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当我们热心于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天天成为我们桌上菜，盘中餐的动物的命运？骂人都用"猪"，可以你看"猪丁"多兴旺啊！你想过"珍惜"它们吗？--没想过？--这就是它们家族兴旺的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民间喜欢给特别珍惜的孩子起个贱名，诸如"狗剩儿"之类作为小名，取意为好养，生命力旺盛的意思。
12.法国兵和马木路克兵。
拿破仑在记叙征服埃及的战争的时候，曾经比较过他的部下和敌人：
"一个马木路克骑兵比一个法国骑兵要强些，因为他们的训练和武装都比较好。一百个马木路克骑兵与一百个法国骑兵交战，马木路克人有胜利的机会；可是当两个部队各自的骑兵超过二百人时，那么胜利的机会就在法国人方面。"马克思对于拿破仑的意见很重视，后来成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理据之一。
管理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样，是生产力的软件，可以是硬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小国寡民，几万军队，却横扫欧亚大陆。从武器方面来看，作战双方都是冷兵器，所谓"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是战斗力悬殊非常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比较优越的军队和社会组织。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极端的政体形式--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民主政体眼光向下，比较利于发挥基层老百姓的积极性，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专制政体眼光向上，方便统治者的管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比较大的市场经济，而专制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不大的计划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21]。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构成经济环境的重要部分，牵动每个生产者的日常经济活动，因此不关心不行。在计划经济当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自动发生的，所以日常经济活动和政府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老百姓也懒得操心。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正在逐步加强，从企业的角度看，整个经济正在从资本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企业的管理必然从专制特色比较多的模式（我们叫做"打卡机模式"）转变到更加强调民主的模式（我们叫做"ＳＯＨＯ模式"--在家办公或者说分散办公，移动办公等）。注意培育相应的土壤，民主才能健康地成长。
我们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就一定是专制政体，工业社会就一定是民主政体，其实并不见得。农业社会就有民主政体的国家存在，而且影响很大[22]，工业社会也有专制政体存在，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代替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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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才是唯一的计划经济，其实古代的小农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分散的计划经济，那时的计划就是传统和习俗。比如我国的农历，就是一部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书，古代人对于天文气象和历法的研究，可以说是计划的基础理论研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都是固定不变的--２０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解放前北方地区农民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的典型。
[22]除了古代的希腊罗马之外，中世纪也有民主政体长期存在。在欧洲，意大利北部，莱茵河流域，波罗的海南岸都存在着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日本的界市也是类似的自治城市。德国人现在很喜欢的"汉莎"就是中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民主自治城市联盟的名字，汉莎同盟当时曾经打败丹麦，获得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城市联盟叫做伦巴第联盟，多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威尼斯一度控制了地中海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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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古代文明史上民主和专制的两大决战。
马克思曾经说，古代东方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笔者的意见是恰好相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城邦部落民主政治加商业市场经济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加农业自然经济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因为古代的世界，不足以支持普遍的市场经济文明，而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凋谢只在迟早之间。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是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和古代埃及，巴比伦文明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下才得以"早熟"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例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本人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独特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文明"正常"，只是表明了他本人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度及其渊源的偏爱。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确实对于全人类贡献良多，远远超过其延续时间、领土面积和人口等等的比例。从这一点来看，其"早熟"，确实是全人类的共同幸运，其"英年早逝"，又是全人类的共同遗憾。
