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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一特征为基础来组织世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读者——如果不 是笔者的话——认为这个特征就是所研究的每一个地区中最重要的特征。如 果讨论某一文化发展类型，大部分限于某一章节，而该章又是以某一自然植 被类型或气候类型为名的话，那末就会令人联想到一种关系，不论这关系是 否确实。 此外，如果用作标准的特点本身并不重要，那末在作者方面，就好像有 一种未曾意识到的愿望，希图以强调这种因素对其他自然特征和文化特征的 间接意义，来证明这个系统的正确。这样的强调大都是与所包含的实际意义 不相称的。 这些不利是以单一自然特征为基础的系统所固有的，在以自然植被为基 础的系统上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因为在用作大纲的农业区与自然植被区之间 有显著的矛盾。可举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其一。 地理学家也与较不专门的作者一样，承认大湖以南从俄亥俄中部到内布 拉斯加东部的美国这一带地方——即玉米带，在特点上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很少有这么大片的地区，一致被公认为特别“地理区”的。耕地的高百分比、 特有的作物牲畜结合、高产量、农场设备的性质，甚至农村人口的社会特点 等方面，此区都是世界上划得更为明确的大区之一。詹姆斯在先前发表的一 篇论文中，曾两次使用 “玉米带”作为一个大区的实例，承认了这种统一性 〔286，79，86〕，可是他的系统却迫使他把该区一分为二，归入世界八大地 带类型中的两个类型——即中纬度混合林带和草地 〔321，239～245〕（实际 上，当然这两部分都很少有什么森林或草地，主要都是农田）。他提出两张 地图的一些片断，表示东部农场的小片丛林与西部河谷沿岸一条条疏于管理 的林地的明显差别，以证明其正确。显然因为最丰产的地区在先前的草地内， 该区总体上是放在草地一项下面来讨论的，于是给人的一般印象是：这种农 业类型是从大草原的自然特点发展而成的现象，虽然与森林区略有重合之 处。当然，实际上历史发展恰恰相反。 假使我们把阿帕拉契亚山脉设想成平地，使内陆平原延展到土壤和植被 都与印地安纳一样的海滨，那末情况也许就可以理解得更清楚。谁会怀疑， 在那样的情况下玉米带同样会远远向东延展，终止于海岸平原的沙质土壤 呢？事实上，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农业与玉米带的农业，一般地说确是相同 的，那里不平常的特点，在玉米带内的许多区里也是存在的 〔324，107〕。 换言之，假设美国东部地形如此改变的话，人们就会把玉米带看作中纬度森 林与草地相重合的一种现象。 棉花带也有类似的困难，甚至还要大些，这种困难，可能是上述著作对 这个已经完全得到公认的地区只是一笔带过的原因。 不论用什么，用气候还是用植被作基础，都会处于困难的地位，即从单 一要素出发，去解释由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特征 （见下文关于这一点的讨 论，第十章之七）。这已使德国的几个帕萨格追随者陷入错误，韦贝尔对此 已作过评论。他批评的方式对我们说来特别有趣：“解释Landschaft与有机 生命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大多用演绎法，这种方式使人想起许多美国地理学家 那种最原始的 ‘对环境作出反应’的方法”〔250，478f．〕。也许应当承认 一种差别：代替对依次考虑过的每个环境因素一个个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已 经有了只带单一环境因素的区域相互关系复合体。 从单一要素来推理取决于许多要素的特征，不说不可能，但总是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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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使一些较细心的研究者就限制于某一文化特征与植被类型地区范围 有明显相互关系的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资料。人们知道在 “草地”这一题目下 所研究的玉米带作物制度，也存在于多瑙河流域草地地区，而在毗邻的森林 区则没有 （这里我们撇开事实问题不说），但对有关因素则不作分析——对 地形作为一种可能的共同因素提也不提。这时候，幼稚的读者就会跟着设想 某种直接的相互关系 〔321，245f．〕。 詹姆斯在别处充分地讨论了解释现象的地区一致性，必然会涉及的一些 问题 〔286，82～84〕。那里他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于相互关系 中的现象，可能都是由作为共同原因的第三因素决定的。可是他没有提到另 外两个可能的解释，特别是地理学家，脑子里更须时刻记着这两个解释。 