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据陈规的经验，这些原本设计来对付金国军队的要塞，最后多数实际上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笔者之所以特别替北宋因为卷入对游牧民族的长年战争而失去的建设中国的机会的古人担忧，是因为当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大门口。特别有意义的是钱庄和纸币的发明都是出现在宋朝，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朝，或者至少是成熟于宋朝，包括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除了火药是当时的国防需要刺激起来的以外，其他都与市场活动直接有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航海的利润增加，指南针就发明出来了。商业交流频繁，文化交流也带动起来了，于是印刷术也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的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市民文化的产生。当然手工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象沈括这样的爱好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梦溪笔谈》这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产生。如果这种局面自然发展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历史给我们的现实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假设的这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里，中国从北到南先后被游牧铁骑蹂躏，生存尚且成问题，何谈发展？因此，宋太宗的急于求成和汉高祖刘邦的老谋深算，深深地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烙印。在刘邦屈辱和亲的情况下，汉朝有机会创造"文景之治"的经济文化业绩，汉武帝才有了施展其雄才伟略的坚实基础。而宋太宗企图"灭此朝食"，结果契丹未灭，白白耽误了美味的"早餐"，给宋朝种下了祸根，也耽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发展大计。汉朝早年的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很少的代价，换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利益。如果汉高祖刘邦咽不下那一口气，非要和冒顿单于决一雌雄的话，中华文明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象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在"蛮族入侵"的"上帝之鞭"抽击下体无完肤，烟消云散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孙子谆谆告诫世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就是想从宋朝已经深深陷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其主要措施有：
保甲法：模仿管仲相齐时实行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裁减常备军（募兵），建立民兵。几年之后，建立保甲民兵７１８万多人，可见中国之"大跃进"，"浮夸风"并非今天才有，古已有之。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裁减５０％的常备军，编练相当于所裁减人数３倍的民兵，其中三分之一相当于现代的后备役军人装备训练好些，在战争爆发时就近补充正规军，其余的装备训练差些，主要保境安民，敌人接近之后才参战。
保马法：政府通过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可见王安石鉴于宋军连连败绩，已知建立骑兵部队的战略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后悔药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前线非常敏感，大规模裁减军队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前线指挥员往往因为眼前的防务而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裁减军队引起的再就业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也是王安石估计不足的。裁减军队从会计上看是省钱的好事，可是遣散军人本身需要的支出在短期内可能比供养他们更破费。另外遣散军人之后，必定要裁减因为这些军人而存在的政府文职官员。在民间，还会打破很多依靠军队和军人谋生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饭碗。这些势力加起来，足以破坏变法而有余；
"浮夸风"，"大跃进"（或者对应于"洋跃进"应该叫"古跃进"）。旧的开支裁减不了，新的开支却急剧增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授反对派以柄。正规军没有裁减多少，民兵倒是搞了７００多万，光是每个人装备一枝长矛就要７００多万枝，这可不是轻松的财政负担。
因此，变法要想成功，首先要有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第二要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追求实效的策略。这两个基本条件在北宋立国之初，已经被宋太宗破坏掉了。檀渊之盟以后，对辽国实现了和平，但是对西夏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仍然使北宋不得安宁。等到把西夏事务办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北宋又碰上了新兴的金国入侵，已经奄奄一息的北宋如何经得起新锐的金国的攻击？很快灭亡了。直接的导火线是两国相约夹攻辽国，灭辽之后宋应该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军在战争中多次被辽军击败，而金国大军却席卷全辽国。金国因为宋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太小，并且轻视宋军的战斗力，故拒绝把约定应该归还宋朝的山海关附近的三个州归还宋朝。从宋朝北方国防地理的形势来看，从阴山到燕山山脉以及沿山脉建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在屏障缺了一角，当然不能答应。正好其中一个州的守将是汉人，投降宋朝，而宋朝接纳了他的投降，正好给金国以进军的口实。金国吸取了辽国攻宋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山西，配合长驱直入华北平原的主力，很快就击溃宋军，兵临卞梁。如是者再，遂俘虏宋朝皇帝，灭亡北宋。
史家一般认为北宋不应该接受平州守将的投降，挑起事端。这无非是苟延残喘的想法。这和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一味退让的想法一样，人家成心灭你，退让有什么用？
金国拒绝归还对北宋国防非常重要而对自己国防并不重要的山海关以南和西南地区，灭亡北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借口非此即彼，进攻是迟早的问题。北宋的后悔药应该是与辽国联合抵抗金国。民族仇恨蒙蔽了北宋的政治战略智慧，以致倒行逆施，约金攻辽，不灭何待？
当金国初起，辽国依然强大，北宋约金攻辽，无可厚非。但是辽国败亡之势已成，这时宋朝应该以援辽抗金为条件，换取辽国在领土方面的让步。使辽国金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动灭辽之念不迟。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南宋又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再遭亡国惨祸。宋朝的懦弱，起源于好大喜功，起源于逞强，起源于"战而后求胜"的侥幸心理，比之汉朝的开国诸元勋，相去远甚！
