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 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 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点，但是我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他继续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再次回到山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坐在一起享受。
除了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外，尼克还曾掌握杂志的发行，搞清了中间的过程，尼克来之前，发行只是偶尔被重视，多半是将杂志捆好发往中学和大学的志愿者手中。《学生》在缺少尼克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出版了四五期杂志。当尼克告诉我他正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选举时，我利用《学生》和印刷商的采购关系赶印了一批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不久因为利用了外界的支持而被剥夺了资格。
我知道每个来和我们聊天或者工作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花很多钱买唱片。我们常常打开唱片机，每个人都会在专辑上市的那天，跑出去买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者杰斐逊的最新专辑。音乐可使人极度兴奋，它是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它汇聚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也注意到决不用40先令吃顿饭的人会花40先令买鲍勃·迪伦最新专辑，专辑越不出名，要价越贵，越值得收藏。
在此之前我只是醉心于赚钱保证《学生》续写辉煌，同时为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是这个绕有趣味的商业机会击中了我。尽管政府废除了零售业定价协议，仍没有一个商店提供打折的唱片，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唱片发行公司。
我考虑唱片的高价和《学生》读者的类型，想确定我们是否能通过杂志登广告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学生》最后一个版本里出现乐第一个为邮购唱片做的广告。没有尼克管理《学生》的发行，它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提供便宜唱片的做法带来了潮水般的购买需求，以及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大笔现金。
我们决定给邮购业务起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吸引眼球，有独立性而不仅仅迷住学生。我们环坐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寻找名字。
“滑动唱片”是其中一个不错的建议，后来一个女孩探身过来：“我知道了，”她说，“‘维珍’（Virgin 英语意思为处女、童贞的，原始的）怎么样？我们都是商业上的新手！”
“现在也没有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女孩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是‘维珍’！”
4.我准备每件事情都尝试一次（1970-1971）(1)
就这样我们组建了维珍。回头看看一直以来我们把维珍品牌用于不同的行业，我想我们选择正确，我肯定“滑动航空”、“ 滑动新娘”或者“滑动避孕套”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小样本的市场调查证明：学生们在唱片上花了很多钱，当他们发现在维珍购买唱片只要35先令时，他们就不会在怀特·史密斯花39先令购买。我们开始在牛津街上和演唱会外分
发有关维珍邮购唱片的手册，每天的邮件从一捆增加到一袋。有关我们邮购业务的一条最好的消息是顾客们提前付款：这为我们提供了资金购买唱片。我们在考茨银行的账户开始有大笔现金流动。
在维珍邮购公司开始成长时，我试图将《学生》卖给其他杂志集团。IPC杂志集团是唯一的有兴趣的买家，我们经过了漫长的谈判，谈判在他们要求我留下当主编的会议上到达顶峰。我同意这样，但是接着错误地告诉他们我未来所有的计划（梦想未来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消遣），我告诉与会者关于《学生》所有其他的计划：我觉得银行对待学生不公正，我想创建一家便宜的学生银行；我想创立学生可以呆的连锁学生夜总会和旅馆；还有好的交通工具，比如学生火车或者学生飞机，谁知道呢。当我激动地说我的梦想时，他们目光呆滞，认为我疯了，同时决定他们不准备让这样一个疯子在《学生》当主编，最后他们甚至决定放弃购买。《学生》静静地死去，我未来的计划不得不从此束之高阁。
