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的都柏林，文学界是一派雄心勃勃、红红火火的景象。乔伊斯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叶芝和穆尔所取的方向表示怀疑，但在英语上，他佩服他们俩，其他任何当时写诗歌、写小说的都无法与他们相比。辛格已经开始他的剧本创作；五十岁的格雷戈里夫人在农民喜剧上展露出出人意料的本事；自身禀赋极高的乔治．拉塞尔正：在满腔热情地支持一群艺术同仁，其中包括帕德里克．科拉姆，"索伊马斯•奥沙利文"等作家，如果说他们还不入流，可他们却年轻有活力。由斯坦迪仕•奥格雷迪、约翰•奥利里、叶芝、道格拉斯。海德等人发动的爱尔兰文学运动，使都柏林成了文化中心，尽管乔伊斯在小心翼翼地规避新文学的许多套路，可他还是在这股洪流中获益不浅。
1902年夏，他决定到都柏林的文学界去露面。他首：危找的是乔治拉塞尔，拉塞尔平易近人，宽容大度，而且他和叶芝不同总是呆在都柏林。他当时三十五岁，在复兴运动的资深作家中年龄最小。叶芝当时三十七岁，穆尔和格雷戈里夫人同庚。拉塞尔的神秘论，以及他那满脸大胡子说话罗里罗嗦的样子，使一些怀疑论者觉得他很愚钝，其实，他非常聪明。他自己写的诗并非一流，可是也并非没有才气；他具有评判别人的锐利眼光和意想不到的批评能力。可能是一时心血来潮，乔伊斯在八月初一天晚上的十点钟决定拜访拉塞尔。敲没A．答应，他就在街上溜达，一直等到拉塞尔回来。当时已经是午夜了，可是乔伊斯不愿意放弃，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敲响了门，问这个时间造访是不是太晚了。"什么时间也不晚。"拉塞尔豪爽地回答，把他让进了屋。他们落座后，拉塞尔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乔伊斯。因为乔伊斯似乎难于说明自己的来意，拉塞尔就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有头绪了吗?"还是没有。拉塞尔告诉乔伊斯，他的生活同高卢一样，是一分为三的：经济学、文学和神秘主义。乔伊斯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吗?不，不是经济学。终于，乔伊斯羞羞答答地说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大胆攻势的一部分，他说：爱尔兰有可能会诞生一个神灵化身。他本来可能指的是他自己，可是，照拉塞尔的理解，他的言外之意是，看着主人的这副形象，坐在沙发上，搭着腿，舒舒服服地抽着烟斗，使他感觉不出化身就在眼前。尽管如此，他还是呆在那里与主人交谈了几个小时。他承认拉塞尔曾经写过一两首抒情诗，但他抱怨道，叶芝已经走到下里巴人那边去了。他还不屑一顾地把其他每个人都评论了一番。在拉塞尔的要求下，他朗读了自己的诗作，但在朗读之前他还预先表明，不管拉塞尔如何看待他的诗，他是不会在意的。拉塞尔认为他的诗有优点，但劝他从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中走出来，结论是(后来他回忆时还很感有趣)："要营造一个世界，你的内心还不够混沌。"他们还谈到了有关神智学的话题，但乔伊斯对神智学持怀疑观点，认为它是木忠的新教徒找的出路。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都柏林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把所有的教徒都变成了后期圣徒。"而作为圣徒，他们在言行一致、圣洁、慈善等方面都比不上一个天主教的五流圣徒。"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有关神智学的一些话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循环、再生、神的接续，以及构成所有短暂宗教思想基础的永恒信仰。《芬尼根后事》把这些东西汇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半"神秘的理论"。拉塞尔以为他又为神秘学会招募了一个新会员，而乔伊斯说这是一个"古怪的误会"。如果《尤利西斯》的描述可信的话，拉塞尔后来曾经跟"一个访问他的美国佬"说过，乔伊斯"曾有一天在半夜之后去找他问心理意识的层次"。不过，如果拉塞尔误解了乔伊斯来访的动机的话，那么，乔伊斯的朋友们也同样误解了；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过是去嘲弄那个比他年长的人。拉塞尔在几个心理意识的层次上都是乔伊斯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他有满脑子涉及东方哲学的有用知识，并且通过他可以接触其他作家。
