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惊奇的事是被冰封了1000年的人还能够复活。不久前，科学家在格林兰岛钻探一道冰川时，在一个倒塌的圆顶小屋里，发现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的躯体。从他们深色、粗短、肥胖的形体特征看，这是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是被当地常见的猛烈暴风雪困死在冰屋里的，因而尸体保存得很好。这一家子被放进装有超冻设备的货柜里，运往哥本哈根。在那里，科学家替他们戴上呼吸器，慢慢升高他们的体温，用电击去刺激他们的中枢神经，以实现看来不可能的奇迹———让死去1000年的人复活。当看到小男孩的睫毛开始颤动时，科学家们紧张、惊奇到喘不过气来。4具尸体仍在沉睡中，但皆已呈现出生命活动的征状。科学家轻轻推醒他们。死而复生的爱斯基摩人，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显得非常惊慌，爬到墙角边，缩成一团。1000年了，语言变化极大，用爱斯基摩人语也无法交谈。为了逐步消除他们的恐惧，只好把他们安置在一间特意仿制的爱斯基摩小屋里，每天给以鲜鱼和鲸脂。因此，尽管各国科学家急切想知道此事的下文，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却只能待这些1000多岁的人跟现代人熟悉后再展开。
13.地球生命极限在延伸把大肠杆菌放在地下50公里的超强压力下，它会不会活下来？科学家最近惊奇地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一些科学家说，这些细菌可以适应如此极端的压力环境，说明生物对环境具有超乎想像的“惊人”适应力。
因此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寻找地外生命时，眼光不能只局限在星球的表面，而应当延伸到压力巨大的地下。照理来说，大肠杆菌等一般难以在这么高的压力下生存。
以前的实验发现，构成生物的蛋白质等基本结构，在如此高的压力下往往会裂解。但美国卡内基学会地球物理研究所夏尔马博士领导的小组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介绍，在他们的实验中，大肠杆菌不仅在极端高压下活了下来，而且还能进行新陈代谢。在实验中，科学家借用了高压物理学实验工具金刚石钻压槽。放入金刚石钻压槽中的大肠杆菌和另外一种常见细菌，受到了强力的挤压，其承受的压力最高值相当于海平面气压的1.6万倍。
化学分析显示，在接受压力实验的100万个细菌中，有1％存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仍然能够完成正常的代谢功能，将甲酸盐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氢气，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付出了代价，许多幸存的个体已经被挤压得面目全非，而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细菌能够在高压环境中繁殖。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陆续在海底火山口旁、两极冰层和地下发现了许多奇异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能够在高温、高放射性、强酸性和极为干燥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这次新的研究又将生命的极限做了延伸。夏尔马说，当人类在外太空寻找生命时，应当重新考虑那些从前因为处于高压环境而被忽略的地方，例如，木星的深水层或者火星冰盖的下面都可能有生命形式存在。美生物学家提出：“当你认识到有机体能够在压强达上百吨的地下生存并繁衍的时候，生命的极限已经被延伸了，这就预示了像木星或其他重力巨大的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1.蔡伦造纸：革新还是发明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纸发明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状况，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一些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若干纸状残片，引起人们的关注：难道真是早在蔡伦之前约200年就有了纸？造纸术还是不是蔡伦最早发明的？新发掘的纸状物到底是什么？多年以来，历代使用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东汉时期蔡伦开始造纸，从此中国就有了“纸”。
然而，日前敦煌出土的大批古纸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纸。“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根据来源于《后汉书》。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并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了中颜纸。这些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对蔡伦造纸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一些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就有了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另一些专家则对出土这些纸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其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造纸技术仅处于初级阶段，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纸术”的发明人。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了300多年。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马滩纸，当时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就有优秀纸张的惟一物证。
