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曲线的短和直线的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会在竞争的过程中发生不断转化的。本来，可能直线确实是短，正因为大家都看到它短，所以大家都想取捷径而选择了自己意味的直线战略，但是人多路窄，直线道路很快就水泄不通了，这时短就变成了长。而曲线道路则相反，正因为大家都以为它长，不可取，所以走的人很少，当人们拥挤在直线道路上的时候，曲线道路就成了康庄大道，变成了捷径了。直路如果拥挤还不如弯路通畅来得快，会开车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界曾经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有少数企业发现了一些冷僻的"死角"当中蕴含的商机，抓住了加以开发，获得了成功，其他的企业也随之而来。当大家的产品一同上市的时候，惨烈的价格战迅速展开，经过几轮"大出血"、"跳楼价"之后，商场上惨不忍睹：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奄奄一息的商人，那里还有几个躲在床底下--逃债嘛。这就是直路变弯路的例子，在金融风暴过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
最后，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于，战术是短期行为，短期内竞争双方的实力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竞争的各种环境要素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人们在计划战术行动的时候，可以在基本静态的模式中思维，但是战略指导全局和长期的竞争活动，双方的实力，实力的各个要素，实力的质量和数量，环境的诸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短期内的直线在长期当中可能变成曲线，曲线也可能变成直线。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道理。这里的"东风"，可能是环境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诸葛亮的东风是自然的结果，作为竞争者来说，只能耐心等待。在奠边府战役的初期，越南军队曾经穿过深山老林"直取"敌人要塞，由于没有大炮支援，伤亡惨重，败退下来。后来根据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越南军队清理奠边府周围的丛林，开辟大炮的通路，终于在大炮的支援下，攻克了法国人精心构筑的要塞。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需要努力＋耐心。一旦条件具备，原来的曲线就会变成直线，而一旦条件改变，原来的直线也会变成曲线。人们习惯于根据眼前的事情来静态地预测将来，根据局部的情况估计全局，这样，就产生了战略思维上的"盲区"，正好给高明的战略家加以利用。
朱元璋打天下，请朱升出主意。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当时在长江下游平原地带，诸侯纷起，战乱频繁，当务之急是生存。在战乱的平原地带要想生存下来，在古代的条件下，只有高筑墙，建立城市防御工事。城市的防御建立起来之后，工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样，税收就有了来源。依托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可以控制起来，农村的治安恢复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平原地带粮食生产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农民安居乐业，粮食积累多，兵源就有保障。在甲兵强盛，深沟高垒完备之前，不要急于称王称帝，免得招惹诸侯的攻击。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就象打仗的时候匍匐前进一样，不容易挨枪子儿。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借鉴了朱升的意见，把我们国家的战略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体国策还是这个战略的延伸，是它的修正版：在今天的条件下"深挖洞"就不必了，因为高科技时代的国防不能依靠防空洞，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藏是藏不住的。"但是加强国防的指导思想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是死抠字眼，这个意思还可以照单全收。"广积粮"也太老土，那是自然经济的观念，君不见香港虽然没有寸土种田产粮食，但是世界上从来闹粮食危机都没有香港的份，最要紧的是香港人钱多，不怕没地方买粮食。中国那么大，打起仗来想包围我们，困死我们，饿死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钱，世界上土地多的国家的农民们会抢着为我们种田呢！卡特是农民出身的美国总统，当年跟苏联过不去，想出了农民最损的一招：饿死那XXXX的！就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结果其他全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农民都欢天喜地，就是把美国农民活活气死：以为你是农民出身的总统，会为我们农民着想，谁知道把我们坑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最大的顾客叫你赶跑了！接下来我们也把你赶跑吧！