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政治的根基是生产资料比较平均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商品交换本身的平等的形式来保持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并且唤起平等的社会观念。所以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产生，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对于文明的进步意义不大。只有到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独立自耕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时候，也即是现在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时候，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文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才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后，到大地主或者大工商业垄断巨头形成以后，民主政治就寿终正寝了。
估计在古代希腊之前，腓尼基人有条件创造古典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但是史料不足，不能下结论。腓尼基人是地中海地区已知的最早的航海民族。众所周知，古代人航海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旅游探险，而是为了谋生，在地中海的条件下，腓尼基人为打鱼航海的可能性不如经商的可能性大。腓尼基人居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带，当地自然条件不是很适合发展农业，但是经商的条件却得天独厚：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几乎等距离，向西方有便于航海的地中海，古代东方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地中海沿岸的部落的土特产交易有厚利可图。但是正因为其地处两大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小国寡民，无以抗争，只能奉行"墙头草"外交。估计即使曾经建立过民主政治，也不知何时被邻居糟蹋掉了。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拼音文字等来加以推断其社会经济曾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有建立发达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后来腓尼基人大概愤于家乡的压抑，纷纷"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地中海沿岸到处建立殖民地，估计其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发展出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形式，其中一部分腓尼基人远航到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了迦太基。到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发生"布匿战争"的时候，我们从当时的史料得知，迦太基基本上实行罗马式的共和国民主政治，从汉尼拔独断专行地进攻罗马来看，可能迦太基已经进入到共和国后期的寡头政治的阶段。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漠不关心，也无权过问，几个寡头互相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依靠雇佣兵横行天下。因此，迦太基败于罗马是势所必然，因为其民主政治早已大势已去，而罗马人的民主政治却如日中天。
古代"早熟"的民主文明的实际第一次夭折，可能发生在腓尼基人某个城邦或者殖民地身上，但是就本书的题目来说，既不知当时人如何下棋，自然谈不上悔棋，更不可能复盘了。现在已知最早的，是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的夭折过程。
希腊民主政治的代表是雅典的政治，雅典是希腊当时最富强的民主国家。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于梭伦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战定乾坤，以后迅速衰落，一蹶不振。曾经亲身参加战争的雅典公民希罗多德写到：
"这是希腊人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这句话经历了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沉甸甸的份量！希腊古典民主文明，尽管"英年早逝"，全人类至今还享受其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如果她能够在她青春勃发的岁月多活一些时候，不知又有多少文明佳作传世！
雅典城邦的强盛是其民主政治的结果，也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副产品。在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向希腊人索取"土和水"的时候，只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起来领导全希腊为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向来奉行外交"孤立主义"，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镇压其奴役的希洛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波斯人战败退走之后，就回乡休息了，其中还有担心其派遣的盟军司令"受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腐蚀"的考虑（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嫌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害怕人们"叛逃"，限制向海外移民一样）。雅典人则对此加以利用，乘战胜之威，号令全希腊，建立了反波斯联盟"提洛同盟"，获得同盟的领导权，又利用这种权力进一步统治和掠夺希腊的其他盟邦，这样，就使雅典人渐渐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战略形势当中。
