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回飞行舱，我们降落了，以大约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上地面，发出一声巨响，一路滑行。不幸中之大幸是在气囊飞离我们之前飞行舱停住了，我们立即扳开阀门，手脚并用地爬出来，害怕飞行舱将和最后的丙烷燃料一起爆炸。我们拥抱在一起，在雪中跳了会儿快步舞。银色的热气球气囊悬挂在松树林上，风正吹得它四处乱晃，飞行舱没有爆炸，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0度，如果我们回不去，就会冻伤。我们再次爬进飞行舱，用无线电联系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我们已经着陆，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着陆在四周有森林的湖上
。”“这是个结冰的湖泊，”一个简洁的加拿大声音回答道，“很安全。唯一的麻烦是你们周围大约有80万个湖泊，湖边全是树林。”
我们不得不在飞行舱里再等上8个小时，佩尔的一只脚和我的一个手指冻伤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半睡半醒，吃着补给，极度渴望得到温暖，这8小时中每隔5秒钟，紧急呼叫器就叫一次，几乎刺破我们的耳膜。我们的着陆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300英里，距离最近的道路有150英里，这片荒野大约有英国的两百倍。“我们已经飞行了6761英里，”佩尔带着疲惫骄傲地说，“我们的飞行时间是46小时6分钟，平均速度是147英里——这些都打破了记录！”“我只渴望一杯热咖啡，”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还有篝火、阳光海滩。为什么我们不降落在加利福尼亚？”
“下次，最后一次飞行，”佩尔开始梦想，“环绕世界！”我想知道我是否疯了，还去考虑同他再次合作。相对其他任何人，他将热气球飞行的技术推广到极限，但是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关系，但是佩尔没有团队精神，他很孤独，经常难以理解，很容易批评别人。我的成长经历却告诉我要寻找人们的优点，尽管这样，作为两个性格相反又相互尊重对方优缺点的人，我们仍然和平相处。他也必须忍受我们所做得每个项目都命名为“布兰森”或者“维珍”，当然，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绝大多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还要多。
终于听见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它盘旋在上空，降落在我们旁边。我们拿好装录像带带的包和飞行日志，摇摇晃晃地进了直升飞机，佩尔由于冻伤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耶洛奈夫的一个小机场，一圈圈黄色的荧光灯在大雪中模糊不清，我们嘎吱作响地走过雪地，来到飞机棚，打开门踏进去时，威尔、爸爸妈妈、佩尔的妻子海伦和一些来自耶洛奈夫的人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欢呼起来。“来一杯冷啤酒，”威尔叫道，“只有这个了。”佩尔和我打开瓶塞，向每个人喷洒。“你们成功了，”妈妈说。“不要再做了，”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佩尔开玩笑说，“我们下次将环绕地球。如果那些燃料罐还在，那么现在我们在英国。”“你看了我给你的信吗？”妈妈说，它还在我的裤兜里，“这封信是一些日本小学生写的。你必须把它交给你着陆地点的当地孩子。”耶洛奈夫的一位地面人员带了六岁的儿子来看两个从日本飞来的热气球驾驶员，所以我单膝跪地，把信交给了他。“日本的一些孩子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你也许有一天去那儿，但是别乘热气球！”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餐厅吃了顿饭，耶洛奈夫的半数居民都到了那里，吃饭时新首相梅杰发来一份传真，祝贺我们飞行取得成功。第二天我们飞经西雅图到了温暖的洛杉矶，在那里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报纸上说入侵后股票市场飞涨，看着多国部队如此猛烈的火力，很难想象伊拉克可以长时间坚持。我同机务人员谈话了解到航班是多么空，一位飞行员警告我海湾战争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持续相当时间的大衰退。“所有的轰炸结束，萨达姆死后，”他说，“世界将突然发现主题将不是‘所有战争之母’，而是‘所有衰退之母’。
22.飞向暴乱巴格达(1991.1 -1991.2)(1)
1月25日是星期五，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坐在沙发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纸笔，拒绝喝杯咖啡，对上周飞越太平洋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愿看我的眼睛。他的举动让我不祥地想起我以前的考茨银行经理。
