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虽然对格里菲思的报纸大发牢骚，但继续支持该报呼吁人们对英国采取经济抵制的做法。"新芬党的政策就是用餐刀与餐叉和英国作斗争，"后来不久他这样说，并且称赞说，"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他认为格里菲思为人谦逊、通情达理。"新芬党的主张，要是得到严格的实施，就会在国内争取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正如乔伊斯将在国外为同胞们赢得必要的艺术上的独立一样。他的精神方面的工作可能要以格里菲思的经济方面的工作为前提，因为现阶段"人们还没有思考的闲情逸致"。他对格里菲思的同情，思想基础是他继续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这方面他逗留罗马期间在罗马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拿格里菲思与意大利人拉布廖拉做比较，他赞同拉布廖拉反对走议会道路的主张，并且引用拉布廖拉的观点：议会永远改变不了社会制度。69当斯坦尼斯劳斯把拉布廖拉称为理智化的社会主义者时，詹姆斯回信说，与此相反，他希望无产阶级立即出现--一个尽可能包含一切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无产阶级甚至可能包含一个无名的、贫穷的外国作家)。斯坦尼斯劳斯坚持认为他哥哥的社会主义很肤浅，詹姆斯立即表示同意："的确如此，而且摇摆不定、孤陋寡闻。""不出几个月，他就改口说，他像易h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不是一个被他称为现代派的那种有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继续以很大的精力探讨这一问题，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奇计妙策越来越丧失信心。
他喜欢格里菲思，对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爱尔兰作家都持有保留意见，这两种态度不久就找到了合而为一的机会。1907年2月初，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在阿比剧院引发了一场骚乱。引发骚乱的那句台词(按乔伊斯的误引)是："假如梅奥的所有姑娘都穿着直筒内衣站在我面前。"对于这句话，他冷冰冰地评论说："绝妙的想象力。""但他对帕德里克•科拉姆特别感兴趣。科拉姆在因扰乱社会治安被扭送治安法庭后还宣称，"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挠他对这种污蔑爱尔兰的言辞提出抗议"。他被判罚款40先令或拘留十四天。乔伊斯兴致勃勃地--根据《每日邮报》所载内容--讲述事件的经过，可是使斯坦尼斯劳斯惊奇的是，他竟站在民族自治主义者这边攻击那些文人作家。"我相信科拉姆和爱尔兰剧院将会打败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霍(尼曼)小姐，这将使我大为开心，因为叶芝根本不能把他的剧院叼到伦敦去。辛格很可能被神职人员指责为异端分子：这种结果将是可怕的：所以紧身马裤埃格林顿和瑞安应该创办另一份报纸以保护思想自由，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像爱尔兰女神莫里古一样，乔伊斯对冲突有兴趣。对叶芝他一点都不同情。他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白痴"，"与爱尔兰人民没什么接触，但以《伯爵夫人凯瑟琳》作者的身份向他们呼吁"。(乔伊斯得到的信息有误；叶芝曾愤怒而成功地面对在阿比剧院闹事的人群，对他们说的话是："《胡里痕的凯瑟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剧本的作者现在向你们讲话。"乔伊斯对辛格的反感稍微轻一些，因为他至少能"让他们争吵起来"。可是这是一次乔伊斯极不愿意错过的爱尔兰大争吵。"整个事件使我心烦意乱，"1907年2月11日他给斯坦尼斯劳斯写信说，"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呆在屋子里的人，听到大街上有人吵架，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叫喊，可就是无法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就使我无法考虑我打算写作的短篇--也就是《死者》。"斯坦尼斯劳斯对科拉姆的态度没有耐心，也忍受不了他哥哥的态度；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对这事完全莫名其妙；而詹姆斯的意图则主要是想发发牢骚。他不愿把这次戏剧争论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倒愿意把它看成是为鸡毛蒜皮而争吵的大混战，他希望看到那些已被公众认可的作家们在混战中被人打垮，因而不愿承认，在反抗书刊审查制度的战斗中，他与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对待审查他自己作品的人，远不像对待审查辛格作品的人那么宽容。
这次争论使他感到非常高兴，相形之下也使他感到他在罗马百无聊赖。此前，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争吵似乎激动人心，但是现在他拿来与阿比剧院的骚乱相比，会上的争吵也就平淡无奇了。纪念他始终最喜欢的人焦尔达诺。布鲁诺的游行也没有使他兴奋起来，对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的演出，他也毫无耐心076他已经决心对什么都不欣赏了。他说，他生活中的唯一乐趣来自乔治：他听到他的小嘴喋喋不休就高兴。
