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者对于竞争标的物的独占或多占欲。
仅仅有值得追求的东西，还不会引起追求。必须要有人有追求的欲望才行。这种欲望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陈列品的精神活动是不一样的，是一种独占或者多占的要求。一个女子看见另一个令大群青年男子仆伏在其石榴裙下的美女，也许羡慕，也许妒忌，因人而定，但是如果没有同性恋的心理，是不会加入求婚者的行列的，也就是说，她对于成为那位美人的丈夫的位置没有独占的欲望。日本的相扑大力士在国内享有殊荣，但是其他国家的男子对于与这种殊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力士体态恐怕不易产生兴趣，如果现在把这个运动列入国际比赛，乐意为了这个冠军而奋斗的外国人可能会比较其它体育项目少得多。禁欲主义是传统社会用来排斥竞争的一种思想，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宗教基本上都有这个内容。如果人人都做到清心寡欲，什么都不想要，自然就没有竞争，也不会受到没有正确有效地加以控制的竞争的副作用之害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达到普遍的禁欲效果，因此也没有消灭竞争及其后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什么？因为：
--竞争标的物的对于竞争者的重要性使得竞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放弃争夺。
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警世通言》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某布政司的儿子李甲赴京在国子监读书，是太学生。李甲是个风流才子，课余结识了京华名妓杜十娘，两人相亲相爱。杜十娘遂有心从良，脱离烟花风尘。因李公子父亲为了这事发怒，使李公子的财路断绝，杜十娘就自费赎身，跟李公子双双回家。不料途中遇到家资巨万的盐商子弟孙富，见十娘国色天香，遂有不轨之心。他假情假意与李公子交朋友，利用李公子惧怕父亲不接受他娶青楼女子为妻的顾虑，提出以千金买十娘的建议，李公子竟然答应了。杜十娘非常伤心，在两个龌龊男人成交的时候，她叫李甲看看她随身带着的大箱子，里面装着许多小箱子，箱箱都是珍宝，每个箱子都远不止千金。在岸上围观群众的惊呼声中，十娘一箱箱撒入江中。撒完以后，她对后悔不已的李甲说："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我本想以此财宝敬献父母，感动其心，乞望收留，未为难事。谁知郎君浅薄，中道见异，负妾一片真心。妾箱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矣！"围观群众无不叹息感慨。李公子羞愧难当，连连向十娘谢罪。十娘仰望苍天，叫道："天地之大，竟不容十娘。我杜薇之真情，天地可鉴！"说罢抱起宝箱，投江自尽。最后，作者为两个龌龊小人安排了不得好死的结局：李甲疯癫终身，孙富惊吓成疾，不治而亡。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人对于杜十娘都有独占的欲望，可以成为情场上的竞争对手。本来李公子是胜利者，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但是后来又放弃了，不再是孙富的竞争对手。
推而广之，佛门弟子为了六根清静，彻底摆脱竞争带来的烦恼，干脆放弃结婚的念头，一心供奉佛祖。如果不然，儿女情长，怎么可能不卷入情场竞争的旋涡？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度鼓励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利于政权的稳定，大家都与世无争，自然不会有人来与他争权夺利了。可是出家人多了以后，他们又发现生产打仗的人少了，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人都难找。于是，又对于佛教的传播施加种种限制。
虽然我们常常称赞谦让的美德，但是几乎没有人是可以谦让一切的，总有些事情我们是要争一下的。就连出家人，可以不为自己争胜，总是要为了佛祖的真谛一争高下吧？看见一些电视采访队拍下的西藏喇嘛为了佛教的真意辩论得如火如荼的情景，我感到，他们脱离的只是我们凡夫俗子每天的竞争，但是又进入了他们自己圈子里的竞争，还是没有脱离竞争的纠缠。
实际上这个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答：一个人无论信奉什么意识形态，不管他是认为"施比受更有福"，还是极端的自私自利，都不可能绝对地谦让施予，也不可能绝对地竞争夺取，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香港同胞赚大陆同胞的钱，可谓天下无双，但是华东大水灾的捐款也是举世无匹。近来抓获的许多唯利是图的贪官污吏，不法商人，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团伙，可以算得上"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可是说他们"虎毒不食儿"，又是人人都不会怀疑的。尤其是一些犯错误的老干部，要他们顶着为了自己的晚年以权谋私的诱惑恐怕不是问题，可是事情一涉及到子女上学，就业，出国之类的"终身大事"，也顾不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把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情操出卖干净了。
经济学把物质分为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两类。所谓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 指取用不竭的免费物品，如空气等。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 就是经济物品，相对人们的欲望而言数量有限，故人们不能纵欲尽享，只能有所节制，并为获得，占有它而努力。竞争的标的物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但不止限于物质财富，而包含成为人们欲望所求的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例如名誉，地位，权力，爱情，尊敬，关心，实现理想等等。脍炙人口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表现了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欲望分为六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受尊重和有地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物质财富能够满足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占有的这种有限性和排它性使得越稀少的资源越显得有价值，越成为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的对象。