我们把精力转向维珍邮购公司，订单蜂拥而至，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购买唱片和把它们送到顾客手中，需要人手帮我。虽然我们都在阿尔比恩大街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越来越担心支付工资的压力，即使这些钱不多，但是降低成本保证盈利十分困难。只有一个人我可以依靠，就是尼克，我希望我的老朋友回来。
埋葬了尼克曾试图把我赶出去的记忆，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和我工作，我将赠给他新组建的维珍邮购唱片公司百分之40的股权，他立刻同意了。
虽然尼克不是职业会计，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计算每一个便士，并以身作则：他自己从不拿一分钱，所以其他人怎么可以呢？他精打细算，节省下每个便士，当他离开房间时他总是不忘关灯，他言简意赅的打电话，他熟练地处理我们的账单。
“最后一刻才付账总是好的，”他说，“只要你定期交钱。”
所以我们立刻付账，只可惜经常都是快到期的账单。除了我和尼克，地下室里没有其他长期的雇员。临时雇员们循环进出，每星期的工资是20英镑。熬过1970年，维珍邮购唱片公司幸存下来。
然后，1971年1月，我们几乎被意外的事情弄得破产：邮局职工罢工了。在邮政工会主席汤姆· 杰克逊的领导下，邮政局用胶带封上邮筒，邮递员们回家去了。我们的邮购业务即将烟消云散：人们无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无法发送唱片。
我们决定开一家店铺卖唱片。我们被迫在一星期内找到店面，否则钱就会用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店铺如何经营，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必须采取邮寄外的某种方式卖唱片，否则公司就会倒闭。我们开始寻址。
1971年怀特·史密斯公司和约翰· 孟席斯公司垄断了音乐零售业，二者的营业都很枯燥和正式。唱片部一般都在楼下，店员穿着单调的褐色或者蓝色制服，看起来对音乐一点没兴趣。顾客从架子上选择和购买自己的唱片，到离开店铺不过10分钟。这些店铺不受欢迎，他们的服务一点没有人情味又价格昂贵。虽然摇滚音乐令人兴奋，但是从卖这些唱片的店铺中看不出丝毫兴奋。如果你买了新出的《门》专辑，懒散的店员毫无反应，他们只把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一如你购买了曼托凡尼乐团或者佩里· 科摩的音乐，对店员们来说，它们都一样。我们的朋友没人在唱片店觉得舒服，它们仅仅是功能性的地方，必须去那个地方购买自己喜欢的唱片。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成为《学生》杂志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聚会听音乐，而不是那种仅仅想冲进去买完唱片就离开的地方。我们希望顾客呆长点，同店员聊天，真正沉浸到他们想要买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事情，人们对待音乐要严肃认真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代言着人们如何定义自己，如同他们开的车、他们看的电影、他们穿的衣服。相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听音乐，谈论他们着迷的乐队，选择喜欢的唱片。
维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些方面，即音乐如何适合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创造了维珍后来变个发展的理论架构。维珍唱片店是一个去了会开心的地方，我们希望同顾客联系，而不是资助他们，我们希望比其他店铺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标是有些离谱，但是我们希望追加的资金继续创造气氛和卖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们购买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个早上统计牛津街的人流量，并与金斯顿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较。最后我们决定牛津街顶端是便宜的好地点。我们知道不能依靠维珍唱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路过的人的冲动，引诱他们走进店铺。我们估算出大多数人在这条街上经常驻足地方，我们开始租一家空置的物业，一家有楼梯的鞋店二楼是空的，所以我们上楼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朝我们嚷道。
“我们在找地方开店，”我们说。
“什么店？”
