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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现象的分布的研究——基本上可说是 “事物的所在”问题[德林， 22，64ff．]。然而他可能把这种分布研究只看作系统地研究相互联系的现象 所必要的初步调查而已；无论如何，这种研究只构成他的地理学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 19世纪中叶——如果不是更长的话，地理 学方法论的发展上，有两个因素使得李特尔的影响要大得多。李特尔占有德 国——如果不说世界的话——大学地理学唯一的教授席，其影响所及，远远 不止其受业的门生；洪堡则不然，在一段时期，受他影响最大的只是一些并 不自认为地理学家的人。第二，李特尔是在方法论论文中反复阐述他对地理 学性质和各种问题的观点，洪堡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却散见于他的一般 性著作中。也许就是因此之故，他对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的概念，竟未 为人所注意近一世纪之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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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世纪下半叶观点的转变 1859年洪堡和李特尔同年逝世，把这一年看作地理学发展史上“古典时 期”的终结，也许颇有便利之处。此后10年间，李特尔开创的学派统治着学 校地理学。李特尔的追随者甚至比他还要强调地理学的 “历史”的方面，因 此可说已经从系统地理学转向主要与人有关的区域地理学了。照佩歇尔的意 见，李特尔的 “唯一值得称道的门生”是埃恩斯特·卡普，但卡普的兴趣也 及于政治问题，1848年后，惩罚行动使他像弗勒贝尔一样来到美国，他在得 克萨斯的一个德国人社区定居下来，当了棉农，直到1865年返回德国后才重 新从事地理研究[见佩歇尔评论，66，Ⅰ，399～413；又见弗勒贝尔，28，Ⅰ， 477f．；29，传记]。李特尔的另一个追随者（如果说不是学生）也曾来美国， 那是法籍瑞士人阿诺德·盖约特，他也许是我国——在普林斯顿——持有第 一个地理学教授席的人。 他的影响很小，这也许是由于目的论观点甚至支配着他对细节的阐释的 ① 缘故[64]。 李特尔的门生和追随者之中，成就最突出的当首推法国地理学家埃利 赛·邵可侣。依吉拉尔丹和布吕纳的意见，1851年他受业于李特尔，因而成 为地理学家；他的有关地理学的主要原则和思想，都是师承李特尔的[30，67～ 69，71]。指出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邵可侣与其说是遵从李特尔的理论，毋宁 说是遵从他的实践，首先在系统地理学方面作了有限的研究，接着又搞普通 系统地理学，然后才着手撰写一部完全的世界地区概述。但与李特尔不同， 他是以系统研究成名的，写了一部自然地理巨著 （《大地》，1866～1867年； 后来被译成英语）。虽然吉拉尔丹和布吕纳觉得李特尔的影响在这部书中特 别强烈，但另一些学者也指出此书还依靠别的许多作者，其中包括英国学者 玛丽·萨默维尔。斯珀勒尔推崇此书胜过德语文献中任何同类著作，拿它来 与李特尔学派的著作相对照，显然并不承认邵可侣是李特尔的门生和追随者 [68，331f．；可能上文所引佩歇尔的说法也是如此]。但赫特纳却以为这部 著作显然有受李特尔影响的局限[161，108]。施米特说邵可侣“成为法国的 李特尔”，无疑主要是根据他1875～1894年的19卷地区概论《新世界地理》。 此书虽然是按照李特尔的 《地学》的范例写成的，但却要成功得多，“不但 组织严密，因而使他能够完成这部巨著，而且对世界每一地区的自然和文化 都写得非常紧凑”[7，151～153]。 李特尔的影响在另外某些领域也是很显著的。在军事学院对他极感兴趣 的学生之一是莫尔特克。他的军事—地理规划以后变得极其重要，不过在这 以前，他早就已发表了许多地理研究著作[施米特，7，86]。李特尔还有些很 大的影响，他唤起历史学家注意地理与人类大事件演变过程的重大关系；马 尔特特别指出李特尔先前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 E．库尔蒂乌斯的著作也 受到这种影响[25，脚注10]。 洪堡不在大学任教，他在学界没有直接的追随者，但在大学外——也在 德国外，他的影响却比李特尔大得多。在短促的 “后李特尔时期”中，赫特 ① 但请注意他最近重版的 《南阿帕拉契亚山脉杂记》，拉尔夫·H ．布朗在书中找到有关该区历史地理的 有价值的资料[65]。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他在李特尔纪念会上的致辞： 《卡尔，李特尔》，此文我没有见到。 这是一篇于1860 年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对美国地理与统计学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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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觉得 “正确的地理科学的真正代表者是把洪堡奉为楷模的科学旅行家们” [2，313]。 