斯巴达人发现雅典人统治全希腊的野心与自己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相冲突，遂起来领导希腊的反雅典力量对雅典发动战争。当时斯巴达人有两个企图：
１）阻止雅典人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城墙和要塞；
２）阻止雅典人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建立新的殖民地。
曾经领导萨拉密海战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用现代官僚主义者很习惯的"研究研究"的办法（敷衍斯巴达使臣，拖延时间），秘密突击完成了工事的建筑，使斯巴达人使臣面对突然发生的既成事实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当雅典人在今天希腊土耳其边界附近的色雷斯地区建立殖民地时，斯巴达企图出兵干涉雅典与当地其他希腊人的冲突，不料本国的被奴役民族希洛人突然起义，起义军占领险峻的伊汤姆山顽强抵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年之久。工商业落后的斯巴达人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对起义军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向自己的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的潜在敌国雅典求援。雅典派遣的援军到达之后，斯巴达人又顾虑雅典人在自己国内传播民主精神，同情起义军，旋即又把他们送走。雅典人借口无端受到斯巴达人怀疑的侮辱，回国后公开撕毁与斯巴达签定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并且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现在中文地图又译阿尔戈斯）结盟，同时和在奥林匹斯山南的帖撒利（现中文地图译为色萨利）也签定了反斯巴达的同盟条约。雅典乘斯巴达内外交困之际，向斯巴达的主要海军提供者，仅次于雅典的希腊工商业大国科林斯下手，争取科林斯的盟国麦加拉（今中文地图译为墨伽拉）倒戈，并出兵驻守，直逼科林斯城下。
斯巴达人慌了手脚，不得不与希洛人起义军议和，允许他们以自由民身份携带家属财产一同离开斯巴达。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象这样以起义者全身而退为结局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而镇压者又是以固执闻名的斯巴达人，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危机感之深。
雅典人接纳了希洛人起义军，并且把他们安置地处在科林斯地峡的西北出口科林西亚湾的狭窄的湾口北岸上的城市诺帕克都（现在中文地图译为纳夫帕克托斯），指望将来可以和雅典一起两头封锁科林斯的两个出海口。
雅典人同时还进攻可以封锁科林斯地峡南部萨罗尼科斯湾出口的厄基那岛（现在中文地图译为埃伊纳岛），打败厄基那海军，俘虏战舰７０艘。
科林斯企图乘雅典军队主力不在时偷袭麦加拉，被雅典临时征召的老弱士兵组成的队伍击败。
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时候，雅典人受到埃及人民反抗波斯暴动的鼓舞，派遣自己和盟国的２００艘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往增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对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压力，并且导致希腊战局逆转。雅典先后在彼奥提亚受挫，接着麦加拉、优卑亚岛（现在中文地图译名为埃维亚岛）、萨摩斯岛等盟邦纷纷叛变，雅典被迫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签定了５年休战和约以救"后院"的"火灾"，后来又签定了三十年休战和约。除麦加拉外，雅典基本保全了所有的盟邦，"后院"的"火灾"算是扑灭了，可是，远征埃及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大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被困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波斯人把周围的水排干，全歼了希腊远征军，同时在尼罗河口又歼灭了赶来增援的５０艘希腊战舰。
当雅典人的远征军正在埃及苦战的时候，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商业和海军强国科林斯却开始向其殖民地，第三大海军强国科西拉下手，两国爆发海战。科西拉向雅典求援，雅典遂参加了科西拉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打败了科林斯。科林斯遂拉拢斯巴达终止和约再度开战。
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迎接斯巴达的挑战，并且制订出如下战略方针：
提洛同盟的优势在于工商业和技术，以及基于工商业和技术之上的海军优势；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优势在于农业和人口，以及基于农业和人口优势之上的陆军优势。
雅典应该利用自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它地区的唯一通道科林斯地峡出口附近的地理位置，实行坚壁清野，避免与敌人的优势陆军决战，同时牵制其主力于雅典城下，使之不能深入希腊其它地方；
雅典同时应派遣海军歼灭敌人的海军，包围和控制自己的盟邦，并且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沿海地区登陆，广泛进行破坏，消耗敌人长期战争的力量。
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切记抓住两个要点：
在战争过程中不再进行扩张；
保证雅典城本身的安全。
这前者显然是战争上一个阶段远征埃及的教训，后者的意义不言自明。
