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兴趣地说：“我希望罗伊德银行看到这些。”“他们或许会看到，”威尔说，“但是他们会相信吗？”“这可是在报纸上，”我大笑，“这一定是真的！”
“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10月2日《卫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整个商业版都在讨论我的债务，标题说：“在这个点石成金的人物背后是高额负债和利润低下的企业景象。”副标题则是“旋律优美但不是投资所需。”文中说“最近维珍公司的账目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景象，断断续续的现金流不能满足公司投资需要。” 这份文章简直无中生有，一般说来，当记者写报道时，即使是诽谤，他们也会联系我核查一些基本信息，但是《卫报》的这名记者从未联系过我。我看完这篇文章，很感害怕，这会激起其他报纸登载类似的文章。如果财经记者说维珍陷入如此的麻烦，银行家们就会把他们的金钱带回自己的保险箱。“因此维珍处于高度曝光下，”文章总结道，“与竞争对手相比，它非常弱小。它的主营业务非常不稳定，回购的影响和这个商业帝国的飞速膨胀让债务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布兰森的热气球看来正走在通往平流层的危险的道路上。虽然这个旅途让人兴奋，装饰花哨，但是布兰森先生的热气球旅程是任何后继的商人的不良范本。”这份文章击中了我们最脆弱之处，所有的账目暴露在灯光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卫报》的读者会认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快速下沉。
电话铃响起，其他的记者询问我的反应，我重复了威尔和我刚写的声明，重点声明这些数字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份文章忽略了维珍唱片无形资产，也没有计算维珍航空飞机的价值。我预备那天下午五点飞往日本，没有许多时间来回应《卫报》，便开始飞速给编辑回信。我试图对这份文章不屑一顾：“在你们的文章《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中有许多不准确数字，如果你们的记者懂得在写之前采访过我的话，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几分钟后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会伤害你们读者。然而，必须指出你们的错误，我们的利润并非“盲目投资”——它们翻了两倍！”我继续列出理由表明在归还完所有的债务后，我们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十亿英镑。威尔过来说：“不能仅仅写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击了，应该让他们给你一整版来自我防卫。”“可是他们决不会那么做。”“或许会。这会引起骚动，对《卫报》也有利，这比将这封信塞在最后一版无人看要好。”我们一起炮制了一整篇文章反驳《卫报》，当我抵达东京时，威尔打来了电话：“好了，我们拿到了半个版面，我把草稿传真给你。《卫报》认为我们会起诉他们，所以当我们只要求公开回应的权利时，他们乐得提供。”
我又打电话给特雷弗，问罗伊德银行如何评估这篇文章。“她们对此很放松，”他告诉我。当我给罗伊德银行打电话时，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确看了文章，”约翰·霍布利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无论如何，我认识的人都不把《卫报》当回事儿。如果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或者《金融时报》，事情会大不一样。”“现在，你对贷款做了什么决定？”我努力装作随便问问，好像我不怎么关心。“董事会已经批准了，”霍布利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在你们的资产被出售前得到它们。”我放下电话，躺在旅馆的床上，闭上眼
睛，如果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伦敦的反应大不一样，我们正在拼命重获信任，如果这样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上，银行会立刻收回自己的贷款，让维珍破产。
我在日本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所大学要求我飞过去同学生见面，并建议我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讲。当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时，教授请他们提问，一开始几乎三分钟毫无动静，为了打破僵局，我鼓励说第一位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两张去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双手立刻举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问题让我没歇过。
