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在一系列实验中，列文森团队让受试者坐在桌边观看3个玩具——例如，一只苍蝇、一条鱼、一只青蛙，它们由左至右排成一排。然后他们让受试者转体180°面对他们身后的一张图片，实验人员递给他们一套玩具，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在第一张图片中看到的玩具布局“一模一样”地排放手中的玩具。
这是个模棱两可的任务。“一模一样”可能意味着“相对于环境的相同布局”，在这种情况下，苍蝇现在应该位于受试者的右侧，但俯瞰时，它与第一个图片中的苍蝇同在一端，如图2-1（a）所示。
此外，“一模一样”还可能意味着“相对于人的相同布局”，在这种情况下，苍蝇出现在了受试者的左侧，尽管俯瞰时它出现在图片的另外一端，如图2-1（b）所示。泽套人倾向于采用相对于环境的布局方式来排放玩具，就像图2-1（a）所示的那样。但荷兰语者（他们和英语语者一样，使用普通术语“左”、“右”）则倾向于保持玩具的原有位置优势，采用从左到右的方向排列它们，即相对于世界来安排它们的顺序，就像图2-1（b）所示那样。据此，列文森得出结论：“这种语言系统的使用……实际上迫使其使用者对那些他们原本不会去计算的东西进行计算。”
图2-1 “一模一样”？
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作为语言决定论的一个真正的佐证，它必须能阐明3件事：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发现用另一种语言使用者的思考方式去思考问题是不可能的或至少相当困难；语言差异影响的是人们的实际推理而不是他们在朦胧状况下的一种主观倾向；思想差异是由语言差异造成的，而不仅仅出于其他原因（例如，物理或文化背景等）与语言发生的某种关系。无论新沃尔夫主义在心理语言学领域中取得的地位如何显赫，但它的这个佐证却未能经受住这3条标准的考验，一条也没有。
要想真正弄清楚这个实验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观察一下人们是如何思考和谈论空间的。人类的头脑中并不存在GPS那样可以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里接收信号的接收器。相反，人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够被不同人（或处于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识别出来的参考坐标，然后相对于这个坐标来确定一个物体的方向和距离。就上-下维度而言，地心引力就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参考坐标。但对于其他两个方向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遍布于世界的指南针，或“你在这里”的显示器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到底是在南北，还是西东。
要想定位，一种选择就是寻找一个地心参照坐标：一个与地标、山脊或者其他某个固定地形的特征相匹配的南-北轴或东-西轴。地心坐标的优势在于它的锁定性，如果有什么东西“指向东方”，它就始终指向东方，无论你站在哪里。但它也有缺点，地心座标的缺点在于，当人们在室内或远离家乡时，他们不仅很难判断地心座标的位置，而且还常常会坚信自己的失误判断。任何能够移动的物体或部件都将相对于自己所附属的某个“其他物体”（而不是相对于“世界”）来保持一个恒定的位置。车把总是在自行车的前部（而不是在自行车的南、东、西、北方），冷水龙头总是在手盆的右侧，这与自行车和手盆自身朝向哪个方向无关。
对可移动物体的形状或组件的描述需要一个以物体为中心的参考坐标系（object centered reference frame）：横穿于一个突出物体的坐标系，使得该物体的组件或者其他物体可以相对于它的上方、下方、前方以及两侧来定位。这个参考系也同样不是完善的。尽管它在识别形状和跟踪物体布局时起作用，但在对两个水平维度进行一致性的区分时就会遇到麻烦。有些物体具有天然的前后面（自行车、电视机、冰箱），但其他一些物体却没有，比如，大树和落地灯。更糟糕的是，除了少数人造形状，例如，汽车和信件，世界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可区分的左右面。图片通常是以人们难以察觉的反像负片（mirror-reversed）形式发行的，2000年，美国邮政一时疏忽发行了一张邮票，该邮票上的大峡谷图案被印刷成镜像的样子。与先前那次相同的因邮票设计而造成的混乱不同（本应该位于亚利桑那州自然景观一边的纵标目却被印刷到了科罗拉多州一边，一个造成了一亿张邮票被召回的地心错误），他们认为这一次的新错误并不会使这张邮票看起来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未做任何修改。
不过这倒为第三种坐标系铺好了道路，即自我中心参照系（egocentric frame），在该参照系中，人们把自己的精神禁锢在坐标轴上，无论上面和下面、前面和后面、左面和右面都相对于自己随身携带的身体来界定。自我中心参照系的一个问题是，人们总是走来走去的，所以参照系不适合定位那些并非系于我们的东西，除非我们同意面向某一方位站在某个地方。该参照系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大部分都是对称的，所以我们拥有一种令人不爽的区分左右的时间概念。孩子们常常倒叙着写信，而且常常记不住哪只鞋应该穿在哪只脚上。成年人很容易记错美分上的“林肯”注视着哪个方向、惠斯勒母亲的肖像面向左侧还是右侧。
