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即1936年5月的一个夜晚，一艘名叫“联盟”号的法国帆船航行在南海海域。这艘新的三桅帆船准备开往菲律宾装运椰干。“正前方，有一个岛！”在吊架上望的水手突然一声呼叫，顿时惊动了船上的所有船员。船长苏纳斯马上来到驾驶台，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小岛。他感到纳闷，航船的航向是正确的，这里离海岸还有250海里，过去经过这里时未见过这个小岛，难道它是从海底突然冒出来的吗？可是岛上密密的树影，又不像是刚冒出海面的火山岛。船长命令舵手右转90°，吩咐水手立即收帆。就这样，“联盟”号缓缓绕过了一座神秘的小岛。这时，船员们都伏在右舷的栏杆上，注视着前方。朦胧的夜色映衬着小岛上摇曳的树枝，眼前出现的事，真如梦境一般。此时，船上航海部门的人员赶紧查阅海图，进行计算，确定船的航向准确无误，罗经、测速仪也工作正常。再查看《航海须知》，可那上面根本就没有这片海域有小岛的记载，而且，每年都有几百、上千条船经过这里，它们之中谁也没有发现过这个岛屿。忽然，前面的岛屿不见了，可过了一会儿，它却又在船的另一侧出现了！
船长和他的船员们紧张地观察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如同黑色幕布般的阴影。突然一声巨响，全船剧烈地摇晃起来。紧接着，船体肋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桅桁和缆绳相扭结着，发出阵阵的断裂声。一棵树哗啦一声倒在了船首，另一棵树倒在了前桅旁边，树叶飒飒作响，甲板上到处是泥土，断裂的树枝、树皮和树脂的气味与海风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使人感到似乎大海上冒出了一片森林。船长本能地命令右转舵，但船头却突然一下子翘了起来，船也一动不动了。船员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显然，船是搁浅了。天终于亮了，船员们终于看清大海上确实有两个神秘的小岛，“联盟”号在其中的一个小岛上搁浅了，而另一个小岛约有150米长，它是一块笔直地直插海底的礁石。好在船的损伤并不严重。船长吩咐放两条舢板下水，从尾部拉船脱浅。船员们在舢板上努力划桨，一些人下到小岛使劲推船，奋战了两个多小时，“联盟”号终于脱险。
“联盟”号缓缓地驶离小岛。两个小岛渐渐地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这一场意想不到的险恶遭遇，使全船的人都胆颤心惊。精疲力竭的船员们默默地琢磨着这一难解之谜。“联盟”号刚一抵达菲律宾，船长苏纳斯就向有关方面报告了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奇遇。当地水道测量局等有关单位的人员听后说，在这片海域从来也没有发现过岛屿。其他船上的水手们也以怀疑的态度听着“联盟”号船员的叙述。显然，大家都认为这是“联盟”号船员的集体幻觉。船长苏纳斯不想与他们争辩。他决定在返回时再去寻找这两个小岛，记下它们的准确位置。开船后两天，理应见到那两个小岛了，他却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们在无边的大海上整整转了6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两个小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苏纳斯虽有解开这个谜的愿望，但他不能耽搁太久，也不能改变航向，只好十分遗憾地驶离了这片海区。
在19世纪30年代，有艘轮船在地中海西西里岛南面海域航行，海员们看到前面一大片海水在沸腾，波涛汹涌，雷声隆隆，突然升起一个高20多米、宽700多米的水柱，不久又升起水蒸气烟柱，冲向500多米的高空。到了晚上，远远看去，烟柱里红光闪闪，火焰翻滚，把海面也照亮了。一周后，海员们又路过这里，看到海面上漂浮着大量浮石和死鱼，前面新添一座8米高的小岛，蒸气烟柱还在喷发呢。当时，人们就叫这个岛为格雷汉姆岛。又过了一周，当地质学家霍夫曼来到岛屿附近考察时，发现它已高出水面20多米了。再过了10天，这个小岛又长高啦，它已高出海面60米，岛的周围长1.8千米。奇怪的是，这个海岛在4个月后却消失不见了。后来，它又几经沧桑，曾多次出现和消失，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950年，可是不久，它又消失了。
因为格雷汉姆岛忽隐忽现，出没无常，所以人们又叫它“幽灵岛”。这种海上的“幽灵岛”在爱琴海的桑托林群岛、冰岛、阿留申群岛、汤加海沟附近海域曾多次出现过，这些都是海底火山玩的“魔法”。
14.小岛上的三个谜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位于利比亚和西西里岛之间，它距两地不足100公里。
在马耳他岛上有3个神秘的谜。
第一个谜是有关地面上的一些奇特轨迹。这些轨迹看起来像是某种轨道，当地土著人称之为大车印。表面上看，这些轨迹也似乎是车辙。有人认为这些轨迹是实际使用的车轨，可能在某个时候湮没在地面之下，以后又逐渐露出地面。
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轨迹显示出明显不同的辙宽。又有人认为这些轨迹只是大车辙，譬如说某种双轴大车在地上压出的槽，这也肯定不对。众所周知，双轴车有4个轮子，在转弯时，后面一对轮子划出的曲线要比前面一对的小一些。因此，如果是双轴大车，必须找到与前面轮子辙印不同的后轮辙印，但事实上没有。还有人认为是单轴车，这一猜想同样不着边际，理由是各不相等的辙宽，这些单轴车得有活动的轴才行。
不久前又有人提出一种观点：在轨迹的凹槽中推动的是单只轮子。这一想法也不对。因为轨迹凹槽深度为72厘米，这意味着当轮子在槽沟里转动时，从轴心到底部的深度至少为70厘米左右；但这样大小的轮子无法沿着轨迹向前转动，因为轨迹有些地方转弯很大，轮子在槽沟中根本转不过去。也有人提出其他想法。他们认为，这些轨迹也许是某种动物，譬如牛，将树枝绑在背上拖曳而成。这些树枝下面有分叉，在分叉的枝干上放置沉重的货物，譬如神庙中的巨型石雕。
