊人。不信吗？
要是不信，你现在就可以测试这种说法的对错，只要回忆一下你自己上上个周四晚餐吃的是什么即可，再不行就问问自己三个星期前的那个周一参加了哪些会议。如果你不是太另类的话，那么你的脑中将会是一片空白。日记就像一个存储设备，当我们的大脑硬盘驱动出错时，它将提供备份。有人曾对我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用一种违反直觉却很有效的方法：实际写下的要比想写的少。当人们开始写日记的时候，通常都会在第一天洋洋洒洒写下好几页。到了第二天，一想到要写那么多，就会气馁和却步，因此他们往往会拖延或者干脆就不写了。所以，在写日记时也应追求“更少，但更好”，在没有养成写日记习惯的时候，就不要写得太多。
我还想建议的是，每隔3个月，花1小时读一读这段时间里的日记条目。不要过于关注细节，比如3个星期前的预算会议或是上周四的意大利面食，而是要着眼于更宏大的图景或趋势。要捕捉标题，寻找自己每天、每周的生活中的导语。微小的、不断增加的变化一时很难发现，但是久而久之，就能产生累积效应。
2.实地探索，认清问题本质
简是一家设计学校的“终端支付能力设计”课程的团队成员之一。这个课程给他们的挑战是设计一个婴儿保育箱，成本必须是一般保育箱成本（20000美元）的1%。简说，在发展中国家，“有4百万低体重儿在出生后的前28天内死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脂肪来调节体温”。
如果他们将这个项目仅仅视为一个成本问题而草草上马的话，可能已经制造出了一种便宜的塑料保温箱——看上去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但结果是他们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煞费苦心地寻找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去尼泊尔目睹了问题的严重性，发现80%的婴儿不是在医院出生，而是在家里，那里还是缺电的农村地区。这样，团队真正的挑战就变得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创造某种根本无需用电的保温箱。有了这种关键性的认识，他们开始认真地解决手头的问题。最终，简和她的另外3名团队成员创立了一个名为“怀抱”的非营利公司，并创造了“怀抱巢”，它使用一种能在水里加热的类似蜡的物质，然后将这种物质放在一个类似豆荚的睡袋里，可以用于婴儿保温达6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通过深入实地探索，充分研究问题，他们得以进一步认清问题的本质，聚焦于最重要的细节，并最终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3.捕捉不正常与不寻常
玛丽亚姆·西曼（Mariam Semaan）是一位来自黎巴嫩的获奖记者。她最近完成了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约翰·奈特新闻奖学金（John S.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研究项目，专门研究媒介创新和设计思维。我请她分享一下她的专业秘诀，即她多年来透过众声喧哗的表象直抵故事真正内核的经验所在。她给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回答：寻找导语和捕获重要信息的能力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你需要的是理解。要汲取故事的精华，需要深刻理解它的主题和语境，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去俯仰观察，需要找出它和其他领域的关联。因此，她会读遍所有相关的新闻，努力找出其他报道忽略或关注不够的信息。“我的目标，”她说，“就是掌握故事的‘蜘蛛网’，因为它能让我捕捉到‘不正常’或‘不寻常’的细节和行为，它们与故事的自然发展进程格格不入。”
玛丽亚姆说，找到“一个给定故事的不同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给主题带来新意，使之变得新鲜新颖、与众不同而又发人深省”。她采用的技巧之一是角色扮演：让自己站在故事中所有角色的位置上，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动机、理由和立场。
4.走出逃避推诿的怪圈
任何人，只要看过那些精通权术的政客如何接受采访，就都会知道这些人在答非所问方面，接受过多么登峰造极的培训。规避棘手的问题，对所有人都有诱惑力。通常，给一个模棱两可、漫无边际的回答，要比搜集必要的事实和信息来做一个考虑周全而有根据的回答要容易得多。但是，逃避推诿会导致一种不必要的恶性循环，那就是更严重的模棱两可和信息失真。要走出这个怪圈，办法之一是明确问题。
赛富时公司（Salesforce）的高级副总裁伊利·科恩（Elay Cohen），曾与其他5名队员组成小组，挤在一间闷热的宾馆房间里。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他们将和另外5个小组一起进行一场商业模拟竞赛。他们的任务是回答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假定的管理状况的问题。计时器已经开始计时了，但伊利的团队却还无法开始。因为每一个提出的答案都引发了更多的观点和评论，这样一来，原本应该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解决问题的练习，却很快演变成了一个枝节横生、混乱无序的辩论。当时，我在观察和指导他们的队伍，这种情形出现15分钟后，我让他们停了下来，并问他们：“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每个人都很尴尬地停止了争论，但是没人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有个人作了一个不相关的评论，随后全组又开始了离题万里的辩论。