我也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寻找可能的地点，迈克和我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火车，这种火车名叫“子弹头火车”，这种火车更像飞机：在上面可以听磁带，有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我很奇怪，草草记下有关日英两国的火车比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周回到伦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电讯》交通版记者托比·海尔姆打电话给威尔，问如果政府将英国铁路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过来问我。“我们会吗？”我反问。“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主意，”威尔说，“我喜爱火车，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免费提供食物和报纸，甚至维珍飞机舱内的服务。我们能直接在伦敦至曼彻斯特和伦敦至格拉斯哥两条路线上直接和英航竞争。”我们讨论的越多，越觉得它有意义。铁路一定是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一条新建的公路都会立刻堵车，驾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简直是场噩梦。“告诉他我们会！”我盖棺定论。
于是，接下来《星期日电讯》的头条是“维珍要经营火车了”，并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部的特许权，将和英国铁路建立合资公司。这成了那个星期的热点话题，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维珍财务问题的关心，极佳地反驳了公众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它显示出我们更关心拓展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担忧我们的财务，总之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记者们停止打听财务和假想的破产，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星期一各色人等都打电话过来，包括西门子和通用，还有一名叫吉姆·史德的交通顾问。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位行家。
我们登记了三个可能的公司名：“维珍铁路”、“维珍捷运”和“维珍快车”，委托史德用艺术家的感觉发展维珍的火车。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是零，但是他奋勇向前，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叫Electra的创业投资公司，他们同意提供两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有了商业计划和维珍火车的模型，特雷弗、威尔、吉姆和我等人同英国铁路等相关公司和部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维珍运营火车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英国铁路一点也不热心，他们的总裁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他把我们的建议看作得寸进尺的开端。在他走出会议室时，他向他的一个同事做了总结，而这些话不幸通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办公室，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让那个笨蛋把他的商标放在我的火车上。”
10月21日的那个星期，我全都在赶赴LBC（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安琪拉·瑞彭的清晨广播节目。这项工作太麻烦，我必须早上五点起床，在黑暗中摸向LBC电台，从六点录音录到八点，然后才回家吃早饭。电台节目制片人电话邀请金男爵同我在电台争论维珍和英航现在的对立以及英航对我们各种措施。“告诉他，我们不准备降低标准，”金爵士断然拒绝，“而且你可以引用我的话。”虽然自一二月间通信以来我第一次接近金男爵，但是他的回答已经毫无伤害。
上个星期管理公司车队的约瑟夫打电话给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打扰你，但是你应该知道有件挺罪恶的事情。我们已为一位有个女儿在私人侦探公司上班。她告诉她妈妈，这个公司正在监视你。他们上个星期跟踪你去了克拉瑞吉餐厅，坐在邻桌。”我快速翻看我的笔记：我确实在克拉瑞吉吃过午饭。我感谢了约瑟夫，考虑是否应该报警？我放下电话，盯着它，在我的生活中电话曾是我的生命线。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正在监听我的谈话，我也不知道这些私人侦探是否跟踪我的孩子上学，或者搜查我的垃圾箱。我失神地站在窗前，看着荷兰公园，或许在那里停着的英国电信维修车是假的，事实上装满了监听设备——也许我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我努力把这些想法驱除出头脑，我不能改变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如果我不停猜测是否是英航雇佣这些私人侦探，我一定会累疯掉，或者很快变成妄想狂。我决定生活一切照旧。
