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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理查德·布兰森 当前章节:15138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3:15

新《暂停》于9月18日出版,成了我们的噩梦: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覆盖全面的娱乐杂志。接下来一个星期,分裂出来的《城市界限》的第一期和我们的杂志《时间》一道出版。3份娱乐指南杂志,伦敦市场达到了饱和,《暂停》取得了发行量战役的胜利,我们只能关闭了这家杂志。在我关闭了《事件》后,《城市界限》和《暂停》在伦敦市场上激烈争斗。最终《城市界限》失败破产,《暂停》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承认失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事件》杂志带来的一个正面影响就是我意识到将维珍各个公司分开是多么重要,这样如果一个失败了,也不会拖累集团的其他公司。每个成功的商人都会在创立某些新企业时失败,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曾至少有过一次破产,况且我们没有拖欠债务,而是还清后关闭了杂志。

《事件》给维珍带来的损失很快就补偿了,做出贡献的有“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取得巨大成功的菲尔·柯林斯的首张个人专辑《面值》,以及后来的最引起轰动的年轻歌手“乔治男孩”。

我第一次听说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乐队是1981年西蒙去看他们在一座录音棚里演奏后,他们的首席歌手男扮女装成年轻漂亮的女王,长发编织得像塔法里教人,苍白的面容,长拱形的眉毛,穿着像歌妓一样的长袍,西蒙为他妖异的外表和所演奏的和缓的白人瑞格舞曲倾倒。西蒙邀请这支乐队来到了弗农院,签下他们的版权。

虽然他们是一支非常特别的创作乐队,但是第一首单曲《白种男孩》销售一般。1982年4月30日维珍发行了这首单曲,它只卖出了大约8千张,位于排行榜的114位。我们并不在意,相信只要帮乔治男孩排几张照或者让他亮相《流行音乐之巅》节目,他的唱片一定畅销。乔治看起来非同寻常,而且还有神奇的嗓音,非常聪明和迷人,人们只要看过乔治男孩,就会想买他的音乐,青少年会为他疯狂,他是一个与性手枪和詹姆斯·迪恩完全不同的反叛者。6月,维珍又出版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二首单曲《我害怕我自己》,虽然它比《白种男孩》销售得好,但是它也只排行第100位。文化俱乐部继续录制了他们的专辑《接吻变聪明》,在同我们签约之前他们已经写完了专辑中的大部分。

1982年9月3日我们发行“文化俱乐部”的第三首单曲《你真的想伤害我吗?》时,它已经是我们推出这支乐队的最后尝试。有趣的是,广播二台比广播一台先播放了这首歌,对这首单曲的评价普遍较差。“平淡似水,无价值的瑞格舞曲。”《最轰动》写道,“糟糕。”但是随着广播二台的播放,它已经爬上了排行榜,第一个星期是85位,第二个星期就是38位。我们尽可能地努力宣传,然而BBC拒绝采访乔治男孩,把他称作“易装癖者”。正好我们听说《流行音乐之巅》的一个版面空档,我们想尽办法把乔治男孩挤进那个位置,当《流行音乐之巅》最后同意时,我们知道轰动即将来临。

苍白的面容,摇摆的长袍,毡帽和难以置信的拱形眉毛,乔治男孩吸引了所有的青少年,无论男女,甚至八九岁的孩子与他们的奶奶。简直无法准确定义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父母们想关怀他,女孩们想渴望像他那样美丽,男孩们想让自己的女朋友也如此美丽——这些根本不可能量化。第二天满电话铃就没停过,这支单曲的订单如潮水般涌来。《你真的想伤害我吗?》跃升到第3位。然后乔治出现在诺埃尔·埃德蒙的《晚早餐》节目中,这首单曲成为冠军;当乔治宣布宁愿要杯茶而不愿要性时,他蜕变为国际偶像。

1982年圣诞,我们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首张专辑《你真的想伤害我吗?》,全世界的销量达到400万张。下一个惊喜接踵而至,他们的第六首单曲《卡玛变色龙》成为1983年最畅销单曲,在英国卖出了140万张,在据我们所知的3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都是冠军。“文化俱乐部”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的奇才,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依靠数量上优势的颜色》的销量超过了1千万。