我和尼克回头走下楼，发现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一个高大古板的希腊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永远不会付租金的。”他说。
“对，你说得对，”我说，“我们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们将吸引很多人经过你的橱窗，他们会买鞋子。”
“什么类型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来。
尼克说：“多克·马腾斯鞋？（Doc Martens）
我们保证装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没人也过来租的话，那么可以一直免费用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空房间。5天之内我们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垫子铺到地板上，搬上来一对旧沙发，放好一个装钱的铁柜。首家维珍唱片店就要开业了。
开业前一天，我们沿牛津街发放了数百份手册，宣传我们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礼拜一，外面排起了超过一百码的长队，当顾客们开始涌进来时，我呆立一旁。首位顾客购买了“丹吉尔之梦”的唱片，我们通过邮购业务知道这个德国乐队的唱片卖得很好。
“有趣的小伙，你应该下楼，”他说，“在我排队时，有人一直拼命把多克·马腾斯鞋推销给我。”
那天生意结束时，我带钱去银行，发现Alachouzos先生在店外徘徊。
“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装着对我所拿的沉重的现金袋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看着我，接着回望他店铺的橱窗，那里仍然堆满了没有卖出去的多克·马腾斯鞋。
“好，”他坚定地回答，“不能再好了。”
1971年期间尼克都在经营牛津街唱片店；黛比在皮卡迪利大街管理学生咨询中心；我通常看看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扩展。我们正在从《学生》杂志转变为维珍公司，因此我们重新命名学生咨询中心为一个新慈善团体名“帮助！”，直到今天它仍在运行。
我对唱片行业了解非常少，但是通过这家唱片店，我看到唱片业是极好的不正规、没有严格管制的行业。它具有无限成长的潜力：一个新乐队能立刻畅销全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比如突然性狂热迷恋文化俱乐部或者辣妹。音乐行业奇妙的混合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流行乐队自身就是品牌，在他们的舞台生涯中，仅仅以名字就能保证唱片的畅销。但是这个行业中也只有很少的乐队非常有钱，大多数乐队鲜为人知，十分穷困。摇滚音乐就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部分的典型代表。
作为唱片零售商，维珍不关心个别乐队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有乐队的唱片让人愿意购买，但是我们只能获得微薄的零售收入，而且我了解唱片业最能赚钱的一环是唱片公司。
我和尼克暂时集中注意力去树立我们店铺的形象，我们继续想出各种方法让我们的顾客尽可能觉得宾至如归，允许他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耳机，他们可以坐在沙发和布袋上，可以免费阅读《新音乐特快》和《音乐制作人》，可以免费喝咖啡。
口碑流传，不久人们宁愿从我们这里购买唱片，而不去大型连锁店，他们似乎认为同样一张鲍勃·迪伦的唱片在维珍购买就比在布茨购买的要有价值。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人们在牛津街上拿着维珍购物纸袋，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店员开始报告说没几个星期都有老顾客过来，有了忠实的顾客基础，维珍的名声开始广为人知。
唱片业另一部分是录音棚，听说那儿的环境十分正式，乐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入场，到时间得携带所有的设备离开。因为预订录音棚的要求太多，所以乐队经常必须早饭后立刻录音。滚石乐队不得不刚放下碗就去录制“褐色的糖”（Brown sugar）。这一现状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头脑中最好录制唱片的环境应该是村里很大很舒服的房子，乐队可以去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什么时候想录就录，在傍晚也行。因此1971年期间，我开始寻找一个农村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录音棚。