“周一我参观了欧洲航空，周三我去了丹航空公司，”西德尼开始说，“我怀疑你们同样深陷麻烦，恐怕我们要收回在那两家公司的贷款，也看不见你们怎么能够让维珍航空运营
下去。”显然这就是他的想法，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或许是航空工业史上最差年份中的最糟一周。虽然维珍集团在银行的贷款额正式为两千万英镑，但是现在已经为五千万英镑。他们星期一访问了欧洲航空公司，随后收回了贷款，所以这家由哈里领导的欧洲最大的独立短途航空公司于本周五宣布破产，4000名员工失业。
海湾战争仍在继续，航空燃料每加仑的价格仍然高于1.2美元，旅客们也不愿飞行，尤其是乘有国旗标志的飞机，在外行看来，航空陷入了灾难。然而，维珍集团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很好：仅仅靠出售日本世家的设备，维珍通信当年的销售额也会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西蒙和肯的唱片销售也进展顺利；维珍公司的歌手保拉·阿卜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位居前两名，布赖恩·费瑞则在英国排行首位。海湾战争和愈演愈烈的衰退没有影响唱片销售，虽然维珍大卖场盈利不多，但是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维珍航空是我们最大的负担，但是潜在的前景依然让人振奋。维珍假日照常运营，总经理让·希姆斯预言今年度假者的数目将从去年的八万三千人增加到十万，增长率高达20%。让把维珍假日打造成维珍旅行旗下最盈利的一部分，而且他的预测从不会失灵，所以我深信不疑。假设维珍假日的平均价值是每人730英镑，那么仅仅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得到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况且他们都得搭飞机。货运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价格确实在上涨，成功经营我们货运部分业务的阿伦指出太多的航空公司暂停了远东的服务，因而他现在能对发往日本的货物增加费用。“我们现在往那边运什么？”我问他。“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说，“大部分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运回电脑游戏。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维珍的政策经常是把我们多余的现金重新投入到这个业务中去，因而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表无法充分说明潜在价值。虽然这项政策长远看来是有效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危机，就会掩盖真实的情况，意味着银行担心我们的短期利润和我们归还我们当前利息的能力。特雷弗向西德尼解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既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同维珍艺术家的合同价值。“看，”我告诉西德尼，“简单说，我们有很好的业务。仅唱片公司今年的利润就有三千万英镑，还不包括在美国所进行的大笔投资，它明年的利润预计是七千五百万英镑；维珍通信和维珍零售也在盈利。航空公司、度假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在今年年底盈利。只是现在它们比较倒霉。由于海湾战争和冬季影响，我们的现金流缺少一千万到两千万英镑。这对于整个维珍集团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到年底就会补齐。总之，我们可以轻易地出售维珍唱片的一部分或者整体。最近城市银行对它的估价是九亿美元。现在，你们还会因为战争引起的暂时现象收回你们的贷款吗？”
“不，不，不，”西德尼让步了，“但是你必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可以从他们的观点清楚看到：尽管集团的其他部分有着巨大价值，但是维珍航空小的现金流赤字让我们受罗伊德银行的支配。在英国银行系统下，银行愿意通过高利率赚钱却不愿像德国和日本的同行那样冒险，因此英国银行更可能切断与某个公司的联系后逃离，而不是支持它度过困难时期。战争中期令人绝望，航空公司比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更快地破产：所有的电话铃声消失了，乘客们停止订票，即使大航空公司也撑不了几天。西德尼走出门口时，他已经消除了绝大部分忧虑，他写信给我承认他最害怕的东西不见了，他甚至为“反应过度”道歉。罗伊德银行暂时站到我们这边，唯一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出售部分或整个维珍唱片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特雷弗已经对1991年做了很多预测，即使最坏的估计也显示这年维珍航空会有七百万英镑的利润，所以我们非常自信。