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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形式的发展、劳动立法的形成，英格兰小麦价格的变化，或者明尼苏达公 路的发展等问题。 然而就一个外行人所能作的判断而论，这种性质的工作对于整个历史领 域，决没有像系统地理学对地理学那样重要。特别是它未能给与历史学以一 般概念和原理，像系统地理学中所阐述的那样明确。 如果比较两个领域所研究的各个问题，像在其书刊中所看到的那样，显 然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现象，其间的相互关系要比地理学中通常研究的问题复 杂得多。这种差异的逻辑基础不那么明显；实际上我们对这两个领域的关系 的基本假定，必然会得出两个领域都可以研究同一现象的结论：历史学可以 研讨区域现象，地理学也可以研讨历史事件。 然而历史学和地理学都无须考虑它们所研究的现实各片段中存在的所有 一切现象，它们只要研讨分别在时间或空间的不同片段中有重大差异的现象 就够了。在每一场合，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极不相同、而且不同程度对全部差 异有极其深长意义的现象上。在历史学和地理学所涉及的整个现实里——即 历史时期中世界上的现象，有一类主要现象，即自然现象，在因果关系上对 所有其他现象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这些自然现象虽然在世界不同地区显著 不同，而在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差异又极小。当然，这一点就形成狭义上的 历史学与史前史学间的巨大差别，更不用说古生物学了。 因此地理学上极为重要的地区差别，或是自然特征本身的差别，或是与 自然特征有密切联系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别。只有在气候、地形之类特征在同 一地方经过历史时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急剧得如同它们于同一时期在全世 界千变万化一样时，我们在历史学上才会有类似情况。换言之，假设英格兰 的自然环境自凯撒时代以来，已经从潮湿变为干旱，从极地变为热带，从平 原变为山岳，那末英格兰的农业史就会成为其历史的最重要部分，历史也就 老早会发展出气候史、地形史等等系统分支。诚然，设若埃尔斯沃思·亨丁 顿的论点，甚至气候上的小变化都有历史重要性的论点，竟然会得到证实的 话，那末历史学发展出气候史系统研究——即气候变化与其他历史特征的关 系的研究，就不但合乎逻辑，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无论如何，刚才所引的例子是例外的情况，它验证了这个规律：历史时 期自然条件的相对稳定性，导致那些与自然条件相关极为密切的文化特征的 显著不变性。任何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可能历几百年而依然如故，在中国 则是几千年。城市并不经历幼年、成年、老年而至于死亡的一般过程；它们 可能保持着大致上相同的状况，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在与时间的关系上显示出最值得注意的差别的现象，总是一些与 自然条件关系较不密切的文化现象——因而通常也是性质上更复杂得多的现 象，如礼仪习俗、政治组织、发明创造等等。此外，这些现象本身非但比地 理学极感兴趣的现象更复杂，而且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关系，也比不同地 区的重要地理现象间的相互关系更为复杂。诚然，在大多数场合，一个历史 时期的性质基本上决定着下一历史时期的性质，而地理上一个地区的性质通 常对邻区的性质只有较少的影响。所以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时间分期的虚构 性，要比地理学家对他们的相应地区划分的虚构性有更清楚的感觉，这也毫 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忽然出现的断裂，其所造成的变化几乎 像地理上从海洋到大陆的变化那样大，那就是在新的发现发明或者民族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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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地区带来新的文化的时候。过去数世纪间，美洲的移民定居边境不但 是一条标志着巨大地理对比的界线，而且随着它经过任何区域，也表现了人 类适应自然的一场历史革命。因而这场革命的历史学家为了研究历史，就必 须理解那些支配着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的关系的原理。关于产业革命和相关 的欧洲农业革命之类历史问题，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关心这些问题——包括比形成绝大部分历史材料特征更为简单的特征— —的历史学家，只要有可能，大概都会毫不躇踌地进行系统研究的，只要能 够解释，也都会毫不踌躇地解释其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也许太复杂，不 能作明确的解释，但不应因此就武断地说，历史事件都是不能解释的。