维珍的财务状况彻底扭转:从1980年损失90万英镑到1982年的销售额5千万英镑、盈利两百万英镑。到1983年,我们的销售额冲到了9400万英镑,盈利也增长到1100万英镑。创建了乔治男孩歌迷俱乐部后,越加一发不可收拾,1983年我们盈利的40%来自乔治男孩。唱片业的特别之处就是毫无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前一分钟还没有人听说过乔治男孩,下一分钟从爱尔兰到朝鲜、日本和加纳,全世界的人都在哼唱《卡玛变色龙》。乔治男孩的成功只能用音速来比拟,许多人发现这种垂直的升降令人害怕,将对公司造成混乱,而我本人,则非

常享受混乱和刺激。

第七卷

13 “你要继续做此事,就要从我尸体上跨过去。”(1983-1984)(1)

放马后炮常常很容易。很多人认为尼克在错误的时机卖掉他在维珍40%的股份,然而当年尼克和我分手时,彼此都清楚销售状况和盈利状况很差。这一选择让尼克和我都很高兴:他离开一家看起来深陷麻烦的公司,我很乐于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维珍到了崩溃的边缘。尼克离开不久后,两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压缩盘(CD)变得普遍,所以我们可用压缩盘重新销售我们的音乐,许多人用压缩盘复制了自己所有收藏的唱片,当然像迈克·奥德菲尔德这样的艺术家的CD销售很好,性手枪的销量少点。 第二,维珍成为没有

争议的领导性的独立唱片公司。西蒙对音乐的鉴赏力最终取得胜利,维珍唱片开始统治单曲和专辑排行榜的前十名,从以前被视为只有一支乐队的唱片公司,到现在是唱片业羡慕的对象。最近两年所有西蒙签下的乐手都迅速火了起来,我们有了“人民联盟”和他们的副产品“天堂17”,“简单头脑”,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中国危机”和日本乐队,最可喜的是这些艺术家是由我们自己发掘成功的。

离维珍几近破产仅仅过去3年,尼克离开两年,过去3年手上没有几个钱用,现在在银行我们则有了堆积如山的现金,看到现金不断流进银行,我开始考虑利用它的其他途径,想尽快地再投资。虽然我专心于签约乐队,但是我需要新的挑战,希望创建更多的维珍公司,扩大集团的经营范围,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衰退,就不用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希望拓展维珍品牌,而不仅仅是唱片公司,应该致力于所有的媒体。

我考虑扩大我们的图书出版业,维珍唱片在音乐出版方面靠出版音乐和版权过得很好,我怀疑一个管理得当的图书出版公司是否也能同样成功。我脑海中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摇滚明星出名了,那么就应该开发所有的相关产业,包括书籍和录像带、出演影片和给电影配乐。

虽然在传统意义上维珍不是一个家族公司,但是横向看它又是一个家族公司,因为我经常把大家庭卷进公司所有的的事情中,而且我想倾听他们的见解。许多商人把他们的家庭从工作中分开,他们从未邀请过孩子进他们的办公室;当他们在家时,他们从不讨论他们工作上的事情。但事实上做生意也是一种生活,很少有企业家能够把生意从家庭生活中赶出去。

当我在思考该怎么做维珍出版时,妹妹凡妮莎建议我应该同她的男朋友罗伯特·德弗洛谈谈,因为他已经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工作3年了。罗伯特和他的老板罗布·希瑞夫一起来到恶鬼号,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维珍出版工作,除了以某种方式开发维珍摇滚明星的持续成功外,我不知道维珍出版要做些什么。罗伯特建议书籍和录像带应该使用相同的销售渠道,这样维珍出版能拓展维珍在媒体上的利益,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影片、录像带和书籍。不介意我们只是个小公司,他辞职加入了维珍。罗布·希瑞夫则决定暂时留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当罗伯特到达维珍出版时,立刻停掉了小说系列,他把维珍出版定位成摇滚乐和体育的专业出版发行公司。几年后他决定收购另一家出版社WH·艾伦,然后将它与维珍出版合并,后来才发现是个错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难,1989年出版生意遭到了困难,被迫缩小规模。这给了我们教训,也让我们有了裁减员工来维持运作的痛苦经验。但它也显示当你想白手起家建立公司时,聘请正确的人、建立了你想要的公司文化的好处。

一年后,罗布·希瑞夫加入了维珍出版担任总经理,罗伯特任董事长,他们一起重振维珍出版,致力于发展我们在音乐和娱乐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几年里,它成为娱乐类书籍最成功的出版社,或许是全球出版业内流行音乐书籍的领导者。

