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去怀特岛，在本布里的一家小旅馆度过了周末，我们开始恋爱了。由于琼结婚了，所以我们过着双重生活。工作日她不能见我，因为罗尼在家，一天清晨她给我一个惊喜，直接跑到我家，当她进来时，看见我的女佣玛撒正端着两杯茶送去我楼上的的卧室，琼知道别的女人正躺在我的床上，她拦下玛撒，往碟子放了一束花。
“对理查德说琼向他问好，”她说，然后转身回店铺了。
我觉得十分羞愧，冲到“渡渡鸟”去看她，拉她出来和我吃午饭。
“那这就是所谓不朽的爱情？”琼挖苦道。
“嗯，我很孤单，”我蹩脚地说，“我等不到周末。”
“多么可怜的借口！”
我努力想装作羞愧不安，懊悔不已，但是我们互相对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私通持续了将近一年，不顾一切地在一起，只要空出5分钟就会给对方打电话。琼从“渡渡鸟”溜出来，我离开弗农院，我们在两地之间的地带会合。当我们午饭时偷出宝贵的20分钟，或者会议前留出一刻钟，或者“渡渡鸟”打烊后相聚的片刻时间时，我们试图抛开外面的世界。但是，伴随着激情，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琼已经结婚了（实际在法律上，我自己也是已婚人士），我们会伤害罗尼。在某些方面，琼和罗尼的关系同克里斯蒂和我的关系类似，罗尼想尝试和别的女人上床，他觉得琼也要扩大她的眼界，琼无法习惯一连串的一夜情，所以她逐渐开始爱上了我。
当克里斯蒂听说我和琼在恋爱，回到伦敦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复杂，这时我已经成功从凯文·埃也斯手中买回了“恶鬼”号，差不多同时，克里斯蒂离开了他，她想回来和我重新在一起，毕竟，我们仍然还有婚姻关系。我的父母主张无论怎样你都应该坚持你的婚姻，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尊重克里斯蒂的意见。但是我在同琼恋爱，对我们每个人，这个状况是场噩梦：琼在我和罗尼间挣扎着；克里斯蒂曾经在我和凯文间挣扎；而我现在正在克里斯蒂和琼之间挣扎。不久以前我同琼才开始梦幻般的恋爱，没想到现在这将毁掉5个人的生活。
当我和琼、克里斯蒂一起参加一次聚会时，这个关系混乱不堪的状态终于结束了，琼最好的朋友琳达不留情面地逼问我：“你真正爱的是谁？不能再这样了。你们在自杀，你必须理清楚。”
琼在和其他人说话。
“我爱她，”我盯着琼说，“但是她不爱我。”
“我告诉你，她爱你！”琳达随着我的目光说。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恶鬼号。那是一个漆黑的星期五的夜晚，下着滂沱大雨，当时我正在打电话，没有听见敲门声；门开了，我转过身，是琼。
我放下电话，跑过去抱住她。
“嗯，我想搬进来，”琼说。
1977年春天，一个名叫理查德·埃利斯的人来找我，他宣称有个惊人的发明——“翼龙飞行器”，他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一个男人正坐在有两个大翅膀的机器三轮车上飞越树林。理查德·埃利斯想让我试飞翼龙飞行器，然后销售。我邀请他来到庄园，这样我可以瞧瞧机器。这种飞行器看起来就像达芬奇和罗宾逊发明的综合体，三轮车外面装小发动机，飞行员
的头顶上还掉着水平旋翼。埃利斯告诉我如果沿着马路或飞机跑道疯狂奔跑，那么发动机就会启动来带动起飞，然后，发动机让水平旋翼转起来，使我能在空中飞行。
理查德· 埃利斯奉承我是第二个试飞这机器的人，他听说过那年我为维珍的夏日聚会安排了热气球，我对任何事情都积极尝试的性格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大麻烦。
“要花两个周末才能学会如何使用，”埃利斯说，“所以这次你不能起飞。”
他把发动机接上一些尾部带开关的电缆，接着把开关放在我嘴里。
“当发动机运转良好，你正要从跑道上起飞时，咬它，它就会切断发动机。
琼和一些朋友站在当地机场跑道的尽头观察，我绑上降落伞的带子，把橡皮塞进嘴里，看起来，会带来很多乐趣。“
“好！走！”埃利斯吼叫着。
我在跑道上开始尽可能地全速蹬腿，发动机启动了，脚踏车开始嗡嗡直响，虽然发动机的噪音让我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但是我能看见他们的脸。跑得够快了，可以结束试验，所以我使劲咬塞子——什么也没停，发动机甚至更快了，我拼命再咬，没用。我正以每小时30多英里的速度掠过，难以置信地快，突然三轮车倾斜在空中，整个装置腾空而起。虽然我继续又啃又咬，但是发动机继续轰鸣。我向下张望，看见每个人都抬头注视我，只有琼看来没什么兴致。我在空中摇摇晃晃飞行，几秒钟内我掠过机场旁的山毛榉林。怎么办？我在100英尺高的空中，没人告诉我怎么驾驶这飞行器。
