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乔伊斯的支出增长速度快得吓人。女儿的需要和她那些异想天开的花销，据莱昂说，要占到他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三，这收入包括那相当可观的《尤利西斯》美国版税。使他的律师们伤脑筋的是，他把股票卖掉了不少，而且是在价格低落的时候卖的。他对莱昂说："我还要卖。股票落价不是我的责任。卖完了我就教课。"
他为女儿的事发愁，更需要借酒浇愁，越喝越多，娜拉先是担心，后来发火要走，有两三次当真赌气甩手出去，临时住了旅馆。第二天照例有代表来见她，不是莱昂便是乔拉斯，有时候是两人一起来，求她回到她那悔过的丈夫身边去。她说："我只愿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人。"人不在面前，同时又加上许多诺言，终于使她的心又软了下来，同意回去了，有那么几天时间她的丈夫喝得稍微少了一点。然而不久之后他又会想出花招来躲过她的警惕。不过，他在晚上虽然这么胡闹，白天的工作却是思想极其集中的。乔治和海伦的回来对他起了一些安慰作用，但是乔治的咽喉在美国开始出现问题，现在需要动手术。2海伦的身体也不太好。乔伊斯没有精力对付这些越来越多的麻烦，有时候像约伯那样地诉苦，有时候也像斯蒂汾•代达勒斯那样地置之度外。一些估计他会情绪低落的人，发现他有时候居然能轻轻松松开个玩笑，很是感到意外，不过他这种比较轻快的情绪，主要只是在工作中才有的。在1936年初，欧洲最早追随易卜生的评论家之一艾尔弗雷德•克尔从德国来看乔伊斯。乔伊斯的谈话情绪中有一阵阵突然爆发的气愤，气愤之后又重新镇静下去，然而也不是十分平稳的镇静。他回忆往事，以一种他已经习以为常的程式谈他所受的粗暴对待。他说："《尤利西斯》刚出来的时候，受到了一种充满古怪敌意的反对。"克尔插嘴说："我知道，但是同时也有那么多的赞美呀。"乔伊斯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就仿佛克尔没有插嘴似的："那种敌对情绪，我始终都不能理解。一个作家的最自然的做法，就是实话实说。有一些道德家所犯的错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就是他们对一些讨厌现象的仇恨，还不如对记录这些现象的人的仇恨。总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不愿对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保持沉默，人们就批评那个作家不道德，一直如此。不道德!说实在的，不仅把自己认识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是高尚道德，而且以彻底的献身精神创造一个艺术作品，这也是高尚道德。我钦佩易卜生，正是为了这两个原因：他的道德高尚，不仅在于他能公开宣布他的伦理理想，而更在于他竭尽全力创造完美的艺术作品。"他沉思了一忽儿之后，接着又说："我尤其想到《野鸭》，巴黎最近对这剧又热心起来了。我想起一件事，你到奥斯陆去参加易卜生的葬礼了，我很感兴趣。你说你在他的寓所内最好的房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我非常想知道他的寓所是什么样的，他的街道是什么样的。你知道，我把我的第一篇文章寄给《双周评论》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八岁，那就是论易卜生的文章。编辑居然把它发表了，我几乎不能相信。易生给我一封感谢信。你想一想我有多快乐--在那个年龄!"
克尔问他，爱尔兰人对待他是不是和挪威人对待易卜生一样，乔伊斯对于这个对比是乐于接受的。"我描写了爱尔兰的人和实际情况，我依照原样表现了某一社会阶层的城市类型，他们就不能原谅我。有的人是怨恨我不掩盖我所见到韵事实，另一些人是不喜欢我的表达方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简而言之，有的人愤恨我的现实主义图像，另一些人愤恨我的文体。他们都采取了报复手段。"露西亚在伊夫里，使乔伊斯有了一点工夫去接受一个新的不幸消息，这是斯坦尼斯劳斯在19：36年4月12日的一封信内带来的：的里雅斯特 切萨雷•巴蒂斯蒂路6号1936年4月12日亲爱的吉姆：
最新消息+已经有一道命令发出来，要将我驱逐出意大利。这命令是昨天这里的副警察局长向我传达的，没有文件，没有事先警告，没有任何解释。我不能理解。我在大学上课以及在其他地方，都是非常小心，没有说过任何可以解释为有政治含意的话。我哪里也不去，不去咖啡馆，不去酒吧，不去饭店。我在这里的生活，比你战前在这里的生活更加隐退。我不见任何别人，只见我教家馆的学生，而且都是在这里见--所以问题的根源一定是在那边。我的寓所摆设还挺不错--三十年不停干活的成果--而且，虽然因为肖瑞克的......结局而还欠一点债，生活过得还是够舒服的，有时候甚至还度假。可是现在，我感到好像被人砍掉了脚一样。我正在设法要他们收回成命。我已经写信给苏韦奇，他过去是我的学生。这里的几位政治领导人也答应写信给他。大学的校长很觉得奇怪，也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当局没有向他征求对我的意见。他已经给教育部发了电报。我将设法从其他方面进一步做苏韦奇的工作，他的兄弟在战前是我的朋友(已战亡)，但是当然难说会不会成功。如一切无效，我将在星期六被送往法国边境。