雅典当时每年本国的财政收入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１个他连特等于２６公斤。希腊币制是１个他连特等于６０米那，１个米那约４３３克；１个米那等于１００个德拉克马，１个德拉克马约４?３３克；１个德拉克马等于６个欧布尔，１个欧布尔约０?７２克。），盟国进贡６００他连特白银，国库历年积存６，０００他连特白银，战利品，祭祀用的器具等价值共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伯里克利说，一旦战事危急，雅典娜女神像身上装饰的４０他连特的纯金箔都可以借用。和平时期，雅典的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公众节日和庆典，因为没有常设的官僚和公务员，因而开支项目不多。战争时期，主要开支转为军费，军费主要分为士兵军饷，战舰，军事工程三大开支。军饷开支最主要，平均每个士兵或者水手每天１个到半个德拉克马不等，１个他连特可以支付大约１万人的军队１天的军饷。当时士兵的武器，盔甲和其他装备是本人自己准备的。国家为海军提供光身的战舰，战舰上的桅杆，桨，缆绳，锚具等是由舰长自己提供的。对于骑兵也是如此，私人自带马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战马。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的，当兵是富裕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们常常把军事装备当成"斗富"的内容，就象现代中国人的家用电器，香港人的"豪宅"，美国人的汽车一样。每逢战争，男人们就象赶庙会一样装扮自己，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地招摇过市，可以有象现代妇女们在晚会上身着绚丽时装，翩翩起舞一样的心理满足效果。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国家的军费开支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指挥战舰的舰长和带兵的长官，还经常豪爽地代国家垫支军饷，或者额外奖励部下。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古代希腊人城邦兵制的主要形式，此外的主要补充，是雇佣兵制。
雅典当时有精锐的重装步兵１３，０００人，装备训练和体质都较差的各地驻防军队和雅典城防部队１６，０００人，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的徒步标枪手和弓箭手。海军方面，有３００艘三列桨战舰。
当然，不要用今天常备军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数字。这里只是指雅典公民具有的当兵的资格，平时并不总是集结着这样一支大军的。古代希腊社会里，当兵是自由公民的一种特权，能够服役的兵种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雅典，最富裕的公民能够出任军舰的舰长，其次可以到骑兵里服役，一般的"中产阶级"可以担任重装步兵，穷人只能当轻装步兵，奴隶则担任桨手和杂役。在雅典，因为实行装备自理的政策，自由民服役的区别主要是财产能力。能够把国家提供的光身军舰装备起来的富裕公民，有资格担任舰长；有能力不但自备武器盔甲，并且能够提供马具（或者也提供战马，但不一定，有时，国家向同盟国购买，或者要求同盟国提供）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骑兵；收入中等的多数自由民可以装备重装步兵的装备，就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贫穷的自由民只能自备简单的梭镖，短剑之类，有时甚至在战场附近找些石块为武器，他们只配当轻装步兵；奴隶则跟随主人作战，为主人提供劳务，不算士兵。所以能够担任舰长的自由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担任桨手的奴隶，非大奴隶主不能担当此任。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在战争的紧急形势下，也有穷人当重装步兵的，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斯巴达人在危急时刻甚至解放奴隶来参战。
为了保证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鼓动人民立法规定：提出１，０００他连特白银储备和１００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不得作为它用，只能用来保卫雅典城本身的安全，挪用或提议挪用者处死。
战争重新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个战略大见成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驻扎在雅典城郊无所作为，雅典海军１００艘军舰则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登陆，大肆破坏，使对方防不胜防。雅典人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地在每年冬天举行的悼念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请伯里克利发表演说。这篇演说非常精彩，后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经典表述。
伯里克利说：
"过去许多在这里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发表演说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好像是给予他们光荣的一种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勇敢的人们，在行动中就已经充分地获得荣誉了，正如你们刚才从国葬仪式上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气和英雄气节并不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有所改变。当听众不相信发言人说的是实话的时候，发言人的发言很难说是恰当的。那些知道事实并且热爱死者的人，以为发言太没味道，还不如自己知道的或愿意说的多；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会对死者妒忌，认为发言人过于吹嘘，把死者说成比自己还有能耐，能够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业绩。歌颂他人，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为人们所容忍，这就是让听众觉得死者的所作所为当中，自己有些也可以做到。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产生怀疑和妒忌。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并且赞许的，我们有义务遵循传统，尽量来满足大家所希望得到的。
"首先，我要讲到我们的先人，在这样的典礼上，追忆他们的功业，以寄托对他们的敬意，是恰当的。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由于勇敢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歌颂。尤其值得我们颂扬的是我们的父辈，除了传给我们祖先的基业以外，还流血牺牲历尽艰辛，缔造了今天的帝国并且把她留给了我们。今天诸君齐集在此，大都年富力强，我们已经扩张了这个帝国，并且组织了国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都完全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帝国。