我用空出来的手伸向发动机，开始扯能摸到的线路。虽然发动机热得发烫，灼伤了我的手，但是我一根根地猛拽线路，将任何附带的东西扯开，我必须让发动机停下来。当经过树林，在另一块田地上空时，发动机终于停止轰鸣，安静下来。我飞转而下，冲向地面，最后时刻我迎风使机器转过来，它摔碎在小道上，我躺在田里，摔得动弹不了。
“我们认为你驾驶得挺好。”我听见琼说。
“我没准备要起飞，”我说，“太恐怖了！”
当我从她头上飞过，疯狂地扭着发动机，几乎快死去时，琼仅仅在地上震惊于我如此迅速掌握了飞行器的诀窍。第二个星期理查德·埃利斯用同一个飞行器试飞，摔在地上，死掉了。
“我们又收到尼日利亚的一张订单，”克里斯告诉我，“他们喜欢U-Roy这家伙。”
克里斯现在是维珍出口部经理。在1977年后几个月里，他接到了从尼日利亚发来的数千英镑的生意。
尼日利亚人喜欢瑞格舞曲。事实上那时在英国唱片公司中，只有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小岛唱片公司销售瑞格舞曲。1976年我跟随克里斯·布莱克威尔的脚步去了牙买加，准备签下一些瑞格舞乐队。连续几天坐在彼得·托什的阳台上后，我终于同他签约，他和鲍勃·马里，以及叫U-Roy的演奏者一起演唱。彼得·托什在维珍的首张专辑《让它合法》卖得不错。但是现在有了新的声音：牙买加的流行音乐DJ和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DJ剪掉自己的唱片，在打击声的伴奏下反复吟唱许多押韵的俚语和政治口号，这是打击乐的早期形式，他们被称为“祝酒人”。一个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嬉皮士U-Roy在尼日利亚就很受欢迎，我猜想在牙买加一定有更多的祝酒人，我们应该去那里垄断这个市场。
我喜欢在冬天离开伦敦，阳光和长距离的旅行常常让我对伦敦生活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次我多了两个理由离开：我想要带上约翰·若顿，因为他同性手枪、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相处得不好；我也希望遇上琼，她和罗尼要去洛杉矶想最后一次挽救他们的婚姻。约翰·若顿很高兴去是因为他喜欢瑞格舞；琼和我则达成协议，无论如何要在她解决掉婚姻后我们才说话。
最后一刻西蒙突然有事，我和肯一道走了。这样，1978年开始时，一个朋克摇滚乐手、一个会计和一个革新过的嬉皮士一起飞往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签下了一些瑞格舞乐队，寻找祝酒人。知道牙买加人不相信书写的合同，我们带了一箱子3万英镑的现金，还在金斯顿开了家店铺。不久城里就传开有3个外国佬在找乐手，一群群乐队开始在旅馆进进出出。肯拿着箱子坐在床上，约翰和我听乐队的磁带，同他们谈天。约翰决定我们应该签下谁，然后肯打开箱子取钱。美元在牙买加是硬通货，那里正遭禁运，所有的东西必须到黑市上去买。一些乐队太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鼓和吉他，不久我们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高大的牙买加塔法里教教徒，他们戴着大大的绒球帽，还有红黄绿相间的斑纹。一个高个子歌手屹立在我面前，亲切地歌唱着他的精神家园——埃塞俄比亚。
我看见约翰坐在沙发上，随着音乐轻轻地点头。很难相信，这个憔悴、消瘦得像电线杆的人曾经尖声辱骂每个人、朝女王画像吐痰，激发了一代人的怒火。
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签下了大约20个瑞格舞乐队，也和“远方王子一世”和塔帕·祖克等几个祝酒人达成协议。我试图说服约翰·若顿继续呆在性手枪乐队里，但是没有成功，他说乐队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以及乐队内部已经分裂：邪恶西德完全失控，他吸毒，粗暴地对待女友南希；约翰想单飞，他找到两个乐手，准备组成一支新乐队叫“限制公众形象”。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想把性手枪打造成继滚石乐队之后下一个经典摇滚乐队。毕竟，在米克·贾格尔由于藏毒和冒犯公众舆论而被捕后，滚石乐队开始成为世界上最有震撼力的乐队。
到1978年，滚石乐队已经风行了15年，已经成为摇滚圣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看起来不会走下坡路。
对于摇滚乐队，成功必然伴随着困难，想把名字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相当困难。性手枪当然已经进入了世界级乐队的花名册——不过是被当作让人厌恶的笑柄收列其中——但是我始终觉得放弃这种既得成绩简直太浪费。我劝约翰改变一下其极端朋克的形象，希望把他们推向海外：《别理会胡说》在海外仅仅售出了30万张，同英国国内的销量几乎一样，我肯定他们后续的专辑应该卖得更好。迈克·奥德菲尔德取得短暂成功就令我遗憾地从公众视野中退出了，性手枪绝不能重蹈覆辙。他们是维珍的王牌乐队，是维珍唱片迈向更广阔的成功和全新摇滚音乐的催化剂——只是约翰听不进去。
