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2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们就应提一提它在英国受到的欢迎。
我们已经谈过了亨利·里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丁堡评论》的总编，加以
《泰晤士报》主笔的身份，他对此书的热情见解便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的朋友G．W．
格雷格在这家像今天一样给舆论定基调的大报上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让我们引证一下
这文章的话：“因为形势变幻莫测，冒险作预言是难得谨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光荣将与日俱增，后人还将扩大他同时代人的
评价……”格雷格接着对这部著作作了长篇分析；这长篇分析终有一天要辑入亚历克西
·德·托克维尔研究文集。在这篇深入的研究论文末尾，格雷格写道：“我们相信已向
我们的读者指出，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极端重要的著作，一部几乎整个充满鲜为
人知的史实的著作，从这些史实产生了堪称为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的各种史
学观点。然而，这本书还只是他允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将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
因为目前这卷和以前论述美国的各卷只不过是，如果我们理解得对，同一作品——他一
生的文学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社会的前途进行评价。”
托克维尔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学者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勋爵感谢他寄来
《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在1856年7月30日的信中给他写道：“这是我平生读过的使我精
神得到满足的唯一著作，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特点提出了既真实又合理的观点。……”
我们还能举出托克维尔著作在英国受欢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现在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后来几代人发挥影响的例证。（在其出色的小书
《法国大革命150周年史学史概述》，巴黎，1939年，24页，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
“然而必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维尔的著作……1856年，托克维尔发表了《旧制度
与大革命》；这部著作将起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以后再谈论它。”现在，我想谈的
正是这种影响。）
在给《论美国的民主》所加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89页）中我们已经指出，
制定1875年宪法的那一代人深为托克维尔、布罗伊和普雷沃－帕拉多尔的著作所浸透。
布罗伊公爵的著作《法国政府之我见》（巴黎，1870年）
恢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气氛，就像许多参考注释所表明的那样。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
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
中写道：
“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
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
预备笔记摘要：
《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
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
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
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
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
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
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
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
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
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
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
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
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
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
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
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
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
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
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
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
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
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
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
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
（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
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
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
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
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
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
作”。（参见H．冯·西贝尔：
《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
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
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
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
及主题。
1864年，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古代城市》问世。这部著作带有《旧制度与大
革命》的深深烙印。C．朱利昂在其宝贵的教材《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文选》（第一版，
巴黎，1896年；我们根据1913年巴黎第七版重校本引用）中写道：“人们推测，菲斯泰
尔·德·库朗日所受到的历史影响首先是孟德斯鸠的（政体的研究），可能还有米什勒
的，而更多的是托克维尔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宗教情感的作用）。《旧制度与大革命》
对菲斯泰尔的才华有决定性影响不足为奇：在《古代城市》中，我们将会找到同样的叙
述方式，同样的归纳步骤，和同样的把书归并成两三个指导思想的愿望”（91和随后几
页）。在更后边的好几页，朱利昂重又回到这个主题上：“在《古代城市》中，托克维
尔的影响比米什勒明显得多。《导言》的标题本身：‘论研究古代人最古老的信仰对于
了解其典章制度的必要性’，简直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头的翻版。《旧制度与
大革命》一书的一大功绩是证明了1789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
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菲斯泰尔·德
·库朗日在其著作中证明传统与宗教习俗具有长期持久性；这个延续法则在《古代城市》
下述话里阐述得再精彩不过了：‘对人来说，过去绝对不会彻底死亡。人能把它忘掉，
但却总是把它保留在身上。因为，就像它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它是所有以前各个时代的
产物和概括。即使它深入人的灵魂，根据各个不同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样，也能恢复与
区别这些不同的时代。’”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可参阅瑞士历史家E．菲特的重
要著作《新编史学史》，慕尼黑与柏林，1911年，560及随后几页；E．尚皮翁：《菲斯