失去农民支持的卡特总统终于在大选中失败。继任的里根总统虽然咬牙切齿地骂苏联是"邪恶帝国"，另一方面却主动地把面包奉献给"魔鬼"--宣布完全取消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国家，１２亿多人口，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田地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一定要给外国农民机会挣钱。如果我们的钱多，就不怕别人挣--所有挣回来的钱都是为了要让别人挣回去，不是吗？既然美国农民想挣我们的粮食钱，我们为什么不拿挣他们的汗衫钱来支付给他们？北朝鲜之所以发生饥荒，不是因为有哪个国家封锁，而是因为没有钱进口粮食。因此"广积粮"也就因该改成"多挣钱"，或者说"四个现代化"。至于最后一句"不称霸"就不用改了，现在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加入ＷＴＯ方面，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方面，都符合贫穷落后这个不光彩的标准，就算再过２０年，中国真正达到那时的国际的"小康"标准（今天我们达到的"小康标准"是"中国特色"的标准。所谓"小康"通常是指中等富裕程度，我们今天的中等富裕程度显然比发达国家的中等富裕程度差得远去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小康"大体应该在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也绝对不应该猖狂到称霸的地步[11]。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暴发户忍不住猖狂起来，结果给美国佬在背后"阴"了一下，三兄弟一起栽了跟头。萨达姆的遭遇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方面，蒋介石就缺乏朱升这样的战略眼光。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仅仅从发动内战的时机来看，重庆谈判后，其实和平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西南大后方，日本投降后，急急忙忙抢占的都是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这些地方如果在经济恢复之后，可以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丰富的财源，但是眼下需要时间来恢复治安，收拾民心，不宜轻启战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活跃在敌人后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生产都有稳固的基础，对于战争的支援不成问题。迅速开战，国民党的新占领区全部变成了包袱：吸收了大批机动部队转入城市治安和要地防御，造成前线兵力不足，政权建设缺乏基础，经济建设来不及恢复，不但不能提供财政收入，反而造成混乱。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国民党独有，共产党在刚刚接收东北之后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一进攻，共产党就节节败退。惨烈的四平保卫战失利，说明当时我军并不是不想坚守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而是实在守不住。《智取威虎山》就是反映了后来我军在东北剿匪，恢复和维护社会治安，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的历史的文艺作品。[12]美国特使马歇尔曾经估计到这种前景，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开战在财政上最多只能维持６个月，战争如果超过６个月，经济就要崩溃，仗当然也没法打下去了。因此，他打算让蒋介石和共产党玩"民主牌"，争取国际国内支持，拖延时间，利用拖延的来的这段时间巩固新占领区，恢复经济，整军备战。为了防止共产党得到大城市和工业区这张和平发展的王牌，他还敦促蒋介石不管在军事上是否有利，应该尽全力抢占全国主要的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尤其是抢占东北的主要大城市和工业区。等到经济恢复，政权巩固之后，发动战争的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可是蒋介石独裁惯了，吞不下"民主"这颗美国"药丸"，哪怕是假的，也吞不下去。最后把他的西洋"朱升"赶回了老家，发动了全面内战。其实马歇尔并不是不愿帮忙，他是真心想搞垮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希望和平，而没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美国政治家就是很想，也不可能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要想得到美国选民的认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演几场美国式的民主闹剧。闹剧演不成，自然美国佬也不付款给蒋介石买飞机大炮，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支持实际上很少，和后来对于小小的南朝鲜和南越政府的支持相比，可以说基本上是持超然的态度。现在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凡是反映国共战争的题材，国民党军队似乎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的坦克机械化纵队，赛过７０年代的解放军。