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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后支配了自然科学领域），他看到那种专业化方式在地理学上是不可能 的，因为它的唯一对象地球，对我们说来，在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 后还要研讨他为地理学勾划出来的专业化方式 （见第四章之二）。 然而17、18世纪撰述地理学论著的大部分作者，并没有想根据科学的利 益来解释地理学的目的，他们关心的倒是它的实际用途。他们反复强调地理 研究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价值——为求了解历史和作为统治的一 种实际辅助。维索茨基指出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如何阻碍了地理学的科学发展 ［1，96～130］。 回顾早期失败的努力，我们需要研讨一下18世纪下半叶的一些作者，他 们人数虽少，但却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努力把地理学从附属地位提高为一门 独立科学，而称之为 “reine Geographie”，即“纯地理学”。（与此语日 后在欧美的用法迥异，读者可以注意到它在这里是用得很恰当的。） 在要求地理学不按政治区划，却按更实际、更有永久性的自然区划来考 虑其对象——世界时，首先表现了这一动向。地域区划只能以边界来确定， 于是这个概念就第一次表现于要求地理学按 “陆地”的“自然边界”而不是 按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这一动向是附和了斯特拉波的，早在16世纪，就 在许多作者身上表现出来了，他们之中有地理学家也有法学家，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格鲁希阿斯 ［1，193ff．；5，44ff．］。然而，只要地理学还是被看 作历史学和政府的侍婢，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虽然有人以为，政治疆 界经常变动，使得地理学家的工作似乎只有短暂的价值，但只要地理教师仍 以传授政区知识为主要任务的话，这一论点就不恰当了。当中欧——德国和 意大利——的政治地图是几百个邦七拼八凑起来的时候，地理教师要完成这 一任务，就很难再腾出时间来考虑 “自然区域了”。 另一方面，对正致力于发展一门科学地理学的人说来，靠政治区划来组 织世界各区知识的老办法，看来分明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论就当时或 现今的欧洲政治地图而言，还是就当今美国的政治地图而言，凡是认真关切 发展区域地理的学者，要说他们没有一个会认为政治区划“一般尚可满意”， 看来也并不过分。 然而当时也正像今天一样，要是不按政治区划而从别的方面来考虑世界 的地区，却碰到了如何能同样明确地划分陆地区的难题。18世纪中叶，许多 学者，特别是法国的比阿什，提出一个理论，似乎解答了这历久以来感觉到 的需要——这就是山系连续网理论 ［参见威索茨基论《Der Zusammenhang der Gebirge》，那一章 1］。这个理论在德国立即被接受了，加德雷把它 作为按自然条件划分世界为地带和区域 （Gebiete）的基础。早在此时以前， 在荷兰、意大利及德国就已作过相似的尝试，不过未曾受到重视，但加特雷 的著作对当时和后世却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包括洪堡 ［参看李希霍芬，3， 671］。因此我们可以拿他1773～1775年著作的出版来标志地理学持续不断 进行改革的开始 ［1，201ff．］。 这一时期，科学地理学的发展还得到一种稍有不同的推动力，它来自哲 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的“自然地理学”课。在1756～1796 年间，他曾大约反复讲了48个学期 ［14，9f．］。正如格尔兰所指出的，对 康德本人说来，研究地理学只不过是取得哲学思考的经验知识的途径罢了 ［12］。可是他发现这一学科发展和组织得不充分，于是就大力旁征博引， 组织资料，苦思若干具体问题——例如由地球自转引起的风向之类［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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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估计康德在我们这一领域所做工作的重要历史意义是困难的。他讲的 自然地理课是他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该课开设的 40年间，听课学生极 多，在 1800年后他的讲稿出版以前，老早就有不少相当完整的手写本在流传 了。此外，像赫尔德那样曾做过他的学生的人，也已把他的思想广为传播。 这些讲稿，不论是通过间接途径，还是只在1801—05年间出版以后，对洪堡 和李特尔二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下文就要谈到。 康德的课，大部分是遵照1世纪前瓦伦纽斯所奠定、以后卢洛夫斯也曾 沿用的 “普通地理学”大纲（1755年德译本）。除了从卢洛夫斯取得大量资 料外，康德以后还从伯格曼的著作（1766年以瑞典文、1769年以德文出版）， 以及比阿什、比丰，特别是布申的著作 ［40，注，551ff．