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伊斯上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时期，学院正在力求做出成绩。大学学院建于1853年，是约翰•亨利•纽曼创立的，当时称为天主教大学，创建伊始不太稳定，带有试验性质。纽曼自己觉得难以为继，1857年回到英格兰后，次年辞去了院长职务。由于既无私人捐助又无官方支持，学院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处予勉强维持状态。它的校园是斯蒂芬草地上一些豪华住宅之间的一部分已经渐趋颓败的房子，位于88号的巴克•惠利公馆是学院的主楼，已经光彩全无，似乎在向人昭示着学院的衰败。一位新任院长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欲在都柏林郊区按牛津或剑桥大学的风格建造一所有影响的大学，但计划并未实现。大学的主要希望在于议会。几经拖延，在爱尔兰议员的大力敦促下，一部尚不完善的大学法案终于在1879年获得通过。政府愿意在爱尔兰发展高等教育，并且也意识到，对于众多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来说，三一学院太小而且新教气息太浓。法案于是便巧妙地提出支持大学学院(一个取代天主教大学的新名称)，但学院应被看作是皇家大学的一部分，而非一独立单位。皇家大学下设都柏林、科克、戈尔韦和贝尔法斯特各学院，由大学负责考试，而考试科目应该是非宗教的，这样，如果让学生花太多的时间学习天主教知识，他们就会在成绩上吃亏。这种规定为乔伊斯在世纪末这段时间的学习定下了基调。尽管耶稣会会士在1883年接管了学院，但他们并未引进太多的宗教教育。院长威廉•德拉尼神父是爱尔兰最具实力的天主教教育家之一，虽然其他天主教团体一再要求加强宗教课程的比重，但他并不为所动。2他认为，让至少一半的教职员身穿白色法衣的影响，远比其外表看起来的影响要大得多，事实确实如此。
大学学院的学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半英里以外的三一学院有更加优秀的教师。在古典文学上，马哈菲和蒂勒尔是一对高傲的权威，谁也不服谁，他俩的学问远在大学学院的同行之上，特别是在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去世之后，霍普金斯是八十年代间在崇高的贫困状态中担任都柏林大学学院古典文学首席教职的。三一学院的英文教授是才华出众的学者爱德华•道登。而大学学院的英文教授，在乔伊斯入学时是托马斯•阿诺德，他不怎么出众，而且已经年老虚弱。阿诺德是马修•阿诺德的哥哥，他的大半生都在各种宗教危机中沉浮，而他弟弟则对每次危机都应付裕如。他有两次被迫改信天主教，第二次的代价是他失去了牛津大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教授候选人资格。阿诺德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够灵活的，乔伊斯写过一篇关于《麦克白》戏剧性缺陷的论文交给他，他表示了赞赏。
教务长约瑟夫•达林顿神父也教过乔伊斯一段时间英文，他和阿诺德一样，也是皈依了天主教的英国人。达林顿对乔伊斯的博览群书有所耳闻，在他的一门课上，第一堂课中提到斯蒂芬•菲利普斯的剧本《保罗和弗兰西斯卡》时，他问有没有人读过这个剧本，班上没有反应，于是他冲着乔伊斯问："乔伊斯先生，你读过吗?"乔伊斯用一种厌烦的口吻说："读过。"在让人领教了他的无所不知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来上过课。在乔伊斯眼中，达林顿为人有些阴险，但多数人都认为他并无害人之心，也没人瞧得起他；他曾经认为乔伊斯的宗教思想有问题，但他很圆通，没想采取强硬手段来整治他。达林顿用他那不赞同但却宽容的眼光跟随了乔伊斯四年，而乔伊斯那不赞同但却宽容的眼光却永远跟随着达林顿，他是《英雄斯蒂汾》和《写照》中的教务主任。接替阿诺德的英文教授是乔治•奥尼尔神父，他对学院的各项活动都起积极作用，但是对培根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作者的观点极端支持。乔伊斯对他的这种观点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兴趣，后来在学院的一次公开讨论中对此大加嘲弄，又在《尤利西斯》中让斯蒂汾对其讥讽一番后加以摈弃。据尤金•希伊法官回忆，在乔伊斯参加文学士学位口试时，可能是奥尼尔向他提问："在《李尔王》一剧中，诗歌的正义性是如何反映的?"乔伊斯答道："我不知道。"考官激了他一句："咳，得啦，乔伊斯先生，你对自己不公平，我敢肯定你读过这个剧本。没有错，"乔伊斯摆出一副令人极不愉快的神态回答道，"可是我不明白您的问题。以我的观点而言，诗歌的正义性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词藻。"