当许多人共同追求一个东西，并想占有它时，他们的意图就发生了冲突。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努力击败对手的意图，而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的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竞争。竞争的最极端的形式是暴力冲突。但是最普遍的形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竞争，例如升学、求职、婚姻爱情、购物等等人人都会经历的日常活动。不要一提出谋略问题就以为是政客军人的事，更不要把谋略与欺骗害人混为一谈。谋略的目的是有效地竞争，投入比较少的资源，收获比较多的成果，或者比较有把握地收获到自己想要收获的成果。为了了解竞争的目的，我们有必要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在这里，想谈谈关于幸福公式的看法。
西方有人提出衡量人们所得到的幸福量的公式：
幸福量 ＝ 占有量/占有欲
幸福量与占有量成正比，与占有欲成反比。世俗的人们通过增加占有量来增进幸福，而宗教却引导人们抑制进而减小分母，同样可以在心理上增加幸福感，所谓"知足者常乐"。"人往高处走"，可是，真的到了高处，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还是一样多的烦恼，甚至更多的烦恼。国家元首和平民百姓，谁的烦恼更多一点？恐怕很难说清楚。以担任国家元首的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为例，列宁没有子女，斯大林的妻子自尽，子女叛逆，毛泽东的子女十个只留下三人，前后娶的三个妻子牺牲一人，病一人，感情不和一人。就他们在革命事业上的成就而言，同时代无人可及项背，但是就个人幸福而言，只能说和大部分凡夫俗子类似：有得有失，不能十全十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牢骚理论ＧＲＵＭ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他举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t6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阱，一种奴役。"
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遗憾的是，在幸福公式的分子和分母的变动关系当中，存在着"加速原理"。什么意思呢？分子和分母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在一定的区间内，分母的变动的速度比较分子的快。如果分子增加的速度上升，分母增加的速度更快，如果分子减少的速度加快，则分母减少的速度更快。这个原理作用的结果，往往使人们感到意外。社会急剧贫困化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很快就要发生动乱了，但是实际往往是社会贫困化程度加深时，穷人反而比较容易知足。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统治者以为老百姓这下该知足了，实际则不然，人们得陇望蜀，反而怨声载道。历史学家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黑死病流行的时候，社会比较稳定。当灾难过去，经济恢复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时，反而不安分了。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就发生在"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时候，严肃的历史研究都证明了从黑死病流行以来到那个时候为止，当时是古代英国的生活水平最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前些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岁月里，倒是听不到那么多怨言。人们常说："吃饱了撑的！"不要不当回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这样的。深圳市前些时候处理了一些犯经济罪行的领导干部，其中文件特别提及一位女干部，说她在以往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包括有多次"昏倒在工地上"的事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却陷入了受贿的泥坑不能自拔。以前，她的分子很小的时候，分母更小，有"小私"的收入，却有"无私"的思想境界。现在，收入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可是思想却提前进入了"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向人民索求无度，贪得无厌。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党风败坏的现象，当事人的思想变化大都带有这个特点。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人如此，整个社会亦如此。乱世多僧侣，盛世多贪官，这都是人们在思想上"超前"加速的结果。因此，正确处理好分子和分母的关系，不但对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思想的改造，甚至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的珍惜，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战略运筹当中，实力和企图之间的"加速原理"对于估计竞争对手的意图，把握自己阵营的思想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竞争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能否正确地保持清醒当然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被形势所迫，采取了本来知道是不理智的措施，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俾斯麦首相在普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能够象普奥战争结束后那样，采取和平的方案，而是在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下选择了割取阿尔萨斯－洛林的停战方案，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下了祸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留学美国，知道日本的国力远远不能抗衡美国，但是后来还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亲手设计并且执行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最后导致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结局。