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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理查德·布兰森 当前章节:15194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3:15

我的宏伟计划没有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是,卖掉维珍音像后,我再次准备去推倒障碍。这次已经有明显不同了:过去在《学生》这个小杂志里我们没几块钱,因而不得不卖掉它;现在我们的大钱柜里却装满了数以百万英镑。这是多么迷人的时刻,凡事皆有可能,我们资金充足,更重要的是,有了维珍这样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品牌,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自身变革,维珍的领域一望无际。

我从不压制我的直觉,对于任何商业计划,首要的是有趣。如果一个市场被两个寡头垄断,对我来说它就有正当竞争的空间。不仅仅是有兴趣,我还喜欢趟混水,尤其是当大公司提供价贵质次的产品时,我就想从他们的收入中分一杯羹。九十年代早期,在我的记事本里就有了推出一系列维珍软饮料的可行性方案,这些饮料以维珍可乐为首,维珍可乐将梦想代替名列世界十大企业之列的可口可乐;正当此时,科特公司专注于推出自创品牌的灌装可乐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作为合作伙伴。

“你有因素X和Y,”科特公司总裁格里· 彭塞对我说,“人们喜欢维珍,他们相信这一品牌,只要是维珍的产品,他们就会去购买。怎么样?我们已经有了配方,你拥有品牌,你对‘维珍可乐’有何看法?”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优势显而易见,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它也是世界上最具盈利性的公司。它只有一个对手:在美国市场,可口可乐拥有百分之四十的份额;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大约为百分之三十。美国以外的市场,可口可乐完全占统治地位。两个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有数亿美元,而且它们一些最好的广告现在仍然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但是当我近距离研究饮料行业时,我看到它们盔甲上的裂缝。最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告诉你可口可乐只是一个有巨大市场预算的碳酸饮料,而单一性将使它的市场容易受到攻击。对于“什么是真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口可乐公司将原来的可口可乐从渠道中退出,而推出号称有更佳口味的新可口可乐。但是美国消费者的反映迫使可口可乐公司重新使用原来的配方,并起名“经典可口可乐”。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播下,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承认“经典可口可乐”不如“新可口可乐”,那么根据定义另一种可乐的配方更好。对我来说,出击的号角已经吹响。

双寡头垄断市场的另一方,百事可乐看起来更弱。引人注目的是,当我们推出维珍可乐时,百事可乐首先做出反应:它们将自己的罐子从以红色为主改为以蓝色为主,看起来我们刺痛了它的神经。当我们得知百事可乐准备这样做后,我们在报纸上作整版的广告声明我们已经开发出独特的可乐罐——因为罐子变成蓝色,当可乐不冒泡时,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即使这样,对加入这个行业,维珍内部仍然存在阻力。可以理解,人们这样是想保护我们的品牌,对于维珍品牌的使用,这是它首次受到异议,以后异议发生得更多。

象往常一样,当人们提醒我别做我想要的某件事时,我反而更加想要去试一试。就这件事而言,我们都承认:将在超市货架上展开每一英寸的争夺战。但是一旦我们估算出,即使我们失败了,财务风险也非常小时,我们决定着手这个项目。我们的产品一点都不输给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而且在一所学校进行的首次蒙眼测试中,大多数人更喜欢维珍可乐,这项测试后来在全国全面展开,因此,我们正式推出维珍可乐。几个月内,我们在全国卖出了五千万英镑的维珍可乐;们继续将它推向法国、比利时和南非,甚至我们打算在时代广场可口可乐标志下放一台维珍可乐售货机。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冲破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重重围困,甚至烧掉了时代广场上可口可乐的标志。

展望未来,我无法想象维珍可乐是否能成为软饮料中的全球领导性品牌,对我们所有的生意,我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但是,我知道维珍可乐将成为维珍哲学的代表,在贩卖它的乐趣和活力下具备着一份很棒的商业计划作基石。推出维珍可乐的决定基于三个要素:找到合适的人,对维珍品牌的积极使用,以及对市场萎缩的保护措施。

维珍可乐的商业计划十分清晰:我们从不花太多的钱来卖维珍可乐。不像其他产品,生

产可乐是那么便宜,以至于制造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能通过销售来平衡广告和分销的成本。维珍的财务报表充分表明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有这么大的空白区间,足够让其他人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旁边卖更加便宜的可乐。

一旦我确信我们能在可乐市场萎缩时有效应对——这常是我首先关心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推出维珍可乐是否真的能提升维珍品牌。尽管同事们反对,我仍确信可乐可以让人们想到维珍的许多特质——乐趣、自由和激动人心,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的可乐更好更便宜。我们的成功基于以下事实:我们是面对两个巨人的弱小新来者,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让这一品牌在青年人市场中生存。