汉武帝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文治也不输给其他政治家。在击破匈奴之后，他没有将匈奴斩尽杀绝，而是实行全民族平等的"和亲"政策，允许匈奴内附，迁徙到汉族已经占领的水草肥美的地区，并且对"战败国"约为"兄弟之国"，并没有斤斤计较以前匈奴民族强加在汉族身上的许多灾难和耻辱，更没有一味地去索赔，报复。因此魏晋篡汉之后，内附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服，在为汉朝复仇的口号号召下起来反抗西晋统治。从刘渊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汉朝的民族政策确确实实征服了过去的冤家对头，使之口服心服。否则，刘渊不会以恢复汉朝来号召，团结匈奴人民。人们只知道诸葛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却不知汉武帝使匈奴化敌为友的旷世伟业，岂不可惜！
相比之下，宋朝于治国方略方面，确实是还没有入门。一面对辽国大动干戈，一面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自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疲于奔命。结果宋朝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一去不复返。在节节军事失利的痛苦和压抑下，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主战文化"，这种文化把被动的军事局面归咎于少数例如秦桧那样的奸臣和昏君，希望出现几个象岳飞那样的忠臣猛将，大胆宣战，就可以扭转败局。《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故事的中心思想大体不外如此。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对于团结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用来指导国家政策就闯祸了。
南宋太师韩佗胄是宋朝名将韩琦的第五代孙，可谓"根正苗红"，极力主张乘金国被蒙古塔塔儿部侵袭，疲于奔命之机，兴师北伐。为了师出有名，他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封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改称号为缪丑，以惩罚他的主和之罪。提出国库黄金万两以奖励北伐将士建功立业。起用曾经在和尚原大破金兵的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授予军政全权，积极整军备战。不料"龙生虫，凤生鸡"，抗金名将之后的吴曦居然效法石敬瑭，以出卖四川部分北宋的领土给金国为条件，换取金国支持他割据四川！韩不知情况，依然在淮河一线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全线崩溃。轻举的妄动的结果，除丧师失地之外，还是以求和告终，当然，南宋这次求和的条件之一是奉上韩佗胄的人头。
韩此次倡议北伐，基本上符合《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起用忠良之后，贬斥权奸，褒奖英雄，坚决主战。结果以更加屈辱的求和收场。实际上，宋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犯这个毛病，直到灭亡，还是这个毛病。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犯了战略上的大忌。为了达到"先为不可胜"的目的，象刘邦那样以求和开始并没有错，待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符合"庙算胜"的标准，然后才可以求胜。宋朝因为不断地"先战"起来再说，因而始终没有创造胜利条件的机会，屡战屡败是唯一的结局。
从宋朝的汉族统治阶级来说，以逞强开始，以屈辱懦弱收场，结果使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失去了控制力，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兄弟民族肩上。
因为最好的战略是世人所不理解的战略，自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被忽视是经常的，被误解也有可能，战略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俗话说衣食住行，可见有一所好的房子，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当中，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如果实力没有一个能受它控制的环境，对它进行补给，保护，那么这个实力可以说在竞争中就失去了支点，因而就不能完成它的竞争使命。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基地就是在竞争当中使用实力的支点。那么基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竞争里面，实力必须有一个生存，生长的条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被它所控制和改造过的环境。此环境可与实力进行物质交换，使其完成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而逐渐成长起来。打个比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红军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兵源，财源和後勤供给，也就不可能生存并壮大。因此红军只有依靠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提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我们知道，在竞争当中实力首先必须控制和改造一个环境，使得这部分环境能成为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长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当实力在竞争中受到对手强大打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退却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环境经过良好的改造和加工，可使实力依其防守，保存自己。那么一旦有难，它就可以退守自保。基地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实力需要向对手出击的时候，作为其後方向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和补给，保障实力在进攻当中取胜。由此可见，基地是一个经过改造并受实力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一方的实力可得到生存，生存的条件，获得优于其它环境下的保护和自卫条件。依托这个环境，实力可向外突击去击败对手，而完成竞争的使命。
要进一步了解基地，首先应明确基地本身是一种环境。而且是一种经过竞争一方改造，控制，建设，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次应了解基地的功能。根据定义可知基地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为实力提供生存，生长的良好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不管他投入什么样的竞争，如果在一天的劳累之後，回到家里遇上了家庭纠纷或家里经济拮据，那么他一定不能获得很好的休息。筋疲力尽地回来，第二天又筋疲力尽地回去，这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又如，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周围噪音很大，人来人往，繁杂琐事很多，而总经理选择这个办公室为他主要的办公场所，那他一定不能平心静气地构思公司长远的发展大计。也不能很好地制定其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还易使人感觉疲劳，损害健康。由此可见，基地的第一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另外，实力在这种环境中，还必须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物质。例如，一支军队，它需要能提供一切後勤资源的基地。包括提供士兵的衣食住行到武器装备，以及武器装备的保养和维修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更加谈不上提高。所以我国现行国防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要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基地，使其能在一个富强的国家里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胜利。