在学意大利语和法语时，乔伊斯有幸跟说这两种语言的本族语教师学习。尽管他所经历的教育制度似乎相当死板，他却很幸运，在中学和大学的每一个阶段都至少能遇到一个意气相投、不存偏见的老师。意大利语教师查尔斯•盖齐神父是个耶稣会会士，曾在印度长期居住，后来来到爱尔兰。有关但丁和邓南遮作品的基础知识都是他传授给乔伊斯的。这二者那时还可能结合，现在已经不大可能了。他和乔伊斯曾对艺术和哲学有过多次热烈的讨论，而在他们讨论时，尤金•希伊则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是班上仅有的另一名学生。乔伊斯对但丁推崇备至，却对弥尔顿表现出不屑，他对弥尔顿是强烈排斥的，后来叶芝、庞德以及艾略特都是如此。盖齐对此并不在意，"可是此后乔伊斯向其他爱尔兰作家阐述自己的这种观点时，人人都表示义愤填膺，只有叶芝除外。至于邓南遮，乔伊斯深信，他的(《火焰》)是长篇小说中自福楼拜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并且是对福楼拜的发扬光大。他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邓南遮把自己反对偶像崇拜的生平写成了小说，消除了行动，把小说写成了长篇抒情散文。邓南遮有使用怪异形容词的爱好，如"白色的空气"，这点也令乔伊斯感兴趣。尽管乔伊斯的小说和邓南遮的有很大区别，可在这些方面他仍旧是邓南遮的追随者。在大学学院的最后一次意大利语考试中，乔伊斯是唯一的一名男生，其他的八九个都是女生。后来和路易•吉莱谈起此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群母狮子中的但以理"。他对问礴的具体事实准备不充分，但对邓南遮却有深入研究，就连他的神态也能模仿，结果主考老师们虽有不同意见，还是让他通过了。"
在课上和课外学习中，乔伊斯读了些意大利诗歌和故事。他谈过卡瓦尔坎蒂，对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争鸣颇有兴趣，还出乎意料地在哲学家中发现了一位大师--焦尔达诺•布鲁诺。长期以来，布鲁诺一直被看做是教士中的恶魔，但是还他以清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1889年，人们在罗马为他建了一尊雕像，雕像矗立的鲜花广场正是1600年他被火刑处死的地方。虔诚的盖齐提醒乔伊斯，说布鲁诺是个可怕的异教徒，可乔伊斯却冷冰冰地说："没错，可他被可怕地烧死了。"布鲁诺的终极一体理论及其对地球上的对立面理论吸引了乔伊斯，也许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艺术对自己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想是一种调和，后来他给这两种思想起了两个人的名字--佘姆和肖恩。在《芬尼根后事》中，他把诺拉出生的布鲁诺，和都柏林的书商的名字布朗和诺兰揉在一起，成了一个爱尔兰的布鲁诺。
盖齐的功绩在于，他理解自己学生的审美情趣，并鼓励他形成系统的理论。乔伊斯对托马斯•阿奎那已经有些研究，他知道，托马斯的信条是，美好的事物让人产生愉悦感。他还曾经设想，把这一信条从托马斯的最终动机理论中抽出来，以之为基础，把教诲摒弃于艺术目标之外。同雪莱一样，他只提真和美，略去了善；他的同学和大多数教师都认为这不像话，都错误地认为这是乔伊斯宽容不道德的艺术；事实上，他只是反对狭隘的说教。盖齐对他表示了同情，二人始终都保持好感。乔伊斯作品中的盖齐是一个仁慈善良的人物，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阿尔米丹诺•阿蒂凡尼。
乔伊斯的法语教授叫爱德华•卡迪克，是个留着浓密小胡子的布列塔尼人。他对自己学生的天赋也持接受的态度；当他读乔伊斯的论文《钟》时心中充满了喜悦，"认为文章响铃一般的文体切合主题；当看到乔伊斯援引ide一e一词作为leitmotif的法语对等词时，他高兴地嚷嚷道："就凭这，我将把我的女儿嫁给你。"这一个词对乔伊斯很有用处，在他的写作中，一个例如河流这样的概念，可以滋生出一整章以河流名称和河流主题组成的流水散文。乔伊斯发现，卡迪克的课堂是个装傻充愣的好地方。一天，他迟到了二十分钟，走进教室后，对教授未加理睬，径直走到教室前面的一扇大窗户下，拉起窗子，把头探了出去。看到他这样，卡迪克走到另一扇窗户下，也打开把头探了出去，神情严肃地盯着乔伊斯。"先生，早上好，"乔伊斯一本正经地打着招呼，"我正在数奥尔德曼•克南的葬礼上有多少辆车。"他那厚脸皮的神气和对细节的兴趣都是符合他的性格的。
乔伊斯和另一名学生乔治•克兰西喜欢搞些小把戏引卡迪克误解。在把一篇人人喜欢的小戏剧译成英语时，乔伊斯对克兰西翻译的一段轻蔑地嗤嗤直笑，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克兰西装成勃然大怒的样子，让乔伊斯赔礼道歉，而乔伊斯则拒不认错。于是克兰西向乔伊斯提出挑战，要和他在凤凰公园决斗。这时，吓坏了的卡迪克冲过来安抚这两个怒火冲天的凯尔特人，经过一番拉拉扯扯之后，终于劝说他们握手言和。"
大学学院的学生们比教授们更加非同一般。乔伊斯的三个朋友，克兰西，弗朗西斯•斯凯芬顿和托马斯•凯特尔后来都在不同原因的战斗中牺牲了性命，从而表现了他们的青春是如何的真纯。克兰西死在了"黑与棕"的手中，是在担任利默里克市长时被杀的。他的不幸遇难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对民族运动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参与建立了大学学院盖尔语协会分会，动员他的朋友们去上爱尔兰语课，有一段时间，连乔伊斯也被说动了。乔伊斯后来不再上那些课，是因为教师柏特里克•皮尔斯认为，只有贬低英语，才能提高爱尔兰语的地位，特别是他把thunde(雷鸣)-一个乔伊斯喜欢的词--贬损为词不达意的典型。"克兰西还是个盖尔人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爱尔兰曲棍球等，所以他是盖尔人运动联盟的创始人迈克尔•丘萨克的好朋友。他带乔伊斯去见过几次丘萨克，可乔伊斯却不怎么喜欢这个人，在《尤利西斯》"独目巨人"一章中，乔伊斯把他描写成了心胸狭隘而语言夸张的典型。在乔伊斯早期作品中，克兰西是以马登之名出现的。他是唯一对斯蒂汾直呼其名的朋友，乔伊斯后来也证实，克兰西是他同班同学当中唯一对他直呼其名的人。"马登(在《写照》中名为达文)以一种农村的纯朴感情，竭力想使斯蒂汾更加爱尔兰化，斯蒂汾与他的关系，和其他朋友相比，也更单纯一些，更轻松自然一些。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乔伊斯曾经直呼克兰西为"乔治"。