近日，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甘肃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在该遗址发掘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宣元及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成，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对新材料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并由此推断：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我们分析研究古纸，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
在古代，埃及有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
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他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的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陈淳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长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面对考古界就蔡伦是否为造纸术发明人提出质疑一事。国内首家纸文化博物馆———陕西洋县蔡伦纸文化博物馆的高尚馆长认为，直至目前，尚无人能完全证实蔡伦不是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而造纸术不管是蔡伦受前人启示借鉴，还是独创，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高馆长说，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要靠史实来证实。允许有争议，但争议需要古文献、考古挖掘来做充分的考证。就目前资料来看，蔡伦之前，尚没有加工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而蔡伦是有意识采用植物纤维来加工纸浆并规模生产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会出现纰漏，比如在西汉的遗址上，也有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物品，要证实其年代，还需要做细致的工作。高馆长称，此前，灞桥纸曾被作为我国最早的纸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后来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又从博物院撤了出来。所以虽有文物出土，提出观点前也应进行严谨的论证。
2.张大千究竟是功还是过在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
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50年前的公案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报道确定，“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张大千这样做，不算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报道最后感叹说：“100年前，王道士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国人出卖藏经洞文物，相隔40年，张大千一面宣扬敦煌艺术，一面却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敦煌壁画，这是愚昧时代的两个悲剧。”对此报道，罗华庆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罗华庆说：“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只是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一种破坏。‘他的言下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并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永翘则认为，该篇报道不但没有“证实和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反而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历史真实。这位张大千故乡的专家曾历经数年，行程万里，查档无数，对此问题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张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他对弘扬、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张大千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她认为，国内的敦煌学在不断的发展研究当中，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张大千、黄子云、何正璜、鹤昌群等画家、专家教授为代表；解放后以常书鸿、段文杰等人为领衔人物；80年代后则是金维诺及更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她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古代学术的海洋”，凭一己之力是无法研究敦煌学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故此，她认为，张大千功不可没，正是他和后来的敦煌学权威常书鸿完成了交接。那么，最近关于“张大千破坏壁画”的消息是由何而来的呢？樊锦诗认为，这纯粹是听了“传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她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如何解释现在敦煌壁画上遭破坏的痕迹呢？樊锦诗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她同时赞叹说：“他编号的书法雄浑有力。”