基地的第二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要想可靠地保护自己的实力，首先自己本身要强大，但仅此还不够，在一些竞争场合中，对手可能具有更强的实力，所以自己这一方就必须借助一些环境的帮助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使其达到某种平衡，进而有效地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几种抗日跟据地的情况，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上述的有利主要是指地理条件的有利。他又说："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及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需有游击队可以回旋的余地，及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一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用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军事上选择基地时，一定要选择地势险要的地点，便于防守。这样一旦遇到强大对手进攻时，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者可以凭借社会的法律环境来有效地保护自己，任何强者都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弱者。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靠武艺高强横行天下的事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侠仗义也不行，因为社会只能容忍一个侠士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司法系统。
基地的第三个功能是：为进攻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援。在很多类型的竞争当中，实力往往要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向外发动进攻以便击败对手夺得竞争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基地要为竞争提供最好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盟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地。例如美国一国的生产可以超过轴心国-德，日，意三国生产的总和。因此，轴心国的战败就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竞争的战略基地，在满足实力的生长条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但是好用的比我们的少。美国好用的国土面积，尤其是耕地不比中国少，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印度是唯一可以和中国比美的国家，但是毕竟国土面积小了一些，民族、宗教纠纷多了一些。在目前，我们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其他资源也略显得贫乏。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养育了１２亿多儿女的情况下，祖国母亲才刚刚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不过，俄罗斯就在我们身边，那一大片广阔的国土正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投资场所和贸易对象。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不过现代社会，经过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别国的资源为自己的人民幸福服务，而且没有必要闹得大家世世代代没有朋友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人们往往以为美国面临两个大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只有美国人打别人，别人从来打不着美国人。其实美国的军事地理条件远远不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他们麻烦，这是他们运气好兼历史短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先人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要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英国衰落到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时才结束。１９世纪末，马汉在提出"海权论"的时候，还曾经设计过对英国的海上战争战略呢。中国则不同，在西南方向的陆地上，耸立着高高的青藏高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在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哪个方向来找中国人的麻烦；在西方，有高大的雪山和荒漠，当中的夹缝中只有几条崎岖艰难的丝绸之路蜿蜒延伸过来，一路上经历重重险关要塞，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入侵的先例；北方与兄弟民族的兄弟阋墙是中国内地汉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但是由于当中隔着广阔的戈壁滩，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等重要屏障，加上万里长城的建造，少数民族在几千年里成功入主中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东边是大海，中国的大海和西方的地中海不同，是风高浪急的天然屏障，在１７世纪以前，不要说西方人，就连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很难从海上入侵中国。我们反过来看，鉴真和尚穷毕生精力东渡日本，屡次失败，元朝水师远征日本，两次遇到风暴，终于失败，可见这大海的威力。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在内河作战的"水师"。当然，到了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海在国防上的作用削弱，中国的水师开始转变成海军。设想一下，如果从日本延伸出来的琉球群岛是一条半岛，好像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或者马来亚半岛一样，把太平洋的风暴浪潮挡住，东海和黄海就会变成地中海一样。一方面，我们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事情可能很早就会经常发生。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多数都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埃及曾经在"海上民族"的长期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到海上敌人的袭扰，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是古代的东方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西方，是从海上进攻的，后来希腊人报复波斯，派海军攻打埃及失败……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到南海：假如从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直到台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陆或者半岛，也会形成地中海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多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来自海上的军事入侵和贸易活动。
