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作者：[英]理查德·布兰森【完结】
理查德·布兰森爵士回忆录风趣幽默，无处不闪耀着其个人魅力，本书包括了“9·11”事件对维珍集团的影响、他本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观点、维珍蓝天航空公司的崛起和维珍移动公司的上市。
您从中可以发现维珍是怎样进入美国国内民航市场的，以及他为什么要建立慈善机构——维珍联合。一如既往，他对挑战的渴望没有熄灭：理查德爵士讲述了“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创造的世界纪录，以及维珍银河公司准备开启商业太空旅行的新时代，将维珍带到最高的顶峰。这些事情都让人激动不已。
这是一本世无其匹的自传。
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1950年出生于英国，17岁白手起家，目前是英国维珍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长，旗下有近200家公司，是当今世界上最富传奇色彩和个性魅力的亿万富翁之一。
Virgin商业帝国——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序言 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1997年1月7日，星期二
摩洛哥
凌晨 5：30
我比琼先睡醒，就坐了起来，马拉可奇的扩音器传来召唤回教徒们前去祈祷的喊声。仍然还没给霍莉和山姆写信，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开始给他们写信，以防万一我回不去。
亲爱的霍莉和山姆：
人生无常，如同梦幻。享受每一天吧，前一天我们还活蹦乱跳，第二天这一切却可能荡然无存。
你们都知道我渴望生命活到极致。在过去的46年中，我有幸和许多人一起生活；我爱人生的每一分钟，尤其热爱同你们和你们的妈妈在一起的每一秒钟。
许多人认为我们这项冒险愚蠢之极。以前，我深信是他们错了，凭着过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冒险中所学到的一切，我们将有一个安全的航程，我也能克服种种危险。可是现在很明显，事实证明我错了。
然而，除了将不能和琼一起照顾你们成长，我对于人生了无遗憾。现在你们一个15岁、一个12岁，各有性格，琼和我以你们为傲。有了你们这么体贴、温和、精力旺盛、甚至有点儿鬼精灵的宝贝儿，我们还求什么？
坚强些，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曾一起度过了欢乐岁月，谁都不会忘记我们以前共有的好时光。
让你们的生命也活到极致，享受每一分钟，热爱并照顾妈妈，就像她是爸妈两个人。
我爱你们。
爸爸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穿好衣服准备出发，俯身拥抱琼。此时我清醒而紧张，她在我温暖的怀中沉睡；霍莉和山姆也溜进房间，一家子抱在一起。
随后琼和霍莉陪我与气象专家马丁谈话，山姆则同堂兄弟们窜了出去，去起飞地点捣腾我不久后将环绕地球的热气球。马丁认为进行飞行没问题，我们恰逢5年来最好的天气。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姆·埃文斯医生，他正和第三驾驶罗里·麦肯锡在一起。坏消息传来了：罗里不能飞。他染上了轻度肺炎，如果他在飞行舱待上3个星期，那么病情将急剧恶化。我立刻打电话给罗里，约他吃饭安慰。
早上6：20
当罗里和我在餐厅碰面时，这里空无一人，24小时跟踪起飞的记者们都去起飞地点了。
罗里和我拥抱在一起，我们都流泪了。罗里不仅是这次热气球飞行的第三驾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最近一起作了好多买卖。就在我们来摩洛哥之前，罗里还在我的新唱片公司V2入了股，还投资了维珍服装和维珍娱乐。
“别担心，”我告诉他，“我们有亚里克斯，他能轻松地做你的工作。我们可以和他飞得更远。”
“认真些，如果你们没有回来，”罗里说，“我将继续你们的飞行。”
“好的，非常感谢！”我神经质的笑起来。
亚里克斯·里奇已经到了起飞地点，正在和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让飞行舱准备好。佩尔·林兹兰德是一个热气球飞行的老手，是他向我介绍这项运动。亚里克斯则是一位很棒的工程师，由他设计了这个飞行舱。在此之前，没人能成功地建造起一个让热气球停留在急流层的飞行系统。虽然前两次飞跃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飞行舱也是亚里克斯设计的，但我跟他仍旧不熟，现在想深入了解也太迟了。尽管没有经过任何飞行训练，亚里克斯仍勇敢地决定与我们同行。如果飞行中一切顺利，我们有大约三个星期密切了解并相互了解。
