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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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附录一 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附录二 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序言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
者见面了。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
是即使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
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
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
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
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
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
“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
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丁等文人政客撰写
的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这些著作对这场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
叙述史。托克维尔不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与他们不同（他几乎从不援引这些历史家），
而且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凿：他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
国革命。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
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
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
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
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
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
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
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
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
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
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
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
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
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过阿尔及利亚，发表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
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
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
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
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
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
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
况”（1836）一文（见附录）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
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
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
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
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
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年1月29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
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
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
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
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
《回忆录》中表白说：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
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
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
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
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
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
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
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
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
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
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
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
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
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
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
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
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
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
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
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
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
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
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
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
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
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
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
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
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
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
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
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
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
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
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
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
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
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
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
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
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
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
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
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
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
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
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
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
“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
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
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
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
德国（除莱茵地区外）的农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
甚至还批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的结尾描绘
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
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
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
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
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
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
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
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
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
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
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
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旧制度末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
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部仅200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
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这不
是偶然的。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人
们越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和特点，越感到有进一步研究旧制度的必要，特别是从政
治文化角度去进行探索。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这方面开辟
了道路。当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盛行时，托克维尔注重分析政治结构的方法也自然受到
了赞赏和推崇。《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
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至今已12年。这些恐怕都不是托
克维尔本人所能奢望的。
中译文根据的是J．－P．迈耶主编的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该书单行本，
并参照《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迈耶主编，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
第二卷第一册第67－25页的原文。原注有一些过于专门，不得不割爱，只留下一些必要
的注释。附录两篇都是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
篇是“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别译自《托克维尔全集》第二卷第一册
第31—66页和第251—261页。译者对有关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欢迎读者对译文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谢。
张芝联
1991年8—9月北京—北卡罗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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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
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
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15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
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
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
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
结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复去
写前人已写过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却步。然而这次，主题以崭新的看来更可以接近的形
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
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
这样，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可以说事实只是我头脑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据
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
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
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因此这书可能很短，也许一卷或两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
能很重要。我在这新范围上绞尽脑汁，带几分兴奋地发现许多开始时没引起我注意的各
种看法，这一切还只是在我脑际飘动的云影。你对这主题意见如何？”托克维尔写给路
易.德.凯尔戈尔莱的另一封信同样发自索伦托，日期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边引用
的话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在这封信中读到，“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
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
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
我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
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辩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
的习惯。因而我自认为比起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更能处理好一个政治学专著的重大主
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
趣的主题，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我是世上
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
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因此几年来我经常在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使我
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就是说，
在寻求我可以着手哪个主题，但是一无所获，没有能使我满心欢喜或着实使我动心的主
题。然而，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成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百般思绪，也
可说所有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处的孤独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
地再度寻求一部书的主题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只能考虑当
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
大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的社会对
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
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
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
但是当我去找同类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结的一点时，我
却没有找到。我看到这样一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我抓住了经纱，但
是没抓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我必须找到某个部分，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
基础。我只有写历史才能碰到它；潜心研究一个时代，对它的叙述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
时代的人与物，使我能把所有这些零散的画构成一副画面。只有法国大革命这出长剧能
够提供这样一个时代。很久以来我便有此想法，这点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
这个大时段（grande étendue de temps）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从中挑选出帝
国的十年，论述这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过程。我越思考越认为要
描述的时代必须选择好。至于时代本身，则不仅要伟大，而且要独特，甚至独一无二；
可是时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见，它的再现都带有虚假庸俗的色彩。此外，它要把强烈的
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这肯定是对全剧作了最好的评价，最能使人对整出
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法国大革命的一幕。我的疑虑不在选择主题，而在论述方式。我
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尔先生的著作重写，就写帝国的功业，只是避开军事部分不写；
相反，梯也尔先生再现了帝国的战争，写得春风得意，充满才华。但是，我对用这样的
方式处理主题仍然犹豫不定。著书立说是需要漫长努力的事业。历史学家的拿手戏是善
于组织史实，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这种本领。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
叙述史实；就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这种能力除非越出体裁并使叙述
变得累赘，只应偶或以附带方式运用。最后，这有步梯也尔先生后尘之嫌。公众很少会
因这类试图而感谢你；两位作家写同一主题，人们当然认为后者是老调重弹。这些便是
我的疑虑；向你合盘端出，听听你的意见。
“在上述考虑主题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种方式，即：不再写长篇巨著，而写相当
短的也许就一卷的著作。确切地说，我不想再去写帝国史，而是写对这段历史的全部思
考与评价。
无疑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讲述史实。特别是我要
使人们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们看到由此产生的种种原因；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它何以
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间建立起来；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缔造帝国的那位人物
的真实本质是什么；看到导致他成功的因素，导致他败北的因素；他对世界命运尤其是
法国的命运所起的暂时影响与长期影响。我觉得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的题材就在这里。
但是困难重重。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我还没看出怎样使
二者结合（可是它们必须结合，因为人们会说前者是画布，后者是颜料，必须二者具备
才能作画）。我担心一个损害另一个，担心自己缺乏那种要选择好支持思想的史实就必
须具备的极大本领；叙述史实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对叙述的兴趣把读者从一种
思考引导到另一种思考，又不能赘述过头，以便使著作的特点始终清晰可见。这一类著
作中无与伦比的典范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盛衰的著作。可以说透过罗马历史会不断看
到其盛衰兴亡；然而罗马历史有相当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释才能理解。但是孟德斯鸠
抛开那些一向奉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了在我所谈论的著作中尚不具
备的才能。孟德斯鸠研究一个极其广大极其遥远的时代，他只能相隔很远挑选最大事件，
而对这些事件，他只说最普遍的东西。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这段时间内，穿过大量细致
精确的事件来探索路径，这著作的难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过前面这番话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刚才我对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恼着我；
但是现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仅仅是主题重大，但并不清楚这广
阔空间的种种事物。我多想让你帮我看得更清楚些。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伟
大的思想自由带进这样的主题，对人物和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因为对
于人物，尽管他们曾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我可以保证既无爱也无恨；至于名为宪法、