；14，285ff．］ 引用资料。然而他对个别国家的较简略的研讨，似乎既不是受到比阿什，也 不是受到比丰的推动，才改变了布申按政区来划分的传统做法的；的确，这 门课程的大纲和教材在加特雷的著作问世以前早就确定了 ［39，Ⅱ，1～12； 14，27，31f．；15］。 这里我们无法研讨 “前古典”时期后的各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简略地 提一下推动它前进的潜在因素。各种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 相当准确的气压测量法的发明，使测量地表“垂直”尺度有了可能［马尔特， 25，30；佩歇尔，66，Ⅰ，329f．］；德吕克的方法尤其值得注意，他的著 作初次发表于1772年。此后一段时期，许多地理学家的基本方法，受到当时 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佩斯塔洛齐 （苏黎世人）的显著影响。佩斯塔洛齐把卢 梭的观点带到德国的学校里来 ［25，30；Ⅰ，260ff．］。与地理学思想的改 变紧密相连——不论是原因还是结果，于是就有了按河流山脉的所谓 “自然 划分法”来划定法国诸省。稍晚的拿破仑战争期间，政治疆界激烈而频繁的 变动，也使得以此种变动不定的情况为基础的地理教科书信誉扫地，从而也 促成了让路于一门以描述世界自然状况为基础的地理学 ［1，257～266］。 目前我们要谈的是地理学这一领域的性质——那是 18世纪晚期一批人 数虽少但却很活跃的作者所设想的地理学。生于洪堡和李特尔以前的这些作 者，都试图把地理学建立为一门科学。我们不必为这一时期的终结定一个明 确的界限，但却不妨认为此期也许包括19世纪前10年左右的那段时间。虽 然洪堡在他极端重要的1799年热带美洲之行以前，至少发表过一篇地理学论 文，但他开始发表地理学领域的主要著作，却要直等到1804年归来以后。李 特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地理学文献上，也正是这一年。但按照马尔特的说 法，这两位伟人在地理学上占统治地位，却差不多要直到1820年 ［25，6］。 18世纪晚期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地理学，主要限于人类所知的世界上的现 象，这世界也即是地球的表面，广义上具有某种厚度的表面，上至大气层， 下至人类穿透过的坚实土地。康德曾把自然地理领域描写为世界 （Welt）， 就我们所能与之发生关系的范围而论，这也就是我们的经历所发生的场所。 研究地球球体是数理地理学的事，但就其造成各部分差异一点而言，又被认 为属于自然地理学 ［40，Ⅰ，§2，7］。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地理书中，对地 球球体的论述都只限于绪论一章——用康德的话说，即数学概念 （Mathema- tische Vorbegriffe），而地理学实际所研究的却只限于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Erdoberflche）这一专门术语使用频繁，到了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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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威廉密就明确地把地理学领域限制于地球表面。①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既包括地表各种现象的 “一般”研究，也包括各地区 所存在的多种现象的描写。一个领域内却包括了这两种研究形式，无疑是造 成地理学方法论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中争端要多些的原因。因此，没有把 这种做法作为洪堡和李特尔偶然结合的结果采用到近代地理学中来，这是意 义重大的。反之，正如赫特纳在他第一篇地理学史简论中所说的，古代地理 学家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差异 ［2，306f．；161，33f．论述更详］。他指出， 这两个方向在不同时间互相冲突、互相交换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这正好证 明了它们并不是两门独立的科学，而只是同一门科学内部的不同方向而已。 这两个方向的明显区别，也许要待到1650年才由瓦伦纽斯（一位居住在阿姆 斯特丹的德国人，即伯纳德·瓦伦）第一次作了清楚的表述［10，100ff．］。 当时大多数作者把地理学主要是限于对若干国家的粗略描述——其间不少是 关于这些国家的政体，瓦伦纽斯则不同，他把这门学科分为 “普通或普遍地 理学” （general or universal）和“专门地理学”或geography“方志 学” ［注意洪堡论瓦伦纽斯，60，Ⅰ，60］。他于1650年早夭，年仅28岁， 因而无法对第二部分进行研究，虽则从他先前关于日本史地的著作，可以看 出他对地理学领域的这一部分并非不感兴趣。 瓦伦纽斯使用过的 “普通”和“专门”地理学这些术语，以后成为欧洲 地理学中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标准术语，虽则以后许多作者对它们并不满意。 我们在后面一节中可以看出，德国作者在描述 “普通地理学”时频频使用 “Systematische” （系统）这个形容词，支持了该国通用的“系统地理学” （Systematic ）这个术语。