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
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 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 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大口大口地喘息，接着我从她身上滚了下来。让我震惊的是，她还在气喘吁吁，当我开始怔怔发呆时，终于意识到她的喘息是另有原因。
“哮喘！”她快透不过气来，惊恐无比地喘息道，“呼吸机！救护车！”
我很高兴我的第一个固定女友十分健康，茹迪是个荷兰“革命者”，在最后一个学期，我邀请她来斯托：她溜入校园，偷偷地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在这令人高兴的一星期，我每晚偷偷溜过湖边，来到树林。我们躺在星空下，一边抽大麻，一边谈论我们将改变世界的理想。茹迪疯狂热爱世界政治，她成了《学生》杂志主要的“驻荷兰海外记者”，而且继续写一些有关恐怖分子的有影响的文章。
除了古代历史，我放弃了所有科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上，我一心想着尽快离开斯托，去伦敦开始记者生涯。
1967年，我17岁，离开斯托的时候，校长对我的临别赠言是：“祝贺你，布兰森！我想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
6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收到来自斯托的消息，1968年1月16日，校长写来一封信：“亲爱的布兰森，很高兴看见新闻界对你们首版的好评，创刊号非常吸引人。最诚挚地祝贺你，未来一帆风顺！”
1968年1月，《学生》的创刊。
第二卷
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 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 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
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 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 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 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 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 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当办公室。
我们把附近四处寻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 斯科特喜欢学生咨询中心，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甚至游说当地邮局工程师为我们装上电话，而不是让我们按照惯例等3个月。不久，我们没人注意到我们正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工作，周围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
1969年11月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们提醒我注意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为救治性病做任何广告都是违法的，这些法案原来是为了阻止庸医骗取人们接受其昂贵而又无效的性病治疗。我争辩说我仅仅提供咨询服务，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绍给圣玛丽医院合格的医生，但是警察十分固执：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公开提到“性病”之类的话，我将被捕坐两年牢。
这星期前，我们成功地起诉玛丽里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个客户身上放置毒品。这个警察被降职，所以我怀疑这次访问与此事有关。
我们适时地改变了在伦敦周围分发的手册中性病的称谓，开始称它为“社会疾病”。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性病的人数从60下降到10个。我们以为警察在诈骗，而且每星期帮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玛丽里本警察威胁的风险。于是我们重新提到“性病”，但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 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 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