3.包公墓在何处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取进士。他出生于999年，曾任州、县官，后升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病逝于1062年，终年64岁。包拯在一生仕途中，为官刚正不阿，执法严峻，权臣贵戚为之蹙额敛手。他任开封知府时，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公写有《包孝肃奏议》，主张让百姓“衣食滋殖，黎庶蕃息”，“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屡次兴兵南犯，宋朝统治者却只求歌舞享乐。包拯主张对外选将练兵，广储粮食，以抵御外侮；对内抑制宦戚特权，选用贤俊，广开言路，整饬吏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戚。他严格执法，铁面无私，敢于摧权折贵，为民伸冤，因此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内外皆不以其官称，而呼之为“公”，民间誉为“包青天”，可见包拯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拥护和爱戴。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因此包公墓即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载，包拯墓在“巩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在此记载。“巩县西宋陵”即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习惯称“巩县宋陵”，其中世人熟知的陪葬真宗陵侧的一座高约5米的圆形冢墓就是包公墓，这是人们原来普遍的看法，“巩县宋陵”也因此成为极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但十几年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坝发掘出了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包绍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也确切证实了此墓为包氏族墓。
为什么一个包公有两座墓，合肥包氏族墓为包公墓，这是有确切史料记载，那么巩义市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巩义市包公墓是人们的臆断吗？或者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另有他意？认为巩义市包公墓是主观臆断，似乎不能妄加定论，因为巩义市包公墓从明嘉靖三十四年开始，清顺治以后各时期《巩县志》均有记载，至少经历五六百年，说明巩义市包公墓从明代就已存在。那么，巩义市包公墓究竟修建于何时？里面埋葬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修这座墓呢？这是人们至今尚无法解开的谜。
两座包公墓之谜尚未解开，而合肥包公墓的发现，又给史学家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包公本人是“皇舅”，这是鲜为人知的。另外，在合肥包公墓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米，底径10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米，都是清一色的生土，可知这是一座典型的“疑冢”。为何设此“疑冢”呢？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解开的谜。
4.麦哲伦是怎么死的麦哲伦是欧洲伟大的航海家，他曾多次向葡萄牙国王申请作一次环球航行，但没有获得批准。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他移居到西班牙，并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允许和资助。
公元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向西面进发，他们从圣罗卡启航后，穿越了大西洋，又沿南美洲大陆的海岸南下，穿过后来被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至1521年4月7日抵达菲律宾的宿务岛时只剩下3条船了。现在，每当我们提起麦哲伦时，马上就会联想到他带领船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壮举。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注意到，麦哲伦本人并没有完成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海，他在途中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丢了性命。至于麦哲伦究竟是怎么死的？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麦哲伦干涉岛上的内讧，在一次战斗中被杀。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船队西行来到现在的菲律宾群岛时，麦哲伦发现群岛上的两个小岛正为一些事务发生争执，于是他想通过插手两个部族的械斗，从而达到控制这块美丽富饶地方的目的。但是，当麦哲伦他们在帮助一个部族进攻另一个部族时，吃了大败仗。麦哲伦被活活打死，他的助手卡诺带领剩下的两条船逃离了这个群岛，向东南方行进，越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西航回国。