詹姆斯和斯坦尼斯劳斯讲过，除了他自己，大学学院中最聪明的人要数弗朗西斯•斯凯芬顿。和克兰西一样，斯凯芬顿也死在了英国人手中，但比他要早几年。那是在1916年的复活节暴乱中，他是在像堂吉诃德似的劝说都柏林贫民不要抢掠财物时被杀的。斯凯芬顿比乔伊斯大四岁，年轻时在大学中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斗士。为反对千篇一律的穿着，他常常穿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并由此得了个"灯笼裤"的绰号。为反对剃须，他留了满脸的胡子。他还抨击吸烟、喝酒和活体解剖。乔伊斯称他为"长毛耶稣"。斯凯芬顿还以同样的满腔热情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支持不抵抗主义和素食主义。他是个有名的请愿活动发起人和签名人，曾经劝说乔伊斯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支持俄国沙皇的全球和平计划。据《写照》记载，乔伊斯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你一定要有个耶稣的话，也该找个合法的耶稣。"
乔伊斯喜欢这样去刺：断凯芬顿的盔甲，用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去难倒苏格拉底。如果斯凯芬顿是那么理性的话，那么他如何能维持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呢?对此问题，斯凯芬顿面有难色，但是认认真真作出了回答，说他不久就打算拿出一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一宗教问题。他后来真的放弃了教会。如果斯凯芬顿信奉男女平等，那他是否认为警察队伍中应该有女性呢?在《写照》中斯凯芬顿是以麦卡恩这一名!芋出现的，他喜欢争论，非常严肃，总是在一个衣袋中装块巧克力，是个有一点可笑的、口齿不怎么利落的辩论家。事实上，他的口才比小说中所描写的要强一些。他总是用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诱使乔伊斯和他辩论。据斯坦尼斯劳斯回忆，他有一次问道："你恋爱过吗?"乔伊斯的回答用了模棱两可的时态转换："如果我正在恋爱，我怎么能写我们时代最完美的爱情之歌呢?诗人的描写应该是过去和将来的感受，绝不应该是现在的。如果是那种真心实意、海枯石烂式的爱情，写作时就会信马由缰，把诗毁掉。诗歌必须有一个能适当调节的安全阀。诗人的职责是写悲剧，而不是充当悲剧中的演员。"这样的回答使争论变得抽象化了，也巧妙地对斯凯芬顿产生了影响。
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别，乔伊斯和斯凯芬顿相处得很好。乔伊斯想了个有趣的把戏，用以测试固执的斯凯芬顿是否真能坚持各种权利。他说如果斯凯芬顿在萨克维尔大街最贵的水果店里拿一英镑的金币去买半便士的醋栗，他就答应给他半克郎。斯凯芬顿同意了，乔伊斯站在门口，看到售货员小姐那不高兴和自由论者那不管不顾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和斯凯芬顿会面的地方主要是在希伊家；斯凯芬顿后来和汉纳•希伊结了婚，他容不得婚姻损害男女间的平等，即使是在名义上，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伊斯凯芬顿。
另一个极富才具的朋友是托马斯•凯特尔，似乎只有乔伊斯把他列在斯凯芬顿之下。他于1916年在英国军队中战死。凯特尔步斯凯芬顿的后尘，也娶了希伊家的姑娘，他的夫人玛丽就是乔伊斯在大学时代难以忘怀的那位姑娘。凯特尔很有头脑，是个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毕业不久，他就成了国会议员并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上大学时他就说过："如果爱尔兰要成为新型的爱尔兰，她就必须先成为欧洲的爱尔兰。"这也是乔伊斯的观点，但是，凯特尔对待民族问题的满腔热忱和英勇无畏(或如乔伊斯所言"太露骨")的态度使他不能认同乔伊斯的世界主义。后来，他对《都柏林人》中直言不讳的不爱国言论表示了反对。凯特尔没有出现在《写照》中，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例如爱尔兰必须首先欧洲化，在《流亡者》中用上了。他是仅有的另一个曾经与乔伊斯讨论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同学。他曾经评论说："阿奎那作品的难点在于，他说话和街头市井之流太相似。"乔伊斯欣赏他的这一评论。后来乔伊斯在巴黎讨论阿奎那时，有人表示反对他的观点，说阿奎那的作品"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乔伊斯在应答时很可能想到了凯特尔，他说："他的作品和我们息息相关。"
