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人性善的假定，惠普才建立起了独特的企业文化，制订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所以在惠普传统的五大核心价值观里，第一条就是：“我们相信与尊重员工”。
惠普公司对员工的信任并不是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上，而是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例如，在各个分部的实验室里，所有的备件库(存放各种电子部件、集成电路的地方)从来不上锁，工程师们不但在工作中可以随意取用，还可以把公司的元器件拿回家去供个人使用！这是因为惠普认为，不管工程师用这些元器件所做的事，是否和他们手头上正在从事的工作项目有关，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里摆弄这些玩意儿，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对公司的产品创新都是有利的。类似的事例还包括文具用品的使用，各种文具用品都是员工自己用多少拿多少，没有人监督，文具柜也不上锁。在中国惠普有一个知识库(小型图书馆)，大家凭自己的门卡就可以进去借书、还书，没有人监督，当事人自己在电脑上操作，过了还书日期，就自动交罚款。如果你借书时不在电脑上操作，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安装摄像机，这个知识库一天24小时开放。这一切都是因为公司充分相信员工。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员工感到自己被尊重，是一个被别人视为高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员工才会与公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愿意发自内心地为公司做贡献，正应了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人心换人心。惠普对员工的信任，还表现在充分尊重员工的知情权上面，因为只有相信员工才敢让员工知情。
在一个企业里面，你如果不相信员工，就不敢将公司的“机密信息”告诉员工，什么事情都是尽量捂着盖着，各级管理者以拥有信息为资本，但是惠普不这样想。在惠普看来，员工有知情权，这是尊重员工、信任员工的具体体现，比如，惠普各个分公司每月都要召开一次全体员工大会，通报公司上个月的业绩，按照各个产品线、各个事业部，各个集团等方面分别介绍，同时把公司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到目前为止的工作进展情况，上个月员工反馈信息的处理结果等内容与员工沟通。可以说，在这个沟通会上的很多信息都是竞争对手非常想知道的机密信息。如果公司不告诉员工这些机密信息，就意味着公司担心有人会把这些信息告诉竞争对手，而这种担心就是假定人性恶，自然与惠普的假定人性善不一致。
当然，一旦发现有人“不善”的话，惩罚将是极其严厉的，任何人违背了职业道德规范(业务经营准则)的话，都会立即被开除，公司甚至会追究该员工的法律责任，而且这样做的人在外企这个圈子里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哪个企业愿意重用没有“德”的人。这种人只能被利用一次，就毁了自己的前程。除此之外，相信员工、尊重员工还体现在惠普的财务管理制度上。在卡莉主政前，公司财务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下放到最基层，给各级管理者充分的授权，避免了大家都对结果不负责任，拼命到上司那里要资源，希望多给几个人员的名额，希望多一些预算和费用指标，结果是决策者不了解申请者的情况，无法辨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要么采用拖延战术，要么采用平均分配，总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而在惠普，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里，一直把财务管理的责任下放到最基层的部门经理身上。这样的话，部门经理就有了用人权和财权，责权利就统一起来了。如果一个人没有权力决定招谁，也没有权力决定把钱给谁，怎么花钱，那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
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对财权、用人权的控制。当然，部门经理有了权力之后，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在公司允许的政策范围内，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和聪明才智，很好地带领部门员工完成本部门的工作。
只要是预算内、计划内、权限内的花费，部门经理就拥有决策权，没有人再检查，财务部门看到部门经理的签字后就给钱或付账。当然对于预算外、计划外或权限外的花费就需要上级部门介入审核了。
既然公司充分相信员工，给各级管理者授权，那么作为部门经理，就会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每年都要编制本部门的预算计划，根据以往的经验和下年度的计划，制订年度预算，并对财务预算的年度执行情况负责。部门经理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个财务报表，上面列出了各个科目的花费情况，比如工资、奖金、差旅、培训、办公设备、活动费用、通讯费用等等，根据这个报表上显示的偏差(大于100％还是小于100％)去调整下个月(或下个季度)的花费指标，从而保证全年下来总费用基本上控制在100％以内。有了这样一套制度，各部门就不会伸手向上司要人要钱了，如果你想加人的话，那么你这个部门的员工每个人就少花点钱，因为总钱数是固定的。相反，如果在财年的中间减人的话，通常也不会减预算，那么部门里的员工就可以多花点钱。通过这种方式，惠普把这个权衡利弊的权利给了最基层的管理者，既保证了预算的执行，也让各级管理人员感到被信任、被尊重、有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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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人性善的惠普价值观(2)