其一是：这种相互关系即使达到极高的程度，正如科恩所强调的，却可 能是 “完全偶然的——即是说，我们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这两种因素竟会互有 ① 联系” 〔115，92〕。 在地理学这样通常资料数量不足的领域中，相互关系 的发生纯属偶然的可能性，相对地说是很大的。一些相互关系包含的事例很 少，对此也不能作出逻辑说明，似乎就不值一谈了——例如我国草原地带三 大贸易中心，即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坐落在森林 边缘。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作者在绘地区图时不知不觉间已强使他的地图去 适应结论。给任何现象绘图，在确定边界线时，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只 要在这范围内画的线，就一样都是合理的；如果其中有一条线与某一自然要 素的界线密切一致，而这个自然要素又是我们的重要根据的话，那末我们把 另外的线也画在那里是不足为奇的。我当然不是说有如帕萨格地图中所见的 那种粗枝大叶地歪曲事实的画法，我说的是微小得多的改动，这只有通过仔 细的研究才检查得出来。我也不是指像目前所研讨的作者中一些别有目的地 画得不正确的做法 （事实上詹姆斯用了许多与他的系统不相配合的地图）。 确实，在许多事例中，我们也许不能说 “不正确”或者“改动”，却要说不 知不觉间有目的地挑选了某一条界线，而基本事实证明，许多别的界线同样 也是有理的，但却不会产生希求的一致。我们可以用一个可能的实例来说明 这一点，那是我们一直在引用的著作中从所未有的。 在统计学的客观基础上确定北美制造业地带的界线时，可以看到三边都 不相一致的机会较少，但从伊利诺斯北部的罗克河区到辛辛那提的俄亥俄河 一带的西部边界，不稳定却很大 〔326〕。在连结两区的直线和围入达文波特 及圣路易斯的西斜曲线之间所画的几乎每一条界线，人们可能都会觉得有些 道理。根据基本事实，这条界线事实上也恰恰画得位于离森林和大草原地区 边缘不远的地方，但当时作者却没有发现这一点。然而，假使当时他进行这 项研究是作为 “中纬度森林地带”的区域研讨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把这条界 线稍为向南拉直一点，画成与植被界线吻合得更密切，似乎也很有理。他可 以借此对北美东北部制造业的集中提出新的解释，这可与德耶尔把该区范围 与本·戴维斯苹果区互相联系起来的作法相比拟。 总之，不论两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可能如何密切一致，但对以为其间有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的任何假设，我们却必须抱怀疑态度，除非能够指出这种假 ① 科恩引用了别的学者说明过的一个实例：在一段相当多年的时间内，国际机械师协会会员数与海德拉巴 邦的死亡率有86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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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引用的例子里，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推论出某 些逻辑根据，来说明比如德梅因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地工业发展的差异，而 这又是与衣阿华大草原和印第安纳森林的差异有关联的。 从我们对以自然要素为基础的区域系统的研讨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与芬 奇和特雷瓦撒的结论是一致的： “试图把世界的文化模式纳入自然区域的框 子，应当认为是不明智的” 〔322，663〕。然而我们还要再下个结论：把他 们称为“自然区”的自然要素总和，纳入以一两个自然要素为基础的框子里， 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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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文化要素复合体为基础的 一般区域比较系统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谈作出以文化要素为基础的区域划分的可能性问题。 关于所谓 “自然”分区问题，有的欧洲地理学家分明也得出了否定结论，他 们已经后退到了以政治疆域、国家、省，或者以人种区或民族区为基础的这 类简单分区。除了在政治地理学和民族地理学之类专门领域以外，很少有人 愿意遵从这一类建议。一般地把这种系统运用于地理学，就是抛弃了寻找意 义深长的区域划分的希望；我们也可以把地区划成面积相等、方方正正的地 段的。 如果试图提供以所有重大的自然要素为基础的区域框架，因为自然环境 的复杂性而遭到失败，那末许多人就会把综合区域各个文化方面的可能性看 得更加渺茫。