然而这种理论也不大可能。马耳他岛的地面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如果某种动物的确曾经年复一年地拖着分叉的树枝走过而在地面上留下印记，那么，首先我们应看到这种动物踏出的小路，其次我们还必须假定多年以来树杈具有相同的宽度。这些困难使得这种理论不大可能成立。马耳他岛上的这些轨迹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即使在水深42米的地方，潜水员还能看到。
人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留下过车辙，月球车也曾在月亮表面四处行走；马耳他岛地面为风化的石灰岩，它在潮湿的时候非常松软，也许就在这期间某种不明飞行物曾经以某种方式接触过马耳他岛的地面？
马耳他岛的第二个谜在被称为太阳神庙的蒙娜亚德拉神庙里，它比海平面高出48米，整体轮廓看起来如同一片三叶苜蓿的叶子，宽约70米。一个名叫保罗。麦克列夫的马耳他绘图员曾经仔细地测量过这座神庙，并由此得出了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结论：在夏至的日出时分，太阳光擦着神庙出口处右边的独石柱射进后面椭圆形的房间里，正好在房间左侧的一块独石柱上形成一道细长的竖直光柱。这道光柱的位置随着年代的不同而改变，在公元前3700年，光柱偏离了这块独石柱而射向它后面一块石头的边缘；而在公元前1万年，这道光柱如同一束激光一样笔直射向后面更远一些的祭坛石的中心。
在1993年12月21日的冬至，上述情况又出现了。不过这次出现在相对的一侧，同时房间右侧后部设有祭坛石。在日出时分，太阳发出的第一道光线笔直地在出口处的两块独石柱之间穿过，射进神庙的房间里，光线穿越门拱并照亮了房间中部巨大的祭坛石。神庙中出现的这种准确的投影现象绝非偶然，事实上整个神庙建筑布局上的精确性已经排除了任何偶然性。这样，在冬至和夏至，分别在右边和左边的相应的独石柱上形成了一道光柱，这两根独石柱可称为日历柱。它们宽度不等，右边一块宽1.03米，左边一块宽1.20米。右边的独石柱上出现的是冬至的太阳光柱，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我们的世纪里太阳光柱的位置，它没有射向后面石块的边缘。这样的建筑布局，也恰好为公元前3700年和公元前1万年的太阳光柱留下了足够的位置。太阳光柱在整个石块上扫过一遍大约需要25800年的时间。正是根据石块的宽度，我们算出了这一情况开始的时间：公元前10205年。更早的年代里太阳光柱射向另一侧的日历柱，由此建造神庙的人也完成了一个简明的日历。左边的日历柱比右边的一根窄13厘米，正好是两束太阳光柱的宽度，后者宽约6.1厘米。假如日历柱再宽一点，太阳光柱将无法精确地射向位于后部的祭坛石的中心。必须注意的是，现在太阳光柱没有射向祭坛石，它被左边较小的一根独石柱挡住了。而在公元前3700年，太阳光柱也没有落在祭坛石的中心，其位置相差6.1厘米。迄今为止，太阳光柱射向祭坛石中心只出现过一次，即公元前10205年的那次。从左侧与右侧独石柱的不同宽度，我们可以推算出太阳神庙的建成日期。公元前10205年的冬至，太阳光柱正好扫上右侧独石柱的边缘；同年夏至，太阳光柱落在左侧独石柱后面的祭坛石中心。
这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神庙是公元前10205年建成的，离现在已经整整1.2万年了。根据马耳他岛上太阳神庙中相当精确的太阳钟，我们可以推测出其建造者的许多情况。他们并非完全未开化的原始愚昧的生命，至少他们具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精确的历法。此外，我们还得以确定他们生活的年代，这都是作为后人的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马耳他岛上的第三个谜团暗藏在位于南部的首府瓦莱塔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路上。1902年就是在这儿发生过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当年，有人建房时在地下发现了一处洞穴，现在人们将这一地下建筑称为“Hypogum”，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Hypo”意思是“在上面”或者“在下面”，而“Gaia”则指“土地”，合起来为“在地下”。
整座地下建筑由许多上下交错重叠的多层房间所组成。里面有一些进出洞口和奇妙的小房间，旁边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壁龛。中央大厅里耸立着直接由巨大石料凿成的大圆柱与小支柱，支撑着中央大厅的半圆形屋顶。整个建筑采用了粗大的石料，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建成，线条清晰，棱角分明，甚至那些粗大的石梁也不例外。没有用石块镶嵌补漏的地方，更没有用多块小石块拼装之处。无缝的石板地面上耸立着巨大的独石柱，壁龛与支柱都直接雕在这些石柱上———都是些非常精密、坚固的大石料。整个地下建筑共3层，最深处离地面12米。建筑者持石锤工作，因为在马耳他岛上根本没有黑曜石（即火石）。这座地下建筑的设计者是谁？在石器时代，他们周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建筑了这座巨大的地下建筑？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15.古墓石阶闻泉水声当你拾级而上时，会伴有水声叮咚，这一怪事发生在位于河北省磁县境内的“天子冢”台阶上。为此，引起了中外专家的兴趣，但多方考证而无答案。