“好的”,当人们听过我对维珍可乐的辩护后,他们同意了,“我能看到可乐是乐趣,它令人兴奋,可以盈利,而且符合维珍的形象,但是人寿保险肯定不是!你卖寿险、抵押品和投资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得不同意在我们决定开设维珍财务之前,来一些关于发展寿险的健康性的讨论。

“人寿保险?”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想法时,都很不屑,“人们痛恨人寿保险,所有的业务员看起来没有道德,他们闯入你们家,从你身上抽取秘密的佣金。这是一个很糟的行业,它绝不是维珍的生意。”

“没错,”我说,“但它有潜力。”

我喜欢同魔鬼跳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建立维珍寿险和维珍银行的想法会吓着不列颠的老员工以及在维珍音像店闲逛的顾客,然而,我能看到金融服务业所有的缺点。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到有人做了不公平的买卖,我就想插一脚进去。当然,这不纯粹是慈善事业,它也需要有利可图,但是区别在于,我准备向顾客更多地让利,这样买卖两方才能获得双赢。我的特色也许有点黑色幽默:卖给你性手枪的人也替你管理养老金。另外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是,银行以前曾经差点取消我们抵押品的赎回权,现在,我们则要开一家银行,从那个领域抢他们的生意。

罗万·果姆利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金融服务,他也是我邀请来帮助维珍找出新商机的风险投资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评估他认为毫无意义的维珍养老金政策,当他请教了六个不同的养老金专家,试图最好地重新构建这一政策时,六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让他十分困惑。

“我不能理解”,他告诉我,“我在财务上有三个学位,但是它们所教的没一个对这件事情有用。”

我直觉感到金融服务领域被神秘和偷窃所笼罩而且没有隐性收入,维珍拥有空间提供没有沾染行业习气的替代品。象我们的其他冒险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伙伴,他既了解这个行业又能够提供与维珍品牌匹配的资金。尽管过去与人合作时我们有过些困难,我仍然坚信1:1的合作关系对金融业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某些时候出错难以避免,当出错时,双方有相同的动机进行修正。事情也不总是这样,最坏的情况,比如当年和冉多尔夫·菲尔兹公司的合作,维珍最后会将伙伴整体收购;最好的情况,则比如和我们在日本合作开大商场的玛瑞公司,仍然是对半分而且双方一直很满意。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已经尝试过绝大多数合作形式,即使你们都有同样的激情投入一个项目,情况仍然会变化。因此和别人打交道时,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对合同重新谈判是商业挑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财务,开始是维珍股份和诺维奇联合银行组建的合资公司,双方的股份为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我能毫不谦虚地说这一切无法再次发生,我们取消了所有的佣金,我们提供高价值的产品——实际上,蜂拥而来的投资者令我们招架不住。我们不是在伦敦城里租下一个高级写字楼,而是在诺维奇建立新的办公室,我们从不雇用基金经理,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他们严实保护的秘密:他们中的某些人拿着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却从不能联合起来打败股票指数。

我们强势进入金融领域,而且刚开始一切迹象良好,然而成功之余,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诺维奇联合银行的实力,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看起来我们比当初预期的要大上两倍。不久,我们安排诺维奇联合银行将股份出售给能匹配我们雄心的伙伴——澳大利亚互助远见银行(AMP)。由于有AMP和维珍财务的优秀团队,我们在竞争激烈的金融服务领域收获颇丰。从1995年宣告成立,维珍财务令人惊奇地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投资公司,迄至1999年,25万人将1.5亿英镑信任地交给我们。

罗万·果姆利的成功和他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表明了维珍最大的长处:我们靠特立独行获得成功。当我请罗万为维珍工作时,我意识到他身上的一个特质:他总是主动让事情发生。在他在荷兰公园半岛上的某张办公桌上开始工作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将去创立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其实事后想起这点倒也并不让人吃惊,当他进军金融服务领域时,我们安排了新的公司结构,让他和他的团队在公司拥有自行处理的股份。和维珍所有分公司的经理一样,罗万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因为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功将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财富。对于维珍这样叛逆的公司,维珍财务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如同维珍从音像转到航空一样,这也是横向跨越,但是它仍然还是关于服务、资产增值以及供应简单产品的行业。

沿着正统途径建立一个有巨大办公室、董事会命令层层传达的金字塔结构公司完全不符合我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我不是说这种组织结构错了——远不是这样。该结构造就了从可口可乐到皮尔森再到微软这样令人敬畏的大公司,只是我不喜欢那样工作,我太随便,精力太旺盛,我喜欢继续前进。

