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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区域研究著作，第一章不但在大要上完全是历史的，而且还几乎完全 以文字记录为依据，因为早期法国人的定居在目前的景观中几乎丝毫痕迹也 不留了[393]。 地理工作不能根据一种特殊技术来考虑，却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许多不 同的技术，这一点施吕特尔并不怀疑。即使我们要撇开人的研究，它 “还是 会展示出一幅色彩缤纷的画面，像气象学、水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 学这样一些不同的色彩，都在这幅画面上混在一起”。此外， “人类所制造 的东西……作为一些组成部分进入景观，并成为其性质的一部分”，但是“没 有历史、经济或人种的研究……就不能理解这些。然而地理学这样处于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非重要之点，重要的却是寻求造成不同科学之间的普 遍联系。……事实上，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真正的地理学家，他那 门科学从自然部分过渡到人文部分，不一定要有比从气候到地形或从气候到 植被覆盖更大的飞跃。每一个这种例子，都意味着转移到一个新的思想领域 中去；然而每一个这种例子，又有宽阔的桥梁从一方跨向另一方”[148，145～ 146]。 另一方面，地理学家 （或者至少是“纯”地理学家）又不能跨过从考虑 人类聚落通向考虑其非物质创造物——语言、习俗或国家——的桥梁。施吕 特尔为他的“较狭窄的概念”辩护，说它是“由集中的需要所决定的”[213～ 14]。除非做到这一点，对地区进行全面而统一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偶尔考虑 到一点可能反映地域性质的非物质特征会破坏这种统一，而全面研究这些特 征，又会使地理学家的任务大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实在 “会大大搅乱地区 描述的内聚的统一性”。然而 “较狭窄的概念”并不像人们所想像那样狭。 它包括人口数和人口密度、人口按性别年龄分类的组成、人口的增长和迁徙， 以及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从生产通过中间人到消费，包括商品通过贸易的 实际运动[216～217]。 除了这些，施吕特尔还承认要完满地解释看得见的景观特征，可能需要 考虑非物质的因素，因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但也仅仅在这个基础上才可采 用这些因素。赫特纳诘问道，前门对这些特征深闭固拒，但一感到它们值得 注意，后门又把它们引进来，这究竟又有什么价值呢？这是在破坏一门科学 的自然统一性，然后又试图在继续前进时修补它[126，555；167，280；哈辛 格 253；阿尔马基亚，188，16]。同样，彭克显然不容许地理学家直接研究 属于日耳曼文化的民族的分布，虽然他强调这种文化景观 （Kulturlands- chaft）带有那孕育了它的民族 （Volk）的特别印记[158，52]。换言之，正 如布尔格尔所指出的，地理学家可以在地图上把 “文化景观”绘成其居民文 化能力的地区表现，但不可以绘出属于那种文化的民族的直接地区表现[11， 64，75]。 格拉内强烈反对赫特纳的开后门比喻：非物质因素只有在其差异是与物 质现象的差异相互联系着的时候，才可对它们开门；把这些因素放进来也只 是为了解释物质现象[252，179]。但他并没有回答这个论点：在这基础上， 最后他就会去考虑别人——正像赫特纳那样——本来就已经考虑过的所有非 物质现象，其不同在于迟作考虑，正是力图恢复先行割裂的研究的统一性。 格拉内本人先从假设出发，以为我们环境里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现象形成一个 单元 （Einheit），他承认“精神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 与形体上可感知的环境有相互联系”，但他却坚决主张，地理学中只有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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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事实才可以直接研究，前一类事实则属于社会学[245，5；252，46；270， 297]。这个结论看来不但违背逻辑，而且根本是文不对题的。美国地理学家 屡次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重述，这不是什么论辩，不过是在争论中重申论 点而已。如果对非物质事实的研究属于各个社会领域，那末对物质事实的研 究就属于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土壤学等等——一部分也属于如经济学 之类的社会科学。照此立论，那末除了所有别的科学迄今尚未注意到的事实 外，地理学到最后就连什么对象也没有了。 一个地区的非物质现象属于社会科学，因此就不属于地理学——上文所 说似乎就是从这个论点得出的逻辑结论。虽然如此，幸亏这些学者在事实上 没有一个放弃他们对任何地区现象的要求。