人性善理念的另外一个体现是惠普独特的用工制度。在中国惠普的所有分支机构里，从来不打卡、不考勤。为什么呢？这是惠普的传统，如果公司假定人性善，却又打卡、记考勤，就很难自圆其说，等于就是假定人性恶了。所以要真正落实人性善的理念，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公司整个配套的管理系统也必须是基于人性善去设计的。不过执行这项制度的前提是企业内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并且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多数人不认同，这项制度就推行不下去。就像随地吐痰一样，国人到了国外基本上都改了，可回到国内就又犯了，可见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我认为，人性善的假定可以启发员工的善心，把员工往向好、向善的方面引导。其实，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关键是如何启发员工的善心，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善，这就需要营造一个环境。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环境，而人会适应环境，环境也会改变人。如果能营造出一个“向善”的环境的话，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善，人们就不好意思暴露出自己恶的一面来。
总之，一个人跟高尚的人在一起，就会越来越高尚，因为一旦做了什么不高尚的事情，自己会觉得惭愧。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场，形成了一种势，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个人。进入惠普以后，我感觉自己比以前善良了，好多坏毛病慢慢地改掉了，这得益于惠普的企业文化和大环境的影响。
惠普之道的精髓：“我们相信每一个员工都有把工作做好的愿望。只要公司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舞台和环境，员工必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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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应当惩罚好人
1986年我刚加入惠普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件小事：公司卫生间里放着质量非常好的卫生纸，供员工和来访的客户入厕时使用。这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普通家庭是不舍得花钱买那种高档卫生纸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打扫卫生的人发现，卫生纸消耗得过快，有点不正常。一卷卫生纸放上不久就没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显然是有人将卫生纸私自拿走了。
管理层知道这件事后，却对如何处理这件小事感到比较棘手，因为如何处理此事，关系到公司的价值观念和企业文化。按照惠普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任何制度都不应当惩罚好人，即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犯错误就连累大家，就改变正确的做法，显然与初衷不符，也是不合理的，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单位经常发生。那个时候，中国惠普成立没多久，这件事对中外双方的管理人员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是坚持惠普假定人性善的原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做出让步，做出调整？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公司可能会取消放置高档卫生纸，而采取其他的替代措施，但是那样做就违背了“制度不应该惩罚好人”的惠普理念，会给广大员工带来麻烦。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好人受罚，让大家觉得公司不再信任员工。
但是中国惠普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按照原来的做法继续执行。毕竟大多数人是不会偷卫生纸的，拿走公司的卫生纸一定是少数人所为。
随后，公司在大会上向大家通报了这件事情，并强调公司假定人性善，不会因此而让大家受连累，会继续免费供应高档卫生纸，但是偷卫生纸的行为关系到一个人的品德问题，公司不会因为卫生纸价值不大就会听之任之，一旦发现是谁干的，只有一个结果——立即开除。
我估计那个拿卫生纸的人听了以后，知道这个问题闹大了，继续拿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从那以后就不敢再拿了。这件小事就这样解决了，尽管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折射出惠普的一个理念：制度不应当惩罚好人。20世纪80年代，对本地员工来讲，出国培训还是比较难得的机会，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出国。1989年下半年，公司还像以前一样，按照原来的计划派员工到美国参加各种培训。有些惠普员工在出国培训期间，受到一些人的蛊惑，在美国滞留不归。这对管理层来说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面对来自中方上级领导的质问和压力，今后怎么办？还继续派其他员工出国吗？在公司内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建议暂时终止，因为风险太大，如果送一批，跑几个，今后如何交代？有人主张继续派，因为主张继续派的人坚持认为“制度不应当惩罚好人”，毕竟大多数员工不会那样做，真正跑掉的是少数人。后来也有人提出，让参加出国培训的人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者请他们的家属写一个担保书等等。