随着公司越来越多样化,我更多地被问道有关维珍的远景构想,我既不想逃避这个问题

,也不想很采用保险的回答,比如“我将在下次被问道时再做回答”,我对维珍的远景不是僵止的,而是像这个公司一样在常变常新。我通常列表来过日子:列出需要电话联系的人,列出想法,列出筹建的公司,列出主动制造事端的人。每天我都按照这些表来工作,一个个电话推着我前进。回顾七十年代早期,我大量时间在跟不同的银行和贷款者耍花招,以使他们互不确认并认为我有偿付能力。我仍然这样生存,但是除了银行,现在我做的都是大得多的买卖,依然不过是规模上的差别。

即使有时我把它放错地方,我办公室的任何人都知道我最重要的财产是一个标准的学生笔记本,这种本子可以在全国任何的一条大街上的任意一家文具店买到。无论在哪,我都随身携带这个本子,记下我碰到的维珍员工和其他人对我所有的意见,我也对电话会议和所有会谈作记录,而且还会起草信件和列出需要打的电话。

这些年来,我用这种方式所做的笔记已有一书柜,将所有事情记下的戒律让我不得不仔细倾听。现在重新翻阅这些笔记,我发现一些想法离我远去:有人曾建议我去投资一项叫“细节追捕”的木板游戏和一个装有发条的收音机。但是,当我拒绝开设劳埃得斯保险公司进入保险业时,我的守护天使一定眷顾了我。

无论我是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在音像店里,我都四处走动,询问碰到的人是否有改善服务的建议。我把建议记下,一回到家我就会温习我记下的东西,如果有好主意,我拿起电话将它贯彻实施。在机场巴士上,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在飞行中提供咨讯。当我告诉我的雇员这个想法并问他们是否能实施时,雇员们都疯了。他们取消我那是“一张理查德的草根选票”。但是顾客反复地建议维珍提供更多的服务,只要建议有影响,我才不管主意从哪儿来。

我也坚持我们应该不断地询问雇员们有什么建议,而且我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当我试着在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走廊里推手推车时,我几乎撞倒了所有的人。在我同机务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引入更多的女服务员提供服务,让手推车的数量保持最小。

某次同我谈话时,彼得·加百利最终总结了我对维珍的远景构想:“真让人无法容忍!维珍在做任何事情。早上醒来,你在听维珍电台;你穿上维珍牛仔裤;你去维珍大卖场;你喝维珍可乐;你坐上维珍航空去美国。不久你还会提供维珍生育,维珍婚礼以及维珍葬礼。我想你应该把维珍重新命名为‘进出口公司’,这样,你从头至尾无所不在。”

像平时一样,作为机敏的商人和天才的音乐家,彼得非常接近事实。当时他不知道在伊斯特本我们有两百人在生产维珍化妆品,另外一组在设计维珍衣物,还有我们正准备竞标两条英国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以成为英国最大的铁路运营商。我怀疑我们是否推出过维珍葬礼,但是曾设想推出维珍生育。如果有良好的商业计划、有限的市场萎缩、高素质的人员和好的产品,我们就会努力获取。

在某些方面,依照传统就是受折磨,就像你所注意到的,我对这种所谓的智慧没有兴趣。传统意义上,当你管理一个公司时,你应该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千万别偏离这狭窄的范围,那样我既大受限制又十分危险。如果你只经营音像店并拒绝改变,当象因特网之类的新事物出现时,你将丢掉那份来自新媒介的顾客的销售额。即使在令人兴奋的1999年,我也觉得建立自己的网上音像店给维珍传统音像店带来损失,要远远好过将这块市场丢给别的网上音像店,当然,这不包括各种外部顾问让我们申请一个因特网址,奇怪的是他们建议我们别使用我们自己的名称,“这是一个葡萄干小面包,手提包和果酱罐的时代”,他们说。他们不懂品牌。

这也部分揭示了我们对公司的分割。除了能互相保护,他们也有共生的关系。当维珍航空的航班开始飞往南非时,我发现我们在那儿能提供维珍电台和维珍可乐;同样地,我们能利用在航空业的经验,使火车票的购买更加便宜和便捷;我们吸收在飞机上招待乘客的经验,用它去为火车上的旅客服务。尽管雇用了三万名员工,维珍也不是大集团——它只是许多小公司组成的一个大品牌。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同那些大的竞争对手恰恰相反,传统上规定一个公司首先应该注意股东的利益,其次顾客,最后才是员工,在维珍正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员工最重要。我的常识是如果你首先有一个快乐、能自我激励的员工队伍,你很容易拥有忠实顾客,可以肯定的是相应的利润将会让你的股东满意。

