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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并不需要局限于一定范畴的现象。科学家要做的事就是探求知识， 只要客观的研究方法容许就行，不论直接的方法还是间接的方法。如果非物 质的现象能以间接但却客观的测量方法来测定，那就是某些科学家研究的现 象。但还有第二个问题：地理学的特殊性是否需要排除掉非物质现象呢？ 索尔坚持地理学必须 “要有一定的观察范围”，但在这范围内，“我们 须按照手头最好的方法来观察、描写和说明”[84，186]。地球表面上的一个 地区就是一定的观察范围，但研究一个地区，在逻辑上就须包括其中所有的 重要现象，不论是哪一种，都用手头最好的方法去观察。狭义地说，看得见 的景观构成一种实在——即外表，虽可视为一种观察范围，但不论索尔还是 别的学者，都不想把地理学限制在这一范围内，理由很明显，下文就可以看 到。但我们觉得，把地球表面上挑选出来的物质之物的总和看作一种观察范 围，却并不恰当。去除掉非物质现象的关联成分，这样的总和就瓦解成许许 多多不同的观察范围，正像所描述的不同范畴的物质之物一样多。把这样挑 选出来的一批参差不齐的物体任意加上一个名称—— “景观”，并不能使它 们就变成单一的观实范围，徒然使我们看不清它们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东 西。这可以由下面两点进一步证实：不但英语、德语在日常思想中都没有一 个表示这种物质之物的总集合体的词，而且有关学者甚至连大体上对他们所 要表示的概念究竟包括着什么内容，也是意见纷纷。 因此我们看到支持这种限制的人又转而求助于这种论点：地理科学是一 门以一定的方法或技巧来研究现象的科学，所以它从地区现象中挑选其观察 技术所及的现象。看来格拉内是这一领域中实际运用过耳鼻的唯一地理学 家，所以我们不妨假定 （为了简单一点——这与本论点无关）：这种技术只 限于视觉观察。可是赫特纳诘问道：为什么要对地理学家看事物的方式加以 限制呢？有什么别的科学是这样作自我限制的呢[167，279]？如果天文学家 听说物理学家发明了不用肉眼或望远镜来观察星球变化的技术，天文学家是 否就必须拒绝使用肉眼或望远镜呢？受过野外工作训练的地质学家有没有踌 躇不决，不敢大胆使用显微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从野外带来的岩石，把地质学 定义为，比如说，铁槌的科学呢 （赫特纳）？索尔声称历史学家以文字记录 为限[84，185］。虽然流行的思想也许会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历史学家却不 接受这种限制。确实，特雷瓦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密西西比河上游早期法 国人聚落的反乎常理的研究：地理学家研究这些聚落主要是据文字记录，而 历史学家则再加上调查古代壁炉的遗迹[393，188]。一般地说，历史学家只 要找得到一点过去的证据，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包括口头传说、地图、 图画，还有遗址、工具、器物，可说“遍布全球的人类活动的所有物质遗物” [118，310f．；又见117，1～23；119；120]。 当我们考虑地理学家——包括景观纯粹论者——所用的实际技术时，这 种理论上的论点似乎又完全消失了。显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未必实际上都 要靠感官来观察，只不过应该是、或者过去曾经是 （以这一方式）“可观察 的”罢了。举个具体事例，这个论点似乎就是这样：18世纪时一个法国军官 写的笔记，描述他在密西西比河上一处设了一座堡垒，这就构成了 “主要地 理事实”；他说到他的士兵都是法国人，周围的土人则是印第安人，这给我 们提供的就只是 “次要地理事实”。对科学总的说来，这两组事实的重要区 别就在于：后者看来十分可靠，而前者我们却不很拿得准[参见，393]。 同样，没有一个人曾提出，地理学家对气候条件的知识应以感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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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观察到的。反之，这种观察却极不可靠，这 也是自明之理。我们完全依靠间接观察方法得到的资料，比我们对地理上各 种物质现象直接观察的结果要可靠得多。但关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政治主权 的地域范围，我们的资料甚至还要更可靠。 简言之，地理学家早已在实践中认识到，对于许多人人都同意必须研究 的特征，我们不能依靠什么直接观察方式。相反，正如R.E.道奇在讨论这个 问题时所说的，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东西，比起间接获得的，其可靠性和意义 可能要少得多[287，110]。至今尚未有人提出过，这些观察物质对象的间接 方法与观察非物质现象的间接方法，其间的重要差别究竟何在。最近芬奇确 实承认，我们感知 “人类动力的活动和力量”的手段，与直接的观察“只略 有差别”。此外，他说这些现象 “是所有区域地理学家都承认的”，但究竟 ① 是作为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地理事实，他却未曾细述[223，14f．]