谈话终于结束时，两人相约乔伊斯几天后再来。他已经成功地使拉塞尔感到了不舒服，拉塞尔在8月15日写给萨拉•珀泽的信中承认："我在星期一还会与那个天才青年见面，我要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决不愿意当他的救世主，给我十亿金镑也不干。他会不断地批评他的偶像趣味不高。"他在写给托马斯•莫舍的信中说："有个叫乔伊斯的年轻人，他也许会有所成就的。他同路济弗尔一样，傲气十足，他写的诗技巧完善，有的质量绝佳。"拉塞尔也和穆尔谈到乔伊斯，穆尔以前似乎读过《下里巴入之日》，文章并未使他产生什么反感。然后，不知疲倦的拉塞尔又写信给格雷戈里夫人，并把乔伊斯的出现通知了叶芝："我非常希望你与一个叫乔伊斯的小伙子见一面，我也半开玩笑地向格雷戈里夫人提起过他。这个年轻人聪明绝顶，但和我不属于一路而是比较接近你的那一派，或者说他更属于他自己的一派。但他具备所有智力上的才具--文化和教育，而这是我们所有其他那些朋友所欠缺的。我认为他写的散文质量惊人，而且我相信他还写诗，并且正在创作一部喜剧。他估计将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写成，因为他写得很慢。穆尔曾看过这个年轻人的文章，他认为文章写得有悖常规，很巧妙。不管怎么说，我想你会对这个充满自信的：二十岁年轻人发生兴趣的。"就这样，如乔伊斯所愿，拉塞尔在几周之内就敲响了警钟。
1902年10月初，叶芝来到都柏林。拉塞尔一年前就曾对他说过，把他们两人都看作平淡无奇的一代新人即将崛起，这时他又宣布："新一代的第一个幽灵已经出现，他就是乔伊斯。我已经吃了他的苦头，我想让你也尝尝。"叶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拉塞尔写信让乔伊斯到安提恩特音乐厅去见诗人，当时他正在那里帮助排练《胡里痕的凯瑟琳》以及其他一些剧目。9但是乔伊斯希望不被人打搅并随便一些，把见面地点改在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一条街上，随后他们又从那里去了一家咖啡馆。
如同海涅和歌德的会面一样，他们的会面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这是新教的叛逆与天主教的叛逆的碰面，是没有土地的地主与交不起佃租的佃户相会。刚从伦敦来的叶芝所属的作家圈子，是乔伊斯无法接触的圈子，但是，乔伊斯了解这个城市的四肢与五脏六腑，而叶芝只熟悉它的头部。小资产阶级世界，是《尤利西斯》所描写的世界，是乔伊斯成长的世界，而对叶芝来说，这正是他要弃绝的世界。叶芝作理想描写的是蒙昧的农民和自命不凡的贵族世界，而乔伊斯对这一世界却也是同样的鄙视。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个人偏好，形成了两人之间的鸿沟。
这时的叶芝三十七岁，还没有像他后来的诗作那样去刻意地表现兽性和世俗之美，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观点得有极大的改变。《芦苇荡中的风》(1899)和《水影朦胧》过于讲究美，他现在需要的是去发现粗陋和自然。为了这一目的，他遽然转向用农民的方言写农是剧。乔伊斯认为，对爱尔兰老百姓发生这种兴趣，对一个英裔爱尔兰人来说属于屈尊俯就，而对于一个煞费苦心的艺术家来说则是自拆台脚。他不理解叶芝从高雅转向通俗所包含的复杂的辩证法，所以只看到其中的变化无常；在《下里巴人之日》中，他曾提到过叶芝的"飘忽不定的意志"，而在《芬尼根后事》中又说他"令人捉摸不定"现在他对叶芝也没有隐瞒自己这些不客气的谬误观点，他说话时"面带和蔼可亲的微笑，说完之后还这样表示歉意：您也明白，我对您有欠恭敬，这是因为毕竟您和我都终将被人遗忘。""尽管叶芝很谦虚，可如此的道歉只能令他恼火。据说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一个集妄自尊大和小人国文学天才于一身的人。""也许出于一时的不快，他真说过这样的话--都柏林人传话一般还是确切的--不过，乔伊斯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太自信了。当叶芝不经意间提到巴尔扎克和斯温伯恩时，乔伊斯竟突然哈哈大笑，惹得咖啡馆里人人都回头看他。""现在谁还看巴尔扎克?"他大声说。乔伊斯给叶芝读了他写的一些"显形篇"，是关于"爱情、死亡和灵魂"的，叶芝说他写的"很美，但还不成熟"，不过，他也把乔伊斯的"欢快的活力"与威廉•莫里斯比较，乔伊斯对此的反应是："我没有他那样的体格。"