然而，一回到伦敦我就意识到谣言传遍了这座城市，说维珍航空将步上欧洲航空和丹航空公司的后尘。没时间为维珍唱片寻找合适的合作者，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去扑灭有关维珍航空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从航空公司传来的消息也令人不快：订了票友退掉的乘客数量已经超过了自我们成立以来最高的水平。一天，威尔忧心忡忡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收到了一位在罗斯恰尔兹公司的朋友电话，”他说，“金男爵昨天在那吃了中饭，他对维珍航空大放厥词。”对脆弱财务的指控很快会自我兑现，尤其当它来自崇高的权威人士。金男爵关于维珍财务风险的指控有许多重要听众，比如新闻界。更重要的是，金男爵的谈话也会被银行家们听见，他们正在考虑收购维珍航空的部分股份。我们正同美国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进行初步接触，他们准备融资两千万英镑，而有关我们即将破产的谣言将让我们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格。第三种被这个谣言影响的受众是飞机制造商，尽管衰退，我们还正在准备扩展我们的机队，但是没有人会愿意同一家拮据的航空公司做生意。而最重要听众是掌握所有航空公司运行权的国家航空管理局。
当我们开始创建维珍航空时，维修任务外包给苏格兰航空，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时，他们向交通部和国家航空管理局许诺自己会延续所有现存的维修合同。然而，当我们于1988年9月获得了第三架和第四架747飞机后，英航对它们的服务索要了高昂的费用：平均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16英镑跃升到61英镑。一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打印错误，但让我们惊惧的是，它不是。自从英航成为唯一一家有足够大的飞机棚保养波音747的公司后，他们认为即使将成本增加两倍，我们除了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决定飞往爱尔兰，由Aer Lingus公司保养
我们所有的飞机，即使这很贵，也非常不便利。
此外，回溯到1988年夏天，英航应履约保养我们的一架747 飞机。他们的工程师没有发现联系发动机和机翼的飞机外挂架上有裂缝，以致我们最后必须买个新的外挂架，这架飞机停飞，可英航竟然拒绝提供他们空闲飞机来代替，因此罗伊只能暂时外租了一架747。然而情况越来越糟：零件缺货，飞机在机棚中又没了位置，工程师也排不出时间……当英航的工程师们修好外挂架时，我们的747已经在地上待了16天，这可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绝望的等待中我给英航的老总科林·马歇尔爵士打电话：“你们的工程师太差了，简直毁了一架飞机。”“这是从事航空业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他冷漠地告诉我，“如果你们坚持做流行音乐，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们不会借给你们一架飞机。”
这次事件意味着无法用夏天旺季收入贴补冬天的淡季，还让乘客疏远了我们。由于必须另付飞机的租金，我们的现金流严重受损。当我们同意英航的补偿时，他们有拖延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不办，让我们陷入了周转危机，维珍唱片不得出面帮忙。所以，在我出发去日本进行热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出起诉。
除了维修之外，我们同英航的主要斗争是我们申请每周增加去日本的两班航线，正在同日本政府谈判。航班日程表和航道对其他行业毫无意义，但它们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飞行许可，我们那儿也不能去，如果维珍要扩张，赢得去东京的航道和航线特别重要。苏格兰航空被收购后，他们飞往日本的四条航线已经转移给了维珍，但是这依然还不够。要让这些航线维持下去，我们得每天都有航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日本政府提供四个航道，英航想当然是他们的。但咨询了律师后，我们依然提出了申请，如果我们成功了，维珍不仅赢得航道，更给予英航沉重一击。当我们申请的消息泄漏出去，英航暴怒异常，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他们开始行动起来。金男爵和他的队伍努力向议员们游说，这些航道应该由英航“公正地”继承，把它们交给维珍航空是非法的，结果，这个论点收到了反效果。“它们不是‘你们的’！”交通部长的马尔科姆·瑞金德简略地告诉英航，“它们属于政府，我们来授权。英航并未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失利时，他们转而开始更有杀伤力的指控，指出维珍航空的财务状况不足以接受这些航道，他们在业内嘀咕说维珍航空要破产了，于是就有了金男爵在罗斯恰尔兹公司午餐会上的评论。他们还往交通部寄“秘密”信件，置疑我们的财务状况。这击中了国家航空管理局的要害，他们不能把航道交给眼看着要破产的维珍航空。我们得大费口舌说服国家航空管理局维珍航空运转良好。整个一月，就在国家航空管理局商讨是否将两条东京的航道授予我们时，关于维珍航空和我的谣言越来越多，所有这些谣言都暗示我们深陷麻烦。