最后一个傍晚，我们在金斯顿的河岸上的塔法里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鲍勃·马里的歌。虽然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成名带来的压力。作为他们唱片公司的老板，在我看来更大的区别在于迈克·奥德菲尔德让维珍唱片赚了很多钱，使我们能建立公司和签约新的乐队；虽然性手枪有头名单曲《上帝拯救女王》和名列榜首的专辑《别理会胡说》，但是维珍并未从他们身上挣到很多钱。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安排性手枪演出一部叫《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影片，也许我们可以发行里面的配乐，但是另一方面，西蒙、肯和我我不得不接受维珍将不再能从性手枪身上赚取更多的钱这一现实。
他们解散十分令人灰心，幸好还是有些安慰，我们签下性手枪后，维珍成为朋克和新浪潮乐队签约的时髦品牌。音乐界看到我们对性手枪所作的促销，一群全新的令人振奋的乐队正向我们走来。西蒙已经签下了一些，比如“发动机”、“XTC”、“刹车扎制”、“渗透”和“成员”，都卖得很好；另一支叫“人民联盟”，也有一批支持者；维珍还签下了一位叫戈登·萨姆纳的学校老师，来自纽卡斯尔，艺名是“刺针”。戈登和一支叫“最后出口”的乐队演唱，被认为可能具有某些成功的征兆。
我回到旅馆，谋划失去性手枪后维珍的未来，听到琼留下的消息，让我打电话给她。
“我们能在纽约会面吗？”她问。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牙买加。
第六卷
11．生活在边缘(1978-1980)(1)
我在纽约和琼会合，她对与罗尼的婚姻的补救以失败告终。我们在曼哈顿住了一星期，感觉就像难民，我得同克里斯蒂离婚。当有人问我是否是根据维珍群岛命名的维珍唱片时，虽然问题的答案是不，但是它听起来就像我和琼需要的爱情避风港。我们决定逃离纽约，争取多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不受任何电话打扰。虽然我们无处可住，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听说如果你对买下一座岛屿感兴趣，那么当地房产代理商就会免费提供豪华别墅入住，让你搭乘直升飞机环游维珍群岛，这听起来太有趣了。我厚着脸皮打了电话，当我自我介绍，提到
性手枪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唱片正在扩张，我们想要购买一座岛屿提供给旗下摇滚巨星，甚至还会建造一个录音棚时，房地产代理商商开始变得兴奋不已。
琼和我飞往维珍群岛，在那我们受到国王般的招待，并且住进了一座华丽的别墅。第二天我们乘坐直升飞机把维珍群岛跑了个遍，房地产代理商向我们展示准备出售的岛屿，我们假装非常喜欢见到的头两个岛屿，有问他是否还有更多的岛屿。
“还有一座，它就像一颗真正的小宝石，”他说，“由一位不在这儿的英国地主出售。它叫内克尔岛，但是我认为它不合适，因为距任何地方都有数英里远。”
就是它了。
我们飞往内克尔岛，着陆在一片白色的沙滩上。
“岛上没水，”房地产代理商说，“最后的居民是两个来这参加生存训练的记者，一星期没到，他们就致电求助。虽然它是整个群岛中最美丽的岛屿，但是它需要很多钱来改造。”
海滩上有座小山，琼和我准备登顶眺望全岛。没有路，在穿过仙人掌丛时腿全挂伤了，被刺得出了血，但是山顶上看到的风景让人觉得值得：珊瑚礁环绕在岛屿周围，沿海岸线大部分都是沙滩，海水是如此清澈；我们可以看见一条大鲅鱼在珊瑚礁下的沙地上安详地散步；在这有成千上万只海鸥和一群正在捕鱼的鹈鹕，一头鹰顺气流滑过低空；在内陆，我们看见两个盐水湖和一小块热带雨林，一群黑鹦鹉在树林上方飞翔。视野内没有一所房子，眺望其他的岛屿，只能看见它们绿色的海岸线。房地产代理商告诉我海龟会爬上内克尔岛的海滩产蛋，我们转下山，找到这个房地产代理商。
“他要价多少？”我问。
“3百万英镑。”
太阳从山顶落下，渐渐消失。“好想法，”琼说。我们走回直升飞机。
“你们想出多少？”房地产代理商问，大感不妙。
“我们出价15万英镑。”我天真地说，“嗯，20万英镑。”我补充道，试图让它听起来多些。
“我明白了。”
当我们飞回别墅时，显然不再受欢迎。20万英镑也不能让我们在别墅再住一晚，我们的行李被放在门口，琼和我拖着它们穿过村子找到一个简易旅馆。看来再也不会有直升飞机载我们参观群岛了。但琼和我依然决定买内克尔岛，我们觉得它是我们秘密的隐蔽处，一个我们可以经常静居的地方。虽然我们像贼一样被赶出维珍群岛，但是我们发誓一定会回来。