叶芝写了一篇有关这次会见的文章，说明他很喜欢这个与他顶嘴的年轻人。他曾经打算把这篇文章用作散文集《善与恶的思考》的前言，但他改变了主意，把它存了起来：最近，我在都柏林看了这本书的校样，并考虑是否把它送交都柏琳的报纸请他们作书评。我想还是不送为好，因为他们会发现里面除了讨厌的神学外没有别的东西，虽然我可能从未打算写神学的东西；也有可能整篇评论就是根据一句话写的。有人把我看作满嘴胡言乱语的传道者和捣蛋鬼，手举狂妄青年的不负责任的火炬。我不知道这种认识会持续多久。我走到外面，在大街上：有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写了一本散文或是诗歌，还提起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
是的，我记起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去找过我的一个造反精神比我更无所顾忌的朋友，他和他谈论哲学，一直谈到早晨天蒙蒙亮。我请他跟我到奥康奈尔街一家餐馆的吸烟室，让他给我朗读了一些小段的散文，优美但还欠成熟，文章格调古怪，有描写，有思考。他说，他已经抛弃了格律，以便求得一种极其流畅、能与心灵律动相应和的形式。我表扬了他的作品，但是他说："你是否喜欢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并不在乎，真的。你喜欢与否对我没有丝毫影响。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给你听。"随后，他放下他的本子，开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反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我为什i么要关心政治、民间传说、历史事件的背景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我为什!幺要写意识形态，为什么我降格作概括性的论述?所有这一切都是熨斗变凉、灵感衰竭的标志。我给搞迷惑了，不过现在我又有了信心。我想，他是皇家大学的学生，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由托马斯*阿奎那解决，不用我们操心。像他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如果我把书送到报纸，书评大概就会让他写。可是，他随后又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经历了狂野的一生之后，在终老之时皈依了天主教。他说他希望他的转变不是发自内心。他认为他不应该在生命的尽头对自己不忠。是的，我对他依然不理解。
我为我们的爱尔兰戏剧界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戏剧，这些戏剧所抒发的感情，描：写的故事都是我从民间传说中提炼出来的。他对此尤其表示反对，并且说我正在堕落；还说他自己的那本小书，除了自已的思想之外，无所参照，他的思想比民间传说更接近上帝。
我拿起那个本子，指着他的某个思想说："这是你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他们又是从民间得来的。"我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困惑，来回走着解释说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托的。我说道："一个艺；术家，如果他以一些和他同样深入思索的艺术家为榜样，长时间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活，他就会进入一个纯净而质朴的思维境界。他就会变得极端个!性化，为追求完美而最终智穷虑竭。另一方面，民间的想象创造了无穷无尽的形象，这些形象没有思想。民间故事无视道德以及其他任何法则，它们就像儿童在火光中看到的连续不断的图片。你发现，这两种创作即艺术家的创作和民间创作之间的对比，也同样存在于城镇文明和乡村的生活形-态之间。