乔伊斯的初步反应，是认为斯坦尼斯劳斯过于惊慌，所以并没有十分表示同情。斯坦尼斯劳斯到罗马去申诉4只是了解到原来英国从马耳他驱逐了一名意大利教授。但是他通过一个钦佩他哥哥的人帮忙，总算把驱逐令改成无限期推迟执行。他可以留在意大利了，但是这是一个无用的让步，因为他不能教书。他在写给詹姆斯的信上说："我必须像交易所作股票买卖的人一样，天天研究政治事态的变化，看自己到底算绵羊还是山羊。"他怕他哥哥也许会以为他想为某一方面献身，特别着重地说明："我根本没有野心当头号公敌。说老实话，我在这地方辛辛苦苦三十多年，其中有四年是因为我同情意大利而被关在铁丝网后面的，结果却落到这样的下场，我实在寒心。"六月初，他决定到巴黎来，但是后来又推迟了。
乔伊斯又转回到他女儿的事情上面。虽然韦弗小姐始终没有明确表示她认为露西亚是不治之症，乔伊斯从她的通讯中却可以感到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几乎不怎么给她写信了。在他写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绝不屈服的语气的。当时他已经决定为露西亚7月26日的生日出版她设计的《乔叟A B c》。为此目的，他专门买了一只储蓄盒存钱，把钥匙交给莱昂保管。他在为这一充满父爱而耗费资金的计划辩护的时候，用上了他一般只在为自己的作品讲话时才用的雄辩：
我相信，我可以担负出版我女儿那些字母的大部分费用。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她相信自己是一个塞尚那样的大画家......而只是要她在二十九岁的生日，看到自己这一辈子并不是一事无成。同样的，我这样继续不断千方百计寻找解决她的健康问题的办法(随时有可能出现，像我的眼睛问题一样)，也是为了不让她认为未来没有任何希望。我明白，人人都指责我为这目的浪费了大量宝贵的金钱，而把她终身锁在一所廉价的精神病监狱里，可以便宜得多，省事得多。
我只要能看到一线她能康复的希望，我就决不会那样办。我也决不会认为她犯了大罪而怪她或是处分她，她那所谓的大罪就是遭受医学不治而人类所知的最奇怪疾病之一的侵袭。我的想象是，如果您处在她的地位，如果您有她肯定有的心情，您可能也会像她一样，因为别人没有放弃您或是忘掉您而感到有一点希望。韦弗小姐随即提出，愿意和他分担出书的费用。乔伊斯开列了一张可能预订购书人的名单，并且决定，凡是不参加订购的人，今后就不能做他的朋友了。他所认识的人中有几个没有参加，从此就断绝了关系。
1936年7月露西亚的书《乔叟ABC》出版以后，乔伊斯感到能做的事都已经做了，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就想要出去走一走，但是不让露西亚知道，否则她会有狂暴的反应。他这一年来都在想到易卜生和斯堪的纳维亚，因此决定趁着自己的钱还没有花完，要到哥本哈根去一趟。伊尔威克是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人，因此他到斯堪的纳维亚很有可能捡到些有用的材料；同时他感到，迄今为止还只有瑞典人开始翻译他的书，他这一次有可能和马丁斯•福拉格的丹麦公司达成协议，他们曾经表示有兴趣将《尤利西斯》译成丹麦文。这样，乔伊斯夫妇在卡尔瓦多斯省的海上维莱和巴里夫妇相处几天之后，于8月18日途经列日和汉堡并稍作停留后即到哥本哈根。他们住在挺简朴的旅游饭店(今名亚历山德拉饭店)，乔伊斯就开始练习他的丹麦语。
要长久不为人知是不可能的。乔伊斯到《政治报》大楼的一家书店订购一本书，要他们把书送到他住的旅馆，书店老板立刻认出他的名字，让他看书店里有《尤利西斯》出售，这情况很使他高兴，可是他听说《恰特里夫人的情人》卖得更多，又很不高兴，高兴和不高兴的程度相当。凑巧，杰出的丹麦作家汤姆•克里斯滕森也在书店里，书店老板向乔伊斯介绍了他。乔伊斯记得曾经看到克里斯滕森在1931年发表的两篇谈《尤利西斯》的文章，邀请克里斯滕森一起去喝酒，还用丹麦语的"工作"和"要一杯酒"(at besti11e noget和at besti11e en flaske vin)玩文字游戏，说他到哥本哈根来就是两头兼顾。他对丹麦语的兴趣很大，作为一个外国人是讲得相当流利的。他告诉克里斯滕森，他曾经跟八位老师学过，可是前七位都是挪威人，都没有教对，都没有使他领会丹麦语原来是一种哭泣的语言，丹麦民族是一个哭泣的民族，是声音柔软的野人。只有第八位老师是丹麦人，他才发出了恰当的哭泣音。9(乔伊斯自己的语调，也许是因为受了的里雅斯特方言的影响，就有那种趋势。)两人约好了第二天还要见面，接着乔伊斯去找马丁斯•福拉格。那一边提到想请卡斯托．汉森太太翻译《尤利西斯》，乔伊斯不经事先联系就去找她，对她说："我是詹姆斯•乔伊斯。我听说了您要翻译《尤利西斯》，我从巴黎来告诉您，一个字也不能变动。"