传统认为“大即是美”,但是当我们某项冒险太大时,我们就会将它拆分成小的几块。我会对副总经理、副销售总监和副市场总监说:“祝贺你们!现在你们已经是一家新公司的总经理,销售总监和市场总监。”每次我们都这样做,相关人员不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去执行,他们对工作有更多的激情,这种结果对我们来说简直太棒了。在卖掉维珍音像之前,我们有多达五十家的音像分公司,但它们中的任何一家的雇员数不超过六十。

收购以后,肯整合了维珍音像并让它在2002年前成为索恩百代EMI公司皇冠上最具盈利性的宝石。对于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用相同的技术和技巧重新开辟V2音像。我们签的第一份合约“立体声”可能不会像迈克·奥德菲尔德那么有影响,但是,“立体声”仍然被贝瑞特奖授予最佳新秀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在露天音乐节上向大批观众演奏,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维珍之路就是开展许多不同的冒险,并能独特地成长起来。我们大多数的公司都是白手

起家,而不是仅仅收购现成的公司。我们希望维珍的每一个分支都处于有效可控制的范围中。因此,维珍的分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办公室里,如伦敦的诺丁山,西苏塞克斯的克劳雷和诺维奇,这样可以集中起来,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当要开新公司时,我的一个优势是本人对商业没有高度复杂的看法,比如当我考虑应该在维珍航空提供什么服务时,我试图设想我的家人和我是否会喜欢自己购买这些服务。通常就这么简单。

当然,一旦你从有组织地成长中分离,生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几年维珍收购了一些公司以增大我们创建的公司。对MGM电影院线的购买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次大型收购,我们还收购了英国两条铁路的经营特许权。相对于我们能够在把MGM电影院线卖给法国UCI公司之前相对较快地修复它,列车是一个长期得多的投资。有意思的是,某些方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只要维珍取得列车运营权,乘客们就期望发生奇迹般的改变。很不幸,这项任务的后勤保障同我们作对:我们的两家列车公司有三千五百名雇员,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车队,同时还需同轨道公司谈判他们改进铁轨和信号。尽管铁路业总的来说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相信维珍铁路将最终成功并且提供便宜、便捷和高效的列车服务,如同维珍品牌从前所做的那样,维珍铁路将成为最好事业中的一个。我们时速达140公里的新型火车将使全国的旅程大大缩短,而且舒适和安全将会使它们成为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欧洲最棒的列车。

一旦你有了伟大的产品,小心地保护它的名声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将它投入市场的问题。因此,每天我都收到一堆报纸摘要——任何提到维珍的事情。这些摘要和员工信件是我首先在早上读的,当我开辟航线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利用我自己提升维珍航空的形象和建立品牌的价值。如果新闻中出现失真的故事,而且还被允许在报纸上开几个专题,那么故事就变成了事实,然后,每次提到你的产品时,这个故事又被再次提起。

在两个重要的场合我的名誉收到了损害——首先是我在前一章详细提到的英国航空;第二件就是最后赢得经营英国国家彩票专营权的卡默洛特公司幕后支持者,盖·斯诺登和他的公司GTECH。对这两家公司,我是他们工作中的捣乱分子,让它们损失了数百万英镑。GTECH 事件特别关乎名誉。我和盖·斯诺登会谈时,正好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开国家彩票的专营。不同的商业团体开始形成,但是我强烈地感到彩票应该被一家愿意把所有利润捐给慈善事业的公司专营,因为这是根本没有风险的垄断。我邀请了约翰·杰克逊一同进行我们具有慈善性质的投标,当约翰还是形体商店公司的总裁时,我和他在健康关怀组织里工作,并一起推出了伴侣避孕套。GTECH 公司是彩票设备最主要的供应商,所以我们与他们商讨万一他们没有获得合同,是否愿意向我们提供设备。

1993年9月24日,约翰·杰克逊和我同盖·斯诺登一起吃午饭,从那开始,我们举行的这次会谈变得充满了法律故事。因为盖·斯诺登不愿提供给我们设备的报价,我也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团队,会谈陷入了僵局。然后,斯诺登向我们指出如果我们坚持投标,GTECH团队将蒙受数百万英镑的损失,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将准备向运营商收取的营业额百分比从15%降低到13%甚至可能更少。假设每年彩票的年销售额达四亿英镑(他们也做到了),运营商的收入分成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每年就值四千万英镑,危如累卵。

我们坐在荷兰公园的花园温室里,我注意到斯诺登开始出汗,他移动椅子,注视着我:“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表达,理查德。”

我盯着他,想知道他想说什么。

“凡事都有底线。我已经到底线了。我能帮你做些什么,理查德?”斯诺登阐明了他的目的,“我的意思是,私人上我能帮你什么?”