还留着最后 一个逻辑论点，可能看来是要把地理学的注意点限制于物质之物的范围内。 格拉内主张，物质之物与非物质之物不同，具有空间广度，因而在作为地区 研究的地理学中，只有这些才是重要的[270，297]。同样，米丘特也明确地 说： “如果地理学真正是一门‘方志学’的科学，那末它的对象就必然会是 物质的”，因为——正如他在一条反对赫特纳观点的脚注中所加的—— “空 间概念主要是与 ‘物质’观念相联系着的”[189，43]。 米丘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在一篇基本上涉及一些根本性问题的长 文结尾提出的。也许正因这缘故，他并未像考察前几个问题那样，根据地理 工作的具体实例来检查这个问题——即推理的方法，他建议用来与原理的讨 论相对照，而 “原理的讨论是门外汉在此种问题上犯错误的根源，甚至连相 当一部分地理学家也如此”[23]。如果我们承认——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 —空间概念必须与物质基础联系起来的话，那末是否可以因此就说，不同空 间的内容和特点的差异就完全局限于物质现象呢？不论人类生产或使用的是 什么，不论是一座房屋、一件工具、一种语言、一种风俗、一种政治上的效 忠或者一个想法，都是具体地落实在地球表面人类生产或使用它的地点的。 这些东西在搬运上难易不同，是无关紧要的——确实，一件工具，特别是一 类工具，或者甚至是某一种房屋式样，事实上要比一种语言更经常地被搬移。 科学所知的非物质现象都是与特殊的有形之物，即人，联结在一起的，因此 是能够在空间关系上——在与它们相联系的人们所占居的地球表面各处地点 上——明确地找出其位置的。这种联系在许多情况下确实都只是短暂的，关 心更持久的区域特点的地理学家，会把这种情况略去不予考虑，其理由正与 他会把平年农庄谷物产量略去不予考虑一样。但把 “短暂”这个形容词与非 物质现象联系起来，而与物质现象相对照，却是错误的。中国的语言和风俗 习惯要比居民的房屋古老得多；如果一代又一代，在田间总是看到水稻这种 同样的庄稼，这主要并非因为土地的特点，却是因为把稻谷视为主食的旧习 惯顶住了外来思想影响而保持下来的缘故。 米丘特在他的论文中直接论述人文地理那部分写道： “地理学本来的目 的应当在于 ‘划定’和‘描述’以某种聚落形式、以某种房屋形式等等…… ① 芬奇在他很有启发性的方法论阐述中很少触及这个问题，因而弄不清究竟是他的观点五年来已有所改变 呢，还是我们误解了他当时的阐述——一般说来，他是否确实主张目下所讨论的这种限制中包含着的区别。 无论如何，这里讨论他早期的论点，是因为其中清晰地提出了那些确实坚持这一限制的人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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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点 （caractriss）的各种 ‘地球空间’”[29]。但如果对一个地区 可以用本区内最常见的房屋形式来描述其特点的话，是否也可以用该区居民 的语言，或者用该区特有而与他区迥然不同的某种特殊风俗习惯来描述呢？ 维达尔说得好，如果国家的概念与其居民分不开的话 （第四章之一），那末 它就不但包含着居民分布的铁的事实和铁的特点，而且还包含着别的种种特 点，也正是这些特点才使他们作为一个地区集团而与其他地区集团判然有 别。在米丘特的整篇论文中，我找到的对这一论点的唯一异议，就是没有作 一点解释就假定：一个地区 “独具的特点”只限于肉眼所见的特点[30]。 毫无疑义，空间的延展性是按以方志学概念为基础的地理学定义进行研 究的任何事物的基本条件。但我们必须更密切地考察地理现象是如何具有空 间延展性的。正如洪堡等许多学者迄今所说过的，个别动植物与地理学无关， 有关的却是地球表面的 “动植物覆盖物”。显然，“覆盖物”一词不能从字 面上去理解：植物群落实际上并不能“覆盖”任何地区，动物群更不必说了。 我们并不因为沙漠植被所占空间比穿插其间的不毛之地要少而不予注意。我 们毫不犹豫地给乡村地区房屋样式绘制地图，即使它们在有关全地区中只占 很少一部分；只要某一乡村地区的每座房屋都是属于同一样式的，而且与邻 区的房屋样式迥然不同，那末地理学家就会承认一个地理事实，其意义与个 别房屋的总和所充满的看不上眼的空间是无关的。 换言之，空间延展性概念并不要求个别现象实际上遍布地球的某一地 区，而只要求这些现象一般地能表现这一范围的地区空间的特点。马扎尔语 是一种非物质现象，一样能表现多瑙河中游一定地区的特点，一样与这一定 空间联系着，丝毫也不亚于那农场水井的一定形式，或者那巨型的农业村庄。 许多倡导这一限制的人似乎都是按着这种方式推理的，不过却是无意识 的，因而也是不彻底的。于是施吕特尔并不把人限于只能在人群里观察到的 场合，却又考虑人口密度，显然是因为在抽象的意义上，这一现象是看得见 的[145，26]。如果这不是明显的混乱，至少也表明这个客观感知的原则并未 得到严格的遵守。 事实上，格拉内至少凭推理认识到，在这里所规定的意义上，非物质现 象可能是具有地区广度的，但他却不予考虑，因为太难利用它们来确定区域 界限了——他把区域划界视为头等的重要问题[参看韦贝尔的批评，266， 204]。他所排除的许多现象——如语言、宗教或识字率——的地区范围，往 往都是比他眼中的 “客观”现象的地区范围能更可靠、更准确地确定的。在 所有表现各项地球实际的地图中，以有组织的国家政治地图为最可靠、最准 确。语言分布可能难以正确绘制，但也要比绘制如地形分布图之类的困难少 得多，更不用说自然植被了。 如果地理学真的可以局限于地球上非人文方面的话，那末它也许就不会 有研究非物质现象的困难。一旦地理学家同意——他们一般也常常是同意的 ——他们要研究人文或文化地理，他们也就要致力于研究文化的以及自然的 东西。