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 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 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 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 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 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 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 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 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 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 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 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 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 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是在我看来，性手枪乐队比绝大多数乐队的风险小。”
A&M唱片公司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同性手枪乐队签约，但性手枪讨厌他们，也讨厌任何其他唱片公司——至少他们假装如此，认为唱片公司是资本家，只会压榨他们赚钱。乐队的鼓手“邪恶西德”签约仪式后立刻放纵自己，砸坏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到处呕吐。我一听到这些，立刻拿起电话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果然，德里克·格林放弃他们。
“我能同他们签约吗？”我问。
“如果你能招架得住，我们实在没办法。”
性手枪乐队收到了A&M唱片7万5千英镑的违约金，加上百代唱片5万英镑的违约金，除了说粗话和呕吐捣乱，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赚了12万5千英镑。性手枪乐队再次寻找唱片公司。
我开始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如此熟稔的商业手法很欣赏，现在性手枪成为国内最令人厌恶的乐队，在所有向物质化投降的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依然不改本色。他们有首单曲叫做《上帝拯救女王》，我知道他们想在1977年7月的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发行。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出身的商人。但是好几个星期过去，纪念日越来越近，没人来同性手枪签约，维珍或许是唯一一家。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来见我们，谈判双方的处境对换，维珍用1万5千英镑签下性手枪在英国的权利，外加5万英镑的海外发行权。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签下性手枪的那刻起，麦克拉伦想方设法摆脱我们，诱使我们毁约。让他惊骇和困惑的是，我们不为所动，如期发行了《上帝拯救女王》。它被BBC禁止播放，但飞速上升到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像维珍和“主人之声”等唱片店的销售数字被排除在排行榜的统计之外。
1977年7月女王登基周年纪念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艘泰晤士河的游乐船，沿河向下议院驶去。警察怕出事，派了两艘警察艇尾随而至。等到我们靠近下议院，乐队拿出吉他和鼓槌，吼出他们自己改编的国歌版本：
上帝拯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把你变成笨蛋，
成为潜在的氢弹。
上帝拯救女王。
她简直不是人，
英格兰的梦想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警察驶进我们，要求乐队停止演奏，但我们的船有乐队演奏证，所以警告无效。这让人回想起当年甲壳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的屋顶上现场演奏时，警察也曾拔掉他们的插头。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把我们带回了码头，并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因为他情绪激动地反抗，大叫，“法西斯猪！”
那个星期《上帝拯救女王》的销量超过了10万，很显然它是最畅销的唱片，但是《冠军排行榜》和BBC宣布洛德·斯图尔特才是第一。《上帝拯救女王》被电视和电台禁放，在我们看来，这是笔好买卖：禁得越严，卖得越好。
性手枪是维珍的转折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乐队。他们不但让维珍重新出名，而且让我们开始做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全国焦点：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听说过性手枪。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指出的那样，“比议论更糟的是没有批评。”1977年除了周年纪念本身，性手枪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报纸版面，恶名成了他们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报道是负面的，但是15年前滚石乐队出道时也是如此。