goegraphy“专门地理学”这个术语在德国文献 中大部分为“L nderkunde”（区域地理学）所取代，此词虽有明显的缺陷， 却比非德语的 “专门地理学”或如今在德国以外几乎已普遍使用的“区域地 理学”一语更为人所喜用 （见第十一章之五）。 卢洛夫斯和伯格曼继瓦伦纽斯之后专心致志于系统地理学。康德虽则部 分地也依靠这些术语，但也提出L nderkunde的地位，不过他开始这样的区 域研究并没有以他的系统研究作为巩固的基础 ［40，I，§3，Ⅱ，摘要3］。 对地理学这两面的明显区别，加特雷在1773～1975年、克鲁格在1800年、 尤其是布黑在1812年说得更为清楚。 这一时期的系统研究，虽然无疑在地理学逐渐树立起科学地位的进程中 具有很大重要性，但普莱韦发现不少系统研究却有脱离地理学而成为别的科 学研究的倾向，伯格曼的研究特别明显。与此相反，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地理 学旅行家约翰·赖恩霍尔德·福斯特却一贯坚持切合于地理学的 “宏观”意 义，并试图解释他所研究的每一类现象的区域关系。洪堡认为J．R．福斯特 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儿子格奥格的著作——意义重大，下文可以看出，他 们父子俩的著作对他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也有些人 （如普莱韦就是）把老福 斯特推为第一位 （按时间顺序）伟大的“古典地理学家”［8，22～26］。① ① 除另有注明者外，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都取自维索茨基的 《纯地理学》（Diereine Geographie ）一章， 这一章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 ［1，193～266 ］。在任何情况下读者都不可擅用“第一次”这个形容词。对历 史上的先后问题擅下结论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此处也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只要证明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已 发展了什么思想就好了。 ① 福斯特氏父子——约翰·赖恩霍尔德 （1729～1798）和格奥格·福斯特 （1754～1794）——的著作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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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理学 （即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之分，因而就表现了地理学 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整个发展的初期所特有的二元论形式。地理学的这种二 元论形式，正如1890年瓦格纳所告诫的 ［80，375］，不应与内容方面的二 元论相混淆，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 在内容方面，18世纪的作者普通作三种划分：“数理地理学”、“自然 地理学”和一门有 “历史地理学”或 “政治地理学”两种不同称呼的学科， 但不可与今日所用 （或康德所用）的那些术语的含义相混淆。数理地理学的 主要部分是把地球作为天文学上的星体来研究，其意义总是较小，而实际上 其研究大半总是留给天文学家的。1808年措伊内、1811年布特都明确地在他 们的地理学大纲中把它删除了。 内容上的重大差别，在于自然地理学所包括的东西与我们不妨称之为社 会地理学的学科所包括的东西之别。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迥然不同，随着研 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的突飞猛进，两者之间的悬殊也更形分明。要发展一 门统一的科学，有的人就建议把这一领域局限于当时所谓的“自然地理学”。 今天的学者如果只按当时那些作者所使用的名称来看这一时期，对他们的著 作就会得到错误的概念。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作者——包括康德、福斯特， 以后还有洪堡——在使用“自然地理学”一语时，并不限于以后称为“物质” 或 “自然”环境的范围，就连人种也包括在内，而且常常包括他们在地球上 的物质成果。因此康德不但把人作为 “围抱于地球表面（Erdboden）中”的 特征之一包括在里面，而且还认为人是影响地球上各种变化的五大营力之一 ［40，Ⅱ，§1～7，Ⅰ，§74］。确实，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无论在目的 上还是内容上，都可以视之为 “人本主义的”，李特尔就从康德继承了这一 观点 ［据贝克尔，5，53］。 这一时期的作者，很少把关于自然特征——即非人文特征——的地理学 与人文地理学加以区别，而这种区别却是我们最熟悉的，不过在 1787年 J．M．F．舒尔策的著作和1811年吕尔的著作中已可看到这种区别了。此后 一段时期——即约莫到了19世纪中叶——大多数作者运用“自然”一词，并 不是要与人文相区别，却是借以表示在外界所感知的事物，以别于人的内心 思想感情。