可是 不幸，类似上述的情况，人类适应自然根本规律显著变化的情况，在历史上 却较少，而大部分情况发生得都很早，使历史学家研究它们的可靠资料极其 稀少。于是关于 “边境”——在逐步推进的定居边界的意义上说——历史的 系统研究，不仅要研讨新世界和西伯利亚的边境，而且也要研讨中世纪时期 日耳曼人在中欧的定居边境，更早一些，还要研讨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不列 颠的定居边境。很明显，即使有资料，这样的问题也会是极端复杂的，因为 它不但涉及世界史的不同时期，而且也涉及性质根本不同的世界各地区。 一般地说，历史学中的系统研究必须论述的问题是太复杂了，涉及的因 素也太难观察和估量，因而不能详细阐述类似系统地理学中所阐述的一般概 念和原理。确实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多半不是历史学家，设想可能阐述 有关国家兴亡、革命原因，或者某些社会运动发展的科学规律，但他们提出 这些论点的热情，倒要比用以支持它们的证据更值得注意。大部分职业历史 学家都怀疑发展一门系统历史学的可能性，这门学科可以用一般概念来给历 史上重要的现象分类，得出原理来。有的地理学家相当天真地相信，地理学 能弥补历史学中的这种缺陷，至少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因此，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这种悬殊，是因为历史时期变化极其显著的现 象的相互联系，要比地球表面上变化极其显著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复杂得多而 引起的。但这两个领域，作为试图如实地把现象组合起来的科学，其逻辑上 的共性，却并不因此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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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统地理学的性质 系统地理学的最简单的研究方式，是考虑按任何单一地理因素来研讨地 球表面的差异性质。过去这种研究大部分限于自然因素——气候因素、地形、 土壤等等，但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地理学总的说来是研讨人文或文 化特征的，那末系统地理学及区域地理学都必须研究这些特征[参见赫特纳， 126，672；赫特纳的系统地理学理论论述，见 140；152，46～48；161，398～ 404；及 167，281～286；他根据这一点对世界陆地地区作了详细概述，见 363]。今天大部分学者承认，在这方面，系统地理学的发展迄今还是片面的。 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芬奇和特雷瓦撒的 《地理学的要素》可作为对这种对 比的一个极端的例证。他们对自然要素的系统地理学作了几近上百页的精辟 论述，可是与此成为对照，他们对复杂得多的系统文化地理问题所作的论述， 却几乎连十分之一的篇幅也没有 ［322］。这种轻重之别，对目前系统文化地 理学的发展，确实失之过偏，甚至在我国的文献中；不知作者为何竟会对许 多优秀的研究视若无睹，包括芬奇本人的一些研究。此外，许多德国作者在 文化地理方面作了许多系统研究，中以施吕特尔及其学生为著[参见韦贝尔的 讨论，266，201f．；施吕特尔的桥梁研究的范例已经指出过，247；关于系 统人文地理学的详细述评，例见哈辛格写的那一卷，360]。 随着德国和美国对全面区域研究兴趣的增加，而研究中必然要包括文化 特征及自然特征，地理研究就不但苦于在系统文化地理方面无适当的基础， 而且也正如布罗克所指出的，大多数地理学家还苦于在社会研究方面修养的 不足 ［108，252］。如果学者准备进行区域地理方面的全面研究——现在相 当普遍地一致认为，所有地理学家至少都应在这个领域中做一点工作，那末 他在相关社会科学方面，也与在相关自然科学方面一样，须补一点课，这也 是当然之理。但在我们各地理系，情况却很少如此。此外，因为地理学家与 地质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联系通常比社会科学更密切，所以地理学家知 道自己的工作只要接触到自然科学，就会受到彻底的批评。因为同样的理由， 他一直都是随心所欲地想到什么就谈一通什么经济理论或政治臆测，却很少 会，或完全不会，冒什么受人非难的危险。 另一方面，近年把重点从与地质学有密切联系的地貌学转移到人文地理 学上来，这又造成了克雷布斯最近评论过时一种倾向： 许多基本上是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方面的资料，都一古脑儿搬了过 去，未经消化就当作地理研究拿出来 ［91，244］。美国地理学家看来也感到 需要独立研究，来阐释系统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和原理——目前也确乎有一种 普遍的感觉，以为这是当今地理学最迫切的唯一需要。① 因此值得仔细研讨一下地理学中的系统研究与相关系统科学中的研究的 区别。对于那些在地理学边缘工作的人说来，正像施米特所坚决主张的，头 脑里尤其要牢记着这个区别。虽然他们必须熟悉相邻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而 且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予以利用，但他们必须把这些概念和方法用于地理学 的观点所要求的目的上，而这种观点是与相关系统科学的观点迥然不同的 ［7，162ff．]