在城镇，特别是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你看不到那些老作家在过；去称作人民的人；你看到的只是几个修养极高、非常完善的个人，以及大批效仿他们而只落得拾人唾余的芸芸众生。你也能发现巨大的能量，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创作的冲动却变得越来越弱。而在乡间，我指：的是爱尔兰或其他没有受到城市化影响的地方，你会发现，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化的东西。他们年复一年过着相同的生活，他们照着父辈的教导去对待生和死。可是，提到说话、讲故事，提到所有与形象化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却蕴含着无尽的资源。我搜集了数百个故事，还请别人给我搜集；了数百个，如果不考虑某些固定的故事形式的话，没有一个故事是和另一个相同的。对他们来说，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从不大惊小怪，所以他们所想象的都是最出入意外的事情。民间生活与乡间生活，就是丰富饱满的大自然，而艺术生活与城市生活，如果不与自然相结合，则会出现精神的荒漠。现代社会的丑陋，皆来自于城市的泛滥以及城市人的思维方式，要想唤回美，我们必须把精神与自然再度结合。当个人的思想与大众的形象结合而成为一体时，伟大的艺术就诞生了，荷马、莎士比亚以及沙特尔大教堂的艺术。"
我看着面前的年轻人，心想："现在他该服气了吧。"可是，我完全想错了，他只是跟我说："归纳不是诗人干的事，那是文字匠人的活计。那些东西没有用。"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了，临走前他又说："我今年二十岁，你多大了?"我告诉了他，可能我当时还少说了一岁。他哆：了口气说："我没想错。我和你见面的时间太晚了，你的：争龄太大了。"
现在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把这本书寄给爱尔兰报界作书评。年轻的一代在敲响他们的门的同时，也正在敲响我的门。"叶芝对乔伊斯的话并不见怪，这一点，从他邀请这个年轻人为新剧院写一部戏剧可以得到证实；乔伊斯答应五年内完成。叶芝把一些诗和《显形篇》带走又细读了一遍，读完后给乔伊斯写了封赞许的长信。就像阿彻对《光辉的事业》的评价那样，信中说他的作品及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芝的信有一部分保留了下来：
你有难得的才气，但我说不清是诗才还是文才。再多我就不能说什么了。请记住约翰逊说到某个人的一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到底是喷泉还是水池。"你的作品对于你这般年龄而又生活在重要文化学术中心之外的人来说已经十分令人瞩目。你的诗歌创作技巧是我见过的都柏林青年中最优秀的。这样的作品，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牛津大学文学社团年轻人的作品。然而，有人开始时像你一样大有希望，最终却一无所成，而有人开始时并没有这么出色倒是获得了成功。一般说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人成功的素质并不表现在他的诗歌上。在这个素质中，才气远不如性格品质重要--信仰(你可能有足够的信仰)、耐心、适应性(少此，人将什么也学不到)，还有能靠经验提高的天赋，这或许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我愿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不过，恐怕我能做的事不很多。我能做的，可能你不太相信，主要是把你介绍给其他像你一样正在开始的作家。人总是向自己的同行学习业务的，特别是向那些年龄相近因而能够理解自己的难处的人。
W．B．叶芝谨启