第二天，乔伊斯和克里斯滕森与凯•弗里斯一默勒相会。凯-弗里斯一默勒是丹麦诗人兼评论家，曾将艾略特的诗译为丹麦文。乔伊斯问克里斯滕森愿不愿翻译《尤利西斯》，克里斯滕森回答道："愿意，但是要给我十年时间。"乔伊斯哈哈笑着，说马丁斯•福拉格认为一小时就够。然后他建议克里斯滕森与弗里斯一默勒合作，但是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进展。
乔伊斯在哥本哈根看了英国版的校样，约翰•莱恩终于决定在1936年10月3日出版了。乔伊斯对弗里斯一默勒说："我为这个斗争了二十年。""他对克里斯滕森的说法更是高傲："英国和我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战胜了。""他对于自己的同胞们仍是不高兴，他说："现在咱们等着看爱尔兰人怎么样吧。"弗里斯一默勒曾在1924年叶芝获诺贝尔奖时和叶芝谈到乔伊斯，现在就提及当时叶芝的感想："乔伊斯自从年轻时离开都柏林之后就没有回去过，可是他写的全是都柏林，这很难得，是不是?"乔伊斯听到这个故事，笑着说："我是不回都柏林的。"
克里斯滕森谈到自己读《尤利西斯》和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的有关著作是在里加，他当时是为了摆脱哥本哈根的一场恋爱纠纷，躲到那里去的。乔伊斯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说："是需要逃亡才能理解我的。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就是在缅甸读到我的书的。"克里斯滕森问，他写的书评里说布卢姆是天主，斯蒂汾•代达勒斯：是耶稣，莫莉是地球，这说法对不对。乔伊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只说："也许。"显然他是不愿意解释自己的意图的。克里斯滕森请他帮助理解《进行中作品》，乔伊斯让他去看维科的书。"但是你相信《新科学》的观点吗?"克里斯滕森问他。乔伊斯回答说："我什么科学也不相信。但是我读维科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有发展，不像读弗洛伊德或是荣格那样没有反应。"克里斯滕森谈到自己读乔伊斯新作的片段，总要设法把其中那些涉及多种语言的双关语弄清楚："这样的读法对吗?"乔伊斯说："也许有好处。"同时却又露出一种表示怀疑的微笑。他以一种孩子气的得意神情，提到他在书里用了几个丹麦字，又主动讲裁缝和挪威船长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他强调这本书的幽默性，还说："他们现在在轰炸西班牙，难道像我这样开个大玩笑不是好得多吗?"他对两位新朋友的著作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尤其是向克里斯滕森要了一本他1923年出的小说，那小说在描写哥本哈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方面是受《写照》的影响的。"弗里斯一默勒送给他一本他翻译的法国1800年以前写的爱情诗，乔伊斯立即读了，并且评论说："你应该收莫里斯•赛夫写给德丽的诗。"
乔伊斯曾经要求人家不要派人访问他，人们对这要求还是尊重的，部分的原因是他提得很客气。可是有一个记者奥勒•文丁假装艺术家突破了乔伊斯的防线。结果他和乔伊斯谈了比任何别人还多的时间，写了一篇很长的访问记，后来寄给他看。乔伊斯制止了他，表示绝对不同意发表，但是乔伊斯去世后还是出来了，"其中叙述两人谈话的情况特别详细。文丁听到乔伊斯用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和他说话感到很惊讶，可是在他表示叹服的时候，乔伊斯指出，丹麦人曾经占领过都柏林，所以他自己的血管里的血液肯定有一些丹麦的成分。古爱尔兰人曾经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区分为深色的和浅色的两种，他对此很有兴趣，不断地注意看他们遇到的人算是哪一类人。他不但读过易卜生，也读过冈纳•海贝格。文丁提了一个可以预料的问题："您对易卜生的估价高吗?...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戏剧家。谁也不可能把一出戏的结构安排得像他这么好。他的剧本里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看吕涅一波埃演《野鸭》中的老艾克达尔的表现，简直是妙极了。我很遗憾，没有看过《小艾友夫》的演出，第一幕简直是一个纯粹的奇迹。""那么，您是不是认为易卜生比莎士比亚高明呢?"文丁问他。"以戏剧而言，他远远地超过了他。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很难相信易卜生什么时候会过时。对于每一个时代，他都会有新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又会从新的角度看他提出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他在《海达•加布勒》中表现出他是个女权主义者。可是他根本不是女权主义者，就像我不是大主教一样。"