与我上次横跃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气球航程不同，除非必要，在这次飞行中我们将不补充热气：气球内核灌注的氦气会让我们飞行。佩尔的计划是在夜间加热内核周围的空气，间接使氦气保持恒温，否则氦气内核遇冷将收缩、变重，以致坠落。
琼、霍莉和我手牵手紧紧拥抱，出发的时候到了。
早上8：30
沿着泥泞的马路开车去摩洛哥空军基地时，我们同时发现，在满是灰尘又下垂的棕榈树林间，一个珍珠般的纯白色球体圆屋顶赫然醒目，好像昨夜新冒出了一座清真寺——那就是热气球。
它是那么高傲和廋长，每个人都被空中这个巨大而闪亮的白色热气球迷住了。
早上9：15
热气球四周是警戒线，周边的栏杆旁人山人海。机场人员穿着了潇洒的海军兰制服整齐排列；在他们前面是披白色披肩的摩洛哥传统舞女，她们不断地欢叫呐喊；接着，一群穿着传统柏柏人服装的骑士们挥舞着古董枪，疾驰而来。一瞬间我以为他们会开枪欢呼，然后刺穿气球。佩尔、亚里克斯和我巡视飞行舱，最后一次检查了整个系统。太阳快速有力地升起，氦气内核开始膨胀。
早上10：15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我们整装待发。最后一次与琼、霍莉、山姆拥抱，我被琼的定力所惊呆；霍莉这四天来一直陪着我，她也表现得完全能自持。我想山姆也一样，但是他终于流出了眼泪，拖住我，不让我走，我几乎要和他一起哭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拥抱我时依依不舍的悲伤。然后，我跑过去同父母告别，妈妈塞给我一封信，“六天后再打开。”她说。希望我们能飞到那个时候。
早上10：50
一切就绪，得进飞行舱了，我突然犹豫不决，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踏上坚实的大地。没有时间考虑了，我从舱口钻了进去，坐在摄像机边，佩尔坐在主控台前，亚里克斯则在舱门旁。
早上11：19
10、9、8……7、6、5……佩尔开始倒计时，我一边调试摄像机，一边飞快地检查降落伞安全扣，努力不去想这个悬挂在头顶的巨大气球和那六个绑在飞行舱四周的大燃料罐。
4、3、2、1……佩尔拉下操纵杆，松开锚链，我们平静而快速地升空，清晨的微风吹拂，我们飞过了马拉可奇。
紧急逃生门仍开着，我们向下挥手，马拉可奇的每一个细节展现在我们下面：粉红色的四方城墙，巨大的中心广场，绿油油的村庄，藏在高墙下的泉水。升到10，000英尺时，气温变低，空气稀薄，我们关上舱门，从此我们得靠自己了。
刚过中午，我的第一份传真就来了。“哦，天哪！快看看！”佩尔递给我，上面写着，“请注意，燃料罐的连接器是锁着的。”
这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连接器应该打开，这样当我们遇上麻烦下沉时，我们才能抛下一个一吨重的燃气罐以减负。
“也许我们就犯了这么个错误，还没那么糟糕，”我想抚慰一下佩尔。
“没问题，我们可以下降到5000英尺，然后我再爬出去开锁，”亚里克斯说。
但是白天下降是不可能的，因为太阳正给氦气加热；唯一的捷径是放掉氦气，可氦气一旦放出就没法儿补回。我们不能失去任何氦气，只能等到夜晚来临再说。我们不知道热气球夜间飞行状况，燃气罐又被锁住，一切都不可捉摸。
飞行保持平稳，阿特拉斯山脉的景观令人振奋，锯齿般白雪皑皑的山巅在阳光下晶莹发光。飞行舱装满了补给，足够我们用18天。
麻烦又来了，除了没解开燃料罐，我们还忘了带卫生纸，所以我们只好用传真纸来方便，我的摩洛哥肠胃害我得不时的凑在传真机前苦等传真。
抵达阿尔及利亚边境时，我们再次遇险，阿尔及利亚当局警知我们，我们正向其最大的军事基地北岔飞去，“你们不能，重复一遍，你们不能未经允许进入该地区”，传真机显示出以上信息。
我们别无选择。
我用花了两小时用卫星电话同飞行控制人以及好几位英国大臣谈话，最后，在摩洛哥曾帮我们解决所有起飞问题的摩洛哥总督安德烈·阿苏雷再次成为救星，他向阿尔及利亚当局解释我们已无力改变方向，而且我们并未携带高倍摄像器材。他们总算接受这个说法，事态和缓。
好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航行日志上纪录。忽然我发现山姆手写的短信，还用透明胶带绑在本子上，上面着：“爸爸，我希望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非常爱你的儿子：山姆。”回忆起他头天晚上避开我溜进飞行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下午五点之前，我们仍然飞行在3万英尺的高空。佩尔开始给火炉点火，给气囊加热。虽然我们烧了一个小时，但是六点刚过，热气球开始不断地下坠。