我中途介入并再一次提出了我的问题，如此往复。最后，小组停止了辩论，并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究竟想要实现哪些目标，以及要实现这些目标真正需要作出的决定有哪些。他们停止了讨论，费力地梳理了所有随意抛出来的想法和观点，倾听潜藏于其中的主题和能让这些主题产生有机联系的重大构想。然后，他们终于走出了“晕动症”的状态，获得了一些进展。他们选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必要的决定，并划分了职责。最后，伊利的团队大获全胜。
●放眼全局，而不是纠缠细节。
●去粗取精，自律地调查筛选。
●写日记，成为自己人生的记录者。
●实地探索，认清问题的本质。
●捕捉不正常和不寻常的细节。
●明确问题，走出逃避推诿的怪圈。
CHAPTER 06
PLAY
Embrace the Wisdom of Your Inner Child
要素三
游戏，拥抱内心孩童的智慧
最有智慧的人，会时不时听点儿废话。
——罗尔德·达尔
在经典音乐剧《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的结尾处，性格暴燥而又沉闷的班克斯先生回到了家里，他已经被“解雇了，下课了，扔到大街上了”。但是，他看上去却绝对是一反常态的快乐，快乐到女仆认为他已经“不正常”，他儿子甚至认为“这听上去不像是自己的父亲了”。的确，当这位父亲给孩子们拿出那个修补好的风筝，并开始唱“让我们放风筝去”的时候，他几乎变了个人。离开了枯燥无味的银行工作，班克斯内心深处的那个孩童突然获得了重生。他的好心情效果非凡，大大提振了整个家庭的情绪，一扫先前的阴郁和忧愁，班克斯家成了欢乐、友爱和充满乐趣的居所。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展现了让游戏重回日常生活，将会产生多么神奇的力量。
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都没有人正式地教过他们究竟该怎么玩。想象一下，当妈妈和新生儿玩躲猫猫时，小孩儿展现出的那种纯粹的快乐。想象一下，当一群孩子一起玩过家家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再想象一下，当一个孩子用一堆旧纸盒搭建他自己的迷你王国时，他的那种被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4称作“心流”的状态。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告诉我们，游戏不重要，它浪费时间，它毫无必要，它幼稚可笑。不幸的是，很多这样的负面信息恰恰是来自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游戏最应该得到鼓励而不是被抑制的地方。
“school”一词来自希腊语“schole”，意为“闲暇”。然而，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现代学校体系，已经扼杀了学习中的闲暇时光，乐趣也所剩无几。肯·罗宾逊爵士（Ken Robinson）5已经将研究学校教育中的创意学习当做自己毕生的工作，他注意到了学校实际上是在扼杀创意，而不是通过游戏来激发创意：“我们已经把自己卖给了一种快餐式的教育模式，它使我们的精神和活力日渐枯竭，就像快餐侵蚀我们的躯体一样。想象力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源泉。我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孩子和我们自己的方法正在系统性地破坏想象力。”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是正确的。
那种“游戏不重要”的想法跟随我们进入成年期，而且当我们步入职场后，它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遗憾的是，鼓励游戏的公司和机构实在太少太少，很多公司甚至在无意之中阻挠游戏。的确，有一些公司高管口头上承认游戏对于激发创造力功不可没，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创造一种能够真正激发探索精神的游戏文化。
对于这些，我们丝毫不感到意外。现代公司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那时它们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提高大规模生产产品的效率。而且，这些早期的管理人员还把眼光朝向了军队——一个更加没有游戏可言的组织，来寻求灵感（的确，军事化语言在今天的公司里还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仍然说员工们在前线，“company”一词本身就是表示军事单位的术语）。尽管工业时代已经远去，但是那些习俗惯例、结构方式和制度体系在很多现代组织里依然随处可见。
游戏，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任何一种我们仅仅为获得其中之乐而进行的活动，而不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不管是放风筝还是听音乐，抑或是到处乱扔棒球——也许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活动。游戏，通常被视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活动。但是，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国家游戏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创办人斯图亚特·布朗（Stuart Brown）通过研究大约6000个人的游戏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游戏，能够极为有效地改善包括个人健康、关系、教育、组织能力在内的一切。“游戏，”他说，“能使大脑具有可塑性、适应性和创新性。”同时，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在激发大脑功能方面，游戏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6
