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乘客数量和燃料成本。现在所有独立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灾难：占日常总开支20%的燃料价格翻了一番，乘客数量日渐减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照常运转。战争发生后的第一周里，维珍航空收到了3000个取消预订机票的通知。在路易兹银行我们可以透支2亿5千万英镑，不知道在他们来处理这事之前，公司还能挺多久。这些烦恼暂且抛到一边儿吧。
不晓得今天取消机票的乘客又要增加多少，不过，那些大型国有航空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没人愿意冒险乘坐带有国家标志因而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飞机。由于撒切尔夫人曾经准许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袭击利比亚途中到英国加油，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都被认为容易招致恐怖主义的报复，在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客机里的炸弹已经表明这种报复多么可怕。英航虽然只是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却自称是英国官方航空公司，而这个称号第一次对我们有利。经历了第一周的空舱飞行之后，我开始怀有一丝希望：乘客们会谨慎地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于维珍表现出了些微偏爱。
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规模还很小。我们只飞往两个国家的4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检查这4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有没有任何吸引乘客回头的迹象。东京航线的情况最差，我们只获准每周飞4次，而且不是周日，可这天正是商人们最爱启程的日子，况且这条航线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前就一直亏损。整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进行游说，希望开通的另外两次飞往东京的航班，不过和以往一样，这次又受到了英航的阻碍。我们飞往纽瓦克和洛杉矶的航线，乘客数量自从开战后第一周就开始减少，不过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选择维珍而非美国官方航空公司的细微变化，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线似乎基本未受影响。
在此前一个月，大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琼在内克筹办了一场精彩的聚会，我却发觉自己闷闷不乐。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失去了兴趣，而我亦深有同感，每一次商谈合同都极为艰难，有时反复纠缠于一些老地方更让人感到乏味。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做成了主要的独立唱片品牌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富都维系于这一家公司，我明白他担心我的某个冒险之举可能会危及公司。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毫无兴趣，他把维珍航空完全当成维珍集团的一个巨大负担，一门会被英航或者其他意外，如海湾战争，逼上绝路的生意。
进入不惑之年，我开始思考这一生中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建立了维珍航空之后，我发现，要随心所欲地迅速发展航空公司极为艰难，虽然我们度过了辉煌的一年，并当选为最佳公务舱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却只限于在盖特维克机场运营。只有一条短跑道，又缺乏相联的航线，盖特维克无论在货物还是乘客方面，都不如希思罗机场有利可图，我们在盈亏的边缘挣扎，还陷入了与英航的持续竞争，而后者依然是竞争中的主力。
一想到我们奋斗只能维持维珍航空收支相抵，我便开始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做点儿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了去大学修历史。当我跟琼谈提到这个主意时，她毫不留情地否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其实是个借口，好离家去认识漂亮女孩们。我还仔细考虑过去当全职政客，去研究一些诸如医疗护理、无家可归等重要议题，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为争取政治变革、贯彻实施而努力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念头，都因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抛之脑后，我们的航空公司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是霍莉。“哪一双·”“你知道的，就那双新运动鞋。”正当电视里世界因战争而分崩离析，正当半舱空空的维珍“处女航行者”号跨越大西洋，飞向拂晓时分的盖特维克机场时，我们一家人正聚在床上吃早餐。让霍莉和山姆做好上学准备永远都是一项令人发狂的测验，鞋子、袜子、背心、体恤、运动衣和贝蕾帽，这些都得从他俩头天晚上莫名其妙藏身过的地方搜罗出来。只有最富于灵感的奇思妙想，才能把那些玩意儿召唤出来。最后他俩终于拎起了所有的玩意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是约旦王后努尔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热气球飞越大西洋之旅带来的奇遇之一。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蕾斯·凯莉，她是美国人，曾当过空姐，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魅力四射。她如今住在安曼的一座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宫殿里。她听说了我们的气球飞行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教她和她的家人乘热气球飞行。我和汤姆一同去了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皇室成员们如何乘坐热气球。在安曼，没有人见过热气球，当我们在人们头顶出现时，他们无不惊奇地仰望凝视。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站在柳条篮里的时候，人人欢呼雀跃，奔跑招手，整座城市完全呈现出一派喧闹景象。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王子们在气球离屋顶3英尺时向下挥手致意。