“理论出了问题。”佩尔说。
“怎么？”我问。
“我不知道。”佩尔继续往火炉加燃料，但热气球仍在下降——已经下落了1千英尺，接着又是五百英尺。太阳落山后，越来越冷，很明显，氦气缩成一团，死沉沉地吊在我们头上。
“我们得扔掉压舱物，”佩尔说，他吓坏了，我们都一样。
压舱物从飞行舱卸下去，从摄像机上看，就向扔炸弹一样。我有种恐怖的预感，这才是灾难的开始。这个飞行舱比上次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要大，但是它仍是挂在热气球下的铁盒子，靠天气和气流支配我们的命运。
暮色降临，扔出压舱物后，我们平稳了一会儿，但接着热气球又开始下降，这次下降得更猛，一分钟内就下坠了2000英尺，下一分钟又是2000。我耳内轰鸣、肠胃翻腾、肋骨挤压，只剩一万五千英尺高了。我力图镇静，盯着摄像机和高度计，飞快地盘算种种可能——我们必须丢掉燃料罐。但是这样一来，这趟旅途也将宣告结束。
黑暗中的阿特拉斯山脉上空，我们正在恐怖地坠落，落地后会摔得粉身碎骨，每个人都屏声静气，我紧咬嘴唇。
“照这样下降的速度，我们只剩七分钟。”我说。
“好！”佩尔说，“打开舱口！降压！”
在12，000英尺时，我们打开舱门，继续下降到11，000英尺，冰冷的空气几乎吞噬我们，飞行舱继续减压。亚里克斯和我开始疯狂地扔东西：食物、水、油罐，任何不属于飞行舱的东西，我们还扔出了一大堆钞票，除了我们自己。5分钟后，气球不再下降了，没有必要继续扔了，我们似乎保住了性命。
“还不够！”我说，此时我发现高度计掉到9千英尺。“燃料罐必须扔掉。”
幸好是亚里克斯亲手建造了飞行舱，他清楚知道如何开锁。恐慌中我忽然想到，如果是罗里而不是亚里克斯在舱内，我们除了跳伞逃生，再无他路了。
黑夜笼罩在阿特拉斯山脉上，头顶的燃烧器咆哮燃烧，刺眼的火光照亮了我们。
“你以前跳过伞吗？”我朝亚里克斯喊道。
“从来没。”他说。
“这是你的开伞索。”我边说边将伞索扔给他。
“7000英尺，还在下降，”佩尔喊着，“现在6500英尺。”
亚里克斯从舱门爬向飞行舱顶端。难以确定我们下降的速度，因为我的耳朵现在全堵住了。如果锁冻住了，亚里克斯打不开燃料罐，我们就只有往下跳。
只剩下几分钟了，我抬头看着舱口，演练逃生步骤：一手搭舱门，甩开大步，投入黑暗神的怀抱，我的手本能地摸向降落伞。佩尔紧盯着高度计，数字下降得飞快。
四周一片黑暗。只剩6000英尺——不，5500英尺！
如果亚里克斯在上面再呆1分钟，我们将落到3500英尺。
我把头伸出舱外，亚里克斯在飞行舱顶忙碌。下面漆黑一片，寒冷刺骨，底下深不可测。电话和传真机铃声大作，地面控制中心一定弄不懂我们在折腾什么。
“解决一个！”亚里克斯对我们大叫。
“3700英尺！”佩尔说。
“又一个！”亚里克斯说。
“3400！”
“第三个！”
“2900！2400！”
现在跳伞可太晚了，如果我们这时跳出去，扑面而来的山峰会把我们撞得粉身碎骨。
“快进来！”佩尔嚷道。
亚里克斯从舱口爬回，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佩尔推动操纵杆松开一个燃料罐，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在60秒内完蛋。
燃料罐掉了下去，热气球忽地停了下来，如同电梯坠地，我们都倒在座位上，我的头都快缩到肩膀里去了。然后热气球开始上升，我们看着高度计：2600，2700，2800……
总算安全了，10分钟内我们攀升到3000英尺，热气球重新回到了夜空。
我跪在亚里克斯旁，抱住他。
“感谢上帝，让你和我们一起飞，”我说，“没有你，我们死定了。”
有人说临死的人死前几秒钟将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而言却不然，当我们飞坠而下要变成阿特拉斯山脉上的火球时，我所想的就是如果我能逃生，我将永远不再尝试。当我们回升到安全地带时，亚里克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一个富人准备游过英吉利海峡：他走到海岸上，支起折叠躺椅和放着黄瓜、三明治、草莓的桌子，然后宣布他雇的人现在将替他游渡海峡。那时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整整第一个晚上，我们努力控制热气球，突然之间它开始莫名其妙地持续上升，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直到最终发现，仅剩的燃气罐中有一个正在流失。黄昏来临，我们准备着陆。下面是阿尔及利亚沙漠，一个正处于内战的国家。
