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发动之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密神像被人涂污的事件，有人攻击亚西比德及其纨绔子弟党羽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是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企图建立专制政体的总体阴谋的一个部分。在亚西比德率军出发以后，议会通过了传招他回国受审的决议，并派传令官押解他回国。
亚西比德在回国途中逃走，跑到斯巴达揭发了雅典的战略，鼓动斯巴达趁雅典人劳师远征的时机，立即进攻雅典本土，同时大力增援雅典在西西里的头号敌国叙拉古。斯巴达采纳了亚西比德建议的战略，向雅典发动了进攻，在雅典的城郊建立城堡，驻扎军队，并且大力增援西西里。
人类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次是罗马内战。决定战争结局的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其战略是在与自己的冤家对头处于战略僵持，形势对自己稍微有利的情况下，腾出手来进攻一个巨大的中立国，以求增加自己的战争资源。雅典人进攻西西里，马略进攻非洲（朱古达战争），苏拉进攻亚洲（密特里达梯战争）。
这些前人留下来的战略教训和经验是：在人们实行战略迂回的时候，要看清楚前进路途中的障碍，只找那些自己很有把握解决的小麻烦，不要试图在已经有的大麻烦尚未解决的时候，又招惹新的大麻烦。
雅典在战争过程当中建立的厄基那，安非波利，弥罗斯，爱昂等殖民地，都是"小麻烦"，原有的城邦很容易消灭，即使反抗再力，也不过是迫使雅典撤退而已，不会伤害其元气。就象马略进攻努米底亚，苏拉进攻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梯一样，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招架"得住的情况下，进攻者大不了可以从容撤退，不会有生命危险。而"大麻烦"就不同了，对手不但具有"招架之功"，而且更有"还手之力"，解决不了，连命都得搭上。后来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游击战，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是同样的道理。
雅典远征军到了西西里，统帅是原来主和派的领袖尼西亚斯。也许是因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到了西西里之后没有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而是全军乘船绕西西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地问同盟者讨军费，只拿到３０他连特，又攻下几个小城邦，抓了一些奴隶，卖了１２０他连特，又走访了几个盟国，约好出兵相助。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雅典人在围攻比叙拉古小得多的波提狄亚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就可见这次环岛航行的荒唐。更何况雅典的这支远征军是历史上希腊人组织过的最豪华奢侈的远征军，共有１３４条三列桨战舰，另有２条５０桨大船，载有重装步兵５，１００人，弓箭手４８０人，投石手７００人，轻装步兵１２０人，还运了３０匹马。另外，有３０艘商船运输军需品，有许多工匠也随军行动。大军还征发了１００艘小船。在军队后面，还有浩浩荡荡的无数商船和商人运输着数不清的货物随军行动，希望跟着远征军到遥远的国度发一笔横财。整个夏天就这样无所作为地放过去了，接着，秋天又过去了，直到冬天，雅典人才开始进军到叙拉古城下，与叙拉古人开始交锋。雅典人运气很好，一战击败了叙拉古人，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叙拉古人撤退到城里，婴城固守，坚壁不出。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叙拉古人的民族英雄赫摩克拉底领导人民起来抵抗。
叙拉古也是和雅典一样实行古典民主政治的城邦，军队由１５个将军指挥，军队散漫没有纪律。赫摩克拉底说服同胞改革了这种制度，把将军减到３人，把指挥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加强了军队的训练。赫摩克拉底还派代表说服斯巴达人参战，鼓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支援叙拉古。
拖拖拉拉的尼西亚斯仍然按兵不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尼西亚斯要求雅典增援骑兵，并且提供军费。到春天，他得到了２５０名没有战马的骑兵，３０名骑兵弓箭手和３００他连特白银。
到了夏天，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同盟国送来了４００名骑兵，并且帮助使雅典的骑兵装备了战马。这样，尼西亚斯总共有了６５０名骑兵。可是在得到骑兵增援之前，他让６，４００人的重装步兵和１３４艘战舰无所事事的呆了一年。
尼西亚斯在得到骑兵增援和军费之后，开始在建立在半岛之上的叙拉古城向陆地一面建筑城墙，包围叙拉古城。叙拉古人反包围的战斗连连失利，眼看城市就要被围困。这时，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近３，０００人的援军赶到，和叙拉古军队一起挫败了雅典军队的围城企图。