他们论题的唯一重要结果，是他 们开始时的步骤是坚决以某几种事物为限——不是限于一般科学的基本事 实，而是限于一批属于一定范畴的基本事实和推论事实，但以后在他们的研 究中又带进另一范畴的事实——不论是基本事实还是推论事实。因此克罗的 评论似乎是完全有理的，他指出 “景观观念的模糊不清，只要一下明确的定 义，就真相大白：整个 ‘景观’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小心翼翼地放进帽子里 的东西重新掏出来的过程而已”[202，15]。 这里可以考虑一下美国东南部某一区域来说明这个争论之点。假定区域 地理学家首先以纯粹写物质之物为限，那末他就会写棉田、种植园房屋和田 间劳动者的棚屋，而小心避免提及肤色，特别是奴隶制时期的文化传统。如 果要考虑这些，也只是为了说明所看到的物质之物。但熟悉该区的读者都会 觉得奇怪，为什么作者要这样拖延，甚或略去我们南方这些与国内他处相比 起来很重要的特点——其重要性也许不亚于其他特点，不论是自然方面的还 是文化方面的——即其大部分人口都是黑人和奴隶的后代[参见 359]。换言 之，任何地区，不论是否知名，它的特征只要对整个物质特征复合体有深刻 意义，那末其本身就是该区的特点，即使在描写中撇开了它，也会使该区的 画面显得不完全[参看格拉德曼，236，130f．]。 有一个结论似乎是肯定的：如果区域研究里终究需要非物质的现象，那 末最好还是像在野外碰到时那样，把它们连同其他现象一起加以考虑，而不 要首先硬是把它们排除于外，然后当研究工作显得需要它们时，才又从观察 者的模糊记忆里再搬出来，这样的东西与细心的科学家的笔记是截然不同 的。 然而完全物质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形成统一物体的方式，对它的研究自然 可视为地理学的核心。正如前面所说，人们可以局限于研究在地球外表形态 这一意义上的实际可见景观。虽则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学者曾说过这样一种研 究是地理学的核心——除了彭克可能这样说以外[163，40]，这里当然也并没 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之意，不过这个概念却仍然是引人注意的。因为它似乎形 成一个坚实的基础，使 “景观”这个模糊的概念得以容许各种学者在这个基 础上构思地理学核心——或总体上的地理学——的不同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景观是一种客观实在，并形成连续不断的物体， 以整个世界而论，这是单一的具体的物体。因此它构成一个研究领域的单元 基础。确实，研究一超过单纯的描述，研究者就必须离开景观本身钻到它的 下面去，甚至要阐述它的形式体现了什么——把一座森林的外层枝叶转化为 森林本身，把楼厦的外表转化为不同种类的楼厦，如此等等。如果他不这样 做，那末他的研究就完全是有关的表面形态——意味着外表的平面形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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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研究就不止在字面上，就是在别的意义上也都是浮面的，正如克拉夫 特对一般 “景观”研究所作的评论一样[166，17]。我们对房屋、工厂、森林 的兴趣不能只限于其表面形态；只有在美学地理学这一有限领域中，这样的 局限才还有理可说。我使用房屋、谷仓、工厂、办公楼等等词语，正是表明 我们主要是关心这些建筑物的内部功能；外形是次要的一面，我们无非单单 用来作为一种探测内部功能的方便手段，并且应当仅仅在它是达到这一目的 的可靠手段时才使用它。 此外，解释景观形态的模式和斜度 （slope）时，要求我们审察产生这个 表面特征的深处。我们不但要观察植被底下的土壤表层，而且要观察这个表 层下面的底土，甚至还要观察更下面的围岩，不论这岩石是残积土基本成分 还是仅为被搬运土的供源。基岩的位置和性质可能是我们理解滑动、泉水和 自流井之类地表表现形式所不可或缺的。要解释地表的矿藏结构，可能需要 我们深入到地表以下数千英尺。我们撇开景观，反过来解释气候条件的影响， 这甚至有更为普遍的重要意义。 这种离开研究对象进入相关的外物的做法，是任何科学所必要的。然而 在大部分科学中，这种题外研究似乎只是附带的，总起来也许不及包含于这 门科学本身对象中的东西来得重要。在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一事例中，情况显 然正好相反。视觉景观研究主要在于景观本身内部所不包含的事物的研究。 此外，虽然这些事物是由别的科学来研究的，正像以其表面组合成景观的各 种物体，可能由某一别的科学来研究一样，但是却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能随 时给地理学家提供有关这些非景观现象的地区差异的必要信息，无论在其相 互关系中或与景观的关系中。因此，地理学家在描写景观时，并不比在研究 解释景观所必要的其他特征时更加专一地在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把景观看得比影响它的非景观特征重要得多， 以证明我们把景观看作这一领域的核心是正确的呢？提出这个问题也正是回 答这个问题。只有从美学观点或视觉观点来看，我们才能把森林的外形看得 比它的内容更重要，把煤矿的地面建筑看得比地下巷道更重要，把该地的外 形轮廓看得比降落在该处的雨量更重要。 