当维珍唱片成为唱片业的领导品牌时,罗伯特积极地将更多的钱投资到维珍的分支——维珍影视中去,希望藉此进入英国电影业。

我热衷于电影,投资电影会减少维珍唱片税金的税收政策更吸引我。我们拍了很多电影,比如《秘密地点》、《接触不良》和后来的《电子梦想》。《电子梦想》主题曲由维珍乐手——来自“人民联盟”的菲尔·奥克演唱,这首歌也进入了排行榜前10。维珍的下一部影片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影片的初期预算是两百万英镑,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出任《1984》的制片和导演,约翰·赫特与理查德·伯顿担任主演。电影开拍后,预算失控,一路飞涨到550万英镑,不得不采取控制措施,《1984》的庞大资金几乎将整个维珍集团拖垮,鉴于维珍唱片的销售业绩,银行同意借钱,西蒙和肯对电影制作都深表怀疑,但我必须依靠他们继续支持《1984》。

我们没有换掉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找预算更明智的人来代替,而是让他们坚持到最后,不过决定改变迈克·莱福所选择的不知名的作曲家配乐。我们启用“艺术体操”乐队,他们不仅唱得好,而且可以从专辑上为我们收回超支资金。

《1984》发行后,西蒙·佩里为电影配乐同我们大吵了一次,公开谴责我们干扰了他艺术的整体性。然而,“艺术体操”乐队的配乐让我们挽回了一部分影片造成的损失。《1984》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它获得了当年英国最佳影片奖。之后,在对影片制作的税收鼓励取消之前,我们只制作了一部影片《绝对新手》,决定把制作电影这项冒险的行业留给别人。

绝大多数局外人把电影和音乐统称为娱乐,但是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同摇滚明星签合同时,标的或许看来很大,新闻界可能夸张成“500万签字费”,但是我们财务开销滚动得很慢,先给出预付金和给首张单曲、专辑的促销费,大约在30万英镑。如果首张专辑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就会出下一张专辑,以此类推,我们在决定下一步投资之前,通过了解上一张专辑的销售情况通常可以预测未来状况,而且我们可以持续销售艺人过去的专辑。至于电影就完全不一样,500万英镑不投资可能是一次性花光,而且没有下一部电影继续。要么大

获全胜,要么全军覆没。

罗伯特没有再做影片,他调整方向,开始从事分销录像带和影片,这个行业比起自己制作影片风险要小得多。为了取得市场份额,罗伯特开始为所有的唱片公司分销流行音乐录像带,他还买回来很多旧影片做成录像带销售。无论我什么时候碰到他,罗伯特都在做新买卖。他曾经用广东话配音好莱坞老影片在香港发行,颇赚了一大笔。维珍影视成长为影片和录像带的大型分销商,在80年代后期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英镑。

维珍影视必须花大笔钱购买影片的分销权,比如《魔鬼终结者2》,然后从中牟利,最终,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资金负担,要求罗伯特卖掉它,维珍影视最后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MCEG。卖出维珍影视也教会我们许多售出公司的事情,售价是8300万英镑,我们以MCEG在美国上市的22%的股份来取代,然而6个月内,MCEG宣告破产,我们8300万英镑的报酬,也就是MCEG22%的股份也就一文不值。我们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

维珍影视的成长弥补了维珍唱片在知识产权上的不足,也拓展了我们生存的根基,不再是音乐而已。虽然许多人建议我们应该增加在娱乐方面的投入,但是真正抓住我想象力的建议确是从天而降——1984年2月,一个叫伦道夫·菲尔兹的美国青年律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伦道夫·菲尔兹正寻找投资者,投资给从盖特维克到纽约的航线,那条航线自弗雷迪·雷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在1982年倒闭后就空闲了。他发给我一份建议,显然在我之前,他已经同很多其他投资者联系过,否则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不可能第一个收到,所以当我浏览这份建议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别受诱惑!拒绝考虑!”