泰尔·德·库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图尔纳尔－奥蒙：《菲
斯泰尔·德·库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随后几页。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对托克维尔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个简洁
而又非常出色的评价，读了将有所裨益：“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古代城市》一起，是19
世纪所产生的最新颖与写得最出色的历史著作……”（参见前引书84及随后几页。）朱
利昂将托克维尔列为哲学历史家；我们今天也许要说他是社会学历史家。马克·布洛赫
的《封建社会》可能是当代社会学历史的典型范例。
阿尔贝·索雷尔的名著《欧洲与法国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样
带有托克维尔始终不息的影响烙印。
欧仁·德希塔尔在其著作《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
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出这部著作对阿尔贝·索雷尔
的影响。我们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尔贝·索雷尔在其权威著作《欧洲与法国大
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维尔的方法与思想扩大到革命的对外政策上，证明在对内对外
政策上，‘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不是来自历史、不是由旧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释的结
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证明了托克维尔这段话中的真理：
‘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勒普莱肯定通过阅读托
克维尔著作得到了充实。在《由对欧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断出的法国社会改革》（巴黎，
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对《旧制度与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评语；勒普莱写道：
“路易十五野蛮的不宽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仅仅以摧毁新教基督徒为目的。17
93年雅各宾派的不宽容政策则旨在完全摧毁所有宗教。”这段话以下列注释为依据：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这一真理，这
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书名并提出结论，就将成为杰作。”我们认为勒普莱对亚历克西·
德·托克维尔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的决疑论和道德家精神绝不可能理解托克维尔的历
史社会学。（参见J．－B．迪罗塞尔：《法国社会天主教的开端，1822—1870》，巴黎，
1951年，672及随后几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有名读者当中我们要提到乔治
·索雷尔和让·饶勒斯；《进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频繁地引证托
克维尔著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A．马迪厄审订版，8卷本，巴黎，1922—
1924年）同样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印记出现。
人们还可以引证杰出的法国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国比较宪法学要素》
（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书中显露出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敏锐理解力。
此外，不应忘记那些伟大的法国文学史家。我们只提几位。圣伯夫在《星期一丛谈》
（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注明年份，96及随后几页）中，清楚表明他从未理解托克
维尔著作的社会学意义。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热情在《星期一丛谈初集》中欢呼《论
美国的民主》出版，人们就只能推断他的法兰西学院伟大同事一定会对他嗤之以鼻……
（见J．－P．迈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1948年，156及随后几页。）
但是即使是在恶言恶语中，圣伯夫也永远辉煌。
与圣伯夫形成对比，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
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
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
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
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
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
——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
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
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
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1．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
2．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3．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
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
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
（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
“……《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
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
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
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
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
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
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
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专制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
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
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
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
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
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
在结束《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的影响概观时，我们还想给我们的读者指出保尔
·雅内的一本重要的小书《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巴黎，1875年）。雅内很有眼光地看
到1852年在法国大革命历史观上是一条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
“1852年引起了法国革命哲学的真正危机。
一种深深的失望，一种对这个国家直到此时一直珍视的各项原则的闻所未闻的背离
（人们至少这样认为），一种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倾向，
一种在本应从世界上永远扫除专制暴政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新形式的专制主义，与此
同时一种稍加扩展的科学，我们的状况与毗邻民族状况的比较，那令人悲伤的信念——
过多地为经验证实——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经历如此多的危机与灾难，随世事的演变
逐步达到了我们曾经梦想、曾经缺乏、甚至从社会自由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已抢先达到
并超过的这种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伟大民族在其整个疆域同时实现了这个自由平等
的伟大纲领，我们却早就开始牺牲掉一半，只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这些观点，所
有这些思考，经验与比较，都使得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一向怀有的这种对革命的信