回到伦敦，我发现内克尔岛的主人急于脱手，他想在苏格兰某地建所房子，需要大约20万英镑。我将自己的报价提高到17万5千英镑，坚持了三个月，最后我接到了电话：“如果你出价18万英镑，那么它就是你的。”
毫无疑问，比起要价3百万英镑，18万英镑只是个零头，所以我当场同意，内克尔岛属于我们了。即使在这么低的价位上，仍然还有障碍：维珍群岛政府规定无论谁买下了内克尔岛，都将必须在五年内开发它，否则它的所有权将属于政府。虽然建房子和安装水管从邻近岛屿引水会开销很大，但是我和琼想一起回到那里，我要赚足够的钱维持它的开支。
那个假期剩余的日子里，琼和我在比弗岛上度过，在那里我创建了维珍航空。我们准备飞往波多黎各，但当地波多黎各航空安排的班机取消了，机场候机室里到处都是进退两难的乘客。我给租赁公司打了个电话，用两千美元租架飞机去波多黎各，然后按座位把价钱区分，再借了块黑板，写道“维珍航空：39美元单程飞往波多黎各”。我在机场候机室转了一圈，不久租来的飞机上就满员了。当我们抵达波多黎各时，一位旅客对我说：“维珍航空不错，改进一下服务，你们就能做生意了。”
“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笑道。
“理查德，我要结婚了，我想让你当我的伴郎，”迈克·奥德菲尔德说。
“太好了，”我说，“她是谁？”
“我的治疗师的女儿。”
迈克·奥德菲尔德是个毕生都极为内向的人。1976年9月，他在威尔士进行一个治疗，这种治疗包括在一群人面前被交替侮辱和赞扬，令人惊奇的是，迈克表现得消除了自己的内向。几天内他为音乐杂志拍了好几张裸体照片作宣传，现在他想要结婚了。
“你认识她多久？”我问。
“3天。”
“你不想等等吗？”
“我不能再等了，”他说，“只有和她结婚，她才同意和我上床。明天在切尔西登记处见。”
无法劝说他放弃这想法，琼和我只好一起去了登记处，等待迈克和他的新娘。我们带了两个手工雕刻的非洲凳子作为结婚礼物。在迈克到来前，我们坐在上面，一对对男女从我们身边经过，结成夫妻。琼和我都曾受到失败婚姻的伤害，看着这条每6分半钟就出来一对新婚夫妇的流水线，我们怀有偏见地想，他们又会走到离婚律师那里。这使我们不敢再互相起誓，誓言似乎听起来不诚恳。虽然我爱琼，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说这些陈词滥调来证实自己。
迈克和撒拉结婚了，我们送给他们这两条非洲凳子。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但是很早就结束了，因为迈克急着同撒拉上床。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
“理查德，我要离婚。”是迈克。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不合适，”迈克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迈克和撒拉几乎是直接从登记处去了律师那，他付给她20万英镑作为生活费结束了这段关系。虽然我不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定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夜情之一。
1977年，维珍全部的税前利润是40万英镑，到1978年已上升到50万英镑。性手枪乐队解体后，我们还剩下一些自己的原创艺术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他的专辑历经朋克和新浪潮冲击始终销售得很好。我们也新签约两支乐队，分别叫“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人民联盟”，他们看来更深奥，演奏的是电子合成音乐。同时，“XTC”、“刹车和杂志”两个乐队的销量也在保持增长，此外，我们继续在法国和德国畅销，尤其是丹吉尔梦想乐队。
到1979年，局外人看过维珍后，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珍是由不同的公司拼凑而成。在弗农院的小房间里，我们经营好几家公司，尼克管理唱片店，西蒙和肯管理唱片公司，卡罗尔·威尔逊管理唱片出版公司。庄园经营也不错，我们已经收购一个在伦敦的录音棚，拓展了我们录音的生意。当初想为摇滚明星们建立一切所需措施的计划，开始逐步实现，录音、出版、分销和零售已经齐全，另外我们也建立了维珍出版公司，主要是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明星的传记。为了弥补性手枪的新专辑无法制作出来的损失，我们获得电影《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有关版权，这保证了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的发行。为了一并获得这部电影，我们创建了维珍电影，它由尼克管理。