由文丁当向导和陪伴，乔伊斯夫妇看了哥本哈根周围的许多地方。其中当然包括哈姆雷特在埃尔西诺的堡垒。他们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场地上走的时候，文丁问他："乔伊斯先生，您喜欢花吗?""不喜欢。我爱植物，绿色的、生长的东西，树木和草。我讨厌花。"显然，莫莉•布卢姆对花的喜爱是一种女性的特点。下雨了，乔伊斯转身怪他妻子："娜拉，你怎么不带把伞来?""我恨伞。"她说，和莫莉说过的话一样。固文丁支持她，说伞这东西滑稽。但是乔伊斯笑着回答他说："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伞是一种皇家的器物。我认识巴黎的一位年轻的柬埔寨贵族，他父亲因为等级高，可以带七把伞，我那位年轻贵族朋友自己走路拿六把伞，一把撑得比一把高。真的，伞是高级身份的标志。"
文丁一再问他对许多作家的意见。"您喜欢邓南遮吗?"他问。乔伊斯回答说："他有一个时期是位出色的诗人。...现在墨索里尼在那里了，您还喜欢意大利吗?""自然，现在也还是一样喜欢。意大利就是意大利。要是因为有墨索里尼就不喜欢它，就像因为有亨利八世就恨英国一样荒谬。"两人谈到了海明威，乔伊斯说："我们在他去非洲以前和他聚了。他说要给我们一只活狮子。幸好没有。但是我们希望有他写的书。他是一个好作家，海明威。文如其人。我们喜欢他。他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农民，其壮如水牛。一位猎人。他写的生活，就是他自己能经历的生活。如果他的身体不允许他过这样的生活，他绝不会写这样的书。但是他这类巨人，倒是真正谦虚的；海明威的外形后面，内涵比人们见到的多得多。"他不愿意评论奥尼尔，只是说这位戏剧家是彻头彻尾的爱尔兰味。他谈安德烈•纪德的话说得比较畅快，他说："我很喜欢他的两本书：《田园交响乐》和《梵蒂冈的地窖》，确实可喜。"然后他讲起故事来了："你当然知道，纪德是共产党人。前不久，有一个名叫阿尔芒•珀蒂让的年轻人去找他。珀蒂让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一本巨著讨论我的《进行中作品》，在我的书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他就早已写完。现在他二十岁了。他因为写那本书，并且因为他的兴趣，所以对我是真的佩服，他就去找纪德提这样一个问题：大师，法国将来实行共产了，咱们怎么对待乔伊斯呢?纪德想了半天怎么回答，最后说：咱们不用管他。
话头又一次转到《芬尼根后事》。谈到写这本书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乔伊斯说："写一本书的生活，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自从1922年开始写《进行中作品》以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正常的生活。它要求我付出巨大的能量。我在《尤利西斯》中写了白天，就要在这本书里写夜晚。除此以外，它和《尤利西斯》没有什么关系。《尤利西斯》也不要求投入这么多的能量。从1922年至今，我这本书对于我是比现实更大的现实。一切都要给它让步。书外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甚至最小的实际问题，例如早上刮脸这样的事都是。"他的这些话使人豁然开朗，开始明白他对事物的真正态度：和写这本书的经历本身相比，他因为别人批评他这书以及他自己辩护不力而产生的阴沉情绪，实际上都是无关宏旨的，甚至是不相干的。
"《进行中作品》的人物，"他接着说，"和《尤利西斯》的人物毫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人物。像一场梦一样。文体也是变化的，不现实的，就像梦幻世界那样。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角色来的话，可以说就是一个老头。但是他本身很难说和现实有什么联系。""您还有多少没有写呢?"文丁问他。"没有多少了。我现在已经接近书的结局了。可以说已经写了四分之三吧。今后的工作可以进行得快一些了。"