他情绪这样低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喝酒越来越厉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住所的问题。娜拉也渴望换换环境，老提搬家。二月初，他们通知房东太太说他们将于2月15日搬家，并为科尔索街上的一间住房付了定金。乔伊斯这时又添了乱：有一个人说也要请他做家庭教师，还没有说定，乔伊斯就为他辞掉了语言学校讲课的活儿，结果那个学生改变了主意。更为糟糕的是，他已大手大脚地把2月1日领到手的工资都花光了。"我有了新帽子和靴子和汗衫和短袜和一本丹麦书，乔治有了新外套和帽子，我还请了一次客。现在你收到这信就得给我寄10个克朗了。"他在2月21日写给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这样说。就在同一个月，他突然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估，并且做出结论，认为银行的工作和罗马都叫他难以忍受：
我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将来是当作家还是做个有耐心的卡曾斯，现在大概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我预料我也可能不得不干别的工作，但继续像目前这样混下去就肯定意味着我的心智将要泯灭。几个月来我不曾动笔写任何东西，连阅读都使我感到厌倦。对于社会主义及其他事物的兴趣都已离我而去。我已渐渐消沉下来，已不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我透过同事们的眼睛观察上帝及其剧场，因而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惊讶、使我感动、使我兴奋、使我厌恶。我以前的所思所感似乎都已荡然无存，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每当我置身于某些影片的每小时六十英里的感人情景之中。或置身于某种原始的意大利新闻图片之前，这种情绪就能自行得到满足。然而，我有一些想法，我想把它们写出来，不是当作一门学问，而是作为我现在才意识到早在《室内乐》中就已开始的那种自我表现行为的继续。这些想法或本能或直觉或冲动，也许纯粹是个人的。我不愿把自己当作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反动派编入文献。纪念诺兰的游行的壮观场面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相信反对教权的历史中很可能隐含着大量的谎言，不过这也不足以把我拽回去对着我的众神喊叫。这种冷漠的心态本应明示艺术倾向，可它没有。"
乔伊斯遇到危机惯于不管不顾，他告诉银行他将于二月底离开银行(实际上他呆到了3月5日)。接着他又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斯坦尼斯劳斯，并给意大利和法国的多家代理机构写信联系工作。他想找一个不是罗马那样的旅游中心的城市作为住地，他首先想到了马赛。他认为马赛的优点就在于：它像的里雅斯特那样是个港口城市，似这就暗示他真正的兴趣还在他的故城。银行的工作令人厌烦，他想到航运部门去试试。不过没有人需要他去效力。
2月15日，乔伊斯告诉房东太太说他想再住几天，第二天又写信给斯坦尼斯劳斯说，他最终决定返回的里雅斯特，返回贝利茨学校。斯坦尼斯劳斯感到不安；乔伊斯动身去罗马之时，阿蒂凡尼出于善意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想回来，可以让他复任原职；斯坦尼斯劳斯已经为此找过阿蒂凡尼，看看这位负责人是否愿意履行自己的诺言。可是阿蒂凡尼一口回绝了。斯坦尼斯劳斯自已也不赞成哥哥放弃另一份可靠的工作。他极力劝他留在罗马；回到的里雅斯特来找不到工作，会更穷。可是乔伊斯决意再也不干为别人兑换支票的工作。他回信说，如果学校真的没有空缺，他至少还能回去当家庭教师。斯坦尼斯劳斯说一个空缺都没有。乔伊斯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他承认他的罗马之行是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写作《都柏林人》的联想。"
罗马的冬季使他伤风流鼻涕，约翰•朗退回《都柏林人》书稿(2月20日)使他灰心丧气，娜拉老逼他改善难熬的家庭生活使他忍无可忍，他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想在马赛找个差事，但也没有成功。"我嘴里尽是烂牙，心中尽是烂主意0""他悲叹说。还有一件事，娜拉又怀孕了。十一月份，他曾经理直气壮地写道，他在罗马取得的成功使他超越了朋友们的预期："埃格林顿断定我会乞讨着回到都柏林，约•弗•伯伯恩断定我会成为酒鬼，科斯格雷夫断定我要变成一个nymphomaniac(女性色情狂)。哎呀!先生们哪，我当了银行的职员啦，而且，既然我提到这件事，尽管不太理想，可强于我的三个预言家所作的预言哪。""可是现在，四个月以后，他向斯坦尼斯劳斯默认他一直在喝酒："这种生活再继续下去一点，约•弗•伯的预言就有可能实现了。""经过最后几次犹豫之后，乔伊斯像过狂欢节似的结束了他的罗马之行。一天晚上，他与两个邮递员一起喝完酒后叉一起去平乔公园跳舞；就在动身的前夜，他刚从银行领到当月的工资，就到一家小餐馆里大喝一通，并且不慎让两个和他闲聊的食客看见了他钱包里装的东西。那两个人跟着他走出餐馆，把他打倒在地，抢走了他那200克朗。妒结果一片混乱，他差点儿被人抓了起来，就像1904年初到的里雅斯特时那样，好在人群里有人认出他来并把他送回了家，对这次善行(像早年亨特的善行一样)，他在《尤利西斯》第十五章的结尾做了回忆。幸运的是家里还剩下几个克朗。乔伊斯给斯坦尼斯劳斯发电报说马上回来。随后就带着娜拉和乔治，挤上火车，逃离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