这个沙漠不像我们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看到的那样——热风吹袭金黄色的沙丘，裸露的大地赤石遍布，如同巨大的蚁穴，绵延不断的瓦砾地带像火星那样贫瘠。亚里克斯和我坐在飞行舱顶板上，被沙漠的黄昏景观深深地震撼：拂晓的沙漠，缓缓上升的朝阳，渐渐温暖的白天无比珍贵。看着热气球的阴影滑过沙漠，很难相信这是昨天深夜几乎要坠落在阿特拉斯山脉上的同一架奇妙机器。
当我们要落地时，亚里克斯叫喊道：“前面有电线！”
佩尔回答说我们是在撒哈拉沙漠中，不可能有电线。“你一定看到海市蜃楼了！”他叫骂道。
亚里克斯坚持要他上来亲自察看——哈哈，我们成功地撞到了撒哈拉沙漠中唯一的电线。
即使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上，着陆后的几分钟内就我们就见到了生命。一群柏柏部落的人在打造岩石，一开始他们同我们保持很远的距离，我们准备给他们水和剩下的食物时，武装直升机的巨大轰鸣声从天而降，他们一定用雷达跟踪我们。他们一出现，柏柏人就迅速消失，两架直升飞机靠近我们着陆，卷起一阵阵沙尘，很快一群手握机枪、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我们。
“阿拉，”我试探着说道。
刚开始他们移动不懂，但是很快就好奇地围上来。我们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飞行舱，他对剩下的燃料罐十分惊讶。
但我们站在飞行舱外时，我忍不住从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热气球。涂成了鲜红黄色的燃料罐上漆满了维珍航空、维珍理财、维珍房产和维珍可乐的宣传标语。我们捏了一把冷汗，要知道，“维珍能源饮料”的标语赫然在目：
“谣言止于智者，维珍能源饮料绝非春药!”
——幸好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战士中没人懂英文。
遥望红色沙漠，回想起阿特拉斯山脉揪心的灾难，我再度发誓我将永不尝试热气球飞行。与此矛盾的是，潜意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同其他想环绕地球的热气球迷交流后，我会再次启航。这是一项无法抗拒的挑战，现在它如影随形，深植我心。
很多人常问我两个问题：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热气球飞行？以及维珍集团将往何处去？
在某些方面，这个涂满各种维珍标语、陷落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热气球之旅，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知道我还会尝试下一次热气球飞行，因为它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极限挑战之一。每次克服了飞行的恐惧，我就会再度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能吸取教训，成功地完成下次飞行。
维珍集团将止于何处这种大问题难以作答。我不喜欢用学术的口吻（这也不是我思维方式）， 于是写下这本书来回放维珍如何一路走来。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字里行间，我希望你将理解维珍集团的远景所在。有些人说我对维珍的理念打破了所有的成规，它过于五花八门；另一些人则说维珍将成为这个世纪的主导品牌之一；还有一些人写出条缕细分研究它的学术报告。而对我而言，只不过拿起电话去做罢了。
多次的热气球飞行和我所创立的形形色色的维珍公司，这一系列不间断的挑战都源自我小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个人自传的第一部，涵盖了我前 43 年的生活。在阿特拉斯山颠濒临死亡，我觉得我应该写下这本书，以防万一我的守护天使在下次行动中弃我而去。这 43年的生活和事业与气球飞行很像，都在孜孜以求生存。这本书记录到 1993 年 1 月为止——那年我被迫卖掉维珍音乐（Virgin Music），是我事业中的低潮期，但它也是维珍航空对英航赢得杰出胜利的时候，是维珍企业的转折点。本书写下了我们如何靠一己之力求生存，并攀爬到现在的过程，我下一本书的重点是如何将梦想化为真实。
正当我考虑书名时，维珍航空美国分公司负责人大卫·泰特建议为《维珍：商业战略和竞争力分析的艺术》
“不错，”我对他说，“但不够吸引人。”
“当然，”他说，“副标题就叫‘管他呢，放手一搏吧！’”
第一卷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1)