就我所知，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没有一个怀疑过地球上的人文特 征或有机特征在地理学领域里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会注意到，1810年霍迈 尔——或尚有别人——对 “纯地理学”的解释有那么一种趋向，即限于地势 条件，而把气候、矿物和有机生命的研究留给 “博物学”（Naturkunde）、 “自然描述”（Naturbeschreibung）和“区域地理学”（L nderkunde）［1， 221］。 虽然这时期的作者也承认，他们企图发展的科学地理学包括着些略有独 分开，因为他们许多重要的旅程都是同行的，老福斯特的许多著作都由其子在德国发表，小福斯特在研究 方法上也依赖父亲。小福斯特年方四十就早逝了，但当时老福斯特还活着。他们虽然是德国人，但在英国 也住过几年，而且老福斯特还在英国当过两年自然史教授。1772～1775 年，父子俩随同库克船长航行，但 几年后又回到德国。J ．R ．福斯特的 《观察手记》（Observations ）就是记载与库克一起航行中的见闻，该 书用英文写成，在英格兰出版，但小福斯特的德译本影响更大 ［41 ；英国作者迪金森和霍沃思仅提及德文 版，10，172］。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老福斯特是更重要的先驱者［参看，A ．多弗16］；普莱韦却觉得， 个人感情驱使洪堡屡屡提起他的朋友格奥格·福斯特的著作，却牺牲了他的不太随和的父亲 ［8，22～26 ； 但也当注意洪堡致老福斯特的一些书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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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部分—— “自然”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但又认为其间互有联系，不但 因为所研究的现象存在于同一地点，而且因为这些现象是互相联系、互为因 果的。毫无疑义，在地理学中，对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及其自然环境的独特 性感兴趣，历来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例如康德就曾指出， “在山区，人们 是积极而一贯地热爱自由、热爱乡土的勇士” ［40，Ⅱ，§4］，加特雷及其 追随者也讨论过类似的关系 ［5，48～53］。康德明确地把地理学各社会分支 奠基于其与自然地理学的联系上： “在许多情况下，神学原则由于地域 （Boden）差异而发生重大变化”［40，Ⅰ，19］。在这一点上，米莱在1785 年，Fr．舒尔茨在1803年，以及此后10年间许多别的学者都是遵循康德的。 据我所知，这一时期的学者没有一个想到要把这些关系本身作为地理学研究 的直接对象来研讨的。 这一时期的下半叶，对地球表面存在的现象，不论有机无机，把其间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都看成整体各部分间的功能关系，已成为常事了。康德早 就表达了这个思想，他以为把物体按类别作系统安排，有如林奈的系统那样， ① 就是把自然界分割成部分而不组成系统 ；自然地理学则“按地区（Raum）给 人以整体的观念” ［参见普莱韦，8，39］。到了下一个世纪初期，这个思想 显然得到了当时哲学观点的强大支持，所以1811年布特这样说：“没有一个 科学家怀疑地球有机体的实在性” ［1，230］。同样，任何地区内部，所有 相互联系现象的组合——照 1811年克劳斯及布特的说法——并非仅仅是一 种聚集体，而且是一种相互联系的 “整体”。 这一时期的作者——其实此后任何时期的作者也都如此，很少把各地或 各区所有现象的统一性 （我们可称之为垂直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与该区作为 有别于其相邻各单元的个体单元的水平统一性，在概念上加以清楚的区别。 后一概念，正如1827年布黑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新、老两个地理学 派的竞争中强加于新派创建人身上的 ［51，86f．］。新地理学也需要在性质 上以某种方式划定的、同样明确的 “自然”区划，来取代政治疆界清楚划定 的明确的国家地区区划。有一个时期，这种明确的自然分界似乎是由 “山脉 网”分开 （当然也是由海洋分开）的流域盆地来确定的。随着对地表实际情 况的知识日增，这个理论已站不住脚，于是为这种地区“自然区划”寻求“自 然分界”的问题也更形困难。这里我们不必去管“干分界”（分水岭）和“湿 分界” （河流）的支持者之间的长期冲突，也不必去管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企 图。这一时期末，自然哲学几乎对所有地理学家都有显著影响，一般理论似 乎大部分受到自然哲学概念的支持。当时地理学中的这种哲学概念词句，实 际上已被政治领导人接过去了，至少在合乎他们的一定目的时是如此。就是 在这一基础上，达尔东为革命的法兰西向莱因河扩张辩护 ［1，258f．；参见 斯珀勒尔给以后时期相似的政治论点所加的长注，68，363］。 虽然早在1773年加特雷实际上就已采用了陆地自然分区的概念，可是把 每一分区看作其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区划，却要一直待到1805年才明确地出现 于霍迈尔的著作中[比尔格尔，11，7～12]。