因而我们可以断言：一项研究虽然目的只限于详尽解释实际景观——即 大气层底下的地球外表，我们觉得这就是形成具体经验对象的术语的唯一概 念。这样一种研究虽然最终总会连带考虑到一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地理，但景 观本身并不是该区的核心，而仅仅是该区大部分起作用的因素的外向表现。 这种外向表现，严格说来决不是该区的中心、核心或心脏，甚至也未必是该 区最重要的表现，而只是我们能以最容易却并非最可靠的方法——即单单眺 望着它——就马上可以观察的。因此我们可以承认这种表现在勘察研究中的 价值，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就需要观察大地区的方法，即使在我们要作更 小心、更细致的观察时——用温度计、雨量计、人口普查资料等等，可能立 即就会抛弃这种方法了。 最后，实际景观并未反映某些因素的存在，而用别的观察方法，我们却 知道该区是存在着这些因素的，就这一点而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证明这些 因素在该区并不重要；我们只能由此得出推论说，在这种情况下景观并非该 区内容的完美指南。究竟这些未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否有意义，只能由检查它 们和别的特征的关系来确定。例如一个地区一年四季的可感温度是该区的特 征，也是对该区的人相当重要的特征。要追问这个特征是不是地理特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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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时过早。这是一个重要的地区特征，但在景观上却很少表现出来。实际 上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学者局限于研究景观形态以及造成这些形态的 因素，就不会有机会考察实际温度和可感温度的差别。同样，北美学者如碰 巧没有研究过格朗德河彼岸或者别的大陆，就难以发现景观里政治地理的重 要表现。可是实际上美国国内这种缺少差异的情况，决不能视为正常的情况。 与此相比较，英国与法国文化区之间，或者是西欧与东欧文化区之间，或者 美国与墨西哥文化区之间的景观差别，则体现了由一种异国外来因素引入的 反常的东西。相反，把美国景观文化形式的相对均一性视为一种最奇怪的景 观现象，倒可能要妥当得多，这仅仅是由于整个地区是文明人把它开发为一 个政治区划的缘故。但这个政治区划是一种地区事实，研究景观本身的学者， 除了这种显然是消极的表现以外，几乎是不会发现它的任何别的表现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地理学的方志学概念，不但不需要排除任何特定范 畴的现象，而且相反，对地球表面地区的充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求地理学 家研究许多非物质的以及物质的现象，同时，对于研究地区的学者说来，偏 爱或抬高这两组现象的任何一组，或者一般地偏爱或抬高任何特定范畴的现 象，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研究地区差异时，对地区差异显得重要的所有特 征，都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如何决定这种重要性，后面一章将研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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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一限制的实际结果 我们的考察表明，把地理学研究局限于感官可以观察的事物，无论在逻 辑上还是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只是限制这一领域的核 心，也没有根据，这个领域本身大概是统一而完整的。一种只限于实际可见 的景观、限于地球外表的研究，会构成统一的研究学科，只有从作为环境观 察者的人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因为他也要以另一些方式来观察环境，所以 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对作为人的感觉源泉的地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研究的一部 分，虽则在这种场合肯定也是主要部分。赫特纳把这门学科归入地理学的特 殊领域，称之为 “美学地理学”。这门学科与心理学有密切联系是明显的， 但看来实际上也不需要决定它究竟以属于哪一领域更恰当。 诚然，自从近代地理学出现时起，少数地理学家就已怀着兴趣作这方面 的研究了。洪堡力求根据外界现象，而不是其所引起的心理感觉来客观地考 虑它，但后世的批评家却怀疑他是否做得成功。无论如何，他把这门美学地 理学只看作地理学的一部分。19世纪晚期的科学气氛，对有兴趣于这一领域 的地理学家是不大支持的，但少数人如拉策尔、奥佩尔，特别是维默尔等却 力图发展它。按照弗里德里赫森的意见，维默尔正是从美学的意义上把景观 学 （Landschaftskunde）一词引进地理学术语中来的。