"我不想发表老生常谈，所以我不会提我们扩张势力的征战，也不说父兄们抗击希腊内外敌人的武功。我所要说的，首先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制度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要歌颂那些阵亡将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是适当的，同时，对所有参加典礼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制度并非抄自临国的法律，相反，我们不必模仿别人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而不是被少数人所把持。在法律方面，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公务生涯中居领先地位的人都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徒负虚名，阶级地位是不予考虑的；甚至是贫穷，也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进步；一个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不应受到他个人的状况的影响。我们在政府事务中享有的自由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处于妒忌而互相猜忌，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甚至不会给人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并不能伤人，却着实招人讨厌。我们之间潇洒随和地交往，但是作为公民却严格遵守法律。正是对于违法乱纪的担心成为了我们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要服从政府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违反了就会蒙受耻辱。
"非但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在日常劳碌之余愉悦身心的办法。我们年复一年地举行庆典赛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豪华典雅成为我们驱散忧烦和获得安乐的源泉，我们伟大的城邦把全世界的出产都吸引到我们的港口，使我们雅典人享受其他国家的成果就象那些出产国人民一样方便。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军事政策，也会发现和我们的敌人的不同。我们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任何法令无端地限制外国人获得任何学习和观察的机会，尽管敌人可能会从我们的自由中获得情报的好处；我们信赖公民自发的爱国精神胜过依赖那些制度和政策；在军事教育方面，我们的敌人从小就严酷训练其勇敢精神，而我们雅典人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却也能够随时面对真正的危险。拉西第梦人入侵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敢独自前来，而是拉着所有的同盟者一同前来；可是我们雅典进攻邻邦的国土却是独往独来，轻而易举就征服了那些保卫家园的敌人，这就已经足以证明了。敌人从来没有遇到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同时要把我们的公民派到海上和陆地上执行上百种任务；敌人无论在那里与我们的部分兵力交战，如果胜利了就可以夸口说战胜了我们的国家，反之如果战败了就可以说成是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尽管我们天生好逸恶劳，我们的勇气来自本性而非人为塑造，但是我们依然愿意面对危险，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在事前免受训练之苦，并且能够和经常刻苦训练的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刻无畏地迎接艰险。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推崇的优点。当然还不止这一点。
"我们爱好美好的事物，但是并不因此而沦落到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并不因此而陷于软弱。我们把财富视为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向人炫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说到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可耻是不择手段地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自己的事情都很忙的人，对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而是根本不会照料自己事情的人。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出来进行适当地讨论，因为我们是言行一致的，最糟糕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民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是又能够在冒险之前深思熟虑。别人的勇敢来源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了。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生幸福和患难的人，他勇往直前，担当得起将来会发生的后果。
"另外，在交友之道方面，我们与其他人也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交友之道是付出而不是索求。这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可靠，我们要不断表示我们的善意，使受惠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那些受惠的人则不然，他们缺乏热忱，他们报答我们不是发自肺腑，而是归还欠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施恩于人，不是患得患失，而是处于慷慨大方，因此决不后悔。由此我可以断言，总的来说，我们的城邦堪称全希腊的学校；我们的公民在生活的个方面独立自主，同时不失高尚儒雅，多才多艺。我不是在典礼上自吹自擂，你们只要想一想：正由于以上所说的优点，我们的城邦才会有今天的强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才能在考验中证明自己比人们预料的更加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被他统治的属民不会抱怨他不够格统治。真的，我们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伟大的，不但今天，千秋万代也会颂扬我们。我们不需要荷马，也不需要其他人来歌颂，因为他们只能让我们高兴一时，但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冒险精神在每一片海洋和每一块陆地驰骋，我们把恩惠施与朋友，把灾难降临敌人；我们的业绩将世代被人传诵。
"这就是这些人们为之慷慨赴战，慷慨就义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这个城邦可能丧失，就会不寒而栗。当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都应该忍受一切痛苦，为之效劳。为此，我不惜口舌来谈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比那些没有我们优越的人所争取的目标更为远大，我要以此来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