文化基本上是非物质的，会显示于非物质的和物质的成果中，这两方 面都要受到科学的观察。如果说文化在其物质表现形式上有重要地理意义， 而在其更根本的、非物质的方面，反而没有地理意义，这就极其离奇了。除 非能证明这一点：地理学要局限于物质的东西，而仅仅在其物质表现形式方 面考虑文化这个主题，否则就根本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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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一限制是否与地理学领域 的历史发展相一致？ 地理学普遍采取这种限制，决非这一领域发展中一贯的步骤，而是根本 背离了地理工作的[赫特纳，167，228f．]。这一来，这一领域中的好几个分 支，像地理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地理学家还怀着特别兴趣加以培养的分支， 就要被砍掉了，特别是民族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伊斯特表达了地理学的传 统观念。他说：“世界的国家结构……为地理分析、分类和解释提供的现象， 不下于其自然构造。国家正像自然地理区域一样，有它的起源、历史、个性 和关系”[199，220]。难道真的有人认为对于研究波希米亚的地理学家说来， 即使房屋、农庄都相似，了解哪些部分性质上是德国的，哪些是捷克的，都 是与他无关的吗？帕萨格在他的南蒂罗尔一部分的景观研究 （Landschaftskunde）里仔细考察了房屋建筑，但却没有指出那里的人民是 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268，7—54]，对此人们也不会怀着特别的民族主义利 害感，觉得其中缺少了什么东西。 无疑，地理学由于剔除了许多杂乱的资料而得到好处，这些资料按其本 来性质为经济学、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所接受。但在我们把这一领域中一些 历史悠久的部分大砍大削以前，想一想某些后果是有益的。 首先，谁会慨然接手这些我们要割弃的领域呢？谁肯关心好好地耕耘这 些园地呢？是否就应把它们向划得很窄的科学之间的真空地带一丢了事呢？ 例如，就政治地理学而论，我在别处即曾指出，没有理由设想政治学家无论 在兴趣或修养上都已作好准备，要来接手地理学家长期耕耘过的这片园地 [216]。另一方面，当格拉内之流学者告诉我们说，脱离了地理学，经济地理 学及政治地理学同样也能很好地发展的时候，人们可以诘问，他们有什么资 格为这些领域说话。假如政治地理学家要求让它们独立，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研究政治地理学的人曾提出该让他的学科独立。同样， 假使政治地理学家在想方设法打入这一领域，那末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反之， 政治地理学一向是地理学的一部分，其历史与地理研究一样悠久。彭克至少 承认，这一新概念产生了一门与古典地理学不同的 “新地理学”[163，53]。 因此问题在于地理学的概念是否可以改变，以便把这一领域的各分支砍掉， 而不顾那些极其熟悉这些分支的人们的反对。 从对政治地理学可能感兴趣的人们的观点看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决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大部分重要的政治地理学者都承认这门学科要继续 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得依靠它继续保持两千年来在地理学中的地位，作为它 的一个密切的部分。这门学科中大部分有重大价值的成果，都是一些以地理 学家为主的学者做出来的，如拉策尔、瓦洛、西格、瑟尔希和毛尔，以及彭 克、苏潘、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和鲍曼[216专题参考书；除此以外还当 加上维达尔对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研究，79]。此外，一大群地理学家对政治地 理学已经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卓越的研究，作为地理学一般研究工作的一个 部分，不论这些著作是独立发表的，还是仅仅作为他们的地区研究的基本组 成部分。给作过区域政治地理研究的学者开一份齐全的名单，会包括德法两 国的大多数地理学家。美国地理学家要作这种研究的理由较少，也是很自然 的事，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北美这个特殊区域，并没有这种领土问题。幸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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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些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人，毫不犹豫地论述了这种争论中涉及的地理问题。 