萨达姆侵占科威特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寥寥几位拒绝谴责他这一过激行为的国家首脑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原本承诺给予伊拉克许多油井，以作为对持久的两伊战争的援助，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这些诺言，甚至还在OPEC组织给它的产油配额上进行欺骗。
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籍劳工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有15万难民聚集在临时帐蓬里，没有水，也没有毯子。白天炙热，他们毫无遮蔽；夜里冰冷，他们也无法保暖。一听到这个问
题，我立即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努尔王后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建立一个供水系统，但还需要10万多条毯子。
“已经死了一些孩子，”努尔王后说， “不过还没有演变成大范围的灾难。我想我们只有两到三天的宽限了，很快上百名难民将会死亡。”
那天我和维珍航空的同事们谈论如何着手找到10万条毯子并空运到安曼去，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事办的威廉·沃德戈雷姆和海外发展办的琳达·绰克，弄到了3万条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答应提供更多的毯子，我们主动表示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就在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中发出了呼吁。从那晚起，盖特维克机场开始堆积毛毯，此外，戴维·山斯柏利还答应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的一架747客机上的座位被全部挪走，取而代之的是4万多条毯子、几吨大米和医疗物资，飞向安曼。装载毛毯的卡车在机场排成了一队，返航时我们还带回了不少被困在约旦而想回家的英国人。
回英国后，威廉告诉我他接到了英航主席金爵士的电话，金爵士惊讶地看到，10点新闻播出了维珍航空的飞机飞向约旦的头条特写。“本该由我们去做那件事情，”金爵士对威廉说。威廉向他指出，恰好是我主动提供帮助，而维珍航空又正巧有架飞机可用。第二周英航也向约旦运去了一些物资，并带回来更多的英国同胞。克里斯汀告诉我，他们非常吃惊：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英航提供帮助，然而，自从维珍航空的安曼之行以后，英航频频地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看来，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会造福慈善事业呢！
由于听说我们运去的一些物资并没有到达难民营，我决定去安曼待上几天，观察那些物资下一步的传递流程，直至它最后到达难民营。我又一次和侯赛因国王及努尔王后住在了宫殿，并与内务部长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坚持有必要严格监控这些捐助物资，使那些捐助者确信它们交到了难民手中。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做了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西方国家希望外交斡旋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保护科威特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了。待我回国时，约旦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努尔王后告诉我，再也没有人因痢疾或脱水而死去，不久后15万名难民也慢慢疏散了。
几天后看电视新闻时，我见到一组不同寻常的镜头：萨达姆身边围聚着一群滞留在巴格达的英国人！在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中，萨达姆坐下来，示意一个小男孩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头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摄像机讲话，那男孩和山姆差不多年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人，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制服的伊拉克士兵能够幸免于难。
“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金爵士在他给威廉的第二个电话里这样怒吼，“是该死的外事办的一分子吗？”金爵士的愤慨也在一些报纸上得到了附和，它们暗示我不过是出于个人荣耀才，我被这一批评刺痛了，和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曾在日记中极力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完全碎裂了。一直疲于奔命，在接受ITN采访、谈到我所见的各种人士时，我噎住了。说起在巴格达机场，那位英国父亲不得不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以带出伊拉克，那位菲律宾妇女在那天离开伊拉克生第二个孩子。讲述时我只能说到一半就不忍继续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些嘲笑有没有道理？一个月之前，我正接受《名利场》的访谈，那段时间整天情绪低落，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我刚满40，在寻找新的挑战，甚至考虑除了航空公司，变卖掉一切东西，缩小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门我热爱的冒险生意。但也要有时间尽力运用我的商业技巧，去解决我认为自己会有所裨益的问题，如攻击烟草公司、子宫颈癌，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会得到更大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把接下来的40年时光浪费在经营公司、把生意做大上——那只是前40年的重复而已。