我们今天有两件事情受到"加速原理"的影响：贪污腐败问题，沙文主义抬头的问题。当年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穷怕了，没有想到刚刚有一点钱就惹出这么大的荒唐。开始以为只是科级以下的副职犯贪污受贿，没当回事，后来发展到政治局常委、省长都卷入了贪污的漩涡。其实中国现在达到的所谓"小康"水平生活，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标准，是自封的。按照国际水平，中国依然没有脱贫，但是奢侈腐化的风气已经横扫当年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情操和境界，成为我们现在的头号敌人。中国自从八十年代奉行和平外交的战略以来，到２０００年都很顺利，相继收复了香港和澳门，但是轻举妄动的思想正在抬头。目前虽然只是民间的动向，但是正在对我国的国际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离开我们的前夕，留下了两个时间表："五十年不变"和"一百年不动摇"，会不会变？"加速原理"是心理上最重要的致变原因，能够抵抗得住"加速原理"的诱惑，我们才能不变，才能不动摇。
4.什么情况下要光明正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在背后打黑枪？
什么话，"背后打黑枪"--还可以？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光明正大，不应该在背后搞小动作，这难道不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吗？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完全应该是这样。有些情况下恰好应该相反：不应该光明正大，就是要背后打黑枪才好。不信？举个例子你看看：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其中有一个少年英雄的故事足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打黑枪"不但可以，而且非常应该。抗日英雄王二小在鬼子要求带路去打八路军的时候，并没有向我们一向教导孩子的那样"不说假话"，而是说了"假话"--假装答应敌人的要求，把敌人带入八路军的埋伏圈，最后因为说了"假话"而被敌人残酷杀害，壮烈牺牲。王二小的英雄行为有什么不妥当吗？"撒谎"难道也有对的时候？王二小的英雄行为告诉我们：正是如此。这样一个教孩子"撒谎"的故事，长期作为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课文之一，看来注重孩子品德修养的教育界，普遍接受了王二小行为的正义性。
可以说，游击战的原则就是"背后打黑枪"。什么叫"游击"，就是打了就跑，如果你走大路，拿步枪当面打人家的坦克，跑得了吗？所以最好是趁敌人从坦克中探出脑袋来东张西望的时候在路边的草丛里从背后打黑枪，虽然有胜之不武之嫌，但是如果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打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打的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弱胜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纠正一句俗话带来的偏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做法，实际上，手段是被目的决定的。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自然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都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手段是那些妨碍我们达到目的的做法。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的"速胜论"，主张对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正规战，打"堂堂之阵"，表面上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是亡国之路，倒不如游击战的"打黑枪"这一类的手段更正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当中对"速胜论"有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干部们在早期也曾经用过一些意气用事的手法，例如活捉张辉瓒之后，红军的领导本来打算用他向他的家属交换一些部队急需的物资，谈判完成后，却不料一些同志先下手把他杀了并且把脑袋砍下来放在竹排上，顺流漂下赣江，说是"警告敌人"……因为此类做法会激发敌人的反抗，徒然增加我军的战斗伤亡，成熟之后的共产党和红军自然摒弃了这种做法，改成优待俘虏的政策。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适的手段，至于好坏与否，那就要看你的目的正义与否了。除了前面的王二小和游击战的故事之外，还有"叛国"、"通敌"也有正义的例子：有一次游击队在树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弹药物资的日本军车，驾驶室里有一位已经死去的日本军人，他身旁留下的纸条是告诉游击队，他是一个日本共产党员，用这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行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肯定是"叛国"、"通敌"了，但是一切反侵略的的人们都会认为他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
既然竞争活动的性质是由它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决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一项竞争活动的目的，以及它的目的最终实现的状况，判断该项竞争活动的性质，以及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
理想的竞争