“天子冢”属国家级历史重点保护文物。据历史学家推测，为东魏孝静皇帝之墓，封土高25.3米，周长750米，整个陵区占地20余亩，为古代宏伟的陵寝之一。孝静帝名元善见，清河文宣王元颤（去页）之子，东魏天齐元年（534年）即位，建都邺城，史称东魏王朝。天宝元年（550年）高洋称帝，建立北齐，封元善见为中山王。天宝二年（551年）殂，时年28岁，奉谥为“孝静皇帝”，葬于此。
走近“天子冢”，只见坟墓如一座大土包，上有若干小庙，高高耸立在田野之间。所谓“响水石阶”，其实只是陵墓北坡一条通往坟包顶端的青砖台阶，约10多米长。为了验证响水之声，当地一位守陵人让人站在台阶下端，自己信步拾级而上，果然人未到台阶中端，“叮咚”之声已然响起，若泉水之声，走的台阶愈高，水声愈大，清晰可闻。这时，一位游客拿来了一挂在售票处购买的鞭炮，放到台阶之上点燃，刹那间，鞭炮声响起，水滴之声更加清脆悦耳，回旋在半空中，有时甚至盖过鞭炮声，远处也可以清晰听见。
据守陵人介绍，这条台阶已经修了多年了，他们在陵墓旁边的小屋守陵时，无意中听到游客上台阶的脚步声伴着水声才发现的。至于这种水声是怎么产生的，自发现以来，已有多位专家到此考证，均无明确答案，但这“响水阶”的名称却一直叫了下来，并引来了众多游客。
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座建于一千多年前的坟墓，之所以产生这种滴水之声，极有可能与坟墓的建筑构造有关。因为古代建筑坟墓，多是用糯米汤浇注的土层进行夯筑，一层层夯起来，状似“乐阶”，故有此声。但这种说法并未解释到位，因为它仍没有说清为何有响水声。
1.人类起源并非仅限于非洲“走出非洲”的人类起源理论认为，在15万年前，人类开始由非洲向世界其他各洲迁移，并在同一时间由穴居人类演变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类。
但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澳大利亚发掘出了据信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现代人DNA的化石，在对上述DNA化石进行研究分析后却发现，现代人类开始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时间较之根据“走出非洲”理论推断出的现代人移居澳大利亚的时间要早得多。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几位科学家指出，此前有关人类起源于非洲并由此向其他各洲迁移的理论令人怀疑，甚至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1969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超过175块骨头碎片，重新组合后，他们构成了一位年轻的成年女性的框架，后被称作芒谷女人。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显示她死于24500年到26500年以前。
5年后，在距发现芒谷女人500米远的地方，发现了埋葬另一个古人的地方。现为墨尔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的吉姆。包勒发现了从沙漠中伸出的骨头的一角。后来证明那骨头是大约60000年前的一个人的头骨的顶部。几乎从他出土的那一刻起，芒谷男人就挑战了科学信仰，对上述化石DNA的研究显示，这具遗骸的生理特征与现代人类并无二致，这使得人类学家产生了分歧。澳大利亚土著人在这一地带游牧了几千年，那是沿着芒谷湖西边延伸30公里的古老的沙和泥土构成的地带。当这个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西北的维兰德拉湖在一万年前干枯时，曾住在湖边的人的骨头和遗迹被沙漠吞噬。但33年前，风使得这段历史显露出来。
美国的人类学家阿兰。曼恩表示，上述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令人震惊。他认为这一发现具有非凡的意义，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与此同时，这一发现还表明，随着人们对人类起源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将发现有关人类起源的真正时间和背景正在变得愈发复杂。
而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学系副教授章典在西藏发现两万年前多个人类化石手印与脚印，证实西藏在冰河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这比以往所认定的最早的西藏人类遗迹还早了16000多年。章典副教授在1986年到西藏高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行程中，在离西藏拉萨市85公里外的一个温泉旁边山坡上，发现了19个手印和脚印，以及一个火坑的遗迹。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发现的重要性。1995年他重返旧地，发现当年发现的手脚印仍然原封不动，于是他带回一些样本，以便鉴定这些手脚印的年代。在1999年和2000年香港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副教授李盛华使用光学分析方法，一再验证，证实章典带回来的手脚印有两万年的历史。章典把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在2002年《美国地球物理学研究通讯》上发表。《自然》杂志也作了报道。
以往的理论是西藏高原在18000年至24000年以前就被冰川覆盖，不可能有人类居住，西藏最早有人类的时间在1977年被定在4690年前。章典的发现却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
