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是个乐迷。因为我很早离开了学校，从没有上过大学，所以错过了躺着听音乐那些漫漫长夜。即使在《学生》地下室里经常播放音乐，我也太忙于拉广告和同印刷商谈判，没空沉醉其中。如果我听唱片，只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却不能把它同其他乐队做比较，或者分析它受到了谁的影响。而西蒙好像听过了所有乐队发行的所有唱片，他不仅仅喜欢最近《门》的专辑：也能透彻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前一张专辑的，如何将这张专辑同别的音乐比较。在纳塔耳电台，他已主持了自己半小时的节目。我不久意识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要懂音乐。
我们也谈到政治。虽然我曾参与过很多的政治示威，比如反越战游行，但是同南非政治相比，这些不值一提。西蒙狂热地喜欢音乐和政治，并且将音乐看作政治抗议的一种途径，他在纳塔耳大学的一个同学史迪夫·比克领导了南非黑人学生联盟；西蒙的指导老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被政府的警员射杀于自己孩子的面前。南非政府反对任何持不同政见者，西蒙无法像基米· 亨德里克斯和鲍勃· 迪伦那样创作暗示政治和性的歌曲。
在我们喝咖啡之前，我已说服西蒙来维珍工作，职责是为维珍音像店和维珍邮购做采购。我们没有尴尬的报酬谈判，因为每个在维珍工作的人的工资是每星期20英镑。
我们仍然在试图将《学生》卖给另一家杂志社，虽然已经一年没有出版了，但是托尼依旧制造每一期的样品页，试图加深潜在购买者的印象。因此他很高兴把唱片采购的任务移交给西蒙，回转到更有政治性的问题——《学生》的未来。托尼仅仅给了西蒙一个不可违背的黄金定律：“维珍从不进安迪· 威廉斯的货！”然后在早上第一次联合会议上办完交接。
“你不必担心，”西蒙说，“我决不会违背这个规定的。”
从那以后，西蒙开始独立工作。我正同克里斯蒂热恋，努力阻止她回美国完成建筑学业，我为她提供一份修复庄园的工作：“来吧！你不必学习6年后才成为建筑师，现在就开始做吧！”
没有太多的劝说，她最终同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她很自然，有着完美的个性，长长的金发，漂亮的精灵似的脸蛋，她为庄园购买巨大不凡的家具，不久成为伦敦所有拍卖行的常客。
在尼克管理邮购业务和维珍音像店的资金时，通过选择库存什么唱片，西蒙开始清楚规定邮购目录和维珍音像店，西蒙对音乐的感觉很快成为维珍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音像店不仅仅是音像店：它代表店主的品味。我不知道推广什么音乐，但是西蒙有很多绝佳的计划去其他不知道的地方收购不知名的国外专辑。时尚与否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他开始直接从美国空运进口唱片，赢得竞争。我们过去只经营专辑，因为单曲要么太粗糙，要么是为招揽顾客而削本出售的。70年代的严肃乐队“粉红弗洛伊德”、“Yes”或“起源”很少发行单曲，这些乐队也不出舞曲，他们的乐曲是需要躺着欣赏的。有很多关于同一首歌有不同录音版本的争论，我们出售一些和英国版本有不同包装并且有时候歌曲版本也不同的美国专辑，这时候争论变得特别激起人们的兴趣。时至今日，全球市场里光盘已经标准化。
我们主要从德国、法国和美国进口唱片、秘密交易私人收藏的演唱会实况录音带，还通过处理唱片公司清仓和脱销的唱片赚了很多钱。由于我们经营邮购业务，所以我们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信定购特别的录音带，因此我们这些清库品实际上还有一些剩余需求，便宜选进流行的唱片再高价卖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绝大多数人以为音像店的成功在于卖唱片，实际上，维珍在邮购和音像店两者上的成功都基于西蒙采购唱片的技能，他能够挑选出不在主流商店销售的乐队，然后通过维珍大量售出。他十分了解音乐，甚至在乐队成功之前就能预知他们的唱片销量怎样；利用这种直觉，两年后他为我们建立了维珍这一音像品牌，没有西蒙，这种活动只能失败。我们的另一个天才是约翰·瓦诺姆，他成功促销所有唱片，为商店撰写广告标语。
维珍的名声扶摇直上。
最好的音乐整天在商店和货仓播放，店员和顾客们都四处躺着吸麻醉品，谈论怎么得到范德格拉夫发电机公司设立的有大额奖金的美国唱片奖“浮质灰机器”。每个人都喜欢性，对于任何21岁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不过在此之下有项业务需要运营：在庄园，建筑工作拖延不决。我害怕汤姆·纽曼打来的每个电话，他正在安装所有的设备，经常要钱买各种录音设备。同时我要还海关的罚金和抵押贷款，还要担心是否我会随时被送进监狱。
邮购业务主要吸引的是寻找冷门唱片的严肃音乐购买者，这项业务看起来很难扩展，我们意识到如果要赚钱，必须开更多的维珍音像店。
我和尼克开始计划重要的扩张，从1971年底到1972一年间，我们的目标是每月开一家新店。1972年圣诞节前，我们已经有了14家音像店：几家在伦敦，全国每座城市各一家。除了需要管理店铺库存的所有唱片，做店铺宣传，挑选和培训店员，建立财务系统控制现金，我们还发现开店的时机非常重要。我们谈判租约会狠狠的杀价，并要求前3个月免付租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否则我们将放弃开店，虽然我们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但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张时，前3个月的销量会帮助交付前一家新开店的租金。