有人得益，无人受害（连机会损失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引进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所付出，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精力，也可能是时间。由于我们所付出的东西通常都有限，因此不可能什么事都做，那么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能用做这个事的时间，金钱或者精力去做其它事情。我们常常把做这个事情的代价或成本认为是我们为了这个事情而付出的东西本身，例如时间，金钱和精力等。但是经济学却不这样看。经济学认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用这些资源干点什么，你把这些资源投入一件事当中，最终损失的是做别的事给你带来的好处。你花掉一元钱买肉，你就不能用它来买菜或买米。但是，一元钱能买的东西不可胜计，我们不能说你为了一元钱的肉付出的代价是一元钱的菜加上一元钱的米再加上……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买东西了，因为付出的代价等于无穷大。那么这个一元钱的肉的代价是什么呢？只能是一元钱的别的东西。是除了肉之外的一切东西中你最想买的那一件值一元钱的东西。如果你做一件事，你付出的代价是为了做这个事情而不能做的一切别的事情当中对你好处最大或者你最想做的那个事。这个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你可以把它叫做机会成本，也可以叫做机会损失。在竞争当中，运动员们都想争取拿冠军，拿到的，机会成本等于亚军，他的所得大于机会成本，我们说他有"利润"。其他的实力相当的运动员只拿到亚军或以下，他们的机会成本都是冠军，都蒙受了"亏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任何竞争，都不可能做到没有机会成本，总是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因此，连机会损失也没有的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性的。什么叫理想，至少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不现实。理想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但是就像夸父逐日，在地上跑的人是不可能跑到天上的太阳里头去的。你只能在想象中进入你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没有机会达到的。不信？问问你自己，一辈子到底实现了几个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事情？娶了或者嫁了你的梦中情人？考上了重点中学？获得了诺贝尔奖？中了六合彩头奖？……手刃你的仇人？！不过一旦理想成为现实，你可能会发现那恐怕是一场噩梦：梦中女神可能是真正的泼妇（白马王子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花公子）……重点中学就像少年劳改营，繁重的功课，横眉立目的老师，苛刻的校规，冷嘲热讽的同学……奖金没有到手，打秋风的已经把你的财产扫荡了若干遍……，最后你会问自己：难道这些就是我苦苦追求的"理想"？！
因此，理想就让它停留在虚无飘渺之中好了，可以追求，但不用过分刻意追求，尤其不要走火入魔。有些西方人认为，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造成的，好像十字军东征、文化大革命之类，始作俑者开始都抱着自以为崇高伟大的理想发难，最终带来的都是苦难和幻灭。
现实生活中的"好的"竞争是积极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有人得益，无人受害（有机会损失，无绝对损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制订的原则）。什么是绝对损失？在这里，我们指竞争的结果使参加竞争的人的状况比较没有参加竞争前有绝对的恶化。举例说，一个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前的身体素质比较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强，如果体育比赛的规则没有对他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结果体育竞争的结果使他的身体素质下降到一般人的水平之下甚至伤残，这个就是他所蒙受的绝对损失。一个好的体育竞赛的规则的评定标准，应该是在允许运动员蒙受机会损失的同时，蒙受绝对损失的机会趋于０。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都要付出比其他人要多的辛苦和努力，牺牲自己的休息合作其他事情的机会去训练，最后可能因为拿不到金牌而蒙受机会成本大于所得的"亏损"，但是身体素质绝对比较不参加训练和比赛要有所提高。像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重在参与"，不是说名次不重要，而是说即使拿不到希望的名次，参与本身也是值得的。
什么叫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占有的某种东西越多，再多给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越来越少。比方说一个中学生从暑期工中赚到了一百元，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获得自己的劳动收入，这时的心情可能是他在若干年之后，每个月支取几千元工资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每个月有几千元收入时，可能多个一百元或者少个一百元他已经不在乎，甚至懒得去打听原因。１０元钱给一个打工妹，她可能可以解决了一天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些钱拿给一个"大款"，大概支付不了他饭后的水果盘。
市场经济在生产方面是高效率的，因为它使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分配方面却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使产品流向最不需要的人那里，而不顾非常需要的人嗷嗷待哺。因此市场经济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来看，分配是缺乏效率的，不公平的。而平均主义在分配上确实是高效率的，但是牺牲了生产效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不能持久。
这里的公平原则，指的是在竞争中，各得其所，大家都得到了边际效用最大的东西。比如本世纪初登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是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人物，但是命运之神却叫他治理国家，他不胜其烦。后来为了自己心爱的辛普森妇人放弃了王位，当了温莎公爵。而继位的乔治六世却对于治国很感兴趣，当上国王以后领导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结果，爱美人的得到了美人，爱江山的得到了江山，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并不一定是大家得到了同样而且同量的东西才是公平。