整个星期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到星期五我已经筋疲力尽。下午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佩妮留的便条：“《今天》的克里斯·哈金斯说自己有一个飞短流长的故事，希望你能够回电。”克里斯·哈金斯是《今天》的闲话专栏作家，人们都知道他曾酗酒。我打电话过去，“理查德，首先我想让你明白我已做了酒精戒毒保守疗法，”克里斯说，“我很清醒，所以你必须认真对待我所说的话。”我开始倾听，拿出笔记本。“我同布赖恩·巴沙姆谈过。”“他是谁？”“英航的公关负责人，因为他老婆艾琳为我工作过，我和艾琳挺熟，她打电话给我
说布莱恩有个关于布兰森和毒品的好故事。”“太好了，”我讽刺道。“我给布莱恩打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对维珍的经营做详细研究，分析它的优缺点。他提到有关天堂的虚假消息，建议我应该亲自去检查那儿的毒品状况。他说他不是有意让你破产，实际上英航最不愿看到的事情是你死在他们的手上。”这让我产生了联想，我努力回想起来其他记者也问过“天堂”的问题，突然我明白了：是弗兰克·凯恩，《星期日电讯》城市版的财经记者。“然后他告诉我应该看看近期描写你现金状况的《卫报》的文章。嗯，财务非我所长，我也不感兴趣。”“好的，或许你应该转过头去调查英航。”我建议。“我会考虑的，”克里斯说，“但是这真不是我的风格，我写了闲话专栏。无论如何，我将在周一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你会在这个周末过来看我吗？”我问，“我愿意和你详细地讨论。”“当然，”克里斯说。
电话又响了，是《泰晤士报》的艾略特。“我猜想维珍不得不大量裁员，”艾略特开门见山，“我听说你已经给员工们写了信解释这次裁员。”“我每个月都给我的员工写信，”我说，“但是我从没有写过任何裁员信。”“可是我已经拿到了这封信。”艾略特说。我告诉他：“我给员工的信是私人的，没有裁员。”
接下来是《星期日电讯》，弗兰克·凯恩急速抛出一大堆指控：“我有你写给员工的信，里面你承认将会有大量的裁员。”“好了，”我说，“维珍不会进行任何裁员，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节省开支。”“比如说？”“我不能告诉你，它们是在航空公司内部节省出来的开支。”“我从维珍的内部渠道得知你们正计划冻结工资、冻结招聘、延长工时和合并航班。”“不，”我说，“全是假的。”“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八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继续在冬季飞行的话，你们就会损失五千万英镑。”“瞧，弗兰克，”我终于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你说话，你就是个英航的傀儡。”“别指责我是英航的傀儡，”他向我反击。“那么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你知道我是不会泄漏消息来源的。”“好，无论我说什么都对你写什么没有用，所以走开，写你的去吧，”我边说边挂断电话。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感觉奇怪又让人害怕。我正要去参加一个由脱口秀主持人克莱夫·安德森主持的现场电视访谈节目，准备离开时，电话又响了，是弗雷迪·雷克爵士从迈阿密打来的。“嗨，理查德，”听起来他兴致挺高，“只是想提醒你10年前英航让我滚出这个行业时和你现在一模一样。很快就完了，那些混蛋在那年10月25日阻止了我和麦克道尔·道格拉斯的增值方案，紧接着我在下一个星期就破产了。”“我会在广播中提到这件事情，”我边说边记，“我正准备做清晨广播节目。”弗雷迪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太迟才控诉‘不正当竞争！’别耽误时间啦！”“我不会的，弗雷迪，”我努力鼓起勇气，“我会尽力而为。”“我以前就说过，以后我还会说，告那个混蛋！”
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威尔和我走进了电视录制现场。当我坐在那里等待开始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最近几小时发生的事情。走上讲台，但是我听不见克莱夫·安德森说什么，他吱吱喳喳地提起维珍航空，对它大倒污水。撕碎某样东西很容易，而建好它会难得多。“现在，热气球飞行怎么样？”克莱夫·安德森说，“你对公众做了什么吗？”当我试图回答时，他又跳到另一个话题：“现在，你打扫垃圾进行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虽然我开始回答他，但是我看出他不感兴趣，我盯着他，义愤填膺。不，我没有做垃圾项目，我正在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虽然你可以随心所欲对我吐口水，但是我花了20年建立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私人公司和维珍品牌。现在英航企图让我破产，把我的员工扔在大街上，如果不力挽狂澜，我就会像弗雷迪·雷克爵士一样破产，而现在我坐在一个耍小聪明的记者面前，他觉得自己可以奚落我为打造一个好航空公司所作的一切努力。我咬着牙朝他微笑，站起来，拿起一杯水倒在他头上，走出演播室，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好吧，”克莱夫·安德森一边擦头和衣服，一边说，“我只想说：乘坐英航。”