1977年11月，维珍发行了《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唱片封面是天才的设计，从报纸标题上剪下，字体好像绑架者的恐吓信。维珍商店在窗户上贴好黄色大海报，为唱片做广告，不奇怪，这样会冒犯某些人。一天，我们在诺丁汉的商店经理由于违反1889下流广告法案被捕了。10年前我因为学生咨询中心为性病患者提供帮助而做广告，违反了同一个法案被捕过。我马上打电话给从前为我辩护的约翰·莫蒂默。
“恐怕我们再次违反了下流广告法案，”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用‘阉牛’这个词。
“阉牛？”他问，“用阉牛究竟哪里错了？它是我的口头禅。”
“他们要我们删除性手枪的海报中‘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他们威胁要禁止这张专辑。“他告诉我，我们需要一名英语教授作为语言学顾问，教授能够为我们定义‘阉牛’的准确定义。因为案子发生在诺丁汉，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诺丁汉大学。
“请问我能同你们的语言学教授交谈吗？”我问。
“詹姆士·金斯利教授。”接线的女士说。
我被接进来，解释了情况。
“你的一位员工因为展示‘阉牛’而被捕？”金斯利教授说，“阉牛这么重要！事实上，‘阉牛’这个词是十八世纪时牧师的外号。然后，因为牧师一般看起来在布道中太多的废
话，所以这个词渐渐有了‘垃圾’的含义。”
“所以‘阉牛’这个词真正的意思要么是‘牧师’要么是‘垃圾’？”我确认了一次，保证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对，”他说。
“你愿意在法庭上作证吗？”我问。
“十分乐意。”他说。
我喜欢这个案子。警方检控官决心赢得显然有全国影响的案件，我们的商店经理被反复询问，承认他在商店橱窗上突出展示了性手枪的海报。警官书面陈述了由于他正在张贴这个攻击性的海报而怎么被捕的。这个警察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为公众做了很好的服务，期望为此受到赞扬。
“没有问题了。”约翰·莫蒂默说，此时他正被邀请盘问警察。
不仅是失望，警察只好坐下。
“我想传出我的证人，”约翰·莫蒂默站起来说，“詹姆士·金斯利教授，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当詹姆士·金斯利教授又一次解释“阉牛”一词的由来和含义时，约翰·莫蒂默靠近看着他，象是努力加强他的想法。
“所以，金斯利教授，你是说这次指控的基础，‘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这句话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 约翰·莫蒂默问。
“我是这个意思。或者它的意思是‘别理会垃圾，性手枪在这’。”
约翰· 莫蒂默让法庭安静了一下。
“‘别理会牧师，性手枪在这’，”他沉思道，“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嗯，我没什么补充了。听起来是个奇怪的唱片名，但是我不认为教会会在意。”
金斯利教授也同意。
然后，检控官在这点上给金斯利教授压力，问他怎么能确定没有牧师会受到伤害。金斯利教授接着亮出了王牌，他翻下马球衫衣领露出脖套。金斯利教授也被称作尊敬的金斯利。这以前是牧师的尊称。
“够了，”法官猛拍惊堂木，他挺直腰，挺起胸，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案结束。”
10.“我想搬进来。”琼说（1976-1978）(1)
1976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庄园遇见了我未来的妻子琼·谭普曼。最多和人打30秒的交道，我就可以对他们做出判断，我对琼则是一见钟情。问题是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唱片制作人和键盘手，他正在为维珍打造一支名叫“棚屋”的乐队。
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女人，她不会耐着性子与蠢人相处,我知道不能采取对付克里斯蒂方法来吸引琼的注意。我以前同女人的关系绝大多数建立在演技的基础上，但是头一次
我觉得有个女人让我不想展示惯用的滑稽动作。
琼在一家叫渡渡鸟的古玩店工作，那儿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很近。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忐忑不安地在店外徘徊，然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这家店出售旧告示和旧广告。当我问老板娘琼是否在时，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位顾客？”她看着我。
“对，我对旧告示挺着迷。”我边说边四处张望。
琼走了出来，她说，“莉斯，这是理查德。”
“那你想买些什么？”莉斯步步紧逼。
我无路可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同琼的会面让我买了一大堆手工绘制的锡制旧告示，我最喜爱的一个告示是一幅为丹麦熏肉和鸡蛋做广告的旧画，上面一头猪自然地靠在墙上听小鸡唱歌，小鸡正在庆祝新下了蛋，画面的广告语是“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我把它送给了西蒙·德雷珀，因为他早上经常脾气暴躁，除非他吃了顿很好的午餐。他把画挂在桌子上方，这后来激发了我们年度最佳广告词：“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自那以后，这句话每年排名第一。这段时间，我所有的圣诞礼物都是从“渡渡鸟”店买的，莉斯认为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店员。
虽然琼和她的丈夫罗尼·莱希将近结婚8年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孩子。罗尼常常出差，这让我有机会，因为他和琼逐渐疏远。只要罗尼一离开，我就打电话给琼的朋友，问他们是否要去看望琼。
“是否介意我一道去？”我会偶尔问道。
于是他们叫我“跟屁虫”，我不在乎，只要跟随他们过去我就能抓住机会同琼坐得近些，和她说话。我的求爱过程不像我其他罗曼史那样可以尽在我的掌握中。琼是一个非常注意隐私的人，很难发现她婚姻的状况。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感觉时，我一点不知道琼对我的印象，她或许被我的毅力激起了兴趣，但是除此之外我一片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