30秒钟我就能判定一个人,同样地我也会在30秒钟内判定某份商业计划,比起大量的统计数据,我更多地依赖直觉。这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不信任数字,觉得它可能歪曲事实。虽然经营维珍航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想象,但是我必须弄明白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再三考虑这份建议。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全是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但是这不够,当商人不出门的日子,比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假期、感恩节这些时候,谁来坐飞机?我们必须让度假者填满空档。如果想与其他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的航空公司有所区别,何不只提供两种舱位:经济舱和商务舱?这样会不会错过其他客户?吸引了商人和旅游者,我们会遗漏了谁呢?我列出一张租赁飞机的相关事项清单,如果我租用飞机一年,那么即使失败仍然可以明智地脱身,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避免资金流失。周末结束前,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事情限制在一年内,比如员工合同、飞机租约、任何有关开通纽约航线的事情,那么愿意试上一试。

1984年为飞越大西洋提供低价机票的只有“人民航空”。我拿起话筒和他们联络,电话占线,整个早上都无法接通他们的订票热线。我想原因要么是人民航空管理混乱——我们可以轻易地竞争,要么需求实在太多——新竞争者仍有有空间。星期六整天,我从电话听到的回答都是占线,这让我坚信应当建立一家航空公司。

星期天晚上我给西蒙打了电话,“你认为开办一家航空公司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他,“我这有份建议——”

“你一定疯了,”他打断我,“算了吧。”

“我是认真的。”

“你没有,”他说,“你疯了。”

“好的,”我说,“我现在不想它了,但是我想和你一起吃顿午饭。”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位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租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飞机,如果经营不善,愿意在一年后收回。有了这最基本的资料,我准备同西蒙和肯当面谈谈。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当我告诉他们打进人民航空的热线是多么困难以及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后,他们看起来十分震惊,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市场调查,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虽然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坚持做这件事,恐怕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工作了。我的意思是你要继续做此事,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虽然肯没有西蒙这么坦率,但是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和航空公司整合在一起的想法简直是个噩梦。“我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他说,“而且,如果你要再投资,我们可以签些新乐队。”

“那好吧,我们让两家公司保持独立,财务分开,这样维珍唱片没有任何风险。我已经同波音谈过了,他们能提供一份租约,如果进展不顺他们会在一年后收回飞机。维珍最大的损失就是两百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地反对。

“拜托,”我努力劝说,“维珍有能力走出这一步,所冒的风险不过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赚的钱滚滚而来,而且这会很好玩。”

当我说“好玩”时,西蒙和肯都退缩了。“好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含义,它是我基本

的商业准则之一。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让他们信服,我解释道白手起家建立公司而不收购现存公司的原因是如果失败,我们很容易撤退。我认为这很简单,但是西蒙担心他在维珍集团的股份,而肯则觉得我玩过了头。

“人民联盟”乐队问题上的争吵是尼克和我、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样,这次午饭上的争吵成为我和西蒙关系的转折点。虽然这些年里我把他惹毛了好几次,但是这次他觉得我准备把维珍和我们积攒的所有财富作为赌注,去干一个荒谬之极计划。在生活中西蒙感兴趣和热爱的东西来自艺术、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美丽的轿车,我的乐趣却是给自己设定巨大、难以完成的挑战,迎难而上。从纯商业的角度,西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说到如何充实生活,我觉得需要不断尝试。自那次午饭后,我们的关系紧张,而且一直没有消除。

伦道夫提议公司的名称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是我想用“维珍”,我们同意各自保留意见。有太多东西需要学,我向一直敬仰的弗雷迪·雷克爵士请教,他来恶鬼号和我共进午餐,为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组织架构,我担心开设一家只有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会有很多限制,他一一解疑。“而且你也不要想只有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经济舱,”他指出,“那是我犯的错误。你将很容易受到削价攻击,是它让我破产。”我们接着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理念,并决定用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以及按这个价格建立所有其他附加的服务;午餐中得出的两个最好的主意是提供搭乘豪华轿车的服务,和向任何坐过商务舱的旅客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也警告我小心英航公司一些激烈的竞争行为。

“你要全力对付英航公司(BA),”他说,“尽可能地大声抱怨,请国家航空管理局(CAA)阻止他们,不要犹豫跟他们打官司,他们是绝对的残酷无情。我的错误是我从未大声地抱怨过,他们毁坏了我的资金,虽然我控告他们并赢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失去了航空公司。如果你陷入了麻烦,那么得在第一时间控诉他们。理查德,另一件事是压力,我不是开玩笑,但是你应该经常做健康检查,这个行业压力十足。”