这个问题搞得我晕头转向,我正在受贿。“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镇静而又愤怒,我努力给他机会让他住嘴,但是他没有。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点什么。”斯诺登说。

“谢谢,”我答道,“我已经足够成功了,我每天只需要早中晚各一顿。你能帮助我们的唯一方法是为我们的竞标提供设备。”说完,我站起身,离开了温室。我不想将深入这家伙的世界了。当约翰和我正努力为国家彩票竞标,准备向慈善事业捐数百万英镑时,这家伙竟想贿赂我,使他的投标通过,少向慈善事业捐钱来助长他和他的公司。我冲下楼梯,进了厕所,胡乱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刚说的话。我从未被贿赂过。接着我走上楼,和约翰一起把斯诺登请了出去。

“我没错,是吗?”我问约翰,“那是贿赂,不是吗?”

“绝对是贿赂。”约翰说。后来,约翰告诉我当盖·斯诺登说那些话时,他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长话短说,在法庭上陪审团支持了我对盖·斯诺登和GTECH公司的指控,而且我的名誉恢

复了。在不久前离任的乔治·卡曼律师的总结呈词中,他向法庭指出任何商业成功之外,一个人珍惜自己的名誉才是最重要的。盖·斯诺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向一个错误的人说了一番错误的话。

后记

后记:差异性和逆境

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知何故,我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坐下写出第二卷。然而,我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黑笔记本,每天都在上面记东西。我将尽快地找到时间把它彻底地完成,但是同时我想让各位对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

这本书开头是我首次用热气球环绕世界,在阿尔及利亚就结束了。所以看起来让故事重新开始的合适方法是告诉你接下来的飞行。当我们准备出发时,有人建议我记日记,我现在

正在这弹去它上面的灰尘,我不会有所裁减,会让你看到我书写的全部东西,这样你能对在地球上几千英尺的高空滑行而且只有风给你动力的情况有些认识。

1998年18日,第一天

这份日记献给今天在马拉可奇送我们出发的人们,献给我的侄儿和侄女们,献给我的孩子霍莉和山姆。

可爱的摩洛哥人像兄弟一样欢迎我们,霍莉和琼到了飞机场,热气球就像雄伟的清真寺,太阳升起在阿特拉斯山脉上。很奇怪,在这个场合我没有感到紧张,我们有了这么好的团队在规划这件事情。我们过去已经克服了那么多苦难,我相信这次会交好运。唯一严重的问题是英美两国开始轰炸伊拉克,而我们计划在三十小时内沿伊拉克边境飞行——大约有五十英里的距离。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气象专家鲍勃·莱斯,他相信自己会帮助我们找到沿边境飞行的风,而且还不会穿越边境。

我们受到了音乐家、骆驼、魔术师,甚至还有飞毯的热烈欢迎。亚里克斯·里奇的孩子阿莉丝黛和邓肯、我的女儿霍莉和佩尔的女儿珍尼一起按下了按钮,让我们飞向空中。我们穿上降落伞,向父母、爱人、女儿和朋友们告别,他们眼中充满了泪水。

倒计时:10、9、8、7、6、5、4、3、2、1——起飞。

我们平稳地上升到两千两百英尺。门依然开着,每个人都在鼓掌欢呼。突然我们又开始下降:碰上了倒置气流。努力烧火、加热氦气,好不容易从倒置气流中冲了出来,可氨气已经燃烧得太多。继续急速上升,热气球底部正在不完全燃烧——每分钟1700英尺,1800英尺,1900英尺——终于我们慢了下来,但是液体燃烧炉将热气球底部烧破了,幸运的是,洞在底部。最重要的是这是氦气球。我们可以继续飞行——虽然洞挺难看,但是没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太棒了。我们和鸟儿一起飞翔在路上,每件事情看起来运转良好:我们上升到预定高度,飞行舱被压紧,热气球没有爆炸。我们开始了伟大的探险,我们的下面是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脉。

1998年12月19日,第二天

我们良好地飞行了几个小时,看着延伸在整个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经过大约七小时的飞行后告别了摩洛哥人,向阿尔及利亚飞去。两年前我们的热气球在晚上破掉,只好迫降在那里宣告结束。这次每件事情进展顺利,几乎太顺利了!当太阳落山,头顶的氦气冷却下来时,我们打开了火炉,火熊熊燃烧,必须小心不要比白天升得高,否则热度会排出氦气,减少我们在空中的时间,所以晚上我们轮班驾驶。