通过叶芝和拉塞尔，乔伊斯接着会见了格雷戈里夫人，格雷戈里夫人被他朗读自已的诗歌的神情深深打动，不很在意他的不讲礼貌。11月4日，她邀请他，会同叶芝和叶芝的父亲一起在纳索饭店晚餐。18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成员可谓仁至义尽，可是，他们都将发现，帮他的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十月，乔伊斯开始了他在春天已经报名注册的医学学业。"他的父亲热切希望詹姆斯能在自己没有成功的地方取得成功，可是，詹姆斯用"重蹈父辙"证明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上过几节课，有生物、化学、物理，他用于应付不喜欢科目的那点本事在贝尔弗迪尔时还在维持，可是他在大学学院旷课逃学的那几年，这点本事早已消失殆尽了。他可能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业产生过怀疑，尽管他没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他在这一个月的一12,态，从他在10月31日那满不在乎和大肆张扬的行为中可见一斑。那天，他去皇家大学接受他的大学学士学位他和他的同学又是吵闹又是折腾，特别是在演奏《神佑君王》时。走出大厅后，一帮人聚拢在乔伊斯左右，他正要给他们讲话时，据《圣斯蒂芬》报道，警察迫使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外面的一辆车中躲避"。当这帮人汇集到另一处时，乔伊斯"向一大帮情绪激昂的人发表了演讲，演讲的主旨并不是反对唱国歌，而是为学生争取想怎么吵闹就怎么吵闹的权利"。"在医学院学习时，乔伊斯又碰到了老问题；他父亲的手头比以前更加拮据。约翰•乔伊斯认为孩子们都即将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已经决定用退休金折合现金购买一所房子。他把退休金砍掉一半凑足了钱，在10月24日买下了位于菲斯伯拉夫路(卡夫拉)圣彼得台地7号的房子。
这样一来，他现在每个月的花销只剩下5镑10先令1个半便士了。这次行动从各方面来说都有欠谨慎，约翰•乔伊斯的经济状况骤然间变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又把这所房子做抵押，当时就抵押贷款100英镑，紧接着12月18日又是50英镑，1903年4月24日再一个50英镑，那年的11月贷到最后的一笔65英镑。家在圣彼得台地住到1905年5月26日，这时，他们把自己在这套房子上所剩的产权卖掉，又一次搬了家。
因此詹姆斯•乔伊斯非常缺钱，难于应付医学院的花销。他希望像伯恩那样做些事情(当助教)，可是那些当权的说没有这样的工作给他干。有了这层过节，再加上他动辄认为别人与他为敌的性格，乔伊斯现：茁认定当权者是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他这种认为别人待他不公而生气的情绪，和他不喜欢理科课程的心情合在一起，促使他：走向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乔伊斯认定都柏林的医学院不适合自己之后，却又不讲逻辑地决定要去巴黎的医学院尝试一下。当然，他本来就想去巴黎，不过他总是把胡思乱想的结果当成深思熟虑的计划。他没有去探究拿个巴黎的学位在爱尔兰是否有用，也没有动脑子去考虑一下他该考虑的问题，比如用英语学都：匮不过的化学，他如何指望用法语通过?移居巴黎是矫情做作之举；其他爱尔兰作家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去的是伦敦，而他却要有不同之举。巴黎比伦敦更能使他远离家中事务，他要满怀传教士般的热情(尽管没有他们的虔诚)踏上欧洲大陆，就像他的那些凯尔特同胞一样，诸如"烈性子高隆班"、医道精湛的约翰•斯科特斯医生，还有菲贬克尔．．法国出租马车继承其名的圣徒。
1902年11月18日，乔伊斯给巴黎医学院写信，申请入学，结果被告知，每个申请者都需由公共教育部部长根据其德能决定是否录取。新学期已经开始，而乔伊斯则满有把握地认为所有这些细节问题他都可以不必考虑。既然决心已下，就得坚持，他接下来就是给每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写信。在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他含糊其辞，既表达了请求帮忙的意图，又装出一副要独立自主的姿态，并显示他已经把自己从都柏林的出走看作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行动。
都柏林市卡夫拉圣彼得台地7号t格雷戈里夫人钧鉴：