比较积极的竞争略逊的是有益的竞争。在这种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仍然是运动员的例子，本来是大热门，可是骄傲自满，掉以轻心，被"黑马"击败，受到球迷的嘲讽。受到别人嘲讽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损害，但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教训，帮助自己在以后的比赛中提高水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如果这位运动员正确对待球迷的嘲讽，也可以从中受益。
中国足球是受到体育爱好者非议和嘲讽最多的项目，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甚至为此丢了饭碗，当然心理上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不过从中国足球事业的总体来看，这些人身攻击和心理伤害最终形成了发展中国足球运动的强大压力，使足球事业成为中国获得支持最多的运动项目，也使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成为收入最丰厚的体育工作者。当然这些进步是建立在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蒙受挫折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损失之上的。
较有益的竞争更次一点的是可以接受的竞争。在这个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当中的竞争，就是属于这个类型。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超过了以往的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是经济活动中的弱肉强食，使小生产纷纷破产，与能者上同时发生的是低能者下的无情事实，而大多数人都是"低能者"，所谓"能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另一方面它的分配制度是"劫贫济富"──在分配领域里是低效率的，与它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恰成对比。８０年代末，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到深圳教课，大受学生欢迎，学生请他吃饭，席间打开一瓶美酒。这位教授好奇地打听酒的价钱，学生不肯告诉他，只是一味敬酒，教授越发好奇，就向服务员打听。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唉！原来我一个教授辛苦一个月都挣不来半瓶酒呵！"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就是在大学里，一个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文学教授，可能收入远远不及一个初出茅庐但是拥有技术专利的大学毕业生呢！像马克思、贝多芬这些人类的精神巨匠，可以说贫穷潦倒都是他们早逝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创造的财富如果拿到拍卖行去，可以卖的多少钱？谁能说清楚？而他们确确实实"穷死了"！但是，我们在改革中还是要借助市场经济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同时，接受并在接受的同时改造其在分配领域里的低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仅长平一战就坑杀了４０万人，害人不可不谓荼毒，然而历史学家评论起来，仍然给予"功大于过"的评论。理由是，如果中国不统一，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的局面持续下来，人民的苦难更甚于统一战争，而且世世代代持续下去。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分裂的国家软弱无力，很可能保不住文明成果，象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一样，经历一段很长的文明中断。
更差的是得失相当的竞争，这个类型与可以接受的竞争的区别是得＝失。这个类型只是在理论上有意义，实际上很少有这么巧合的。
接下来的是消极的竞争，在这种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案例有：现代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敲个体户的"竹杠"，向企业勒索各种名目的"赞助"。这些行为，理由上都是分配的效率，但是代价是生产的效率以及竞争的失控，更何况随着失控而来的，往往是连分配的效率也没有，只是便宜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因此，在改革的今天，我们如果能自觉地抵制这个类型的竞争要求，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在道德上最糟糕的是应该反对的竞争。这个类型的竞争行为一无是处，完全是少数人罔顾全社会的利益行事的结果，失＞得，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例如以权谋私，贪官污吏，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之类。
这里强调一点，就是个人标准服从社会标准的原则。竞争本身的动机是自私的，不是利他的，因此很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最高的和终极的标准，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牺牲社会利益而坚持个人利益，这是在竞争活动中，消极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团体利益，或者说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样，会在竞争中带来同样的后果。在这个方面，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做出妥协，追求整体的最大利益。既然是妥协，就不可能是单边有利的方案。东方人强调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常常要求个人做出牺牲，但是很多时候个人的重大牺牲，换来的是集体和社会的微不足道的改善，这就不应该了。有很多报道，说某某杰出人物因为"工作需要"，妻子分娩、父母临终、儿子重病都可以"置之度外"，不愿请假，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多少"工作需要"可以超过那些个人或者家庭的头等大事，除非很多人的生命急等着你解救，否则还是去看看自己的亲人为好。