终于，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家航空管理局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历史性决定：将多余的四个航道授予维珍航空，命令英航将他们在成田机场的频段移交给我们，并宣布它将向交通部建议维珍航空应该被允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金男爵暴怒不已，作为保守党主要的捐款人，他宣称自己被欺骗了，疯狂谴责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1月29日，第一部有关维珍航空和英航之间竞争的纪录片在泰晤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描写了我们赢得东京的频段和进入希思罗机场所做的斗争，也突出强调了我们长期以来关于维修争论在内的维珍航空对英航的抱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英航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宣称维珍航空辱骂他们。文中将我们对他们的攻击称作“猛攻”。金男爵又对我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后，我想让这些谣言消失。虽然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害怕同英航或者其他任何人竞争，但是有害的谣言越来越多。
1月21日，我给金男爵写了第一封信，希望通过开诚布公让谣言消失。我相信做生意时私人关系很重要，人们应该直接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希望他接着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交谈很快地取得和解。我写道：“我对你们英航所做的人身攻击感到不快，作为一家独立的小航空公司的主席，我所做的同你在我这个位置所做的没什么不同。我同国家航空管理局讨论过，他们决定支持我们。现在这个决定正在再次审查，我们已经讨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的案子，我们正在等部长最后的决定。上述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当条件合适，我们已经通过国家航空管理局、交通部、欧共体和高等法院取得补偿。我们没有对您和科林·马歇尔爵士做出任何个人攻击，我希望你们公司表现出同样的礼貌。
我的信只是一相情愿，接下来一个星期，威尔收到一个自称是弗兰克·都布森的电话，他是个私人侦探，想同威尔立即见面。他建议地点是滑铁卢车站下的一个酒吧。威尔和我们的律师一道前往，弗兰克告诉他们一个叫“克罗尔伙伴”的侦探所正在调查我和整个维珍集团。弗兰克问威尔自己是否可以为维珍工作，抵制克罗尔所做的任何事情。威尔感谢他的情报，但是谢绝他的帮助，因为我们从没有用过私人侦探。2月5日我收到金男爵的回信，他引述了自己在《星期天电讯》上的讲话：“我管理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公司
。祝他好运。”他补充说自己不愿对此事说得更多。这封信的简短正昭示了其中的傲慢，显然金男爵蔑视我。金爵士的信里只有两句话，他不想让我交“好运”，他还会对着无数人连续不断谈论“这一问题”。有关金爵士的信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没有直接邮寄给我，而是在一份报纸上做了回应，。就像英航努力打压维珍航空、让它消失在视野里一样，对我来说金男爵假装我没有存在。
第十二卷
23.无耻勾当(1991.2—1991.4)(1)
“我接到一个来自英航的男人的电话，”维珍航空的市场经理克里斯·莫斯告诉我，“彼得·弗莱明观看了泰晤士电视台的节目，说他能证明所有英航做过的事情。”“他会写下来吗？”我问，“这是否是有力的证据？”“他说维珍航空是英航最大的敌人，而且自从巴格达的飞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来专门破坏你们。”“你能写下来吗？”“我试试。”
整个二月和三月，我们与交通部长马尔科姆·瑞金德讨论了东京航道的争论和我们进入希思罗机场的问题。他是位实际的苏格兰人，公正地听了我们的陈述。我觉得他和我们完全一致，他指出希思罗和格拉斯哥之间定期航班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我现在有合适的餐具，吃一顿象样的饭，过去常常是有点潮湿的白色三明治。”虽然我们的工作午餐进行得不错，但是结束时他说：“理查德，你必须承认，英航干得很棒。”“是的，他们改善了不少，”我同意，“但是他们吃的是免费的午餐：比如他们免费得到协和飞机，没有任何负债，还被允许专用希思罗机场。”“是的，”马尔科姆承认，“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争辩道：“这与任何国家利益无关，现在英航是个大公司，归它的股东所有。只是因为曾经是国有时才所得到一切，形成垄断。但它不再是民航总局的了，想想你在格拉斯哥飞机上所吃的白色三明治吧。”或许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马尔科姆尴尬地点着头，我明白他不会乘坐维珍航空，因为政府鼓励所有的国会议员、公务员和所有的军人乘坐英航，似乎某种程度上它仍是“国家运输公司”。