我的童年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污点，但还是有几件无法忘怀。记得那时我的父母让我们面对一连串的挑战，妈妈更是决定让我们自立，当我4岁时，她把车停在离家几英里外的地方，让我自己穿过田地回家，结果我无助地迷路了。我妹妹凡妮莎仍记得某个一月早上被惊醒，因为妈妈那天让我自己骑车去朴利茅斯，她准备了一些三明治和苹果，叫我在路上找水喝。
贝利茅斯离我家所在的萨里市山姆里·格林区有50英里，我还不到12岁，但是妈妈认为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方向感很重要。于是我在黑暗中出发，并同一个亲戚呆了一夜。我忘了我是怎么找到他们家和怎么在第二天回到山姆里·格林，但是我忘不了当我最后像英雄般走进厨房，对我马拉松式的自行车旅程无比骄傲，希望受到热烈欢迎。
“好样的，里奇。”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祝贺我，“有趣吗？现在，你能去趟牧师家吗？他有一些木头要锯，我告诉他你随时侯命。”
我们的挑战更倾向于体力而不是学术，不久后我们甚至自我设立挑战。我四、五岁时，我们和乔伊斯姑姑、温迪姑姑以及她的丈夫乔一起去德文郡度假。我非常喜欢乔伊斯姑姑，假期开始时她同我赌十先令，看两星期后我是否能学会游泳。结果即使我每天顶着冰冷的海水，花好几小时泡在英里，但是直到最后一天前我仍然不会游，只能拍打水面，我扎进海浪中，却只有迫不及待的伸出头来以免喝海水。
“不要紧，里奇，”乔伊斯姑姑说。“还有明年。”
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怀疑乔伊斯姑姑明年是否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早早地起来，踏上12小时的归程。路很窄，车开得很慢，天又很热，每个人都想立即回家。突然，我看见一条河。
“爸爸，能不能请您停车？” 这条河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肯定我能游，我要赢得乔伊斯姑姑的10先令。
“请停车！”我叫起来。
爸爸慢慢地将车停在河边的草地上。
“干什么？”当我们都从车里钻出来时，温迪姑姑不解地问道。
“里奇看到那儿有条河，”妈妈解释道，“他想最后再试一次。”
“难道我们不想继续赶路回家？”温迪姑姑抱怨道。“车程是那么长。”
“来吧，温迪。让我们再给这小家伙一次机会，”乔伊斯姑姑说，“毕竟，有10先令呢。”
我把衣服脱了，穿着短裤沿着河岸冲了下去，我不敢停下来，恐怕有人改主意。一到水边，我开始紧张：河水湍急，在岩石上激起一堆浪花。回头望去，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斯姑姑、爸爸妈妈正站在那注视着我，女士们穿得花枝招展，男士们着运动装。爸爸点燃烟斗，看起来漠不关心，妈妈像往常一样鼓励地微笑着。
我振作起来，跳进了水中，但是我立马开始下沉，水流推得我昏头转向，撕扯我的短裤，将我往下拽。我大口呛着水，无法呼吸，只能双腿不住地踩水；我试图浮出水面，但没有东西可以借力；我乱踢一气，手舞足蹈，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我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赶紧用力一蹬，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深吸了一口气，我稳定下来，放松了些——我一定要赢得那10先令。
我慢慢地踢腿，张开双臂，发现自己在浮游，尽管时浮时沉，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会游泳了！我一点也不怕河水带着我往下游，反而成功地游向河流中间。在水流的轰鸣声，我听见全家为我鼓掌欢呼。当我重新游回离他们约五十码的河岸边时，我看见乔伊斯姑姑正掏出钱包。我爬出水面，从一丛刺人的荨麻中钻出来，沿着河岸跑上去。虽然很冷，满身是泥，而且荨麻刺得很痛，但是我会游泳了。
“给你，里奇，”乔伊斯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上10先令，这是一张大块的纸币，棕黄色、易碎，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它就像笔巨额财富。