尼西亚斯向雅典求援，要求增兵一倍，否则就撤军。他本人还提出因病辞职要求。雅典人不知何故，对尼西亚斯情有独钟，偏偏不准他辞职。但是，派出了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和有在西西里作战经验的攸利密顿两位将军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远征到了第三年，面对师老兵疲的雅典远征军，叙拉古人斗志更加旺盛。斯巴达人的到来带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三年的反围攻战斗，也把叙拉古军队锻炼得更加成熟。当时，尼西亚斯把海军舰队停泊在叙拉古南部紧邻的大港，叙拉古城本身构成港口的北部，南部是普利姆密里昂，两处控制了港口的出入。叙拉古人在赫摩克拉底的鼓励下，装备好他们的舰队，勇敢地冲入港内与雅典海军作战。虽然雅典人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陆军趁雅典人全神贯注于海战时，突然袭击普利姆密里昂的雅典军要塞。雅典守军瘁不及防，三座要塞全部失守。叙拉古人一举完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海上封锁。而且，因为这三座要塞是雅典远征军粮草辎重的主要存放地，而且还有大量的官兵私人物资，包括私人提供的军需物资和财产，尤其是舰长们用来装备战舰的装备。一下子，雅典三军为之气馁。
赫摩克拉底领导叙拉古海军总结了海战失败的教训，设计出了一套适合训练不足，技术不精的叙拉古水兵对付技术精良，训练充分的雅典水兵的战术。雅典的水兵适合在风浪比较大的开阔海面迎战敌人，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使他们可以灵活地操纵战舰绕到敌舰的侧面，用自己的舰首撞击敌舰的船身，或者撞断敌人的船桨。驾驶技术比较逊色的叙拉古人决定在风平浪静的港口里进攻雅典舰队，为了不让敌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叙拉古人把军舰密集排列起来，用舰首撞击雅典军舰的舰首。为此，叙拉古人特地加固了自己战舰的舰首。为了发挥自己在轻装步兵方面的优势，叙拉古人在战舰上部署了许多轻装步兵，准备了许多标枪和石块，待战舰接近敌人的军舰时就向敌人甲板上的重装步兵投掷，不给他们有跳帮肉搏的机会。叙拉古人并且准备了大批小船，载有轻装步兵，专门近战用标枪杀伤雅典人的桨手。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时间差的战役安排。他们把通常在城里的食品集市搬到战场附近。战役进行到快吃午饭的时间，叙拉古战舰全体倒划撤退，雅典人以为他们象往常那样回城市的食品集市上开饭（当时没有由军队集中供应伙食的制度，官兵们要在战斗间隙到集市上自费买食品），也撤退到岸边登陆做饭。不料叙拉古人没有回城，他们在离战场不远的新设的食品集市快速开饭，然后迅速登舰返回战场，雅典人扔掉来不及食用的食物，急忙上船仓促应战，结果战败。因为雅典人战前已经建立了坚固的水寨，得以保存大部分的战舰，但是海军优越的意识因为敌人出其不意的新战术而完全丧失。
正当雅典海军新败，全军被敌人困于港中水寨的危难关头，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率领大批援军赶到了。德摩斯提尼带来了７３艘战舰，５，０００名重装步兵，以及根据他的经验，特地召集的许多同盟者的轻装步兵（古代希腊罗马的轻装步兵主要使用投射兵器，如标枪，弓箭，弹弓等，战斗时快速在步兵方阵前面和周围进退，射击敌人的重装步兵，打乱其阵脚，杀伤其士兵，为自己的重装步兵短兵相接创造有利条件）。
德摩斯提尼知道尼西亚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按兵不动，坐待敌人从容准备，而自己则师老兵疲，心灰意沮。他建议立即发动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加强出其不意的效果，他决心全军夜袭。
袭击开始时叙拉古人确实措手不及，城外的前哨据点多处失守。雅典人一方面拆除敌人的工事，一方面继续进攻。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叫喊着从各处赶来反攻雅典人。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夜战训练和经验，叙拉古人不知敌人已经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自己的阵地多处失守的事实，只是在黑灯瞎火中大喊大叫地向敌人冲杀；相反雅典人对于自己的有利形势也不知底细，当人们高声喊叫时，自己带来的亚哥斯盟军说的是和敌人斯巴达人一样的多利亚方言，自己的西西里盟军说的语言和叙拉古人说的听起来是一样的，这样，突然间在雅典人当中发生了"四面楚歌"效应。胜利的雅典人以为自己中了埋伏，被敌人包围了，因而慌乱起来，四散逃走，结果反胜为败，而且因为夜间迷路，自相践踏，伤亡惨重。
是夜虽然战败，但是雅典军队仍然占有数量优势，德摩斯提尼主张趁现在海军恢复数量优势的时候，尽快全军撤退。但是磨磨蹭蹭的尼西亚斯却坚持认为，我们困难，敌人可能更困难，三年围困，叙拉古人已经民穷财尽，只要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投降的。
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尼西亚斯坚持没有得到国内民众大会的授权，决不可以撤退。他担心自己回国后会被人民以败军之将的罪名处分。德摩斯提尼在坚持撤军的同时，主张作为过渡措施，先全军转移出被包围的大港，撤退到叙拉古城以北，比较接近自己盟邦的地区。这样进可以攻城，退有盟邦依靠，更重要的是雅典的海军有机会在开阔的海面上重展昔日风采，一吐大港中所受的窝囊气。但是尼西亚斯认为任何移动都是向敌人示弱，都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而打击盟友的士气。最后，雅典军队还是原地不动。
不久，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带领大批援军赶到，尼西亚斯后悔了。雅典人决定当晚突然撤退。正在准备期间，发生了月食（现代人据此推算那天是公元前４１３年８月２７日），随军的占卜师认为不宜出行，应该等到三九二十七天之后，才可以讨论行军的事宜。
这次偶然的月食，决定了雅典古代民主政治的命运。
叙拉古人探得雅典人的撤退打算，士气大涨，很快发动了水陆夹攻。无心恋战的雅典人再度战败，统帅军队的三将军之一的攸利密顿在海战中阵亡。
雅典人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了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海战，力争突破叙拉古海军的封锁，冲入大海逃走。双方投入了全部军舰，拥挤在港区狭小的水面上搏斗。雅典海军遭到决定性的挫败，整个远征军已经陷入绝境。
德摩斯提尼主张集中剩下的６０艘战舰与敌人的不到５０艘战舰决战，但是已经心惊胆战的雅典水兵拒绝登舰作战。