霍迈尔也像他的先辈一样，在他 们看来，这种统一性也许只不过表现了地形的统一性而已。组成的统一性— —即把一个地区所有现象的总和融合成一个单元而与邻区的现象总和截然不 ① 康德当然是在达尔文赋予生物科学以统一的体系以前老早就在写作了。然而格尔兰设想康德对林奈的考 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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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个概念是措伊内在1801～1811年、布特在1811年着重说明过的。在 布特看来，各地各区都是 “有机体”，也与任何有机体一样，有物理的一面 （即无生命性）和心理的一面（即有生命性，其中包括人类）。“单位地区 （R ume）同化其居民”，反之，“居民同样也无时不在竭力同化其地区” [1，231]。 然而这一时期还有些作者却并非毫无怀疑地就接受这些概念。1811年吕 尔·冯·利林斯特伦以为建立明确的 “自然区域”是行不通的，来反对措伊 内的理论。10年后，威廉密和塞尔滕都竭力主张单位地区的分界不能只根据 某一种现象来决定，并以为许多不同种类的分界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总起 来看又互不一致，要作出明确的分界殊非易事。 “然而”，威廉密说，“只 要我们从 （一地区所有因素总和的）特定构成本身的完满形式来看，而不是 从其边界或过渡地带来看，那末自然的形式立即就一清二楚而且分野判然 了” ［引自布黑，51，89；又见1，245］。 1827年A．L．布黑对这些概念作了最彻底的批判。在15年前的一次讨 论中，他略带几分踌躇，接受了自然边界概念，显然也接受了以区域为自然 区划的概念。然而吕尔对措伊内的批判性的讨论给他以强烈的印象，他自己 也在力求建立大洲各部分间的自然分区，这都使他对这种理论更感怀疑。他 以为塞尔滕——特别是威廉密——的论述揭露了其根本上的谬误，即使他们 ① 都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 他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及地理学上的其他类似问题， 于是以批判的眼光审阅了19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德国出版的近40种地理教 科书。贝格豪斯看出了这种非凡研究的价值， ［55，编者脚注516页］，它 在地理学方法论的批判性著作中理应占有很高的地位。威索茨基对前古典时 期作全面评述时下的结论，公正地给他的论述以突出的地位。对布黑抨击自 ② 然边界和自然区域概念的论点，今天的作者已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布黑 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被最近德国和美国地理学家所普遍忽视的话，那末本文 后面一节对以区域为具体自然区划的讨论，大部分就会成为多余了。确实， 这么说似乎不算过分。③ 布黑的研究是前古典时期区域地理方法论登峰造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 上说，也是一条死胡同。一开始他就宣判长期寻找真正的 “自然分区”是无 用的，但他不肯回过头来使用政治分区。他却提出，无论是定界线还是定分 区都是不必要的；区域研究只为特定目的所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对有 关地区怎么方便就可以任意怎么划 ［84～93］。地理学的基本工作是关于现 象诸范畴的系统研究，但每一现象都与地球有关。布黑最后的研究还远远落 在 “古典时期”以内，因而我们还有机会再来研讨这方面的结论。 前古典时期地理学的另一些特征可以更简略地提一提。霍迈尔把景观的 美学地理学性质的研究看作地理学的一部分，他强调一个地区的景物在眺望 者心灵里所留下的印象。然而霍迈尔是最早在这一术语上把混乱带到地理学 中来的学者之一，因为他明确地把它定义为领土的一部分，其规模在小区 ① 布黑 ［51，34，37，44 ，89f．，116ff．］；威廉密匿名发表著作，布黑不知其名；原作者是谁是从威索 茨基得知的[1，243～247] 。 ② 布尔格尔根据布黑早期的论述，把他与措伊内同列为洪堡和李特尔在提出地区统一性概念上的两位先行 者；但布尔格尔对布黑以后完全而且断然转向反面一事甚至不置一辞，尽管威索茨基对此事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布尔格尔看来一部分还是根据他的看法的[11，1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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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d）和大区 （Land）之间 ［1，211页以下，220]。照洪堡的说法，发 扬自然的美学描写，以卢梭、比丰、贝纳丁·德·圣彼埃尔 （在《保罗与维 尔吉尼》，Paulet Virginie中）、夏多布里昂、普莱费尔和哥德更为重要， 在地理学家中，尤推格奥格·福斯特 ［43，13；52，27；及60，Ⅱ，65～75]。 新地理科学的支持者认为地理学与历史学密切相关，但又坚持地理学不 应当成为 “历史学的侍婢”，两者都是姐妹学科，这是它的发展方式的自然 结果。