可是后李特尔时期只是一个短促的过渡期；接着，这一世纪下半叶的后 期或前期，就给德国学校地理学带来极其迅速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可以把 这一时期看做地理学领域发展上的关键性时期。洪堡和李特尔为地理学奠定 的基础，表面上确实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统一的领域。他们的追随者各自夸大 两位创建人观点的某些方面，或者企图采用地理学性质的一些新概念，这在 一个时期内造成地理学分裂为几个方向，它作为一门学问的地位因而也碰到 了严重的问题。李特尔一死，德国任何大学里都没有地理学教授了。重新返 回大学地位的，特别是随后迅速发展的，主要并不是追随李特尔的 “历史地 理学家”，却是原来受过地质学家教育、并且倾向于专门从事地球非人文特 征研究 （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地理学）的学者所起的作用[参见彭克， 129，635f．]。这里我们不谈地理学学术地位的上升和这个时期多产的成果； 在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上，主要问题在于克服这个领域方法论上明显的不统 一，从而确立它作为单一科学领域的地位。 19世纪后半期的普遍科学气氛，对早年 “浪漫主义”时期的哲学概念， 不论是李特尔的还是洪堡的，都是远非乐于接受的。甚至在古典时期结束以 前，这种变化就已初露端倪了。实在，地理学思 想的重要改变与我们对它 的历史发展所作的专断的划分，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我们觉得后古典时期的 某些概念，最后一位前古典地理学家布黑就已把它们表现出来了。我们早已 指出布黑彻底抨击时人著作中运用 “自然边界”和“自然区域”的问题。他 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作比拟——虽然承认这些比拟是不完全的——达到了否定 的结论：除非有特殊目的，地理学家并不需要以任何方式把地球划分为地区； 他们倒反应当按分门别类的现象，也就是说按系统地理学来研究它[51，90～ 94]。虽则布黑运用李特尔1806年的研究作为应当做什么的典范，又在其他 方面说过称赞李特尔著作的话，但他的批评无疑也适用于 《地学》各卷，不 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贝格豪斯似乎受到布黑研究的影响，马尔特对它显然也是熟悉的， 但它在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上是否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却不大清楚，可能是因为 它是由一家省级小出版社出版的缘故[参见斯珀勒尔，在一个类似方面的论 述，68，365]。反之，几年后弗勒贝尔在当时的主要地理杂志上提出相似的 观点，却在学术界引起一场相当大的骚动，特别是因为这些观点是针对李特 尔的，而且还附有李特尔本人的评论。 然而这一场论争结果却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弗勒贝尔的要求 “不起一点 作用就寂然无声”，因而赫特纳在研讨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时，也就把它一笔 勾销[2，305]。可是这种看法可能有点过甚之嫌，因为弗勒贝尔的论文，至 少是发表在贝格豪斯的 《年报》里的两篇，在地理学文献中保持着相当显著 的地位，可能对后世学者也有影响，不论他们是否明白这一点 （又见第三章 之一）。确实，他想表达的观点终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普莱韦把他看作 地理学思想新时期的先驱——我们也许该再补充一句：布黑比他又早一点 [51，59f．]。 科学界的这个新观点终于支配了科学思想。普莱韦描写这种新观点的特 点是以各门科学愈来愈专门化、愈来愈强调阐释 “科学规律”、有意识地把 科学——特别是地理学——从任何特殊的世界观分离出来为标志。然而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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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常常是体现一种同等明确的哲学假设——假设存在着一个唯物主义 的、机械论的宇宙，人在其中也应作为“物”来研究，而与他物一样看作“原 子运动的总和”[普莱韦，8，60，66f．]。 德国地理学家一般把地理工作的转移看作主要是由于佩歇尔和李希霍芬 的作用引起的。这一运动起于佩歇尔从1866年起陆续发表的一些论文，其中 若干论文于1870年收入《作为地表形态学探索的比较地学的新问题》一书中 [67]。比利时地理学家米丘特写道：“说科学精神随着这部著作重新回到地 理学来了，这句话说得十分有理”[189，24]。佩歇尔通过这部著作，也通过 他的教学，引导地理学家首先研究地形结构。他的地理著作决不以地理学的 这一部分为限。相反，他也关心研究地形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马尔特感到他 对这种研究作了比李特尔的范围更狭更明确的限定，是做得成功的[25，22]。 他在49岁时就早逝了，正值他在大学里所任的职位，使他大有可为的时候， 却突然打断了他的工作。 （关于论述佩歇尔的贡献更详的著作——并有传略 ——可参看拉策尔的研究[31]以及施米特[7，147～149]、德林[22，163～65] 的更简略的说明。） 佩歇尔曾力求建立一门科学的形态学，它的基础却由一群曾受过地质学 家教育的地理学家奠定——特别是李希霍芬从 1877年起陆续发表的中国研 究[普莱韦，8，74；赫特纳，161，99，特别是 32；彭克，128，43～51及 137；施米特，7，153～156]。在这一特定方向追随李希霍芬的地理学家中，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一个是彭克，他同样受过地质学家的教育，他的古典论 著 《地表形态学》在1894年初次问世，现在他有许多学生在这个领域还很活 跃；一个是美国人W．M．戴维斯，我们已经说过，他的部分著作包括在德语 文献中。 因此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地貌学成为地理学的 主要领域，正像以后在戴维斯领导下的美国一样[菲利普森，143，9f．]。于 是，在德国，把这门学科归入地理学范围之内，无论逻辑上引起什么反对意 见，也是无法更改，已成定局了[克拉夫特，166，7]；而在美国，地貌学在 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关系上的地位，至今却仍未确定。 （关于这个问题还要 作进一步的讨论，参看第十一章之七） 不论在地貌学方面人们可能持什么观点，但都普遍认为在佩歇尔的领导 下，地理学一度曾有在自然科学中扩大到其他科学早已占领和开垦的领域的 倾向，因而地理学一度看来就像要独揽一切与地球有关的自然科学似的[赫特 纳，2，314f．]。反之，人文科学——包括人种史、农田利用、商业和民族 迁移，有如李希霍芬对加利福尼亚和中国所作的研究一样[69]——则被目为 主要与地形有关，或者只限于区域地理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发展中，可以特 别一提基尔希霍夫，作为连结从李特尔到拉策尔的中间环节[33；34]。 这种情况造成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把上文说到的地理学中的两种二 元论形式混淆成一种：即系统、自然 （这里是非人文的意思）地理学和区域、 人文地理学。为了说明把人的研究包括入地理学的合理性，同时又遏制地理 学朝这个方向无限扩张，似乎需要分开说明这两个部分的目的。自然特征应 按其本身条件来研究——地理学朝这个方向扩张得多远可能并无多大关系， 但人文特征只能按其与自然特征的关系来研究。瓦格纳、基尔希霍夫和诺伊 曼多少已经明确地表达过这个观点[按赫特纳，2，316]。 明白地强调把地理学领域划分为两组现象，这就在逻辑上指向两个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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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终于有了更大的影响，这可以从拉策尔经过森普尔寻 踪到美国。在美国，巴罗斯把地理学说成 “人文生态学”的领域，研究人和 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就是它的最后的逻辑表现[208]。这个观点在英国[195] 和日本[110]都有人赞同，在我国还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下文需要作详细的 研讨。 比这还要早得多，格尔兰在1887年的一篇长文中却力倡相反的结论：地 理学应完全排除人[76]。这主张虽然是“在自然科学思想方式风靡一时的时 候”提出的[布尔格尔，11，24]，而且看来也许很像是前20年间地理学思想 摆动的逻辑结论，可是基本上却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正像黑尔曼·瓦格纳 在他的长篇评论中所说的，许多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把格尔兰的貌似合乎 逻辑的论点贯彻到底的话，那末对地理学就必须大加翦除，所剩的那一点， 就再也辨认不出是那个名为地理学的源远流长的领域了[77]。对一个必须割 弃洪堡和李特尔地理学的大部分内容的论点，很少人认为须给予多大的注意 [参看苏潘，78，153；赫特纳，2，315f．]。这场由格尔兰掀起的论争，是 针对德国地理学思想随后的发展问题的，要肯定地指出它有什么影响，这诚 然是困难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在 别的方面回头再来谈这问题，因此这里就 不必检查其主张了。 几年后瓦格纳提出了格尔兰建议的历史意义：宣告地理学是一门纯粹的 自然科学，这是在大力扶植自然地理学的高峰时期提出的，而近二十年前佩 歇尔就已开始了[80，374～375]。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格尔兰虽然与这个 运动的进程步调完全一致[7，156]，但 “形态学家”却没有一个愿意继续走 这样的逻辑极端。确实，他的论点可能已经使有的人明白：地理学摆动得失 却均衡，已经到了多大的程度。 然而，在实际地理著作和方法论研讨两方面，相反的动向早已出现。1882 年拉策尔发表 《人类地理学：地理学在历史学上的应用导论》[72]，这是地 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日后对地理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间接的影响。