在大学学院，还有另外三个与乔伊斯相处不错的青年：柯伦、科斯格雷夫和伯恩。前两人的性格几乎截然相反：康斯坦丁•P．柯伦心地善良，隐忍自制；乔伊斯也承认他是个聪明人。《写照》中把他描述成一个爱吃的人(他身体偏胖)；他还精通文学和建筑，后来成了高等法院注官。他和乔伊斯都喜好到欧洲大陆旅行，但他很虔诚，虔诚的程度超过他对欧洲大陆的认同感，当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首次上演时，有许多人不能忍受而加以嘲弄奚落，而他竟然对这些人表示同情。不过，乔伊斯尊重他的文学艺术观点，一生许多次受惠于柯伦的竭诚帮助。
艾森特•科斯格雷夫长着一副红润的尼禄式面庞，办事粗心大意。他脑子好使，但却缺乏修养。他很早就对乔伊斯有敏锐的评价，还曾经和伯恩说过："乔伊斯是我们遇到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他性情懒散，一事无成而怨天尤人。后来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越变越坏，最后死在泰晤士河中，估计是自寻短见，就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白活一生。最让乔伊斯感到满意的是，科斯格雷夫总是随叫随到，陪他散步、聊天或是(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到蒂龙街上妓院。不管是说到宗教还是女人，他满嘴都是粗俗的俏皮话。乔伊斯那时还没有开始喝酒，生活俭朴有度，对讲下流话和在公共场所的粗俗行为很是不屑，这使他几乎有了一副正直高尚的形象。他喜欢这副形象，有时喜欢反常地对科斯格雷夫扮演老师训学生的角色。
然而，在大学中，和乔伊斯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弗朗西斯•伯恩，也就是他小说中的"克兰利"。"他与伯恩在贝尔弗迪尔已经认识，但是那时没有什么交情，很少见面。乔伊斯在《英雄斯蒂汾》中以尊重自己的少年气盛的口气说："出于对这个年轻人的偏爱，斯蒂汾决定打破自己缄默不语的戒律。"伯恩英俊洒脱，身强体健，头脑聪明；他精于象棋和手球，而对功课的漫不经心甚至比乔伊斯还有过之。他父母早亡，由两个姐姐带大，一到夏天，他就躲到威克洛，在那里，他能表现出一副未加雕饰的乡土气，这使他身居城市的朋友深感迷惑。伯恩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的言论；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对哥哥说，他的想法都平庸寻常，而乔伊斯能想到的最好的辩护词是，他的思想都是"有胆识的平庸寻常"；"在这个浮华社会，伯恩有甘于平庸的勇气。他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举止使人感到他知道所有的秘密，却又不愿行使自己知情的特权。在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学院的台阶上，当他站在年轻人当中，听着他们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谬论时，他根本不屑去纠正他们。他对乔伊斯之所以有影响，就是因为他有对事物隐忍克制、不加评论的习惯。乔伊斯对家庭、朋友和教会的感受，以及自命不凡的抱负都向他坦言相告，他的话像海浪一般冲击着含而不露、沉默寡言的伯恩。伯恩倾听着乔伊斯的知心话，而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并且据乔伊斯说，他也没有劝勉的话。
乔伊斯对伯恩的需要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个朋友的。他有时候会等一个小时，就为了等伯恩赢一盘棋(他下棋常赢)后可以对着那具有敏锐感悟力却又保持中立的耳朵一吐心迹。伯恩对他那毫无掩饰的坦白听得津津有味，而他也被伯恩那吓人的沉默迷住了心窍。乔伊斯极其看重两人间的友谊，以至于后来他们慢慢疏远时，他竟有了在爱尔兰不自在的感觉。
乔伊斯在1898年9月，十六岁半的时候进入大学学院(预科)，在注册时，他把自已的名字错写成了詹姆斯•阿古斯丁•乔伊斯(此后他一直写错，直至最后一年)。他一头棕发，又粗又硬，在他不懒得梳头的时候是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和倔强的下巴是他脸上最硬的部分，要不是这二者的话，那就是一张秀气的脸，消瘦的鼻子，双眼呈淡蓝色，嘴唇微微抿着。他的脸在没有表隋时比有表情时更显得自然。近视眼成了他个性的一部分，因为他既不愿凑近去盯着显出近视的模样，又不愿戴上眼镜，结果就显出了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他身材修长，体重一直到去世以前都没有什么变化。一天，有个朋友在公牛岛遇见了乔伊斯，他正躺在那里晒太阳，见朋友盯着他看，乔伊斯就说："我让你想起什么了?""我不知道，你让我想起什么了?""饥饿。"乔伊斯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他朗朗的笑声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个老太太听到他的笑声竞问他是否出了什么毛病。他的衣服一般不熨，而且还很少洗。有一次在希伊家做游戏，当问到他最讨厌什么东西时，他的回答是"肥皂和水""。在大学学院图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可能还提出过清洁卫生没有好处的观点。据他妹妹伊娃回忆，他曾自豪地说，他的身上不会生虱子--"那是一个不会给它们快乐的地方"。