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一来因为员工都是成人，不应当让他们的家属承担连带责任，二来让员工交保证金是对大家的不信任，与惠普的价值观不一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把问题追溯到事情的起点：员工培训到底是工作需要，还是公司的奖励？如果是奖励的话，员工当然要赔偿；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就不应当让员工或者家属写保证书、交保证金，即使员工培训后选择马上离开惠普，他也不欠公司任何东西，只能说是管理人员判断失误，没有预见到某些员工有离职的计划，公司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原则问题搞清楚了，处理起来就简单了。所以，公司从那以后继续派人去美国培训，当然也没有让出国的员工采取什么担保措施，而结果是培训完毕的员工都回国了，真正借机想跑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各项规章制度不是为了让管理者方便，而是为了公司的健康发展，不能因为极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让好人跟着受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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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公平、公开的员工福利制度
惠普强调，管理者做事要公正、公平、公开。这个理念国内很多企业也提倡，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惠普是如何实践这些理念的呢？我们不妨拿当年惠普分房子的案例来说明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没有实行住房的商品化，既没有住房基金，银行也没有按揭贷款，员工根本买不起商品房。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能留住那些训练有素的优秀员工，中国惠普做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说服惠普总部，破例在北京盖了一栋200套房子的员工宿舍楼。这在惠普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因为惠普在任何国家都不负责员工的住房事宜。在当时，也仅有极少数外企这么做，所以在惠普宿舍楼的竣工典礼上，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出席，可见其意义重大。对于像我们这些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外地人”来说，一套房子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大家对宿舍楼充满了期待。
宿舍楼是盖好了，但如何分配呢？只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不管是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分房子既是好事，也是令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件难事，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很多人为了分到自己想要的房子会闹到领导家里去，不解决问题就不走，所以很多领导对分房子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在惠普，分房子却非常简单，200套房子，一天全部分完了，没有发生任何争议，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得到了自己的房子。那么中国惠普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涉及到惠普做事的方法和流程。
不管做什么事情，先确定目的(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再确定原则(按照什么原则去做)，再确定方法(具体如何实施)。
对于分房子这件事来说，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留住经过专业训练的员工，尤其是留住优秀的员工；接下来就是确定原则：按照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大小、所在岗位的级别和在公司服务的年限作为分房子的依据；最后是实施方法，公司要求所有员工在分房子那一天都不要出差，实在做不到的话，必须让家人(或授权委托某个人)代理选房，否则一个人不在，分数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法选。在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确定分房的原则，有了原则就好办事了。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呢？首先是员工的业绩得分。惠普认为，员工过去两年的业绩考评分数就代表了对公司的贡献。惠普的业绩考评是从1分到5分，分房子的时候，只看过去两年的得分，把两年的得分数相加，再乘以加权系数3，就得出了贡献分。比如某个人去年得了5分，前年得了4分，两年相加就是9分，9分乘以系数3，就是27分。惠普认为业绩考评是衡量优秀员工最重要的指标，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其次是员工的级别分，如果一个员工级别(职位)比较高的话，意味着他对公司的影响就比较大，而且级别(职位)越高，他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强，所以级别分的加权系数是2.5，即如果某个员工的级别是8，那么级别总分就是20分。再次是员工在惠普的工龄，工龄越长，代表他为公司服务的年限越长，意味着已经为公司做出了一些贡献，所以工龄分的加权系数是2，如果一个员工在惠普的工龄是5年，那么工龄总得分就是10分。因为很多员工都是从外部调入惠普的，所以在惠普的人事制度里，在惠普以外的工龄按每三年折算成一年的标准计入惠普工龄。比如说我，来惠普前在学校做了3年半，所以折算成一年的惠普工龄。这样做大家都感到比较公平。
按照这三个参数和加权系数，每个人都能计算出自己是多少分，然后就按照得分高低，安排选房顺序，得分最高的员工第一个选，200套房子随便挑，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套房子分完。