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底料到敌人肯定会连夜逃跑，但是他无法动员已经在祝捷大会上酗酒狂欢的士兵重新投入战斗。他派奸细到雅典人的军营到处散布谣言，说叙拉古人已经在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夜战歼灭雅典人。雅典人因为吃过夜战的亏，又一次错过了逃走的机会。这是关系４万人生死存亡最后的一次机会。
雅典人最后动身的时候，海战失败已经过了两天。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容布置好埋伏，雅典向任何方向行动都受到敌人行动迅速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围攻和袭击。首先是德摩斯提尼带领的后半部分军队被切断包围，然后是尼西亚斯的前半部分军队被赶到河里歼灭。至此，整个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这支希腊人历史上最庞大的远征军，有大小船舰３００余艘，军人４万余，征战三年多，一朝覆亡，只留下７，０００多俘虏。这些俘虏，包括两个将军尼西亚斯和德摩斯提尼，后来大部分被愤怒的叙拉古人处死，其余的被卖为奴隶。
想奴役别人的人，到头来是自己被别人奴役。
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翻了个个儿。雅典的提洛同盟土崩瓦解，盟国纷纷暴动，雅典人疲于奔命。他们动用了原来封存的１，０００他连特的紧急备用金，重新装备了一支舰队，再度与敌人周旋于大海。但是，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有在西西里新结的仇家，往日的敌人波斯帝国也趁火打劫，他们一同缔结了反对雅典的同盟。雅典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在这危难时刻，他们想起了被他们通缉的同胞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可以算是古代希腊第一名的纵横家，凭借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在雅典煽动起希腊历史上最豪华，最强大的一支远征军；继而跑到敌国斯巴达，又断送掉了这支远征军；现在，当斯巴达人联合西西里人对雅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当初组织远征军的战略意图来对付雅典人自己的时候，他们以为亚西比德已经"江郎才尽"，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他们为自己对亚西比德的轻视又付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当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西比德帮助斯巴达人组织建立了斯巴达－波斯反雅典同盟，同时煽动了提洛同盟中仅次于雅典的大城邦，一贯以对雅典人忠实而著名的开俄斯为首的反叛雅典的同盟国暴动浪潮。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以为，亚西比德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以斯巴达--波斯--西西里同盟的无比强大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何愁雅典不灭？于是，他因为亚西比德与他的政敌私人友谊较好的私人恩怨，开始排挤迫害亚西比德。亚西比德投奔了波斯具体负责希腊事物的小亚细亚总督，煽动他保持希腊世界自相残杀的格局，克扣支付给斯巴达海军的军费，在打击雅典的同时削弱斯巴达，为波斯加强对小亚细亚希腊诸城邦的统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样，他就破坏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斯巴达--波斯同盟。为了向那些迫害他的同胞报仇，他放出消息，要他的同胞破坏民主政治，建立寡头专制政体，这样，他就可以带波斯帝国来挽救雅典。主张建立寡头政治的党派借口邀请亚西比德带波斯援助，刺杀了民主派中当初主张审判亚西比德的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寡头政权"４００人议会"。当权者当初是以亚西比德的名义上台的，可是当他们当权之后，又不想让亚西比德回来了，而想自己牢牢控制权力。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亚西比德没有回国去与他们计较，而是来到雅典派出来镇压同盟国叛乱的军队当中，说服这支军队跟随自己，回去推翻寡头政权恢复民主政治。城里当权的那帮人，以推翻了民主政体为由，要求斯巴达人撤军，结果斯巴达人反而兵临城下。他们的舰队在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中又吃了败仗。雅典人看见他们以招回亚西比德为名上台，现在变卦了，把亚西比德拒之门外，而且和不能和，战不能战，于是他们又推翻了寡头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招回亚西比德。这时，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与斯巴达--西西里的联合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控制黑海出口，黑海沿岸是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地）的塞诺西马地角会战，雅典海军以７６艘战舰对联军８６艘战舰，大获全胜，使自远征军覆灭以来一边倒的战局又开始恢复到相持状态。亚西比德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参战部队是因为受他鼓舞，以为他可以为他们从波斯总督那里得到援助而鼓起战斗勇气的。