人类地 理学这个术语，此后一直是与拉策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他的自然 科学，特别是动物学的功底，可是却也会引起误解。这个术语给人的印象是 关于从个人和人种观点来看的人类的地理学，即人类学的地理学；而拉策尔 所关心的主要对象却是人的劳动产品，特别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品与地球的 关系——也许这还是靠了莫里茨·瓦格纳[施米特，7，157～161]。 因此，拉策尔也像李特尔一样，主要是一位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学者， 地理学正是为这些学者作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研究间的联系。正像我们从李特 尔的情况所看到的一样，拉策尔的著作大部分是在人文地理方面，这就使许 多人忽略了他早年的经历。例如索尔就说他是“通过报纸工作转入地理学的” [84，166]，这话还没有说对一半。照拉策尔的自述，决定他的人生道路的是 他对自然界的兴趣；他早年就立志“献身于某种科学研究”，而且始终不渝。 他曾取得动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博士学位。他在法国南部继续从事 动物学研究，寄些旅行通讯给 《科隆报》，以求添补些资金，结果该报聘任 他为科学及旅行通讯员。卡尔·安德雷劝告他利用这机会当个地理学家，拉 策尔当初虽然是计划以动物学家的身份旅行的，但在欧洲、美国和墨西哥作 了六年旅行后，他最后还是转行了。不过他最初发表的文章都是动物学方面 的，他的地理著作中有阿尔卑斯山雪线的物理研究[35]。 拉策尔的目的在于把人文地理学研究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施米特说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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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没有偏离自然科学的方向”，做得要比李特尔成功得多。他的伟大贡献在 于 “通过组织现象、树立概念、并把所取得的成果显著地联系起来，从而把 人类地理学的这一部分——即文化地理学，纳入科学体系中去”[7，158]。 虽然他常被人们视为基本上是李特尔的追随者，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 Anthropogeogra-phie（人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地理学的第一部重要的系统 研究，这正是洪堡 “自然地理学”的最后部分所提出来的。从此以来，虽然 批评的火力一直针对着他的著作，但并没有减损它的重要意义：它表明了地 理学的人文方面及非人文方面是可以作系统研究，从而在区域地理学中取得 更可靠的解释的。 （有关全面评价拉策尔的著作，请特别参看哈塞特的研究 [36]。 拉策尔的方法在一个主要方面与洪堡有所不同。他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 出发有目的地进行工作的。他的第一卷 《人类地理学》大部分是根据地球上 的自然条件组织起来的，他就是在自然条件 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中研究它们的。虽然这种程序在研究自然地理为主的 地理学家中是常有的，但基尔希霍夫一流地理学家却把它反了过来，在人文 条件与自然条件的关系中来研究人文地理。在他的第二卷中，拉策尔自己也 把程序大部分反过来，但他的许多追随者，特别是我国的森普尔，却保持着 他早期的方向，从而确立了一种程序，几十年来一直支配着人文地理——至 少在我国是如此。然而德国地理学家改变他们的程序却要早得多，这特别是 亏了赫特纳和施吕特尔的努力[130；131]。可是同时人文地理却是根据自然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来研究的，这自然又导致以为地理学这个领域主要是研究 这种关系的概念。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概念来自拉策尔本人，但这看法可能是 错误的。 （像迪金森那样把施吕特尔摆在与“冯·李希霍芬、拉策尔及其同 时代人”相对立的地位，这就尤其是误解了[202，2；参看施吕特尔，131， 507f．]。） 在系统人文地理学的第一部大作问世后的次年，李希霍芬在莱比锡就职 讲话中，提出了以后被认为近代德国地理学的纲领性阐述[73]。更早，在1877 年他在论中国的第一卷最后几页中就已作过阐述[69，Ⅰ，729～732]，这是 一种重新表达李特尔和洪堡所共有的地理学概念的尝试，但正像赫特纳所指 出的，此书为地理学所设的界限，自己就给破坏了[126，560]。可是同年马 尔特又明确地恢复了地区原则或方志学原则作为地理学的最高标准，使用了 ① chorography和chorology等术语，早在他以前，就已有好些作者——其中 包括佩歇尔——从古希腊地理学家那里搬过来了。同时他强调研究分布—— 分布是洪堡地理学的一部分——并简括地把地理学说成是关于事物在 “何 地”的研究[70，特别是426～429]。