此外，地理学家一直不大注意文化现象的分析和分类，直至最 近才有所改变，无怪从这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么少了。我们将要研讨的大 部分实例确实也没有清楚地表明，我们是想用它们求得一种在一般文化基础 上划分世界的系统的。所以对待这个问题很需要一种理论方法。 对区域地理至关重要的文化的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认为这 个问题源于我们对地理学性质的基本概念，那就是：人及其劳动产物的哪些 主要方面，在有限地区内是相对均一的，而在不同地区，在与该区的整个性 质有明显联系的方式上又是有差异的？假如能找到一些地区，这些条件在人 及其劳动产物的所有方面都相符合，那末这些也就是完美的文化区域了。我 们知道各种文化方面的地区差异不会契合，那末我们就必须以主要方面为 限。 在无法作相互比较的现象之间，主次之分不是一个可以作客观回答的问 题，但也许在主观基础上，却有可能取得相当普遍的一致。 大概人人都会同意，人数上、人口密度上的地区差异有更大的重要性。 确实可能有人会提出，这太重要了，我们用不到继续找下去了。于是我们的 问题也就比较简单，因为人口密度作为单个数学因子是易于测定的，我们实 际上也掌握着世界各大区的必要资料。可是这个因素的简单却正表明它的不 充分；人口密度和分布相类似的地区，在许多别的地理特征上却可能是很不 相同的。 毫无疑义，如果我们有一幅世界各地区的地方人口分布详图——实际上 也是一幅各小区内地方人口密度变化详图，那我们还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 霍尔等人经常强调对世界作这种研究的必要性 〔295，167f．〕；他还曾用一 幅日本详图来说明这个意见 〔351〕。当我们至少对世界上几个文化上显著不 同的地区，有了这样在共同基础上绘成的详图的时候，就可以更正确地判断 这样一种基础对世界区域划分会多么有效。希望霍尔绘制的 “实验地图”即 将绘成，交付出版。然而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看来，文化上不同的地区， 似乎很可能会有相同的分布形式，而且还可能以多种方式体现出完全不同的 区域特点。霍尔在日本发现的街道村庄 （Strassendorf） 〔348，112〕即使 形式相同，功能上也与德国的街道村庄不同。① ① 自从写作本文以来，我在私人谈话中得知霍尔也得出这个同样的结论，因而决定对东方所存在的此种形 式的村庄，不使用 “Strassendorf”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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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人口密度即使形式上极其详细而复杂，虽能给 予我们不容小视的重要线索，但单此一项却还是不够的。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除了人数以外，人们互有不同的，还有哪些方式 呢？有的差别不论在地方群体的成员间如何重要，但在不同地区的民族间却 并不引人注目；对这些差别，为了地理学上的目的，就可予以排除。此外， 在比较各区域时，我们可以无视一个区域内部某些校重要的差别——包括“城 市”、 “乡村”这些术语在思想上引起的全部复杂差别，虽则我们必须区别 清楚以农村为主和以城市为主的地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消去一大批 人类文化现象，因为全世界各民族在那么多的方面都是相似的，他们做的是 同样的事，而且多少是以同样的方式做的。 不论我们消去的有多少，留下的文化现象数量肯定还很庞大，而且从一 个区域到一个区域都有显著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家未先考虑任何一 两种现象的重要性——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及其与别的地理意义上引人注目的 文化现象关系上的重要性，一般大可不必贸然地一头扎进紧张的研究中去。 如果有人想给这些现象开列一张完整的一览表，那就会包括人们所制造、在 世界各地又造得大不相同的一大批物质之物，而且一些细小的手工制品，在 地理意义上还很可能比大的制品更值得注意。但文化不但由我们所制造的东 西，而且还由成千种别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包括：人口的体貌特点；思想、 语言、文字上的方式和内容；人们吃饭、舞蹈、走路或骑马的方式；他们的 衣着、房舍 （供人畜遮风蔽雨）以及这些房舍如何结集成聚落；人们工作和 游戏的方式及其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物；他们以各种方式加以利用的家畜；他 们用于所有这些目的以及别的目的的各式各样的材料，特别包括那些用作饮 食、衣着、工具和器物、房舍、燃料和电力的材料；最后，他们给地球表面 造成的种种改变，包括植被、土壤、地形、基岩以至于位于底下的地层的改 变。 