他写道：“从事描述 的地理学家只不过是以词句来描画景观和绘制地图罢了”[74，9；注意瓦格 纳的评论，75]。 在近代地理工作者之中，英国地理学家弗兰西斯·扬哈斯班德爵士对于 在地理学中研究自然美特别感兴趣。他有两篇论文题为《自然的心脏》[235] 以德语出版，在德国比在英国原来的演说引起更大的兴趣。特别是班斯和福 尔茨都走了相似的道路。班斯明确主张把Landschaft的概念作为景观的形式 或图画，象征着整个环境的外向表现[246，42]。 虽然施吕特尔和帕萨格一流学者可能不接受这种分类，但他 们的许多批 评者——包括弗里德里赫森[230]和沃格尔[271，7]——却觉得他们所提出的 观点主要是一种美学观点。以帕萨格而论，他特别依靠的是照片 （不是航空 照片）而不是地图，似乎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他的马德里 “城市景观”研究 只不过是该城的一幅极简单的地图，无非表示城区的扩大而已，但却使用了 4幅照片[374]。他那部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范例提出来的论著，共有31幅 照片和4幅全景画作精美的插图，而所收的地图却只有2幅——一幅是普通 地形图的一部分，一幅是他那地区一小部分的小草图[268]。 由这一观点引出了班斯和另一些德国地理学家关于地理学中美学的重要 性的论述。这使有的人提出本文前面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地理学究竟原来是 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赫特纳把美学地理学与作为艺术的地理学加以区分 [161，151～155]。前者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应当是客观的（即此一个理由， 即使我们想把它转交给艺术家，他们恐也不会接受），而后者则是主观的， 本质上是艺术的，所以人们不大会跟着班斯，希望使它成为地理学的一部分。 ① ① 班斯的景观 “灵魂”概念比通常把它与其美学的一面联系起来的作法要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个概念使 他能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来描写地区，有几处描写，即使比他更熟悉这些地区的人并不欢喜，却也应当会使 他们觉得有趣[参看他的美国印象，330，Ⅱ，47ff.] 。关于班斯的观点和研究工作还有些论述，见第四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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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虽不可局限于任何特定的观察方式，但也不是说我们解释过的景 观概念对地理学家就没有价值。把区域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地区里看 到的物质特征，这也许是有重大价值的[参看弗里德里赫希，230，160]。特 别是当他进入一个区域时，面对着这么纷繁的事实，他可能会茫然不知该从 何处着手；凭着经验，他很可能就从眼前所见的事物开始[参看芬奇，288]。 ② 可是如果他局限于这一方面，那末他的研究也就可能是不完全的。 另一方 面，这肯定也不是唯一的恰当步骤。例如，先从仔细考察人口分布着手，就 曾作出很出色的研究，而这方面的资料却不是通过直接观察取得的。凭经验 假设看得见的景观事实一般可能正是表现一个地区特色很有意义的东西 （虽 然也可能未必如此），假设非物质的事实更可能是没有地理意义的 （虽则在 个别事例中可能又正好相反），这也可能是有用处的。 在野外考察中这个粗陋的规则不论有什么价值，它却不能提供取舍应考 虑现象的恰当标准。即使我们排除了所有的非物质现象，而局限于考虑感觉 得到、观察得到的现象——暂且不去管那些倡导者在规定包括什么时所碰到 的困难，我们仍然会有太多的事实须加考虑。一般标准虽然只以具体事实为 限，但也提不出如何从其中进行选择的客观根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格拉 内在逻辑上遵循着这个概念，确定了按不同特征给予我们感官的印象来进行 选择。照此则那风吹雨打的破旧谷物起卸机，昨天在景观中还几乎无人注意， 但因新装了金属盖子，明天却可能成为最触目的东西了。虽然风景画家会以 为这些话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它表达了地理意义的恰 当尺度。 地理学家又用景观物体的地面广度标准来代替这个美学标准。描写和解 释形成景观的事物是地理学家之责，因此他主要考虑在地区中构成它最重要 部分的事物。虽然这似乎合于逻辑，但值得注意的，却很少有学者在实践上 这样做。施吕特尔在他的理论论述中提出这一标准，但为了举例说明文化景 观形式的系统研究，他却选取了桥梁，而桥梁这种特征，根据这一标准就不 得不列为文化现象中最不重要的一项[247]。此外，我们已经看到，他把一种 特殊的放大镜运用于人，使他们不会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地面广度的文化特征 而消失掉。 每逢这些场合，施吕特尔似乎都在以地理学为景观研究的逻辑和以地理 学为地区差异研究的逻辑之间进行调和，幸而后者占了优势。大部分地理学 家在考虑城市时也作了同样的决定。