另外，在2002年举行的“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考古学专家提出了出人意料的最新看法，他们利用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特征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的专家介绍，他们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地区古墓群中古人类DNA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现代人的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DNA特征的比较。结果发现，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临淄人又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这一研究的原理是，线粒体DNA具有母系遗传的特征，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多态性最高的区域样本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此外，由于人与动物在种类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人与动物的比较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
以往对中华民族的起源、进化及形成虽在很多方面做了研究，但绝大部分论据都是通过比较现代人之间的遗传特性获得的，而直接探索人类及动物过去的遗传特性，是科学界长久以来热切关注和急于解决的难题。至于这个结果的成因，是人类的迁徙和通婚、基因的突变，抑或是其他原因，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专家指出，分子考古学的这一研究成果，将对于考证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变迁、人文考古学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以上种种看法表明，对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权威性的理论还存在着不同的分歧，要完全搞清楚人类起源的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2.埃及艳后和她的水下王国公元4世纪，30米高的巨浪和强烈的地震，使埃及艳后最后的住所，位于亚历山大港拐弯处的一座“L”形的小岛安提罗得岛葬身海底。就是在这里，在7米深的水下，沉睡着古代最著名和最宏伟的城市之一———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沉睡着克里奥巴特拉传奇般的迷人的宫殿。这座王宫亲眼目睹了众多传说中的“尼罗女王”和她那些著名情人之间发生的充满着勾心斗角与诱惑的浪漫史。
1600年来，亚历山大城和宫殿被封闭在一座充满着浑浊泥水的坟墓里，厚厚的一层沉积物将它掩盖，水藻为它披上伪装，使它变得难以辨认。
海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和他的由潜水员和考古学家组成的探险队被古代作家们的描述所吸引，决定使传说中的宫殿重见天日。结果，一条又一条的街区，一座又一座的雕像，慢慢地从20英尺深的地中海海底显露出来。此次的海底探险成果是极其惊人的，特别是在雕像方面，收获甚丰，这些雕像生动地记录了历史上传奇人物的丰姿。他们的发现包括：———古埃及主掌生育和繁殖的女神———伊希斯的雕像。有关她的雕像，世上流传的极少，因此这座手持宝瓶的雕像显得尤为珍贵。———两座狮神人面像，其中一座是克里奥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一个巨大的黑花岗岩头像，据推断，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座比真人还高的白色大理石全身像———神化了的托勒密皇帝。———城市码头的木质遗迹，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一艘属于Antirhodos私人海港的沉船，克娄巴特拉的府邸，就坐落在海港所在的岛上。
碳14鉴定法表明，沉船的时间在公元前90年至公元130年。船身外部的裂洞显示，灾难的发生是另一只船撞击的结果。虽然戈迪奥的发现是富有成效的，为这座海底沉城提供了第一幅可视地图，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发现只是冰山的一角，毕竟，亚历山大城的雄伟并非几座雕像，几条街道所能涵盖的。
亚历山大城始建于公元前332年，作为世界文化的中心，繁荣昌盛了近两个多世纪，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曾一度多达50万册。但在公元前100年，托勒密王朝（王朝建立人———托勒密，知名的编年史家，也是亚历山大帝的副将，在大帝死后奉命在埃及摄政）已不能抵御贪婪的罗马人的骚扰，克里奥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不得不向罗马帝国缴纳贡品，以求疆土的完整。随着克里奥巴特拉传奇般迷人的宫殿浮出水面，人们又开始咀嚼起埃及艳后那诱惑的浪漫史到了埃及艳后时代，克里奥巴特拉———这位绝世美人与数位罗马的统治者有染，企望能守住曾繁荣一时的帝国，但最终她的努力与她自己，只成为了历史神话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电影票房的追逐对象。克里奥巴特拉的第一位罗马情人是朱利叶斯。恺撒，这位罗马统治者帮助她铲除了王位的强劲争夺者———她的兄弟，托勒密十三世。在恺撒被暗杀后，这位埃及女王又被庇护在迈克。安东尼的丰翼下，最终又引诱安东尼追随她来到亚历山大城，在城市东海岸的皇家宫邸中，共筑爱巢。寻找海底文明：埃及千年古城发现实录安东尼出于对克里奥巴特拉疯狂的爱与忠贞，决心为情人建造一个强大的帝国，而这最终惹恼了他的同胞———罗马人。