所有这些研究给想望专攻政治地理学的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因为这些 研究都以彻底了解某些区域为基础，其熟悉程度是他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我们现在从地理学的一般研究者的观点来考虑放弃文化地理学—— 包括民族地理学及政治地理学——这些专门方面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肯定地 说，我们这一领域只会失掉一些外围部分，而不会丧失在中心起直接作用的 组成部分呢？哈辛格[264]和惠特尔西[289]都曾指出，政治地理意识可以丰 富一般区域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欧洲的许多区域，从事一般区域研究 的学者如果不熟悉政治地理和民族地理的原理，就会受到严重的妨碍。 最后，说句公道话，还当指出政治地理学有助于更加明确地理解某些地 理理论问题。这样替政治地理学说话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地理学领域里的这 一分支常常被视为“地理家庭中的任性的孩子”——用索尔的话说[84，207]， 这句话似乎已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无疑，这个领域中资料的性质以及 国家利益的外来影响，使政治地理工作者有陷入论证不周密和带倾向性的危 险，但显然这一学科的其他分支会在这方面作尖锐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晰 的思考会有明显的困难，这也可能促使学者比其他领域以更严格的批判态度 检查他的假设和论点。此外，这些结论可能具有实利上的重要性——在政治 界，各国学者的结论可能会互相冲突，这又可能使论证方法变得敏锐起来。 最后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别的地理学家屡次提出挑战，要求证明政治地 理学这一领域有理，这又使政治地理工作者需要比别的学者更详细地考虑整 个领域的理论问题。 无论理由是什么，地理学理论的某些最有生气、最扎实的考虑，是从政 治地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可以特别一提西格对疆界性质的分析研究 [227]，如瑟尔希论述这个问题，以及区域的基本性质的论著[237]——这是 一部本书经常参考的第一流著作。 打算把他们这个学科的全部分支一古脑儿全投到汪洋大海里去的地理学 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有个时期，许多地理学家都忽视所有的人文地理学， 并想一想由此给地理学带来的不平衡情况。在芬奇和特雷瓦撒的书中，自然 要素成为异常重要的主体，我们又从哪里找得到地理文化要素的系统论述可 与之媲美呢[322，10～602]？这悬殊的差别并不像那些作者所说，单是由于 文化特征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由于专门社会科学未能给我们作出可与专门地 球科学相比拟的现成分类而造成的[605～606]。事实上，幸亏这些学者没有 接受地质学家的地形分类，也没有接受 “非地理”气候学家的气候分类，而 这两方面却都利用了地理学家 （包括他们自己）的分类。同样，我们没有理 由期望农学家会给我们提供一种适于地理学的农庄分类，或者经济学家会为 工业景观特征做同样的事。如果这些地理学家以后也会明白政治特征在地理 学中的意义，那末他们也会发现，要不是有的地理学家继续从地理上研究它 们，是不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法的。可以找到一个涉及政治疆界问题的 具体实例，这个问题肯定没有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视。然而在地理学 家 （包括西格、彭克、毛尔和瑟尔希）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前，却没有人 作出什么差强人意的分类法[又见357]。 ① 研究区域地理学的罗伯特·S·普拉特对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和技术十分熟悉。他写的 《亚马孙河上游的领 土纷争》[380]是一个杰出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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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砍掉地理学这些分支的所有讨论中，存在着一种不现实的态度。 科学史表明老干会不断发展出独立的新枝，但要说这是因为对这些新分支的 发展不大感兴趣的人们排斥它们的结果，又似乎不是如此，毋宁说这还是由 于它们内部的压力。此外， “景观纯粹论者”本人——至少是在欧洲——也 并不接受他们竭力主张的对地理学的这种限制。比如施吕特尔提出把人文地 理局限于自然“景观特征”的纲领那一年，却毫不踌躇地在一份地理杂志[385] 中讨论“民族”和“民族性”之类极其困难的概念；几年后，他讨论“地理 条件对人口分布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包括国家[134，388～417，特别是 410]，而且此后一直在考察“依地区分布的社会”[145，29]与国家和土地的 关系 （Einklang）[154]。1928年彭克接受了景观纯粹论，似乎表示已经放 弃他的战时政治地理兴趣（他作了关于政治疆界理论[226]的重要的校长讲话 之后，接着又在德国波兰边境上进行实际工作）。