所有这些现象可能各自都有其地理区域表现方式，并且可能提供一点了 解文化现象分布状况的线索——麻将牌和轮盘赌之别，也许可以视为正好表 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就像北京明陵与西敏寺的差别一样明确。这个细琐 的比拟，是为了提出应该制约我们从这一览表中选择标准的原则而有意挑选 的。有的标准应予认真的注意，它们本身就有极大的重要性，或者因为它们 与大量别的文化现象有密切联系，所以能提供了解一个更大的现象复合体的 线索，而这个现象复合体，在总体上对于决定区域的性质又具有很大的重要 性。最后，如果理论上的考虑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标准，那我们也只能运用那 些我们能观察、分类，并在某种程度上作定量测定的标准。然而对于第一个 条件说来，这个条件还是次要的；我们是不会不顾其重要性，单去挑选易于 观察的事物的。 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大量消去居民的体貌特点 〔参看赫特纳， 161，248f，289〕。然而如果人种像犬种一样差别悬殊，那末我们的结论又 会多么不同！想一想这一点是可以受到启发的。那样一来，世界的人种地图 甚至就会比纯粹的人数地图重要得多了。另一方面，在有的地区，肤色特征 是被看做文化差别的外部物质标志的，对几乎所有别的文化现象都有极大重 要性，在这种地区，地理学家却只是间接地关注肤色之类细小的体貌差别（然 而涉及的社会区分却可能不是以肤色上的实际差别为依据，也不是以生物学 的严格意义上的 “人种”差别为依据，而只是以对肤色的臆断为依据；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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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美国“人种地理”研究——“人种”是就社会意义而言〔359，277〕）。 因为所列举的其他文化现象，如果不是全部，却也大部是人们思想方式 的结果，所以斯坦利·道奇提出，我们可以找出人们思想方式相同的地区来 确定文化区 〔295，171〕。姑不论这是忽略了人类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与地理 环境无关这一事实，如在明尼苏达我们关于采煤的好处想得很多，但并无煤 矿，而且显然我们也缺乏直接观察人们如何思想的方法。我们又能运用什么 间接标准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像与我们谈话的人，或者我们读过其作品的 人那样思想，这是人类普遍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与 讲另一种不同语言的人相比，思想上总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只要事实确实 如此，就可以指望语言区在举出的大量文化现象上表现出相似性。但这也不 是万无一失的指南。德国人在上西里西亚统治了好几个世纪，给西里西亚人 民烙下了许多德国人思想文化的特点，可是他们却仍然讲波兰语。此外，在 物质文化上，该区又更像德国和整个西欧的一区，而不大像波兰和东欧〔355， 201～209〕。在解释欧洲文化地理时，语言区虽重要，但上文所举的许多人 文现象，却很少受到语言差别的影响，可能也很少受到人们一般想法的影响。 我们看到，我们立即就面临着决定各种不同文化现象上比较地理重要性 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一种标尺——即使在理论上——可用以比较这些显然无 法比较的东西呢？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所关注的是地区和人，那末我想我们 是有这样的标尺的。如果我们把一种现象的地区分布与其对人类的相对重要 性——按有关的人数及其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结合起来，我们就有一个 主要因素作为度量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想作全面分析，但也许可以根据某一 现象对每一个人的全部活动所起的作用，来衡量这个现象对他的重要性。根 据这一点，中国农民的筷子就没有他的犁那么重要；而犁，不论根据这一点 还是就地区范围而论，又没有他的稻田那么重要。 在绝对意义上衡量中国农庄的房屋，其重要性也许不下于田地，因为妇 孺都可以在屋里进行部分活动。但要在地区差异上比较这些文化特征的相对 重要性，我们却必须消除所有地区上无差别的东西。换言之，只要这间房屋 及屋内活动，基本上与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农舍里所进行的事一样，我们就 消除这些因素，留下的——例如与众不同的建筑特点——分明就是次要的 了。 读者无疑已经看出这里的推理所达到的结论。对世界上大部分人说来， 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保持肉体和灵魂合一的方式方法有关，说得更正确 些，即与谋生有关，亦即经济活动。世界上人类所利用的大部分土地面积， 都是用于经济活动的。 