正当我们筋疲力尽时,突然我们的计划被完全打乱。利比亚传来的消息说,他们收回了给我们飞越他们国家的权利。这时周围黑漆漆的,我们在穿越他们边境前无法着陆,虽然如果我们降低高度,就可以沿利比亚南部飞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梦想。最后我们决定下降高度来减速,以获得时间说服统治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告诉他我们的飞行是呼唤和平的体育运动。约旦国王上次帮过我们很大的忙,我过去也有幸认识了纳尔逊·曼德拉——我知道他和卡扎菲关系不错。我的秘书找到他们的电话,接下来突然意识到他们都在睡觉,约旦国王患有癌症,而曼德拉也不是个小伙子,所以我决定给卡扎菲上校写一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信,向他说明了我们所处的情况。

我们全部都累得呲牙咧嘴,只愿飞得够慢争取时间。舱内的电话响了,虽然是凌晨一点,卡扎菲上校还是批准我们继续飞行。我们的路线由于速度减慢而变得困难,可是更大的困难立即而来,由于我们放慢速度,方向已经改变,我们正向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上空的暴风雨飞去,除此以外,我的嗓子开始沙哑,应该打青霉素以防万一。佩尔仍然保持镇静,他多年前开始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史蒂夫很高兴与我们同行,他冲进厨房,做出一份非常好的“史蒂夫汤”。破晓时分,我们已经穿越了利比亚边境,绵延无际的沙漠,的黎波里的空中管制也表示热烈欢迎。没有军用飞机,谢谢,谢谢,卡扎菲上校,我们环球飞行团队都非常感谢你。

1998年12月20日 第三天

二十四小时前我们离开了利比亚,朝塞浦路斯飞去。我们碰上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力神飞机,我们互祝好运。我二十四小时前写完日记后就一直没睡觉。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摆在我们这些热气球驾驶者面前的挑战,不仅仅是天气,或者技术挑战,悲哀的是还有人和政治的因素。就像平常生活一样,不是国家的普通人挡住了路,是一小撮高级政客自私地让国家和世界变得更糟。毕竟,这是项体育运动,目的是实现和平。

我建议你打开地图,想象你是位热气球驾驶者,就像我们一样是个瑞士人、美国人或者摩洛哥人。然后穿过一些国家,这儿的政治家说你不能够飞越:俄罗斯、伊朗、伊拉克。记住,三年前两位热气球驾驶者在穿越俄罗斯边境时,被残酷地打死了。当你的天气预报员说他可以让你们在俄罗斯和伊朗间飞过,你只有冒这个险。即使这意味着你只能飞越土耳其境内二十四英里宽的土地,周围是两个不欢迎你的国家,离美英开战的伊拉克也只有六十英里。

记住,热气球除了风就没有任何动力。唯一加速的方法是改变高度,努力找到不同方向的风,而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气预报员会对你有莫大的帮助。我们的天气预报员鲍勃·莱斯曾经同我们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飞越中一同战斗,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么狭小的区域飞过的话,那他就是鲍勃·莱斯。就在我写这日志时,我们刚刚从这条小路的另一头出来,一边是伊拉克一边是伊朗,我们奇迹般地通过了。

我刚要躺下睡觉时,听见史蒂夫大叫:“穿好降落伞,他们报告说前方有大雷雨!”就在两个月前同样的雷雨中,史蒂夫失去了他的热气球,所以他非常明白它们会造成多大的破坏。然而升高高度,风就会把我们吹往伊拉克。哪个更糟?可能的暴风雨或者伊拉克的“暴风雨”?已经远远地看见防空炮火。我们决定冒险面对暴风雨,向前冲。

上帝保佑!我们不仅没有碰上暴风雨,景色是如此迷人,我们飞行在亚美尼亚山脉上,空中的管制说:“我代表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民欢迎你们。”要是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友好就太棒了。

我们已经走了两千六百英里,足有大西洋那么宽,还剩下两万英里。

1998年12月21日 第四天

我们仍然在飞行,此时旅程变得更加可怕。

我们已经飞过了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里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又飞过了内战不绝的阿富汗,伟大的亚历山大曾经征服过这里。突然就在清晨,风向毫无预兆地改变了,现在不能从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北线飞过,而是要直接往里面飞去。

这太可怕了,还没有哪个热气球驾驶者飞过喜马拉雅山脉,我们本来计划飞经尼泊尔。尼泊尔在印度和西藏之间,那里是佛祖的出生地,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在它的北面。听起来简直太棒了,但是一不小心,风会将热气球吹往山峰,撞得粉身碎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得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在山峰上方一千英尺的高空飞行。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山峰上方八千英尺。