开店让我们学到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的未来十分有利，我们常常在主要街道寻找便宜的店面，花很低的房租就能吸引购物者多走几步进店。我们也选择青少年经常出没的地方，比如布莱顿的钟楼和利物浦的勇敢街，我们常问当地的青少年，哪儿是音像店的最好位置，要知道，城镇的许多人们不会违反旧俗。
唱片零售另外一个特性是唱片转化的速度。当像大卫· 鲍威那样大规模的唱片发行时，你得在几个小时内计算他的销量，因此你需要监控主店，发现那天销售什么，然后利用这个信息重新布置其他店铺的唱片展示。如果那天你卖完了主打唱片，那么顾客当然会到别的店铺去选购。一旦你失去了销售一张《匈牙利小渔船》的机会，那你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同样的唱片不会重复销售。虽然你经常存有《匈牙利小渔船》，但是你70%的销量产生在上市后的最初两个星期。
最开始，维珍唱片店形象定位为——人们来这花时间听音乐和选购唱片，尤其强调卓越和时尚的品味。随着主流唱片增多，我们希望向青少年展示更吸引人的东西。我们的商店断然拒绝销售大卖场的新潮少年男女的唱片，例如席卷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奥斯蒙德”和“The Sweet”。拒绝储存加里·格兰特和所有glam-rock明星的做法经常令我担心，因为我们放弃了短期收入，然而，西蒙提出关于风格有说服力的论点，向我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独特的定位，将会保持完整性并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是安迪·威廉斯定律，”他告诉我，“那个市场不属于我们。”
诺丁·希尔门130号的店铺成为维珍音像店中最好的一家。西蒙开始在它楼上工作，我们又把床垫铺在店里的地板上，这样人们能够整天躺在那。当人们开始来伦敦的理由是去维珍音像店时，我们成功了。卖唱片，同顾客聊天，推荐音乐，在柜台下摸出最近的走私唱片，前往酒吧和夜总会听更多的乐队演奏，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1972年3月在利物浦勇敢街开维珍音像店时，我骄傲地看见第一个星期的销售额达到1万英镑。一星期后销售额变成7千英镑，接下来的一周下降到3千英镑，盛夏前一周销售额只有两千英镑，我决定去那看看究竟什么问题。店铺里站满了人，摇滚迷都挤在一个角落里，摩登族在另一角，嬉皮士懒散地躺在钱柜边的地板上，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在播放，但是没有人买东西。所有人在这都很开心，但是没人去付款，同时他们使其他的购买者进不来。我们想把唱片店做成俱乐部的策略失控了。第二个月，我们的店员站在门口礼貌地提醒入店者他们是进了家商店，而不是夜总会；我们安装上更亮的灯，把营业柜台搬到窗口。保持店铺的气氛和保持盈利只有一线之隔，商店的营业收入终于回升了。
扩张过程中，我们主要的困难是采购到唱片，因为我们常年打折，因而冲击了主要零售商，以至于包括宝丽金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绝给我供货，其他公司拒绝供货则是基于怀疑我们的还款能力。尼克和克里斯（克里斯是希腊人，我们的销售经理）打遍所有供货商的电话，最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解决办法：伊令市一家叫“突然出现”并由雷蒙德· 拉雷经营的小音像店，雷蒙德准备用自己的账户为我们买唱片，对他而言这是笔好买卖，因为收取百分之五的差价后再交给我们。
当我们第一次同雷蒙德做这种生意时，我们给他唱片目录加到他自己的合同里；货到后托尼或者西蒙将驾车过来装载，把他们送往三四个维珍商店。“突然出现”是一个小商店，墙壁漆黑暗淡无光，海报随时要脱落。一箱箱唱片挪进挪出挺困难，我们设法克服了。第二年，随着我们的店铺越开越多，经由雷蒙德店铺的定购的唱片数量也在增长，不久雷蒙德从唱片公司订购了数千唱片，我们得用大货车去装载。
我们一直试图同唱片公司直接打交道，但是他们继续漠视我们。不久维珍成为英国最大的连锁唱片店之一，雷蒙德店铺的景象变得十分滑稽：一队货车在前门卸完数百箱唱片后，工人们摇晃地穿过商店搬到后门，把唱片再装上另一队货车，最后将唱片运往维珍音像店。我们仍然必须交额外的百分之五差价以从雷蒙德那里购买唱片。最后，我和尼克再次去唱片公司告诉他们现实，他们同意直接卖唱片给我们，雷蒙德· 拉雷作为喜剧中挣钱人的角色结束了，他的店铺又只能每星期卖几打唱片，他的会计不知道自己这个神奇的商店究竟除了什么事。
1972年，西蒙爱上了一名南美女孩，他告诉我们他准备离开维珍去智利和那个女孩一起生活；最终庄园向艺术家开放，能够录音了；已经有了20家维珍音像店，邮购业务开展得也挺好。西蒙已经和我工作了1年，但是我才意识到他对维珍有多重要：他对音乐的选择树立了维珍音像店的形象，静静地在维珍音像店呆上一下午是一种时尚。西蒙经常谈到的信誉和我们先前经历的个性销售已经产生作用，音乐新闻撰稿人现在开始讨论维珍推广哪个艺术家，当我们把一个折衷主义的德国乐队放在商店橱窗时，这个叫“丹吉尔梦想”的乐队成为话题
，唱片公司开始和我们联系，询问维珍音像店是否可以为他们的乐队做特别推广。
我努力劝说西蒙留下来，但是他仍准备离开。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1月内就和她聚在一起。在那个月中，他突然收到女孩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虽然他极度失望，但是很明显他的未来是在伦敦，而不是南美或者南非。由于维珍现在有了音像店和录音棚，所以我们开始谈论我们初次会面时在希腊餐馆讨论的宏伟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维珍建立音像公司，我们能向艺术家提供地方录音（我们对此收费），我们可以印刷和发行他们的唱片（我们可靠之盈利），我们有庞大还在发展的连锁店，在那里我们可以推广和销售他们的唱片（获得零售利润）。这三项生意相互整合，也有益于我们签约的乐队，因为我们能降低在庄园、生产车间的收费，能在商店和零售终端加大促销力度，使利润最大化。