为此我需要得到承认吗？不，我认为不必。一个两难问题是，要针对许多问题开展运动，你需要公开地利用自己，以号召别人。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借助我在电视上的讲话，成吨的药品、食物和毛毯、帐篷送达了难民手中。撒切尔夫人辖下的政府捐助了200万英镑，五大慈善机构之间也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N开始播放免费广告……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行动迅速，一场主要的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公布于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难题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个人可以以何种频率、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媒体而不至于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如果真有迹象表明我是为了个人荣耀而做的，那么我将来就根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通过飞往巴格达和营救人质，维珍再次篡夺了英航惯有的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维珍的这次巴格达之旅会让金爵士如此恼火，我只是在尽力帮忙。我们成功地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运载了医疗物资，而且带回了人质。后来我才发现，金爵士的愤慨反应仅仅是个开端，一场由英航发动的旨在将维珍航空挤出市场的暴风行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卷
21.我们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 (1990.11—1991.1)(1)
“低头，”我冲着珍妮和她的丈夫雷内大叫，点燃了汽油，我可不想珍妮的头发着火。随着火苗在气囊中熊熊燃烧，热气球绷紧了绳子，我解开了缆绳，大地越离越远。因为珍妮没有带任何飞行时可以保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更衣室找了件旧皮大衣给她穿上，这让她看起来很瘦小。我们在秋日的下午静静地滑动，树叶凋零，残留在树上的叶子也是红色或者金黄色，11月里昏暗的阳光穿过枝头，投下斑驳的长长的阴影，热气球运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影子：每棵树、篱笆、甚至母牛都有长长的清晰的阴影，而你很难在地面上注意到这些
。
当我在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时，我也开始同珍妮·杰克逊谈判，她对同维珍签约表示了兴趣。同努尔皇后一样，我问她是否愿意乘热气球升上天空，邀请她来到磨坊端。我喜爱热气球运动。这是我做过的最安宁的事情之一，让我觉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中，当你滑行时觉得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没有人可以打搅你的飞行，你是多么自由自在。热气球是最自然的运输方式之一，当我看见一个热气球悬挂在天空中时，我觉得它和周围的风景协调美丽，不像摩托艇和轿车那样破坏风景，你还会看到周围宏伟的景象流淌在你脚下。我曾经飞过一个干草堆时，发现一对赤裸的情侣在上面纠缠在一起，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瞧见他们，我在他们上方十英尺处点燃了火炉里面的丙烷，他们立刻跳起来分开了。
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了，”佩尔嚷道。
地面工作人员逐渐后退，我们点火，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强，佩尔点燃放开钢缆的螺栓，我们冲上云霄。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云层，看见水平线上破晓的银光。我拿起无线电通讯设备，同地面人员联系。“你们飞走了，”威尔大叫，“这儿的人疯狂地在下面欢呼，太了不起了！”
五分钟内我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向急流层冲去，半小时后我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急流层底部，这时我们好像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加燃料，热气球还是进不去。风太大了，把热气球的平顶直往下压，我们一直被弹回来，只好穿上降落伞，把自己捆上救生筏，以防万一热气球遭受灾难性的撕毁。接着，热气球终于先挤进了急流层，气球顶部突然飞到我们前面，甚至掉到飞行舱下面，我们被撞倒在一边，飞行速度突然从20英里猛升到100英里，我们简直要被撕碎了，但是幸好飞行舱跟着热气球
进了急流层，我们处于正常位置了。热气球再次吊在我们上方，我们安全地进入了急流层。接着，配而扔过来一句：“从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进入了未知的区域。”
7小时后，该丢弃一个空燃料罐了。我们有6罐丙烷拴在飞行舱上，当燃料罐空了，我们就会扔掉罐子，减掉多余的重量，相应地飞行速度加快。我们决定在扔燃料罐时降低高度，钻出急流层，以防万一有什么地方出错。
我们在飞行舱下有一个镜头垂直向下的摄影机，充当我们的一扇窗，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很危险，虽然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白色的波峰和阴暗的波谷。佩尔按下按钮松开空燃料罐，飞行舱突然倾斜在一边，我被扔过飞行舱，掉在佩尔的头顶。“怎么回事？”我大叫。我沿倾斜的飞行舱地板爬回座位，我们以25度的角度悬挂着。佩尔检查了所有的控制器，想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我们就被一根钢索掉着，飞行舱会同热气球分离，垂直坠入海中。我打开录像带机，看看燃料罐消失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怖的是，我看见三个罐子往大海落下，而不是一个。“该死的，”佩尔说，“飞行舱一侧所有的罐子都扔掉了。”我们实际上抛弃了一个空罐和两个装得满满的罐子。我们才飞行了一千英里，现在却只有出发时一半的燃料，我们得靠三个而不是五个燃料罐来完成太平洋飞越中最危险的远征。