总的来说，判断一个竞争活动是否正义，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看它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利益大于损失，基本上就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当然，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好判断。好像努尔哈赤和丰臣秀吉都对本民族的统一和崛起做出了伟大贡献，在这一步都获得了世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当他们进攻明朝的时候，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努尔哈赤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永垂史册，而丰臣秀吉却被当成侵略者留下万世骂名，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入主中原，当中国皇帝，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运气不同，努尔哈赤遇到的明朝已经腐朽透顶，而丰臣秀吉遇到的明朝尚可一战。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被打伤之后，气死在兵营里，但是他的后人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如果他死后后金内乱，被明朝所灭亡，努尔哈赤岂不成了"乱臣贼子"，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了吗？相反，丰臣秀吉如果能够如愿以偿攻下朝鲜，占领中国，"定都温州"的话，不但自己当了中国皇帝，而且连带着还把朝鲜和日本变成了中国的两个省……，假如这两个假定在历史上成立了之后，那么努尔哈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要由丰臣秀吉来代替了，大家可能还要这样评价："丰臣秀吉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把朝鲜和日本两个省并入中国版图的伟大皇帝……"或者"叛乱分子努尔哈赤的野心……"但是，丰臣秀吉的野心在中朝联军的打击下失败了，不但他的中国皇帝梦泡了汤，就连日本的将军梦也完蛋了，最后还落得给人家满门抄斩。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例子，并没有什么冤枉的：成功了，一切牺牲和损失都可以弥补回来，失败了，一切都付诸东流，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成了浪费。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动机，强调"重在参与"，但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结果标准还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德国人有一句成语："Ｅｎｄｅｓ Ｇｕｔ，Ａｌｌｅｓ Ｇｕｔ．"--"结果好，一切好。"
5.自由、爱情、生命，你追求什么？
伟大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曾经给我们留下不朽名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段诗歌告诉我们，人生并非只有一个目标；几个最主要的目标之间常常会有冲突，也就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取舍。到底取什么？又舍什么呢？在具有充分可行性的时候，当然以效用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哪个目标更有价值，对我们更有用，我们就优先选择哪个。在可行性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不可行的目标，然后才能在可行的目标当中选择效用大的目标。
可行性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满足环境的限制条件，然后要满足实力的限制条件。
坊间有一种说法："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如果你不幸被这句话言中，那么应该恭喜你有个好孩子，但是奉劝你放弃已经成为别人老婆的"美人鱼"，抓稳自己老婆因为做家务而粗糙起来的"熊掌"。很显然，即使你本人具有充分的实力，无论是财也好，是才也好，都可以勾引别人的老婆，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环境不允许，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你最好把你喜欢的这样的女人变成你的"女神"，既然是"神"，你作为人是不能招惹的，歌颂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就是这样做的。但丁喜欢别人的老婆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的偶像变成了女神，并且为他的"女神"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杰作《神曲》。你可以好好学学他。
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实力的限制。看看比尔?盖茨吧，在个人方面，富甲天下，如果你有那么多财富，真是太棒了！不管是拿来行善积德还是留下自己享受都非常痛快；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在信息产业方面名垂千古，说不定以后人们会拿他当爱迪生崇拜呢！想不想试一试？听说可以开发一种生物计算机，一般地解解数学题，发个电子邮件什么的，灌碗米汤就够，玩三维动画游戏不够流畅？来喂它两勺牛奶！记得补钙，免得系统崩溃……喂！醒醒！电子学懂得多少？--正在学习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暂时搞不明白。--生物学懂了多少？--听说过生物还会放电，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原因？--你多大了？--才八二，不是二八。八十二？！来不及了！这就是实力的限制。为什么提到年龄？因为实力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而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别的是在和你的竞争对手的实力变化相比较中发生变化的。如果你今年１５岁，奋斗２０年，可能真的来得及发明生物计算机。但是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奋斗１０年就可以成功，你最好放弃，免得到时候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
当我们排除了不可行的目标之后，剩下的目标仍然太多，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分类和排列次序。