在发表完这篇精湛的演说之后不久，形势出乎意料急转直下。因为大量人口拥挤在城市里，古代人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条件都比较差，导致瘟疫流行（估计是鼠疫或者斑疹伤寒）不止，雅典全城的军民纷纷病倒。根据当时的估计，重装步兵死亡近４，４００人，骑兵死亡３００人，平民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后来历史学家估计雅典人口因此减少达四分之一。另外，由于瘟疫的蔓延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雅典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大大消沉。人们指责伯里克利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把他们引入战争，将他的首席将军职务罢免了，并且课了他一大笔罚款（历史学家估计１５到８０他连特白银，根据全国财政收入一年只有５００他连特，可见伯里克利之富有）。后来，在他们冷静之后还是觉得，只有伯里克利才能领导他们摆脱困难，于是在重新开战后的第三年春天再度选举他担任首席将军，领导战争。
雅典人基本坚持伯里克利战略，但是加入了疏散人口的因素。他们结合对于一些战略要点的控制组织了新殖民地的建设和移民。主要集中在：厄基那，安非波利，爱昂。厄基那的殖民地的建立目的在于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南部出口，配合诺克帕都的希洛人起义军移民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北部出口，围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军主力科林斯，以确保雅典在爱琴海的海上霸权。安非波利和爱昂在色雷斯，可以保证那一带的同盟国的忠诚和雅典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岸的交通线和贸易联系，当时雅典进口的粮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另外，附近还有一个银矿，对雅典的财政非常重要。为此，雅典军队加强了对色雷斯地区的斯巴达盟国波提狄亚的围攻，并且迫使该城投降。
雅典及其同盟国在对科林斯湾出口北岸地区的争夺中，凭借海军优势，一再挫败斯巴达及其同盟国军队。
斯巴达人的战略开始比较简单，就是一味寻求陆军决战。每年调集大军开到雅典城郊，大肆破坏，引诱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雅典人民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坚持坚壁清野战略，尽管受到瘟疫袭扰，仍然毫不动摇。斯巴达人无计可施，到第三年，改变战术，变直接挑战为围点打援。集中兵力包围雅典附近的主要盟邦普拉提亚，吸引雅典人来援。但是雅典人一直到该城陷落也没有上当出战。
这时候，雅典方面，发生了伯里克利去世的重大变故，整个国家顿失领导中心；斯巴达方面，阿基达马斯国王的陆军决战战略屡试屡败，中央政府渐渐对于战争与战略失去了控制，双方都自然地进入了一种"将能而君不御"的境界。前方的统兵将领各显其能，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引入了新的战略因素。
首先是雅典的将军德摩斯提尼，因为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丛林地区被当地斯巴达盟国的轻装步兵击败，"无颜见江东父老"，遂率一支小部队在斯巴达后方沿岸附近的一个小岛派娄斯登陆建立据点，由此骚扰斯巴达后方，鼓动希洛人起义。不料，产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巨大后果：斯巴达人因为希洛人是心腹之患，遂倾全力反攻这个荒岛，又派军队占领这个岛屿南部的另一个岛斯法克特利亚，配合海军登陆派娄斯。德摩斯提尼招来封锁科林斯湾的雅典和同盟国舰队，包围了斯巴达舰队，并且迫使斯巴达人交出战舰，同时，反过来包围了派娄斯以南的斯法克特利亚岛上的斯巴达军队，使他们和陆地上的强大的斯巴达大军失去联系。斯巴达人被迫派出使者到雅典求和。雅典人受到意外战果的鼓舞，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求和，反而大举增援德摩斯提尼。派娄斯的雅典军队获得增援后，大举登陆斯法克特利亚，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在岛上崎岖的山地上施展不开，被雅典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因为德摩斯提尼的雅典重装步兵当初就是在树林中被斯巴达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雪战败之耻。走投无路的斯巴达败兵被迫向雅典人投降。这一战，虽然歼灭的斯巴达军队只有４４０人，但是毕竟是雅典和斯巴达陆军之间自开战以来展开的第一次分出胜负的会战，而且结果是被公认为希腊世界所向无敌的斯巴达陆军遭到最明白无误的惨败。而且第一次发现，具有宁死不降传统的斯巴达军人，居然也象其他希腊人一样，在绝望的战争形势下也会选择投降。这次被俘的斯巴达军人共２９２人，超过参战人数的一半。这些俘虏还为自己辩解，说其实战死的军人未必是因为不怕死，因为当时轻装步兵投掷过来的标枪和石头是不认得勇士和懦夫的。这一战大大鼓舞了雅典军民及其同盟国的士气，大灭了斯巴达陆军的威风，使战局进一步向有利于雅典方面发展。
雅典人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的重要岛屿逐一攻克，并且更加频繁在半岛本身登陆破坏。斯巴达人束手无策。
本来，雅典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战争的艰苦和长期化而恶化了。前面已经提到，战争爆发之初，雅典国库库存储备只有６，０００他连特，仅仅围攻波提狄亚一城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为了筹措战费，雅典派出很多官吏到各盟邦征收苛捐杂税，引起各同盟国不满。开战后的第二年，就发生雅典的征税官兵在小亚细亚被杀的事件，接着，又发生列斯堡岛上的主要城邦密提林的反雅典暴动。由于斯巴达人犹豫不敢大力增援，这些反抗的星星之火很快就被雅典人扑灭了。
斯巴达的一个前线指挥官伯拉西达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遂率领一支部队从陆地上远征色雷斯。所到之处，原来臣服于雅典的城邦纷纷反叛，连雅典人的殖民地安非波利也投降了。自从派娄斯战役开始的对雅典人有利的战局开始逆转。后来，虽然伯拉西达战死，但是雅典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与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签订了以当时的雅典将军尼西亚斯命名的和约"尼西亚斯和约"。"尼西亚斯和约"不但规定双方停战，而且规定双方要结成同盟，共同主宰希腊世界。主要精神和后来美苏英法中共同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一样。和约的有效期规定为５０年。