空间认知的研究人员认为，人们（以及许多其他动物）天生就具有基于特定任务和环境来使用这三种参照系的能力。在观察一个特定的形状时，我们时而会把它看成立菱形的，时而又会看成斜方形的，这种简单的实例证明了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自我中心系和物体中心系间所进行的切换。心理学家弗雷德·阿特尼夫（Fred Attneave）用图2-2为我们做了生动的阐释，在图2-2中，右上方的那个图形既可以被看作一个菱形又可以被看作一个正方形，这取决于我们的心智到底是将其与水平线上的图形归为一组还是将其与对角线上的图形归为一组。
图2-2 菱形or正方形
我们解析视觉世界的方法在语言所提供的多帧参照系中还有一个副本。许多英语空间术语，例如，front（前面）和right（右边），既能以自我为中心参照的方式表达（自行车的右边），又能以物体参照的方式表达（自行车的右踏板）。英语中也有地心参照的词语。不仅有指称罗盘方向的词语，还有下面这样的词语，例如，uphill（上坡）、downhill（下坡）、seaward（向海）、shoreward（向岸）以及短语，如toward the lake（朝向湖水）、away from the hills（远离山丘）。心理语言学家莱拉·格雷特曼（Lila Gleitman）曾讲述过这样一个孤岛的故事，像玛雅人一样，这个岛上的居民在地心参照系的帮助下定位了岛上的许多地点和方向。这个孤岛就是曼哈顿，人们所借鉴的术语包括：uptown（上城区）、downtown（商业区）、crosstown（穿越市区）。类似地，波士顿的地铁系统用inbound（入站）和outbound（出站）来估算方向。
鉴于以上3种参照系的有效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假如某个特定的民族缺乏使用其中之一的能力，于是我们便断言这种能力的缺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历史上的某些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这就有点太离谱了吧。事实上，就像泽套语那样，英语也同样拥有其使用者相当熟悉的地心参照语，就强势沃尔夫主义对玛雅人和美国人以不同方式排放玩具这一现象所作出的解释来说，上述事实无疑是抽薪止沸、斩草除根。英语使用者当然能够使用地心坐标，而且许多人还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它。我就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他们能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通过航位推测法（dead reckoning）指出朝北的方向。我过去曾雇用过一个承包商帮我装修，那个承包商在提及任何一件固定装置，哪怕是件小部件时，都要参照东、南、西、北（这些方向非常突出，因为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北海岸线清晰可见）。类似地，我曾访问过南犹他州大学，该大学坐落在美国西部盆-山构造的两个平行山脉之间。在那里，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根据罗盘方向指称建筑内部的方位（东北休息厅、南讲堂），这种定位方式，常常令新生感到十分困惑。当地形提供了一个显著的视觉参照系时，即使是英语母语者也会使用地心参照系来定位空间的。所以，英语中“左”和“右”的有效性以及“上坡”和“越坡”等术语的缺失，并不大可能“重构”英语母语者的认知；当环境使然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能力以地心参照系来定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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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泽套母语者们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心理学家佩吉·李（Peggy Li）、琳达·阿巴巴奈尔（Linda Abarbanell）以及安娜·芭芭弗拉格（Anna Papafrapou）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做了几个实验，目的是要观察“左”和“右”等术语的缺失以及“上坡”等诸如此类术语的存在是否真的会重构当地人的认知，并导致他们无法以地心参照定位物体。实验中，他们蒙上玛雅受试者的眼睛，旋转他们的椅子，然后要求他们取出事先藏在两个盒子之中的一枚硬币。在一个实验情景下，盒子被放置在地板上，所以它们的位置在地心参照系中是固定的。在另一个实验情景下，两个盒子被分别放置在一根搭在椅子一侧的横梁两端，横梁随着椅子一起转动，因此，盒子的位置在自我中心参照系中是固定的。这两个任务玛雅受试人都能完成——事实上，相比之下，他们更善于参考自我中心参照系来发现周围的硬币，尽管他们的语言中并没有“左”和“右”等自我中心参照系的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情况需要时，泽套人同样可以利用自我中心参照系来定位，这与英语母语者也可以利用地心参照系定位的理由完全相同。
当然，在列文森所做的那个原始实验中，英语和泽套语受试者在经过180°旋转后，他们所排放玩具时的方式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个实验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墨迹测试：make it the same（使它与……相同）既可以相对于人体而言，也可以相对于世界而言，而且实验人员拒绝就此向受试者做任何解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它意味着任何一方）。假如在受试者举棋难定的时候，实验人员能够暗示受试者哪一种参照系的选择更适合当前的情况，那么所谓的差别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至少会大幅地降低。佩吉·李、阿巴巴奈尔以及芭芭弗拉格的研究表明，当任务需要时，泽套语者完全可以用这两种坐标系定位物体。他们可以受训观察一个表格中的物体，然后在第2个表格里复制它们的排列顺序，无论是保持南北走向还是保持东西走向都没有问题。在心理学家莱拉·格雷特曼和兰迪·加利斯特尔（Randy Gallistel）的协助下，他们3个人通过简单的改造，将这个针对玛雅人的实验用在了美国人身上，他们将用玩具测试玛雅人的方法改成了对美国人的户外（突出地形）测试，他们在表格的一端黏上一个地标，比如，一个鸭池，或者让受试者走到同一个表格的另一边，而不是把他们的座椅旋转到另一个表格旁。