26.登机口的野蛮人(1991.10 –1991.11)(1)
“昨晚我和哈里·高德曼共进晚餐，”《今天》的专栏作家克里斯·哈金斯告诉我，“他很好，但是他说他再也不能让欧洲航空起飞了。”哈里·高德曼创建的欧洲航空曾经拥有从盖特维克起飞的欧洲航线中20%的份额，海湾战争让它损失了部分乘客，但是我依然不明白它怎么停了那么多航班，直接损害了业务。那年年初他破产了，同一周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肖几乎冻结了我们的账号。在哈里破产前，有许许多多谣言，比如欧洲航空遇到的困难，它们必须用现金买燃料的事情，以及他们的飞机不安全。
1991年10月27日星期一，克里斯·哈金斯来荷兰公园见我，我觉察他正陷入两难的境地。隔天他就要去萨伏伊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我想让他带上隐藏式麦克风，录下布赖恩·巴沙姆所说的话，这将成为重要的证据。我也希望克里斯给我上周四他和布赖恩·巴沙姆电话谈话的副本。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非常不情愿。“看看英航在做什么，”我对他说，“这会毁掉我们的生意。当欧洲航空破产时，几千员工失去了工作。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否则维珍航空也会倒闭，又有几千人会失业。如果你现在说你不能帮我，那么为什么当初你要告诉我布赖恩·巴沙姆的事情？”“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认为英航这样做不对？”克里斯说。“好，而如果我要阻止英航，就需要证据。不仅需要谈话的副本，更需要谈话录音。”“但是现在我不确信我能否完成，我不能私下录音。”我们沉默地坐在那，我保持安静，只是紧盯着克里斯，让他局促不安。“好吧，”他终于同意了，“虽然我再也得不到英航的优惠了，但是随它去吧，我得为别人做些好事。”“有录音机吗？”我问。“信不信随便你，只有《世界新闻》这家报纸有那东西，”克里斯说，“现在那里没人，明天就太迟了。”“好吧，我马上给你买一台。”
威尔在周一早上买了个小录音机给克里斯·哈金斯并演示了如何使用，他还让克里斯将麦克风放在衬衫里面。头天傍晚我已经同《今天》的编辑马丁·顿谈过，让他知道我让克里斯做什么，马丁很高兴克里斯拿着隐藏式录音机去。一切进展顺利。但是那天克里斯一直没有打电话过来，弄得我很焦虑，最后他终于致电给佩妮：“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在办公室，周围有许多人，请告诉理查德我明天早上过来。”他过来时十分为难，不想交给我磁带和巴沙姆拿给他有关调查维珍的情况。我递给他一杯茶，让他平静下来。如果他不交出磁带和报告，我不会让他走出我的屋子。终于他打开箱子，当他拿出一张纸时，纸上写着“克里斯·哈金斯同布赖恩·巴沙姆于10月24日下午1：40开始的一段电话交谈” 内容如下：“巴沙姆：‘你已经和我太太谈过天堂俱乐部的事了，事实是你可以在那里公开地买卖包括毒品在内的任何东西。我个人对天堂俱乐部的事没有兴趣，我的兴趣是布兰森如何管理。毋庸置言，我的客户英航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获得了两条去日本的航线。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现金情况，他手里现金经常是紧巴巴的，当要陷入麻烦时，他就筹资，比如说，出售了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现在他又找到了日本投资者。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但是只要你的名声好，一切还可以。如果天堂的事暴露出来，当然会大大影响他的名声，那么他就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哈金斯：‘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调查了？’巴沙姆：‘我没有兴趣……我不想让布兰森破产。实际上，从我的客户角度，他们最不想的是让布兰森毁在自己手里。艾琳知道我对布兰森先生很有兴趣，《卫报》用大量篇幅分析他的财务状况和他危险的管理方法，他周期性地融资，如果裁减所有的费用，他一定会失血。我很有兴趣听听你是如何调查的。’”看完后，哈金斯补充道：“后来更坏，我们昨天谈话时，他提到你的一架飞机将如何从空中坠落，他不断地称维珍是‘脆弱的公司’。我不知道这个磁带是否能放出来，但这是他的报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听听，”我建议，不看他的眼睛，以免露出我的恐惧，拿出磁带放入录音机，然后开始看巴沙姆的报告，这是个转折点，我考虑着，如果我出来反抗英航，那么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刻。
可是录音带里有很多干扰声，什么都听不清楚。我们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巴沙姆的报告上，这份报告中详细地提到了维珍很多东西，摘要如下：“基本情况：维珍是小公司；维珍集团的市价有八亿六千万英镑；维珍的管理质量低；维珍的风格不正式，但是管理队伍证明自己足智多谋，面对快速变化反应敏捷；核心业务由有相关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主持；维珍财务脆弱，业务需要大笔现金支撑，然而通过利用合资等手段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金，财务状况可能是未来的弱点。