其实从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纪录片来看，胡宗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装备和军容，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好像和红军甚至北洋军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大盖帽，打绑腿，扛一条步枪的水平。黄维兵团干了一件中国军事史上很出名的奢侈勾当：用８００辆汽车埋到土里，埋没到轮子，形成一条所谓的"汽车防线"，阻挡我军进攻。后来这条"汽车防线"的照片被很多反映淮海战役的书籍引用。其实对于一个１０多万人的兵团来说，８００辆汽车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军的汽车拥有量就不止１０００辆。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敌人投入２个步兵师，其中一个还是韩国师（后来美国佬给打怕了，换上韩国部队，最后变成了两个韩国师），支援的炮火达到每天２４万发大口径炮弹落到我军阵地上的地步，有的时候甚至达到３０万发的水平，显然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没有这么强大的火力支援，而这三大战役当中，国民党在每个战役中投入的兵力都在５０万人以上，几十个师。根据杜聿明的回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大骂锦西和葫芦岛的蒋军将领救援锦州不力时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看官留意，锦州守敌十五万已被全歼，加上塔山和其它战场的损失，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损失兵力已有二十万之众，蒋介石不心痛，反而在乎重庆号巡洋舰主炮打出的二十发炮弹，除了说明蒋介石已经六神无主，语无伦次之外，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操心起几十发炮弹的窘境。而在朝鲜战场上，按照李奇微本人的说法，他要求美国政府装备南韩的军队达到火力和美国军队相当的水平，但是显然美国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这和朝鲜战争中对南朝鲜军队的支持完全不一样。根据我军发表的资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７１８，４７７人，缴获坦克２４５辆，缴获汽车５，２５６辆，缴获火炮４，０３７门，缴获敌机１１架；而在解放战争当中，相应的数字分别为：歼敌８，０７１，３５０人，缴获敌人坦克６２２辆，汽车２２，０１２辆，火炮５４，４３０门，飞机１８９架。我们四舍五入，取个大约数字：歼敌７２万，缴获坦克２５０辆，比较一下，歼敌８００万，缴获坦克６００辆。如果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达到朝鲜战争的水平，我军应该在解放战争中缴获敌人坦克在３，０００辆左右才对，实际上只是五分之一略强。而且解放战争的结局是彻底胜利，而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平手，解放战争的缴获应该在比例上大大高过朝鲜战争才合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解放战争的统计，基本上没有击毁击伤敌人装备的数字，而抗美援朝的统计就比较详细。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部队对于击毁击伤敌人装备这件事情不重视，干脆不统计，而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的装备优势太大了，部队自然就重视摧毁敌人装备了。
蒋介石后来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军队在东北被解放军三面包围，只有锦州一条退路，他气得大骂："马歇尔害死人！"其实是他自己战略失误：如果要速战速决，就不必急于抢东北，只要占领山海关到锦州，切断东北和内地的联系，先解决关内，然后再全力进攻东北。毛泽东当年把这种前景当成内战的最坏打算，他说只要保住了东北，即使全国其他解放区都失陷，中国革命也有希望。马歇尔并不是主张速战速决，因此他当然要求蒋介是尽量抢占经济潜力大的地区，增加经济实力，扩大税收的来源。蒋介石如果要急于动手，就不应该听马歇尔的，如果要听马歇尔的主意，就不要乱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军"之类的胡话，现在不动手，三年之后见分晓的战略方案才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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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一段时间，有人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可不可以说"不"的讨论。我觉得中国人大可不必讨论如此可笑的问题。
谁会说"不"？有一个弱女子被烂仔非礼，如果还有一点儿自尊，那么就说："不！"如果已经没有了自尊，就说："不嘛！人家……"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多年。美国现在虽然已经撤出大部分占领军，但是仍然不时"非礼"日本。日本人一贯心情不好，老说："不嘛！"最近有些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国家这样做太不像话，于是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主张以后不要对美国佬的非礼半推半就，对"米国"说话要去掉"嘛"，只说"不！"这就是"可以说'不'"这个议题的由来。