语言决定论的第3记重击（就像对爱斯基摩人的雪和食人鱼部落的数字词的打击那样）同样来自于一个能够区分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的测试。即使我们承认泽套语者与英语语者之间的差别——具体来说，泽套语者更倾向于把地心参照系扩展到桌面上，我们也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陈述这一区别。
1.泽套语者习惯性地依据地势估算方位，这一点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非沃尔夫主义解释）。
2.泽套语里有表示相对于地势方向的术语，这是导致泽套语者依据地势估算方位的原因（沃尔夫主义解释）。
我们如何来判断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假如泽套人的栖息地或生活方式中存在着某种导致他们更加关注北方和南方而不是左侧和右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与语言无关，那么我们是能够发现的。无独有偶，我们还真的发现了，而且这样的特征还不仅一个，而是许许多多。与在美国和荷兰的大学生不同，泽套语者生活在一座大山的附近。身为农民，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户外，一年中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要跋涉到位于高地和低地之间的农耕田里去耕种。而且他们很少去境外旅游。所有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得他们头脑中的地势概念远比闲庭漫步、居于室内的美国人和荷兰人头脑中的地势概念要多。换言之，西方人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阅读使他们陷入一片不可动摇的自左向右的文本田地（美国邮政永远都不会容忍一张印有文本样本的镜像反转照片的邮票——比如，好莱坞的标志）。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就空间定位而言，玛雅人更依赖于当地的地势，而美国人和荷兰人则更依赖于相对自己身体的“左”和“右”，丝毫不需要考虑他们的语言。
佩吉·李、阿巴巴奈尔、格雷特曼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们的实验帮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注意到，另一个居住在恰帕斯的玛雅民族，他们说一种叫作“佐齐尔”（Tzotzil）的玛雅语，这种语言确实使用左、右术语来指称相对的方向。尽管如此，他们文化的其他方面却与泽套人的相仿。不出所料，佐齐尔人排放玩具的方式与泽套人完全一致。这使我们再次意识到，决定哪一种心智能力更容易被派上用场的真正因素并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和环境。
因此，这些旨在支持语言决定论的新研究结果被证明只能支持沃尔夫假说的那个老生常谈的版本，即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执行一个模棱两可的任务时，会有不同倾向性的行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心智结构不同。而且就连他们所表现出这些倾向性的差别也很可能并不是语言造成的，而是由一些反射在他们语言中的文化和环境的特征所造成的。
我对上述这些新沃尔夫主义的突出主张所做的认真考察并不是出于口诛笔伐的目的。我之所以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想向你展示，我们应该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解开人们对语言和思想的那份永不言弃的好奇；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些考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究心智如何推理物体、数量和三维空间能力的机会。此外，我还希望通过这些考察来强化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语言是一扇通往人性的窗口，通过语言，人类思想情感的深层普遍特征将被一览无遗；思想和情感不可能等同于语言自身。基于上述原因，下面我将以一些积极的论证和我个人对这3个激进理论的看法来结束本章的内容，这些论证均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思想的语言是人类心智工作机制这个大图式的组成要素。
我之所以认为语言在人类的心理功能中不可能扮演“过于”中心的角色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要想利用语言进行思想，我们首先必须学会语言。如果知道了儿童能够揣测出他们周围的事件和意图，并能设法将它们映射到父母发出的语音中，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语言习得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如此，人们始终无法弄懂一股噪声的原始流是如何与儿童心智中的概念联系到一起的。对尚未掌握语言的婴儿的心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对因果关系、人类动因、空间关系以及能够形成其他概念结构的核心概念都很敏感，对这一结论，我们不感到惊讶。