虽然城市在地球表面只占极小的部分， 但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考虑能使我们信服，以为城市在地理学中没有多大的重 要性。大多数地理学家都住在城市里，可能是这个事实使得相对地面广度这 个尺度才没有被严格地应用于这些特征上。另一方面，另一些类型的高度专 门化地区，单单因了面积窄小，虽则发展迅猛，特色鲜明，但此种独特性在 景观中可能不会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因而也常被忽略了。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指出忽视矿区特点的倾向。凡是采矿在地下 进行的地方，在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效果就很小，虽则矿坑的结构和铁路侧线 可能是最上乘的。在矿业地区采矿受到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注意。熟知这样一 一末尾所列参考书目。 ② 这个结论不但是根据理论上的考虑，而且也是根据作者在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中试图对一个极有限地 区作区域描述时遵循这个步骤所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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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人，都会承认该区的特色在无数方面都不同于纯农业区之类地区， 虽则两种地区的其他条件都很相似。这种不同也可能按输出矿物的数量来估 量，因而也可以火车的实际运行来估量，但许多独有的特点都是非物质的。 不过这些特点仍然是真实的，也是有地理意义的；人口的社会特性和人种特 性、在外观似属农村的地区开展工作的劳动组织，甚至在城镇街头巷尾一眼 可见的迥然不同的社会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与矿业活动造成的特殊地区联 系在一起的特点。这些地区带着独有的特色，理所当然应按其本身重要性大 小的比例，予以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考虑。但即使从人口方面看，它们也比 世界上的游牧区重要得多，可是这些游牧区却很少是没有不受到详细考虑 的。① 从景观的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物质之物中进行挑选时，看来没有一个人曾 想应用地面广度的标准作为区分重要性大小的根据。一切物质之物都要占据 一定的地面，因而它们显然都是可以研究的，虽则似乎有个一致的看法，就 是它们都应当是 immobilia——即留在原地不动的事物。虽则施吕特尔在理 论上排除了房屋式样的研究，幸而另一些大体上接受这一理论的人都不顾这 个逻辑结论，给我们作出乡村房屋式样的重要的研究，虽则按地面广度来说， 就只好把这些看成乡村景观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房屋在城市景观 中显然比乡村景观中重要得多，景观纯粹论者的理论，似乎证明了对个别城 市的研究是正确的：这些研究里附有地图，分成街区，表示殖民地式、复折 屋顶式或新西班牙式房屋的百分比，甚至包括一城之内汽车加油站不同格式 的 “地理”研究。 所有这些意见——但愿无人视为荒谬绝伦——却也可以用一种说法来证 明其正确，这就是尼芬在理论探讨中为他的房屋样式研究辩护时所用过的： “文化地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可观察的景观现象的性质、起源和分布，这 些现象直接间接都应归因于人”[295，163]。确实，尼芬在他的实际研究中， 也曾指出他关心房屋样式，理由决不是根据景观或物质现象，而是根据非物 质文化的性质。然而我们可以承认，他的上述说法，是把地理学看作纯属景 观研究的想法的必然逻辑结论。 景观作为可观察的实在是由个别物体 （或其表面）组成，这些物体形成 一个整体，只有从美学观点看来才是有意义的。即使这个概念延伸到包括一 区的所有物质之物，情况还是如此。把这些物质之物作为可观察景观的各个 部分来看，它们彼此之间的直接联系，除了作为一幅“图画”的各部分以外， 是毫无意义的；要研究它们的间接联系，我们立即就会超出看得见的景观， 早晚定会面向非物质因素。虽然景观纯粹论者的规定也容许这样做，但显然 并不予以鼓励。无论如何，如果景观特征单单因为是景观中可观察的特征， 就证明是有理的，那末地理学家既非艺术家又非心理学家，也是不会把景观 作为图画或全部感觉而对它发生兴趣的，他势必按这些物体本身的地位，按 其 “性质、起源和分布”来研究每个物体或物体范畴。 上述理论上的结论在实践上不是无意义的，这在斯科菲尔德的田纳西房 屋样式研究中可以看出来。这些房屋都按样式分类，考察了起源和发展，但 除房屋是 “景观特征”这一简单事实外，并没有指出什么地理意义[387；参 看普法伊费尔的评论，109，120f.]。 ① 此段系根据对刘易斯·托马斯的 《采矿景观》手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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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方法论中有一点几乎所有近代地理学家全都同意的话，那就是对 单独一类物体的性质、起源和分布的研究不是地理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研 究这些物体的系统科学。