。特别是施米特写出了一部研究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的极 ① 全国研究理事会地球科学研究委员会地理组，给一群范围很广的美国地理学家发了一份调查表，从收到 的答卷里表明了这一点。本文从这些回答里采取了不少意见，并加以利用，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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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透辟而有价值的著作，还有一部对系统经济地理学的详尽研究[7；386]。 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系统地理学的划分与系统科学的划分是一致的， 系统地理学与相应系统科学的每个分支，其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密切关 系。这种关系，用 “相邻科学”一语是表达得不够确切的，因为地理学不是 傍依于系统科学的科学分支，却相当于横截过所有系统科学的一种科学观点 （第四章之一）。因此并没有一条划分系统地理学与系统科学的界线，却有 一种观点上的重要分别，想做地理工作而在别的科学分支中工作的地理学 家，就必须保持这种观点。 某类现象的分布，在地理学中和与这类现象有关的系统科学中，都是有 深刻意义的，其不同则在于：在地理学中，注意点不是集中于这种现象上— —其一个方面就是分布，却是集中于这种分布与世界全部地区差异的关系 上。 这种观点之别可以玉米生产一例来阐明。各国总产量及其对国内、国际 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事，而地理学则否。 （经济学家通 常都愿意把经济学的地理方面的指导丢给经济地理学家，其结果则是地理学 家屡屡尝试去研究基本上属于经济学的问题。这里可能使人混淆。）同样， 玉米产量年变化与雨量年变化的关系，是研究农业的学者非常关心的，在地 理学中则没有直接关系，而内布拉斯加的雨量变化对玉米的影响，却比宾夕 法尼亚同等程度的变化要大，这却是地理学所关心的。地理学关注玉米产量 显著的地区变化，因为这体现了整个地区差异的一部分，其中一方面它与气 候、土壤、相对位置或文化条件的差别之间的关系结合着，另一方面则又与 整个作物牲畜要素复合体、粮仓性质、谷物起重机的有无等等差别之间的关 系结合着。 换言之，玉米生产分布的事实，本身并不是 “地理”事实，即使画在地 图上也是这样。对地理学有深刻意义的，则是关于这些事实究竟要研究点什 么。仅仅描述和分析不同地区所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分布的事实，只 不过编成一部概要而已，却不是一本地理书，对不论是系统地理学还是区域 地理学都如此。对有关这些现象的地区差别的事实，必须按其地区关系来研 究，这就是说按这些现象对地区的意义来研究，而这是由它们与同一地方其 他现象的关系决定的，也是由它们与其他地区中现象的空间联系决定的。 例如，在系统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除非一开始就明确地保持地理学观点， 结果写出来的著作就可能是经济学的地理方面的研究。其理由当然是这两种 研究是以同一个步骤开始的，即证实所研究的某一现象分布的事实。因为这 第一步使学者们的注意集中于现象本身，结果常常使他继续以这种观点写下 去，因而就写成了一部关于这些现象的研究——即一门系统科学方面的研 究。 因为植物学家或经济学家只在他的某些研究里关心现象的位置，而地理 学家则始终都是关心事实的位置的，所以人们常常以为确定 （和解释）事物 在 “何地”，是专属地理学的一种职能，如果不是地理学——就是说作为分 布科学的地理学——的全部职能的话。但我们如果声称，关心其现象分布的 动物学家、地质学家或经济学家必须向地理科学寻求答案的话，那就既狂妄 自大，又违背实际情况了。同样，在这种研究中，研究别的科学的学者可能 利用绘制地图的地理技术，这也不会就把他们变成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或政 治学家可能常常会用历史方法来确定过去事件发生于 “何时”，他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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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因此而变成历史书。同样，所有研究系统科学的学者，都可能运用地 理方法来展示现象的分布——不论是某一类动植物或工厂，却不依赖地理科 学 （参见第三章之四）。 事实上，很久以来地理学家就已习惯于朝着相反的方向，面对某几门系 统科学去寻求关于某几种事实分布的知识。关于矿藏位置和各种不同的地表 岩石，我们依赖地质学；关于土壤的发生，依靠土壤学；关于本地动植物分 布状况，依靠植物学和动物学。赫特纳依据华莱士的学说，认为后一场合相 当于动植物学方面的地理研究，但与动、植物地理研究迥然不同；在动、植 物地理研究中，兴趣集中于地区，只不过从动植物方面来研究罢了。 只有有关系统科学对地理方面很少注意的领域——特别是经济学中，地 理学家才不得不亲自动手做艰难的基本工作，来确定分布。然而，地理学家 一旦把他们的绘图技术引入庄稼和家畜研究中，农业经济学家就把这种工作 搬了过去，作为他们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却是意味深长的。 