我们也知道，人类思想是以一种比句子更抽象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的。记忆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句子内容来说，人们对句子形式的记忆要差一些。然而，这种“形式健忘症”并不影响人们保留自己所见所闻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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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实验者将一组相关的句子呈现给受试者，例如，“那棵大树在前院”、“蚂蚁吃了果冻”、“树荫遮住了那个人”、“果冻是甜的”、“果冻在桌上”，等等。接下来，实验人员又将另外一组句子呈现给受试者，句子给出后不久，实验人员便要求受试者将他们上一次看到的句子挑出来。当面对一些与第一次看到的句子所合成的含义一致的句子时，例如，“蚂蚁吃了甜果冻”或“前院的树荫遮住了那个人”，受试者信誓旦旦地表示，这肯定是他们之前见过的句子，他们的自信程度甚至超过他们真见到过的那些句子。这说明，语段通常在到达记忆之前就被丢弃了，那些被存储并合并到概念结构的大型数据库的并不是句子的形式，而是句子所承载的内容。
我们知道的另一个有关语言无法决定思想的原因是，当人们在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概念时，他们并不会抓耳挠腮、瞠目结舌（至少不会很久），他们只是会换一种说法而已。他们要么通过隐喻和换喻进行引申，要么借用其他语言的词语和短语，或者干脆创造一些新的俚语和行话。你想想，还能怎么办呢？如果人们离开语言就不能思想，那么他们的语言是哪里来的？对语言学来说，势不可挡的改变才是一种最大的恩赐，这绝非是你在“思想的囚笼”里所能预料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们对一些常见的观点（例如，德语是最理想的科学语言、只有法语适合真正的逻辑表达式、土著语言与现代世界不相适宜等）不以为然的原因。正如雷·哈洛（Ray Harlow）所说的，这就好像在说“因为没有人用古英语讨论电脑，因此就不能用现代英语来讨论它”。
语言决定思想的思想必须受到限制的最深刻的原因当属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本身并不太适合担当一种推理的媒介。只有在一个巨大的抽象心智运算基础结构的支持下，语言才是可用的。句子里面不仅要掺杂一些为视听交流而量身定制的信息，例如，讲话的声音、适时的词序安排以及其他众多吸引听众注意力的策略等，而且句子还没有包含明晰推理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语言最明显的缺陷就是一词多义现象，尽管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能区分开墙上的一扇窗与窗上的一扇玻璃、一页纸与一个新闻公司、一个为期10个月的装配过程与一座高达10层的大厦，或者一个物种与一只活着的野兽。但实验心理学家们会对每一项都进行测试，事实上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并不会弄混一个多义动词的含义。不过，这只是就普通英语词语而言，假如它们被作为一种内部的思想介质，那么就连一个思想家也会被搞昏头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诉诸心智能力在语境中对多义词进行消解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负责消解的心智组件，而且这个组件还不得不去对那些混杂在一个词中的范畴进行区分。
就上述那些情况而言，在这场“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中，3个语言与思想的激进理论之间的争战从未停息，各有胜负。“语言决定思想”这一令语言决定论引以为豪的观点给持“概念天赋观和普遍观”的极端天赋论者平添了许多麻烦。极端天赋论者用于诋毁定义的“词义精密度”的主张又对坚持“词语知识具有高度可塑性”的激进语用学提出了质疑。激发激进语用学研究动机的“一词多义现象”鬼使神差地成了语言决定论的克星，因为这一现象说明，思想必定比言语更加纹理细密。
兼顾了以上所有复杂难题，概念语义学理论提出，心智在一种更丰富、更抽象的思想语言中将词义表征为各种表达式，因此它站在了这场论战的中间立场。由于儿童是从更基本的概念入手装配并调整词义的，因此，跨语言的词义不必完全相同。词义完全可以是精确的，因为概念往往会对准现实的某些方面，同时放弃其他方面。词义还可以支持我们的推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有章可循的现实（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物质、意图以及逻辑）而不是在一个语言社团内发展起来的用于交流的语音系统。同时，概念语义学与人们的常识观念也是一致的，即语言并不等同于思想。事实上，许多至理名言中都包含着不可将语言与思想相混淆的思想。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过：“语言是智者讨价还价的筹码、愚人滥花浪掷的金钱。”几个世纪后，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再次唤起了人们与此类似的联想，他写道：
Words are fools
Who follow blindly, once they get a lead.