二是认为麦哲伦是在同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战死。持此说法者认为，麦哲伦经过长期的旅行后，已没有食物可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远征队到达了拉德隆群岛。他们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在这里同菲律宾土人发生了冲突，麦哲伦最后战死了，其他几名船长也被杀害了。从实际情况来看，因饥饿而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三是认为麦哲伦在岛上进行侵略活动，被当地居民杀死。当麦哲伦一行来到宿务岛时，富庶的岛屿立即引起了麦哲伦的极大兴趣，他决心把这个异国的岛屿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麦哲伦动用武力强令当地的酋长胡马波纳皈依基督教，并让他起誓服从于西班牙国王。离宿务岛不远的马克坦岛上小酋长拉普拉普对胡马波纳的卑鄙行径恼怒万分，发誓要杀死一切投降者，并对麦哲伦的警告不屑一顾，声称他不会放弃原来的信仰，并且也决不听从入侵他的国家的陌生人的任意摆布。麦哲伦得知后，愤怒到了极点，当即决定派兵攻打马克坦岛。恣意妄为的麦哲伦认为对手不过是一群草寇，因而没有让经验丰富的军官参战，同时也拒绝了降服于他的几位其他部落的头领提出的帮忙的请求。他匆匆召集350名志愿者，其中大多为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普通水手、厨师、侍从等，便气势汹汹地扑向了马克坦岛。谁料到，拉普拉普手下的人都是些骠悍善战的勇士。结果，马克坦人把这些西班牙航海者杀得大败，麦哲伦本人及其7名随从在激战中被杀。
麦哲伦究竟因何而死，目前看来还难以达成共识，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
5.哥伦布的字谜图从欧洲西南航行到亚洲的设计者、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是中世纪最后一位冒险家，也是近代第一位航海家。他的思想和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是科学知识、神秘哲学和神学的混合物。
我们从哥伦布在各种文件上所作的奇特而神秘的签名中，可窥见其上述特点。他的签字形式和内容像一个神奇的斯芬克司，使人产生无数的猜测和联想。从欧洲西南航行到亚洲的设计者、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在1498年出现的一份哥伦布签署的继承书上，这位航海家具体描述了其7个字母的签名形式：“唐。迭戈，我的孩子，或是任何继承这一继承书的孩子，当你接到并拥有它之后，要以我的签字方式签名，我现在已习惯这种签字方式了，即：在X上面写下S，在M上面写下罗马字母A，在A上面再写下一个S，最后，在希腊字母Y上面写下S，并按我现在这样加上直线和圆点；这就像我的签字了，这种签字我写下了许多，但是这一个最好。”
据美国学者莫里逊的估计，在现存的各种文件上，哥伦布采用这种形式的签字，多达45次。这究竟含有什么意义呢？是基督教神学象征物，还是神秘的哲学符号？哥伦布签字时，总是分别在3个S两边各加一个圆点，而其他字母两旁则不加。同时，哥伦布在继承书文本中特别讲到了这些圆点，即斜线符号。此外，S这个字母对哥伦布有特殊的意义：在他读过的一些书籍的旁注中，经常单独写有S这个字母。我们还应注意到，哥伦布的签字形式表现为严格的几何图形，即把XS、MAS和YS上下严格对齐，这样整个签字形式明显构成三角形状，这个字谜图如下：。S.。S.A.S.XMY：XPOFERENS.对此，不少学者根据中世纪末期欧洲文化传统和哥伦布的思想文化修养，作出各种解释和猜想。这个字谜图的三角形状使有的学者推测，对《圣经》作出神秘解释的希伯莱神秘学说对哥伦布的影响。
例如，毛里塞。戴维在他的《谁是哥伦布》一书中，为了论证哥伦布是希伯莱人，就把这种字母三角阵式的签字解释为一句宽慰哥伦布犹太人心灵的“珈底什”（Kaddish，犹太人每逢礼拜或为死者哀悼时，祈求上帝的祈祷语）。
此外，1927年在里斯本，莫塞斯。贝。萨瓦特。安萨拉克在《安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签名释义》一文中，把哥伦布签名中的意思解释为“万军之主、神圣和惟一的上帝”。尽管在希伯莱文字母“迪英”和哥伦布所写的“Y”的独特形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是这不能证明他懂希伯莱文。
此外，还有的学者以哥伦布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依据，从其基督教信仰方面入手，研究其神秘的七字母字谜图。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欧洲，由于教会阶层垄断了文化教育，一切文化活动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神为宇宙中心的天主教会世界观主宰了旧大陆。在这种“上帝”的文化熏染下，哥伦布的言行必然抹上鲜明的宗教色彩。史实表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探险活动，有其明确的宗教目的，这就是为基督教的扩张效劳，其思想掺杂了中世纪骑士式的护教精神。他在第一次美洲航行日记中，就曾表白：“陛下，您们都是天主教徒。诸位贵族天公都是虔奉神圣的基督教信仰者，并推动其传播，都是穆罕默德派与其他偶像崇拜的异端的仇敌，决意派遣我，克里斯托福。哥伦布前往印度，谒见诸君王，访问各地城市及其风土人情，旨在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
根据哥伦布虔诚的基督教思想，美国学者莫里逊推测认为，其7个大写字母相应是7个词语的缩写略语ServusSumAltissimiSalvatorosXpistosMariaeYibs.意思是：“我是圣母玛丽亚的儿子，最崇高的救世主基督的仆人。”最后一行是用希腊拉丁体表示哥伦布的教名。字谜图突出说明哥伦布在非基督教地区肩负传播基督教的重要使命。但是，各个学者对哥伦布的奇特而又神秘的签字形式所作的不同解释，只是依据有限的史料，尔后进行揣摩、猜测而得出的结果。因此，7字母字谜图之谜底仍未揭破。
6.谁是真的莎士比亚在伦敦环球剧院观赏《哈姆雷特》和《暴风雨》的观众可能很少会怀疑构成西方文学经典的38部戏剧、两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不是出于莎士比亚之手。
人们都认为作者是斯特拉特福的商人，可能还当过环球剧院的演员，他出生于1564年，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手套制造商。但是，越来越多的具体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可能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朝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
早在18世纪80年代，人们就开始考虑关于作者身份的问题。当时，詹姆斯。威尔莫特牧师花了4年时间设法在这位斯特拉特福商人和那些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一无所获。
今天，经过200多年的研究，仍未发现任何记录表明他写过任何东西，没有手稿、诗、信、日记或任何出自他本人的文件，他向一位律师口述的遗嘱中也没有提到文学遗产以及由谁来继承的问题。