弗雷迪刚从胰腺癌手术中恢复过来,尽管有许多问题,他依然热情洋溢,没有低头,他把我看作他的继承人,扛起了他留下的旗帜。我问弗雷迪是否介意我把维珍航空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弗雷迪爵士”,他含笑拒绝了:“第一架不行,我的名字现在有负面影响,但是当你有了更大的机队时,我会深感荣幸。”

我和伦道夫的第一个合约是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投资,他经营。伦道夫雇佣了来自湖人航空公司的两位主要人物:罗伊·加德纳负责机械工程,大卫·泰特负责经营业务。

“你认为这个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英国大西洋航空?”他嗤之以鼻,“让世界上再多一个英航·”

利用大卫的反应,我成功说服伦道夫同意把名称改为维珍航空,然后建立了我们的合资公司。

“你认为新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处女航空?”他又嗤之以鼻,“没人愿意登上一架叫‘处女’的飞机。这太可笑了。谁会乘坐一架没经验的飞机?”

我们约监察航空公司安全的国家航空管理局(CAA)进行第一次会谈,伦道夫和我的律师科林·豪斯一起去。看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打电话建议我快赶过去:“我认为伦道夫正在自掘坟墓。”

我们的航空公司纯粹还是个纸上谈兵的想法,所以他们不断询问我们将做那些安全训练、如何保养飞机以及如何保证乘客们的安全。伦道夫是个没有耐心的人,面对这些他开始变得愤怒和迷惑。同样,国家航空管理局看起来很怀疑伦道夫经营航线的能力,当国家航空管理局开始问到财务上的问题时,他们盯着我说:“你必须在流行音乐方面有很多畅销品,才能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

“实际上,”我全力反驳,“维珍去年的利润有1100万英镑,比苏格兰航空利润的两倍还多。

国家航空管理局明确说明新航空公司必须有300万英镑的资金,然后才在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这只是官方的批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安全要求,那么国家航空管理局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他们的批准,当务之急是我们获得批准建立航空公司。我们在盖特维克机场附近租用了一个仓库,那里成为罗伊·加德纳和他的工程队伍的基地,并开始招募飞行员和乘务员。我们在伍德斯托克大街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室里租了办公室,依靠他们的计算机预订系统,为维珍航空创建了一个虚拟的原始数据库;大卫·泰特则到纽约的维珍唱片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一队代表波音公司的律师来到了伦敦,开始就飞机租赁进行谈判。随着为航空公司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加入,游艇变得越来越拥挤,琼和我决心在岸上安个新家。

维珍航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同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由于维珍集团为维珍航空的整个财务状况作担保,只有我们控股维珍航空,考茨银行才愿意为我们延长赊帐期限。如果我们只能控制新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权,他们将不会借给我们钱。由于伦道夫没有提供任何金钱,所以他只能不情愿地同意了维珍取得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更困难的问题是伦道夫和维珍航空员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在第一年幸存下来,那

么我们必须在六月开张,才能有效利用夏季繁忙的运输量,建立储蓄和现金流来让我们度过没有多少客人的冬天。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时间表,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前一刻我们或许正在选择空姐制服的式样和菜单;下一刻已经在争论某条法律条文。我第一次听到问题来自大卫·泰特,他是由伦道夫在美国聘用的。

“我辞职了,”他告诉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可能和伦道夫一起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如果没有大卫在美国销售机票,那么维珍航空只能胎死腹中。

“我无法具体解释,”大卫说,“就是不可能。我很抱歉,但是我祝愿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恳求他来伦敦看我,由于他没钱买票,我送给他一张,两天后他到了。当他到达恶鬼号时,琼出去买尿布,我抱着霍莉,霍莉正在非常兴奋地尖叫。我和大卫互相笑起来,笑声都盖过了哭闹声。

“你可能认为这声音很大,”大卫说,“但是我告诉你伦道夫叫起来声音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大卫已经为加入维珍航空下了大赌注,他把小家庭从从迈阿密搬回多伦多,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和一个小卧室,不辞辛劳为才启动的航空公司售票。由于没有美国执照(在我们起飞前一天才能拿到), 也就无法为维珍航空做广告,所以大卫通过在曼哈顿上空做广告来提醒纽约人维珍航空的诞生。一个春天的下午,万里无云,五架小飞机组成的编队计划喷出白色和红色的烟雾,在天空中画出“等待英国处女Virgin(维珍)”。不幸的是,就在它们结束喷烟时,一朵白云飘了过来,盖住了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纽约人抬头望去,猜测着含义模糊的信息“等待英国处virgi”。