另一个冒险是尼克建立了“场所”夜总会，在那我们的乐队会现场演奏，人们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和社交。随着摇滚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显然乐队不再仅仅希望录制唱片、发行唱片，流行音乐的录像带正成为促销歌曲的最有效手段，一些先驱者认为流行音乐的录像带同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尼克也建立了摄影棚，我们的乐队可以在那里制作他们自己的MTV。
维珍应该提供给艺人的另一项服务是把他们的唱片发行到国外去。虽然我们是家位于诺丁山的小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我们将没有机会同有国际影响的乐队签约。摇滚乐在市场的终端还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品，衡量一个乐队成功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准就是他们在国外的销量是多少。相对于维珍或者岛屿等小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谈判中，他们会强调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的一种选择是不与跨国公司竞争，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市场，同时将我们乐队的海外发行授权出去，当我们初创时就对迈克·奥德菲尔德采用了这种方式。虽然这样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意，岛屿唱片和茧蛹唱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觉得这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为这样不得不受海外授权公司的支配，一旦你把一支乐队授权给另一家唱片公司，那么你就失去了对它促销的所有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我们英国乐队的海外前景，而且还希望能吸引国外乐队到维珍来。我们想使法国、德国和美国乐队感到，相对于大型跨国唱片公司，他们更应该同我们签下全球发行的合约。
我们在弗农院只有最基本的员工，很难想象在跨国公司的领域里我们真的能取代他们，但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个计划，1978年，肯到纽约建立美国维珍唱片。就像维珍在伦敦成长，把自己扩散到诺丁·希尔周围的许多小房子里，我也设想美国维珍从格林威治镇的一座房子里起步，然后慢慢向全国发展，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区域中心买下房子。
1979年我去法国会见宝丽金法国分公司经理雅克·克讷。我不认识法国音乐界的任何人，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宝丽金分销维珍的唱片而去见他，但我真实的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在法国筹建维珍分公司的人。雅克·克讷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叫帕特里克·泽尼克，负责宝丽金唱片业务。帕特里克外表像伍迪·艾伦那样模糊不清，满头乱发，厚黑框眼镜，除了外表，行为也相似：当我们第一次出去吃午饭时，花了4小时去寻找他把车停在哪里。帕特里克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维珍的成长，他第一次试图和我们会面是在1974年戛纳音乐节上，我们在那里摆设了一个摊位，但是他只能在摊位上找到一个告示“滑雪去了”； 然后帕特里克开始来牛津街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和丹吉尔梦想乐队。