现象分布研究设想把对象分成类别。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对象是很简单 的，因而分类也就既明白，又能为一切有关科学所接受——例如把栽培作物 分为各种不同的庄稼：玉米、燕麦、小麦，等等。然而，如果涉及的现象不 那么简单，我们注意到，分类就要看选择那些方面作为特定研究中最重要的 东西而定。因此两种涉及研究相同现象的分布的科学，甚至在提出分布的实 际情况上也可能各不相同；虽则这种差别本身可能很小，但在以后的研究阶 段却可能有重大意义。 然而不应忘记，节省力气是科学工作中不言自明的殷切愿望 （desideratum）。凡现象分布实况的分类的证明，已经得到另一门科学详细 阐释的场合，就是认为适合于系统地理学的目的，也不用地理学家以另一种 方式把这件工作重做一番。然而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在考虑诸如地形之类 较为复杂的现象时，却发现另一门科学定下的事实，并不是地理学所需要的 事实；因而地理学的系统研究，第一步就必须重新开始 （第十一章之四）。 科学中提出任何事实都要求解释。因此地理学家常常假设，提出任何现 象的分布实况时，研究这种分布的原因，也是地理学的职能。但每一科学分 支都会提出和利用一些事实，而解释这些事实却是别的某一科学分支的职 能。在这种场合，即在任何现象分布上，对分布实况的解释，是否必然能放 进地理学或系统科学中去呢？ 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讨论科学界限的位置问题，确实不是想为 地理学家规定什么行为规则。我相信，研讨这个问题，对于地理学与系统科 学的整个关系，我们是会达到更明确的理解的。 有一点看来很明白，不论哪一位学者要解释某一现象的分布，主要都须 从表明其因果发展的那些方面来研究这一现象。如果从其他方面来衡量这种 分布，首先也必须推溯其起源，以求作出解释。地理学 （还有历史学）与系 统科学的本质上的差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对现象的组合感兴趣，而后者的兴 趣则在分析某几类现象的过程。过程研究要涉及时间要素，正如克罗伯所强 调的，这却没有使它们变成历史学[116，545f.]；分布要涉及空间要素，这 也没有使其研究变成地理学的一部分。解释某一类现象的世界分布，看来像 是研究这种现象发展过程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因而是一门系统科学的恰当研 究课题。然而在系统地理学中，这相当于一种要素的世界图景，人们是在这 种要素与世界各地区差异性质的功能关系中才关注它的。换言之，虽则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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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必须知道事物在何处，但研究 “何地”却不是地理学的任务，也不是地 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地理学的职责也不是解释 “何地”——即充分解 释一种现象为何发现于它所发现的地方。因此，系统地理学尽可随意撇开基 于现象发生学方面的一般概念，以求详细阐释基于功能上有意义的诸方面的 一般概念。① 虽然我们说，解释现象分布不是地理学家的职责，但同时也很清楚，他 可能关注这样一种解释，以求阐明这种现象与其他地理现象的关系。例如， 在土壤地理学中，阐明某一地区的土壤与其气候、基岩等性质的关系，就须 理解土壤的整个发展；但按照土壤的所有因素和过程来说明土壤的发展，则 是土壤学家的职责。 我们的结论是，研究任何现象的系统地理学，要依靠有关这一现象的系 统科学，来寻求支配着它的分布的原理。然而在不少场合，地理学家却可能 发现该领域的学者对阐述这些原理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大可能叫 他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他也许不得不亲自着手研究。然而，如果他这样做却 不明白他是在转移观点的话，那末他以后就会发觉确已转入了一个他也许并 无充分修养的领域。 上面这段话也许像是针对着个别地理学家的，那末以笔者本人的经验对 此作些说明，也许是恰当的。地理学家早就承认，某些地区钢铁厂的集中， 总是与该区或者另一些地区存在煤铁矿有关，每一本经济地理教科书也总是 想说明这种关系。然而这些说法全都不够充分，理由无疑是，因为研究工业 经济学的学者未能研究钢铁厂分布的问题。对于以钢铁工业密集发展为主要 特点之一的地区，地理学家要想阐明其性质，就必须能够说明这些工厂与其 他地理特征的关系。因此笔者着手阐明支配钢铁工业区位的原理[352]，在这 个基础上，就可以把钢铁工业作为美国系统地理的一部分来研究了[353]。从 第一项研究引起的兴趣，使笔者又继而研究起支配其他工业的区位，以及一 般工业区位的原理来。自此以后，我就明白，只有在研究美国钢铁工业时， 我的注意力才集中于这一工业的地区意义上，作为某些地区独具的特点；对 别的国家，注意点则在于作为一种现象的这一工业，不过其位置的一面是须 加说明的。因此毫不奇怪，这些研究所表现的兴趣，几乎完全是限于经济学 家的。 笔者从个人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普遍适用。