但同年他又为德国政治地 理撰稿[249]。同样蒂森受了和平条约的推动，不但考察了条约对政治地图产 生的结果，而且还解释了政治地理问题[390]。帕萨格三番五次地考虑过有关 民族地理[375]和政治地理[172；373；376～379]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布吕纳 出版了两本政治地理的书[335；336]。格拉内和米丘特是迄今我所能找到的 例外。 在我国，发展民族地理或政治地理的推动力历来较小。但还是可以看到， 有许多人的一般性阐述，似乎要把地理学领域局限于物质特征的研究，可是 又毫不犹豫地把区域的非物质方面的讨论包括在里边。比如，从普雷斯顿 ·詹 姆斯在绪言中的表述[321]——虽然不是教条式的表述，可以推想地理学家 是局限于 “有机和无机的事物”，但在地区的详细论述中，他又描绘了维克 斯堡的黑人住宅区[189]，讨论了游牧民的政治活动[228]、地中海文化思想 的融合、 “西方文明的摇篮”[93]，并根据满洲作为一个 “冲突的摇篮”的 性质来讨论满洲[257ff．]。总的说来，凡是区域特有的现象所引起的健康的 地理兴趣，都会克服武断地划定的范围。 然而由此而造成的情况，无论研究地理学中非物质分支的专家，还是考 察其各个区域问题中这些方面的一般学者，都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道 在这朦胧的边境区中，究竟什么是不应做的，他们又能不能指望这些权威的 指导呢？既然权威们有这样根本性的分歧，就有必要简略地研究一下他们各 人的意见。 施吕特尔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曾数度改变主意。他一度明确地写到 “内层 的”或“真正的地理学”，写到它的外国分支[157，评论，及145，30]。稍 晚，他又似乎曾欢迎过地缘政治学，以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至少在涉 及政治地理学时是如此，虽则仍留着民族地理学这样一些领域未予解决[赫特 纳开的参考书目，167，227]。 说用地缘政治学代替政治地理学十分合适，这在德国国境以外几乎没有 ① 地理学家或政治学家肯接受，实在德国的政治地理学家接受的也寥寥可数。 布吕纳因提出地理学的 “基本事实”在我国已经极其知名了。 从书中随手就可引述一些给这一领域明确限定范围的话。人们常常忽 ① 笔者[216，960～965]和伊斯特[199，261～263]对Geopolitik （地缘政治学）的评论，其中收有法国、荷 兰地理学家一些类似讨论的参考书目。写作此文时，我还没有 注意到赫特纳的批评，但事后却发现他早已 得出了颇为相似的结论[167，332～336]，因而也愈感有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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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旦他 “超出了基本事实”——也只在这时候他才考虑区域地理，他的 观察范围就几乎是无限的，包括疫病、体力、道德习惯和社会规矩、财产权、 集体化、社会团体、股票公司，以及大城市的社会无政府状态[182，517～ 568]。只要能看出它们与“尘世的实际”之间的关系，地理学家就可以研究 这一切[参看米丘特的评论，189，14]。这使他可以有几乎无限的范围，在他 的两部政治地理方面的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335及336；布吕纳本人就把前 一本著作说成是“一部有力的、前后一致的地理论著”83，23；参看拙作216， 803]。 帕萨格的概念看来也会引出相似的结论。他的地理学观点决不是容易理 解的，因为他好像在不断改变观点，并且每有思想改变，就立即发表。要想 搞清楚他的讨论的人会同意赫特纳的话： “思想从头脑到印刷机所走的路程 还是稍稍长一点的好”[152，52]。帕萨格力言萨普尔[238，评论]、格拉特 曼[236，335]、韦贝尔[250，166]和赫特纳[242，162；167，277]一流学者 都没有正确理解他，果真如此，那末一个外国学者试图分析他的理论概念就 更加冒昧了。 但他的思想影响——不论是因为其中似乎表现出有吸引力的可能性，还 是因为详尽研究中伴有有力的插图——在我国一直受人注意，所以我们有必 要严格地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究竟是什么。① 幸亏正合我们的心意，经验教会了帕萨格， “初学者要搞清楚景观研究 ② （Landschaftskunde）的思路是困难的”， 因而他花了点力气作较为详细的 解释，并以具体详细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解释[268]。照笔者的判断，似乎大体 上有三个等级的地理学。第一，即 “纯景观研究” （reine Landschaftskunde），严格限于感官可感知之物。这里是否包括动物和人并 不完全清楚，但在此种研究的若干方面，肯定也是把人和动物包括在内的。 对马德里的地理描写 （Stadtlandschaftliche）包括着小姐的龟甲梳和风骚 的黑丝披巾角[374，693]。 其次，看来还有一种Landschaftkunde形式，我们必须假设它并不纯粹， 但它却考虑Landschaft（景观）的文化现象（也许可能包括人类本身）依赖 其性质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又见 267和他与格拉特曼的讨论，236，331～ 336]。