试问１９４９年以来，谁敢"非礼"中国呢？美国吗？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一想起中国下腹部就隐隐作痛；苏联吗？在珍宝岛打掉的牙齿连吞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愣是让中国人捡了便宜；至于周围那些不懂事的小混混，就不用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从来就是铮铮硬汉，并没有像日本似的被人家"非礼"，欺负了半个世纪。最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挨了几颗导弹，大家也回敬了美国佬几颗石弹，砸了他在北京的大使馆，后来还逼着他不断道歉、赔偿。比比日本，美国军舰驻扎在皇宫门口，被人家占领冲绳，半夜还给美国大兵进屋强奸女学生，不是给人"非礼"是什么？当然应该说"不"。中国用得着说"不"吗？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一直打得人家连妈都不认得，是需要说"不"的小娘子吗？问问人家老外，觉得你有那么"楚楚可怜"吗？至于说"不"吗？个个都说你"中国威胁论"。再说了，就算想对美国人表示一下男子汉气魄，也不至于窝囊到去拾日本人的牙秽吧？
[12]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立足未稳就丢失江山的战争，一个是淝水之战，一个是昆阳之战。淝水之战是符坚在北方新统一的地区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发动的统一全国的战争，９０万大军一朝战败，整个局面面目全非，江山迅速易手。昆阳之战是王莽篡汉之后，全国局面还没有稳定时爆发的战争，一朝战败，全局崩溃。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迅速退回北方，实际上是明智之举，不过当初勉强南征付出的代价，使得他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统一中国的抱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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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经典研究："战略之父"与战略失误。
汉尼拔是西方古代最负盛名的军事家，他以寡敌众，横行敌后１６年，屡战屡胜，威震敌胆，被西方军事学界誉为"战略之父"。但是，"战略之父"的失败正是在战略之上。依笔者的看法，汉尼拔和拿破仑、楚霸王项羽一样，都是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很有天份的伟人，输在运气不佳：自己的失误未必很大，但却是致命的；对手的失误未必很小，但却不是致命的。
公元前２２１年汉尼拔接掌迦太基西班牙驻军的军权时，年仅２８岁。他花了两年时间，彻底征服了西班牙地区反抗迦太基的各个部落和城邦。到第三年，即公元２１８年５月，他率８万７千大军由陆路远征罗马。这年冬天，他击败罗马军队的阻挠，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到这里为止，虽然表面上他出其不意，取得了战略和战役上的巨大胜利，但是也许是年纪尚轻之故，把绝大部分导致他后来败亡的错误都犯完了：
⑴、庙算不胜。
迦太基国家没有战斗意志，对于汉尼拔的远征持袖手旁观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对汉尼拔提供过任何有效的支援。汉尼拔实际上是迦太基国内的一个军阀，因此他用来对抗罗马的力量只有比利牛斯半岛上他控制的地盘的力量，而不是迦太基全国的力量，因此进攻罗马是以卵击石。
⑵、没有建设好稳固的后方。
汉尼拔既然是迦太基的驻西班牙军阀，在他远征之前，应该全力建设好西班牙这个战略后方基地。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这样做，以至后来罗马人很快就把西班牙攻下了。他的主要问题是在西班牙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军事指挥权，而是留下互不统属的三个统帅，后来被罗马人各个击破。
⑶、没有拔除敌人的前进基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从西班牙经陆路进攻罗马，必然要经过今天的法国南部的马赛一带，当时叫马西利亚，是罗马人在高卢地区建立的一个行省。汉尼拔在进军罗马的途中没有占领马西利亚，为后来罗马人反攻西班牙留下了跳板，也使西班牙很难发挥战略后方的作用。在汉尼拔纵横意大利１６年的岁月里，来自西班牙的援军只有他弟弟哈斯德路巴的失败的一次，可见他的后方并不通畅。进入意大利以后，汉尼拔没有试图在波河平原的山南高卢建立据点，而是深入到南意大利，也是因为在山南高卢因为马西利亚之故，无法获得西班牙支援，不得不到南意大利以接近迦太基本土。在这里，马西利亚发挥了马耳他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北非战局的战略性作用，把一支百战百胜的钢铁之师的后方切断，最后困死了这支军队。
如果汉尼拔用他带出西班牙的８万７千大军攻下马西利亚，罗马人的反应很可能是派大军反攻。汉尼拔以逸待劳，可以稳操胜券。后来，罗马人在坎尼战役中投入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支野战军，根据记载，大约只有８万３千人左右。在坎尼战役时，汉尼拔已经屡战屡胜，并且深入意大利腹地，罗马倾国之力，也不过这点兵力。根据常识，人们不会用比对付心腹之患更大的力气来对付肘腋之患，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的军队总数不大于８万人，加上当地驻军和同盟国军队，顶多在兵力上与汉尼拔相当。根据汉尼拔在后来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将才，可以认为，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成功的概率很小。罗马人在马西利亚既不能取胜，接下来的战略可能是不断反攻，并且巩固山南高卢。汉尼拔在控制马西利亚之后，进仍然可以进攻意大利，退亦可保住马西利亚及西班牙。符合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形。