仰……法国革命新理论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人们开始感到震惊，革命很少尊重个人
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想，革命在现代社会确
立了社会地位平等，谁能说革命不会像昔日的罗马帝国一样为新形式的专制暴政铺平道
路。没有哪一位政论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锐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更为这种思想所打
动，他比大家都先有这种思想。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独到见解的《论美国的民主》一
书中，身居和平、温和、立宪的时代，便向现代各民族预示了‘恺撒专制的’危险，这
奇怪的预见当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任何明显征兆可资依据。以后，上述思想在某种
程度为事件所证实，他在其卓越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以最罕见的洞察力，重
新加以论述和发展。……”
我们无法完整地引证雅内的透彻分析，兹摘要如下：
“因此，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
同于革命的批评者或革命的拥护者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径。他替革命申辩，证明革命并
不像守旧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因而也不是那样荒诞不经。革命极力设法在纯理性上，
在权利与人道的抽象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但即使在这一点上，革命也只实现了
先前所有各个时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革命因此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同时在哲学上也是正
确的。反过来，托克维尔力图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后果的忧虑，即新专制主义的
确立，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生活，
并因此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维尔也许（但愿如此）夸大了这种弊病的意义，
但这弊端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早已萌芽，通过革命毫无疑问繁衍和恶化到了极点。这就
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给我们提出的教训。……”（参见前引书，119及随后几页。）
恰恰是革命的这些潜在倾向——在民主进程中抹煞个人并实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
制度的危险——深深地影响了瑞士伟大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著
作。不管他的沉思的唯美主义（esthéticisme contemplatie）如何，在所有
我们提到的思想家中，他却可能是最接近于托克维尔的。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但
是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人想训练人们参加集会；假如连至少百人的集会都没有，
大家开始哭泣的日子就要来到。”自从沃纳·凯吉为《普遍历史论见》发表预备研究
（《历史残稿》，斯图加特，1942年）以来，我们了解了布克哈特曾在多大程度上吸取
托克维尔的思想。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的阶段，处在两位思想家相会的
焦点上。我们早已提到菲特在前引著作中用贴切的几页篇幅论述在历史科学发展中《旧
制度与大革命》所占据的位置（参见前引书，557及随后几页）。在洛桑执教的社会学家
维尔弗雷多·佩尔托的百科全书式的脑子无所不读，同样也没忘记研究托克维尔的著作。
在意大利，贝内代托·克罗齐的著作也证实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
我们在《论美国的民主》（见《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二册，39
3页）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已经指出，德国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发现了托克维尔对于当代的
重要性（《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载《狄尔泰全集》，第8卷，柏林，1927年，
104及随后几页）。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这样写道：“在另一部著作中，托克维
尔第一次深入到18世纪法国与大革命的整个政治秩序中。这种政治科学也允许政治应用。
他沿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论点，表现得尤其丰富，特别是认为各国良好的宪法应该建立
在权利与义务的正当比例上。否定这种平衡便会把权利变成特权，其结果国家就会瓦解。
上述分析对实践的重要应用是意识到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与个人自由和地方政府的好处。
这样，他从历史本身得出内容丰富的概括，得出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对过去现实的新
分析可以产生对目前现实的更深刻的理解。”在对大革命前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中，德
国历史学家阿德尔贝特·瓦尔总是自觉地以他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托
克维尔为榜样。（见瓦尔：《法国大革命以前史。一个尝试》，两卷本，蒂宾根，1905
年，以及同作者所著：《法国大革命以前史研究》，蒂宾根，1901年。）
在英国，里夫、格雷格、康沃尔·刘易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吸收了《旧
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正是通过他们，这部著作的独创性才得以向下一代人显示出来。
戴西在其著作《宪法研究导论》（第一版，1885年；我们引证根据第八版，伦敦，1915
年）的一个重要段落中，为了阐明他关于行政法的重要论点，把《论美国的民主》与
《旧制度与大革命》结合在一起。他引用《论美国的民主》：“在法兰西共和八年，出
现一部宪法，其中第75条如下：‘政府官员，部长除外，因职责有关的行为，只有根据
行政法院的决定才能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在普通法庭前举行。’共和八年宪法
通过了，但这一条没通过，留在宪法后边，根据公民的合法要求，每天都有人反对它。
我常常试图使美国人或英国人懂得这第75条的含义，事情总是非常难办到。他们首先看
到的是在法国，行政法院乃是一置于王国中央的大法庭；这里实行一种专制制度，预先
把所有申诉人都移交到这个大法庭面前。
“但是当我力图使他们明白行政法院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司法机构而是行政机构，其
成员隶属于国王，乃至国王在命令他的称为省长的仆人干一桩恶事之后，能够命令他的
另一个称为国务顾问的仆人阻止人们惩治前者；当我向他们说明受君主的命令所损害的
公民被迫向君主本人请求准许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荒谬行为，还
指责我说谎无知。旧君主制常有这样的事，高等法院向犯罪的政府官员发出逮捕令。有
时王权强行干预，撤销诉讼。专制这时已明目张胆，人们只得屈从暴力，表示服从。因
为我们在公正的幌子下，以法律的名义放任和认可唯有暴力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见
《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一册，105及随后几页；亦见我们附录的参考
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92及随后几页。）这段引文之后，戴西继续写道：“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的这一经典段落发表于1835年；作者30岁，却已获得他的朋友譬之于
孟德斯鸠的荣誉。当他在生命末年发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最有力量最为成熟的著
作时，他对行政法的评价当然没变。”戴西重新引用托克维尔：“确实，我们已将司法
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
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
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
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旧制度与大革命》，本版本。）戴西又
加了如下评论：这些“话出自一位具有非凡天才的人，他精通法国历史，而且对当代法
国也无所不知。他多年担任议员，至少任过一次部长职务。他了解本国的公共生活，就
像麦考莱了解英国的公共生活一样。也许托克维尔的语言有些夸张，部分地可由他的品
质和思想倾向加以解释；这导致他夸大促使他刻苦钻研现代民主薄弱与旧君主制罪恶之
间的亲缘关系。”（戴西：前引书，351及随后几页。）
戴西在牛津大学的杰出同事、专攻英国行政司法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保罗·维诺格拉
多夫勋爵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方法与成果传给了他的所有学生。经济史研究在英国