在一期《乡村生活》上，我看见一座童话中的城堡在出售，价格仅两千英镑，看起来真是便宜。我和汤姆·纽曼一同驾车去看房，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早期的会员，一位已经发行过好几张唱片的歌手，但是他对建立一个录音棚更感兴趣。当我们抵达城堡时，发现销售条文中并未指出这座城堡就在一个居民区中央。
又累又失望，汤姆和我只好倒回车头，花了5小时回伦敦。回家路上我仔细又看了《乡村生活》，发现了另一处房产的广告，那个旧庄园的房子在牛津以北5公里。我们调转方向，跟着去Shipton-on-Cherwell的路标，最后到了一条通向庄园的死路。庄园大门紧锁，汤姆和我爬过墙，发现自己身处一座美丽的17世纪庄园内，房子用科茨沃尔德石头建成，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在房子周围走动，这房子太完美了。
第二天早上给房产中介打电话，我们发现这座庄园在市场上待售很久了。15个卧室对于家用来说太大，改造成旅馆又太小，标价是3万5千英镑，为了尽快交易他同意以3万英镑出售。我穿着西装和黑皮鞋，走进考茨银行要求贷款。我向他们出示了维珍邮购公司和牛津街上维珍店铺的销售数字，我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同意给我两万英镑的抵押贷款。
对我来说，考茨银行的贷款是一次突破：第一次有银行相信我，借给我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买下这座庄园。虽然我自己没有钱，但是我的父母在我、琳迪和凡妮莎30岁时将给我们每人两千5百英镑。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用来买庄园，他们俩都同意了。我们顶着风险，如果录音棚失败了，银行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庄园，但我仍然缺少7千5百英镑。
当我们星期天正在山姆里·格林边吃午饭边讨论这个庄园时，爸爸建议我去看乔伊斯姑姑。乔伊斯姑姑自己没有小孩，常常为我们做贡献，战争夺去了她未婚夫的生命，她再没有谈过恋爱。她住在汉普郡，那天下午我驾车去看她。
“理查德，我听说了庄园的事，”她告诉我，“我推断考茨银行已经借钱给你。”
“对。”
“但是还不够。”
“是的。”
“嗯，我可以加入进来，但要和考茨银行一样的利率，”她说，“你可以在有能力时再还我。”
我知道乔伊斯姑姑对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她抵押了房子以获得7千5百英镑给我，还要自己偿还贷款利息。当我表示感谢时，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会借给你钱。钱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学习游泳时赢得我10先令一样，我相信你可以用录音棚做些不一样的事。”
我向自己保证，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还她的钱，先还利息。
我同房产中介只用电话做了买卖，但是钱转完账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取钥匙。
“我能帮你吗？”他说，想知道像我这样的社会渣子在一处漂亮的房产中介办公室里面想干什么。
“我来这取这座庄园的钥匙，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抽出一大串铁钥匙，“给您庄园的钥匙，请在这签名。”
在纸上大笔一挥，我拿起钥匙就驾车去巡视这座庄园了。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立刻着手将庄园外部的房子改成录音棚。他想安装一台16音轨艺术专用的Ampex磁带机，还有其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设备：20频道的乐谱架、4声道的监控器、回声设备和一架三角钢琴。我们都想确保每一样东西不逊色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渐渐初具规模，每个周末我和尼克驾车过来，在地板上扎营，撬空壁炉里的隔板，抽掉油毡使原来石板地露出，油漆墙壁，琳迪也过来帮忙。一天妈妈带来刚从菲利普买的落地大座钟。
“你需要它。”她说。
我们把钟放在走廊里，钱装在它的窗扉里。现在这个落地大座钟站在希思罗的维珍顶级休息室里，但是已经没有钱塞在里面了。
当阿尔比恩大街的合约到期时，我和一些朋友一起搬到诺丁汉·希尔一段时间，我们仍继续在地下室工作。不久地下室太挤了，我们在南码头路找了个旧仓库，那儿离成为维珍邮购公司基地的帕丁顿火车站不远。
一天我发现自己驾驶在西路山下，进入了美达峡谷，经过一座拱形桥时，我看见一队游艇停在运河边。清澈的河水，成排的树林，明亮的红蓝色油漆好的游艇，游艇上的花盆，游艇周围还有不同的鸭子和天鹅，我仿佛突然回到了乡间。
由于我在乡村自由地成长，因此我确实不喜欢伦敦的生活，经常觉得自己从未看见过太阳，呼吸不到任何新鲜空气。我喜欢水和船的滋味：机油、焦油和绳索，当地事务委员会告诉我去找负责发放游艇的水务局，他们提醒我如果现在申请，那么我最终大约要5年才分到一艘。虽然我不怕申请的麻烦，但是肯定有办法绕过规定。就在我沿运河边下行时，我的车坏了，我钻出车，无望地盯着汽车发动机罩。
“你需要帮助吗？”有人用爱尔兰口音大声叫唤。
我转过身，看见游艇顶上一个老人正随意地拨弄火炉的烟囱。