于是蒂罗尔山民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被认为是山区生活的重重危险造成 的结果，正像帕萨格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考察犹太人特点，以为是 “由他们的 国家 （Land）、区域 （Landschaft），从广义上说，也是由于他们的客观世 ① 布尔格尔发现有的学者误解了帕萨格，另一些学者则承认不能了解他 ［11，84]。赫特纳曾评论他的方法 论研究与他作为 “一个著名研究工作者”的工作之间的差别。“他的野外研究是很出色的，特别是细节上 的准确性。但当他进入方法论问题时，这种准确性和慎重态度却不知哪里去了；确实，他对他所反对的意 见连读也不肯先细心读一读，想也不肯先想一想，就盲目地冲向使他火冒三丈的论点”[242，162]。对这种 指摘，帕萨格回答道：这话如果是指他不读赫特纳， “stimmt ！”（同意）。他解释道，他不能容忍“哲 学”问题的讨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讨论却引入了大量的哲学问题[272]。从而他证实了布劳恩的指 摘是有根据的： “但对准备工作完全置之不理的，却正是他”（Abergeradeersetzt sichsouvern uberVorarbeifenhinweg）[155，17]。此外，韦贝尔和格拉特曼都指出，这话不但适用于方法论讨论，而且也 适用于一般地理学文献。 ② 引文的后半句不应删略：“关于Laudschaftkunde ，甚至我的大学同事们，总的说来，也只不过是初学者， 即使他们可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2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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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Umwelt）的性质决定的”[375]。同样，在他对世界“主要景观带”的简 单扼要的描述中，他指出美洲 “没有旧世界的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因传统 和风俗习惯，总是紧紧地依偎着祖先的火炉的，这是一个民族的可靠的依 托”；他在纽约看到 “最宏伟同时也最可怕的办公大楼——摩天楼，……人 们在那里就仿佛像在蚁冢里一样挤在一起，没有欢乐，没有宁静，透不过气 来，卷入疯狂的金钱追逐中”[305，43，100f．]。 最后，帕萨格谈到L nderkunde） （亦作Landeskunde），这个术语迄 今在德国文献里都是用以指区域地理学的，但他却赋予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意 ① 义 。对帕萨格说来，“Land（大区）是一个人为地划定边界的地区，一般并 不重视景观区”，只是一个政治、历史、宗教或种族地区——最重要的还是 国家地区。他的“Landeskunde”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化条件（物质、精神两 方面）和人口条件 （包括性格和才能）对人为划定边界的地域（通常是国家） 的依存性”[268，79～83]。“L nderkunde是作为Landschaftskunde（景 观研究）的顶峰而得到支持的，它不但作出了目前地区的描述，而且也作出 了它的发展的描述；即人及其国家、社会、经济、物质和精神的文化财产的 历史描述。因而Landerchaftskunde是Erdkunde（地学）这棵树的主干，它 把树根和树顶连在一起——物质的Erdkunde和L nderkunde”[257，2f．]。 在这一基础上，帕萨格在别处又把政治地理学定义为对 “地区 （Landschaften的总和）与政治组织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72，445]。他 在几篇论文[373；377；738；379]中，特别在他的一本论近东政治地理的书 中说明了这一观点。至于这本书，他说“并非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却是试图拿出政治地理学应当明确地理解什么的一个实例[376，7]。 因此照帕萨格的意见，对地理学的所有部分都定为关系研究，只有 “纯 Landschaftskunde（景观研究）”是例外，这个概念是 “近代地理学家”所 猛烈反对的[参看劳顿萨赫，278，20]。如果按尚待发现的关系来解释地理学 的核心在科学上有危险的话，那末这种反对理由如果不是更有力，该也是同 等有力地适用于这一领域中论述地区的非物质方面的分支的。帕萨格的地理 学见解看来也只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混合物，是没有几个人肯接受的。他 的概念并不新，新的只是他的术语，而采用新术语，或者说任意以新方式来 使用旧术语，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混乱。① 回过来再谈那些支持以物质的东西为限的美国地理学家，我们看到索尔 无可否认还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该对政治地理学怎么办[84，207～210]。 关于地理学领域这个非物质方面以及另外那些非物质方面——如种族和民族 地理学之类，他都没有提到，他到底会怎么办，我们至今仍感茫然，因为他 尚未以完整的区域著作来说明他的方法论研究。 ① 参考赫特纳，242 ，163。利用旧词表达新义是帕萨格的特点。