个人特点：布兰森树立了一个独立、反传统的形象；他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那里有类似英雄崇拜的情结。）弱点：1，布兰森的战略充满着试验性，过去他常常能够从不成功的冒险中提前把自己解脱出来，未来他不会永远这么成功。
2，布兰森能为了组织的成长通过合资及同日本人做生意得到资金，同日本人的合资企业最终会束缚这些业务的方向，并由于布兰森放松了控制而受到限制，这些业务的继续成长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现金流要求。
3，由于任何原因会导致日本人失去信任而切断他的现金生命线，引起灾难。
4，布兰森喜欢成为公众人物，当某项业务呆板、没有新意时，他会很快厌倦；他喜欢突破障碍，然而这样也会容易引起批评。
5，他拥有天堂俱乐部，这也许会威胁他树立的形象。”
哈金斯想同《卫报》的编辑马丁·顿交流一下，我则试着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从磁带中抢救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把录音带拿到录音室，请教工程师可不可以消除后面的杂音。一个小时过后，威尔和我出现在录音棚里，两位工程师正忙着调整各项混音设备，巴沙姆的声音突然从黑色的喇叭中清楚而响亮地传出来。（我们安坐在那里静静聆听。公平地说，巴沙姆已经注意到维珍的公司形象，他后来用一些证据声明，英航扭曲了他在这次肮脏伎俩中的角色，他们只会谴责别人、推卸责任。）
“布兰森的商业模式是他的手中有许多业务要开展，一些需要大笔资金，他一要得到现金，就立刻去借。商业与利润无关，是现金，是拥有的现金，是你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现金付欠款，是在最后时刻你手上是否有足够的现金——利润并不重要。布兰森每次在花光自己融资所得之前都最大限度使用现金，他将出售在日本的唱片店，还会卖掉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看看周末的报纸，《星期天电讯》的弗兰克·凯恩说他正在筹资两千万英镑。
两件事会搞垮布兰森：一件是匹夫之勇，比如热气球飞行这种极度危险的事情。即使有救生设备，可身处三万尺的高空还是挺危险。而且如果他发生意外，我相信他的事业也会完蛋，因为是他的个人魅力吸引资金进来。另一种是我所称的道德危险，主要集中在天堂俱乐部上，如果没有天堂俱乐部，我也相信总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天堂’会有什么问题？”哈金斯头一次能够插上话了。
“没什么，”巴沙姆很快地说：“没有一点问题，它不过是间同性恋夜总会而已。如果金男爵拥有这样一家夜总会会很奇怪，是吗？如果布兰森想要成为一位正正当当的生意人，这样的夜总会不是也很奇怪吗？如果布兰森想成为正经的商人，要是拥有夜总会，就会引起危险，不只是他本人，他的事业也会受威胁。你能想像这样的情景，所罗门银行接受了货款申请，正要授予贷款时，天堂遭到搜捕？俱乐部拥有者被控有罪，对吗？不难想像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还牵涉到大量的毒品，这就是我认为他会犯错的地方，我想他有麻烦，他在非常危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当哈金斯问他有关政府决定让维珍经营东京航线的问题时，布莱恩·巴沙姆的语气温和而有说服力：“我试着由客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意。当我看到布兰森从英航手中拿到这些航线时，我觉得非常丢脸。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觉得他的业务很脆弱，非常脆弱，我不敢用自己的钱去投资。金男爵所知道的就是如果像布兰森那样经营商业，会蒙受巨大危险，会重蹈弗雷迪·雷克的覆辙。我认为政府将这些如此有价值的航线交给这样一名商人，实在不够明智，令人丢脸，特别特别丢脸。”
布莱恩·巴沙姆然后巧妙把话题转到维珍的管理以及麦克·贝特的奇异行为，他离开英航到维珍上班两天后又回英航，麦克进入维珍是为了要从布兰森手中接管维珍。
“罗伊和特雷弗会喜欢这个想法！”我说。
“无论如何，”巴沙姆继续说：“他工作了一周就辞职了，我请他吃晚餐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嗯，实际上经营方式非常恐怖。’他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飞机会出事——你知道，飞机常常出事，一定会发生，如果展开调查，就一定会有人离开，因为他们经营的方式和程序骇人听闻。”
“告那个混蛋！”我重复着弗雷迪·雷克的话，“真是难以置信！”
录音带中，巴沙姆和哈金斯准备离开，哈金斯起身整理衣裳时，噪音量增大。
“我有些顾虑，”巴沙姆告诉他，“首先，我一点都不想被扯进这件事；其次，英航也不能被卷进此事。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英航在进行一场对付维珍的战役——事实上并非如此。好吗？……”
“如果我们对布兰森的事情胡说八道，不会让你惹恼金男爵？” 哈金斯问。
“不会，”巴沙姆说，“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他们也不会不同意，是吗？”
“当然不会，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介意你搞垮别的航空。”
几分钟过去，哈金斯要去上厕所。我们从四声道的喇叭里清清楚楚听见他拉下裤子拉链，撒了好长的一泡尿，一直到录音带结束。威尔和我互相盯着。
“把最后一段重放一次，”我说。