公元前30年，安东尼的老对手奥古斯都，终于伺机发起了进攻。海战中，安东尼和克里奥巴特拉分别乘船去视察他们的舰队，但在Actium一役中，安东尼被击败，克里奥巴特拉亲眼看着她的舰队溃不成军，黯然返回家中。安东尼在听信克娄巴特拉已自杀的谣言后，便自杀身亡。随后，克里奥巴特拉害怕被俘到罗马游街，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至今尚无人能证明，她确实如传说中所说，是用一种叫角奎的毒蛇来自杀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亚历山大城依旧是埃及的首府，但受罗马帝国的统治。随着克里奥巴特拉的死去，埃及作为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历史，也成了昨日黄花。早在80年代，戈迪奥就预感到，他所要找的东西就在这个老海港的下面。但到了1992年，他和他的欧洲海洋考古学院，才得以开始看看下面究竟有什么。得助于最先进的海底工具，海洋考古学家们可以接近海底的物体。除为海底工作特别设计的声纳定位仪和全球定位系统外，他还使用了核共振磁力仪，这种设备可以测出水下磁场的最微小的变化，使探险者对埋藏的物体作出正确判断。
“那是4年前9月份的一个闷热的下午，”戈迪奥回忆说，“在作为基地的‘海洋号’船上的实验室中，进行着4年来的常规工作，所有人都忙于用电脑核对从亚历山大港海底收集来的数据。不过，那一天，实验室被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所笼罩。我正潜心研究一张表格，忽然听见甲板上一阵喧闹。‘这下面有个东西，一块巨石，非常漂亮！’潜水员的这一喊声如电击般令我悚然一惊。我立即套上潜水衣纵身入水。我在泥泞的水中奋力地游着，并发现了其他潜水员手电发出的微光，他们正围着一块在一般人眼中极其普通的岩石，只不过它比海底其他东西稍亮一些。我几乎是怕碰坏它，轻轻地伸出手擦去岩石上的泥浆，于是露出了眼睛、鼻子———一尊大理石头像的整个面容显现出来。最后，我抚摸着梳成长长的法老式样的头发，我明白自己就要赢了：这是马可。安东尼的头像，他是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最后一位至爱情人，她为他而丧命并与他合葬一陵。这样说来，我所寻找的女王也应该在这儿，只不过她仍在等待重见光明。”戈迪奥喜欢这样回忆他与古亚历山大城遗迹以及克娄巴特拉王宫这一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之一的宫殿的首次“相遇”。
事实上，戈迪奥非凡的“水下奇遇”才刚刚开始。继这一发现之后的是8500小时艰苦的水下探寻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住在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一艘船上，以便完成这项壮举，而这一壮举使他完全有理由被列入考古学上的奥林匹亚众神谱中。具有传奇色彩的克娄巴特拉的王宫也找到了。不过，呈现在研究人员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们预料的相去甚远：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珍贵的材料和文物杳无踪迹。实际上，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王宫顶棚上的大木箱里装满了财宝，房梁由一层厚厚的黄金覆盖着，龟甲形的门扇上镶嵌着密密的祖母绿。这些仿佛如《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财宝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不是在寻找珍宝。宫殿是在克娄巴特拉去世大约4个世纪后沉没的，她的继承者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珍宝中饱私囊。”戈迪奥回答说，“但令人迷惑的是，就连王宫的大小也减少了90米长，45米宽，看来，人们过去仅仅因为亚历山大城被认为是‘千宫之城’，就想像女王的宫殿必定是其中最庞大的一座，这想法或许是有些夸张了。”
3.非洲原始岩画是谁画的从18世纪起，人们在非洲这块古老大陆的山地、悬崖峭壁上发现了许许多多史前原始岩画。这些岩画虽然十分粗糙，但形象个个栩栩如生。它虽不如欧洲岩画产生得那样早，但要比大洋洲的远为古老，而且它不像欧洲岩画只集中在法国、西班牙，而是分布极为广泛。更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数量多，流传广，仅撒哈拉地区就有3万个岩画遗址被发现，半数在塔西里，时间上经历了上万年。
最早发现非洲岩画是在1672年，要比欧洲岩画早发现150年。当时委内瑞拉一个葡萄牙人旅游团到莫桑比克旅游观光，一个偶然机会，旅游团成员在岩壁上发现了第一幅画着动物的岩画，当即他们就向里斯本皇家美术学院作了报告。
1752年，由E.A.弗雷德里克率领的非洲探险队在非洲东海岸鱼河两岸又发现了好几幅岩画。