法律、王朝、阶级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谈论其价值，只论我亲眼见到的它们的存在，
避而不谈它们产生的效果。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
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就这种工作而言，这类倾向与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
涉及的不是评说而是介入人类事务时它们常常有害一样……”
没有谁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过地界定《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目的与方法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两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头疼的难题：“历史哲学与历史
本身相结合”。实际上，赋予他的著作独一无二特征的就是这“结合”。托克维尔之前
或之后写的所有大革命史，人们都可以推定其产生时代，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托克
维尔的著作永葆青春，因为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论是维科的《新科学》，
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还是布克哈特的《普遍历史论见》，都没有陈旧过时，哪怕
我们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必
须列入这一类经典著作。
1856年6月，经过5年深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了。几乎与此同时，这部
著作也在英国出版，译者是托克维尔的朋友、已经翻译过《论美国的民主》的亨利.里夫；
他的堂姊妹达夫.戈登夫人帮助进行了这一工作。“她干这行尽善尽美”，里夫写信给托
克维尔道。在1856年4月27日同一封信中，里夫对他的朋友说道：“我越是钻研已收到的
你的著作的各章，就越是为之感染和欣喜若狂。就像一件所有人都为之打动的艺术作品，
在这里我重又见到希腊雕塑的痕迹与真面目。”里夫是托克维尔著作的第一位读者。他
把托克维尔著作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孟德斯鸠著作中的《法的精神》置于同等地
位。（1856年5月20日里夫致托克维尔的信。）
从1856年到1859年——托克维尔早逝那年——这部著作在法国印刷了四版；1856年
印了两版；1857年印了一版，1859年印了最后一版，该版本构成本版的基础，但它在18
58年12月即已出版。是为第四版；另一个版本印行于1860年，也称为第四版。被误称为
第七版的新版本于1866年由居斯塔夫·德·博蒙出版，作为他编订的《托克维尔全集》
第四卷。
我曾找到继1866年以后的各版本：1878年，1887年，1900年，1902年，1906年，19
11年，1919年，1924年，1928年，1934年。本书在法国共印行了16版25000册。在英国，
里夫的版本1873年发行第二版，增加了取自《托克维尔全集》（博蒙编订）第八卷的7章；
里夫第三版1888年发行。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文版，附有G．
W．黑德勒姆的导言与注释；这个版本于1916年、1921年、1923年、1933年及1949年曾经
重印。此外，在M．W．帕特森的关心下，巴兹尔·布莱克韦尔1933年出版了一个《旧制
度与大革命》新英译本，可惜不带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上所加的重要注释；这个版本在19
47年和1949年曾经重印。可见迄今为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英国已有13个版本，它
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事并不难解释。20世纪开始以来，牛津大学校方即将
《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程。在美国，托克维尔的著作同样在1856年以《旧制
度与大革命》一名出版，由约翰·邦纳翻译，出版者为哈珀兄弟出版社。德文版本在阿
诺德·博斯考维茨的关心下，于1856年出版，出版者是莱比锡赫尔曼·门德尔松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渗透到同时代读者当中，对此情况很容易写成一本书。
我们仅仅指出些来龙去脉。夏尔·德·雷米扎在前述关于他朋友著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必须回顾他第一部著作中的深刻思想。20多年前，他把这思想运用到欧洲，他用如下
结论作为他论述美国的著作的结语：‘这些人竟以为重新找到了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
君主制度，我觉得他们简直是瞎子。至于我，当我考察好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达到的状况
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趋向时，我确信，过不多久在欧洲国家中除了民主自由或独裁者
的专制，再没有其他的位置。’很久以来他就怀有上述思想，从那时起，他便能用这一
思想研究事物中的强与弱，缩小笼统性，划定使用界限或验证精确性；但是民主不断地
使他觉得是当代世界的主流，是在不久的将来现时社会的危险或希望，伟大或渺小。
在新著的前言里，他以生动感人的形式概括了当民主原则开始主宰社会时这些社会
的特点。这幅图画是坚定稳健的手勾画的，毫无夸张，毫无省略，画图的精确性与着色
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可见这位画家充满才华，保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改变体系、方
式或思想。无论是20年的沧桑经历，还是致力于著作而进行研究与思考的4年，都没有使
他的信念改变。感谢他，他的信念始终不渝。”我们可以在上述一席话之外再引证托克
维尔的另一位朋友让－雅克·昂佩尔：“今天，德·托克维尔先生在议会和宦海浮沉之
后，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他特有的权威性，他得以利用目前形
势给他的闲暇来思考比美国的民主更广阔的事件，思考法国大革命。他的目的是要通过
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试图重新发现与重建法
国旧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在以前从未有人问津。这是一部真正博学的著作，取自原始资
料，依据好几个省的手抄档案：
置于卷末的注释旁征博引，足以为证。归功于他个人的这项工作固然非常重要非常
有教益，但是在这位有魄力着手此项工作并把它继续下去的人的思想里，这只是达到对
法国大革命作历史解释、理解这场大革命并使它被人们理解的手段而已……”
我们从昂佩尔殊为详尽的分析中，只记下这些话：“从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
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利品的一切，在何等程
度上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行政的中央集权制、管理监督、行政风尚、针对公民的官吏
保障、职位繁多和酷爱职位、征兵本身、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过分分割，所有这些在
1789年之前都已存在。从那时起，真正的地方生活没有了；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对
周围事务不再起任何影响，御前会议、总督或总督代理主宰了一切：我们倒不如说参政
院、省长和专区区长主宰一切。市镇要翻修本堂神甫住宅或修建钟楼，得花足足一年时
间来获取中央政府的批准。这种情况为世所仅见。如果领主不再能有作为，除非在为数
不多的三级会议省，市政府也无用武之地，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精彩
的附录专门对此加以论述。自从路易十四把市政府纳入营业所，亦即标价出售官爵，真
正的城市代议制到处均已绝迹：这是一场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赚钱而完成的伟大革
命，德·托克维尔先生说得对，这事为历史所不齿。中世纪的英雄市镇移到美国，变为
美国的‘乡镇’（township），实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国却不理不治。官吏为所欲为，
为使他们成为更得心应手的专制政府，国家精心保护他们，对付受他们损害者的力量。
读到这些事实，人们就会思忖大革命改变了什么，大革命为什么发生。但是其他几章出
色地解释了它为什么发生，它如何转变成这样……”
关于托克维尔著作的风格，杰出的比较文学历史家这样表示：“我简直不敢在如此
严肃的著作中评价纯文学的素质；
可是我不能不说这位作家的风格高人一筹。这种风格更雄浑同时也更柔和。在他的
作品中，严肃并不排斥精巧，在进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时，读者会遇到描述性的奇闻轶事
或化义愤为讥讽的辛辣笔触。内心的火焰在这些如此新颖、如此智慧的理性的篇章始终
燃烧，慷慨灵魂的激情永远使这些篇章生气蓬勃；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真诚而无虚
幻，恳切而无狂暴，它使人为作者感到荣耀，同时唤起同情与尊敬。”（J．－J．昂佩
尔，前引书）
甚至那个时代的私人通信中，也可看到托克维尔著作的反响。因此，居维利埃—弗
勒里致函奥马尔公爵道：“你是否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觉得，这部
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华（孟德斯鸠式的才华）；不过该书结论有点含混，
尽管充满对专制暴政最意味深长的憎恶，但像在指责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
无论如何，书中得出的结论——不管作者本人见解怎样——都是说法国革命是由最合情
理的原因引发的，上层阶级的性情使它必然发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则使这场革命
愤怒与理性并重。对我来说，这已足矣。从文学观点看，这部著作的过错在于作者竟以
创始人的口气揭示众所周知并早就被人阐述过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所著
《法国大革命原因史》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阐述了若干真理。……”奥马尔公爵回信写道：
“……我想和你谈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我刚刚读完。
我以最大兴趣读它，对它也最为重视，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见解，也没有把
他提出的一切都视为新说。读后留下的印象可概括如下：
“德·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
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说，解放农民。他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
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宽恕曾摧
毁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大革命以前它们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责
大革命直至此时为止，尚不能创设任何制衡力量，当时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这种制衡
力量的地位在旧君主制下早已标明。他指责大革命恢复了旧制度的全套政府机器，并建
立起这样一种局面，乃至过了60年，我们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长时间——被投到专
制制度下，它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
“这部著作的不足是没有作出结论；这是有几分使人失望，没有把好的东西充分烘
托出来，也没有指出诊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讲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
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自由：这使压迫者、奴隶和利己主
义者感到痛快。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好书，我赞赏它，我认为其内容与形式也值得人们称赞。因
为正如你所说，人们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专制暴政的可怖，而这正是敌人之所在。旧制
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
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
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奥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通信集》，4卷本，
巴黎，1910—1914年，第2卷，333及随后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