战争的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有重大缺陷（没有估计到瘟疫），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雅典人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里掌握了主动权。相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大，人数众多，基本上被对方"使无斗"，置于无用之地。而伯拉西达的战争实践所代表的战略路线，才应该成为斯巴达的战争指导方针。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斯巴达全国的战略指导方针，因此，伯拉西达在得不到国内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于扭转战局。迫使雅典方面不得不同意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举行和平谈判。
双方正确战略的特点，都是在正面形成僵局的条件下，把着眼点放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薄弱环节，以持久战的形式逐步消耗敌人的战争潜力，为最后的全面总攻创造条件。这种战略，英国人用来争夺欧洲霸权，中国共产党用来指导抗日战争，保卫国家，历史渊源都是十分久远的。
"尼西亚斯和约"很快就被破坏了。双方城邦内部都有强大的主战势力，推动战争重新爆发，尤其是雅典方面，以斯巴达在雅典的利益代理人亚西比德为首，主战尤其积极。他主战的原因除了斯巴达人没有在和约的签订方面充分考虑到他的利益之外，还有他是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对斯巴达人了解比较多，因而对于斯巴达人的弱点认识比较其他雅典人深刻，可对雅典本身的弱点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城邦内部的社会因素来看，经过长期战争，小生产者形成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失势，大地主，大工商业巨头逐渐在城邦政治中占据上风。在雅典，尼西亚斯代表的是一批既得利益的保有者形成的集团，他们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利益，不愿意冒继续战争的巨大风险；亚西比德却代表那些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战果的社会集团，主要是大工商业者，要求通过战争垄断地中海的航运和工商业利益；另外，还有那些在战争中破产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挽回损失，这两部分人占了雅典社会的大多数。尼西亚斯有多达１００他连特白银的私人财产，他的私人财富来源是雅典附近的罗立温银矿，有１，０００个奴隶矿工为他劳动。斯巴达人一进军到雅典城郊，他的银矿就不能维持正常生产，因此他迫切要求停战。所以后来亚西比德特别鼓励斯巴达人在雅典郊区建立要塞，除了战略上的正当理由之外，私人方面的原因就是要破坏尼西亚斯的私人财源，以报复尼西亚斯对他的攻击。亚西比德在他自己的演说当中，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巨大私人财产。他曾经作为雅典城邦的代表，私人出资奥林匹克赛会，一个人出７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双轮马车参加比赛，赢了第一，第二，第四名。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出过这么多马车，因为买马，养马，训练驭手都是很费钱的。此外，他还供养歌唱队，供城邦公众节日时演出之用。根据修昔底德的看法，估计他奢侈无度，可能在私人财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渴望冒险。在斯巴达方面，分歧是在城邦之间产生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习惯军事化的社会生活，因此意见比较容易统一。科林斯一直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主战最力的城邦，为了继续达到消灭商业夙敌雅典的目的，不惜在和约签订之后，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结盟。斯巴达急于与雅典和平，除了担心雅典调到派娄斯的希洛人起义军煽动境内的奴隶起义之外，还因为与亚哥斯的和约到期，害怕两面受敌。
在科林斯的鼓动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战城邦都团结在亚哥斯周围，准备联合向斯巴达－雅典的联合霸权挑战。但是，在亚西比德的努力下，亚哥斯终于选择了与雅典结盟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战略。于是，亚哥斯－科林斯同盟又瓦解，主张继续对雅典作战的国家再度与斯巴达联合征讨亚哥斯。这次，雅典的反应迟钝而且缓慢，只派出很少的军队参战，而且是分两批到达，第二批军队到达时，战役已经结束。亚哥斯战败，再度与斯巴达签定５０年和约。雅典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与亚哥斯的战争中，雅典援军事实上已经在战场上与斯巴达军队交锋了，但是斯巴达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与雅典的和约，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
雅典方面，则利用停战期间，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攻下了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的中立的弥罗斯岛，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远征西西里。这个计划的制订者和鼓吹者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亚西比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的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伊伯里亚人和其他蛮族（他们现在是被公认为那些地区最善于战斗的人）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方法，有些用围攻的方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至于金钱和军粮，我们不怕缺乏，因为我们在西方所征服的地方将充分地供应给我们，而不需要动用我们在希腊的资金。"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利用与斯巴达休战的时间扩张自己的帝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以便在将来重新开战时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由于雅典已经与亚哥斯结盟，并且实际上卷入了亚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劳师远征，很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实际上的结果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