乔伊斯在哥本哈根住得很满意。他称之为"挺美的一次度假"。"他喜欢那些穿红上衣的邮递员、那些邮筒、那些戴裘皮高帽子的警卫。隐士别墅引不起他的多少兴趣，但是一个丹麦农庄倒使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和娜拉对于歌剧院演出的德利布《科佩里亚》很欣赏，认为演出场面在他们看到过的戏中是最好的。乔伊斯还很高兴遇到了哲学家吕西安•莱维一布吕尔，也是到这城市访问的，而且凑巧也是钦佩《尤利西斯》的读者。所以，乔伊斯结束内容丰富的三个星期离去的时候，是打算第二年春天到哥本哈根租一座房子的，不过后来未能实现。在回巴黎的路上，他在波恩下车找库尔提乌斯教授谈《进行中作品》。"我要向您证明，我的脑筋并没有软化。"21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说他在这本书里扮演了红鼻头滑稽人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不能不选择的话，"乔伊斯说，"我倒宁愿演那一角，比蓝下巴的悲惨人的角色强。"2
乔伊斯在9月13日回到巴黎，当时还是满脑子的易卜生。9月18日，他借给詹姆斯•斯蒂芬斯一本《小艾友夫》要他读，"我想知道你对这剧的意见。你如果读，不要跳过剧中的任何一幕。"23但是斯蒂芬斯两天之后回信，说明没有被他争取过去：
巴黎11区乡村路1号1936年9月20日
乔伊斯兄--你有两件事情是永远不变的：你是最深奥的人，同时也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一贯热心对人的男性动物。这话不过是随便提一提。我收到了你交给我这里服务台的书--想到你的眼力那么差，居然摸索着走过巴黎这些原野来给我送一本书，我觉得简直是骇人听闻，同时使我感到骄傲。我寄回给你我的爱，但是这东西通过邮递太容易寄了，都不值得收件人签收的。
我理解你寄这书给我，是因为我曾经对你谈到我对易卜生的看法。我愿意对任何愿意获得同意的人表示同意，易卜生是一个胜任有余的舞台经理。他如果有一个角色在第一幕打一个喷嚏，第二幕准会感冒发烧，第三幕就要肺炎死亡。我的批评(找毛病)可是要比如何通过第一、第二、第三幕处理某：些事情的手法更深入一些。我的观点是：在戏剧界以至整个文学界曾经取得(名正言顺的)卓越地位的人中间，易卜生是最彻底的撒谎家，或者说是最歪曲真理的人。他在(是不是?)《野鸭》中的理想主义者根本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单纯的、不折不扣的、平庸的骗子。同样的，他的《建筑师》人物是一个普通的、极其一般的蠢驴。
现在我按照你的要求读了他的《小艾友夫》--我又一次对他的极其巧妙的技巧脱掉一切帽子致敬，同时我的灵魂对他的故事内容及其真实性拒绝做出任何一丁点、半丁点的颤动。他作了如此井然有序的安排而出现的灾难性结局，完完全全是无妄之灾，他的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而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人是一个散布病毒的戏剧家。他的一切剧本，都是按一个目的编的，就是要使并不欠什么债的人还钱，要使并没有作孽的人受罪。如果文学界曾经出过一个施虐狂，那么他就是易卜生。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在文学观点上或是道德观点上受他的愚弄，这在我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在我看来，这个剧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可笑的，和他所有的别的扬名天下的剧本一样没有根据，一样可笑。让这个从黑色的北方来的黑暗人滚到地狱里去吧，因为他的家本来就是在那里，而他的文学，也就是那完全的布尔乔亚能力范围内最邪恶的魔鬼产品了。Mise agat-sa do chara go de
詹姆斯•斯蒂芬斯乔伊斯在1930年9月25日回答这封信的口气是疲惫多于说服："你的话是不错，但是我认为绝非全面。"同时邀请斯蒂芬斯去晚餐。他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对他的精神上的父亲持有与他不同的意见，这在他是难于接受的。
乔伊斯到苏黎世去了几天，去看斯坦尼斯劳斯。兄弟还没有找到工作，想在瑞士找。乔伊斯请伯纳德•费尔教授和另外一些人帮忙，在楚格山顶上一家学校找到了一个职位。这个工作的待遇很好，但是乔伊斯、保罗•拉奇艾罗、斯坦尼斯劳斯三人到那里去看看，发现山顶上异常荒凉。附近的城市楚格看起来也很乏味。"斯坦尼斯劳斯决定不去，詹姆斯也同意。兄弟想要谈谈意大利和的里雅斯特的政治情况，可是詹姆斯不耐烦。"看在天主的面上，别谈政治了。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文体。""尽管有这样的冷落，两弟兄分手的时候还是和好的。斯坦尼斯劳斯回到的里雅斯特，经过不少周折之后恢复了大学的职位，在那里继续工作到战争开始为止。