莎士比亚最多只读过小学，根据已知的情况，他也没去过斯特拉特福和伦敦以外的地方。他可能在40多岁的时候离开首都，回归谷物商和地产商的乏味生活。怀疑者说，他如何能在如此复杂的作品中融入那么多有关王室、宫廷、政治和外国的知识？
1616年，莎士比亚默默无闻地辞世。6年后，亨利。皮查姆的《地道绅士》出版，书中列举了伊丽莎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其中头一位就是爱德华。德维尔。这一版和后来的三版对莎士比亚都只字未提。
莎士比亚去世18年后，斯特拉特福一个教堂的墓碑上刻着他手拿一袋谷子的形象，而100年后，那袋谷子变成了笔和纸。至于德维尔，他逝世于1604年，当时，莎士比亚1／3的剧本还未出版。支持者认为，这些剧本可能是秘密写成并被藏了起来，也可能是出版日期有误。
德维尔有两个硕士学位，学过3年法律，到过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对宫廷和政治了解深刻。身为剧作家和十四行诗人，他在1593年以后就不再用本名发表作品了，同年，“威廉。莎士比亚”出现在一本手稿中，这可能是匿名，因为连字符在当时非常罕见。德维尔的家族徽章上有一只狮子摇动长矛的形象。据说，在宫廷里，德维尔被称作“spearshaker”（长矛摇动者）。几乎可以肯定，使用笔名是为了自我保护。许多剧作都涉及宫廷阴谋和政治腐败，而在那个时代，这有被监禁甚至受刑的危险。
此外，学者们在德维尔的作品中发现了同性恋倾向，这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更有甚者，在德维尔的一本《圣经》中，划出记号的有1066处，其中1／4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莎士比亚对《圣经》所作的最著名的66处引用，也有29处在德维尔的《圣经》中作了记号。爱德华。德维尔研究大会的负责人、康科迪亚大学的丹尼尔。怀特教授认为，德维尔就是那位匿名的作者。他说：“这些作品出自一位世俗的文人，他无法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给世界。”
7.荷马是一个还是一群荷马是一个还是一群游吟诗人———线索寥寥，说法却有许多。
“歌唱吧，女神！歌唱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在开西方文学先河的两部伟大史诗的第一部中，诗人荷马是这样开头的。然而，这位在《伊里亚特》中叙述了特洛伊城的陷落，在《奥德赛》中叙述了一个足智多谋的英雄历尽艰险、十年还家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荷马问题在古典文学研究者、语言学者和考古学家中引发了长达数个世纪的争论，争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荷马的身份（即是否确实存在荷马其人），而且还涉及到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传统的联系，甚至还有字母的起源。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荷马是一个作者，他是位瞎眼的游吟诗人，就像《奥德赛》第八卷中所描绘的诗人德谟多克斯一样。亚里士多德同意希腊诗人品达的观点，即认为荷马出生在现在位于土耳其境内的海港士麦那，并且曾在爱琴海中的希俄斯岛受到人们多年的景仰。亚历山大学派的文人学者曾经仔细推敲过这两部史诗，希望发现其中的历史和地理讹误，但他们从未怀疑过荷马是史诗的惟一作者。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遗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也对荷马作为史诗惟一作者的身份深信不疑。
然而在18世纪初，哲学家贾姆巴蒂斯塔。维科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荷马史诗是希腊民间诗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各种奇谈怪论随之开始出现。隐居乡间的学者们———他们大多是德国人———在潜心研究后发现，荷马史诗在风格、情节和用语方面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18世纪末F.A.沃尔夫所著的《荷马引论》一书。该书认为，有数十名游吟诗人吟诵和加工过荷马的诗歌。其中有些诗歌最终被写了下来，后来又由亚历山大学派学者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在众说纷纭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有人认为，荷马最早创作的这两部史诗篇幅较短，后代的口头表演者对这些诗歌进行了重新加工，最后这些诗歌被再一次写成文字。亨里克。谢里曼19世纪晚期在特洛伊城和迈锡尼城进行过挖掘，之后的考古研究使得确定荷马史诗核心篇章形成年代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考古研究发现，特洛伊战争发生在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约1400—1200年），而《伊里亚特》中所描写的事物———从武器到政治组织结构———与出土文物很少有一致之处。《伊里亚特》中的事物大部分属于黑暗时代（公元前约1150—750年），而在黑暗时代———至少在其结束之前———还没有文字。
那么，不会写字的荷马又是如何记下这些诗篇的呢？20世纪初，哈佛教授米尔曼。帕里提出了颇为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荷马的生活年代接近于漫长的口头诗歌时期的末期。当时的诗人们利用了现成的形容词以及格律伦的诗行和段落，从而能轻松地即兴创作六步格诗歌。帕里的说法解释了许多东西，包括史诗中用语的杂乱，但仍然没能解释荷马史诗是如何写成的———即荷马本人是否参与了写作。
8.哥伦布究竟葬于何处“新大陆”的发现者、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遗骸究竟埋在何处？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西班牙塞维列市和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市的市政部门都坚称，哥伦布的遗骸就葬在他们那里。为了解决这个历史疑点，西班牙的两位中学教师最近提议，可以采取DNA检测的方法来确定哥伦布遗骸的真伪。这一建议受到了西班牙和多米尼加科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遗骸多次被迁移哥伦布于1506年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市逝世，虽然他生前曾表示希望能被葬在自己发现的“新大陆”，但由于种种原因，哥伦布死后还是被葬在了巴利亚多利德市的一座修道院中。3年后，西班牙当局将其遗骸迁到塞维列市的一座修道院。1537年，哥伦布的儿子迭戈的遗孀玛丽亚在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后，将其丈夫和哥伦布的遗骸迁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一———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各大教堂中。1795年，西班牙将多米尼加的统治权让给了法国。由于西班牙认为不能让哥伦布的遗骸落到外国人手里，因此在当年将哥伦布的遗骸从多米尼加转移到古巴哈瓦那的一座教堂中安葬。