当初在设计这套分配原则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结婚与否和孩子多少这两个当时国内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分房时最重要的参数考虑在内呢？其实，在设计方案时，曾经有人提过建议，认为应当考虑中国国情，考虑国内企业分房子的原则，但是这些建议经过广泛讨论和征求员工意见后没有被采纳，因为这两个参数与分房子的目的不相关——结婚不结婚是员工的自由，有的人可能选择一辈子独身，你不能因此不给他分房子，因为结婚与否不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价值。另外，有没有孩子也跟公司无关，有多少个孩子都一样，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抵触。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国惠普率先打破了国内传统的分房原则，让大家觉得公司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非常透明，整个过程和结果真正做到了公正、公平、公开。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确定目的（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再确定原则（按照什么原则去做），最后才是具体方法（如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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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员工提供一个高标准的工作环境(1)
给员工提供一个高标准的工作环境，员工干起活来自然就心情舒畅；而员工心情愉快了，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干出来的活儿才可能漂亮，但那时很多公司并不以为然，或者没有钱把办公室设计装修成很漂亮的环境。员工在一个不够整洁，不够明亮的环境下干活儿，心情可想而知。
在惠普看来，倘若你希望自己的员工做出“五星级标准的工作”，你必须给他们提供“五星级的工作环境”，让员工知道什么叫五星级的标准，五星级与四星级的差别是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惠普公司曾经更换过一次办公家具——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高级家具。当我们听说员工用的办公桌每一个价值一万、每一把椅子价值三千的时候，都大吃一惊。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那可不是一般地贵啊！可以说，当时在国内很难见到这么高级的办公家具，所以当时国内很多需要拍摄现代化办公室的电影电视剧镜头都到惠普办公室去拍。包括国内一些知名的大导演，都去过惠普办公室拍电影。
那么，惠普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本钱去进口高档家具呢？一方面那时候国内的家具水平还不像现在这样，与国际标准差距很大，另一方面是惠普的办公设施必须达到国际上通用的EHS标准。EHS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环保”、“健康”和“安全”，换句话说，所有家具必须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健康、安全标准。当然今天看来，很多国内的大企业也能做到，但是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国内基本上还没有企业这样做。因此在那样的一家公司工作，员工会有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
为什么要执行严格的EHS标准呢？按照惠普的理论，公司要对员工的健康负责，比如员工若长久地坐在一个不合适的椅子上，也许会腰疼，也许会得职业病，如果真的得病了的话，对员工的健康有影响，而且公司还要为此承担医疗费用或相关责任。所以，惠普宁可花三千块钱买一把椅子，目的是达到全世界认可的EHS标准，这样就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事先想到并解决了。
除了一流的办公设备外，惠普还为员工提供一流的办公环境，即为员工提供达标的照度。那时候走进惠普的办公室，大家就会有灯火通明的感觉，非常明亮，日光灯的数量比其他公司的办公室多好几倍；晚上亮灯的时候，在外面一看就与其他公司的办公室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灯光太暗对员工的健康、对员工的眼睛都不好，必须达到国际上规定的照度，所以任何一个新办公室启用前，会有人专门测照度，看各个角落的照度是否达标。
此外，惠普的办公室的温度和湿度也按照一流的标准来设计。我第二次加入惠普后，所在的分部不在中国惠普大厦里，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租的写字楼里办公。当时，大厦的物业管理部门每天都要两次派人来测温度和湿度，办法是这样的：测量人员拿着一张办公室的平面图，选取20个点进行测试，然后把每个点的温度跟湿度记录下来，以保证在办公室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符合惠普的健康标准。如果什么时候你说屋里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高或过低，物业部门会拿出具体的检测报告，证明当时的温度和湿度是达到健康标准的，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细节。另外，在我们那个分部里，还有一个定期检查制度，即每周检查一次EHS。经理人轮流当组长，戴上红箍，每星期检查一次。检查内容包括每个人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有不安全隐患，比如所有的电线必须贴着墙边走；超过人高的柜子，不能单独立着，后面必须弄一个角铁把它固定到墙上；座位底下不能放箱子等杂物，更不能有电线，以免影响员工伸腿，造成疲劳，或者引发触电等等。在检查中，如果发现问题，就责令有问题的员工立即改正，并记录下来，下次检查时重点检查这些员工，看是否改正了。公司每周都会评选出几个EHS方面表现好的员工，在大会上表扬。这样坚持了几年之后，大家的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都有了提高，对不环保、不健康、不安全的因素就很敏感了。很多人在自己家里也按照EHS标准去做，从内心里认同了EHS的价值。