马尔特的概念也在一个委员会——他就 是委员之一——起草的关于地理学性质的表述中表现出来，于1882年在威尼 斯国际地理学大会上通过[71，679]。 当时李希霍芬在莱比锡所作的划时代的讲话中接过了马尔特的方志学概 念，作为他的地理学概念的重要基础[赫特纳，126，552]。普莱韦写道：李 希霍芬在这个讲话中表示自己是 “事实上继承并发扬洪堡和李特尔思想的 ① 英语chorology 有两种用法，一指论述支配动植物的地理分布规律的科学，普通译作“生物分布学”，另 一用法与chorography 意义相近，可参考原文92～93 页。以下原文中不论用的是chorography 还是 chorology ，一概译作 “方志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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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前后一致的意义上说，也是实现佩歇尔思想的人。他与佩歇尔有很大 不同，他具有健全而毫无偏见的历史感，把自己纳入发展过程中，并正确地 决定他的地位”[8，73；又见彭克，128，43～51]。 李希霍芬受过地质学家的教育，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主要是对地貌学 感兴趣。他被选入科学院后，就选择进入 “物理数学所”，这与“历史学家 的李特尔”迥然不同，李特尔属于“历史—哲学所”[81，605]。不过他还是 认识到李特尔的著作在地理学思想发展上的价值的。如果以洪堡和李特尔的 概念背景为对照来阅读他的讲话，就会看出他对他们的概念和著作的共通成 分所感到的兴趣，要比他们之间的悬殊差别大得多。因此他能够 “遵照洪堡 的先例，恢复地理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同时又恢复李特尔的大纲在 地理学中的地位[施米特，7，153～156；参看德林，22，165f．；赫特纳， 126，552f．及32]。 我们不必去管李希霍芬的具体阐述；正如赫特纳以后指出的，他虽然为 未来定下了地理学思想的方向，但却未能为他对这一领域的概念找到确切的 说明。但从他的论述还是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地理学是研究地球 表面不同部分互有因果联系的现象的差别[161，106f．；73，25ff．]。李希 霍芬揭示了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相互关系以及与该领域总体上的关 系，这在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上也是很重要的。系统地理学的实际目的是理解 地区中现象的因果关系[42f．]，这种理解可拿解释各个区域时可以应用的原 理来表达，而解释区域，也就是方志学。（李希霍芬把第一步的chorography 与最后一步的chorology加以区别；前者是非解释性的描写，为系统地理学 提供资料，后者是对区域的解释性研究，是以系统地理学为基础；但这种分 法却没有人奉行。） 地理学的重大区别，即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 （方志学）之别，因而 不在于研究资料的不同——李希霍芬认识到限制地理学中的研究资料是不可 能的——却在于研究方法的互异。因为资料性质参差不齐，所以必须在系统 地理学中根据其类别加以研究。根据这一点，他承认不是有两大组，而是有 三大组：物理现象、生物现象和人文现象。人类虽则当然也是一种生物，因 而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入对其他动物的研究，但人类与地球表面的联系却受到 一大批对别的动物说来并无意义的因素的制约，因而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加以研讨。在方志学研究中，所有各组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把它们结合成单一 的一元研究了。李希霍芬也像洪堡一样，并未被任何有限的科学概念所束缚， 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一门研讨各种共同存在、为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的 不同事物的单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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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前地理学最直接的历史背景 李希霍芬的地理学大纲和赫特纳以后对它所作的更完满的说明 （第一次 在1895年，但以1905年说明得最完满），为区域地理研究铺平了道路，从 而依据系统地理学的成果对它作出解释。这在地理学上也不是什么新事，毋 宁说还是返回到洪堡的方法[2，309或161，86]。这种方法先是被李特尔的 追随者所忽视，他们研究区域地理学却对系统地理学考虑得较少；继而又被 佩歇尔的追随者所忽略，他们主要是考虑系统地理学。虽然如此，但它却从 未完全被抛开。可是苏潘却感到，李希霍芬的讲话对系统地理学的注意更细 致入微，而把区域地理学置于从属地位，在 1889年又竭力主张更经常地扶植 ① 它[78]。