“不会，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我重复道，盘算着如何处理这盘磁带。我感到自己像是亲眼目睹了一场犯罪，更奇怪的是那位受害者是我。录音师复制了磁带，我给律师送一份。
紧接着英航的彼德·佛兰明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英航所做的许多事情，重复指出已经建立了一个管理团队来破坏“布兰森的形象”。他写道：
“我感到这点是从英航高层产生的一个策略，我对这家公司如此公开此事感到无助，这是毫无前途的方式。然而，在维珍向欧洲法庭起诉后不久，可以注意到整个英航到处都是由此带来的反应，经理们或者秘书们多次被告知毁掉所有有关维珍的文件。我再次震惊，英航的高层管理者这么关心维珍的行动。虽然我觉得自己的文件没有任何有害的成分，没有亲自销毁任何东西，但是我知道本部门的其他人因为这个指示而销毁了资料。”
虽然彼德· 佛兰明已经描述了英航战役的这两个方面，但是看见它们白纸黑字地显现出来，我仍然深感震惊。有了佛兰明的证据，我现在知道英航在背后玩什么；有了哈金斯对巴沙姆所做的录音，我也了解他们在新闻界搞什么鬼把戏。虽然身受两重攻击，但是至少我确切知道了他们的伎俩。
《今日》的新闻记者还在冥思苦想如何运用巴沙姆的录音时，我接到《星期天时报》的记者尼克·拉弗的电话。他正计划详细分析维珍王国，上个星期五已经同巴沙姆会面，巴沙姆告诉他一些曾经告诉哈金斯的事情，但是因为拉弗是位财经记者，巴沙姆提到了英航内部谣传的维珍航空由于信用额度过低，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午饭后，拉弗打电话给巴沙姆检查一些他提到的细节，还在巴沙姆不知道的情况下预防性地给电话录音。巴沙姆给出了一大列破产的其他航空公司名单，还说是从壳牌石油公司传来的。尼克·拉弗给威尔打电话，想得到对这个故事的反应。
“我即将报导维珍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他说，“你们对此有何评论？”“我他妈的有话要说，”威尔愤怒无比，“完全胡说八道，我希望你们不要报导这种消息，如果这类事情上了报纸，对小航空公司来说会是种致命的，几天之内就会让我们完蛋。我们只好起诉你们！”接着拉弗开始复述巴沙姆给他的航空公司名单。“别挂断电话，我让理查德和你说。”威尔跑进办公室向我说明情况，我告诉拉弗这是堆垃圾，是谣言，我根本不必用现金买燃料。燃料占我们成本的20%，没有从乘客们的现金票款来保证让我们一个月后交燃料费的话，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贷款，这点是没有一个银行会支持的。
“为什么你不调转枪口去调查英航？”我建议，“写出他们的肮脏把戏？那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试试，”拉弗说，“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边说边想着巴沙姆的录音。拉弗说一位英航的董事曾经告诉他在科林·马歇尔的桌子上见过一份有关我的文件。
“我想你将发现那是布莱恩·巴沙姆写的一份报告，”我说，“马歇尔得到一份毫不奇怪，我只希望他不必太在意。”
拉弗保证会向壳牌石油公司核对，然后打电话给巴沙姆。几个小时后他再次给我电话：“我刚同壳牌石油公司核对过，他们说维珍的信用额度同平常一样，所以我致电给巴沙姆，告诉他我会调转报道的方向，我们现在正在写一篇有关英航中伤维珍的报导，而且会提到他。”
“他高兴吗？”
“他在车上，我想他一定是在遂道里，信号不好。”拉弗圆滑地说。
这时，我直觉出形势对我们有利了，过去几个月里，看来只有我和威尔相信英航正在做坏事，我感到自己终于让他们有所了解。约翰·索顿也给我打电话：“有段时间没有同你联系了，但是我一直看到有关你的许多报导。”
“是的，越来越多，”我同意，“但问题是许多报导都是错的。”
“新闻记者和银行家，”约翰友好地说，“永远不要相信他们。”
“百代索恩那边有什么消息？”虽然罗伊德银行和百代索恩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但是我明白罗伊德银行的下一个电话为期不远。他们月初已经延长了贷款，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不能展示出正价值的现金流，出售维珍唱片的压力仍在。约翰证实了这个想法，百代索恩正在进行购买计划。
“布兰森反击英航的‘把戏’”成了1991年11月3日《星期天时报》的头条，虽然这不完全是我心中所想，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开始。巴沙姆和英航首次公开联系在一起，揭开了他的伪装。报导中详细说明了巴沙姆如何提供机密资料给许多记者，同时引述我的话说如果英航不停止他们的把戏，那么我可以列出一百件事情去欧洲法庭申诉。尼克·拉弗却没有提到引起他调查现金买燃料的故事。但是这份报道的脚注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布兰森的困境”，这大大削弱了维珍的有利面。
受《星期天时报》的鼓舞，《今日》终于鼓起勇气，给我传真他们将在第二天出刊出的头版新闻。“我们会打电话给巴沙姆核实一下他的话。”编辑告诉我。一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来。“他妈的反应太大，”他说，“巴沙姆气疯了，英航的人正在跟我们总编通电话，事情难办了。”结果《今日》屈服于英航的压力，决定取消报道。
我期望大量的新闻记者给我打电话，但是奇怪的是没有电话，我很惊奇竟然没有人来调查这件报道。《星期天时报》的报导或许对我弊大于利，因为绝大多数的后续报道全都引述金男爵的话，说我是在指挥一场对抗英航的战争，或者我只是想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是英航太忙于打理大型飞机而没有受到维珍的影响，或者说我只是非常“下流”。