But thoughts are kingfishers that haunt the pools
Of quiet；seldom-seen……
语言好比愚人
一旦遇上引路人，便盲目地随波逐流。
思想好比栖息在静静池塘边上的翠鸟
似露非露、若隐若现……
第二部分
语言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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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
空间、时间、因果关系是人类赖以思考的三大基础结构，但我们却无法真正理解它们。尽管我们体验中的空间和时间都是连续的，但在用语言所表达的时空模型中，语言却不是模拟介质而是典型的数字介质。解读人性的认知模型，都是根据人们的需要打造出来的，因此，我们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物理环境和归因道德责任，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多姿多彩。
几年前的一天，由于闹钟没响，我险些误了航班。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出行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同时设置两个闹铃，一个设在我的个人掌上电脑上，另一个设在宾馆提供的闹钟上。因为觉得掌上电脑的铃声不像闹钟那么吵人，所以每次我都让掌上电脑提前一分钟响铃。几年过去了，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早晨我是被一阵阵掌上电脑的铃声和紧随其后的刺耳的闹钟铃声唤醒的。按照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因果知觉论的观点，我应该认为：掌上电脑的铃声引起了闹钟的铃声。
我当然不赞同休谟的这种因果关系说。尽管我承认，间隔8小时与3小时确实是有差别的，我也知道闹铃并不总是会响的（因为在设定数字闹钟时，很多事情会出错），我对数字闹钟的工作原理只有一点儿模糊的概念（我想闹铃不响可能与芯片的电荷有关），但我仍然坚信，闹钟之所以发出刺耳铃声无疑是我在睡前设置的按钮造成的。
退一步说，就算按钮与铃声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或者说掌上电脑的铃声与闹铃声之间的关系更直接一些，我也不会改变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偶尔闹钟意外罢工时，我不会去摇晃我的掌上电脑或者把它举到灯前，相反，我会回想一下前一天晚上到底是怎样设置闹钟的。也许是我太笨了，没把数字闹钟设置好（也许我没有注意闹钟上的P.M.指示灯，或者被闹钟上面的A铃声和B铃声给搞糊涂了，或者给闹铃设置了音乐但却把铃声关了）；要不就是设计师不够聪明，没有把闹钟设计得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设置闹铃；也可能是闹钟的某个零件（一条线路或芯片）被烧坏了；还有可能是闹钟的运行方式被某条宇宙射线、某个捣鬼蛋或从射手座升起的月亮给搞乱了。总之，无论发生了什么，我始终坚信，闹钟的意外哑音一定是某种可理解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个原因必须从某种驱动力或者某种具有因果力的机制中去寻找，而不应该从其事前发生的事情中去寻找。
人们通常假设，我们的世界是由一种因果结构构成的——也就是说，事件并不是由一个个事情简单叠加而成的，而是可以通过世界的本质被解读的。此外，人们还假设，事物是按照空间和时间一一布局的。我曾见过这样一幅雕画，上面写着：“时间是大自然阻止一切蜂拥而至的手段，空间是大自然阻止一切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方式。”然而，时间和空间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远比这些更重要。无论是否有事件等待着它们的解析，它们似乎始终存在，它们是人类经验中的物体和事件赖以栖息的“媒介”，不仅在真实世界中扮演着这一角色，在想象世界中也是如此。
人类的想象力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师：我们能够臆造出独角兽和半人马；我们的思想驰骋得比子弹还要快；我们的手足之情足以温暖整个世界。不过，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至少我们无法以心理意象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表征。举例来说，人们无法想象将一个苹果和一个柠檬不分前后左右地并排放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尽管我们可以谈论这种布局，就像我刚说的那样）。就像爱丽丝评价柴郡猫时所说的那样（她经常看见一只笑不露齿的猫，却从未见过猫不在场的露齿而笑），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称的或者三角形的物体突然失去了特定的形状会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三角形、正多边形、等腰三角形或不等边三角形）。我们知道大象是一种灰色的大型动物，它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且在每个特定时间点上，它会位于一个特定的位置。