“当心，”佩尔说，“我们在上升。”我看着高度计，没了两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的重量，热气球骤然升高，速度如此之快，高度计滴答滴答地从三万一千英尺稳定地上升到三万四千英尺。
“得放出热气，”佩尔说，“我们必须下降。”我们不知道飞行舱有多坚固，只知道玻璃舱顶能抵御的压力高度大约在四万两千英尺，如果我们到了四万三千英尺，玻璃舱顶就会爆裂。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够时间看到我们的肺部从胸部挤出来，眼珠从眼眶里蹦出，我们就变成太平洋某处四落的碎片。虽然佩尔打开了热气球顶部的通风口，但是它还是继续上升，时间和高度计展开了竞赛……
感谢上帝，在我们丢弃所有燃料罐之前，终于慢下来了。三万九，三万九千五，四万，四万零五百，四万一千英尺。我们现在到了无人知晓的区域，我们的设备没有在这个高度测试过，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四万两千五百英尺时，高度计停止上升。我悲观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它已经破裂了，不能记录任何更高的高度。除了协和式飞机，我们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任何喷气式客机。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里，浪费了一半的燃料。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爆发，因为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未必会到达海岸，但是情绪高涨，我们飞行的速度太惊人了！”
依然没有联系上圣何塞控制中心，我写道：“事情看起来令人非常绝望。这时我不能确认我们将到家。”
然后，就像我们突然中止联系一样，我们的联系又恢复了。我从无线电设备上听到话音，这时联系已经中断了6小时10分钟。迈克曾经以为他已经失去我们了，因为两艘他联系寻找我们的船只报告说看见残骸了。
“迈克，是你吗？”“理查德，你们在哪？”“坐在太平洋上空的一个锡罐里。”我们如释重负，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迫降了。上帝，我们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我们很好，”我撒谎，“虽然丙烷在我们飞行舱上引起了火灾，但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位置。“除了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还有什么问题？”迈克想知道。“没有了。我们依然歪斜，当然不会再扔掉任何燃料罐了。”“海湾战争爆发了，”一个女孩说，“美国人正在轰炸巴格达。”是佩妮，她也在控制室。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机场碰到的士兵，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实迫降，一定没人会关注。鲍勃通知说：“我算出了你们的路线，你们需要立刻下降，你们现在所在的急流不久将折回日本，你们将会被放逐在太平洋上。如果你们从三万英尺下降到一万八千，你们或许可以进入向北的一股急流，它正冲向北极，但是至少那儿是陆地。”
我们关掉火炉，开始下降，五小时后鲍勃让我们再次上升，回到三万英尺的高度，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往西北飞去。我感到凡事皆有可能，而且奇迹仍在继续。我们的速度非同寻常：每小时210英里、220……突破了所需的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正平稳地向加拿大海岸飞去。燃料维持得不错，速度保持得很好，佩尔和我开始相信安全着陆没问题。
经过36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海岸。即使我们现在正飞往落基山脉——肯定是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至少那是陆地。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感觉难以让人置信。在我们飞越落基山脉时，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当地地面控制中心——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把你们的救援信号灯打开，”他们建议，“现在遇上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风速达35英里。”我们的兴奋变成了绝望，救援信号灯每隔五秒钟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我们曾经期望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却在洛杉矶3000英里之外，飞入北极的暴风雪中，恶劣的暴风雪会撕碎热气球，我们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像丹羽文雄那样死去。我们必须在黎明后立即降落，如果拖延三四个小时，太阳就会加热热气球的气囊，我们将继续飞过格陵兰岛，深入北极，失去同任何救援队的联系。
我们在暴风雪中，以大约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速向前旋转，我的任务是让热气球着陆。750英尺高时，我打开舱门，冷空气和雪花扑面而来，我爬到被冻住的飞行舱顶部，抓住钢缆，侧身把安全栓拔出扔到暴风雪中，它们是用来在碰上雷电时防止螺栓着火。我在那蜷缩了一分钟，注视着旋转在我周围的雪花，仅有的灯光是头上巨大的桔色火苗。热气球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你和风速一样快，所以你听不见风声，你的飞行速度有每小时150英里时，如果你将薄纸放在飞行舱上，从理论上说，它不会被吹走。所以，虽然我们在暴风雪的中心，但是觉得非常安静，我被雪花消失在火苗中的景象迷住了。然后，我环顾周围，看见了脚下的大地，意识到这么黑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下方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我朝佩尔大叫：“不要降得太低，下面全是森林，我们走不出去。前方有块空地。你能看见吗？”“准备着陆，”佩尔一边叫一边熄灭了火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