“好消息，理查德，”马尔科姆1991年3月15日说，“政府同意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经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将授权你们作为英航运输公司来经营飞往东京的两条航线。”
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重要的转折点。“太棒了，”我喊道，“佩妮，让我喝点香槟！给威尔打电话，通知每个人。”
当每个人聚集在我的办公室庆祝时，我拨通了休·维尔本的电话。休曾经写文章指出希斯罗机场对航空公司是多么重要，因为盖特维克只有一条短跑道，缺少联运的航班，而在希斯罗机场同样的航班会比盖特维克机场利润额增加15%；维珍航空能从希斯罗机场更长的跑道上空运更多的货物，从而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这些都给马尔科姆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赢了，”我告诉休，“终于进入了希斯罗。”休很高兴也很惊奇，他在航空业做咨询已经有很长时间，告诫我说：“虽然这是你们的突破，但是得当心，英航不会善罢甘休。”在我们喝香槟时，得到消息的记者们接二连三打来电话，他们也打给金男爵，接下来周末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交通政策？”在他女婿马文任商业版编辑的《观察家》中，金男爵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交通政策？看起来每次我们建立一条盈利的航线，就有人凑过来说，‘我也要点儿，’于是政府就施以恩惠。”我对这个访谈哭笑不得。金男爵估计马尔科姆决定允许维珍航空开辟飞往东京的航线将使英航每年损失两亿五千万英镑的收入，他严词谴责道：“我们的股东损失的两亿五千万英镑将直接落到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里！”但愿收入是直接进了我的腰包。盛怒之下，金男爵忘记了在收入和利润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成本”。在《观察家》中，金男爵还拉长着脸争辩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他举出了雷克航空、苏格兰航空和欧洲航空的例子。这太虚伪了，所有的三家航空公司被迫限制在盖特维克机场，远离竞争视线，让英航渔翁得利。
同一天《星期天电讯》评论道：“本周金男爵正为允许维珍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最终决定大动肝火。维珍航空长期被限制在盖特维克，这对英航是个保护政策，现在人们明白了，由于国有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英航的服务死板，而维珍具有年青企业家的厚脸皮、坚韧劲和创意，这些都击中了英航的要害。就食物和服务质量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的相当于英航头等舱。”
我的父母常教育我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一无所得。”通过拼命挤进希斯罗机场，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同英航相比，维珍航空还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英国苏格兰航空从未做到这点。虽然马尔科姆已经在理论上开放了希斯罗机场，我们仍然需要战斗，寻求如何真正获得起飞的频段。
从英航雇员彼得那儿拿到的信件周一早上到了，彼得在3月18日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英航的英国销售管理层将维珍航空公开视为头号劲敌。在海湾战争中营救人质使理查德·布兰森取得了良好形象，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我在英国销售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去破坏‘布兰森的形象’”。彼得曾经是英航在维多利亚的高级市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确切消息，英航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破坏我的名誉，并且已经下令撕毁同维珍有关的一切文件。那些文件有什么罪，需要他们去销毁？我们静观英航挑起的战役如何发展。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运营，我们不得不设立登机柜台、行李处理器和一支工程队，提供工作日程表给我们的乘客。这意味着要获得频段，只有当我们的频段到位时维珍航空才能制定时间表，然后出售机票。如果我们要赶上繁忙的夏季运输，就必须最迟在四月前一切到位，每一个项目都是场战争。