从进可以攻的角度看，中国的山河险固同样不利于中国人的对外征伐。中国是古代人类社会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对外扩张到了今天的边境之后，大概有两个方向：
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向中亚地区，在唐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最远包括了现在的中亚５国和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商业交通。所谓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和内地的郡县制是不一样的，类似于盟主的形式。中央政府派驻少量军队沿途保护商旅，并且在当地政府提出要求的时候，派兵协助反抗侵略和维持地方秩序。行政方面基本上全权由当地政府负责，也不征税。所谓朝贡是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品的一种外交活动，和税收是不同的。现代因为我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纠纷，中国古代在周围建立的这种同盟国联盟的体系被用来支持领土要求，引起了很多问题，例如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不过这种同盟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中国的领土扩张提供可靠的前提。由于古代中国有着周围国家和民族觉得非常羡慕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的移民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时间一长，当地就自然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了。但是汉族带领的中国西进运动到唐朝受到挫败，阿拉伯人击败了唐朝组织的西域联军，中国汉族人从此停留在今天的版图之内，向西方的扩张大体停顿。
第二个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越过蒙古高原西进。大家很熟悉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西征，但是更早的时代，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已经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境内，所向无敌，西方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不过这些西征活动因为失去了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不能看成是中国的扩张，只能看成是移民，游牧民族集体的军事移民。
在明清两朝，还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扩张。第一个方向是东北的开发。东北和今天中国关内地区在古代由于辽河下游的沼泽地以及寒冷的气候，汉族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满请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担心沙俄的侵略，开始鼓励汉人移民东北，这个政策被后来历届中国政府继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南洋。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些开发活动，但是根据西域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根据自己古代形成的发展路线，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南洋都护府"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南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同盟国体系。
根据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现代的实际，中国一定会努力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几个同盟国集团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宁：中亚５国联盟，东亚联盟（目前是南北韩），东南亚，蒙古和俄罗斯。中亚５国目前内外交困，最容易接受中国的友谊，这个联盟的考验是对待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态度，目前因为这些国家也受分离主义的滋扰，因此和中国政府保持积极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利。东亚传统是中国的盟邦，几乎从来没有中断。古代，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因为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但是一直保持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古代好几次进入朝鲜作战，基本上都是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或者是平定叛乱，或者是反击侵略，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当中，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一样，古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距离太远，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后一直保持盟邦的关系。最近这种关系扩大到原来针对中国的东盟各国，实际上，东盟本来是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现在已经非常淡化了。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缅甸，正好堵在中国西南自然屏障的唯一一个窗口上，是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之间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缓冲国。由于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和印度并没有翻山越岭交战的纪录，英国侵略印度之后，曾经入侵过西藏，解放后我国也曾经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但是规模不大，战胜的一方很快退回山那边去了。而缅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潜在战场，因此保持缅甸的独立和稳定，建立和加强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是保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战略性因素。缅甸现在是军人政府，在国际国内都非常孤立，经济困难，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潜伏着巨大危机。