大脑爱游戏
游戏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动物王国的研究表明，游戏对于关键性认知技能的发展极为重要，甚至还影响着物种的存活。研究员鲍勃·费根（Bob Fagan）对灰熊的行为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他发现最会玩儿的灰熊寿命最长。当被问及其中的原因时，他说：“在一个严峻挑战层出不穷而且无法预知的世界里，游戏能让这些熊更好地应对变化着的环境。”
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在《情感神经科学：人类和动物的感情基础》（Affective Neuroscience：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一书中得出了类似结论：“确定无疑的是，在游戏过程中，动物的行为往往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富于创造性。”
斯图亚特·布朗写道：“然而在所有的动物物种中，人类是最会玩儿的。我们生来会做游戏并且在游戏中生存发展。当我们玩儿的时候，人性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个性得到了最真实的展现。游戏的那一刻，我们最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活着，我们最美好的回忆也正是来源于此，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游戏鼓励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拓宽思维的疆域：创造新思想，对旧想法进行全新的审视。它让我们具有更强烈的好奇心，更能适应新奇的事物，更热衷于积极参与。游戏是成为精要主义者的根本条件，因为它起码以三种特殊的方式为人类的探索行为添砖加瓦。
首先，游戏拓展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它能帮助我们看到平常会忽略的种种可能性，并建立一些原本无法建立的联系；它能开阔视野，开放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挑战旧观念，更加乐于接受未经检验的新思想；它鼓励我们扩大自己的意识流，构想新故事。或者，就像爱因斯坦曾说的那样：“在我审视自身和自己的思考方式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对我而言，幻想的天分比我积极吸收知识的才能更重要。”
其次，游戏是解压药。这种功用非常重要，因为压力不仅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而且还会抑制创造力，扼杀好奇心，损坏大脑的探索功能。这样的感觉你一定不陌生：工作压力让你透不过气来，突然间一切都不对劲儿了——你找不到钥匙，动不动就撞到东西，重要的报告落在厨房餐桌上了。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情况是由于压力导致大脑中情绪监测部位（杏仁核）活动增加，而同时大脑中负责认知功能的部位（海马体）活动减少——结果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无法清晰地思考。
我亲眼见过游戏在我孩子身上产生的与之相反的效应。当他们焦虑不安、无法控制事情时，我让他们画画，变化几乎立马就能出现。压力解除了，孩子们的探索能力失而复得。
最后，游戏对于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专门研究脑科学的精神病学家爱德华·哈洛韦尔（Edward M.Hallowell）7解释的那样，“大脑的执行功能，包括制订计划、区分主次、安排日程、预先准备、委派分配、作出决策和总结分析——简而言之，就是任何一个要在商界有出色表现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技能。”
游戏能够刺激大脑中的相关区域，进行小心谨慎的逻辑推理和无忧无虑、不受束缚的探索。有鉴于此，人类思维领域的重大发现都出现在游戏时刻，也就不足为奇了。哈洛韦尔写道：“哥伦布正是在玩的时候发现了地球是圆的。牛顿正在放松自己的大脑时看到了苹果树，并突然发现了地心引力。沃森与克里克正在玩DNA分子各种可能的模型时，偶然发现了双螺旋模型。莎士比亚玩抑扬格五音步玩了一生。只要醒着，莫扎特就离不开玩。要说到大脑爱游戏，爱因斯坦的思维实验就是极好的例子。”
让游戏走进工作，让游戏走进生活
有些创意公司最终还是认识到了游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Twitte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迪克·科斯特罗（Dick Costolo）鼓励员工玩喜剧表演，他在公司发起了一种即兴表演课程。作为一个曾经的脱口秀谐星，他十分清楚即兴表演会迫使人们去努力拓宽思路，突破各种惯性思维的束缚，进行更加灵活、更有创造性的思考。