我们的团队是否能过在珠穆朗玛峰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之间飞过?不知道,所以如果明天我们成功了,我就会告诉你。

1998年12月22日 第五天

好了,因为我现在仍然在这里写我的日记,所以我们一定没有撞上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实际上我们是和山峰擦肩而过,我们更多的是依靠运气。最近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这美丽的山脉中,白天它们是那么优雅,晚上在我们脚下却又是那么可怕。我们除了一堆问题,热气球顶部结冰,堵住了气阀,白天到来时,大冰块会落到飞行舱上。

这里真得很美丽,我已经录制了一部非常棒的片子,描述我们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将为我们骄傲。

1998年12月23日 第六天

在我们离中国边境还有三个钟头时,他们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没有允许你们穿越中国,你们不能进入!” 中国已经允许我们飞越南中国。但是因为我们被迫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我们将比他们允许我们飞行的地方要偏北一百五十英里。

除了进入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喜马拉雅山脉着陆,着陆就是找死。然而在严重警告后仍然还飞入中国非常危险,只剩三小时说服他们。我认识英国政府前首相爱德华·希斯,他同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人首先和他取得联系,他非常好,立刻就利用他的关系。我又接通在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让秘书联系托尼·布莱尔首相,“但是我们由唐宁街的号码,”她说。

我累计了,坦白地说还非常害怕,我提高声音:“打192问讯电话。”

托尼·布莱尔很好,他写了封信给尊敬的朱镕基总理。我们也得到英国驻中国大使和他的团队的大力帮助。就在我们抵达边境半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进入中国的允许,但只能呆在中国底部。我们不久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风会把我们送往上海,两周前我还访问过那里,因为维珍航空最近申请了飞往上海的航线。

接着我们得到通知,中国政府稍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声明我们已经未经允许闯入了他们的领空——如果我们不立即调整,后果将十分严重。同时伦敦的基地发来消息,分析过所有的可能后会采用一架救援飞机,我们接受了。接着我们收到了中国民航局的通知:“请你们必须在拉萨机场着陆,不能继续在我们领空飞行,因为你们不遵守我们的要求。请稍后联系。你们必须按要求驾驶热气球到拉萨机场。谢谢你们的合作。”

好,这些话中“谢谢你们的合作”还比较友好。热气球不能在机场着陆,天气也十分恶劣,两小时后天会变暗,我们那时还在山脉上,携有五吨重的丙烷。我写信给伦敦基地让他们同中国联系,解释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小时后我们收到了回答:“你们必须着陆,你们不能在我们领空继续飞行。”

我们左右为难,着陆是死,继续飞行就会被射落。别无选择,只有继续飞行,我让大使交给中国政府一封信:

“我们友好地希望不着陆,否则舱员和地面人员的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由于热气球受风控制,我们无法决定热气球的方向。我们眼前云雾缭绕,无法看清地面,不能从云中降落,这会让热气球上结冰,导致我们粉身碎骨。我们友好地接受你们的关注,我们正竭尽所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对没有遵守你们的规定致以诚挚的歉意。我们不是不尊敬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处于无法控制的境地,我们现在不能拿生命冒险。我们友好地请求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尝试过你们给我们的所有频段,但是还不能联系上你们,他们将继续尝试,你们能否给出更多的高频或者特高频吗?我们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答复。”

我们紧张地飞行,毕竟这么多世界上知名人物的个人请求,希望中国不要做太引人注目的事情。凌晨发来的传真让我们大大松了口气:“由于维珍环球航行的热气球已经破坏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英国方面所做的承诺,未经许可进入了中国领空,中国政府只有要求着陆。考虑到大使先生的请求,中国方面克服了种种困难,现在决定允许热气球继续飞行。但是他们要求热气球尽可能快地离开中国领空。如果中国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会同英方联系。”

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1998年12月24日 第七天

当我们离开中国海岸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收到从英格兰传来的消息:“热烈祝贺!维珍航空成为唯一一家可以直接从英格兰飞往上海的航空公司。英航遭到了拒绝。赶快回来。”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一分钟前还害怕在上海上空热气球被打下来,紧接着就得到驾驶波音747飞往那里的许可。

如果没有往朝鲜飞去,那么这确实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和最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之一。我们曾经被告知不要妄想申请飞越领空的权利。鲍勃高速思索能找到带我们飞越韩国的风,同时凯文联系了朝鲜人。令我们震惊和高兴的是,很快有了回音,欢迎我们飞越,或许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准备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份子。无论什么原因,太高兴了,我们现在“仅仅”剩下太平洋、美国和大西洋了。