雅克·克讷为取得维珍所有唱片在法国的特许权出价30万英镑，另外付给一定比例的版税。由于维珍当时没有钱，而且我们刚借了笔贷款购买内克尔岛，所以保险的选择就是接受报价。但是，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将深陷泥潭。尼克认为我们想补偿损失反而会损失更多，他回到唱片店决定再去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一位新的签约乐手，他是起源乐队的鼓手——1980年9月西蒙准备花6万5千英镑以独奏乐手的身份签下菲尔·柯林斯。西蒙极度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抗尼克扔过来的所有怀疑和批评。我们有机会签下菲尔·柯林斯的原因是我们录音棚业务的扩张，除了在庄园，我们在西伦敦也有了座录音棚，叫它“农村人在城里的住宅”，简称“市内住宅”。在市内住宅，我们用石头建造了第二个录音棚，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墙上挖洞来消除所有的回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出租。当菲尔·柯林斯准备录制一些独奏作品时，他没钱使用顶级录音棚，所以他预定了石头墙录音棚来代替。
12.“没有任何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1980-1982)(1)
1980年，我不仅同尼克分开，还几乎到了和琼分手的危险境地。我疯狂地工作，来使维珍的业务顺利进行，琼越来越感到灰心，不管我多晚回家，电话铃都响个不停，每次星期六早上我们醒来时它又会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游艇上没人，琼已经走了，她留下一张字条给我：“我怀孕了，我害怕告诉你，我从家里逃走了。如果你想我，就给罗斯家打电话。”
当我看着这张字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改变了，克里斯蒂离开我后，我有无数风流韵事，我喜欢这种变化和自由。自从琼搬进来和我住在一起后，我害怕自己太重视琼，和克里斯蒂的婚姻让我怀疑是否有长久的关系，因此我没有对琼做过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压力让我和克里斯蒂和好，即使没有，结婚对象也要是有大学学历、会打网球的女孩，而琼一个条件也没达到。
我记得告诉父母琼已经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时，爸妈在湖边钓鱼，一阵沉默，爸爸扔错了钓钩，它落在杂草里面。
“它被扯住了。”他说。
但是当我坐在游艇里拿着琼写的便条，想着我未出生的孩子时，我认识到我真正爱上了她。我已经享受了无数不同的关系，从没有想过后果，我想如果伴侣不强迫的话，许多男人喜欢在生活中没有孩子去四处游荡。我给琼的姐姐罗斯打了电话，冲过去和琼在一起。
琼怀孕6个月后，我在伦敦，琼在苏格兰度假。她在威廉城堡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我直飞苏格兰陪伴她做手术。实际上，她没患阑尾炎，只是有刺痛的卵巢囊肿，但是医生决定顺便割掉她的阑尾。这次手术引起了琼的阵痛，她打了麻药减少痉挛，我们立刻上了救护车设法去因弗内斯苏市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下雪天穿过苏格兰简直是场噩梦，每一次颠簸都让琼更加痉挛。我们到达时，她痛苦地挣扎，手术的伤痛、痉挛和保不住孩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在因弗内斯苏市医院，琼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早产3个月，孩子幸存的机会很小，一个只有4磅重的女婴，按照我克莱尔姑姑的名字给她取名克莱尔。克莱尔难以喂养，医院也没有必需的设备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可爱的乳蓝色眼睛，但是4天后就死了。我现在对她的全部记忆就是她的小模样，我们两个不许抱抱或者碰碰她，她短暂的家就是早产儿保育器。她太小了，就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虽然当她睡着时，我们凝视着她的脸，对她的小手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大为惊异，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我们房间的铁椅刮着亚麻油地毡，还有护士过来告诉我们克莱尔死去的消息时她的面容。
克莱尔活在她自己世界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绝望、空虚和爱。虽然她太小了，活的时间也太短，几乎就像从没来过人世间，但是在那个心如刀割的时刻，她让琼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在最小的尿布衬托下更加纤细的克莱尔脆弱的身体，看见她是如此的美丽，她就是我们的小孩，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个小孩。