那时候，任何人在办公室里都不许跑，只要有人跑，其他人就会提醒：不许跑，目的是养成安全的工作习惯——再着急的事情也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防患于未然是安全保障的指导方针，但是仅有要求不行，必须有制度约束，而且制度必须真正得到执行。在国内，很多企业都是出了安全事故以后才进行检查，甚至停业整顿，但是很少企业能长年坚持做预防性的工作。因为很多人都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出事。
在惠普，检查安全隐患有着详细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那时候每年都举行消防演习，要求员工在两分钟之内离开大楼，在任何一个楼层，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出口，出口处绝对不允许放置任何物品。另外，公司每个分部都有由员工组成的业余消防队。这些业余消防队员比普通员工要多接受一些消防知识和相关训练。他们的任务不是救火，而是疏散员工。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最后离开办公室。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督促办公室内的所有人在最短的时间里离开现场。
受这种防患于未然思想的影响，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很强，像我家里就有灭火器——每个拐角都有灭火器，因为我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万一出问题的时候，拿来就可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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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员工提供一个高标准的工作环境(2)
倘若公司希望员工做出“五星级标准的工作”，你必须给他们提供“五星级的工作环境”，让员工知道什么叫五星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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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员工“工作与生活两不误”
在卡莉主政之前的几十年里，惠普一直强调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不希望员工因为工作而失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爱好。
从公司这一方面来说，既不给员工最高的工资，也不给员工施加太大的压力，希望员工在工作的同时兼顾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员工能兼顾工作与生活，能够营造和谐的环境。
可以说，惠普的老员工都非常喜欢这种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惠普的工作环境很和谐，因为员工的工作压力不是那么大，大家互相之间比较友好，团队合作、互相帮助就能够成气候，员工之间争吵的机会就很小。
惠普的这种理念是与国内外的很多企业不同的，比如在很多外企里，员工薪水相当丰厚，但工作压力也是相当大的，这样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利益平等交换原则。
惠普认为，自己提倡的这种理念，会使工作效率更高，比如一个员工今天下午孩子有事，早走一会儿，是允许的；比如某个员工要在上班期间出去一会儿去验车(那时候国内很多机构周末都不上班)，如果不让他去，那他坐在办公室会因为惦记这事而没有任何效率，所以惠普不记考勤，没有上下班打卡制度；惠普的员工都有带薪休假，而且基本上想什么时候休假都可以，只要提前跟自己的上司打招呼、不耽误事就可以。
惠普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尽量兼顾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让员工能够主动地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公司并不赞赏那种工作狂，更不希望把每个人都变成工作狂，所以我们很少加班。
惠普希望自己的员工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而惠普则为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大家友好相处。尽管员工的工作强度不大，但是工作难度很大，质量标准很高，希望员工做事情能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得很完美。因为惠普是一家靠创新致胜的高科技公司，而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
惠普认为，员工之间友好相处是公司的福分，因此公司积极配合，鼓励员工开展各种业余活动，鼓励大家友好相处。公司的工会组织很活跃，工会主席一职每年都要竞选。当然工会领导都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是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为大家服务的，既没有什么级别上的差别，更没有待遇上的差别，就是一些热心人愿意为大家服务而已。工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当然惠普不向员工发这发那，所有的费用都用在工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上。比如组织各种俱乐部，如有人喜欢打羽毛球，就组织一个羽毛球俱乐部；如有人喜欢钓鱼，就组织一个钓鱼俱乐部等等，目的就是让大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娱乐、去休息。在娱乐和休闲中，建立融洽、和谐的员工关系，相互之间沟通起来就很容易了。