雅典人迎回亚西比德，重新选举他为将军。亚西比德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统帅才能，在塞西卡斯战役歼灭了斯巴达舰队，重新恢复了雅典的海上霸权。斯巴达再度向雅典求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而是在新的主战派领导人克里奥丰领导下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回到自己的半岛，收复了派娄斯这个雅典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方的游击基地，使雅典人不能由此支援希洛人的起义，自己免除了心腹大患，又拔掉了雅典在科林斯地峡上占据的尼塞亚港口据点，使通向雅典城的道路畅通无阻。现在雅典人的一切希望全部集中在亚西比德和他所统帅的强大的海军身上了。
亚西比德为了切实控制住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和贸易通道，乘胜攻克了拜占庭，完全控制了黑海的出入口。这时，他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他使西西里大败之后的雅典起死回生，战胜了东地中海三大强国波斯，斯巴达，叙拉古所组成的包括绝大多数希腊国家在内的强大联盟，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雅典人民为亚西比德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亚西比德在２００艘装饰华丽的战舰的护卫下，头戴桂冠，吹吹打打地回到雅典，当选为雅典的首席将军。
这时候，人们被希腊世界代表民主政治的一方战胜代表专制政治的一方军事胜利蒙蔽了双眼，看不到雅典本身，民主的土壤已经严重地"水土流失"，越来越贫瘠。在伯里克利时代，他号召雅典人起来向斯巴达的霸权挑战的时候，雅典有１３，０００多重装步兵，１６，０００多驻防步兵，１２，０００多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６００多轻装步兵。这里表面上说的是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希腊人当兵是一种公民特权，所担任的兵种是由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理，所有担任骑兵和重装步兵的雅典公民，来自中等富裕的家庭，大致象我们中国革命时划分的中农，富农，个体工商业者。轻装步兵的家庭大约类似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而舰长的家庭就类似地主，资本家，当然，前面应该有个定语"大"。"中小"地主，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应该分别在骑兵，重装步兵里。但是经过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的步兵大部分在异乡战死，仅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全部合计是四万多人。扣除雅典盟国的军队，雅典至少损失了７，０００左右的重装步兵，考虑一家有２人以上参战的情形，估计有至少有４，０００个家庭受到失去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主要劳动力的影响。这一次惨败对雅典社会结构的打击是深重的。环绕亚西比德回国而引起的党派之争当中，双方都接受雅典只应该有５，０００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的事实。可见大批"小康之家"在战争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有暴发户，但是多数绝对是破产了。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家，如果还有主要劳动力，或者是苟且偷生，不问政治；或者是投靠巨富，成为附庸或者帮凶。其中有心改变目前困境的人，无不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带来暴发的机会。这些残存的民主的社会基础，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所以在处理内政的时候，特别容易走极端。雅典后来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以海军为主，也说明民主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轻浮滑头的亚西比德很快在战争中犯了"大意失荆州"的错误。波斯王子居鲁士奉命来到小亚细亚，指导波斯帝国的对希腊政策。居鲁士前思后想，觉得还是亚西比德为他的前任制订的战略好。他决定仍然实行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政策，最终达到报先皇远征希腊失败之仇的目的。现在既然斯巴达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波斯就对亚西比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亚西比德自己制订的战略来对付亚西比德指挥的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的大力支援下，斯巴达重新建立了海军。这时，由于斯巴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海军，他们在海军战术和技术方面已经可以不让雅典人专美，同时产生出一代杰出的海军军人。他们的代表就是斯巴达新任海军大将来桑德。
来桑德知道现在雅典民主和雅典海军的灵魂就是亚西比德，他耐心地等待敌人"灵魂出窍"的时机。一次，他得知亚西比德离开舰队去筹集军费，他就率领斯巴达舰队偷袭雅典海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雅典海军和雅典人民经历过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但是这次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一个能干的统帅。由于亚西比德过去曾经有过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历史，加上他过分膨胀的野心和权势，都使雅典民主制度的保卫者们决心利用这次战败除掉他，以防止出现独裁者。亚西比德逃往黑海，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国。