我们前五天仅仅完成了旅程的三分之一,虽然我们都非常敬畏太平洋,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在前几天解决完政治问题后觉得很轻松,在美丽的黄昏,我们飞过了日本。当我们经过时,我们可以看见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抬头看我们。我的得力助手威尔正在那里,他联系上热气球并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壮观的景象——所有的人都驻足观看。”

风开始大起来,让我们放心,速度到了每小时150到180英里,我们进入了需要的急流层。在飞越珠穆朗玛时用了很多燃料,必须赶快回去,剩下的燃料支撑不了五六天,我们计算出可以在四十小时内飞越太平洋,飞越美国一天,飞经大西洋一天,然后就到家了。我们信心十足,坚信自己抓住了机会。接着收到了鲍勃的紧急消息,他说夏威夷有个风会改变我们的方向,将我们吹回太平洋,我们需要在它形成之前到达低风槽,如果没有按时完成,我们会被转回南方,在水里结束旅程。所以我们尽力升高以获得加速度,但是还有一个晚上才到低风槽,鲍勃重新计算了数据,想知道现有速度是否足够让我们到美国。如果没有,幸运的是飞行舱建造得可以飘浮,但是我可不希望检验这一性能。

日记在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几乎要穿越太平洋,而美国就在眼前,天气预报员说我们两天内就可以到家了。风这么强,风速大约有每小时两百英里,看来胜利在望!

就在我要入睡前,我想着对一个人来说,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事情,有这样奇异的经历,又这么幸运。遗憾的事,当我醒来时,我意识到这次幸运没有在此降临,我们没有成为首次完成热气球环游地球的人,而是最终着陆在太平洋上。坏天气赶在我们之前,无论怎样都无法通过,就像碰上了厚厚的一堵墙把我们拦在美国海岸前。万幸的是找到了把我们带回太平洋的风,目的地是万里以外唯一的群岛夏威夷,我们在离夏威夷还有六十英里时就落入海中。热气球随着波浪起伏,每次都要上下跳跃三十英尺的高度。我们打开屋顶,从里面爬出,在热气球跳跃了十次后,跳入海中,再一次被刚刚赶到的直升飞机救起,维珍赞助伦敦直升飞机救援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诞节我登上了夏威夷岛,决定去家人所在的内克尔岛。我抵达那里时,发现了有点离奇的事情,大房子里面没有人。我所有的好朋友和亲戚都在岛屿的一角举行孩子们的聚会,离奇的原因是在我起飞前一天我写下自己的愿望,希望如果热气球掉下来而我的尸体被找到,那么我要埋葬在岛屿的一角。我想我所有的好朋友和家人出席葬礼,我想躺在这非常特别的地方。好了,我已经有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老天对我真好,我每次幸存下来。我将把注意力转到自己是否能够采取除了热气球冒险之外的其他方式,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冒险已经帮助我让维珍出名,让自己出名,给予我极好的回忆去告诉我的孙子们。但是我用光了自己的运气,现在想知道如果我用现在所处的地位——比如我可以打电话给曼德拉总统、克林顿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或许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用这个权力和地位来努力完成我十五岁办杂志时就开始的梦想——改变世界。

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仅仅是台造钱机器,由于维珍拥有一个小国的财富,我们应该用这些财富比以前更多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公司有责任这样做。在过去的几年里,比尔·盖茨已经向非洲投了大笔资金,试图帮助人们消灭疟疾,尽管他处于困难时期,微软面临着沉重压力,比尔仍然给社会大量的回报,他是所有其他企业家的好榜样。当我上次到南非时,我访问了那里的一些医院,尤其是在索韦托,我发现简直难以置信,只要三美元,给患有艾滋病的妈妈在生产前注射预防针,就可以减少孩子感染艾滋病50%的机会。只要在每个孩子身上花几美元,超过五百万的儿童就会得救,否则他们就会在七到十岁时死去。所以我们设立了维珍儿童慈善机构,唤起人们的意识并且着手解决。又是在非洲,我也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致力于让野生动物在非洲的生活环境从2%上升到4%到5%,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给野生动物更大的幸存机会,那么对下一代来说这是多么棒的遗产。这也会给非洲带来巨大的好处,会鼓励旅游者到非洲付出非洲紧缺的外国货币。

2001年9月11日

在我的生活中,我曾期望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在我、我的家人以及维珍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教育我,你必须时刻准备应付意外。但是我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对“9·11”事件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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