我和西蒙达成一项协议，他将建立和管理新的维珍唱片公司——维珍唱片，他将拥有公司20%的股份。自此之后将同维珍音像店分离，我和西蒙想签约的首位音乐人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迈克· 奥德菲尔德。
迈克· 奥德菲尔德童年艰辛，他的妈妈是个酒鬼，他经常把自己锁在阁楼里，自娱自乐演奏所有的乐器。14岁时，他和唱民歌的妹妹莎丽一起出唱片，二人发展了叫民歌二重唱，同“穿越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15岁时他离开了家，和戴夫· 贝德福德一起成为凯文·埃冶的乐队“全世界”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的两个星期，迈克作为伴奏吉他手同在庄园录音的歌手亚瑟·路易斯签约。迈克很快开始同汤姆·纽曼聊天，一天终于鼓起勇气交给汤姆一盘自己音乐的录音带。迈克自己录的这盘磁带配上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全长18分钟，没有名字。汤姆听过后这样描述：“极度浪漫、悲伤、刺激、有才气”，然后汤姆给西蒙放了这盘磁带。西蒙非常惊讶，他试图帮迈克接触一些唱片公司，但是都遭到拒绝了。
一年后，当我和西蒙坐在游艇上最终决定创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打电话给迈克，令人高兴的是他依然没同任何人签约，他觉得被唱片业彻底拒绝了，因此对我们想发行他的音乐感激莫名。他直接到游艇见我们，我建议迈克应该回庄园并在那里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录音棚有空，他和汤姆·纽曼可以一起制作他的唱片。
“但是我需要租用一些乐器，”迈克提醒我。
“比如什么？”我抽出日记准备写下来。
“一把好的电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管风琴，一个精密低音提琴，一个好扩音器，钟琴，曼陀林，以及电子琴——”
“那是什么？”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它不是必须的。还要三角铃，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还有一些排钟。”
“什么是排钟？”我问。
“管状的钟。”
我写下“管状的钟”，准备在一份音乐杂志上找到所有的这些乐器。吉他要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Fender 扩音器45英镑，曼陀林15英镑，三角铃要价1英镑，排钟要20英镑。
“管状的钟要20英镑？”我说，“它们最好值这个价。”
第四卷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 丹尼”改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 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 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伦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 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 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 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laddin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mm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Net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 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
但是在维珍首次发行的四张专辑中，只有《管钟》真正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完全是原创音乐，立刻吸引了无数顾客。人们为它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不仅听音乐，而且对迈克是如何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觉得叹为观止。我还记得《NME》的一篇评论，我读了好几遍才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理解评论家真正在说什么，但是他显然为这专辑着迷。《NME》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报纸，有它对《管钟》的称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张专辑。