这时，乔伊斯的思想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掺杂了那些后来他固守的品质。在这些品质尚未成熟之时，他对它们的认识还有波动，有时感到非常重要，有时又觉得似乎不那么迫切。他曾对他的弟弟承认，他的爱情诗主要都是表达想象中的激情，其中也结合着对女人这些"嫩皮动物""的缜密分析，而这些分析，其实都是渴望的呼声颠倒过来而已。他刚刚开始对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些实体形成自己的立场，但还没有表现得像后来那样情绪激昂。他并不和家人脱离关系，他热爱他们，但他并不想为了遵守他们的条条框框和挣钱供养他们而牺牲自己。开始上大学时，他最亲近的伴侣是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但他只是和斯坦尼斯劳斯接近，并未给他太多的感情，并且不久之后就开始与伯恩和科斯格雷夫过往密切起来，使得斯坦尼斯劳斯产生了妒忌心理。
至于和教会，在他1897年复活节突然虔诚一次之后，可能就再没有领受过圣餐；不过，他参加了大学学院的兄弟会，可能还参加过一两次会议。在1901年他还参加过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凯文•沙利文后来发现，"他签过两次名，划掉过一次。这表明，他参加这一协会时心中摇摆不定。诸如此类的行为，是他的宗教思想的自发表达；他心中还在继续考虑脱离天主教的问题。后来，莫里斯•L．厄恩斯特问过乔伊斯："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天主教?"而他的回答和没答一样："那得由教会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要离开教会，他的面前有两条路，叛离和蜕变，而他将选择第二条路。他将继续他的忠诚，但对象不同了。他仍然可以谴责其他人自称教徒而实际上不是一一这是他在1899年的一篇文章中采取的立场，文章中评价了蒙卡奇的画作"瞧，就是这人"。此画不久前曾在都柏林展览：
它庄严崇高，具有悲剧色彩，但是它所表现的基督教创始人，不过是一个社会和宗教的伟大改革者，是一个既有尊严又有权力的人，是一出世界性大剧的主人公。在公众一方，人们不会对它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当他们对这一题目发表见解时，总的态度和画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少一些庄严，兴趣没有那么强烈。
蒙卡奇的思想比他们伟大的程度，正如一个普通的艺术家要比一个普通的水果商人伟大一样，但他的思想和他们仍然属于一路货，歪曲一下瓦格纳的说法，那是城市人的观点。对基督神性的信奉并非普通基督徒的显著特征。然而，偶尔表现同情各各他那出戏中所表现的那种真与伪、对与错之间的永恒冲突，他们还是可能赞同的。"
后来在的里雅斯特时，他指责教皇对基督精神表现不够。他反对的理由并非认为他不虔诚，而是认为他情感不够强烈。不知不觉中，基督教在他心目中已经由宗教转化成了一套用于比喻的系统。作为喻体的基督教可以使他表达一片赤诚之心。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那种明目张胆的反抗，如在贝尔弗迪尔学校对老师态度粗暴，在家里不听话，像十字军举着十字架那样打着无神论的旗号。乔伊斯并不同情。他宁可表现自己的轻蔑而不愿抗争。他本人已经不再是个基督徒了；但他并不企图摧毁神殿，而是赋之以新的用途，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蠢行，按照某些世俗艺术家的解释，其中也不无一星半点儿暖昧的真理。所以，在此时，他对斯坦尼斯劳斯的劝诫与他的主观认识并不矛盾，他劝弟弟为了家庭的和睦，要克制自己的反抗行为。"
他准备响应祖国对民族感情的呼唤，但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易卜生一样他憎恶民族主义的那些比较粗俗的形式。然而，如果认为乔伊斯已经买好了去巴黎的车票，那就错了；他很可能依然希望留在爱尔兰。在坚守自己的原则方面，他后来把自己描述得比自己当时所表现的更具有骑士风度。这时，他最根本的决断，就是赞同认为艺术较之于人类其他活动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民族有可能从他的实验中得益，也有可能不得益，这要由他们作出选择。他为自已找到的这个没有教条的教堂，比圣彼得教堂还更古老，更不朽，他在其中将固执已见，大胆行事。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场争论，他在里头可以充分表现这两个特点。