“理查德必须学习如何面对困难。”我父母的一位朋友珍妮·戴维斯说，这个意见看起来象是全国的观点。对外界，我看来在抱怨激烈的竞争，他们或许十分相信如果我不能忍受一定的竞争，就不能经营航空公司。但是珍妮·戴维斯更应该明白：她的丈夫迈克·戴维斯是英航的独立董事。
第十四卷
27.他们说我是骗子(1991—1992)(1)
佩妮探头进来说：普林斯·鲁珀特坦找你！
我几乎是跳向电话，我没听说滚石乐队可以寻找新合约，但他们的经理毫无征兆地打电话给我，只代表一件事。果不其然，普林斯· 鲁珀特证实他们正待价而沽，他希望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这样维珍唱片能够提出一揽子报价。挂上电话后，我暗自盘算，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出高价，让普林斯·鲁珀特只跟我们一家谈。我打电话给肯，他开始调查销售数字，滚石
的旧专辑几乎仍然畅销，我们都认为合约该签三张专辑。经济萧条也影响了音乐界，销售数字较以前为低，肯预计未来的销售与旧专辑可能的销量后，推算我们至少要提出六百万镑预付金才能争取到滚石。虽然这比我们付给珍妮的价格要低，但银行团却毫无资助我们的意愿。
暂且把英航的困扰搁在一边，我集中精神决心赢得滚石。唱片业的很多人则正把滚石扫地出门，一些文章还质疑一群祖父级的艺人能继续玩摇滚多久，每个人都以为他们准备收山归隐。但是当西蒙、肯和我聆听他们下一张专辑《伏都长廊》（Voodoo Lounge）的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还要好，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签约维珍，我们将会重新打造他们，把他们推向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最好的事情是报纸上负面评论已经吓跑了其他一些唱片公司，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并且报出正确的价格，才有可能占尽先机。由于我们手头拮据，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风声传出我们对滚石有兴趣但却无力筹钱。联络了不少银行，终于设法从花旗银行筹到六百万镑，将于隔年四月偿还，反正我们已经身无长物，不管明年四月能否偿债，我们深信事情终究会有转机，明年总有办法重谈货款，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签下滚石。11月20日，霍莉生日当天，我们在餐厅内举行签约仪式。我暂时把和英航的麻烦和即将出售维珍唱片这两件事请搁在一边，集中注意力来赢得滚石乐队。但是当西蒙、肯和我坐下来听他们下一张专辑“巫毒长廊”的一些歌曲时，我们都承认比以前的都要好。
霍莉挥手送我们出门时，神色认真地问我：爹地，“谁是滚石合唱团？他们是某个流行合唱团吗？”一时之间，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回忆起在25年前我第一次同米克·贾格尔会面，我还雄心勃勃地想签下滚石乐队，在欧洲跑了一圈试图筹资四百万美元。现在事实很明显：普林斯·鲁珀特认为维珍是最适合滚石的唱片公司。我希望事情有所转机，否则我就会失去维珍唱片，也会失去发行滚石乐队下一张专辑的机会。1975年未能成功同他们签约后的某个星期，他们来庄园录音，忙了一整夜后，他们正懒洋洋的散坐在录音室外，基思·理查德和他的牙买加女友还在床上。外头的石径上传来一阵吵杂的脚步声，然后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滚石的其他团员都在喝咖啡，我起身开门。
一位穿着紫色外套，身材高大牙买加人站在我的面前。本来我还以为那位女孩是基思的女友，现在看样子全然不是，他拿出一把枪指着我：“她在哪里？快说！” 我盯着那把手枪张口结舌，眼角却瞥见两个赤裸的身影正蹑手蹑脚的穿过边门，那是基思和那位女孩，他们看了一下那个牙买加人，飞快地跑过他身后的草地。我简直崇拜他们的速度，基思的头发在他白皙的背部飘动，他一跃而过木篱笆，女孩紧跟着他，两个人拼命地奔跑，似乎命悬一线。他们跃过栅栏，穿过田野，向河边奔去。牙买加人瞧见我的目光，转身查看，正好看到两个光光的屁股，一白一黑，他发出一声怒吼，急忙跑向车里，发动引擎疾驶追赶，从此失去他们的踪迹。
忽然想到这段插曲，不知他们当年是如何逃出来的。“基思，”我倾身向前问道，“你还记得那个牙买加人和他的枪吗？当年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当然记得，”基思说，“那是她老公。她看见车子开进来，就马上要我快跑，他是个毒贩或者其他什么人物，反正我们必须逃走。我们跑了几里路藏在河边，希望有人能够经过那里。后来来了一艘船，船上载满学生，我们从草丛里爬出来向他们挥手求救，穿上他们的衣服，仍旧人模人样的坐船回到了牛津。”
在回家的路上，琼试图说服我不要卖掉维珍唱片，她确信滚石下次的巡回演唱将打破所有纪录，而且我们会从他们身上赚到比航空公司更多的钱。这种困境使我简直要爆炸了。拥有滚石乐队、珍妮·杰克逊、菲尔·科林斯与布莱恩·费瑞等乐手，维珍唱片将成为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唱片公司；如果滚石的下张专辑一飞冲天，那么我们将跟着发财，而他们以往的专辑会让我们的财产翻倍。我拼命忘记银行的压力，拒不出售维珍唱片，我决心尽可能长地血拚到底。
“理查德，你不能相信英航，”罗尼·托马斯告诉我。
罗尼·托马斯在纽约经营自己的一家豪华轿车公司。1986年我遇到他时，他已经有200辆轿车提供良好的服务。在知道维珍航空要为豪华商务舱乘客提供豪华轿车服务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求全部的合约。他赢得了合同，并且从此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过去几天，他和他的司机们发现，当他们将乘客放下时，英航的员工就会拦住乘客并为从维珍航空改乘英航提供“奖品”。罗尼和英航的员工大吵了一架，接找英航通知他说他的公司被禁止在英航的侯机口服务。