研究 “所在位置” （Standorts）问题——确定生产单位区位的原理——不但需要比地理学素养 更多的经济学素养，而且也需要把全部兴趣集中于这个问题上，为了这个问 题本身，而不是为了其结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对其结果感 兴趣的则是地理学家[参看蒂森，160，8]。 另一方面，有人也许会说，不必去管各门科学间问题的逻辑划分，事实 上地理学家已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够透彻了，足以说明他们把它作为地理学 的一部分保留下来是有理由的，就凭着辛苦耕耘，而不问科学中的逻辑分工 [参见克拉夫特，166，7]。无疑地，地理学家对经济活动的区位已经作出了 贡献，但我们还没有充分一贯而有系统地探求这些问题，不能提出以认真而 成功的耕耘作为基础的有效要求。知识界总的说来并不仰赖我们拿出支配这 些现象的原理来。 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在详尽研究所在位置（Standorts）问题理论的导论 中[372]，评述了地理学家在这一领域里的工作，从其中可以得出对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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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可是还要再说一句公平话，地理学家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只是因 为经济学家还没有充分阐述他们工作中所需要的结果。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 对这一领域表现的兴趣很淡薄，当笔者留意及此时，他们却几乎连韦伯的著 作[396]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帕兰德已经指出此书不切实际了。 因此，经济学家目前正在注意这个问题，地理学家将会欢迎。可是在这 个方面，地理学也并非只有领受，因为我们虽可同意，这个问题逻辑上属于 经济学观点，但确实也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地理问题，需要从地理学观点上来 理解；对这一点，地理学是能够继续贡献有益的资料和有力的批评的。 关于地理学依赖系统科学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特别再作一两点重要的 提示，指出地理学可以对解释经济特征的分布作出贡献，也许是适时的。 要阐明现象的分布，第一步当然是描述这种分布。已经有了一点地理学 观点的系统科学研究者会懂得，能够把地球表面上事物的位置描述得使人可 以理解的唯一语言，就是地图；而要作出可靠的阐释，还须把地图画得比我 们州那么大小的单元的统计图更详细一点。虽然这一主张在地理学和地质学 上是自明之理，而且现在在农业经济学上也是完全得到承认的，但在经济学 的另一些分支中却常常被忽略。当经济学家简单地按宾夕法尼亚、俄亥俄、 印第安那和伊利诺斯诸州的发展程度，来阐述美国钢铁工业的区位时，毫不 奇怪，他们对位置原理的可能性，竟得出了一个失败主义的结论。即使我们 各县人口数比各州人口数要不完全一点，但也必须用这些数字对宾夕法尼亚 东南部及马里兰地区、匹兹堡—扬斯敦区域、伊利湖港口和卡鲁梅特区钢铁 工业的发展取得接近精确的度量[353]。同样，对于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工业 发展的悬殊，人们也要直到看了描绘在一张详图上的实况，观察到独特工业 城市的集中，不应按威斯康星对明尼苏达，而应按接近密执安湖西岸这方面 来考虑，才有希望作出解释。 对于未曾受过地理学培养的学者说来，即使是一张表示某一经济特征分 布的详图，似乎也只是在比较区位上提出一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就是说， 他容易几乎完全从纯几何考虑相对位置的观点来思考，而忽视了地区的其他 可变因素。于是在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考虑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的分布时， 长期以来都受着杜能围绕城市中心不同产量同心圆带的简单图画所支配 （我 们可以指出，此图是由一位生活于相对均一的德国北部平原的作者画出来 的）[关于这个理论的大要，可参看乔纳森，313（1925），284～286]。这种 分析不论在早期可能怎样正确，但其正确性却大半已被现代商业设备破坏 了，这些设备使相对区位在决定土地利用方面成为次要。几年以前，O.E.贝 克指出，除了种蔬菜出售的菜园和牛奶场之类众所周知的例外，不同类型农 业生产的位置，取决于气候、地形、土壤和排水的成分要比相对区位更明显； 笔者在欧洲农业中，已详尽地论证了这一事实[324]。另一方面，这也并不意 味着相对区位因素在这种问题中就完全可以忽略，在农业地理研究中，就常 有这种情况 （最近韦贝尔按照杜能法则第一次被表述以来情况的急剧变化， 详细地研讨了这法则[395，47～78]）。 讨论地理学观点对阐述现象分布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似有这样的含意： 不管按分类逻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地理学家的素养是最能胜任的了。