大卫同伦道夫的争吵是为了票务系统。按照行规,所有的旅行社要求为自己的服务提成10%,伦道夫想绕过它们,通过一家叫“卖票机”的剧院售票系统售出,他们只要求每张票提成五美元,但是大卫拒绝同他们合作,他认为全美3000家旅行社售出了所有机票的90%,如果试图用一家剧院票务公司取代他们,会引来报复封杀我们。另外,“卖票机”在纽约只有6处办公地点,根本无法卖掉每次飞往英国航班的200张票。

一个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是它的生命线,大卫已经同一个叫电子数据系统的票务系统达成协议,这个系统是由美国商人兼政客罗斯所有,否则我们将没有合适的订票系统,航空公司很快会土崩瓦解。当伦道夫知道后,暴怒异常,在电话里对着大卫破口大骂,大卫无法忍受被一个29岁不懂航空业运营的人辱骂。大卫的经历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我们要让航空公司开张,必须把伦道夫挪到一边去。

在伦敦,由伦道夫指定的伦敦票务系统也处于混乱之中,员工控诉伦道夫的行为说他经常突然闯入房间叫每个人离开,打私人电话。我意识到伦道夫不是经营新航空公司的合适人选,我向大卫·泰特保证,如果他留下,那么不久后伦道夫将不再找他的麻烦。

“他不会在这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可以直接同我联系。”

在我们的整个四五月工作期间,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员工直接同我联系,伦道夫被排除在经营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相处,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票务办公室的锁,不让他进来。当计划中的首次航行越来越近时,伦道夫和我也面临交战

我仍然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在最后几天干完所有的事情,刚接受培训的乘务员们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办公室处理繁忙的话务;同波音公司的租约最终通过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们对我们的坚韧会非常惊奇,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代表承认卖一支大型喷气式飞机机队给美国公司都比卖一架给维珍要容易。

一次我带乔治男孩去伍德斯托克的航空办公室,他还是穿着奇怪的长袍,编织成小辫的头发扎着丝带,手套上装饰着大颗钻石戒指。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出机票,告诉乘客航班时间表,邀请名人和记者参加首航,处理飞行杂志的样刊。他站在那注视这场混乱一分钟后,说:“还好我的双脚安安稳稳的站在地上。”

14.湖人的孩子 (1984)(1)

1984年6月19日,我们计划开张前3天,为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最后的正式批准,我们需要需要试飞,我们的硕大的飞机“少女航行者”停在机坪旁,机尾醒目的闪耀着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字母“V”,多年以来,市场专家们不断分析着这个标识,还就它从左到右上升的形式做出著述。

所有乘务员登上了飞机,还有超过100人的维珍员工,我则和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一起

坐在后排。这架飞机前一天刚刚从西雅图飞抵这里,发动机还未保险。我们起飞了,所有人都激动地鼓掌和欢呼,我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接着传来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倾斜,一片巨大的火光,从一个发动机冒出长长的黑烟。

整个机舱的人陷入死寂,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用手抱住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他说,“这完全是个意外。”

我们飞入了鸟群,一个发动机吸进去一些鸟,导致爆炸,为了重做试飞,我们得连夜换上一个新发动机。按计划首航安排在后天,将有250个记者和摄影师登机。

着陆后,我站在飞机旁努力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新闻摄影师大笑着向我走过来。“非常抱歉,”我说,“我现在无法接受采访。”

“我也很遗憾,”他说,“我抢拍到你的发动机冒出了火光和烟雾了。”

瞧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说:“但别担心,我来自《金融时代》,我们不是那样的报纸。”他打开照相机,取出照片,递给我,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否则尚未开始,维珍航空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幸的是,因为维珍航空没有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的执照,所以我们没有为发动机保险,必须付60万英镑买个新的。打过几个无望的电话后,我没有其他选择,感觉就像沉入水里,最后打电话给考茨银行,申请一个60万英镑的贷款。

“你已经很接近你的底限了,”整个维珍集团在考茨银行的贷款额度是300万英镑。

“这完全是个例外,”我说,“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爆炸了,只有得到执照我们才能够买保险;而没有新发动机,我们不能得到执照。这简直是个悖论。”