索尔错误地指责赫特纳想把分布研究包括到地理学 里来 （见本书第140页注①），但自己却又提出一个以地理学为 “景观”研 究的概念，这就势必引到同一个结论上来，岂不可笑！可以说没有一门系统 科学曾把房屋样式拿来研究过，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理学家在那种研究中取 得的成功，会激发有的学者关心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这样 的事例：地理学开辟了一个领域，却转交给另一门科学。我们那些房屋样式 的研究者大部分只关心形态、起源和分布等问题——换言之，即主要是物体 本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倒证明了莱利的逻辑结论的正确。他说：在这里， 专业地理学家对谨严的历史学家研究艺术及文化形式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可 以加添的[220，138]。① 李特尔把地理学描写为对充满大地现象的地球表面各地区的研究，我们 在这里所强调的极重要的差别之点，恰恰就是李特尔这个古典词句——但也 稍稍有点拙笨的词句——颠倒过来所体现的差别之点。对于有形地充满地区 的物质之物的研究，并不就是对地区的研究，这也不是方志学；因为它并不 研究所有一切在地区里的东西，所以在逻辑上就分解为对地区里存在的物质 之物的研究。 对 “景观现象学”的研究，证明只不过是对景观里存在的个别现象的研 究；景观的结构、起源、增长和功能，证明就是景观中每一物质之物的结构、 起源、增长和功能。 我们可以指出，在景观纯粹论者的许多研究工作中，还引起一个结果， 即只强调结构或形状的倾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只能观察 形状；起源、增长和功能是必须从现在的形状推论出来的——这却决不是一 个可靠的方法，或者凭间接观察方法来观察的，其间往往会含有看不见的、 甚至是非物质的因素。此外，如果一贯坚持 “景观”的概念，那末其中的物 体只有在形状方面才是整体的成分。正如我们指出过的，景观并不是作为整 体而发展增长的；其中各个独立的东西都是在独立地发展增长的。 专心致志于地形，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培养近代地理学家时重于地貌学的 结果。对于地貌学家来说，地球表面的形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得不 把这些形状解释为自然地理史的最终产物。 对不同地形与其他地球特征功能关系的注意却要少得多；这种悬殊的差 别，在1906年彭克讨论地理学中的观察问题[128]和施吕特尔以后的著作中 [247]，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然而，如果像许多学者现在所感到的那样，不 要求地理学家解释地形的产生，那末描写地形而对功能却没有相应的注意， 这样的描写就显得贫乏不足了。许多批评家都指出，在施吕特尔、帕萨格和 格拉内的著作中，对景观的出色的地形学分析，却没有以对它的生理——现 象的相互关系——的适当考虑作相应的配合[参看韦贝尔，226，及布尔格尔， 11，93]。同样，芬奇对区域的地理描述的讨论，花了很多篇幅谈地形，而谈 及功能却只有一行[288，117]。 ① 也可以说莱利并非有意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从他对卡林的纳尔瓦研究所作的讨论中，我们又能得出 什么别的结论呢？接着他一问一答，指出地理学家变成了 “艺术史学家”，这“并非完全是他的心意”， 但这些话却不能令人深信不疑，因为结果又说文化地理学家在保持别的才能时，还当成为艺术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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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地理学中 “纯粹景观”观点的严格解释，很可能会完全挤掉功 能，除非功能自行表现于外形。但既然没有一个地理学家愿意撇开他所描写 的事物的功能，所以许多场合下的倾向是从推论来假设外形表现功能——工 厂外观与公寓不同，具有谷仓形状的建筑就不是住宅。但在新英格兰的农庄 里，却可以看到消夏住宅把谷仓改为房舍，并不显著地改变其外观，内部形 状改变得确也很小。笔者有一次曾花了好几个小时开车经过著名丝绸中心里 昂的街道，寻找丝织厂，但最后反而发现丝绸是用小机器织制的，设置机器 的房屋与普通出租房屋无异，这些房屋一度曾是出租的，也许那时仍旧还是 出租房屋。根据这一点，他是否有理由把工业作为不重要的东西，而从里昂 的地理中把它抹掉呢？正如科尔比在回答最近一份征求意见表时所写的，“一 些十分重要的人类事业都是设置在维多利亚式建筑里面的。为什么要凭一个 机构的复折屋顶来判断其重要性呢？ （见本书第517页脚注①） 正如韦贝尔所指出的，特别在城市景观中，外形可能是功能的不充分的 指针。毫无疑义，受过良好培养的城市地理学家，应能观察以商业占优势的 城市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在外观上的不同，但要在实际上估量程度上的差 别，却是极端困难的，因为所有城市部分地两者都兼而有之。