刚刚起步。托克维尔的著作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间接但重要的影响。研究英国法律
史的历史家E．W．梅特兰的经典著作带有托克维尔研究成果的深刻印记，对此我们不
会感到吃惊。
（参见P．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理学纲要》，牛津，1920年，第一卷，152及随
后几页；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1926年，法译本，1951年；
E．W．梅特兰：
《直到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英国法律史》〔与E．波洛克合著〕，牛津，1895年，同
作者所著：《英国宪法史》，剑桥，1908年。）
我们已经提到同样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阿克顿勋爵。（见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
一卷，第二册，391页。）阿克顿在其《法国大革命讲稿》（伦敦，1910年）中的大革命
专题著作附录里写道：“将近19世纪中叶，当西贝尔著作的头几卷开始问世时，更加深
入的研究由于托克维尔而在法国开始展开。他第一个证实，即使不是发现，法国革命不
仅仅是决裂、颠覆、突如起来，而且部分上是折磨旧君主制的各种倾向的发展……在所
有作家中，他是最令人满意也最严重地感到不足的。”（前引书，356及随后几页。）
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只受最新一代人欣赏。年轻民族相当晚才发现历史科
学。政治社会学中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像托克维尔著作中所显示的，乃是文明成熟的结
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开始飞翔。美国杰出历史家罗伯特·厄
尔甘在其著作《从文艺复兴到滑铁卢的欧洲》（纽约，1939年）上附加了一个参考书目，
让我们用从中取出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概观：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J．－P．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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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
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
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
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
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
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
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
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
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
得多。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
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
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
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
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
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
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
分隔开了。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
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
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
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
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
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
它还不够。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
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
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
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03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
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
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
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扬，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
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
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
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
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
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
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
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
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
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
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
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
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
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
意图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在旧制度下我还和这
些由旧制度造就的人们亲密相处——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
毫不改变本质，他们不停地在我们面前重现，虽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终可以辩认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
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
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
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
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
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
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
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
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
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
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
——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
自诩。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
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
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
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
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
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
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
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
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
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