同样，斯巴达人也免除了来桑德的职务，担心他和波斯王子居鲁士过分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导致向波斯出卖斯巴达的利益。
双方接任的海军统帅旗鼓相当，各自击败对手一次。但是雅典的将军科农或者是技高一筹，或者是运气较好，重创斯巴达舰队。迫使斯巴达再次求和。又被雅典民主派的首领克里奥丰拒绝。斯巴达新败之余，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居鲁士王子的要求，重新起用来桑德指挥斯巴达海军。来桑德果然不负众望，一次趁雅典人登陆时发动偷袭，一战全歼雅典舰队主力，决定了雅典的命运。
斯巴达人在来桑德领导下，水陆并进，直逼雅典城下。经过６个月的长期围困，雅典人最后投降。雅典的古典民主政治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按照斯巴达的要求，雅典民主派领袖克里奥丰被处死，雅典改成寡头专制政体。古代人类最明亮的民主灯塔就此黯然消逝！
人类历史上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是古代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国的内战。雅典民主制度的衰亡是伴随着外国的军事占领，表现为代表专制制度的国家战胜代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一场漫长的征战。这场征战掩盖了雅典本身所代表的古典民主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性。而罗马的民主是在内部产生的，又随着本身的发展而自然走向灭亡，其历史必然性表现的更加充分。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奴隶制的加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把征服的地方扩大了两倍以上，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人鼓励意大利人去开发这些土地，规定只要交纳税收，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富裕的和有权势的公民乘机大量占有土地，建立了大庄园。因为自由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法律的保护，这些庄园主不愿雇佣他们，而愿意购买因为战争而来源充足，价格便宜，又不用服兵役的奴隶到庄园劳动。
建立海外行省，导致职业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产生和膨胀。路途遥远，战争延长，使一部分军人和军官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军队指挥官长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惯了，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和出生入死的士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时，罗马是政治中心，元老们都集中在那里，而且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是限制元老投资工商业，鼓励他们投资农业的。因此这些职业军人，以及那些在行省官僚机构供职的官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行省当地的豪强大族的利益。这批地位仅次于元老的阶级就是骑士阶级。罗马和雅典不同的地方是一个陆军强国，因此当年设计公民服兵役特权时，不象雅典那样重视军舰的舰长，而且罗马人的海战战术是以接舷跳帮肉搏为主，可以说是海上陆战，所以最花钱的兵种就是由国家提供战马的骑兵。在骑士阶级的包括富有的工商业者，类似现代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官吏（但不是政客，他们在元老这个阶级里），中小地主。
布匿战争在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当中，打破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从此罗马作为超级强国迅猛扩张，直到极限为止。骑士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使他们开始不满足自己仅次于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他们开始向元老院发动内战。
他们主要的政治纲领包括：
司法权。元老院经常利用司法机构监视和打击骑士在行省的势力，因此骑士要求夺取司法权；
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一方面利用罗马平民反抗贵族的传统争取平民的支持，但主要是在打击元老贵族的基础上取悦军队；
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罗马公民权。实际上是打破罗马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使行省和"盟国"的贵族都能分一杯羹。
斗争最早是围绕国有土地的再分配展开的。在公元前３６７年曾经通过一个"李锡尼法案"，规定每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５００犹吉拉（相当于１２５公顷）。那时罗马还是个小小的城邦，出城几十公里就是敌国，国有土地数量很少。但是贵族们一直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法令，基本上不予理睬，尤其是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敌国土地收归国有之后，他们更是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大量抢占土地。
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