由于多次迁移，目前被埋葬在西班牙塞维列市的骨骸可能不是哥伦布本人的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后被迫将古巴划给美国，哥伦布的遗骸也随之从哈瓦那迁到西班牙的塞维列市。如果不是多米尼加人在1877年的一次发现，有关哥伦布遗骸的争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当年，多米尼加人在圣多明各教堂中挖出了一个盛有多块遗骨的银色大盒子，上面还刻有“杰出和高贵的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的字样。多米尼加方面因此认定西班牙在1795年从多米尼加迁到哈瓦那的遗骸并非哥伦布的遗骸。圣多明各市还建立了一个保存这些遗骨的纪念馆，称为“哥伦布灯塔”，并派专人把守。
●DNA检测可望解疑点西班牙塞维列市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马西亚尔。卡斯特罗和生物教师塞尔希奥。阿尔加拉达不久前提出，弄清哥伦布遗骸真伪的惟一办法是挖出两地的遗骸，从中提取人体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然后将之同哥伦布的一位私生子埃尔南多。哥伦布的DNA进行比较。埃尔南多的遗骸目前葬在塞维列市教堂中，这也是哥伦布后人中惟一保存完好的遗骸。对于两位教师的提议，塞维列市政府立即表示支持，并出面要求该市教堂同意“开棺验尸”。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基因识别实验室的负责人何塞。何兰蒂也表示将为这一计划提供技术帮助。何兰蒂领导的实验室在利用DNA检测鉴别尸体上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并同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合作。
●计划实施有难点通过DNA检测来解开一些历史疑团，目前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但通常只能追溯到200多年前。因此，对于此次利用DNA检测来确认哥伦布遗骸真伪的计划，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何兰蒂也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哥伦布的遗骸毕竟已有近500年的历史，而遗骸中的DNA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难以辨认。但何兰蒂仍对此计划表示乐观，毕竟他此前曾成功地从两具分属500多年前的遗骸中提取出DNA，并确认了两者之间的母子关系。
目前，西班牙塞维列市大教堂和多米尼加“哥伦布灯塔”纪念馆都未对这一计划表态。“哥伦布灯塔”纪念馆的负责人路易斯。雅普特指出：“如果科学手段真的能确定哥伦布遗骸的真实性，那无疑是太好了。”不过，他同时指出，多米尼加是否允许用科学的手段来“打扰”哥伦布的遗骸，可能得由总统梅希亚来决定。正因如此，有关哥伦布遗骸到底葬在何处的争论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或许它将永远是一个谜。
9.马可。波罗是大话王吗在1938年拍摄的影片《马可。波罗探险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富于胆识、举止文雅的旅行家。否则，这位主人公也永远不会发现中国、火药，还有国王的女儿（他曾教她怎样用最标准的欧洲方式亲吻）。
今天的问题是有关马可。波罗的另一个品质：他说的是真话吗？问问13世纪他的同代人，答案会是这样的：不。在他们的想像中，东方人只有一条腿、一只眼，或者头长在肩膀下边。而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却讲述了这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作者在书中暗示，西方文明只能算二流。秩序井然的中国有成百上千座繁荣的城镇，其商品、服务和技术远远胜过欧洲的任何地方。但是，西方人接受了波罗的记述———把它当作浪漫的幻想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书。1324年，波罗临死前，一位牧师请他收回他那些“编造的故事”。波罗回答道：“我所讲的还不到我看到的一半。”
如今，700年后，波罗的可信性再度遭到攻击。批评者说，他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他到过那里，他的记述中不可能漏掉喝茶、书法、裹小脚和长城等重要的东西。此外，中国的记录中也从未提到过他。他们认为，波罗可能最远仅到过波斯。一些去过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帮他编造了那部游记。
波罗的支持者认为，那些遗漏没什么大不了。在波罗生活的时代，喝茶只在中国南方非常流行，北方和中部却并不常见。裹脚则是上层女子在家里的行为，外人很难看到。长城当时还没有这么伟大：最初于公元前300年建造的城墙13世纪时大部分已经崩塌，今天游客们见到的主要是16世纪的建造。对于波罗的支持者来说，重要的是他讲过什么。书中的主要内容———富有的东方城市文明———千真万确。19世纪，英国探险家沿着波罗描绘的丝绸之路前行时惊奇地发现，他书里的许多细节都非常准确。
不过，波罗确实说过一些大话，而且数量还不少，以致英国孩子曾用“这是马可。波罗”来形容夸张的东西。他从未到过日本，按照他的描述，日本皇宫的屋顶都是金子做的。他自称在一次围攻中当过忽必烈的军事顾问，但事实上那次围攻出现的时间比他描述的要早。即便如此，波罗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是“信息的记录者”：他并未到过所有那些地方，但把事实与幻想结合了起来。学者们一致认为，波罗为中世纪人打开了新的思想领域，激起探险者的兴趣，带来欧洲航海史的新篇章。无论他的描述仅是他见闻的一半，亦或他只看到了自己所述内容的一半，事实仍然是：他创造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