“好了，各位，”爸爸说，他过来紧紧地抱了我一下，“我们该走了。”直到这时我才发觉他浑身也湿淋淋的，原来他刚才也很慌张，紧跟我下了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记得什么时候缺乏家庭的爱。我们是一个愿意为对方献出生命的家庭——现在仍然一样。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很少吵架。我的母亲伊芙充满活力，父亲特德则相对沉默，喜欢抽烟斗和看报纸，但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个考古学家，但是他老爸，一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想要他继承布兰森家的传统去学习法律，布兰森家族三代都是律师。所以特德无可奈何地报考了剑桥法律系，同时继续在自己的小“博物馆”里收集古代制品和化石。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的律师在出席一个鸡尾酒会时迟到了，一位名叫伊芙的金发女孩拿起一盘蜜香肠招呼他说：“要拴住男人的心，就要拴住他的胃。来，吃吧！”
伊芙从她妈妈桃乐西那里继承了一些耀眼的能量。桃乐西保持着两项英国纪录：已经89岁高龄的她是英国年纪最大的通过高级拉丁舞考试的人，90岁时她更成为能在高尔夫比赛中一杆进洞的最长者。
外婆活了99岁，去世前她写信告诉我过去的10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我从来没有读懂的一本书！），她天天都在学习，她的人生态度是，既然你只能在世间活一次，那么好好享用它。
妈妈继承了外婆对体育和舞蹈的热爱，12岁时她便出演一部西伦敦区的滑稽剧，不久，妈妈应邀在西伦敦皇家大剧院上演的《柯奇兰的戏剧》中伴舞。
查尔斯·柯奇兰的戏剧因为剧中有最华丽的脱衣舞表演而臭名远扬。因为战时工作很难找，而且剧中有许多乐趣，所以伊芙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可以想见，我的外祖父强烈反对，警告伊芙他会冲进皇家剧院，把她从舞台上拖出来。伊芙把这件事转告给查尔斯·柯奇兰，他
同意伊芙在伴舞时不用脱衣，因此，她侥幸成功，得偿所愿。
伊芙白天的工作是照料别人，接着去赫斯顿，在那里的一个滑翔俱乐部中，有位飞行员新兵教她学滑翔。她申请当飞行员，可是这些工作只给男人，她不屈不挠，恳请教官私下同意只要自己装成男孩，就让她当飞行员。当伊芙成功地穿上皮夹克，用皮头盔藏住头发，压低声音说话后，她学会了如何滑翔，紧接着开始教新学员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她加入了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作为一名信号兵驻扎在苏格兰的黑岛上。
战争结束后，伊芙当上了空姐，这是当时最迷人的职业。报考条件十分苛刻：你必须漂亮，未婚， 23到27岁，会说西班牙语，受过护士培训。
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聊天，发现自己可以参加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的空姐招募。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在伦敦和南美洲之间经营两种飞机：可载13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和可载21人的约克式飞机，空姐被叫做“星星女孩”。妈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应各种口香糖、大麦糖、被褥和便笺，并提醒旅客们必须在起飞和降落前擤鼻涕。
那时候的机舱没有密封，飞行时间很长：5小时到里斯本，8小时转到喀尔接着花14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圣地亚哥时，约克式飞机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每一位乘客在飞跃安第斯山脉时必须戴上氧气罩。
伊芙在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呆了一年后，英格兰国际航空公司收购了它，伊芙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都铎式飞机又称“星虎”，第一架飞往百慕大途中失事的飞机就是这一机型；伊芙所坐的第二架飞机起飞，安全抵达；但是接着起飞的又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因此所有的都铎式飞机停飞。后来研究发现，它们的机身过于脆弱，不能承受较大的增压幅度。
特德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不同伊芙结婚以阻止她再当空姐，她说不定会消失在大西洋某处。骑在轰鸣的摩托车上时我爸向我妈求婚，伊芙在猎猎风中竭尽全力大喊：“我愿意！”
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