1790—1791年由格罗夫纳率领的远征队在非洲土地上发现了更多的岩画。令人惊喜的是，人们以后又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找到了一座巨大的颜料库，它位于撒哈拉沙漠中一条长800公里，宽50～60公里的恩阿哲尔山脉，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红砂土矿藏，就是岩画的主要颜料。在这片广阔的山区，1956年，一个法国探险队竟发现了1万多幅作品。根据这些岩画所反映的内容，科学家们推断在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以前，这里曾生息过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他们以猎取大型水栖动物为谋生手段，也放牧羊群。
大量考古资料证实，非洲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2000年是地质学上寒武纪的潮湿期。那时撒哈拉地区还是一片布满热带植物，适于狩猎的草原，这正是产生狩猎艺术的重要土壤。那么这些原始岩画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呢？世界考古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岩画是非洲本土产物，它自成体系，不超越非洲边界。这一派中绝大多数认为是当地土著布须曼人创作的。撒哈拉地区是布须曼人文化中心，非洲岩画就发生在这个中心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北至塔西里，南至非洲中部、南部，东至埃及。
不少专家指出，岩画中表现的非洲土著居民臀部高耸的形象正是非洲一些部族人的特征，这是欧洲史前岩画中不可能有的。至于非洲岩画与欧洲岩画有相同之处，因为狩猎艺术遍于整个地球，生活方式的一致性给狩猎艺术题材甚至表现方法带来某些相似性。
而另一派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坚持认为非洲史前岩画是外来文化传播的产物，有的干脆说是欧洲史前岩画的复制品。他们认为在公元前5万年左右，首批欧洲移民尼安德特人来到非洲，4000年后克罗马侬人大批移居非洲，正是作为欧洲史前岩画创作者的他们，把岩画带到非洲。此外他们还以在非洲北部发现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克罗马侬人和卡普新石器时代的人种类型以及布须曼人丝毫不懂透视法为依据，否定岩画是非洲本土产物。但是这一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虽然西班牙东部、北非、撒哈拉、埃及等地区岩画确有相似之处，一些考古学家也因此推想在远古年代的艺术家，是从地中海飘泊到好望角去的，当他们漫游到当时还是绿色而富饶的撒哈拉及东非大平原时，找到了理想的狩猎区，然后到达山区高原时就停止前进了，于是在那里创作了许多最早的非洲岩画。然而这些只是他们未经证实的主观猜测和臆想。
至于说布须曼人不懂透视法，这不能证明岩画就不是他们的作品。因为已灭绝的布须曼画家也可能具有后来的布须曼人所没有的岩画知识和技巧。这种知识和技巧是秘密传授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掌握，所以后来的布须曼人看不懂前人所画的岩画并不奇怪。何况因不少岩画日久天长已模湖不清，后来者也难以辨认了，以人种学观点作依据就更是一种缺乏说服力的种族偏见了。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要弄清岩画究竟是非洲本土的古老艺术还是外界文化的辐射很难，而且也没什么重要意义，他们以为任何伟大艺术都是“国际性的”，想把任何艺术都贴上民族的标签是困难的。非洲岩画如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画廊一样，兼容诸多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派别的艺术。不管怎样，非洲岩画的发现无疑对研究世界原始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能以此了解、考察非洲原始部族的审美意识的起源以及原始艺术的特征，更能从岩画中了解当时非洲原始部族的生活和社会形态。非洲岩画创作者之谜也终究会水落石出的。
4.针灸、纺织术的新发现针灸起源于中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一向认为针灸是中国人在3000多年前发明的，然而，最近在欧洲的考古发现，5200年前的冰河时期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古人可能已经接受过针灸治疗。
考古学家最近在一个死了5000多年的欧洲人尸身上，发现一些文身图案的位置，与针灸穴位不谋而合。近年来在欧洲意大利与奥地利区域、海拔1000多米的阿尔卑斯山中厄策塔仑地区被发现的称为“奥兹蒂”的木乃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欧洲古尸。由于该处长年积雪，奥兹蒂的尸体得以保存完好。最令科学家惊讶的是，尸身上共有57个文身图案，包括各种线条和交叉符号，他们初时以为这些文身是原始部落的装饰。他的背部及腿部皮肤有着与针灸穴位相重合的神秘斑痕，很可能是接受针灸治疗的遗迹。
通过电脑层面X射线照相术研究，科学家发现奥兹蒂患有腰椎关节病。中医针灸学的对症疗法，是对膀胱经相应穴位的针灸。而奥兹蒂体表斑痕有相当一部分与膀胱经穴位吻合。意大利巴尔扎诺大学解剖学教授维吉尔指出，部分文身的位置与中国针灸学治疗关节疾病的落针位置，相差不出5毫米，科学家早前已证实冰人生前脊椎及膝盖等部位关节均有毛病，因此推断这些文身可能与治疗方法有关。针灸学的起源一向带有传奇色彩。欧洲古人是如何获得针灸学知识的？也许是史前文明的遗留，而后在亚洲得以保存，却在欧洲失传了；也许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反映？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专家指出，这些证据可能改写人类医学史，欧洲人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多年已应用针灸技术治病，比中国人早2000年。奥地利格兹大学生理学家莫萨认为，欧洲人可能只是初步应用针灸技术治病，中国人则深入全面地发展，令它沿用至今。而美国考古学家发现，早在2.7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以狩猎为生的原始人就发明了纺织术，他们能够利用织机织造帽子、衣服、篮子和网等物品。