争论是由1899年爱尔兰戏剧运动的开始而引发的，现在看来，那场运动应该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都柏林文化界中最重要的事件。5月8日，叶芝的《伯爵夫人凯瑟琳》首次上演。在此之前，有关这出戏的流言蜚语已经流传了好几周；由于连剧本都没有读过的红衣主教洛格说这出戏离经叛道，爱德华-马丁几乎撤回他的财政支持；但是，教会中另外一些人是支持者，立刻奋起反击，提出相反的观点来稳定马丁。十年以后，叶芝和穆尔都认为这种局面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对于他们二人或对于乔伊斯来说，这并不可笑。乔伊斯当时已经大度地把叶芝视为爱尔兰当代最重要的作家；戏剧首映时，他坐在剧场顶层的座位上，看着弗洛伦：断•法尔演诗人艾利尔，梅•惠蒂演伯爵夫人。有一帮年轻学生，对剧中他们认为是反对爱尔兰的部分发出阵阵嘘声；据索伊马斯•奥沙利文的记载，当大幕落下时，"我和几个热情的观众要对那壮观的演出表示我们的欣赏，可是周围的观众爆发出了一大片嘘声和喝倒彩的声音"。乔伊斯当时是在热烈鼓掌。"他当然明白，剧中的基督教是象征性的，而非说教式的。他不反对描写爱尔兰农民的愚昧和迷信；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他欣赏剧本的主题，为种族找个浮土德式的替罪羊；伯爵夫人"殉道式的崇高""和他的斯蒂汾一样，斯蒂汾将像她或像路济弗尔那样自愿为种族而遭受苦难。弗洛伦斯•法尔咏唱的抒情诗《谁与弗格斯同去》，同样令乔伊斯感动不已；诗中所表现的焦躁不满，以及对了无牵挂的流亡生活的预示，都让他心潮澎湃。此后不久，他就把诗谱成了乐曲，并将其誉为世上最好的抒情曲。
他的几个朋友对这出戏的看法和他相反。演出一结束，斯凯芬顿和其他几个人就写了一封抗议信，打算投给《自由人报》，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信放在了学院的一张桌子上，目的是让所有持反对观点的人在上面签名。他们让乔伊斯在上面签名，但被拒绝了。签名的人有凯特尔、斯凯芬顿、伯恩和理查德•希伊。他们想为天主教知识分子在都柏林艺术界中争取一个地位，但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时机。他们的信刊登在5月10日的《自由人报》上。"本想表现爱国情绪，结果却落了个心胸狭隘的名声。信中声称，他们尊重作为诗人的叶芝，瞧不起作为思想家的叶芝。他描写的不是爱尔兰人，戏中的角色是对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凯尔特人的歪曲。"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他们写道，"以都柏林皇家大学信奉天主教的学生的名义，也为了他们的荣誉，要抗议一种艺术，一种没有感情的艺术，这样的艺术把一批令人憎恶的叛教者写成我们人民中的一种类型。"乔伊斯肯定把这封信看成了易卜生的一出戏中大加讽刺的东西。他拒绝在信上签字遭到了朋友们的反对，而他也同样反对他们的欣然签字。如果不要爱尔兰成为"后欧洲国家""--这是他在这时期为爱尔兰想出的一个叫法一一那么爱尔兰就得允许艺术家享有自由，就得对神职人员予以控制。
这是乔伊斯入学这一年末尾的压轴事件，下一个月学年就结束了。他在学业上没下什么工夫，只是在拉丁语考试中勉强得了个二等奖。学业上的成就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初期写的英文作文既敷衍随便，又矫饰做作。有一个片段被保留下来了，很有些装腔作势，写于1898年9月27日，是一篇题为《力量》的文章的一部分。他写道，依靠武力征服别人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又用不那么明白事理的口吻说："在人类的种系之中，白种人是注定的征服者。"值得歌颂的征服，都得靠心智战胜武力而取得，如水手用智慧战胜狂风："当风神埃俄罗斯宣布他的法令时，没有直接违抗命令的。"在文学作品中，像雪莱那般了无拘束的想象，想出的只能是含糊不清的东西；文学需要的是战胜自我，是克制："然而，当诗人在视觉、语言以及感觉上的天赋--伟大而绝妙的一靠着警惕和小心而受到抑制，不至于走到极端时，真实而高尚的精神才能小心翼翼地达到崇高庄严之境，以更大的恐惧、更大的惊异和更大的敬畏涉足其中，以卑微的目光探视那些原本朦胧、现已充满光明的地方，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向人们阐释他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神奇景象，在树叶中，在花丛里，以此来慰藉他们，加深他们的敬畏感。"作者在一步步走向玄妙深奥：人类的理性应该是"easta，pacifiea et desusum"，他还预言，有朝一日，将会有一次新的善良的征服。当时的乔伊斯十六岁半，他想给他的教授留下印象的是他文章的节奏，而非他的离经叛道。他这一篇早期文章的风格很可能模仿的是罗斯金。他在罗斯金1900年1月20日去世时，写过一篇题为《野橄榄花冠》的文章纪念他。"关于"武力"的那篇文章尽管是模仿之作，但文中表现的对暴力的仇视伴随了乔伊斯一生。