栈房可能改作 工厂，或把工厂改作栈房，外形上却并无显著变化，可是功能的改变在城市 生活中却可能有莫大的意义。总括起来说，正如迪金森所指出的， “功能和 外形未必是和谐相配的”[202，6]。 幸好功能的重要性很明显，看来会战胜定义的限制。在对城市的论述上， 也许是靠着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城市地理的影响，甚至是极严格地坚持要限于 物质之物的地理学家，主要也是按功能来分析地区结构的，其次才按照建筑 形式[322，633；321，181～189]。 地理学的景观概念自然会导致重外形而轻功能，不仅在考虑个别物体时 这样，而且在考虑景观中诸物的结合时也是这样。当前有些批评家口头上使 用的 “模式”热成为地理学中近时的风尚。笔者并不像有的人那样否认模式 的重要性；反之，举例说，他还觉得透彻地研究城市街道的模式，会得出关 于城市发展基本因素的重大结论；对我国城市明尼阿波利斯[354]和欧洲城市 上西里西亚[356]的研究，情况都是如此。（应该再提一笔，在后一例中，只 因普雷斯顿·詹姆斯提出异议，说是一座城市不可能 “没有模式”，才取得 成绩的）普拉特对拉丁美洲成零散住区的定居模式作了一系列研究，表明特 别把研究模式作为研究功能差别的方法很有价值[各项研究列于221，13脚注 内]。 另一方面，单纯描述模式而不对这些模式作深入一层的考虑，就是最简 单、最无眼光的描写方式。除非对提出的模式进一步加以研究，我们就无从 确定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仅凭它们在地图上占着广大地区、并能引起欢喜 样式的人的兴趣，是不会证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的，这是要与一大群现象相 比较来证明的，而这些现象我们却不得不视之为不重要而不去考虑。例如俄 亥俄西部的铁路模式，大略表示出各大贸易中心的位置，但其最触目的特点， 显然在于铁路几乎是杂乱无章地通向四面八方的，这无疑是地面特点的反 映。但我们如能获得所有这些线路上的货运资料，并以按比例的粗细线条把 这些线路绘成地图，那末意义也会大得多，可以由此解释该区农村社区与城 市中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解释该区在总体上与匹兹堡—克利夫兰煤炭钢铁 区与大西洋海岸一带的关系，解释伊利湖与北部内地一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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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模式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其表现不同地方相互位置间的重要关系 的程度。因此许多批评家发现，在景观纯粹论者的不少著作中，常常特别疏 忽了这一方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些作者确乎未必是由于疏忽，才没有 提到地区的联系，可是经常强调地理学家必须集中注意于具体的物质之物， 自然会造成缩小区位的纯几何因素的倾向——虽则别的地理学家绝大多数都 会同意布尔格尔，把区位因素看作一种特殊要素，要比任何别的因素都更有 鲜明的地理特点[11，30]。 在许多接受了景观概念的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种影响的例 证。施吕特尔就说：至少在自然地理学中，区位概念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 [127，13f.]。索尔的各种“功能图解”里都没有相对区位的地位，他以后的 研究，无论在正文还是少量的插图中[参看迪金森的批评，202，7]，也都没 有提到这个因素的重要性[382～384]。同样，韦贝尔正确地指出，在格拉内 的著作中， “区位关系（Lagebeziehungen）完全被取消了”[266，204]。 帕萨格的著作也十分相似。在《地球的景观带》（Die Landsch-aftsgürtel der Erde）中，不但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世界“景观带” （其中包括“文化景 观”），而且也比较详细地作了说明，而对这些文化景观区位相互间的关系 或与海洋的关系，则实际上未予考虑[305]。甚至城市的发展，看来主要也只 是一个地址问题——港口、津渡、矿藏等等[98ff.]。如果我们可以用他提出 的实例来判断，在一个小区研究中，“景观学的”（ ） 方法也是如此[268]。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个实例中地图用得很少。仔细检查正 文，人们也会想像，研究蒂罗尔南部米兰一带的文化景观，可以丝毫也不必 考虑该区的相对位置，无论是作为通向意大利阿迪杰河一条支流的河谷，还 是按其与蒂罗尔北部以及总体上的欧洲日耳曼人地区更重要的关系 （需取道 大布伦内罗线或雷申—沙伊德克线[参看特罗尔的评论及讨论，268]。 詹姆斯以及芬奇、特雷瓦撒都曾利用马克·杰斐逊的尽人皆知的近铁路 线地图，给予我们关于观点转移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他原来的研究中，杰 斐逊只给他的地图题名为“离铁路线10英里内的欧洲”等等（此种地区以白 色表示，离铁路线更远的地区为黑底）。他在正文中说得很清楚，他所关心 的是某些地区离铁路线很近，与另一些地区相距很远适成对比。