假如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失败，汉尼拔进攻山南高卢亦失败，僵持局面形成，则可能：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西班牙。因为罗马人拥有海上霸权，这是很可能的事。
考虑到历史上，罗马人在马西利亚基地的支援下反攻西班牙开始曾经一度滨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两个主帅双双战死这样的实际，估计在没有马西利亚的情况下形势会更加恶劣。即使出现罗马人占优势的形势，将主力集结在马西利亚的汉尼拔也可以及时回救驰援，不至于象历史实际那样在意大利眼睁睁看着老巢西班牙落入自己的手下败将之手。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迦太基。
因为汉尼拔实际上是西班牙军阀，因此迦太基本土的得失对于他的关系是不大的。相反，迦太基被卷入战争，或多或少都可以消耗罗马人的战争资源。不管迦太基战胜还是战败，对汉尼拔都有益无害，至少比历史实际中迦太基人对汉尼拔远征始终抱袖手旁观的态度强。
其他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有：
罗马人控制山南高卢失败，汉尼拔顺利进军北意大利；
迦太基本土出兵参战，反攻西西里或者南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山南高卢诸部起兵反抗罗马；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诸城市起兵反抗罗马；
西班牙或马西利亚土著起兵反抗汉尼拔；
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
马其顿国王进攻罗马。
所有这些事件中，只有西班牙或马西利亚的动乱，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两类事情对汉尼拔有真正的妨碍，其他都是对他有利的。可见，先攻马西利亚之有利有理。
⑷、没有从海路进军。
汉尼拔既没有攻马西利亚，就应该从海上迂回到北意大利登陆，而不应该经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根据记载，汉尼拔到波河平原时，大军只剩下２万６千人。军队减员巨大的原因有：
因为给养而裁员，估计有１万７千人左右；
留守西班牙的驻军，估计有１万１千人左右；
扣除上述正常减员，在征途中减员人数高达３万４千人。在古代的条件下，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沿途土著的袭扰，陆路行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走海路，除了遇上大风暴外，一般损失比较小。迦太基本来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被罗马人夺取，但航海经验和舰队还是存在的。在古代的条件，舰船的速度、续航力和搜索范围及其有限，以汉尼拔进军罗马的国际形势，罗马人不可能不在迦太基所在的北非布置强大的海军主力，而把海军主力放在高卢附近。因此，汉尼拔从海上运兵突然在北部意大利登陆的客观条件还是存在的。当然，由于汉尼拔的舰队规模所限，可能一次运输的兵力有限，但是至少不少于３万人，因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军队本来就是从北非海运到西班牙的。如果剩下的兵力强大，由于罗马人的海军北上而无法继续经海路进军，也可以经陆路攻击马西利亚，打通支援远征军的通道。
汉尼拔之所以把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建立在南部，一方面是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另外可能也希望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比较西班牙更多的援助。结果事实证明他失算了，迦太基没有给他一兵一卒的增援，由于他远在半岛南部，西班牙来的援军在穿过敌国的领土时被歼灭了。
２、通讯的失败：
哈斯德路巴――用骑兵明码传递行军路线情报，结果全军遇伏覆灭。
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路巴能够统帅２万人到达意大利北部，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中的缘故，根据汉尼拔的经验，在半路必定已经损失惨重，但也不失为证明哈斯德路巴统兵才能的证明。可惜他犯了明码通讯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进军路线和计划写成文书，派通信兵穿过敌国送给汉尼拔，可惜半路被罗马人截获，导致自己被伏击，全军覆没。
马其顿国王腓力――派人传递盟约被截。
汉尼拔在无法从西班牙和迦太基获得援助的同时，试图向马其顿国王腓力求救，建立军事同盟。但是汉尼拔派回的使者被罗马人俘虏，致使联盟功败垂成。后来马其顿终于没有攻击意大利。是因为罗马人在海上加强防备，同时挑动马其顿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共同攻击腓力的结果。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根据地，与腓力的通讯和军事合作可以通过达尔马提亚，经波河下游进行。
