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自己的作品能否找到出版商，他心存忧虑，而且这种忧虑还要持续九年之久。"不得罪人我就无法写作。"。他果断地说。然而，他始终坚持自然主义的风格，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短篇小说的特色。在12月3日把作品寄给格兰特．理查兹之前，他认真对作品中的所有细节做了核对。他要求斯坦尼斯劳斯去核实：牧师可以穿着修道服下葬，像(姐妹俩》中弗林神父那样；奥恩吉尔和威克洛这两条大街都在皇家交易所区；全市大选可以在十月份进行(为《常春藤日在委员会办公室》)；悉尼广场的警察属于)分局，悉尼广场发生事故时可以呼叫市区救护车，该地受伤的人可以送到文森特医院去救治(为《一件伤心事》)；以及为警察(为《车赛之后》)提供给养的是政府而不是靠私人合同。"他告诉格兰特•理查兹：他写这本二梧"有一个信念，谁要是敢于在描述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任何修改甚至变形，那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没有必要向出版社暗示他害怕他的作品可能具有漫画的性质。他还向格兰特•理查兹强调，这本书的写作"总体上是采用一种毫不含糊的刻薄风格"，并且谈到了"我希望我的短篇小说上漂浮着一种特有的腐败气息"。这些特性确实存在于《都柏林人》；艺中，但是并不怎么能说明其中各个短篇所包含(即便有时不明显)的哀怜情绪，或其中大部分短篇中的幽默。作者的成熟的态度就是《阿拉比》中那个男孩的态度一种"痛苦与愤怒"的混合体，只是因为他对都柏林话题感到明显的乐趣而有所缓和。就像《一件伤心事》中的达菲先生那样，都柏林人都被"排除在生活的宴会之外"；乔伊斯怀着一份他很少屈尊表明的同情，描绘了都柏林人的饥渴。
至此他已完成了《室内乐》和《都柏林人》，尽管他后来又给《都柏林人》增加了三个短篇。"除了履行"(他跟斯坦尼斯劳斯写信时如是说)"(对我来说)难以忍受的职责并欺骗两个裁缝以外"，"他还写了五百页《英雄斯蒂汾》的手稿，学了很多德语和丹麦语。由于受到身为人父的责任的重压，他渴望自己无责一身轻。他在笔记中提到自己的这种变化，"在他乔治出生之前，我不害怕命运。""一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唯一依靠，他就禁不住要喝上几杯；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也想摆脱他那种颓唐行动去寻求某种心理平衡。他能找到的最能起稳定作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可能有些烦人，但他稳如磐石。正如他的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他能倾听、能理解。1904年，乔伊斯曾经建议斯坦尼斯劳斯到大陆来；1915年夏季，他曾经提出到都柏林去与斯坦尼斯劳斯一起过；现在到了秋季，他又回到了原来的想法。斯坦尼斯劳斯一定得来，而且是到的里雅斯特来。贝利茨学校有个空缺，因为另外那个英语教师已经走了。现在天气已冷，愿意来暖和暖和的学生多了，阿蒂凡尼需要一个人补上这个缺，并且愿意接受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写信给他弟弟说，有个现成的职位在等他，不管他来与不来，都必须立即回信说明。
对于还不到二十一岁的斯坦尼斯劳斯来说，要做这一决定并非易事。他讨厌都柏林，但又不清楚讨厌到什么程度。他在那儿前景暗淡，顶多只能找个办事员的差事，每星期十五先令，这点钱还要让他的几个妹妹分享。但他又不愿抛下她们不管。另一方面，他在的里雅斯特究竟将是怎样一个处境至少现在还不知道。当英语教员不会比当职员更丢人。他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哥哥会依赖他的钱而又支配他的才。然而，他哥哥所在之地，对他来说也就是文化所在。约翰•乔伊斯可能提出许多反对他离开都柏林的理由，"然而约翰本人就是促使他离开都柏林的一个理由。还有，斯坦尼斯劳斯自以为爱上了他的年轻的表妹凯齐•默里，很有可能他还想仿效他哥哥的敢说敢做，在她面前炫耀一下自己。尽管他后来总爱把他离开都柏林的主要原因说成是为了帮助詹姆斯，实际上他当时看到别处出现了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机会，他也别无选择。他带着几分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救助别人而同时也接受别人救助的道路。
斯坦尼斯劳斯表示同意之后，詹姆斯随即效率极高地办了好几件事：：勾他设计了行程路线，指示他要以最少的词语电告到达的时间，叫他一路上要穿着得体并避免上当受骗，还非常精确地把钱寄到沿途各个站点。斯坦尼斯劳斯抵制不住这一连串的攻势，于1905年10月20日离开了都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