其他一些公司则鼓励在物理环境中开展游戏活动。IDEO公司在微型汽车里开会。在Google公司的大厅里，你很可能会碰巧发现一只巨大的、浑身覆盖着火烈鸟的恐龙（多个例子中的一个）。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里，艺术家“办公室”的布置各出奇招，从旧时代的西方小酒馆到小木屋，不一而足（在参观时，最令我惊艳的是那间从地面到天花板排列着数千个《星球大战》小雕像的房间）。
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出版公司工作的成功女士，她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史泰博公司（Staples）生产的“轻松按钮”。每个离开她办公室的人都会像孩子般激动地用手掌在那个大大的红色按钮上拍一下——录好的声音就会大声响起，向整个办公室宣布“小事一桩！”出了这位女士的办公室，沿着公司的走廊往后，另一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幅带框的装饰画，画中是儿童图书中的插图，这总能让她想起孩提时代阅读的乐趣。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办公桌玩具，覆盖着火烈鸟的恐龙，充满了动作片雕像的办公室，都是无价值的、令人分心的事物，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它们的作用恰恰相反。以上这些人所做的努力“颠覆”着非精要主义者所谓的游戏不重要的逻辑，而且还把游戏视作创造性和探索活动的重要驱动力。
因此，我们该如何让游戏更多地走进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布朗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一种入门方法来帮助读者重温游戏。他建议说，读者应从过去经历里开采出有关游戏的记忆。在你的孩提时代，什么游戏能让你激动不已？今天，你如何让这种激动重现？
●让游戏重回日常生活。
●用游戏激发创意。
●从过去的经历中开发出有关游戏的记忆，让儿时的激动重现。
CHAPTER 07
SLEEP
Protect the Asset
要素四
睡眠，保护你的身心资产
每晚，当我入睡时，我死去。次日，当我醒来时，我重生。
——圣雄甘地
杰夫直直地坐在床上，惊慌万分。他感到仿佛有一颗炸弹在脑中炸裂开来。他汗流不止，茫然失措。他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万籁俱寂。也许是他吃的东西引发了这样怪异的反应。他试图躺回去继续睡觉。
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过了几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中午。他刚从印度回来，起初，他觉得这是药物产生的反应。为了在倒时差时改善睡眠，他服用了苯海拉明，同时还服用了疟疾药。但是，随着情况越来越糟，他发现自己的问题更加复杂了。折磨他的好像是焦虑症，但是他没有任何焦虑，只不过是身体上有些症状罢了。
杰夫的成绩特别优异，他很渴望能有所作为。交代一些故事背景，杰夫的祖父是美国和平队的早期官员。杰夫野心勃勃，干劲十足，并决意对世界有所贡献：他是Kiva的董事会成员；被提名为安永（Ernst&Young）年度企业家；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项成功的影响力投资基金；担任一家全球性微型贷款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该组织服务全球1200多万贫困家庭。他年仅36岁，却已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
杰夫频繁出差，这令他时常睡眠困难。他的公司总部在西雅图，但在旧金山、印度和肯尼亚都有办公室。他需要例行性地飞赴伦敦参加会议，然后前往印度的5个不同的城市待6天，再去日内瓦同投资者们进行几小时的会晤，然后再返回西雅图待上一天半时间。在3年里，他有60%～70%的时间都在出差中，每晚平均睡眠时间只有4～6个小时。
在36岁这个成熟的年纪，这样的工作节奏开始给他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带来威胁。伴随着每晚的睡眠障碍，他的状况越来越糟，身体器官开始一个个出现问题：心率不齐，站直的时候有疼痛感，消化障碍迫使他必须把食品混合起来吃，血压太低导致他快速起身时眼前一片黑暗。他已经看过两次急诊。他不停地告诫自己，做完下一次生意后要放缓工作节奏，然后是再下一次，然后下下一次。但是，毫无疑问，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确信既使继续维持现在的状态，他也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缩减工作是有成本的，需要作出一些取舍，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他很快便尝到了恶果：常常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因为身体太虚弱而取消会议，或者本来要做一次演讲，却因为大脑如坠云里雾里，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开始怀疑，自己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是不是大于贡献——这是肯定的。
最后，经过明确的诊断，医生给了他两个选择：长期服用药物进行对症治疗，或者彻底停止工作一到两年进行治疗和康复。刚开始时，杰夫拒绝作出这样的取舍。他曾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认为自己可以运用和对付踝关节扭伤或者肩袖撕裂同样的逻辑来处理现在的状况。他自负地告诉医生，只需要休息几个月，就能全线回归正常的工作：“你瞧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