为了避免工会花了钱没有人在乎，造成浪费，俱乐部的一部分费用要员工自己出，比如公司出80％，员工出20％。另外，公司每年都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比如运动会、音乐会、春节联欢会等，目的也是为了增进员工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程天纵担任中国惠普总裁期间，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希望公司能营造这样一个环境，让员工早上起来就想往办公室跑，下班后不愿意回家——当然不是靠压力，而是靠吸引力。他希望让员工感觉到公司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与同事们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因此就会不知不觉地喜欢上班，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喜欢留在公司。这种理念以及相应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相应的效果，以致很多员工下班后宁意跟同事们在一起，也不愿意回家。
通过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在工作中的合作就相当和谐，公司里的氛围非常好。这比整天口头上提倡团队精神来得自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
对于白领员工为主的企业来说，要提倡创新就要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让大家友好相处，在愉快的工作环境中去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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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满意的员工，(1)
就没有满意的客户惠普一直奉行这种观点：没有满意的员工，就没有满意的客户。所以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重点是令员工满意。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意，不可能指望员工发自内心地替客户去着想，而为客户着想恰恰就是为公司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那些真正关心客户利益的企业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所以这几件事情有着严格的逻辑关系，尤其是那些以白领员工为主的企业，让员工满意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看来，很多公司出问题，都是出在员工不满意上，因为员工不满意就会造成客户不满意。在惠普，只要一个人成为管理者，他的上司就会告诉他：作为管理者，从今以后员工比客户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管理者的客户其实就是部下，这些人是管理者最主要、最直接面对的“内部客户”。让部下满意，就是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当然，在国内很多企业里并不认同这种观念，他们认为应该是客户至上(当然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几个真的去实践)，似乎客户比员工更重要。但是要看对谁而言，不能一概而论。
为了了解员工的心声，不断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惠普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员工满意度调查。调查采用问卷方式，用不记名的办法进行。在问卷的设计上，答卷人基本上不用写字，只在相应的答案上涂黑即可；另外仅要求答卷人选择性别和所属的大部门，而不要求写小部门。所以，任何人即使看到某个卷子也不知道是谁答的。这样的话，员工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而不用担心答卷被上司看到后给自己穿小鞋。
员工在收到问卷时，同时会收到一个特制的信封。这个信封是专门设计的，封上以后，就无法再打开，一旦打开，就会损坏。员工在答完问卷后，将问卷放在信封里封好交上去，除了专门负责处理的人员以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也不敢拆开。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大箱子，员工把信封投递到这个箱子里。人力资源部把这些信封装成大包，直接寄到公司总部负责统计的人员那里。
在惠普，任何统计都不是在本地进行的，因为这些调查内容与本地人员可能有利益冲突，因而就难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弊。在公司总部，有专门负责做这件事的统计人员，按照程序进行统计，并把统计的结果反馈给各个国家和地区。
统计分析报告出来后，都是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而且是针对一个分部、一个分公司或一个事业部等等，并不针对个人。通过这份统计分析报告，很容易看出各机构的管理水平，包括高层、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所在机构的战略是否清晰、沟通是否顺畅、管理人员对待员工是否公平、薪资是否有竞争力等等。
以前惠普的员工满意度分析都是自己做，最近这些年开始委托外面的专业机构协助去做，这样可以更专业，更客观。
员工满意度调查涉及到了公司战略、企业文化、决策机制、人际关系、福利待遇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综合考评，既可以纵向比较(与过去几年自己的得分比)，也可以横向比较(以竞争对手作为参照物)，所以有些数据是绝对值，有些数据是相对值。见表5-1。表5-1员工满意度调查表(摘选)
每个问题分5档打分：
□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关于我的工作：
我清楚地知道未来一年的工作目标
我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技能
我得到了充分的培训以帮助我胜任目前的工作
我的薪资是与绩效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公司