赫特纳也用实例，用他的方法论表述，并通过他创立于1895年的 《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大力鼓励发展区域研究。然而直到近年，尤 其是在世界大战把德国人的利益集中于欧洲各地区，特别是德国各地区的多 采特征上以前，地理学的这个方面都未能达到可与系统研究、特别是形态研 究相比的地位。赫特纳常被说成区域地理学的倡导人，但不能因此认为他不 赞成发展系统地理学。过去40余年来，他的着重点虽然不断转移，但始终坚 决主张，从这两种观点来进行地理研究都是必要的。1895年他为《地理杂志》 作发刊词，第一次扼要地表述了地理学的性质；在这篇短文中，他评论了李 特尔的追随者疏忽了系统研究，而赞扬佩歇尔带头恢复了地理学中的系统自 然地理学研究[121，2；参见2，310]。他在1903年写的第一篇详尽的方法 论论文，只谈到系统自然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123]；1907年写的论文 又研讨了系统人文地理学[130]，而1905年以来写的许多文章，则强调系统 地理学 （即普通地理学）作为这个领域中并列部分的重要性[特别是 140]。 最后，近几年他本人又提出几篇详尽的系统研究论文，论及地理特征的不同 范畴，先论地表形态[361]，再论气候[362]，最后是一部四卷本著作，论及 全部系统地理[363]。可是人文地理在第四卷中所占篇幅却不到一百页，因为 赫特纳计划为这一部分另写专书。各国地理学家将希望此卷的出版不会遭到 什么阻碍，原稿基本上已经完成。 赫特纳在讨论这两种地理研究工作的关系时，用了一个稍稍有点不平常 的术语，以强调两者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对任何幅员广大的地区作区 域研究时，必须系统地研究各地理特征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对地理特征 的一定范畴作系统研究，又不能单单研究这一范畴，却须根据它与一种或数 种其他特征的方志学上的关系来研究，即各种特征在不同地区发生变化时相 互间的联系来研究。这就是说，他想强调洪堡已经清楚地划定的区分，可是 在系统地理学的研究和研究相同对象的专门系统科学的研究之间，却仍常常 看不清这种区分[特别请参看 60，Ⅰ，48ff．；关于赫特纳和洪堡二人在地 理学观点上的关系，见德林，22，166～168]。 在19世纪的德语文献中，瓦伦纽斯所采用的 “普通地理学”和 “专门 地理学”这些术语，由于要想消灭外来语源的词汇，相当一部分已被 ① 瓦格纳早在他1882 年的方法论报告中，就已讨论了区域地理学的重要性。他在1891 年的报告中花了10 余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80，385～395]，先是顺便一笔带过，然后用一个脚注来提到他先前的论述[375]。 莱利说 “区域地理学……在1891 年方才引起瓦格纳的注意”，又说他那时 “只是顺便”提到它，指的就是 这篇报告[222，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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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gemeine Erdkunde” （普通地学）和“L nderkunde” （区域地理学） 等所取代。这些术语不但表明了这两种地理研究之间存在着极深的鸿沟，而 且 “普通地学”一语所表达的概念与通常“地理学”一词的相关概念之间也 有极大的差异。正如彭克新近所指出的， “Erdkunde” （地学）一语“只不 过是地理学一语的德语化而已，这一点当时却被人忘记了。人们从字面上去 理解，于是就得出了研究地球整体的任务。”赫特纳当时就学于格尔兰，格 尔兰曾试图按照这种推理来达到最后结论，显然连李希霍芬都被搞糊涂了 [90，Ⅰ，39]。赫特纳感到，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地理学家们都受了 影响，去对地球整体作系统研究，而把方志学观点却丢失了[126，559]。地 理学性质上的二元论甚至比瓦格纳所觉察的变得更重；系统地理研究并不产 生关于现象相互联系的普遍概念和原则，而这些概念和原则却正是区域地理 研究所需要的。为了克服这种把地理学分裂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工作的缺 点，赫特纳认为有必要使方志学概念在系统研究及区域研究中居支配地位， 正像在洪堡的著作里一样。1889年，即格尔兰的建议发表后的两年，他草拟 了一份系统地理学——即普通地理学大纲，冠以 《比较区域地理学》 （Vergleichende Lnderkunde）的题目，以强调这一观点。地理学研究的 这一形式与严格意义上的L nderkunde（即区域地理学的关系），在他的1895 年和1898年的研究中说得很清楚。他在方法论研究中极详尽地阐述了这两种 研究的关系[161，398～404]，虽然他在这部著作中抛弃了这个术语，但后来 当他最后完成40余年前所写的大纲时，却仍旧用了原题。① 在我们离开19世纪晚期以前，我们必须指出，古典时期和前古典时期地 理学的某些特征，至少在一段时期几乎再也看不到了。 其中之一是地理学的统一性——即Ganzeit概念。