康德把这两门学科极其清楚地作了比较，下面一节里我们将会谈到。 1811年吕尔论述了地理学研究应在何种程度上包括历史论述，1827年布黑的 意见更值得注意[51，237ff．］。 虽则新地理学在自然特征上而不是政治特征上找到了它的基础，但它并 不排除如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地理学的专门问题。反之，它还声称，它为该领 域研究所提供的基础，要比旧地理学 （无非组成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罢 了）所提供的基础更坚实。特别是这一时期各国疆界变动剧烈，始终吸引着 地理学家的注意；同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起初提出来作为自然地理学框 架的 “自然边界”概念，却极其简单化地被带到政治地理学和政治实践中来 了 ［1，258～259]。这又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就是引起了“自然边界”一语 进一步的混乱，把语言边界也包括进来了 ［240］，这个概念近来又被欧洲一 个统治者再次加以强调——当然不无前后矛盾之处。 虽然新地理科学向更永恒的地球自然特征寻求基础，但以与人类的关系 为主来看自然特征，则是当时的特点。那个时期，大部分作者不论自觉不自 觉，都是遵循康德，按其对人类的极大重要性来看自然特征的。米莱在1785 年、凯塞尔在1810年都特别强调把地球看作“人类的居处（Wohnsitz）”来 研究。另一方面，像霍迈尔一流作者，我们又可以看出一种偏离这个观点的 倾向：他们强调以描述地球形态——用纯描写的措辞而不加解释——作为“纯 地理学”的唯一内容，而所有其他特点，则可以在应用地理学中加以考虑［普 莱韦，8，19］。 当时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地理学概念，则以为地理学是关于事物的“何处” 的研究。1806年林德纳提出这一看法，当年就受到李特尔的强烈反对。最后， 可以再补充一点：刻意建设一门地理科学的学者，都反复强调科学工作的两 个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盲从权威是早期的特点，先验地构成所设想的地球实 况系统，则是十八世纪不少著作的特点。与此相反，到了这一时期末，许多 学者却强调：第一件要事就是要肯定实际的事实。他们也撰文反复说明需要 指出资料的来源 ［1，255ff．］。 然而 “纯地理学”这门新科学相当大的部分只是目的和希望的表现，还 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尽管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坚持要证实事实，他们却继 续建立先验的事实系统而不去验证它们，只有少数人是例外。我们现在还承 袭下许多这样的概念，或者加以改头换面。自从布特把地区说成有机体以后， 就我所知，这一百二三十年间，就没有一个地理学家曾认真地试图去证实什 么区域的有机性质，可是最时新的一类通用课本书，却还在重弹这种先验的 假设的老调。布黑的科学品德使他宣布把陆地划分为自然区域已归于失败， 自此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就我所知，从没有一个人曾认真地试图指出他的方 法和论点的错误，或者拿出他认定是不可能的东西；尽管如此，把区域视为 一个明确的一元的实体的概念，在今天一大批地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表现得 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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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时期：洪堡与李特尔 如果说18世纪晚期的地理学家发展了新地理科学的大部分理论概念，那 末把他们的 “思想、要求和愿望转化为实际”，却主要是亚历山大·冯·洪 ① 堡和卡尔·李特尔所做的工作。世界各国的近代地理学竟有如许须归功于两 位生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甚至30余年都在同一城市的人，这真是一件非 同寻常的事。 这种情况却并非单纯的偶合。两位地理学 “创建人”大部分是有赖于他 们的先辈的，这些先辈当然是他们所共有的。此外，李特尔再三肯定，在好 多方面，比他年长10岁的洪堡是他的老师，研究他的著作的人也没有一个怀 疑过这一点。佩歇尔颇为有力地赞同李特尔的话，以为没有洪堡的著作也就 不可能产生他本人的著作[66，I，324；49，Ⅰ，54f．］。这话虽略嫌夸张， ② 但李特尔在无数处重复了洪堡的思想 ，并明确注出引用洪堡著作达数百处之 多，这都足以证明他说的基本上是事实。洪堡本人也证明这些并非仅仅是学 究先生的烦琐注解。他在论述中亚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导言中提到先前出版的 一系列旅行记时说： “我对亚洲诸山系提出的术语以及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干 的地质学观点，我的大名鼎鼎的老朋友卡尔·李特尔在他论亚洲的大作中已 作过极其精彩的讨论了” ［59，I，xlviii］。 