乔伊斯进入大学学院以后，他们家的搬迁更频繁了。1898年时，他家住在费尔菲尤区温莎道29号，一处相当舒适的二层住宅，他们在那里至少住到了1899年5月；后来他们搬到了修道院道，和一户姓休斯的人家暂时合住一套房子；1899年末，他们在费尔菲尤的里士满道13号租了房，是一处较大宅院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00年4月；再一次搬迁，是在5月，房子位于费尔菲尤的皇家台地8号，是接出来的一套房。房子与一个女修道院只隔一道墙，他们能听到一个发了疯的修女的尖叫声；乔伊斯在《写照》中对此有过描写。他们在此住到1901年，然后：叉搬到了和北环路相接的格伦加里夫广场32号。在贝尔弗：迪尔时，一个叫威廉•法伦的同学就曾经问过乔伊斯，他们怎么总是搬家；"不过此时，乔伊斯的知识已经足以使他蔑视和抵制已非幼稚的势利态度。迫二当时的处境，他的父亲不得不学着和各色房东打交道：为避免由于不付房租而被赶走，他使用的一个妙法是：只要房东发善心，把未付账的房租收据给了他，他就主动撤离，这样的话，房东也就用不着花钱打官司了。房东一般都会同意，而约翰•乔伊斯就可以拿着收据给别的房主看，说服人家让他们搬进还有一招，可能在他从修道院道那所两家合住的房子搬走时用过，那就是他们两户房客互相交换收据，就如同他们是对方的房东一般；通过这种把戏，他们被房东赶走的事实就被隐瞒，而两户人家又都能找到新的住处了。每当搬家时，乔伊斯家就租一辆平板车，尽可能地把家具什物都堆上去，剩下的就自己拿。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回忆说，一开始需要两辆平板车，可到后来，一辆就足够了一次次的搬迁过程中，家里的画像总是用手拿着，避免损坏，可是，就是这些画像也不是总能逃脱跟随各种家具纷纷进入当铺的命运，当铺老板就是那位走起路来就像个女皇的麦吉尼斯太太。艾尔弗雷德•伯根有一次看见约翰•乔伊斯在对着一些画像频频点头，一副悲哀的样子，有几个人正要把那些画像拿走。他说："乔伊斯家的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走了。"不过，他后来还是凑到足够的先令把那些画像赎了回来。处理食品的账单，他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招数。他们全家靠从几个食品杂货店赊账维持生活，而那些店主也全都指望着至少能收回一小部分债务来维持生计，可他们愚蠢地允许债务越积越多。有一次，约翰•乔伊斯在戴维•德里梅父子银行领到了每月的退休金，他的女儿梅布尔劝他把一个杂货商的赊账还清，把酒戒掉，振作起来。杂货商急不可耐地收了钱，随后就把他的户头给封了。约翰•乔伊斯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把账单付清了。"无疑，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
他的长子饶有兴味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叙述得毫无戒心，一片坦诚。他对尤金•希伊说，当他进入大学学院，填写父亲的职业时，他写的是"参加竞赛"，因为约翰•乔伊斯总是想望在某次答题竞赛中获胜，从而发一笔横财。对于儿子在大学里不能继续在学业上得奖，约翰•乔伊斯耿耿于怀。他常常问他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搞新闻，当律师，还是做医生，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对儿子又是刺激又是奚落，可是没有一点结果。他们俩对家中的处境都不做什么谋划；家是无可救药了，他们对家也都漠然置之，而儿子要比父亲更容易办到。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詹姆斯•乔伊斯一般到了晚上才能见到父亲，有时，他们都很晚也不回家，约翰泡酒馆，詹姆斯和斯坦尼斯劳斯、伯恩或是科斯格雷夫散步，两人连面都见不着。
第二学年，即1899--1900学年，是乔伊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1899年10月9日，他提出要在次年一月为文学与历史学会会员宣读一篇题为《戏剧与人生》的论文。"这个学会和学院本身一样，是由纽曼创立的，现在依然存在。在1891--1897年，学会的活动曾经出现断档，是斯凯芬顿在1897年振兴了学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审计员和主要召集人。1898年，凯特尔接替了他。凯特尔说协会"使我有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地方"。"但是，校方不能容忍公开谈论敢治，所以，演讲的题目常常是关于文学或社会的。乔伊斯在入学的第一学年即1898--1899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1899年2月18日，他人选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并于3月21日被提名担任协会的会计，但选举时被"雄辩小子"L．J．沃尔什击败。1899年1月14日的一次辩论会上，乔伊斯和凯特尔在辩论"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英语文学已进入低潮"这一议题的辩论会上担任反对派。一个月后，2月11日，休•博伊尔•肯尼迪宣读了一篇不合时宜的论文，题目为《战争机器，国家的需要》。肯尼迪是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约翰•乔伊斯说"他的脸像被鞭子抽过的小孩屁股""。后来他成了爱尔兰自由邦的首席法官；乔伊斯站了出来批评肯尼迪的论文，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耶稣的八福词给译成了军事术语。"在《尤利西斯》中对此"英国式八福词"的记录为"啤酒、牛肉、买卖、圣经、恶狗、战舰、鸡奸、主教"，"大概就是拿他当时的话加工而成的。