我能感受到对我个人的尊重和关怀
员工能及时得到与自身相关的公司信息，包括坏消息
公司高层能模范遵循业务经营准则(职业道德规范)
我很自豪在这样一家公司工作
关于所在大部门(事业部)
我对管理团队有信心
我理解本事业部的发展战略
我相信本部门有能力实现目标
我认为我们的产品很有创新
关于我的顶头上司
当我遇到问题时，上司可以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
上司能支持员工兼顾工作与生活
上司给我提供了充分的培训和指导
我经常收到有关我的工作绩效的反馈意见
关于我的职业发展
我和上司对我个人的职业发展达成了共识
我认为在公司能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目标
我具备了完成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其他公司给我提供报酬和福利相近的职位，我会选择留下来
总的说来，我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是
□ 很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 很不满意
我在公司的工作年限是
□
对于各级管理者来说，
员工满意度调查是衡量管理者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监督管理者的一个手段，
从中可以看出你对员工好不好，员工在这儿工作是不是开心，你是否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员工，能不能给员工提供知情权，是否与员工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是否能够主动听取员工的意见，并按照员工的意见改进等等。这些内容在员工满意度的调查上都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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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满意的员工，(2)
每个管理者都知道年年有这么一次调查，而且调查结果会影响到自己的业绩，从而对他们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通过这种方式，惠普可以对管理者形成一种制度上的约束，使他们在责权利几个方面保持平衡，同时也能够掌握员工对公司政策不满意的地方，以便及时做出调整，目的是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愉快地工作，而不是停留在打工挣钱的层次上。
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意，就不能指望员工发自内心地替客户去着想，而为客户着想恰恰就是为公司的长远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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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力式管理取代压力式管理(1)
与国内很多企业普遍采用的压力式管理不同，惠普一直推崇用引导的方式去激发员工做好工作的热情，我们称之为“动力式管理”。
8年前，即1998年，我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内一家企业做咨询项目的时候，看到该公司的办公楼上贴着这样的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当时很震惊，因为那是典型的压力式管理的思维。与惠普推行的理念完全不同。当然不同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员工类型不同，管理方式并没有好坏之分。
对于惠普这种以白领员工为主的企业来说，动力式管理比较好使，而对于那些以蓝领员工为主的企业来说，目前阶段采用压力式管理还是必要的，不过有朝一日一定会发生变化。我相信，随着员工在工作机会方面的选择增多，随着员工的工作技能的提高，随着员工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再用压力式管理就行不通了。很显然，
如果企业不善待员工，员工也不会善待企业。
我们来看一下惠普是如何采用动力式管理的。10多年以前，在程天纵担任中国惠普总裁时期，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概念：“五子登科”，“五子”就是指：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即在他的任期内，希望中国惠普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实现“五子登科”：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套房子，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部车子，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票子过上小康生活，每个人都能有妻子，有孩子，建立美好的家庭。在今天看来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敢说这话的老总并不多。他激励大家说：只要你们努力，我尽量给大家创造一个好的平台和机会。在担任中国惠普总裁期间，他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改善本地员工的薪酬，大家的薪资水平得到了成倍的提高；公司的宿舍楼也进行了房改，大家总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惠普的很多员工都拥有了私家车，这在那个时期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员工的满意和热情换来了公司的高速成长，那几年也正是中国惠普最辉煌的腾飞期。公司管理层努力让员工满意，而员工努力让客户满意，从而实现了良性循环。 对于惠普的各级管理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发员工的上进心，让员工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工作，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惠普的各个事业部在年初都会制订下一年度的拔高目标(Stretch goal)，即比上级认同的业务指标还要高，一旦达到拔高后的目标，整个事业部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比如可以集体到外地旅游开会。