我们在竞争当中争夺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身就具有效用的目标，我们称之为价值目标。夺取这些目标，可以满足我们某些方面的欲望。例如裴多菲提到的生命、爱情、和自由，各自都可以满足诗人某些方面的欲望--生存的欲望、爱和被爱的欲望、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欲望。当然，对于这些目标而言，排序的标准也很简单：根据效用的大小进行排序。浪漫的诗人裴多菲的标准是：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第三。通常老百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排序恰好相反：先活下来、再能够传宗接代、最后才考虑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老百姓显然觉得，生命是其他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了生命，则爱情也就没有了依托和意义，自由自在对于死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不可能有比死更大的"解脱"了。
这里我们实际上就带出了第二类目标：目标本身的效用是为我们夺取价值目标创造条件或者提供条件，除此之外，这类目标所拥有的其他的效用是不被我们重视的。由于这一类目标通常不是竞争的终点，只是竞争的目标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竞争者在夺取这一类目标之后，不会自动停止竞争行为。这种为了获得价值目标提供条件和前提的竞争目标，是由价值目标派生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派生目标"。
当然，有的目标同时具备价值目标和派生目标的特点，例如前面提到的生命，本身就具有效用，但是又是其他效用得以实现的前提。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无所谓心理活动，其他一切效用都无从谈起。
由于派生目标是价值目标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如何获得派生目标，而不是先考虑价值目标本身。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追求价值目标，由于条件不具备，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例如裴多菲很重视的爱情目标怎样获得呢？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了一个姑娘，他可以直接向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意。女孩子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这要看小伙子"配不配"。通常是"不配"，因为小伙子总是想追求最好的姑娘，也就是他自己"配不上"的那位，他"配得上"的还不爱追呢。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死缠滥打地纠缠下去，也有可能使姑娘动心："想不到爱一个人能够爱到这个份儿上，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如此爱恋，也该知足了……"但是多数情况是令人反感，如果姑娘缺乏修养的话，还可能受到一番羞辱。怎么办？最好的做法是提高自己，使自己"配得上"姑娘。他可以去学习，让自己更有才华--才子和佳人是公认的"天仙配"；也可以去赚钱，听说原始社会的男性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往往喜欢展露强壮的肌肉，暗示自己有本事"养得起"女人和孩子，有了钱，可以表现自己的本事，也有了实际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名扬四海，实行"名牌战略"……总之，如果自己追求的女孩子觉得自己"配得上"她，不需要太费力去追求，"意思意思"就可以得到芳心了。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所有书中的女孩子都觉得是最"配得上"的小伙子，因此他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喜欢任何女孩子而不用担心被人拒绝，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好的运气，因此爱情成了永恒的主题--得不到的东西才稀罕。
在战略上，没有必要隐瞒价值目标，但是通常需要隐瞒派生目标。怎么隐瞒？声东击西是一种示假隐真的方法，在东边咋咋呼呼，在西边动手动脚。还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是类似的计谋，表面上大张旗鼓要走一条路，暗地里却悄悄走另外一条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开始担心项羽会进攻汉中，就把联系关中平原和汉中的栈道烧掉了。当东方的齐国开始叛乱反抗楚霸王的时候，刘邦在韩信的鼓舞下，决定进攻关中平原。但是楚霸王安排了章邯等三个秦国的降将镇守关中，此三人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宿将，不好对付。韩信表面上大张旗鼓地重修栈道，暗地里却选精兵强将从陈仓小道出击，偷袭敌军，很快突破敌人防御，占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前面的是派生目标的隐瞒。相对而言，派生目标比较多，选择的余地很大，因此比较容易隐瞒。价值目标就不同了，价值目标很明显，而且数量有限，不容易隐瞒，可是还真是有人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价值目标。越王勾践就是难得的例子。一个被俘虏的亡国之君，自然而然的战略目标就是复辟自己的政权，恢复自己的国家，然后报仇雪恨。这在伍子胥看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他千方百计要把越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夫差开始也这么想，后来受到沽名钓誉的诱惑，想表现自己的仁慈大度，就留了勾践活口，给了勾践施展阴谋诡计的条件。勾践忍气吞声，曲意逢迎，讨好夫差，收买伯丕，甚至于尝夫差的粪便这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恢复了越国，最后灭亡吴国，逼死了夫差。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也会隐瞒自己的价值目标。最常见的是自己的恋爱对象不想让别人知道，不过动机却比较简单，主要是怕丢人。恋爱是一种竞争活动，世界上不只你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你所喜欢的对象有很多选择。你必须战胜所有的追求者，证明你是最佳人选。只有很少的人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恋爱对象，除了尊重恋爱对象本人的意愿之外，自己不想在万一被拒绝的情况下丢脸是最普遍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