可是詹姆斯 采用这些地图却作为模式地图，除了密度外，在模式中并未提到别的意义； 但他在某种程度上确乎也提示了近捷的重要性[321，183～5]。芬奇和特雷瓦 撒在逻辑上更严格，把地图改名为 “铁路密度和类型”，因为“地理学家首 先关心的”正是铁路的这些特点[322，656]。实际上，杰斐逊的地图对密度 表示得很不清楚，因为地图对铁路很发达的地区未曾考虑加以区别，这一点 他自己也十分明白；同样，在这些相同的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和美国东部 ——图中什么类型也没有表示出来。至少普通铁路图中的类型都表示得好得 多。杰斐逊的地图事实上完全不是什么铁路图，却是与铁路的关系上具有一 定区位的地区图，他自己的标题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地理学家难道因为这 种特点是看不见的、非物质的，就可以不予考虑吗？经济学家早就考虑过铁 路的密度了，有的人，如里普利，还曾对模式作过仔细的思考[381]；只有地 理学家才会产生绘制近距离地图的想法。这个想法被另一些学者广泛采用于 公路以及铁路的关系上，并至少已进入一种欧洲地图集内，由此可见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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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盖 一般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看功能而按外形来研究一个地区中的个别物 体，会使我们无法把这些物体作为地区现象有意义地放在一起；同样，研究 景观的结构或外形，而不考虑相互关系上不同区位的地点特征——即构成类 型的生理基础的因素，产生出来的形态也将是贫乏的。克罗曾评论过近代地 理学中有一种向事物退却的倾向，成为地区内所有一切事物的形态分析，这 些事物先前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研究的[201，2]。 读者不会看不到，那些只想考虑物质之物——即感官可以直接观察之物 ——的人，他们的论点的基础正是物理科学的精神。物质之物——特别是可 见之物——是受过物理科学教育的学者知道如何处理的那类现象。有这样的 学历的地理学家——包括今天的大多数地理学家——自然宁愿只研究这种确 实可触摸的事物。非物质的事实只在影响到物质之物处才不得已承认其必要 性，但目的还是很清楚的：对它们考虑得愈少愈好。特别是如果考虑一个地 区，能只以其景观的外形或外貌为限的话，那末要确定哪些现象是有意义的， 似乎也较容易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却觉得，以地理学为研究景观或单是研究 地区中物质之物的概念，提不出可以运用的标准，以便选择可供研究的对象， 于是什么可观察的物体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也就挑选什么了。 另一方面，正如布尔格尔所指出的，要确定什么东西对一个地区的 “性 质”是有意义的——要回答科尔比的问题： “不是外观怎样，而是实际上怎 样”，看来 “习惯于对科学资料作显明、具体划分的自然科学家，都会觉得 太没有把握。有眼光的学者会处理这种无把握的处境，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判 断什么重要和什么不重要。确实，没有批判眼光、才疏学浅的人，不专心致 志于本地区的研究，尚未在实际上 ‘体验过’它，于是就会流于把件件事物 都写成有地区意义，在地理上很重要。”但方法论却是不会重视这样的人的 [11，89]。 因此许多在理论上表示过坚持景观概念的学者，竟然会力图研究那样一 些景观特征，它们在地区总体特性中的意义，主要却是从非物质的文化方面 ——即聚落形态和房屋形式方面——看来才显得重要，这就看来有点自相矛 盾了。他们声称因为这些是景观里看得见的特征才去研究也好，承认他们实 际上是研究文化地理也好，都是骗不了读者的——他们所探索的正是文化。 对有的地理学家说来，可能这些题目都无足重轻，但另一些地理学家几 乎却又把它们看成头等大事。弗雷德·尼芬在最近的 “文化地理圆桌会议” 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把对不同种类建筑的研究看作文化地理学家的职责 [295，163]，莱利却显然会把整个文化地理集中于这种 “文化不动体 （immobilia）”地方化的研究上[220，132ff.]。人们可能有理由不去理睬 那种显然不以地理学史的考虑为根据的理论主张，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合 完全使我们离开地理学而转入类似历史建筑学一类学科，我们很少人是有这 方面的修养的。另一方面，在这些题目上所作过的艰苦而有启发性的野外研 究——特别是欧洲地理学家，但我国的霍尔、尼芬等也作过这种研究，却是 需要认真考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研究虽然明显地被 “可观察的物质之物” 盖 斯勒在他的 《上西里西亚地图集》[346]，18 页中复制了两幅原由作者发表的此种地图[355]，这是直接受 杰斐逊地图的影响而产生的。又见拉尔夫·布朗的1800 年前后大西洋海岸“距公路10 英里的地区”图[334， 2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