虽然洪堡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利用李特尔的著作——在 《中亚》一书中 引用李特尔当逾百处，但在他会见这位青年学者以前，也即李特尔第一部地 理著作问世以前，他关于地理学的一般概念显然已完全形成了。洪堡所受的 教养既非为了地理学，也非为了科学，却是为了政府工作，他读过的课程有 工艺学、经济学、历史、哲学等。但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于研究自然——他当 矿区视察员，就关心研究地下植被——他与格奥格·福斯特交往很密切，又 使他的兴趣转向地理学方面。特别是1790年他们同在莱茵省和英国旅行，更 激发了洪堡作科学旅行的雄心，并使他接触到福斯特的地理研究方法 ［47， Ⅰ，41；60，Ⅱ，72；参见 20，Ⅰ，95～108；8，23～24；见注⑤]。洪堡 关于地理学的概念，很可能早就受到康德的间接影响了[20，Ⅰ，46，50ff．]。 洪堡在政府任职的短期内，发表过不少科学论文，其中也有一两篇是地 理学方面的，不过他的皇皇巨著当然是1799～1804年的热带美洲旅行及1829 年那次中亚旅行的成果。然而，如果设想他的地理学著作只限于他个人的观 察，或者只限于他观察过的地区，那都是错误的。他作过60余年积极的地理 研究，但他的考察总起来几乎还不到5年。 （当然，洪堡下半生担任普鲁士 国王的私人顾问十分活跃，大量时间都花在国务问题上）洪堡甚至在著 《宇 宙》 以前，就有许多研究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了，还靠着利用无数别的探险 ① 此语引自威索茨基，但他只说到李特尔 ［1，257 ］。照大多数别的作者的意见 （其中包括佩歇尔、李希 霍芬、赫特纳和彭克），洪堡对地理学地位的重要，可与李特尔相伯仲，甚至还要超过李特尔；特别请参 看彭克[137，158～176]。 ② 例如，可将1833 年李特尔讲课中[50，152f．]把历史学与地理学作比较的话[52，14]与1827～1828 年洪 堡在柏林的讲课[52，14]两相印证一下；但两人的话也可能都是各自直接取自康德。详细研究两位地理学创 建人著作中的共同成分，可以作为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题目。德林的扼要说明是以对洪堡的透彻研究为基 础的，但对李特尔的著作则只简略地浏览了一下 ［22 ．16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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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确实，洪堡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只是个书房加图书 馆的地理学家，这也与李特尔差不了多少。 洪堡的著作虽对李特尔毕生都有重大影响，但佩歇尔说他们在1807年数 周的初次接触，是使那位青年学者转向地理学的关键，这却无疑是过甚其辞 了。拉策尔早已指出，无论是持此说——继佩歇尔之后，也有些作者同声附 和——还是泛泛推论李特尔是由历史学进入地理学的，在他一生里都找不到 真凭实据的支持 ［26，423，389ff．]。可能在李特尔时代，没有一个学生是 ① 像他那样专门为地理学而培养的，就是以后也没有几个。 早自童年时起，直 到他进大学为止，他都生活在施内普芬塔尔的一所学校里，该校办学是照卢 梭和佩斯塔洛齐的格言：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步行和长途旅行中直接观察自 然得到的。这个时期，这位青年受到J．C．F．古茨穆特斯亲自特殊的关怀。 古茨穆特斯这位教师的主要兴趣是研究自然和地理学，他本人对地理学的发 展也有所贡献 ［拉策尔26，283，388ff．；普莱韦，8，39]。当时地理学是 卡尔·李特尔心爱的学科，到了大学时期，自然科学连同历史学和神学吸引 着他的大部分注意力。离开大学后，他也没有中止研究，因为他在弗兰克福 一户人家当了几近20年的家庭教师，既有需要、也有机会继续研究自然科学 和史地，并在莱茵河西部地区和瑞士等地作了无数次实地考察旅行，进行周 详的观察。他还因而能和当时许多杰出的学者有了密切的交往，其中对他至 关重要的是解剖学家泽梅林、地质学家埃贝尔和教育改革带头人佩斯塔洛 齐。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李特尔为研究所作的准备，涉及的范围极广，其 中自然科学，特别是研究自然的观察方法占着主导地位； 但另一方面，他对人文问题 （即历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他在康德 的追随者赫德尔的著作中读到的地理学，保持着他早年的研究与最后兴趣间 的联系 ［参看施米特，7，78f．，41～44]。虽则1807年他与洪堡的会晤， 无疑激发了他对地理学的兴趣，因为洪堡明确指出地球状况对人类的重大意 义，不过此后至少有10年时间，李特尔仍然踌躇不决，不知是继续搞地理工 作还是转向历史学好。 姑不论他的一系列为小学生编写的研究地理的书，他发表的最早著作是 论述欧洲地理。这些著作出现于1804～1807年间，在德国留下了相当深的印 象。其中一本在法国受到热烈的评论，该书对欧洲系统地理作了简要研究， 以6张按各类现象绘制的地图为基础，附有文字解释。此书在洪堡发表类似 的地图以前几年问世，用普莱韦的话来说，成为 “最早的自然地图集”［8， 30；参见克拉默尔，24，Ⅰ，255]。虽然所有这些地理学论著都是在他与洪 堡那次传为美谈的会晤以前问世的，但据文中所说，他 “如饥如渴地饱览洪 堡所有的著作” ［24，Ⅰ，167]之语看来，足见他早已受到洪堡的影响了。 