“好的，”我说，看着他神情恍惚，“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是怎么在这些游艇上生活。”
老人站起身来，他掏出烟斗点着火，“你应该去那艘游艇，”他说，“我刚刚卖掉它，一位年轻的女士搬了进去。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但是那有两间卧室，她或许在寻找一名投宿者。你穿过一个小木门，沿着拉船道走。她在桥前面的最后一艘船上，叫阿尔伯达。”
我沿路走去，推开倾斜的木门，再沿着狭窄的拉船道走。在最后的一艘船上，我从舷窗窥视过去，看见一位金发姑娘在厨房里猫着腰。
“你好，”我说，“你一定是阿尔伯达。”
“别傻了，”她转过身说，“那是船名。我叫芒迪。”
“我能进来吗？”我问，“我的车坏了，我在找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她不仅漂亮而且她刚搬了一张床上船。我们坐下来，吃了点午饭，她全名叫芒迪· 埃利斯。我那晚跟她住在一起，躺在床上做爱，第二天早上又将我的箱子搬了上来。她有一只叫“星期五”的拉布拉多猎狗，和芒迪、“星期五”在一起，我整个星期过得非常充实和愉快。我们在“阿尔伯达”号上很浪漫，夏日的夜晚下我们在船顶共进晚餐，看着鸭子和其他的船在运河上来回穿梭。
芒迪和我一起生活了大约1年，她先在学生咨询中心帮忙，后来又去了庄园。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吸毒，不久芒迪常带着迷幻药，和汤姆·纽曼一起享受梦幻时间；她让我也试试，一天傍晚我们与另两个朋友鲍勃、卡罗琳·金在“阿尔伯达”住下，一起吃迷幻药，鲍勃决定他不吃以防万一出现问题。我的人生座右铭似乎很危险（有时候更可能是愚蠢的），那就是我准备每件事情尝试一次。我吸了一小块，起先一切还好，我们听了一下音乐就走到外面看夜空，但是我们再次走进房间时，一切开始变坏：很快开始头晕目眩，眼前的东西开始倾斜；芒迪变得模模糊糊，就像一个8岁的小孩。我看见其他人微笑、聊天和打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芒迪，我所见到的就是一个消瘦的人，就像电影中穿衣服的侏儒杀手。我痛恨失控和不知所措，虽然在《学生》或者后来在维珍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很重的毒瘾，但是我从未真正加入进去，我宁愿彻底放松，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我第二天必须早起，所以我几乎从不头天晚上喝醉。迷幻药会控制我的神志，让人无法正常思考，我绝对无法适应这种东西。我最终走到外面，躺在地上遥望天空，芒迪出来拖我回床上。当我们开始做爱时，我紧闭双眸，害怕如果我睁开眼就会再看到那个侏儒。
当这迷幻时刻结束时，我和芒迪的关系也结束了，即使第二天早上她看起来不再像侏儒杀手，我也不能用相同的方式看她了。不久后芒迪离开了“阿尔伯达”号，搬到庄园里同汤姆·纽曼住在一起。
第三卷
5.一个教训（1971）(1)
整个1971年春天，维珍邮购公司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但在公司壮大的同时我们正在损失盈利，我们对所有的唱片给与折扣，还要花钱打电话定购唱片、付邮资、付钱给职员和商店，我们不能继续了。有时候我们的顾客假装他们没有收到唱片，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出第2份唱片，经常还会第3份、第4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正在逐步损失金钱，不久以后我们就透支了1万5千英镑。
这个春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比利时的大订单，我去了出版这些唱片的唱片公司，没有交付在英国购买时必须交的零售税便购买了唱片。然后借了辆货车，驾车去多佛摆渡到法国，接着驶往比利时。在多佛盖过章的文件确认出口的唱片数，但是当我到加来时，海关要求我出示另一份文件，证明我不会在法国途中出售唱片。英国和法国政府对唱片都征收零售税，而比利时不。我没有这份官方信件，只能被迫摆渡回多佛，而唱片仍然压在货车里，它们仍是库存商品。
然而，当我驾车回伦敦时，我渐渐想到我现在满载着一货车表面上出过口的唱片，我甚至有海关的图章来证明，而法国海关不允许我通过的事实没人知道。我没有为这些唱片付过零售税，我可以利用邮购或者维珍商店销售它们，而相比较以前正规的进货途径，将大约多盈利5千英镑。像这样三两次，我们就可以还清债务。除了维珍音像负债1万5千英镑，我抵押了两万英镑的贷款将庄园和外屋改造成录音棚。这个计划如此完美无缺，尽管是一个犯罪计划，但是在此之前我经常触犯法规，那时我觉得就算我犯了错，我也不会被抓住，我还没满21岁，社会常规对我不起作用。精力充沛的最佳表现是我这时疯狂地爱上了克里斯蒂·托马斯，一个漂亮的美国女孩。
一天，我正在庄园里找我们的爱尔兰猎犬“私酒”，我走上楼沿着走廊打开所有的卧室们，大声叫唤：“私酒！私酒！”猛地推开一个小卧室的门，发现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在换衣服，比起“私酒”，她更加吸引人，而且她一个人，只穿着旧紧身牛仔裤和黑色的乳罩。
“你现在看起来真漂亮，”我说，“多点衣服我会遗憾的。”
“你到处喊‘私酒’是指什么？”她问。
“‘私酒’是我的狗，一头爱尔兰猎狼犬。”我说。