除了这些评论之外，一旦人们听过一次《管钟》，专辑将大受欢迎，就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次收听证明一切。”问题是怎样得到收听的机会。我向所能想到的电台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播放《管钟》，但是那时候3分钟的单曲统治了电台音乐，没有空间留给45分钟长且没有歌词的音乐。无线电3台因为它不是莫扎特的音乐拒绝了它，无线电1套拒绝的原因是它不是加里·格兰特的音乐。
头两个星期，《管钟》销售死气沉沉，然后我邀请了约翰·皮尔到“阿尔伯达”号吃午饭。自从《学生》对他采访后，我们就认识了，他也建立自己的蒲公英唱片公司。作为唯一在电台演奏严肃摇滚音乐的人，他的节目也是《管钟》赢得电台播放的唯一机会。吃过午饭，我们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放出《管钟》，他被迷住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约翰最后说。
下半个星期我们从电台听到约翰·皮尔的推荐，当时我、迈克· 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来的每个人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今晚我将不播放很多的唱片，只为你们播放一张由年轻的作曲家迈克· 奥德菲尔德所制作的唱片，这是他的首张唱片，名叫《管钟》。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它由一个全新的唱片公司维珍发行，而且是在牛津维珍自己的录音棚里面录制的。你将不会忘记它。”
这时《管钟》开始播放。我躺在沙发上，每个人都躺在大扶椅或者垫子上，拿着啤酒、葡萄酒、香烟和大麻。我看见其他人都躺在那沉迷于音乐中，但是我依然担心，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停止考虑所有的想法和各种可能。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收听约翰·皮尔的节目？其中有多少人第二天会出去购买《管钟》？他们是否会等到星期六或者到那时就忘记了？他们会来维珍音像店还是从史密斯店定购？我们多久可以收到版税？我们将加印多少张？我们怎样把它打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自己自己像个局外人，无法全神贯注于音乐中，就像西蒙、尼克和佩妮那样（佩妮是我的新助理，她十分可爱漂亮，有一头飘逸的黑发，经常大方地微笑）。我十分清楚维珍需要卖出许多唱片才能赚钱交下个月的税，《飞行茶壶》和《浮士德的磁带》很难在排行榜上赶超滚石乐队或者鲍勃·迪伦，但是《管钟》很特别：今晚广播后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维珍将再也不能购买如此长的广播时段为它做广告。
迈克· 奥德菲尔德沉默地坐在那，靠在佩妮的身上，直盯着收音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管钟》的唱片封套镶在画框中，封面是一个巨大的管钟悬挂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迈克盯着它就像看见了海。一个贪婪的想法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或许他已经在梦想下一张专辑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音像店打电话来定购《管钟》。除了打破传统播放《管钟》，约翰·皮尔在《收听者》节目中又做了如下评论：“当在太多的场合有人说某位当代音乐家的唱片值得“永远珍藏”时，我都想去外面透透气。加里·格兰特和Sweets没有任何持久价值，仅被认为代表了70年代真实的声音。说完这些，我将告诉你一张有力量、能量和真正精彩的唱片，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摇滚音乐家在历史上的首次突破。”
约翰·皮尔还说了很多很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收听了他的话。
我们安排贡和浮士德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唱，但是计划在6月25日举行的《管钟》音乐会，才是我希望能让全国性的媒体来目睹的盛会。我们让人觉得《管钟》音乐会不可错过，设法让后来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的迈克·泰勒、史蒂文·希里奇和北方乐队同意一起演奏不同的乐器。
音乐会的那天迈克来游艇看我。
“理查德，”他平静地说，“我不能完成近今晚的音乐会。”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
“我就是不能去，”他喃喃地重复道。
我感到一阵绝望。我知道当迈克想要什么时，他和我一样固执。可是整个音乐会已经安排好了，票也卖了，甚至电视报道也有了，不过我不能利用任何一样来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只会加强迈克的决心，我必须狡猾些。
“让我们去兜会儿风，”我平静地说，走过船道去发动外面的宾利车。我知道迈克经常羡慕地看着这辆有红色皮座椅的蓝灰色轿车。我希望平静地驾驶过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后会让迈克改变想法。很快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我将速度放慢，已经有一群人在去音乐会的路上。
“我无法上台，”迈克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这场音乐会可能把他推到完全不同的平台，让他有可能和平克·弗洛伊德站在一起。我停下车。