以前欧洲人曾经提出"地缘政治"学说，认为中亚一带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任何国家一旦控制了这个中心，就有条件控制世界。这是过于简单的推论。中亚属于从撒哈拉开始的荒漠地带的延伸，本身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不能够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如果从中亚往西边走过去，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倒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是和埃及一样，国家大了之后，先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仍然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发展起来之后，反而受制于资源丰富的欧洲、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够仅仅依赖中亚地区的控制就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生支配性影响的。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挥过支配性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中国本身，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几处优良的战略基地。其中最优越的是关中盆地，该地两面险阻，但面向中原一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崤函一墙之隔。北西南三面或险阻或贫脊，不易于形成和支持强大的竞争对手，渭河流域的八百里秦川，在当时足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凡是控制了关中平原，就可以南下控制汉中和四川盆地，东北向控制山西，以後，就可居高临下，唾手而取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而直到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夺取了中原之后，加上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资源，统一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战略的。秦军首先击破赵国，控制太行山脉，然后出函谷关，灭韩、魏和周王朝，到了这个时候，统一之势已经形成，楚、齐、燕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采取了稍加修改的战略：主力出函谷关于荥阳一带与对手项羽相持，派出韩信攻赵，控制太行山脉、华北平原，又占领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加之英布从淮南进攻，彭越的游击，使楚霸王四面受敌，力尽而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态的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逐渐衰退，到宋朝以后，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国家政治经中心了。
其次，是控制太行山，燕山山脉条件下的华北平原。两面环山，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黄河天险可据，腹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南下可攻如中原，防守可据黄河及其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辽，金，元，清都是首先攻占这个基地，然後南下争锋的。在宋朝以前，这个地区的东部海河下游是大片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只有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才可以开发，所以古代这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看上的龙兴之地。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经济区。
东南方向，存在这另一个战略基地。而且随着东南经济的开发，逐渐由开封向东南转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战略基地，西据大别山脉，北依淮河，长江，东临大海，尽有长江中下游之富绕。但是，防守有余，进攻不足。因为资源特点，水军强大，缺乏骑兵。在北伐进到中原之後，很容易顿兵挫锐于上两个基地的高山坚城和大河防线之下，难以久据中原。因此，以此为基地的政权，往往容易演成偏安一隅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不过割据这个地方的政权都有开发海洋的爱好。
两湖地区是很古老的战略基地，楚国曾经依托这里问鼎中原。两湖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开发不足，直到明朝以后才有明显改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定都武汉，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主意，蒋介是因为党派斗争，没有选择武汉，以后几十年都为这个失策奔忙。武汉、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心地带，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太远的地方管不住，容易形成地方格局。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管不住南方的国民党，而蒋介石也管不住离南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因此军阀混战，连年不断。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强大，本来定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５０年来，在北京至少有两点不如武汉：经济条件不如武汉，特别是生态条件，尤其缺水，成为现在制约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武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北京太靠近边疆，东怕敌人海上登陆，西怕敌人翻过燕山。南京也有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蒋介石就遇到过这个麻烦。两湖作为战略基地可以说优势在经济而劣势在军事，"湖广熟，天下足"曾经是统治阶级重视两湖地区的理由，但是对于作为内战割据的地盘来说，对于中原方面只有并不难走的伏牛山到大别山一线稀稀拉拉的山地，不足以防御中原方面的进攻，对付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进攻，地理条件也不是特别优越。当年楚国北上问鼎中原的时候，有鉴于此，特地建造了"方城"防御体系，估计是和长城类似的防御建筑。这个体系相当不错，后来楚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敌人能够正面突破"方城"防线。后来孙武灭楚国，是从"方城"以南的大别山进军的，秦国灭楚国，走的是武关，从"方城"的西北侧翼进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组织武汉会战，是看上两湖地区的战略地理形势。但是日本军队主力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另外出奇兵偷越大别山，国民党军队很快溃败。这个地区防守不易可见一斑。
东北平原，也是一个战略基地，是辽，金，元，清四朝的发祥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易守难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的西，北，东三面没有强大积极的政权出现，因此，也是西南方一面向敌，而且，背靠华北平原之敌在山海关被突破后，向南处于无险可守的困境。在游牧骑兵的追击下，通常很快就退出华北平原，隔黄河而守，然后，争夺焦点转向太行山脉，黄土高原。得手之后，进逼到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如果能够进占四川，则统一中国也不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