令人遗憾的是，克里斯蒂穿上了件衬衣，但是我设法和她聊了大约1小时的天，她到英格兰来度暑假，认识了一个在庄园工作的音乐家，随他到这骑马。
我们驾驶不同的车回伦敦，克里斯蒂和她的音乐家男朋友一起，我独自一人。我一路尾随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相见，最终决定写封短信给她。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小纸片上飞快的写着，要她7点钟给我电话。一直等到阿克顿碰上红灯时，我跳出车，向他们跑过去，敲敲克里斯蒂的车窗，她把窗摇了下来。
“我来告个别，”我说，并弯下腰在她脸颊亲了一下，“回美国旅途愉快。”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地把手伸进车内，当克里斯蒂的手和我的手交握时，把短信放进她的左手，还冲她的男朋友微笑，“希望唱片卖得好。”我对他说。
绿灯亮了，塞在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我试图抓住克里斯蒂的目光，但是她直盯着前方，我跳回自己的车，驾车回到了“阿尔伯达”号。
我坐在电话机旁拒绝打一个电话，这一点也不像我。直到7点钟，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你能走出电话亭，打个的士吗？”我问，“赶快过来看我，我住在一艘叫‘阿尔伯达’的游艇上，要出租车司机带你到小威尼斯沿河路，栅栏上有个小木门直通船道。
“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克里斯蒂说，“我10分钟后来看你。”
当克里斯蒂到来时，我在“阿尔伯达”号上开始了第2段狂热的爱情。
第二天早上，我又该踏上假装出口唱片去多佛的旅途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之前我已经去了3次，挣了1万两千英镑，最后一次旅途将带来足够的钱还掉我们的透支款项，然后我将放弃这种诡计，全神贯注到商业上。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把唱片装上货车，准备去多佛，这次我比平时更随意，文件盖章后我甚至没有去渡口，仅仅开车在码头转了一圈就赶回伦敦了。我急着回到“阿尔伯达”号，那是1971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船道两旁的苹果树开花了。
克里斯蒂走了，我惊慌地打电话到她男朋友的公寓，当他接电话时，我装成了美国口音。
“我找克里斯蒂·托马斯小姐，”我说，“这里是美洲航空公司。”
“我马上让她接电话。”
“克里斯蒂，”我压低嗓门，“我是理查德，假装你在和一个旅行社通话，然后一旦你有空就回电话给我，去公用电话。”
“非常感谢，我会的。”克里斯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15分钟后，电话响了，是克里斯蒂。
“等我1分钟，”我告诉她。
“好了，埃迪，”我捂住话筒说，“该出发了。”
埃迪是负责装运唱片的司机，他立刻赶去克里斯蒂男朋友的公寓。
“克里斯蒂，”我说，“你电话是多少？电话要花些时间。”
我再打电话回去，我们谈了很久，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故事都说了一遍，20分钟后埃迪从公寓回来，他把克里斯蒂所有的衣服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并且告诉她的男朋友克里斯蒂搬过来和我住了。
“克里斯蒂，”我说，“你最好到我这来，我有些东西给你看，是你的东西。”
我拒绝说是什么东西，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来到了“阿尔伯达”号，向我告别，准备回美国。
当她抵达时，我举起她的手提箱，她试图抢过去，但是我打开箱子，她的衣服洒得满船
舱都是，然后我抱起她去了卧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这天，海关国税局的官员正计划搜查维珍。我以前从没被搜查过，因为不止我一人逃税，许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税，他们的手段比我复杂多了。我仅仅把本该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销售，一部分囤积在下星期开张营业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国出售。
半夜里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欧洲大陆的“假旅途”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关国税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药店买个紫外线灯，把它照在我从百代唱片公司买的唱片上，我就会看到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的塑料薄膜上有一个发荧光的“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会搜查我。当我致谢时，他告诉我帮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经劝阻一位打电话到学生咨询中心想自杀的人，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怀疑他是一位海关官员。