地 理学家必须先来研究一下帕兰德杰出的论文中论述过的这些特别问题——特 别是讨论交通运输问题所必需的大量经济细节，才能接受这个结论；他们应 当遵守加弗及其同事们在研究美国工业位置时所发挥的经济分析技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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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的研究正是上文所提到的缺少地图观念的实例[347]；最后他们还应考 虑那些受过地理教育的经济学家的研究，例如胡佛对制鞋工业的研究[364]。 我们所指出的一切，正是说经济学之类科学领域的地理一面的研究，是 需要一点地理观点的。经济学的历史问题需要一点历史观点，这是无须强调 的，因为所有经济学家无疑都曾以某种方式受过一点历史教育；但在地理方 面受过教育的人，相对说来就不多。施米特说，每一门科学 “只要是留意其 对象在地球上的地区分布，到头来都必然要用到地理方法；它必须阐述其对 象在与地区的关系上的差别，因而必须利用地理比较的思想方法，作为获得 本领域内的一般概念，和洞察其本科学的科学对象性质的重要手段。这样， 经济学的每个研究工作者，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是地理学家 （在他必须使 用地理方法这一意义上）；他愈早下决心这样做，愈早懂得这一点，对他和 他的研究也就愈好[7，4]。 简言之，我们的结论是：无论从科学分类的逻辑方面来说，还是从学者 的专业修养——在技术及文献知识——方面来说，经济现象分布原理问题， 最好由基本上是经济学家的学者来研究，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须是地理学 家。 可能需要再补充一句以免误解：这里的讨论从头到尾——诚然，也是本 文从头到尾， “地理学家”一词应作为“地理学研究者”的略语来理解。无 论谁人都可以同时既是地理学家又是经济学家，凡是他感兴趣的，相信自己 力能胜任的，也就都可以研究。毫无疑问，个别地理学家已经对相关领域的 工作作出重要的思想贡献，并且可以继续作出贡献。诚然，不同科学领域之 间这种个人的交互联系，不应看作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还正如彭克为自己 辩护时所坚持的，毋宁说还是非常可取的[147，124f.，134]。如果这在科学 方面笼统地说来是不错的话，那末对地理学说来，就尤其是不错的了。 “如 果学者老是把自己局限于一门科学，这边缘地带就会荒芜。”地理学不但在 边缘地带与别的科学有联系，而且在科学领域的每一部分，都是与各门系统 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因此，正如彭克后来在讨论同一问题时所写的， “科 学疆界并非不可逾越的高墙”，这真是一件幸运的事；也许还可以请他把这 个比拟略加修改： “人们只要持有必需的护照，就可以跨过这道国境，这护 照，就我们这里说来，也就是能力。”彭克教授本人在某些国际边境的经验， 也许会说服他赞同这一点：在科学的边界线上不应有边防兵，每一学者都要 当他自己的护照鉴定人，他进入哪个领域，就要把这护照提交给那些有资格 裁判的人员作最后的裁决。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会同意， “奋力穿越地理 学边境的人，必须能够用几只马鞍来骑马”[90，Ⅱ，36]。此外，正如彭克 在别处所指出的，学者应当感到自己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胜任，同时也要求 他随时都自知是在什么领域里工作。为了使地理学可以明确地保持自己的基 本观点，杂交就应当承认是杂交，而不是拿来作为我们自己领域的扩大部分。 在十分相同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同样地处理地貌学与地理学的关系 这个难题而不求其解决。这个问题争论已久，特别是在英语国家。早在1908 年，奇泽姆赞同盖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研究地形如果以起源为依据，就 会成为地质学，自此以来，许多学者也附和这一观点。然而同时，如果不是 英国，美国在这一领域里的大量工作都是由地理学家来搞的，当然，这特别 是由于戴维斯的工作与影响带来的结果[参看D．W．约翰逊，103]。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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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奠定的路线，特别为彭克及其学生所奉行，使地貌学十分明确地成 为地理学的一部分，很少有人怀疑会永远包括着它。 （在荷兰则不同，地理 学家显然把这一领域里的地理学和地质学分得更清楚[92，294]。）从知识总 体，从认识论 （Erkenntnistheoretiker）的观点来考察地理学，克拉夫特作 结论说：包括地形起源的地貌学研究，破坏了这一领域的逻辑统一性，但由 于历史演变的结果，这一领域实际上却包括在地理学之中——至少在德国是 如此[166，7]。因此他说，把它包括进来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但可以补充 一句：只要地貌学家继续也当地理学家就是了。换言之，德国地理学家由于 所受的教育，同时也是地貌学家，因此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内部的分工，也 就包括这个特殊领域。 