此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纺织术是在距今约5000至10000年前，即农业文明开始之后才出现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奥尔加。索弗博士及其同事说，他们分析了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发现的90多块旧石器时代的陶土碎片，发现上面有纺织物印痕。这些痕迹展现了多种纤维编织技巧，包括缠结、平织等编织法。其中平织必须使用织机才能做到。由此可见，狩猎时期的原始人已经拥有精良的纺织品，而不是人们原先想像的那样只有兽皮可穿。
根据这一发现，索弗等人对在欧洲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期女性塑像也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塑像头上有一些像发辫一样的缠结物，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发式。索弗博士说：“现在看来，说它们是帽子更为贴切。”
5.数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新加坡大学已经退休的数学教授林来永最近研究后发现，其实最早发明计数方法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中国人。不过中国人没有把这种方法用书写的形式表达出来，而被阿拉伯人抢了先手，否则现在的阿拉伯数字可能就被叫做“汉数字”了。
林来永此前已经获得多项关于远古数学研究的奖项。林来永的这个观点向传统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发明现代算术”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经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后认为，早在公元前475年，中国人就发明了代表数字1—9的方法，中国人发明数字比其他人早了1000年。在公元前475年，中国的大部分人像小贩、学者和官员等都已经用一种排列竹签的方式来表示数字1—9.人们本来以为“0”这个数字是印度人在公元600年发明的，事实上比印度人早1000年，中国人把竹签排成一个四方形，就相当于“0”。这种中国古代的计数方法中，只要把9个代表1—9的竹签放在一个框里面，那么什么数字都可以表示出来了。
到了13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用竹签来解决更先进的数学问题了。林来永查阅了复杂的古文，指出在5世纪和9世纪，中国的竹签计数法通过丝绸之路而向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传播。阿拉伯人最早在公元825年才写出了一本数字书，但是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就已经有了一本关于竹签计数法的书《九章算术》了。
到了16世纪末，由于算盘的发明，竹签计数法开始消亡。林来永惋惜地认为，可惜中国人没有把他们的竹签计数法改变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形式，否则世界数学史将要改写了。中国不仅发明了计数方法，而且还发明了数学上的幻方问题。
相传，大禹治水时，洛水浮现神龟，背负洛书，大禹根据它划分九州，制定九畴，于是天下一统，归于大治，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随即诞生！洛书从此成为吉祥的象征，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洛书被世界公认为组合数学的最早史料，由它发端了数学上的幻方问题。并在组合数学、图论、群、对策论、人工智能、程序设计、工艺美术等等领域得到应用。
1977年，它更作为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星人沟通的语言被宇宙飞船携入太空！幻方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它的构造。
但是，4000多年来，一直未有一个奇数阶偶数阶的“统一”构造出现。不久前，斑竹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如果用非数学语言去对统一构造进行最简单的描述，那就是：“心心相印，以心换心！”《龙颂》主页借重这一“统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幻方在中华文明发祥之时于治国安邦上“九州一统”的吉祥寓意，有机地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民俗文化相结合，于一图之中演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抗争与崛起的历史，亦庄亦谐，如诗如画，其内涵与趣味妙不可言！斑竹还专门来对任意阶幻方统一构造感兴趣的朋友准备了“幻方构造”栏目。《易经》与《易经》中的重要图式洛书不是神物，但是采用借鉴、联想等等思维方式，人们不断从蕴含在其中的辩证、逻辑、类归、数学等等思想中得到启发，推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6.纸莎草船能远航吗20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马洛温教授从查加尔巴扎尔一处有6000年历史的部落遗址，发掘出一只学名叫卵黄宝贝的小贝壳，这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洋的贝壳。而查加尔巴扎尔的遗址位于远离海洋的叙利亚北部地区。面对这只贝壳，他越看越觉得好奇有趣，它出土在离原产地那么遥远的地方，有着6000年的历史，如果贝壳能说话，一定能讲出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它是怎样来到查加尔巴扎尔的，为什么来到这里？