乔伊斯最近几年来在巴黎的社交生活有了显著的缩减。虽然他还经常在西尔维娅•比奇出版《尤利西斯》的周年纪念日向她致意，他见她的时候不多，见的时候也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她的书店已经不是他的联系点。哈丽雅特•韦弗在1936年11月27日至12月12日到巴黎住了两个星期。乔伊斯就是在这期间或是稍后对她说，她十年来受人蛊惑错看了他，两年来受人蛊惑错看了他女儿。这个指责既没有根据，又无可辩驳。这以后两人没有再见面。有一个时期，乔伊斯为约翰•沙利文奔波也结识了一些人，但是到1936年的时候，这些活动实际上已经完了，虽然乔伊斯从没有这样说。沙利文自己知道乔伊斯拒绝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两人认识的时候太晚，沙利文的嗓音已经开始失色了。q)28虽然乔伊斯生性好动，总免不了间或要结识新朋友，但是他主要依靠的是一小批朋友，其中多数是他从二十年代就认识的老友。
在这些人中间，保罗•莱昂始终是他的最主要的帮手。他不要秘书的名称，他写了无穷无尽的信，也拒绝接受报酬。有时候他是直接代乔伊斯写；另一些时候他是按照乔伊斯的间接示意，写一些试探风向的信；还有一些是他自己想的主意，指望将来可以说服乔伊斯同意。莱昂对乔伊斯采取一种亲亲热热逗趣说笑的口气，乔伊斯也如法炮制。例如，有一天莱昂和一位漂亮的女客在一家餐厅吃饭，乔伊斯去当了不速之客，不久之后他就送给莱昂一册拜伦的《唐璜》，献词利用莫扎特《唐乔凡尼》的唱词写成：
唐莱昂尼，你的晚餐真好我无需邀请自己会到。骑士
4月21日于肖兰
有一次莱昂哮喘病发，一篮水果送到了他家，附言是："希望病人阁下接受此篮水果。詹•乔。"《芬尼根后事》出版时，乔伊斯赠送给他一本，书上题词是：
赠给欧亚骑士保罗•莱昂，并附一千零一谢!
苦难最多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939年5月4日于巴黎。而他为戈尔曼的传记口授的几旬颂扬的话，口吻是完全顶真的："最近十二年来，不论生病还是健康，不论夜晚还是白天，他[莱昂]都是一位绝对无私奉献的朋友。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事业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的。"
除了莱昂和沙利文以外，乔伊斯还相当经常地和吉尔伯特夫妇、乔拉斯夫妇以及塞缪尔•贝克特保持联系；比较不太经常联系的有勒内•巴伊与其爱尔兰妻子、苏波、尼诺•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短暂的交往。除了绝对超然不讲实际的乔拉斯以外，乔伊斯对每一个人都要求友情加上帮助。乔伊斯对他们的态度总是很有礼貌，很婉转的："你是不是有工夫......""尽管如此，"苏波谈到那些情况时说，"他是非常有办法的。你去看他，他问你走的时候打算往哪个方向去。你回答：我去埃多勒。不知怎么的一来，转眼你已经受了他的委托，要到巴士底去为他办一件什么事了。""他的朋友们不是帮他找一本书，便是帮他打个电话给什么人，要不然就是帮他看校样、查资料。正如娜拉说的："要是万能的天主下降到地球上来，你也会给他派个活的。"然而与此同时，仿佛是有意弥补似的，他特别细心周到。他总记得朋友们的生日和其他纪念日，和他指望别人记得他的生日一样不含糊。有朋友生病，他总是非常关心，每天去问好，问体温多少。小惕娜•乔拉斯在瑞士生病了，乔伊斯听说她的妈妈第二天要乘火车去看她，便和莱昂一起去看她，乔伊斯送给她一个玩具娃娃带给小姑娘。乔拉斯夫妇的第三个孩子病重(后来就此病死)，乔伊斯和布卢姆先生一样的关怀，每天都打两次电话。"
他看戏常常依靠苏波和吉尔伯特陪同。他已经失去对严肃戏剧的兴趣，而是愿意看皇宫剧院的轻松喜剧，坐在第一排(要不然看不见)开怀大笑。有时候他和尼诺•弗兰克一起去看电影，听歌剧或是小歌剧，其中他喜爱的一个剧目是马斯卡尼的《好友弗里茨》，他在都柏林就看过一次的。他喜欢莫里斯•谢瓦利埃的一首歌"子爵见子爵"里的文字游戏，但是他也欣赏像伊冯娜•普兰当的"我不是人想象的人"那样简单的抒情歌曲。
认识乔伊斯不久的朋友，往往对他的兴趣居然如此质朴感到惊讶。建筑师科比西埃谈到《尤利西斯》"是对生活的大发现"，吉迪翁太太介绍他和乔伊斯认识之后，没想到谈话内容全部集中在乔伊斯最近得到的两只长尾小鹦鹉"皮埃尔"和"比比"。①事后科比西埃说乔伊斯这人妙得很，吉迪翁太太说："可是你们两人什么也没有谈呀。"科比西埃说："他谈两只鸟就谈得很有意思。"说时还赞赏不已。"