“好的,我警告你,”银行告诉我,“你在《电子梦想》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等待米高梅的支票。”(米高梅的以600万英镑得到了《电子梦想》在美国的发行权)

“请问你能否等我完成这次首航?”我问,“我们不过超出了30万英镑。米高梅公司的支票汇过来后,我们没有贷款额,还会有300万英镑的存款。”

首航前一天,“少女航行者”总算安装上了另一台发动机,准备再次起飞,这次没有爆炸,我们得到了执照。我立刻赶回伦敦解决伦道夫·菲尔兹引起的另一个危机。虽然我们已经付给了伦道夫100万英镑,但是他认为不够。他在美国起诉,并申请了阻止“少女航行者”起飞的禁令。整个晚上,我们和大卫·泰特、罗伊· 加德纳、律师们一直在开会,试图得出一个办法减少损失……阻止伦道夫毁掉航空公司。虽然法官最后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我们不得不整夜苦思冥想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在首航的机舱内,家里人和朋友们环绕着我,他们是10年来对我和维珍最重要的人。我坐在琼的旁边,她把霍莉放在膝盖上,我们后面是维珍集团的全部员工,飞机里装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还有魔术师、演艺人员。在“少女航行者”沿着跑道滑行时,机舱前部的屏幕上出现画面,显示出飞行员和随机工程师的后背,他们正坐在驾驶舱内操纵控制设备,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周围的场景。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明:“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飞行,所以我们很乐意于你们分享在驾驶舱看到的场景,知道我们起飞时会真正发生什么。”

我们看见前方伸展的跑道,然后开始加速,下面的停机坪越闪越快,直到白线变得模糊不清。飞行员太放松了,不专注地盯着前方驾驶飞机,却侧过脸相互微笑,他们中有一个人帽子下的头发很长,另一个是西印度人,他们一点也不专心。每个人注视屏幕,屏住呼吸,这是那个精神错乱的布兰森安排的疯狂自杀航行!接着,就在机头抬起和跑道开始从视野中消失时,西印度人从耳朵后拖出一块肉,交给副驾驶员,在还没人确信这是个玩笑时,飞机起飞了,两个飞行员脱下帽子,转身面对镜头:他们是伊恩·博萨姆和维福·理查兹,英国最有名的两个板球手;而那个留胡子的随机飞行员是理查德·布兰森!人们的笑声简直让整个飞机都摇晃,那是前一天我们在一个飞行模拟器上拍摄的片子。

我们在飞机上装载了70箱香槟,刚好够8小时的旅行。我们演奏着麦当娜风靡一时的新歌《如同处女》和“文化俱乐部”、菲尔·科林斯的歌曲,人们则在过道里跳舞;放映影片《飞机》时,乘务员派送巧克力夹心雪糕,这成为维珍的一项传统。

在纽约纽瓦克机场,我才发现由于过于兴奋,我忘记带护照了,因此我几乎不能参加终点站的欢迎仪式。而且,好玩的是,乘务员们莫名其妙把餐具全扔掉了,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垃圾箱里东翻西找,找回餐具冲洗干净,放回飞机上。

接着我坐上了返程航班,这么多星期以来首次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梦见了爆炸的发动机、乘务员们直接用从垃圾箱捡来的盘子供应食物和抽着大麻的飞行员。

回到了伦敦,在家门口,一个看起来很不安的人坐在台阶上,是我在考茨银行的账户经理克里斯多佛·兰希布鲁克。我邀请他进屋,我疲惫不堪,他则坐立不安,告诉我考茨银行无法延长透支款,因此非常遗憾退掉我们任何透支超过300万英镑的支票。虽然我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看着这个穿着兰细条纹套装、携带一尘不染的小黑皮箱的男人时,我感到热血沸腾,他站在那里,穿着闪闪发亮的褐色皮鞋,平静地告诉我将让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到自三月以来我和维珍航空员工无数次通宵奋战,我想到新乘务员们为能在一家新起步

的航空公司飞行是如何高兴,我还想到我们同波音公司艰苦斗争而延长的谈判……如果支票被退还的事情传开,那么没有人会为这家航空公司提供任何东西,比如油料、食品和保养,也就没有乘客愿意搭乘我们的飞机。