这个以历史为依据而不是以这一领域的逻辑为依据的结论，是否同样适 用于我国，作者不想作什么判断。然而地貌学与地理学的密切联系，不但给 地理学带来了无可置疑的有利之处，同时也带来某些不利之处，指出这一点 是重要的。如果地貌学主要是关注地形的，把它看作其本身应加研究的对象， 正如植物学家关注植物一样，那末，正像米丘特所指出的，这样的观点就是 系统科学的观点，与地理学是方志科学的观点就有矛盾了[189，26]。许多地 理学家所受到的教育主要还是地貌学，正像彭克本人说的，他们要前后一贯 地保持地理学观点，就有些困难[90，Ⅰ，38f.]，更不必说他们中不少人给 地理方法论思想引进的混乱，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矛盾的一般结果。前面也 曾提到一个更具体的结果 （第十一章之四）。把地形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 必然会导致把地形当作系统科学的对象来分类，而不是作为地形的地区性质 ——正如米丘特所说， “世界各种地形区的性质——来分类。虽然地理学家 感觉到，只要把地貌学看作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可以不受约束地给气 候、自然植被或者农场类型进行分类，而不取决于相应的系统科学分类，但 他们要作出适合方志学描述的不同地形分类，却被束缚住手脚。确实，有许 多场合，各种地形类型是适合的，但要使其在所有场合都可用，就会引起比 ① 方说地区术语的矛盾，把白山山脉 描写成 “一片残丘聚集体”。 关于地貌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不论可能得出什么结论，都必须指出，如 果说历史发展的实际使地貌学成了地理学领域的一部分，正如克拉夫特对德 国科学所持的意见那样，那末这结论也还不能持为论据，借以把逻辑上相似 的问题归入地理学中过去尚未立定脚跟的另外部分里。于是毛尔及后来的伊 斯特都主张，国家地区的演变过程也正像地形演变一样，本来就是地理学中 研究的问题，这样的主张也只有在确实能证明这种对政治史的地理一面的研 究，实际上主要是由地理学家而不是由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发展起来的时候 才能成立[157；199，270；参见216，956f.]。 我们检查了系统地理学与系统科学的关系，现在可以作个小结了。理论 上，系统地理学从别的科学或者一般统计原始资料取得关于某一现象分布的 必要资料；它以适合于地理目的的方式——即按其对区域性质有重大意义的 特点，给这一现象的各种形式加以分类，不论这种分类是否能从另外的科学 中得到。此外，理论上它从系统科学得到对这一现象的分布，亦即发生学的 解释。不论这是地形、森林、作物、钢铁厂或者政治国家，其发展原理和分 布原因本身，都是与系统领域所关注的问题相一致的。地理学就从这些事实 ① 白山为美国东北部山地，阿帕拉契亚山脉向北延伸的部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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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理出发——当然总是假设有关系统科学早已提供了——作为坦率地借用 的资料。 我们对前面的问题论述较详，这是因为特别在系统地理学里，学者可能 会丧失地理观点意识，以致可能像莱曼所说的，考虑作为系统科学对象的现 象时畸轻畸重，于是描绘了一幅不真实的图景[113，237f.]，或者可能滑出 地理学，完全进入别的领域去。是否只要划出边界线，就能防止发生这样的 事呢？不论这条边界线多么明确，但能不能办到还是可疑的。读者可能早已 在反对了，说我们没有在系统地理学与系统科学之间划出明确界线。我们没 有作过这样的尝试；如果我们记得，这里所涉及的关系并不是相邻领域的边 境地带，却是位于不同平面上领域的交叉，那末也就不需要这样的界线。区 别就在于观点：系统科学的观点集中于特定现象，并按分布来研究它们；系 统地理学的观点则集中于这种分布在形成地区差异上所起的作用。在许多研 究中，地理学家可能感到必须离开共同的交叉线，在相关系统科学的平面上 作一番远足。如果他脑子里有明确的地理观点，他就不需要什么界石来提醒 他，他是在自己的领域以外远足了，他只要得到必要的资料或结论，就立即 会回到地理学的平面上来的 （见前面图1）。 要在系统地理学中坚持地理学观点，学者就要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工作 摆到作为方志科学的地理学领域去。大多数著作家都同意，区域地理学中极 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观点。因此许多人赞同彭克，以为每个地理学家不论对这 一领域的专门系统分支兴趣如何，都应做点区域研究[129，639]。在任何场 合，正如莱曼坚决主张的，在系统地理学方面无论做什么研究，时时刻刻留 意到这种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181，49]。如果从这个观点来 看待系统研究，那末地理学家的兴趣不在于现象本身，不在于起源及过程， 而在于现象与其他地理特征 （即在地区差异上有重大意义的特征）的关系， 这一点立即就变得很明白了。 乍一想来，也许会以为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是导致取消全部系统 地理学工作，也会取消其大部分工作的。