这些经济活动，特别是涉及要利用最大量土地的经济活动，显示了世界 上不同地方显著的地区差异。我们可以指出，这些事实会在景观上明确地表 现出来。正如布罗克所说的： “经济力量在改变景观上是最有影响的动因” 〔297，107f.〕。克雷布斯评论说，这个观点限得太严了，如聚落形式及土 地划分之类特征，可以受到经济上不合理的文化要素的决定 〔279，211〕； 这个评论与其说是对布罗克的说法的修正，不如说是对它的补充。土地的划 分和利用、房屋的建造，主要都是为了经济目的，即使做这些事的方式以及 因而产生的性质，除经济因素外，可能还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此外，经济活动对于世界地区差异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其直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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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式的差别是直接间接地与上面所举的其他大量文化差别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在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文化现象复合体中，我们有 一组对文化地理极为重要的现象，那末下一个问题就是：哪些特殊现象作为 衡量区域差异的标准最有用？ 有的经济特征虽则在经济结构上也许是重要的，但因它们不论存在于何 处，其形式和功能基本上相似，因而没有多少地理意义。如果我们先消除掉 相当大的一批此类经济特征，那末问题就可以简化。这将包括大部分城市特 征——商店、办事处等等。因而除了它们的相对数目外，别的方面我们就无 须怎么注意它们。而相对数目，我们可以设想，是可以由一个区域的一般城 市发展程度来衡量的。然而没有包括在内的是特殊制造业和商业特征，这些 赋予一个城市以有别于别的城市，或一个城市化区域诸城市有别于他区诸城 市的特色。同样，我们可以消除妇女在家庭的大部分经济活动——烧饭、缝 衣等等。 至于留下的经济活动，哪一种对我们的目的说来意义最大，这是不成问 题的。地球表面绝大部分为人类所利用的地方，都被用于农业、放牧和获得 林产品。既然同一时间、同一地方存在的这些活动通常只有一种，我们就可 以把它们结合为一——即为获取动植物产品的土地利用。就利用的强度—— 涉及的人数——而言，这组活动在局部地方可能没有采矿和城市活动那么重 要，但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消除了包括各种更加 “普遍” 的制造业类型在 内的大量城市活动，所以最大多数的人都从事于利用土地来取得动植物产 品，主要是从事农业。不但对世界总的看来是如此，就是对世界任何大区也 几乎都是如此。因此除小地区外，我们主要可以考虑这些土地利用形式的差 异，而在某些地区，则考虑城市活动总体上的范围。 因此，如果我们能选择可观察的标准，借以把土地用于这些活动的强度 和方式加以分类并绘制成地图，那末我们就会有一种世界区域划分的基础， 这种划分，对尽可能最大多数的文化现象，那些对人和地球表面都很重要的 文化现象，将是意义深远的。就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在强度上的差别而言，世 界的陆地区可分为三大类： （1）全未利用的土地——无人地区； （2）人类 找到什么就利用什么野生动植物的地区； （3）地面由人类耕作支配的地区， 亦即人类铲除荒凉植被覆盖层而代之以他自己所选择的植物的地区。虽然世 界上最大部分的陆地面积都属第二类，但最重要的地区当然是第三类。 在被开垦耕种的地带，地理学上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差别就是所生产的（驯 化的）动植物的差别。可能增添的因素是耕作方式上的某些主要差别——用 犁还是单用一把锄头，但在大部分这类重要地区，犁都相当普遍。技术、田 地格式等方面的所有其他差别，比起前述那些差别来，都是次要的——无论 从其实际重要性或地区差异而言都是如此。 这些耕作地区的农业土地利用强度，首先是按其开辟耕种而不是林莽荒 芜的程度加以衡量的。除此之外，作为牲畜的特定结合通常也用为衡量强度 的粗略标准，但这种衡量标准要区别，例如说美国与西欧的土地利用尚嫌不 足，更不用说华北了。这些差别因而必须以某种方式加进我们的标准系统中 去。 第一类土地，即无人地区，在文化地理方面是无差别的——它们仅仅都 是零位地带。理论上，它们可以按照阻碍利用它们的因素而加以区别，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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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常年冰冻、常年干旱、土壤贫瘠不毛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因为这些地 区都是在一种或几种自然要素方面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所以阻障因素常支 配着实际景观——在这些场合，也即是自然景观。 