自从《周日时报》揭露英航的伎俩后，第二个报导这一消息的是《卫报》，头版头条大写着：“英航因维珍备受攻击”，并以全版版面分析报导英航的诡计，标题是：“维珍向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抗议使英航行径更受怀疑。” 尽管有这些报道，这些肮脏的把戏仍然在继续。不管有多少翔实报导出现，英航总能面对批评显得很无辜；面对普通大众，他们对待我的抗议就像是对待一个无法接受竞争的人所作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而不屑一顾，他们太猖狂了。既然英航极力要将我们赶走，我知道自己只有更强烈地反击，我越来越绝望，开始寻求
反击英航的法律途径。在美国，这可以构成反托拉斯罪名，但是我们的律师说：这里并没有类似的条例。令人讶异，英国的航空业没有规范竞争行为的条例，公平交易局或专卖委员会在这一领域也束手无策，他们的权力只限于航空公司间的合并，民航局权限则除了航行安全外，只能就航空服务与票价提出意见。虽然英航和英国电信一样都是属于民营化的独占事业，但却没有政府机构监督管理。我们向欧洲法庭申诉，虽然他们可以依据《罗马条约》第85条所载的公平竞争原则来裁断英航的所作所为，但仍然无法强制要求任何公司改变其经营策略，事实上，我们对欧洲法庭的申诉只能产生宣传的效果。
我并不希望和英航对簿公堂，既花钱又很冒险，他们会聘请一些顶尖的律师以各种统计资料打压我们。其实，我早该认清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维珍航空完全无力筹款。美国的所罗门投资银行曾经非公开销售我们的部分股份，希望能筹足二千万镑，但是，和雷克航空与英航的官司进行时一样，没人会对维珍有兴趣，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和英航对簿公堂。我们还在继续赔钱，当我们努力注意英航在干什么勾当的同时，银行也正在密切注意我们的资金周转。冬天快完了，一切却更加恶化。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正落入英航的股掌间。阻止我们继续成长正是他们的目标之一，而要继续成长则必须不断增加投资，我越是大声抗议，其他航空公司、创业投资公司或投资人就越不可能投资我们，外人也会认为无风不起浪。我们两方面都不讨好：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被大公司打垮的小公司，也没人会投资一间即将要花上巨额费用和大公司打官司的小公司。没有金融界提供的后续资金，维珍航空一直缺钱。到了1991年圣诞节，维珍航空艰难度过了冬天的淡季，损失了不少金钱。六家主要的贷款银行持续不断写信给特雷弗，提醒他我们的贷款必须在明年四月偿还；而我们的清算银行罗伊德银行看到大笔资金不断进出，更是变得越来越着急。或许这正是英航的赌注，就算我们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也会尽量拖延诉讼时间，好使我们破产。即使在12月11日我写信后，英航还是那么厚颜无耻，嘲笑我的控诉。
12月21日，罗伊德银行送来的一封信更提醒了我们窘迫的状况，它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超过了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额，说银行仅仅因为超出部分是工资而且还有七百五十万英镑第二天到帐的情况下才允许这一超支的；还警告我们，银行不会“再支持下一次突破五千五百万英镑限制的申请”。如果这七百五十万英镑推迟一周到帐，那么罗伊德银行会让我们的工资支票作废；如果维珍航空破产，我甚至不能保证维珍唱片会不受影响。我怀疑航空公司的破产将让珍妮·杰克逊或者菲尔·科林斯印象深刻。
情况愈来愈清楚，我们必须找到立即的解决方式，而非一直和银行争论小额债务。维珍唱片是我们的行业中唯一最赚钱、也是唯一能够拯救航空公司的机会。由于英航加诸我们身上的负面宣传，我们无法卖掉航空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卖掉唱片公司来拯救航空公司，仍有两个强大的公司；关闭航空公司则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公司和一个破产的公司，外加2500名失业员工，维珍的品牌名声也会支离破碎。
我打电话给索顿，他仍然在接洽几个对维珍唱片有兴趣的公司，我怀着不详的预感密切注意他的进展。索顿告诉我索恩百代EMI现在愿意先支付四亿二千五百万镑，外加从第二年开始的营业所得，这比达比得·葛芬（Dabid Geffen）卖给MCA的价码还少，1990年3月，他以年度营业额的2.6倍——五亿二千万美元卖出他的唱片公司。如果以此类推，维珍唱片的年度营业额三亿三千万镑乘以2.6的话，公司应值八亿五千万镑。1992年1月间，罗伊德银行持续施压，措词强硬说既然我们一年以前就讨论卖掉维珍唱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展？我们欠罗伊德银行五千五百万镑，到了二月与三月，航空公司还会需要三千万镑，因为冬天的月份最为困难，我们需要同时维修所有飞机，而旅客的数量却持续减少。另一方面，维珍唱片的钱却不断进来，今年我们的营业额是是三亿三千万镑，利润为三千八百万镑，明年我们预计收入会达到四亿镑，利润会增加至七千五百万镑，但是罗伊德银行不能等，我必须弃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