３、为汉尼拔设计战略：
⑴、占领马西利亚，使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陆路交通保持畅顺；
⑵、扫清从西班牙到山南高卢的罗马势力，在山南高卢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⑶、联合马其顿国王腓力，从东面海上进攻意大利，并经波河下游沿亚平宁半岛东岸进攻罗马；
⑷、联合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和撒丁岛，得手后在南意大利登陆；
⑸、在上述战略包围完成后，三支盟军主力进军到罗马城附近与罗马军队决战；
⑹、围攻罗马。
历史实际当中，汉尼拔曾经率领８万７千大军离开西班牙，而罗马人在坎尼调集的最大的一支部队不过８-９万人，而且不是汉尼拔对手，由此可以证明⑴、⑵两个战略步骤是可行的。在历史实际上，汉尼拔确实从山南高卢得到了大量援助，使他得以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损失中恢复元气，并且多次击败罗马人。可惜他因为高卢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所能提供的援助有限，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无法从西班牙获得援助，不得不进入南意大利，试图依靠那里的富裕的城邦，并且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援助。
马其顿国王腓力曾经派使者要求与汉尼拔结盟，并且实际进攻了罗马在希腊地区的盟国。由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腓力没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前进基地，并且与腓力取得陆路联系，马其顿积极参加反对罗马的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虽然没有直接支援汉尼拔，但是却趁罗马人进攻西班牙时进入了西班牙。由于没有与汉尼拔留下的军队取得协调，因此被罗马人各个击破。迦太基的军队还策动叙拉古反叛罗马，并且在西西里展开了与罗马军队的长期战争。
如果罗马人没有马西利亚作为跳板，直接入侵西班牙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即使入侵了，并且击败了留守的汉尼拔军队，汉尼拔经马西利亚回援并全歼入侵的罗马军队也容易的多。迦太基本土就没有借口向西班牙派兵。如果汉尼拔完成了战略的⑴、⑵步骤，吸引了罗马的主力北上，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萨丁、科西嘉诸岛进而登陆南意大利都会是十分诱人的选择。
至此，本战略⑴、⑵、⑶、⑷步骤均可完成，⑸、⑹是战局推移的必然，无需证明。
7.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可是有多少共产党员可以说得出《毛泽东选集》里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是竞争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的意思推论到普遍的竞争活动当中去：谁是我们的对手，谁是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是竞争的首要问题，当然也就是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中国革命的敌友，但是我们从事的很多类型的竞争活动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确定一般竞争对手和同盟者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毛泽东的专门用于指导革命斗争方法，不过道理是类似的。
有两个判断竞争对手和盟友的标准：目标和实力。
先看目标：凡是对于我们追求的目标抱有同样欲望的个人或者团体，都是我们潜在的竞争对手。做生意的人常说：同行是冤家，就是这个道理。你的顾客人数有限，每个顾客不可能不吃饭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你的货，因此你可以做的生意就是顾客的人数乘上每个人能够花在购买你的产品上的钱，如果顾客的人数和价格水平都不变的话，对于你的商品的购买力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如果别人做和你一样的生意，必然要瓜分有限的市场，不管人家瓜分掉多少，人家做成功一笔就是一笔，这一笔生意的利润就没有你的份了。因此说，"同行是冤家"。不过，我要告诉你，不同行不一定就不是冤家：香港发生禽流感，卖肉的和卖鱼的生意红火起来了--为什么？肉和鱼是家禽的替代品，如果因为家禽有病不敢消费，消费者自然要多消费肉和鱼。所以，平时卖家禽的人采取任何促销措施，例如降价、赠送小礼品之类，都会抢走卖肉的和卖鱼的人的生意，我们说他们之间也是竞争对手。
相反，凡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个人或者组织，都是我们的潜在盟友。比如卖汽车的人就是卖汽油的人的盟友，汽车卖得越多，汽油的需求量就越大，卖汽油的人就日子好过。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普遍化，帮助我们判断竞争当中的对手和盟友。这个原理叫交叉弹性。交叉弹性的公式是这样的：