首先，没有登机柜台了。而我却在第三终点站看见一整排空余的登机柜台。“这些是谁的？”我问。“英航。”这就是回答。即使空置，英航也转租给我们。我向英国机场管理机构投诉，它在八十年代私有化开始时就改革了，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机场，总经理是约翰·伊根爵士，他曾经管理美洲虎公司。我认为约翰爵士会有点同情我，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曾经把美洲虎公司经营得很兴旺。我们通电话，我告诉他我只想拥有同英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想让他们从我身上踏过，他许诺尽力帮忙。最终英国机场管理机构分配给维珍航空一些登机柜台，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行李处理器，得在英国内陆航空和英航两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英国内陆航空。
最困难的事情是频段的分配。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新斯科舍银行的布鲁斯·伯明翰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肯，那边还是半夜，但显然肯还没有睡。“特雷弗正在去多伦多，”我告诉他，“我们正努力让新斯科舍银行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 肯沮丧地说：“我们必须在傍晚之前完成这笔生意。”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谈成了这个合同就只等签署了。
飞到多伦多需要八小时，在瑞士的午后喝茶时间，肯已经起床，在比华利山庄开始同珍妮律师进行最后的会谈，他们最后再次检查了合同。彼得、琼、孩子们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饭。特雷弗在多伦多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多伦多，在新斯科舍银行停止业务之前到了这所银行。早上三点前，采尔马特村的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和彼得都睡熟了，连值夜的守门人也消失在背后的办公室。我坐在投币电话旁的塑料沙发上，焦虑不安，想象着特雷弗和布鲁斯进行的会谈。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特雷弗和布鲁斯从新斯科舍银行的食堂打过来的，我盲目地保证珍妮·杰克逊下张专辑的销量会达到她的兄弟迈克尔的《Thriller》的销量。虽然布鲁斯·伯明翰明白这张专辑对维珍的价值，但是他不愿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对他来说，安逸的选择就是骑墙观望。
“我们需要现在做出决定，”我说，“我坐在旅馆大厅里，这儿将近凌晨四点。感谢上帝，肯在洛杉矶谈判，如果他在香港签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失败了。如果我们要签下珍妮·杰克逊，就必须在洛杉矶下班时间之前拿到银行汇票。”“这大概就是信任，”特雷弗说，“维珍从来没有拖欠你们的任何贷款。这次也一如既往。”
“特雷弗，”布鲁斯说，“我能信任你们吗？否则我会死的。”“是的，你可以。”接下来陷入长久的沉默。“我猜想伦敦支行的人会对我无比愤怒，”布鲁斯最后说，“但是无论怎么样，珍妮·杰克逊是位了不起的女士。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笔生意。但是我可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又花了烦人的两小时从新斯科舍银行的洛杉矶分行取得银行汇票。洛杉矶时间下午五点，当特雷弗和布鲁斯在多伦多欢度晚餐，而我正在补觉时，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到达了比华利山庄的会议上，并且转给了珍妮·杰克逊的律师。珍妮·杰克逊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问题，她和肯愉快地签署了合同。“该死，”她的一位律师说，“我们应该早点。我们要等到周一才能把它换成现金。”
由于我们仍然需要在珍妮制作专辑时付给合同中的费用，所以我们继续想法子把资产套现。特雷弗和罗伯特设法将世家电脑游戏在欧洲的经销权卖回了母公司——日本世家公司，我们需要现金，虽然没有银行家对该经销权估价很高，但是我们卖出了三千三百万英镑，这次出售的时机也非常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到了谷底，而日元飞速升值，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经销权变得一文不值。
1991年6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一捆简报中一份叫《对维珍的控诉》，记者是弗兰克· 凯恩，他说：“维珍的一位乘客显然对上星期豪华商务舱的服务不够满意。在来宾登记簿上有一条这么写到：‘不奇怪你们的老板会用热气球环游世界。’”