布尔格尔在综述地理 学史中这一概念的发展时，拿不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它在这一时 期的德国地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李特尔的以地球为有机体的概念，看来 德国学者赞同者人数寥寥，虽则拉策尔可能在某些方面附和过这一思想，而 对法国伟大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说来，这还是他特别喜爱的概 念[184，5]。格尔兰反驳这个概念的论据很有力，这反映了在科学上日益要 求直接的精确描述，以代替象征性的假设或易于令人误解的类比。他最后说： 地球不是 “有机体”，它只不过是“宇宙物质复合体”[76,Ⅵ]。 当然，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地理学家继续在研究各地区不同现象之间的 相互关系；李希霍芬认为地理学的统一性是来自各种不同现象间互为因果的 关系[73，16f．，67]，赫特纳等人则强调在区域地理学中不仅要描述地区的 某些特点，而且还要描述由所有重要特征相互关系的结合决定的总的性质 [161，217]。但这总的性质却不是被视为包括洪堡和李特尔在内的早期作者 哲学中所谓的 “统一性”， “Einheit”或者“Ganzheit”。 ① 彭克认为这是不幸的为对原稿 “表示敬意之举”，但赫特纳却另有理由：他这部著作是略去海洋研究的 “普通地理学”，因此“比较区域地理学”（Vergleichende Ln der- kunde ）一语用在这里是恰当的[彭克， 90，Ⅰ，38～40 ；Ⅱ，31～32 ；赫特纳，363，Ⅳ，前言] 。赫特纳的术语竟会完全为一位美国学者所误解[参 见228 ，256f ．]，这也许可认为彭克的反对意见又多得了几分，虽则连彭克也承认，只要跳过标题读下去， 对赫特纳要说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用不到去讨论外文术语。本文使用的这个术语今天在 美国已很常用，而且随时可以改写成一切源于拉丁语的语言，但译为德文则并无适当用语。幸好英语并不 以任何特定语源的词汇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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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看不出这个时期有以个别区域本身即是一个单元、一个“整体” 或 “有机体”的概念。“统一性”和“整体性”两个观点，近数十年间，主 要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回到地理学中来了。它的迟滞的发展，使得认为 它是 “返回李特尔”的结果，这个想法很成问题。李希霍芬和赫特纳都是在 ① 很有限的意义上谈到“返回李特尔”的。李希霍芬和赫特纳两人从来都没有 ② 支持过这些概念；赫特纳还常常非难它们，这一点我们就要说到。他自己就 提出，这个概念可追溯到李特尔的目的论概念[161，306]，中间也许还经过 拉策尔[126，557；又见普莱韦，8，72，及布尔格尔,11，76]。维达尔 ·德 ·拉·布 拉什显然是从拉策尔那里接过地球统一性、 “地球有机体”的概念的；但维 达尔以为这是地理学中的新概念，却是弄错了[184，5]。可是近年这些概念 的发展可能未必都是李特尔和洪堡的产物，却只是相似文化现象的重复—— 即把某一时代和国家的一般哲学观念带到地理学中来。在战后德国的环境 ① 中，“统一性”和 “全体性”都是强有力的概念。 洪堡引人注目地发扬了景观的美学性质，但在 19世纪晚期的科学趋势 中，这显然没有多少可以考虑的余地。布尔格尔把拉策尔、奥佩尔和维默尔 的研究引为少有的例外[74]。后二人仍继续照着洪堡的用法，把“景观”一 词用于视觉景象的意义上。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在专门化自然科学长足发展的影 响下，地理学一度似乎正在变成一个与洪堡和李特尔所继承和发扬的地理学 在性质上大相径庭的领域。强调系统研究，看来就像把地理学分为两半：一 半是自然科学，另一半是社会科学，两者只在区域研究中才统一起来，但就 当时对这个术语的构想说来，区域地理学却完全不像一门科学。可是到了这 一时期末，却开始出现一种反动，使地理学的方向基本上又回复到它先前的 方向。到了19世纪末，正如1903年李希霍芬所说，地理学的目的“在内容 和方法论上与洪堡赋予它的概念”大体上都是相一致的[3，673，689]。正像 ① 1898 年赫特纳写道：李希霍芬所确立的地位，可称 “在某种意义上是返回李特尔”（in gewisser Hinsicht eine RückkehrzuRitter ）[2，317] 。莱利引用此语时却只 成了 “返回李特尔”，略掉了修饰语[222，258] ， 意思是不完全的，特别是鉴于赫特纳对他所作的修饰含有什么意思作了详细的解释[2，308f ．313，315] 。 在赫特纳这篇文章或其他著作中还可找到什么别的证据，说明把李特尔的 “整体论观点”移用到区域研究 中去是由于他的缘故，这一点莱利并未指出，笔者也找不到有什么证据。如果像莱利话中的含意，今天美 国的地理学中确有区域整体论的观点，那末可能要追溯到索尔，直至施吕特尔。 ② 布尔格尔之所以认为李希霍芬和赫特纳对阐述这些概念有贡献，那只是因为他没有分清这些术语的不同 用法[11，26 ，76] 。李希霍芬和赫特纳都把一地相互关联因素的总和看作一个总的作用过程，不论忽略了哪 个重要部分，对这个总的过程就不会有清楚的理解。此外，对赫特纳说来，这个总和在地球上每个地点 （Erdstelle ）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这地方就“打上个体的印记”[161，217] ；但布尔格尔却给加上 “作为 一个景观 （Landschaft ）”一语，我在此处上下文或者别处都找不出有什么理由。