比如在同一处，他解释一个国家的“自然 边界”“不是两个自然景观区（Landschaften ）之间的界线”，却是直接通过成因不同的景观区的界线，“因 为各国都必须努力争取自给自足”[268，85]。因为此词先前已被滥用得太多，因而已经丧失作为科学用途 的价值，所以在此处造成的损害也是无足轻重的[参看237 ；357 ；或216 ，945f ．] 。 ① 格拉特曼认为帕萨格、福尔茨和班斯都习惯于在遥远而鲜为人知的热带各地进行野外工作，在这些地方 他们不得不单靠自己。他们的经验使他们不大注意地理文献，并以为他们所体验到的新事物对别人也一定 是新的[参看萨普尔，238 ，评论；赫特纳152，46 ；242 ，164；彭克，159，640；韦贝尔，250 ，477 ；布尔 格尔，11，83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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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本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一问题作过讨论，澄清了索尔的表述 在逻辑上陷入的困境：我们不能把政治地理学从地理学中砍掉，但它又不合 于我们的地理学定义，所以很难想得出该拿它怎么办。既然引起这一问题的 是由于采用了一个纯属武断的定义，无论在逻辑上还是该学科的历史上都没 有根据，也许可以设想出路是明显的。帕奇写到有的人 “在自己莫测高深的 判断中，创造出对地理科学诸问题的限制和对地理科学材料的划分，使自己 能高据在自说自话地建立起来的法官席位上，睥睨那些曾在地理学园圃里锄 地的人们，给那些有幸预知能按他们这些继承人的观点来工作的人颁发证 书，而对那些形成他们问题的概念时偏离方向的人，则拒不颁发——他们觉 得这真威风得很呢”[格拉夫引，1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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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一限制是否提供了统一的领域？ 尽管有这些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反对理由，许多接受了地理学的限制观点 的人还是踌躇不决，不能就此抛弃它，因为这种观点似乎提供了一个限制事 物的复杂性的根据，这是研究地理学的人所必须考虑的。许多地理学家都表 示过这样一种需要。道格拉斯·约翰逊在讨论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前途时， 说到“对目前地理学所要求的广阔领域有加以某种限制的必要”[103，221]。 姑且承认从许多观点上看，加上某种限制似乎可取，那我们也必须正视这种 希望有落空的可能性。如果地理学家要研究世界上的地区，他们必须承认， 每个地区也正像世界本身一样，是充满许许多多事物的，那些想用简单的观 点来看这个地区的学者，可能免不了会倒霉。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是 他们学科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使它不会成为他们一伙中有的人也可能欢喜 的那种科学。但总的说来，正如克罗所指出的： “历史学家异常冷静地负起 他们一方的责任”[201，3]。然而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为他们问题的复杂性所 困扰，于是只要有什么看来有望能取得解决的建议，也就不会纯粹以逻辑为 理由而予以抛弃了。对这一领域所提出的限制是否能提供一种基础，使我们 能赖以缩减地理学的必要 “内层”领域，而同时又使这个内层核心保持完整 统一的形式呢？ 区域地理学的这种基础在布吕纳的系统中很难找到。在他的系统中，区 域地理学连同以关系原理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方面的考虑，被 划入 “基本事实以外”的一类。他的基本事实大纲虽则可能是有帮助的，但 显然他自己也并不视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基础。 我们也很难指望帕萨格会给地理学提出一个范围要小一点的统一的系 统。确实，他比这一派的另一些学者都要更经常地讨论他的概念，他和他的 学生曾发表过大量以他的思想为基础的有价值的地区研究论文[许多篇目他 开列于 268，但还须参看韦贝尔的批评讨论，250；特罗尔，268，评论；克 罗，201，10ff．]。即使我们可以无视他在政治地理和社会地理方面的研究， 我们也觉得他的 “纯景观学（Landschaftskunde）”无论他在理论上给它规 定得多么狭窄，但从他的范例可以看出，它所包含的内容却远比有限制的地 理学概念所能包含的多得多。 索尔声称，这种限制——主要是限于看得见的物体——会把这一领域缩 减到这个地步，使得在地貌研究中，地理学家的特殊经验和修养 “能提供必 要的观察技术和评价基础”[85，623]，那些主张地理学家应恢复更彻底的自 然地理训练的人，无疑心中是有这种想法的。姑且承认这样一种准备是可取 而且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 “忽略了地理学中别的甚至更重要的部分”，正 如赫特纳在批评自然地理学的 “戴维斯学派”时所说的一样[152，41～46， 又见格拉特曼，251，评论，552]。