“对不起,”他还在继续道歉时,我说,“你在我这不受欢迎,请你出去。”我拖住他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当着他不知所措的脸,关上了门,走回客厅,倒在沙发上,流出了混合着疲惫、挫折和担心的泪水,然后我给肯打电话:“我们今天必须从海外尽可能多地弄钱过来,而且必须找到新的银行。”

我们海外唱片分公司在星期五打进了足够多的钱,补足了透支,考茨银行找不到理由来退还我们的支票,所以我们阻止了他们迫使维珍集团突然破产的阴谋,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维珍唱片那年会有1200万英镑的利润,接下来一年的盈利预测是2000万英镑,虽然我们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但是考茨银行仅仅因为我们透支30万英镑就准备把我们弄破产,让3000人失去工作,而不考虑在任何时间美国那边会送600万英镑过来。

考茨银行危机让我意识到需要强硬的财务专家来代替尼克,需要有人处理维珍唱片和维珍航空的财务,从现金流和债务中幸存下来的整个维珍集团生存得太危险了。80年代中期是伦敦市场兴旺时期,每家公司都将股票上市融资,进行再投资。我开始考虑或许那也是维珍前进的道路。

除了维珍唱片、维珍唱片店、维珍影视和新成立的维珍航空这四个主要业务外,维珍这棵大树下现在还有一大堆新的小公司,比如给工业区送食物的“顶级食品公司”、生产平价服装的“维珍成衣公司”、“维珍酒馆”和经营不动产“凡森财产公司”。这些林林总总的生意需要有人整合。

英国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兰把唐恩·克鲁宣克先生推荐给我们,他是位专业会计师,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5年后,并曾任《周日时报》的总经理和皮尔森集团旗下《金融时代》的总经理。我的妹夫罗伯特曾经在同皮尔逊集团旗下的影片公司做生意时接触过他,但是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恩开始在维珍局促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是维珍员工中第一个穿套装打领带的人,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有了唐恩作为总经理,维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能吸引外界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恩引进了特雷弗·阿伯特当财务总监,特雷弗曾经经营过音乐公司MAM工作过,他们不久就同银行举行会谈,重组我们的财务和集团内部架构。总体上,维珍的营业额在1984年将超过一亿英镑,每次唐恩和特雷弗见到我时都会对公司的运转大表惊异,集团里面没有计算机,没有库存管理,西蒙、肯、罗伯特和我决定投资时随心所欲,这些把他俩惊呆了。他俩来到恶鬼号见我们,陈述他们邀请一些外部投资者重组维珍的建议,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选出我们透支的业务。考茨银行和它的母公司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曾经因为我们贷款额超过300万英镑就封杀我们,带着同一份资产负债表,唐恩和特雷弗去了另一家银行集团,达成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业务。然后他们审查维珍集团的架构,决定关掉许多小公司,比如顶级食品公司和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为音乐、零售和影视,后来又将维珍航空、维珍假日、天堂夜总会、屋顶花园夜总会和内克尔岛分成独立的私有公司。当时西蒙、特雷弗、肯和我都是33岁,唐恩大一点,罗伯特年轻一点,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决心要让维珍集团公开上市,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

第八卷

15.“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1984-1986)(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挑战摩托艇和热气球纪录,既然我拥有了成功、金钱和家庭,不应该随意涉险,而应该享受我幸运地得到的一切。某一方面我完全同意,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家庭,我害怕被杀死,让琼失去丈夫,让霍莉和山姆失去父亲;另一方面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

如果说得更仔细,我会说我喜爱尽自己所能体验生活。我参加的那些身体上的冒险为我

的生活扩大了特别的范畴,这又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我拒绝考虑跳伞、驾驶热气球以及驾船横渡大西洋,那么我的生活将会乏味。虽然我从未想过会在事故中丧生,但是如果说到死,也许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

除了实际进程令人兴奋外,我也喜欢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在为挑战做准备时,会形成很强的团队精神;如果是为了打破一项纪录,则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挑战,更会强烈地感到爱国主义精神。过去经常就有许多英国探险家,最好的例子是探险南极的斯科特,我为追随他们的脚步而感到骄傲。

我参加的第一项挑战是为英国夺回蓝带奖。在维多利亚时代,蓝带奖授予最快穿越大西洋的汽船,1893年英国古纳德轮船公司拥有过蓝带奖,后来三艘德国船只夺取了蓝带,1906年古纳德利用铁路邮政的“露西塔尼亚号”再次得到了它,“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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