反之，赫特纳在直接论述 这个概念时，却明确指出只有那个地点而不是一个地区，才具有个性[269] （布尔格尔把赫特纳这篇文章列 入他的文献目录中）。还可以再提一下，赫特纳的早期研究中有一篇 （布尔格尔或莱利都没有引用过）把 局部地方与全地球表面的关系——显然有点踌躇——比作器官与一个大有机体的关系，但并非为了表明局 部地方实际上真是一个特殊的单元，或者说地球真是一个有机体。他在以后论述同一题目时就不用这些术 语了，因此我们可以不予考虑。 ① 这是德国地理学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的迹象。我们可以期待在这个新时期中会出现显著的变化，应有的 谨慎教我避而不提及出处。其中包括地理学家，也有非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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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特纳所说，那时的地理学也像地理学史上大部分时期一样，是根据地球上 各地区 （Erdraüme）互有因果关系的差别性来研究它们的，是一门关于地球 表面上地区差异的科学[赫特纳，2，320]。 虽然赫特纳在 1905年觉得德国地理学家普遍接受李希霍芬关于地理学 领域的表述，但他，也还有别人，都感到李希霍芬 “在寻求表达他的概念的 鲜明的方法论词句上，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感到他没有贯彻到底，而 在1903年的讲话中，还把问题有点搞模糊了[126，552～553，560；161，106]。 因而赫特纳为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就是对地理学的某些概念给予正确的方 法论上的阐释——不是他自己脑子里所推想出来的地理学概念，而是在地理 学的一贯发展中似乎能最准确地体现这一领域的概念。因此他并非仅仅依靠 李希霍芬，同时直接和间接地也是依靠李特尔、洪堡及其前古典时期的先辈 的。他依靠洪堡的地方，在他无数段落中都可以看出来；不少地方他自己就 指出这一点[参见161，85ff．）。德林说，赫特纳在综合两位近代地理学创 建人的地理学思想时，不是让洪堡站在李特尔的旁边，而是让他站在李特尔 的前面[22，163]。 从1905年直到今天，赫特纳发表了一系列方法论论述，在这一系列论述 中——可以再补充一句，还有马上就要发表的论著，他始终如一地企图把地 理学的概念作为其历史发展的产物来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论著是我 们研究地理学思想历史发展所达到的顶点。但既然他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为 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提供逻辑基础，那我们就在下章来检验一下他的观点 吧。 我们的历史综述可以作简短的结束了。1883年李希霍芬说明的观点，正 如彭克、施吕特尔、特别是赫特纳所解释的，终于被广泛地接受了，因此20 世纪开头那一段时间，德国地理学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程度的基本概 念统一性。特别是赫特纳的方法论论述已被视为地理学上的 “经典”，在研 讨我们这个领域的方法论时，没有一个德国学者是会忽略这样的著作的。1924 年瑟尔希写道： “多亏了赫特纳的著作，德国几乎所有的科学地理学家都得 到了相似的概念[237，56；参看还有布劳恩，155，6～8；及德国21个大学 一级地理系的代表在海德尔堡大会上发表的意见，138]。 赫特纳及其同时代人的方法论著作，对他国地理学家也有明显的影响。 在德国以外，欧洲大陆各国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性质有的也表达了相似的观 点，其中我们可以举出这几位：俄国的贝尔格[97，103]及其爱沙尼亚学生马 尔库斯[191，12ff．]；芬兰的格拉内[270，296]；挪威的阿尔斯塔尔（据布 劳恩）及瑞典的黑尔格·内尔森 （如德耶尔所引，德耶尔表达了与马尔特相 似的概念[190，10]）；比利时的米丘特[189]；在意大利有季阿尼特拉帕尼、 马里内利 （据瑟尔希）及阿尔马贾[188]。奇泽姆[192]和赫伯森 （参见瑟尔 希） 二人都曾试图把赫特纳的观点介绍到英国来。在日本，照井上修二的说 法，今天有不少地理学家是追随赫特纳的，包括小牧和渡贯，报道者本人显 然也在内[110，287f．]。方志学的概念首先是由芬内曼介绍到我国来的 [206]，W．M．戴维斯后来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概念，这与他先前更为人 所熟知的表述有明显区别[102，209f．；参见203]；此外，在许多别的地理 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概念，特别是惠灵顿·琼斯。然而在十余年 前索尔作出极其有力的解释以前，美国地理学家却大半忽略了这个概念 [211；84]；自从那时以来，美国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如果不说绝大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