尼诺•弗兰克在1937年常和乔伊斯在一起，因为乔伊斯建议两人合作把《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译成意大利文。他说："咱们一定得现在就把这事儿办了，不然可能会错过了时机。目前至少有一个人懂得我写的东西，那就是我自己。我可不能保证两三年以后我还能懂。"弗兰克提了一个反对意见，说意大利文不适合玩双关语，这一章不可能翻译，但是这意见提晚了。两人每星期见面两次，连续三个月。乔伊斯的全部重点都放在音响、节奏、文字游戏上，而对于内容似乎不关心，不重视，弗兰克常常不能不提醒他。乔伊斯以一种微妙的随心所欲姿态，增添了一些本来没有的河流名称。弗兰克提到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收集了好多河流名称，乔伊斯就马上要看那诗。有一次弗兰克企图制约大师的漫不在意态度，表示不同意乔伊斯喜欢的一句译文，因为它牺牲了原文的韵味；乔伊斯简简单单地说："我喜欢这新的韵味。"
另一个译事是由一位新朋友乔治•佩洛逊担任的，让•波朗要他为《旋律》将《一便士一首的诗》译成法文。佩洛逊是乔拉斯太太在纳利的双语学校的一位教师，和乔伊斯结识是因为对于鲜为人知的歌剧音乐有相似的兴趣。他动手翻译时热情很高，但是乔伊斯很快就给他降了温，他想方设法，要他(和对弗兰克不同)在法文中保留和英文完全相同的韵律，而佩洛逊觉得这些韵律在法文中显得乏味。在佩洛逊不同意的时候，他就叹气。他在佩洛逊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长吁短叹家"的印象。有时候，长吁短叹和翻译都不顺心，乔伊斯就建议出去散步。有一次在大斋节期间，他建议去圣母院听皮纳尔•德拉布莱神父布道。但是他的主要兴趣是在神父的名字皮纳尔，他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酒的俚语。他开始拿这名字开玩笑，编了一首法文的五行打油诗，其中掺和着俚语和古法语，长达四五节，节奏欢快，他唱得兴高采烈的。打油诗的结尾不是皮纳尔在大教堂，而是"皮纳尔"在小酒吧。39
乔伊斯有时候和塞缪尔•贝克特一起出去。他写信给儿子谈到贝克特时说："我认为他有才。"这是他很少用的夸奖。贝克特送给他一本《莫菲》，乔伊斯只回了一首蹩脚的五行打油诗：
有一个满脸红斑的家伙叫莫菲，他愿意人家看他是赛马的阿飞，出来的时候图时髦
胸前粘一块假骑装
扭呀扭的海边来臭美。詹•乔巴黎圣凯瑟琳39号但是后来他能整段背诵贝克特描写莫菲尸体情况的文字，很使贝克特高兴。"贝克特作为报答，写了一首离合诗《奥尔加回家》，是开玩笑而又用意尖刻的。诗意也许是这样的："乔伊斯可以被认为代表象征希望的绿玉(虽然被放逐在外)，将推翻天主教在贫瘠的爱尔兰的统治，在这个处女膜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痔疮)保存完整而种种有价值的东西都一笑了之的地方。乔伊斯也代表象征慈悲的红色，表现为爱、沉默、他的甜美的新文体、他的代达罗斯式的飞翔技巧(飞扑和翻飞)，加以耶和华、一些耆那教术士、一点点耶稣的帮助。最后，他还代：表象征信仰和机智的蛋白石，道别时眨一眨眼(正如乔伊斯的诗道别中说的)，因为内行人都知道，昨天即将变成明天，将来的事过去就曾经有过，这一点可怜的荷马就不知道，而乔伊斯却加以证实了，因为他可算是一种复活的耶稣(也是文字人)，甚至这首离合诗的作者也勉强算得上如此(错漏不计)，一只即将离群的忘本小绵羊。"
斯蒂汾的"沉默、流放、机智"和神学的美德，和它们的伴随颜色，和希望、仁爱、信仰等同起来了。后来有人问这首诗的详细内容，贝克特说第三行"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清楚了(如果原来是清楚的话)"。
乔伊斯向贝克特明确表示，他不喜欢谈论文学。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两人默默听了一群知识分子的议论之后，他评论说："他们不如谈谈萝卜还好些!"然而，有时候他自己的观点也通过偶然的三言两语透露出来。他喜欢瓦莱里的"蛇的轮廓"，特别欣赏开头的短语："在树中"--树在这里头有了复合意义。但是瓦莱里按他的要求朗诵这段之后，他又认为效果不好。另一位同时代作家的一行使他感兴趣的文字是苏波的："女士在树林里丢失了微笑。""但是谈到一般的现代作家，他的看法是："你从这些人的作品中取出一段典型的晦涩文字，问作者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都说不出来；可是我写的书，我对每一行都能说明它的必要性。"另一天他又说："我发现，我使用语言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他对贝克特说的另外一句话却和那些话表现了典型的自相矛盾，透露了值得注意的谦虚："我写《尤利西斯》也许是系统化过分了。"