我立刻打电话给尼克和托尼，冲出去在药店买了两个日光灯，我们在南码头路碰头，从货架上拉出唱片检查。可怕的事实出现了：我们从百代唱片公司购买的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分钱。妈妈告诉法官她将提供她的家——农场作为担保，我对她的信任感激难言。我们在法庭上深深凝视对方，相对而泣。父母的信任我必将回报。
“你不必道歉，理查德，”在我们乘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说，“我知道你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们必须继续，昂首面对这一切。”
整个夏天我为自己给父母增加的负担羞愧不已。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求同海关税务局谈判申请庭外和解。相对于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英国税务局更关心如何抽取更多的钱。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交付1万5千英镑，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分期付掉4万5千英镑，整个罚金是维珍偷税所得的3倍。如果我同意偿还所有的罚金，我将被免于犯罪纪录。但是如果我不能偿还，我将再次被捕并接受审问。
狱中的那晚后，再加上同海关国税局的谈判协议，我需要双倍努力工作，使维珍成功。尼克、托尼、以及刚加入维珍的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 德雷珀和克里斯，决心帮我不进监狱，他们知道入狱的他们也有份，所以很感激我代人受过：我们都卷进了这件事，它甚至让我们团结得更紧密。尼克不顾一切地想挣钱还账，他开始在全国开维珍音像店；西蒙开始谈一个音像品牌；克里斯开始真正地出口唱片。大大小小的激励接踵而至，但是避免入狱对我是最有说服力的激励。
因为邮购业务成长受到限制，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扩展音像店。接下来两年是管理现金的速成班，从一个用饼干罐和一堆借据、账单来管理一点点现金的不规范公司，我们开始高度地重视现金。我们用店里挣的每一便士去开另一家店，接着从新店得到的一英镑付我欠海关国税局的帐。
最后我付清了所有的东西，解除了妈妈所做的担保。3年后我也归还乔伊斯姑姑的7千5百英镑，还包括1千英镑的利息。如果我不能还完海关国税局的帐，我的余生将毁了：难以想象有犯罪纪录的人被允许开航空公司，或者成为国家彩票的强有力竞争者。
我们必须通过店铺、海外市场和邮购业务卖掉更多的唱片，吸引像史蒂文斯或者保罗·麦卡尼这样的大艺术家来庄园录音，并建立一个音像品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甚至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清楚，我们第一笔财富以一种有篷货车的形式悄悄地沿着碎石路来庄园了。这次不是运违法的唱片，而是从伦敦带来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和他唱民歌的妹妹，为一支乐队的伴奏。他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他妹妹则是在酒吧唱歌的民歌歌手。他们希望在乐队的其他人不用录音棚时能够录制一些多乐器伴奏的音乐，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和莎丽·奥德菲尔德。
6．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1971-1972）(1)
1971年在邮政罢工让我们破产之前，一个有南非口音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走进了我在南码头路的办公室，并自我介绍说是我的表弟——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耳大学，来到伦敦时只有100英镑；他哥哥是牛津大学拿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西蒙正考虑像他一样拿到研究生文凭，同时他也在找工作。
西蒙在一次圣诞家庭聚餐时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告诉他和我联系。午饭前他刚找到我
，我们去街拐角处的希腊餐馆吃东西，在那里，吃着冷肉丸、土豆片和豌豆，西蒙向我解释他想做什么。当他就读于纳塔耳大学时，他在南非《星期天时代》工作过。他告诉我星期六熬通宵等第一份杂志交印，然后夹着它去爵士乐夜总会的故事。我们交流着有关新闻业的故事，然后转到了音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