其后的考古学家们，经过50多年的努力，最终由挪威的一位专门研究古代船只及人类学的专家海伊达的试验找到了较为合理的解答。海伊达是从吾珥出土的图章上看到纸莎草船的样子，从而想到，这种船很可能是当年航海商贾使用的货船，很可能是它扬帆远航，沟通当时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的。
几十年来，在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不少器物和记录的文字，可以证明远在4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有效的繁荣贸易网。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是“迦莱底的吾珥”，当年希伯莱族长亚伯拉罕便是从这里出发周游各地的。吾珥位于幼发拉底河畔，距波斯湾西北尽头只有几公里，吾珥商人当时用泥板记帐，不少泥板一直保留至今，从这些泥板上，可以看见那时这个城市繁荣商业的一面。吾珥是商旅来往频繁，货物集散而川流不息的港口。当地贸易由一帮乘船往来做买卖的航海商贾操纵，很多人应该有自己的船。他们将吾珥制造的布匹和衣服等本地商品，运往一个叫作帝门的城市，在那里换取吾珥迫切需要的铜。
考古人员在一位名叫亚纳西尔的商人所拥有的房屋遗址，发现了一块泥板，上面记载着收到帝门运来的一批铜，包括后来这批铜如何一点一点地售出。当然，他们的交易并不仅限于铜，还有一块相当购物清单的泥板，上面列着纯金、青金石、象牙及象牙制品。还有眼部化妆用的油彩、木材、珍珠等昂贵的奢侈品，这些物品在古代肯定也是价值不菲，它们都不是吾珥或附近地区的产品。可以想像得出，吾珥和帝门之间贸易频繁，帝门这个地方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猜测帝门这个城市在哪里，一些考古学家们猜想它位于波斯湾的巴林岛上，就是如今盛产石油的地方，这个猜想最终由英国考古学家毕比给予了证实。毕比在巴林岛的北岸发现了一个古港口遗址，从港口出土的一些器物中，找到了几枚当年用作登记运输货物种类的皂石雕刻的图章。毕比于是把这些图章的说明图样，寄给丹麦阿尔路斯的一位希腊罗马考古学家。这位丹麦的考古学家研究后回信证明，这些图章和1930年在吾珥出土的一些图章相同。这可以说明当年吾珥与帝门两地商人，确实穿过波斯湾进行交易。然而更让人惊骇的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谷的摩亨约一达洛城废墟下，也找到了同样的图章，而这里距吾珥以东几千公里，要经过印度洋穿过波斯湾才能到达。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贸易网，有出海运输物资的货船，只要证明当时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吾珥和帝门商人的贸易活动就能远及印度次大陆。以后陆续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的商客确实曾到达过印度。在吾珥发现的一些记录贸易的泥板上，还提到了玛甘和麦鲁哈这两个地方，可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却不得而知。有人估计，玛甘可能在波斯湾北岸，就是如今的伊朗；麦鲁哈应当是吾珥需要的贝壳和象牙的原产地，所以应该在印度洋岸更深入印度河的地方。麦鲁哈也很有可能就是摩亨约一达洛城。在帝门曾出土过五个打磨精细的石制小砝码，是一种外表像燧石的石英制成的。这些砝码与从前摩亨约一达洛及其姊妹城哈拉帕所使用的，无论在形制和重量上都相同。麦鲁哈发掘出的其他器物也同帝门及吾珥两座城市有关系，表明摩亨约一达洛就是帝门和吾珥两地居民称作麦鲁哈的城市，是离他们几千里的海外贸易伙伴。
为了证明这一切，1970年海伊达在底格里斯河畔靠近吾珥城的地方，利用底格里斯河畔和幼发拉底河三角洲沼泽地带、阿拉伯人用来盖房子的纸莎草，动手建造了一艘巨筏般的仿古纸莎草船。纸莎草是一种毫不起眼的植物，却有另一种伟大的功能。这艘船被命名为“底格里斯”号。海伊达懂得如何制造这种船，也懂得这种船肯定能经风浪，他乘着这条纸莎草船经过了一次十分艰险的航行。“底格里斯”号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驶进波斯湾，抵达帝门，然后从帝门航向印度河的摩亨约一达洛，最终开往非洲东岸的吉布提港，“底格里斯”号吃水仅一米，可以在河流中行驶，也可以穿过帝门港外的浅滩。就如海伊达想像中的那样，纸莎草船很实用，有装载能力，在海洋上航行经得起风浪。当海伊达的草船抵达印度河时，看到这里沿岸也长满大片纸莎草。和底格里斯河畔的纸莎草基本一样，也可以用来造船，可见当年的摩亨约一达洛人，有着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相同的资源条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极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