假定地理学家的特殊技术是在地貌学中发 展起来的，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是让一门年轻的科学肩负起一门极其古老的 科学，而这门年轻的科学与另一门科学——地质学关系上的地位还是很不明 确的。姑且承认地形研究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地理学的进步，但气候学的进步 同样也推进了地理学，而气候学却运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技术。 附带要说一句，我们也许可以说， “景观纯粹论者”所宣扬的概念，可 能表现了19世纪晚期一个姗姗来迟的支派，当时的地理学家——追随佩歇尔 和李希霍芬——主要是关注地形的。结果是强调外形过于职能，并设想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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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专门关于研究肉眼所能观察到的物体的外貌的。像彭克那样的地貌学家 还可以接受庄稼和房屋，因为这些东西——在物质的意义上——构成了部分 地形，但种庄稼和造房子的人却必须除外。在我国，进一步支持把地理学中 所研究的文化现象限制于物质文化的东西，显然是加利福尼亚学派与文化人 种学家的接触带来的结果。关于史前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只能从其物 质产品的遗物来研究。这些民族的研究者所受到的限制，显然也转嫁于地理 学家，人们对他们说，他们也只能根据现存地区的无生命的产物来研究它的 文化——但可以使用那样一些东西，即使只是些在景观上无足轻重的碎陶 片。这种原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偶然结合，结果得出了一种奇谈怪论。 很难这样说，地貌学修养使得地理学研究者对十来种不同的印度陶片，能鉴 别得比一个邦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更加清楚[参见383]。 如果我们考虑当前的地理学家——包括景观纯粹论者在内——所使用的 技术，其种类显然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区域地理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 靠不是凭自己的观察收集到的事实；那些确实观察到这些事实的人所用的技 术，却可能与地貌学并没有多少相干。麦金德反对夸大研究陆界的重要性的 意见，宣称地理学家实际上与水界的关系更大[196]。即使这观点是正好相反 的夸张，但确实区域地理学家必须研究气候资料，而评价这些资料是不会使 用地貌学技术的[参看布吕纳，182，第1章]。 除极小的区域研究外，任何研究中所用的 “可观察的物质资料”大部分 也是如此。姑且承认如芬奇的芒特福特研究[285]以直接、详尽的观察资料为 根据的小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也并不是把在许多不同小区中观察到的事实 加起来，以求描写和解释更大的区域；我们毋宁依靠并将继续依靠人口普查 档案，以取得有关庄稼、家畜饲养和人口的资料，而这种资料当然不是靠什 么直接观察收集来的。确实，这些资料说到底还是要靠某些人的观察的—— 农民可能 “观察”到他有多少母牛，有多少孩子，但如果这样说，那末所有 事实要承认是事实，也都是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观察的。 普法伊费尔对经济地理学方法的讨论尤为索尔所赞赏，以为是景观概念 在这一领域的正确应用[85]。在他的讨论中，我们觉得必须研究经济事件的 过程、产量和运输商品量，觉得 “调查方法必须由景观观察和经济学中对统 计资料的评价，以及对研究的考虑来实现”[164，327，425]。 实际上索尔的大纲以及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清清楚楚是需要增加而不是 限制地理学家必须使用的技术的。他必须运用 “额外的方法……按特性是历 史的方法”，因为这种研究必须始终朝向发展。因此地理学家将利用一切可 利用的资料， “复原从前的聚落、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不论这些记录是书 面的、考古学上的，还是语言学上的”[85，623]。 人们只能觉得奇怪，不知道怎样把这些方法运用于发展完整的区域研 究，因为并没有随着理论的建议同时提出 “一部著作来，使他的观点变得实 际些，并显示出这些观点优于迄今人们所怀的概念”，正如赫特纳向有心改 革地理学方法论的人所劝告的[175，383]。在索尔以后发表的区域研究论文 及其许多追随者的区域研究论文中，我们早就看到非地理学的方法——历史 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有压倒具有地理学特点的方法的趋势（第六章之二）。 在特雷瓦撒对无碛丘陵地上早期法国贸易站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把历史描述 方式应用于地理学所取得效果的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作者对日本的实地研究 是杰出的， 他虽然反复坚持地理学家应以 “可观察的特征”为限，但他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