“你想开车吗？”
“好的，”
我们继续开车，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经过维多利亚港，海德公园从车窗前闪过，从我以前编辑《学生》的教堂附近经过。
“迈克，”我说，“你喜欢要这辆车吗？作为礼物？”
“礼物？”
“是的。我现在就出来，步行回家。你就一直驾车，车是你的了。”
“住口！它是你的结婚礼物。”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是开车去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今晚上台，它是你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当迈克握着方向盘时，我注视着他，知道他动心了，我希望他会同意。
“成交，”迈克说。
我将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和我父母，我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宾利车，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太在意。算上所有的魔力和情感价值，宾利只不过是辆轿车，至关重要的是让迈克登台和销售《管钟》，如果他成功了，我将能买我想要的任何车。随着《管钟》的节奏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飘荡，周围一阵沉默，人们在回味他们刚刚听到的东西，似乎被催眠，没有人想破坏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跳起来大声喝彩。我坐在克里斯蒂和西蒙中间，我们站起来，欢呼鼓掌，泪水流过脸颊。迈克站在管风琴前，鞠躬说着谢谢，我们只看见他小小的身影，甚至乐队都向他鼓掌，他成了新的明星。
那天晚上我们卖出了几百张《管钟》，迈克太惊骇了，以至不能同新闻记者说话。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挤着去买他的唱片，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似乎被强奸了。”就和他的新宾利一起消失了，后来很多年迈克一直拒绝回到舞台上。克里斯蒂和我走回家。从那晚以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管钟》成为当年最著名的专辑。维珍唱片也出名了，钞票滚滚而来。
《管钟》于7月14日登上专辑排行榜第23位，没到8月就上升到第1位。接下来的15年里，无论迈克· 奥德菲尔德什么时候发行专辑，它都会成为前10名。《管钟》最终卖出了1千3百万张，在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专辑中排名第11位。牺牲我的宾利车是值得的。
虽然维珍一夜成名，但我们还是家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没有能力把唱片发行到全国去。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较大的唱片公司代理，我们可以得到预付金，所有利润都归他们。如果唱片公司销售额回收了预付金，才会付给我们版税，一般在16%左右。这是像维珍这样的菜鸟唱片公司的常规选择。
第二种选择更冒险。不谈付预付款和版税，只让另一家唱片公司代为生产和发行唱片，维珍自己负责所有促销工作，承担所有风险，可能一败涂地，相应地，如果唱片卖得好，那么我们会获得所有的利润。
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将自己的唱片代理权让出，这种钱来得很容易，他们从其他唱片公司抽取16%的版税，一般只需要付给艺术家5%或者10%。但是我和西蒙决心要同时做生产和分销，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但是只有大胆，你才能去想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管钟》看起来挺好，我们有能力自己促销。我确信它会卖得很好，足以还清我们的投资。有了做生产和分销而不是直接授权的想法后，我们去了爱尔兰唱片公司。
我第一次去爱尔兰唱片还是在编辑《学生》时，克里斯· 布莱克威尔创办了爱尔兰唱片，他在牙买加长大并且把瑞格音乐带入英国。爱尔兰唱片发行了鲍勃·马里的唱片，他后来成为首位瑞格音乐巨星，爱尔兰唱片还发行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乐队等其他人的唱片。
毫无疑问，爱尔兰唱片一开始拒绝了做生产和分销的生意，他们已经取得了“蚕茧” （Chrysalis）和“魅力”（Charisma）两家公司的代理权，希望维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版权比——18%。我们只要付给迈克5%，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爱尔兰唱片公司的出价，那么我们自己将有《管钟》销售额13%的收益。如果每张2·18英镑，那我们相应有28·5便士，也就是说如果《管钟》卖得非常火的话，那我们大约有17万1千英镑的盈利，当然这要卖出60万张（双白金唱片，一张唱片销量达到20万张就成为黄金唱片，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
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 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