有了这么一个拔高目标之后，大家更是全力以赴地去工作，包括那些没有销售指标的配套服务人员、技术支持人员、商务人员等等，因为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任何一个人如果工作不认真，别人就觉得他在损害大家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员工都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因为他只要想出去玩，就得跟大家一起努力。结果是，那几年我们每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我们所在的那个事业部因此得以去厦门、海南岛、上海、杭州等地去游玩(分成几批人做飞机旅游)，基本上是每年去一个地方，大家玩得很开心，回来以后大家又惦记下一年的旅游目的地。这样，无形中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
其实，员工激励并不仅限于金钱，善于表达对员工的尊重，对员工的赏识也是一种激励。
在惠普，如果某个部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经理人认为员工有功，都会自己掏腰包请客，以向大家表示感激，因为业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功劳是大家的。当然不能拿公司的钱做人情，那样员工并不认同，所以如果真要感谢部下的话，就自己掏钱请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当时的上司——事业部总经理陈升河每年都会在春节前邀请我们这些部门经理(他的直接下属)去他家，吃一顿家常饭，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有一年他送给我们每人一瓶威士忌，还有一些其他礼物，下一年送每人一瓶XO。这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因为在惠普，除了公司规定的奖励以外，管理者是不能拿公司的钱做人情的。任何人要真心实意地感谢部下，就要掏自己的腰包请员工，以真诚地表达感谢。
惠普的这种做法跟国内大多数企业的传统理念和做法不一样。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企业里，每当过年过节，都是员工给上级领导送礼，感谢领导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而在惠普，到过年的时候，通常是管理者破费的时候，因为要感谢员工一年来对自己的帮助，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所以管理者要请部下到自己家里或到外面吃饭，以表达谢意，而且要给每一个带着孩子来的员工发红包。这种关系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与大多数国内企业的做法截然相反。这背后反映了一种理念上的不同。惠普对员工的尊重和感谢还体现在另外一个细节上，那就是在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管理者通常都要感谢员工。记得10年前，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都有一张工资条(当然工资条是密封的)，管理者走到员工那里把工资条一对一地交到员工手上，说一声“谢谢你给公司做出的贡献！”然后握个手离开。
在惠普，发工资时，我们不会叫员工过来拿，而是由部门经理亲自走到员工那儿去送，以表示一种诚意、一种感谢，因为员工的工资和奖金不是公司的施舍，而是员工应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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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力式管理取代压力式管理(2)
记得我加入中国惠普不久，有一次我拿了一份额外的奖金，非常高兴，就对我的上司说：“谢谢你！”他马上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你应得的，你不应该说谢谢我。弄得我当时很尴尬，本来上司给我发奖金，自然非常高兴，按照我们的传统，理应谢谢上司。所以当时弄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这是他最直觉、最本能的反应，折射出惠普的管理者对待员工的态度：奖金是员工努力的结果，是员工应得的。
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一直到现在我对部下、对员工都会持有一种感激的心理，因为他们在帮我做事。如果管理者心里没有这种意识，无形之中就会表现出来，而当管理者心里有这种意识时，员工一定会感觉出来。
当然，对员工价值的认同要持续地表达，尤其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和忠诚，对每一个管理者来说都很重要。
多年来，在惠普每月一次的员工大会上，除了报告公司以及各个部门的业绩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宣布一些名单，如到这个月在公司服务满一年的有谁，满两年的有谁，这么一直排下去，满10年的有谁，满20年的有谁，满30年的有谁等等，当念到10年以上的老员工的时候，被念到名字的员工会站起来，所有人为他鼓掌，向他们表示祝贺。
另外，在惠普每年一度的年终大会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奖项：惠普员工工龄满5年的人会发一个带有惠普标识的礼品，礼品有很多种，员工可以看样本自己选；工龄满1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更高价值的礼品，依此类推；等到为惠普工作满30年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带有惠普标识的钻石戒指，价值非常高，以此来感谢老员工对公司长期的服务和贡献，非常有纪念意义。我在惠普得到过两个礼品，一个是5年的时候，一个是10年的时候。但是这项传统在卡莉上台后基本上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