此后几年，李特尔写出了一部更完全的世界系统地理学，一部 《自然地 理手册》，他原拟以此书作为结束他的地理工作并过渡到历史研究的桥梁， 当时他打算此后将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然而因为某种理由——可能是因为 ① 关于传记资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一概取自克拉默尔的名作，该书部分是根据李特尔的日记写成的［24 ］； 拉策尔在评述李特尔的生活和著作时，也摘录了该书 ［26 ］。此处的叙述失于冗长，目的是要纠正几乎所 有英语叙述中共有的错误印象。迪金森和霍沃思 ［10，150～61]虽然承认李特尔的重要性，但在好些重要 方面的印象显然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受到美国作者盖奇所作传记的影响 ［参看克拉默尔，24 ，Ⅱ，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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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冯·布赫的批评，布赫曾应李特尔之请读过他的手稿——他决定不 出版此书。但因他慷慨地把手稿交给许多同事，其中某些部分却被他们所利 用。因此这部作品就出现在当时许多课本书中，有时指出原作者，有时却未 指明 ［24，Ⅰ，205～207，258～268］。 在同一时期，李特尔对亚洲的研究把他引入了历史学领域。他写了一部 关于古代史的长篇研究（以后在1820年出版）——用拉策尔的话说，这是“李 特尔的纯属历史性质的唯一著作”[26，410]。但他显然是打算完全转入历史 的。为了结束他的地理工作，他草拟了一个计划，想把全世界划分成区域， 原拟写成 《地学》（Erd-kunde）四卷本。这样，此书就可为历史研究提供坚 实的基础了。他在格廷根大学工作，同时还开了些历史学课程，但也开设矿 物学。他按计划完成了论述非洲的第一卷，但不久就觉察到他搜集的有关亚 洲的大量资料，一卷书是无法容纳的，于是他又出了第二卷，仅仅作为亚洲 研究的一部分。1817年和1818年这两卷书的出版，给学术界以强烈的印象。 马尔特说，几乎同时，李特尔就被公认 “无疑是地理学的改革者，是使这一 领域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位大师”[25，6；又见克拉默尔，24，Ⅰ，377f.， 464f.；拉策尔，26，689f.；施米特，7，86]。 因此，李特尔尚未在研究院任职的时候，就已确立了作为研究院地理学 大师的地位。他在弗兰克福大学预科学校担任了一年史地教授以后，由于柏 林几位官员——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兄弟威廉·冯·洪堡[24，Ⅰ，436，447] ——的努力，为李特尔安排了两个职位，一在军事学院，一在大学。1820年， 李特尔作为大学第一位地理学教授前往柏林。究竟是什么时候他认识到 “结 束”地理工作以便转入历史学的计划已难实现，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无论如 何，他一生中此后的39年，还是在柏林继续搞地理工作，虽则在以后几卷《地 学》中，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也日渐明显。 1827年，洪堡最后从巴黎移居柏林，两位大师间专业上的联系不断增加 了。克拉默尔曾在李特尔家住过几年，照他的说法，晚 期那几年只要他们都在柏林，几乎无日不来交换一些大大小小的意见 ① [24，Ⅱ，85]。 *这里不是评价李特尔对地理学的贡献的地方，作这样的 尝试也并无必要。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地理学家会像李特尔那样，有这么多 人反复讨论他的著作，而且常常带有批评。下面几段提到的著作，都并非纯 属对一位伟大的 “传统”人物表示敬意之辞。除了引自洪堡的话以外，这些 话都是从一些作者以批判眼光检查李特尔论著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他们都 毫不犹豫地指出李特尔著作的缺点，指出他所实现的离开他所宣布的目的有 多远。但这些曾彻底研究过他的著作的学者还是一致同意洪堡，承认这确是 “杰作”。对李特尔著作的评述，特别重要的有佩歇尔、马尔特、拉策尔、 ① 关于洪堡与李特尔间的关系，许多第二手资料描述的情景迥然不同，甚至有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 关系的。然而我却没有找到过驳斥克拉默尔的说法的事例，而在他们二人给第三者的私人信件中提到对方 之处，甚至还可找到一些支持克拉默尔说法的话[参看20 ，Ⅱ，131；19，Ⅲ，40 ，62，89]。不过从这些地 方可以推测：他们的关系如果不是完全限于，至少主要是限于地理学这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唯一领域的。 正如拉策尔所指出的，他们相互赞扬对方著作的话，无疑都是故作大声—— “仿佛两人都是聋子似的”， 但当时以此为礼貌，同时这些话基本上说得也很诚挚，并无可以怀疑的理由。另一方面，两人的气质和社 会、宗教背景都有重大的差异，加上非专业活动，正如拉策尔所指出的，都使他们不大可能发展亲密的个 人友谊[26，423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