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产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一般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降价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而涨价则恰恰相反，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于商人来说，需求量增加总是一件好事，但是降价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如果别人降价，你的需求量增加，岂不是喜事一桩？你的需求量的变化和他的需求量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那么你们就是同盟者。分母减少，分子增加，分数应该取负值。也就是说，交叉弹性系数如果是负数，你们就是盟友。
反过来说，别人产品降价，拖累到你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显然你下降的需求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变成了他增加的需求量。你的需求量的变动方向和他的需求量变动的方向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因此，你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你的对手牺牲你的利益来增进他的利益。
简单一点，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的目标的行动都会妨碍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倒霉的，他是你的竞争对手；反之，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目标的行动都会帮助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好，他是你的竞争盟友。
从这一点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我们的交叉弹性的方法是一致的：剥削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状况，就要强化剥削制度，增加剥削，这样就侵犯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在革命这种竞争活动中，竞争对手就叫做阶级敌人。所有被剥削阶级的解放道路都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他们之间就是朋友，是盟友。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交叉弹性公式改成以下的样子：
自己在竞争当中获得的标的物数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投入实力量变动的百分比）
前面公式分母中的价格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实力要素成本的指标，成本低的企业可以把东西卖的便宜，因此可以抢到比较多的市场份额。在这个公式当中，我们改成了投入实力量的指标。因为价格作为企业投入降低成本的实力量的指标的表现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即你为了降低成本而下的功夫越多，你的成本，从而你可以接受的价格就越少，为了和前面的需求量的价格交叉弹性的公式相吻合，我们令分母为负数。
但是，仅仅有交叉弹性的方法，还不能够精确地确定我们的竞争对手和盟友。"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长大成人了，该嫁人了。看上了一个"白马王子"，再看看周围：怎么，满世界竟然有一半都是女人！如果她任性起来，再嚣张起来，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殃？等等，那里来了一个女人，"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硬朗呵？""哪里，人过七十，一年不如一年啦！"听听，这位像是抢你"白马王子"的人选吗？哦，这里过来了一个女人，嘴里还塞着奶嘴呢？长大以后可能是个绝色美人，准没错！不过到那时我的"白马王子"就和廉颇当年一样，已经到了吃一餐饭就上三次卫生间的岁数了。
这就是实力的标准。想跟我抢？凭什么？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就说，某某人"不是对手"，因为他根本不能对你构成任何威胁。同样，太差劲的人也不应该成为盟友，因为帮不上忙还不算，很可能会拖累你。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竞争的"全息原理"，要解决一个弱小的对手，并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多少有那么些实力；其次，以强凌弱，总是"失道寡助"，社会自然同情弱者，对强者群起而攻之。很多人就是这样，吃柿子拣软的掐，以为容易得手，结果失败的很惨：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费了很大劲，即使赢了，也赢得不光彩，赢得不值（不划算）。何必呢？大企业跟小企业打价格战，几乎总是大企业吃亏。小企业降价，损失一点点，大企业降价，损失一大片。大企业如果想靠降价把小企业挤垮，可能付出的代价比小企业的全部资产本身的市场价值还大。