克莱尔死后，琼和我决定再要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一年内琼又怀孕了。
琼又一次早产，这次提早了6星期。那晚我聚会完后，凌晨3点醉醺醺地回到家，立刻呼呼大睡；模糊地感到琼猛拍我的脸，叫嚷她痉挛，我跳下床，驾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了琼，带她去了产科病房。
“看起来挺好。”他们让她安心。
然后他们看着我：“你看来很糟，最好吃些阿斯匹林后上床。”
那天早上一段时间后，我被4个医生叫醒了，他们透过面罩盯着我。 “琼分娩得很顺利，”他们说，“你最好和我们一起来。”
霍莉生下来了，她有6磅重。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以置信的体验，到最后我甚至比琼更疲惫不堪。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经过克莱尔的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霍莉活着。
1981年11月里一个寒冷彻骨的早晨，我们驾车回到游艇。琼把霍莉包好放在床上。这个冬天，她们整段时间呆在卧室，而我就在隔壁房间工作。
1981年维珍唱片终于开始赚些钱了。日本乐队方面有了畅销专辑《绅士带走宝丽来》和《锡鼓》，我们一些最近的畅销单曲有XTC乐队的《将军和少校》和《石头中士》、伊恩·Gillan的《麻烦》和《新奥尔良》。“职业艺人”和“刹车”两只乐队也取得了成功。在我的笔记本上纪录的那个月要做的第24件事情是安排和我们的一支新乐队“简单头脑”一起参加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简单头脑乐队的专辑《新黄金梦想》畅销一时。
1981年最好的消息是西蒙对“人民联盟”乐队的预测是准确的，他们最早的两张专辑是试验性的，也建立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当它们的销量在稳定增长时，我们知道有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战》，直接冲入前十，然后占据了头把交椅。《挑战》在英国的销量突破了1百万张，全世界的销量则有3百万。最火热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宝贝？》被一次又一次的播放，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英里。
维珍的现金现在又恢复良好。无论何时维珍一有钱，我都会象猫一样再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一直努力扩大集团经营范围，这样我们就不会依赖于很窄的收入来源，但是我怀疑与其说是源于我良好的商业意识，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和不安分。这次我认为自己又看见了一个完美的机会。
伦敦人习惯阅读一份指南杂志《暂停》，了解这座城市里的各种事件。《暂停》非常左倾，伦敦人常开玩笑，读完《暂停》，照他们的建议反其道而行就没错了；米克·贾格尔还曾经评论说，阅读《暂停》的目录部分就像穿过一条警戒线那么艰难。我曾经同《暂停》的老板托尼·埃利奥特就收购这家杂志交涉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市场上缺乏没有任何政治的纯娱乐指南。
1981年春托尼·埃利奥特同员工发生了争论，导致了大罢工。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
琼和我乡间买了一座叫“磨坊尽头”的房子，那儿离庄园录音棚很近，我们把它当作周末度假地。一个周末我邀请了托尼·埃利奥特来吃午饭，建议在他员工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办一份新娱乐杂志。托尼反对这个想法，因此我决定自己出版一份叫《事件》的杂志与之抗衡。
由于《暂停》的员工正在罢工，市场上没有指南杂志。望如果我们能迅速抓住时机出版《事件》，即使《暂停》重新发行，那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读者群。
知道《事件》正准备出版，托尼·埃利奥特马上给他的员工下了最后通牒停止罢工，那些最左翼的员工离开《暂停》，建立了自己的杂志《城市界限》。《暂停》将重返视线，更糟的是没了那40个左翼员工，《暂停》会成为一个纯娱乐杂志，而我们给《事件》的定位恰恰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