然而，特别触动他的是阿瑟•克列利在2月11日宣读的一篇论文。克列利是个相当风趣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天谈论的主题是"剧院的教育价值"。那是一场普普通通的讨论，但是却把乔伊斯给激怒了：克列利谈到"现代舞台已被确认的堕落"，声称"亨利克•易卜生的影响是恶劣的"，竭力赞美希腊戏剧，并以《麦克白》为例，主张复兴莎士比亚戏剧。他说："我认为，剧院在使我们受到影响和得到娱乐时，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表现崇高的东西0y Sl他的这些观点都与乔伊斯的观点格格不人。乔伊斯对论文进行了评价和攻击，而他对易卜生的全力支持在学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可是这些学生一一也许包括克列利在内--却根本没有读过易卜生的剧本。这件事乔伊斯的母亲也听说了。按《英雄斯蒂汾》的叙述，她不好意思地问儿子易卜生属于哪一类作家。他立刻拿来一些易卜生的剧本给她读，令人吃惊的是，她经受住了考验，得出的结论和儿子一样，易卜生不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作家。就连约翰•乔伊斯也感到迷惑了，这可是自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看到妻子读书，于是，他也拿起一：本易卜生的《青年同盟》读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放下书同意易卜生确是没有什么危害，可就是烦人。"
乔伊斯在写《戏剧与人生》一文时可谓全神贯注，小心谨慎。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章都与戏剧有关，他与斯坦尼斯劳斯逐条讨论他的观点，而斯坦尼斯劳斯则提出有益的反驳意见。论文完成后，他交给了审查员克列利，克列利又把文章交给了协会主席。德拉尼拒绝让乔伊斯宣读。自从登普西在他的文章中发现异端邪说实例以来，这是乔伊斯第一次与审查制度发生冲突，他马上找到德拉尼神父表示抗议。"德拉尼没想到他会这样进攻，就说他的论文把戏剧的道德标准降到了最低点；但乔伊斯又拿出阿奎那的那句宽容的名言为自己辩白，说美的东西是那些看过后给人以愉悦感的东西。他提出要借一些易卜生的剧本给德拉尼看，并且确实这样做了。主席决定不压制他的反对意见，但是大概有几个思想正统的学生被授意抨击乔伊斯。
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章观点高明，乔伊斯大胆地给《双周评论》的主编w．L．考特尼写了封信，问他是否想要一篇全面评价易卜生作品的文章。文章宣读的那一天，考特尼的回信也来了；他不需要全面评价的文章，但对易卜生的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评论可以考虑。"1900年1月20日，乔伊斯在这封回信的鼓励下来到物理讲堂宣读自己的论文。那天，马格尼斯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教授在他参加年中联考时就已经知道他的本事。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说，他宣读论文时"语调平稳"；而他自己则在《英雄斯蒂汾》中颇为自负地写道："他镇定自若、条理清晰地读着文章，在乎淡低沉的诵读中，表现的是刚毅不拔的思想。"还说结尾几句读得"铿锵有力"。"
他决意尽可能简单明了地阐明自己的立场。他首先拿希腊戏剧开刀；克列利对希腊戏剧是照例赞扬的，可乔伊斯说，它已经发展到尽头，原因是演员必须遵循雅典式舞台的各种限制条件。至于下一个伟大的戏剧即莎士比亚戏剧，那也已经死亡，只是"对话式的文学"。当代之前的其他剧作家，高乃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玩的都是幼稚的情节把戏，不足挂齿。乔伊斯心中想着魏尔兰的话"其他一切都是文学"，提出戏剧不能和文学混为一谈。文学表达的是不断变化的个人怪癖，而戏剧表达的是人性的不变法则。说来仿佛不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新"剧作家才能感知何为不朽，并能作出恰当的处理。乔伊斯说，我们必须"弃绝言不由衷的说教"。他还用嘲弄的口气规劝他听众中的那些爱国者："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让我们以自由人的姿态去进行批评吧。"这一恳求巧妙地影射了维多利亚女王即将对都柏林进行的访问。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重复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会立刻明白《麦克白》(克列利所谓的真正伟大的典范)和《建筑师》"各自的等级"所在了。乔伊斯说，创造戏剧的艺术家应该扬弃自我，在蒙着面纱的天主面前，在亘古不变的真理面前，保持中立。乔伊斯把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flecuu8 iudicato teaum"用到了艺术上；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去追求合乎什么宗教道德j表现美丽或理想，而是应该真实地表现基本法则；可以如瓦格纳的歌剧那样以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也可以用真实的故事来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