如果在失控的竞争活动里面，比如说战争，你可以干脆利落地把弱小的对手"干掉"，消灭他的实力，甚至生命，就像美国人打格林纳达、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将军一样。在受控的竞争里面，讲明是不能破坏对手实力的。假设单位里的一位同事"阴"了你一把，把本来应该属于你的职位给抢了，就算你恨得牙痒痒，也不能动手打人。由于不能直接消灭对手的实力，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军事斗争的原则就要做一些修改，不能够到处都把消灭小的竞争者作为加强自己的办法。我们在前面把受控制的竞争和失控的竞争加以区别，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竞争中的战略原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最经常引起人们误解的就是消灭对手实力的军事原则不能用在受到控制的竞争里面，但是很多人在很多本应该属于受控竞争的情况之下都滥用了这个原则，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
在受到控制的竞争活动当中，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破坏对手的实力，因此对于小的竞争者下大力气去围剿，却又剿而不灭，甚至惹出一身麻烦，就很不值得。我们对他们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当他是透明的，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或者就收编他，使他化敌为友，成为自己人。所以，西方的企业界时兴收购企业，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把竞争对手转化。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惹上的麻烦，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他打垮网景公司，犯了众怒。当年网景公司的老板曾经出价１０亿零１块美元，愿意卖给比尔?盖茨，但是他嫌贵，不愿买。后来网景发达了，比尔?盖茨付出了几百亿美元（包括本来可以卖钱的ＩＥ浏览器，白送给顾客，卷入官司的花费，原来盟友的倒戈，业内的抵制和反感带来的损失等等）的代价，穷追猛打，网景公司倒是一蹶不振了，但是微软也没有讨着什么便宜，如果官司最终以宰割微软结局，比尔?盖茨算是碰上了他的滑铁卢了。想当初，花个１０亿多点不就干手净脚解决掉的竞争对手，何以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真是的，现在搞到辞去第一把手的职务，转入"地下""垂帘听政"进行幕后指挥的地步，何苦呢？和他同名的另一个比尔--克林顿就成熟的多，虽然惹上了莱温斯基案，但是他没有像中国的黑社会大佬惯常所做的那样，雇个杀手"解决"有关的人物，而是选择了勤奋工作，修补家庭关系的策略，最后闹了半天，他的对手也没有把他搞垮。相比之下，不少第三世界的政治领导人都有涉嫌谋杀政敌的丑闻，手段就太过于低劣了。
那么，对于那些太强大，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当作现实的对手甚至是主要对手呢？未必。虽然人类历史上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不过弱者挑战太强者终究是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以挑战比我们强大一些的对手，但是通常不应该挑战太强大的对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应该成为他们的盟友，利用他们的强大，发展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有两种太强大，一种是兴盛的太强大，一种是衰败的太强大。
对于衰败的强大者，不但不应该以他为主要竞争对手，反而应该利用他作为抗衡新兴竞争者的盟友，甚至还应该为此拉他一把，延缓他的衰老。一个竞争对手在强大之后走向衰败，往往有一些无法扭转的原因，就像人的衰老一样。随着他的衰败，他原来掌握的一些宝贝都会逐渐散落出来，被其他人拣走。这些宝贝当中的实力部分，很可能会在重新分配中改变整个竞争形势，使得一些得道的获益者突然强盛起来。这时候要小心对待，最好保证自己是最主要的获益者，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宰割衰败的太强者的主要获利者，还不如帮助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藏好他的宝贝，别让人家偷走了[13] 。有的人只看到自己可能从宰割庞然大物中获得一点点利益，就忘记了前面可能存在的威胁，结果连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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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国在历史上曾经积极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美国曾经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现在我们建立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有维护衰败的老大帝国，不让别人染指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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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政权曾经两次犯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北宋曾经和辽国交战多年，对辽国深恶痛绝，但是自己窝囊，打不过人家，又无可奈何。后来辽国后院起火，金人造反，派人来约宋朝夹攻辽国，宋朝没有仔细考虑就答应了金国的要求。不料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金国在灭辽之后突然袭击宋朝，而且比辽国更厉害。北宋在首都失陷后终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