相反，这些结论正好把地理学领域 这一部分解放出来，以发挥其重要作用——对现象特定种类的差异与整个地 区差异的关系提供系统研究。世界各个地区，从形形色色特征的相互联系复 合体方面说是互不相同的，而每一特征在不同地区也纷然互异。要完满地阐 明一个地区，到了某一等级的规模，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把它分割为由特定 范畴现象形成的组成部分。米丘特说，我们必须研究地区的植被性质、地貌 性质和各种主要文化特征所赋予它的性质等等[189，17～33]。此外，把这种 已完成的各项研究加以比较，并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世界的地区差异；还要 知道这些地区在自然植被、地形或每一不同文化特征方面考虑起来，彼此如 何相互联系着，又如何相互不同。米丘特把这种比较研究称为 “比较植物地 理学”、 “比较地貌地理学”等等。与此相似，赫特纳给他的几卷系统地理 研究冠以 “比较地理学”（Vergleichunde Lnderkunde），虽然我们已经 说过，不幸引起了误解 （第二章之四），但也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不恰当。 自然地理学家芬内曼最先给美国地理学提出方志学的概念，而在系统地理学 中，在他对美国区域自然地理的精深研究中，他竟论证了这种观点，这也是 意味深长的。 然而正是那些因受区域地理学兴趣的驱使而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才极 其清楚地指出系统地理学应做的工作。他们认识到，任何具体特征与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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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特性的关系，特别要从它与这一总特性中其他因素的关系方面来衡量，他 们已经看出，各个要素的绝对度量，比起诸要素彼此关系上的相对度量，亦 即比率来，价值总要小些。 人们作过不少努力，使系统地理学研究在性质上更富有地理特色，这方 面所取得的最大进展之一，就是绘制比率图等值法的发展。以恩格尔布雷希 特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我国，惠林顿·琼斯[283]发展、并有力地提出了这 一方法，如今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为研究中国各地农业的差别，可以把特雷瓦撒最近发表的作物 比率图[392]的用处与表示绝对值的密点地图作一比较，我们先前是不得不依 靠这种密点地图的。这个方法是可以发展的，使其同时表示关于同一现象的 两种有意义的比率，笔者的美国制酪业地区等值图正说明了这一点[325；由 于此图复制时比例过小，表现得很不充分]。这项研究（是琼斯那幅小区地图 的延展和扩大）实际上描绘了由于制酪场发展程度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利用 地区性差别，但制酪场发展程度，只能间接从普通表示奶牛及乳产品分布的 牲口数统计图中来推断，在不少地区，推断还是错误的。在上章所讨论的两 种世界农村地区划分系统中，确定农业类型和给 “农业区”定界，都要依靠 绘制大量等值图 （未发表）来表示各种作物对全部作物、庄稼地对全部土地、 畜牧单位对庄稼地等等比率上的地区差异。 系统地理学上的比率法不限于农业地理研究。除了实际上只直接表示高 度的普通 “地形图”，许多欧洲地理学家和我国的盖伊—哈罗德·史密斯还 曾仿照帕奇绘制了“相对地形”图[特别请参看詹姆斯的概述，294，克雷西 的最新范例，338]。 在 “社会学地理学”方面，尼芬已运用了绘制房屋样 式图的方法，笔者也曾用以表示美国人口在人种构成上的地区差别[359]。 即使在分布性质不能作等值图的地方，正如在论述城市特点中那样，可 以运用比率而不是绝对数值的度量原则，来表示城市的差异性——即除了面 积大小以外的那种性质，而面积大小在城市比较中，在按城市发展作区域比 较中是极有意义的。笔者对北美制造业地带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图中城市 的制造职能是按其与全部职能的关系来衡量，而不是按绝对值来衡量的 [326]。 最近约翰·赖特以 《关于分布的若干度量法》的标题，给系统地理学工 作提出一种复杂得多的技术工具[293]。它包括相当复杂的数学公式，地理学 家不论赞成还是反对使用它，都不应怀有偏见。赖特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小例 子，使我们想到这里可能有一种价值重大的新技术，能使系统地理学作出对 区域地理学有用的结论，而且比现在可以得到的结论远为精确。他提出的实 例虽然透露出这种可能性，但至少在笔者看来，它们似乎还不足以证明他的 技术效用。因此希望有人会有兴趣应用这一技术于某一实际问题，看看它能 产生什么效果。 地理学中的系统研究，最简单的形式是以单一要素为限。然而在前面我 们已经指出地理学中的 “要素复合体”——即形形色色要素盘根错节的联结 而不问其种类——概念的重要性。如果在不同地区一再发现近于相同的要素 复合体，而且其分布在地理上是有意义的，那末也就可以系统地加以研究— —在全世界或者任何大区。这种研究与系统地理学各分支相互联系着，可以 把它视为从单一要素研究走向区域地理中某一地区总复合体研究的踏脚石。 单一要素复合体可能意味着诸要素在某一点上的相互联系——例如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