我已经中断了我在这里的医学学业，现将缘由敬呈于下，烦请过日。我已经在皇家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决定在这里学习医学。但是，学院当局决意不允许我这样做，他们阻止我获得任何舒适的职位，我敢说，他们是希望以此来阻止我说出心里话。坦率地说，我无力支付学医费用，而他们不给我任何差事，当助教或是搞测验--托辞是我能力不够--可他们已经并正在让某些人做着这样的事，而我考试及格了，这些人却不及格。我想获得医学学位，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就有了保障。我希望有所成就--不论我这人究竟有多少能耐--因为我知道，对教会来说，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比人更难容忍，所以我要去巴黎。我打算到巴黎大学学医，靠着教英语维持生活。我没有朋友，独自一人去外国。别人跟我提起过一个住在蒙马特尔附近的人，可我从来没有与他见过面轨一，我给您写信是想知道您能否帮我一把。我不知道在巴黎会怎么样，不过应该不会再比这里更糟。我将于12月1日乘晚班轮船离开都柏林，从维多利亚站搭乘当晚开往纽黑文的火车。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感到沮丧，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达不到目的，这样的失败也说明不了什么。我要尽一切努力与世上的神灵抗争。世间万物变幻无常，不变的唯有对灵魂的信心。心改变万物，给万物以光明。尽管我在这里像是被人当作邪教徒一般驱逐出国，但我还没有见到任何具有我这般信心的人。
詹姆斯•乔伊斯谨上
格雷戈里夫人邀请他到库利商谈他的计划，慎重地建议他考虑一下能否去三一学院的医学院学习，但这是个根本不适合乔伊斯的想法。由于他决心已下，她母亲般地劝他去巴黎时带上御寒的农着，还给他写了几封信。乔伊斯没有去库利，但他听从了她的另一个建议，去拜见了朗沃思，都柏林《每日快讯》的主编，她已经给他写了信。在乔伊斯出发的前三天，朗沃思与他进行了晤谈，答应给他寄书，让他给报纸写书评添补生活。格雷戈里夫人也给伦敦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写了信，请求他把乔伊斯介绍给他巴黎的朋友。医生热情地给一个名叫约瑟夫•里维埃尔的法国医生写信，让他关照他的年轻朋友乔伊斯。格雷戈里夫人的第三封信是写给叶芝的。信中说："我不知道乔伊斯是否给您写过信，可怜的孩子，恐怕他要吃苦了，但是他有韧性，终会成功的。如果您早上能起得来的话，应该写信邀请他在到达的那天早上和您共进早餐，让他好好吃上一顿，走之前再在维多利亚请他吃顿晚餐，帮助他上路。我给好几个人写了信，他们有可能给他找到教书工作，也写给了辛格，他能给他介绍一些便宜的寓所。"叶芝马上就给乔伊斯写了信：
亲爱的乔伊斯：
我刚刚收到格雷戈里夫人的来信，说你打算到巴黎学习。好像你是在星期一晚上从都柏林出发，星期二晚上渡海到巴黎。如果我没有搞错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在星期二早上与我共进早餐。我会把闹钟上好，等火车到站时去接你。早餐后你可以在我的沙发上睡一觉，以消除旅途的疲劳。晚上和我一起吃过晚饭后你再坐火车去巴黎。希望你能来，因为我想和你好好地聊一聊。我想，你应该允许我介绍你认识一两个文学界的人，因为如果你给这里的报纸写些什么，如书评、诗歌等，你在巴黎的生活就会容易得多(巴黎恐怕不会有很多人想学英语)。做这类工作对谁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你的诗可以马上就会给你带来一点什么的，我想。
w．B．叶芝手书
又及：我相信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让《演说家》采用你的诗，并且给你写书评的机会。前一阵子，我曾经给他们介绍过一个年轻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最好的作者之一，我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对你同样有信心的。不过这些事我们可以面谈。