过渡地带也是最大的一类地带，即人烟稀少的地区，人在那里是有机世 界的一部分，但不占统治地位。关于这类地带，进一步细分的基础就不怎么 清楚。人类利用土地的方式及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野生动植物支配的（不 论这是否近似原生自然植被和动物，此处与我们无关）。因而按实际植被覆 盖来进一步划分这些地带，也许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植被覆盖虽不能完全决 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野生动物）。 因此，总结起来，我们也许可以确定划分三大类地带的共同基础——即 按实际植被 （及动物）。这些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特点，我们可以 用各种方法来观察和衡量这些特点，因而也能加以分类和绘图。这种系统至 少可以提供确定文化地理有效基础的主要部分，我们可以再说一遍，这不是 什么先验的假定，却是从我们先前对地理学有深刻意义的所有文化特征的研 讨中得出来的。照此来划分世界，就会表示出与自然特征的地区差异的重要 结合——虽则决不是简单的或精确的吻合——这个主张的普遍正确性，有见 识的读者也许不待论证就可以接受 （对这个主张引起的独特问题，下面将再 作讨论）。 另一方面，到此为止，对这个系统还只作了提纲挚领的描述，它是太简 单了，无法为我们的复杂问题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对于如采矿和制造业之 类与地面生产没有关联的基本文化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它显然不能提供一种 衡量的方法。它对农村地区特点也不能提供涉及面很广的分类。于是不同地 区可能会有几乎相同的作物牲畜结合，而生产上的方法、工具和装备，特别 是产品的利用——一大批重要文化特征都赖此而存，在区域分类中须加承认 的那几个地区中，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最后，对于我们粗疏地描述为有人 烟而未垦种的地区，那些仍以野生植被占优势的地区，如更仔细地观察一下， 就会显出概括上的错误，这种错误能导致相当大的困难。在这一类区域中— —无论是半干旱草原还是热带雨林，大部分地区可能都覆盖着野生植被，人 们可能直接间接依赖这种植被来维持大部分生活；但同时，在所有这种地区， 除了少数例外，人们几乎都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种植。虽则耕地都是小块的， 而且往往只用上几年，但它们对于全区居民的重要性却大大超过其面积的比 例。换言之，这类过渡地带部分地体现了向彻底的耕作地带过渡，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必须把用于耕作地带 （即驯化作物、牲畜地带）的标准应用到这 类地带。但这种过渡不是由作物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因为这类地带都可栽培 同样的作物。这种过渡也许可以间接地根据强度，即根据每亩产量 （如果有 资料可查的话）来衡量，但实际上却是更显著、更直接地由耕作方法和耕作 工具表现出来的——特别是刀耕火种、以锄或更简单的工具代犁。 当人们企图把这种在理论上作了详细阐述的系统应用于世界的现状时， 刚才列举的那些困难就出现了。当然这些系统显示出我们在理论上的考虑过 于简单，但在试图加以改正和补充齐全以前，考察一下实际世界划分系统是 有好处的，这种划分系统说明了——至少部分也证明了——一般理论。从我 们提出的方式上人们也许会设想，这种理论上的考虑不是脱离实践作出的； 远不止此，这还是从实际系统的研究中演化出来的。 不幸，建立以文化特征为基础的区域系统的尝试太少了，而且其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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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限于少数文化地理的主要方面，也许就没有考虑到它们与文化地理区划一 般问题的关系。然而目前已取得充分的进展，指出了它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发 展目标。如果我们简单扼要地总结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话，就可以更清楚地 看出来。 在许多文化地理研究中，一旦对个别要素作出了分类并确定了它们的分 布，就试图直接从它们出发来确定区域。在试图以单一作物为基础划分一个 地区为 “农业区”时，体现了这种区划的最简陋的形式。晕滃法——不说还 要用文字及其他特殊符号——只不过招认了这种区划方法的不足。此外，这 个方法根本就不正确，因为它把农民的田地而不是把农庄整体假设为基本单 位。一个玉米带的农庄不止是一个玉米农庄，它通常是一个有组织的单元， 生产玉米、小麦、燕麦、干草及各种牲畜，更不用说别的要素了。 