我蜷曲在货车里等待信号。这时是1991年7月7日凌晨四点，希斯罗机场外的环形路上。我们雇用了一台起重机，把印有维珍商标的红旗慢慢地挂在停机坪上的协和飞机尾翼上，把写着“维珍领地”的告示牌放在英航告示牌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纷纷从我们旁边的货车中跳了出来，架起了自己的设备。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穿着织锦缎双排扣常礼服，一只喂饱了的鹦鹉在我肩上晃动，我还在左眼蒙上眼罩，别着一把有剑穗的长剑。
交通越来越繁忙，经过的汽车都停下来拼命按喇叭，司机们高声欢叫，不久警察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笑得非常开心，”警察说，“但是英航要求我们逮捕你。”“那么你们会逮捕我吗？”我问。“当然不会，”警察笑道，“我告诉英航，世界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第十三卷
25.告那个混蛋!(1991.10—1991.11)(1)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西蒙对维珍唱片的投入。他已经不再发掘新人了，两年来维珍没有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新乐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出新乐队是一家唱片公司动力所在。虽然我明白西蒙担忧如果维珍航空稍有不测，就会危及他在维珍唱片的股份，但是同样地，我也担心他对维珍唱片的不投入会损害我股份的价值。他的心不再在这项业务中了，看起来对他私人的项目更感兴趣。
维珍航空在同英航竞争中辛苦煎熬，为了给每次航班提供服务，我们的工程队伍不得不在希斯罗和盖特维克间一天跑三四次。如果一个机场的航班延误，就会大大影响另一个机场。威尔曾听说金男爵在四处骄傲地宣布“保卫希斯罗机场的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维珍要倒闭了。”除此之外，英航正在悍然窃取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份报告说，英航曾打电话给一位在家的维珍航空乘客，企图说服他们改乘英航，我们的员工也亲眼目睹英航员工在终点站游说维珍航空的乘客改乘英航的飞机。夹在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之间，我脚踏两只船。另外和这两家公司搅在一起的是罗伊德银行，因为罗伊德银行给维珍航空的贷款是由维珍唱片担保的，这也是西蒙担忧的症结所在。维珍航空的麻烦引发了维珍唱片的隐忧。整个夏天，西蒙、特雷弗、肯、罗伯特和我都在努力想出解决之道，虽然我的脑海中跳出过出售唱片公司的念头，但是有关维珍航空的谣言达到了高峰，我必须马上予以干预。
当我1984年创建维珍航空的决定违背了西蒙的愿望，我们的友谊再没有全然恢复。他认为我象疯子一样把我们辛苦建立的每件东西置于新的冒险中。他现在只想保护他的财产。他当然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它压宝在维珍航空上，他感到这这个维珍航空的价值已经被冬季价格战毁坏了。我们请教了投资银行专家约翰·索顿，希望他能指点迷津，最大化实现维珍唱片的价值。我宁愿部分出售这个公司来为维珍航空筹措资金，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显然西蒙对部分出售没什么兴趣，他打算售出整个公司，清楚了断。肯则告诉我，他不介意维珍集团的变化，无论怎样他都会一直留在公司。从某些方面说这使将公司出售的想法更容易考虑：肯会留下来，细心照顾员工和艺人。约翰·索顿列出可能的买主名单，整个夏季他都暗中调他们可能的报价。约翰也是索恩百代董事局主席科林爵士的顾问，很快我们发现索恩百代公司对收购维珍唱片非常有兴趣。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同意出售，那么我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维珍航空来度过寒冬，击退由英航发出的一连串攻击；但是如果我们卖掉它，就会卖掉用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宝贝。每位在维珍工作过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那工作了超过10年。
我希望等到最后一刻再作打算，也许事情出现转机，但是由罗伊德银行为首的银行团一直迫使我们出售。约翰·霍布利已经取代西德尼·肖作为我们的账户主管，随着衰退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他开始将我们的贷款恶毒地从四千万英镑降到两千万英镑。虽然我们从未拖延过利息，但是他们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看过这个吗？”周一早上威尔带来《财富》的新文章，所配的照片是我懒洋洋地躺在内克尔岛的轻便折叠躺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叫《天堂中的另类》的书，插图说明是：“维珍集团的创立者理查德·布兰森享受百万富翁的生活……在英国维珍群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