在这样的鼓励下，乔伊斯完成了准备工作。他父亲的朋友，都柏林市市长蒂奠西．哈林顿给他写了封信，证明他品行端正。他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威廉．阿彻。阿彻竭力劝他别打算在巴黎教英语，说这一行当已经人满为患了。"在巴黎靠整天给人上课维持生计已经很难；我想象不出，你如何能一边教书一边还同时学医取得医生资格。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敢肯定你是打错了主意。"28但是，乔伊斯已经走得太远，不可能接受忠告了。他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乔治-拉塞尔保管，后来他曾经向他的弟弟暗示，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讨拉塞尔的欢心，以便以后能利用他。"而这个被他搞蒙了的神秘主义者则在写给叶芝的信中说："在我见过的怪异不羁的年轻入当中，他是最怪的一个。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我绝不是胡思乱想、到了神志麻木地步的人。"乔伊斯跟斯坦尼斯劳斯说，万一他不幸早亡，他的诗和《显形篇》的副本要寄给世界上所有大图书馆，包括梵蒂冈图书馆。1902年12月1日晚上，他从国王镇码头(那座"失望的桥梁"，按照他后来对它的称呼)出发了，这时，他愈加觉得自己的出行洒脱悲壮。在《艺术家写照》中，他把这次出行与1904年的那次糅合到了一起。这时，他还没有使用流亡这个词，但在他写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已经有所暗示。乔伊斯需要用"流亡"这个词来谴责别人和证明自己有理。他已深切意识到，他从都柏林放逐的感受与他心中的英雄但丁从佛罗伦萨放逐时的感受不一样，他缺乏道义上的不可避免性质，因为他还带着大门的钥匙。既没有人命令他离开，也没有人禁止他回来，事实上，自这初次离开以后，他还要回来五次。和其他的革命人士一样，他需要受人反对才能长胖，而在他受宠的时候，他倒会消瘦苍白起来。每当他与祖国的关系面临改善的危险时，他就会找到新的事端来坚定自己不妥协的信念，并由此再进一步证明自己自愿去国离乡的正确性。后来，他甚至曾经对爱尔兰独立的可能性表示了一种傲慢的愤慨，他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改变他苦心经营的自己与祖国的那种关系。他对一个朋友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我应当：希望改变这种决定着爱尔兰和我两方面的形态和前景的客观条件呢?""乔伊斯如果留在爱尔兰也许写不出他那些书来，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他认为，他需要通过不断的吵闹来维持自己与祖国的亲密关系，而就是这种需要现在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出走。
乔伊斯的书中将描写各式各样的离别，他现在也正在为此搜集素材。他的主人公们要寻求自由也就是流亡，自愿或是被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可是，乔伊斯的受虐狂心理，并没有严重到把自己看成走投无路的猎物；即使他把社会作为刍己的压迫者而对它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也并未完全否认自己的绝望是自己造成的。就像犹太佬的首歌谣中的小男孩，他"顺从地"作了牺牲。另外，他并未完全沉迷于自我，到了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步。他那些在自我肯定中取得了胜利的主人公并不幸福，似乎他们走得太远。
乔伊斯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在向社会习俗主动进攻的时候，在引起别人反抗的时候，自己倒能顺利发展。去国离乡是一种斗争策略。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策略，就是写作。后来，乔伊斯曾经和他的朋友克劳德•赛克斯说过，只要能写作，他可以住在任何地方，比如像第欧根尼一样，住在木桶中。"对于他，写作本身是流亡的一种形式，使他得以特立独行。在苏黎士时，曾有一个年轻人走到他的面前说："我可以吻一下写过《尤利西斯》的那只手吗?"乔伊斯的神态俨然李尔王一般，他说："不可以，这只手还做过许多其他事。"唯有写作时(写作也是离别)，才能在心灵的一次次洗礼中达到荡涤灵魂的境界。
乔伊斯很坦率，他承认，尽管自己与耶稣会士之间有些不快，尽管自己有学医的愿望，他要离开都柏林的动机并非仅限于此。他曾经告诉斯坦尼斯劳斯。他要做生活的实验，这实验得在其他地方进行。为了衡量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需要量一量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