德国恩格尔布雷希特等人 （我国也有不少人）企图根据单一作物来确定 农业区，但哈恩在考虑耕作方式时——特别是锄耕和犁耕的悬殊差别，却想 到一个更基本的要素 〔298；299〕。施吕特尔也强调农业土地利用中的“经 济方式” （Wirtschaftsform） 〔145，22f．〕。韦贝尔在这个方向上再前进 了一步，研究了休耕制、三区轮作制和其他各种轮作形式的土地利用方式的 分布 〔395〕。 过去一二十年间，在我国，根据作物牲畜的一定结合来研究农业地理的 尝试，兴趣日益增加。许多学者至少没有在印出来的书刊里详细阐释过任何 理论基础，却发觉不能根据每一种作物来说明农场作物分布，而是需要以单 个农场为单元，研究那里实际存在的作物牲畜结合。近年尼芬曾强调说，在 研究一般文化地理时，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辨别各要素的地区结合—— 他称之为 “要素复合体”〔295，163f．〕。 美国农业区图是研究农业 “要素复合体”的最初尝试，此图系由一群研 究工作者编绘，其中包括O.E.贝克，并在1915年由农业部出版 〔311〕。10 余年后，贝克就这个题目对整个北美作了十分详细的研究，成为一套包括全 世界的类似研究的大丛书的第一部，在 《经济地理》上连载（自1926年开始， 由奥拉夫·乔纳森 〔313〕、O.E.贝克[312]、萨缪尔·范根堡、乔冶·克雷 西、罗伯特·霍尔、C.F.琼斯、格里菲思·泰勒和H.L.香茨对世界各大区作 出论述，连载达十年之久）。 这些研究虽有价值，但却不能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系统，一部分也是因为 这些作者各自创立了一套独立体系的缘故。此外，在有的研究中，确定区域 是直接以个别要素为根据的，也许是因为写作时对要素复合体的研究尚未充 分发展的缘故。最后，对各个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殊”区域和比较划分 系统的 “一般”区域之间，也并未保持明确的区分。 这种两类系统的混乱，可从贝克的北美地图中看到些例子， “哥伦比亚 盆地小麦区”、 “春小麦区”和“严冬小麦区”，每区都被标明和描述为特 殊区域，而“干草牛奶区”——从明尼苏达到新英格兰——则不是特殊区域， 却是某类农业区。更重要的是，由于承认了玉米带为特殊区域而造成了困难。 按作物牲畜结合看，玉米带只不过是向南延伸到棉花带的更大地区的一部 分。为了区别它，就须采用生产强度标准，使得所谓 “玉米冬小麦带”成为 一种自身就有显著差别的区域集合体，但总体上却都有与玉米带十分相似的 作物牲畜结合，不过产量一般显著地较少[312（1927），309～327，447～466； 参看324，105～107]。假设把这个标准应用于别处，就会表现出更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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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棉花带。 美国政府出版的 《美国耕作类型》，对农庄类型作出了细致得多的研究， 此书出版于1933年，由福斯特·伊利奥特撰文[320]。这个分类系统中划分 出了八百余个农业区，基本上辨别出更专门化的类型。专门化较差的区，却 归入一个很庞大的杂类，称为 “一般耕作”；这一类里包括的一些地区，其 主要产品可能是棉花、烟草或小麦，牧区的牛、猪、乳品或禽类，或者是林 产品，因此当然完全不成其为类型。然而这部著作的资料，对研究美国农业 区却有重大价值。 就笔者所知，按 “要素复合体”来划分全世界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并在 此基础上划分世界图的最早尝试，是惠灵顿·琼斯和德温特·惠特尔西长期 间研究出来的系统。这个系统以几种影印和油印形式问世，即 1932年付印的 世界图[315]，最后并在1936年由惠特尔西校订，并附上一张新图，作为“环 球大农业区”出版[319；又见316～318]。① 正当琼斯和惠特尔西致力于研究这个系统的后半期，笔者与塞缪尔·迪 肯合作，得出了一种十分相似的分类法[328，照相胶印；主要的一章发表于 1935年的 《年鉴》中，324，整个系统以十分概括的形式提出，327]。 这两种分类系统的惊人相似，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笔者过去老师们的观点 对他的影响。确定特别类型和检查基本资料、绘制详图，都是完全独立进行 的，除了在两种场合，衡量不同作物和畜产品相对重要性的技术，都是遵照 惠灵顿·琼斯在他的 《农业土地占用区域调查比率与等值图》中奠定的方法 进行的[283；参看319，209；324，101]。 这些系统都在寻求一种世界区域的比较划分法，这种划分要对尽可能最 大多数与土地利用相联系的特征都有深刻意义。鉴于所考虑的不同特点数目 都很大，而这两对主要都是独立进行工作的学者，竟达到相当相似的结论， 这一点至少表明这种一般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然而也许人们还是会说，这两个系统中，问题是过于简单化了。虽则讨 论了大量的特点，绝大部分个别类型，如果不是完全照着、但主要也是照着 作物牲畜结合来确定的。 