一般说来，他对自己那部早期著作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它的地位已经被《芬尼根后事》占去。但是有一天他不由自已地问贝克特："都柏林有没有人看《尤利西斯》?""有。"贝克特说。"什么人呢?"贝克特说了几个名字。"可是这几个都是犹太人。"乔伊斯说。这时贝克特告诉他，现在好多知识分子的兴趣都转向卡夫卡了。这个名字，在乔伊斯来说就只知道《法兰克福报》那个捣乱的译者艾琳•卡夫卡，那人怎么会出来抢文学宝座的，使他感到纳闷而又心烦。这以后他的思想又转回到《芬尼根后事》上面去了。他显然正在考虑作一个全面的辩护，谈话中不时出现这一辩护的片断。有一天，他朗诵书中的一段给一位英国女客人听后，那位女客下了一个严厉的论断："这不是文学。"乔伊斯回答说："刚才是。"他的意思是说，刚才她听的时候是文学。"这书的音乐性，就是它的价值之一。他在给女儿的信上说："天知道我的文章说的是什么。听上去悦耳就行。你的画是看上去悦目。这就够了，我认为。""另一位客人特伦斯•怀特•热尔韦问他，这书是不是文学和音乐的结合，乔伊斯断然回答："不是，就是纯粹的音乐。...可是其中是不是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可以发掘出来呢?""没有，没有，"乔伊斯说，"它的用意就是要你发笑。""他对雅克•梅尔康东说："我不过是一名爱尔兰丑角，一个拿宇宙大开玩笑的人。"当然，开玩笑和多层次意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乔伊斯在和另一个人--一个酒友--谈的时候，就把In vino vefitas改成了In risu veritas。另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写成这样?""这样可以让评论家忙上三百年。""我对读者的要求，"他带着一种使人难以抗拒的笑容对迈克斯•伊斯门说，"是希望他将读我的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在《芬尼根后事》中，他对于"患理想失眠症的理想读者"表示幽默的赞赏。
乔伊斯为他的著作辩护而说的这一些和其他一些言论，所用的词语大多数还是文艺批评中熟悉的。他说它的内容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就是夜晚的那三分之一。反对他的写作方法的人，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现梦中生活的种种变幻?他为书的主题辩护，指出将生活看作老的人物和老的情景不断反复再现，这也是和他那时代的心理学和人类学并不矛盾的。他为这书的复杂性辩护，指出那是表现主题所必需的，这论点是现代诗的理论中已经公认的。他利用音乐为这书的技巧和形式辩护，不是强调各种艺术的统一结合--虽然这也可说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强调声音和韵律的重要性，强调意义和形式的不可分割，这一点已经在对艾略特后期诗歌的评估中成为老生常谈。最后，他为他的文字辩护，既是从语言理论出发，语言主要是通过分裂和黏合而形成的表情手段，又是从这书的需要出发，它要表现梦的畸形变化，要表现历史也是双关语似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同样的情况像滑稽戏似的稍有变化反复再现。
乔伊斯在努力完成他的著作的时期中，生活越来越安静。他每周去看露西亚一次，在1937年6月30日给迈伦•纳丁夫妇的信中说："看来她终于走上了康复的道路。但是好转的迹象又一次消失了。他在那一个月内，仅允许自己有一次公共场所露面，出席了巴黎国际笔会俱乐部的一次集会。他原来就一直坚持，盗印《尤利西斯》是一个值得国际文学界关注的事件，这次他带去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在其中报告美国法庭的裁决，一个作家对本人的财产的所有权不能被剥夺，这是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并行不悖的。他这个发言人们洗耳恭听了，主席也礼节周到，指示将乔伊斯的发言纳入纪录，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乔伊斯很是恼火。
他后来和许布希及弗朗兹•魏菲尔共进晚餐的时候还在为那事生气，但是发现魏菲尔曾经翻译威尔地某些歌剧的歌词，就把那个烦恼丢在脑后了。几天之后，南希•丘纳德寄给他一份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意见调查表，却又把他的气愤唤醒了。他打电话去说："我是詹姆斯•乔伊斯。我收到了您的意见调查表。"她问道："您是不是填啊?""我不填，因为这是政治。现在什么都掺进了政治。前些天晚上，我让人家拉去参加了国际笔会俱乐部的一次宴会。国际笔会的章程上规定会上不许讨论政治，可是那天的情况怎么样?一个人发言讲到一个政治观点，另一个人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论点，第三个人又发表一篇更多的政治。我希望国际笔会注意一下《尤利西斯》在美国被人盗印的问题，可是这问题倒被撂在一边。从头到尾都是政治。"最后他说，他要把他在国际笔会上的发言稿寄给她。他命令她："你就印这一件吧，丘纳德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