最近德国研究农业的布希所作的农业区研究，要比这两项研究都详细得 多。布希部分是依靠 （德国）地理文献[306]，他主要也是按作物牲畜的特定 组合来确定其农业类型，确定有这些类型的农业区的。他的研究要比这里详 细讨论的两种研究都要彻底得多，并论证了用于世界研究的方法，同样也可 以应用于更小的地区，如果不说应用得更好的话，却也能应用得一样好。就 我所知，他使用作物牲畜复合体的方法在德国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虽则我 们在这里引用它，作为说明这种方法对一项有限的详细研究可能作出什么成 绩的最佳实例，但在别的方面，它对我们把世界组织成区域这个问题却未加 阐明。 作物牲畜复合体的标准，在以单一主要文化类型为限的地区，无疑更易 于应用，也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哈特向和迪肯觉得把它应用于欧洲文化区— ① —即欧洲与北美洲——极其接近于成功[324]。 他们曾试图为世界上所有的 ① 当然，普法伊费尔给这部“在区域派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地理新方向”[109，120]的著作分类时，了 解情况有误。 ① 这项研究，我本人就是作者之一，我用这种方式提到它，不但是为求方便，而且也是因为在这里我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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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定出类似的标准[328中特别作了说明]。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标准的 表述却可能引起误解。比如说 “水稻区”是根据稻田的比例来确定的，但其 背后的思想——正如不把美国水稻区包括在内的做法所表明的，显然就是东 方稻田的特殊形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耕作方法。在 “东方杂粮、大豆农业” 一类中，事实上可能并无大豆，这就不是根据作物组合，主要也不是根据少 数家畜，而是根据集约耕作的方法。 惠特尔西在他的导论中提出五套标准，可是很遗憾，却没有明确说明怎 样运用这些标准来确定各个类型。可是仔细地检查他的系统，似乎可以公正 地论断说，他的大多数类型——特别是包括那些在充分耕作的地区，即永久 性农业地带以内的类型，主要也只以作物牲畜结合为限的。 可是只要其他标准中的差别都可以直接联系到作物牲畜结合的差别，那 末这种简化也还可说是正确的，虽则在惠特尔西所列举的另外四套标准中， 这种简化没有一处是完全正确的。生产方法、生产强度、生产的商业性程度 和农庄建筑的性质，往往与不同作物牲畜复合体相异，但在这种复合体都相 同的地区，却未必也就相同。特别是普法伊费尔在他必定极其简短的评论中， 反对不去充分考虑 “重要基本差别”，例如哈恩和韦贝尔所研究的经济方式 （Wirtschaftsform）[109，120f．；参看韦贝尔，395]。我们可以指出，特 别在这里所考虑的两个系统里，却很少考虑如何就土地与工人的相互关系而 把两者组织起来，即只有一块土地、独户独立经营的农场，与在一大片土地 上由分散的小块形成的类似农场，以及由分工制经营的大地产等等区别[参看 施吕特尔145，22]。把这些要素与种植园区或广大的谷物农场区结合起来考 虑的，却是一些例外，强调在别的地区应把它们略去。另一方面，这些特征 怎样才能包括进与所考虑的另一些特征的结合体中去，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不 可能，却也是极端困难的。 不应设想两个系统中有哪个是单单以作物牲畜复合体，连同由其他标准 自动分类的此种复合体为根据的。除作物牲畜复合体外，两个系统每个都有 一两个大类型是以生产强度来区分的。但两个系统没有一个按所有这几套标 准判别出北美与西北欧农场的差别。同样，每个系统在给一两种类型分类时， 都运用与自给生产截然不同的商业生产程度上的差别。然而这种单一划分， 要从几乎百分之百的自给农场到几乎百分之百的商业农场这一整个范围内区 分出差别来，却很难令人满意。诚然，在许多这种差别程度极大的地区里， 并没有作出区分。对这个标准，我们的统计资料确乎很少，它确乎也没有在 作物牲畜复合体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不能设想，限制于一套标准，就必然会得出十分相同的类型和区域。鉴 于作物牲畜复合体中包含着大量因素，鉴于究竟哪个因素能最完满地指示所 包含的文化特点总和，也有引起意见分歧的很大余地，而且可能用于各个标 准的数值范围也不相同，因而得出的差别可以预期会比目前所找出的要大得 多。 在两个场合，对被视为有意义的比率的具体范围，是以惠灵顿·琼斯划 分美国西北地区中部所阐明的技术来定的。把土地利用的许多有意义的比率 编绘成粗略的等值线图，会看到某些地区成为独特的核心地区而显得很突 以检查惠特尔西著作同样的方式来研讨它，就仿佛是些与我无关的地理著作一样。到底我做到怎样的程度， 这只有读者才能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