尽管我能够想象出一头不大又不灰的大象的样子，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头不占据空间或者根本没有位于任何位置的大象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即使我让它漂浮在我的脑海里，让它时刻都位于某个不定的地方，我还是无法想象）。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个游客向当地人问路，那个人告诉他：“你从这儿无法到那儿。”这个笑话令人发笑的原因是，人们知道空间的本质是，所有位置都是联结在一起的。正如认知心理学家罗杰·雪帕德（Roger Shepard）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通常都希望他们的办公室里能有一点儿额外空间（additional space），以便能存放更多的书籍；但却从不希望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额外的空间（additional dimensions），以便有更多的方法来安排书籍的摆放方式。连续的三维空间是一个人类想象中的物体赖以栖身的亘古不变的母体。
此外，人类的心眸还被监禁在时间的世界里。正如我们能够想象空空如也的空间但却不能想象不占空间的物体那样，我们可以想象一段安然无事的时间，却无法想象某个事件并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时间减速、加速、倒退或者完全停止，但却无法想象时间拥有两个或三个维度。事实上，当时间始终一如既往地流逝时我们还不清楚，人们是否真能想象时间变缓或阻滞，就像某个物体缓慢前行甚至干脆定格在某个时刻一样。
说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人类经验的这些特性到底出自于天赋心智还是可感知的宇宙本性吧。归根结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三维空间，事件发生呈时间顺序，并且遵循因果律（至少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层面上如此），也许人类的心智所反映的只是它所能观察到的环境。但是，心智呈现的空间、时间和因果与现实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在心智中我们的直觉对这些实体充满了悖论和矛盾，但在现实中，它们并不存在任何悖论与矛盾，现实就是现实。
让我们以空间为例。现实中的空间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是无限的，然而这两种可能性都与我们的直觉有出入。每当我试着去想象一个有限的宇宙时，马歇·马叟（Marcel Marceau）用双手表演出来的那堵无形的墙便映入我的心眸。在刚刚读完物理书上关于集合管的介绍之后，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群在管道内壁上爬来爬去的蚂蚁，或者被困在一个大管子内部的一群不知所措的人。但在上述这些情况中，总是有一个空间顽固地悬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之中，尽管这个空间本不该出现，但我的心眸却将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了它。
也许，一个无限的宇宙更适合我们的心眸，因为在那里，心眸能够无限地穿越空间，无限的宇宙会适时地为人们呈现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当然，它同样也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惶恐与不安。在这个无限大的空间里，物质的数量是否也是无限的呢？这不仅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物理学家最近已经发现，在大范围内，物质均匀地分布于整个可观测的空间中。这个发现大大地增强了无限空间里布满着无数宇宙的可能性。由于一组给定的基本粒子只能存在于有限的状态和位置中，所以在一个指定的空间里，合理分布的物质数量也是有限的。再加上物质在空间中的分布是均匀的，这就意味着可能的宇宙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这些可能的宇宙会在一个无限的多重宇宙中反复地重复自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约在10×1028米远的地方，还会有另一个复制的你正在读着你手中这本书的一个复本，而某个地方，另一个复制的你已经决定放下手中的这本书；在另一个宇宙中，也许还有一个叫默里的你；还有一个宇宙中，你的头发正被微风轻轻吹起——事实上，无数个另一个宇宙中有无数个另一个你。尽管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它毕竟反映了人们对亘古不灭的空间和物质的直觉。
时间也是如此，它既不希望被人们感知为有限，也不希望被感知成无限。我们很难相信时间是随着宇宙大爆炸而产生的，因为人们宁愿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种假设：存在一个初始状态的空间，里面除了一个小宇宙时间炸弹以外，空空如也。当然，我们并不明白，在那之前，这个虚无缥缈的时间为何无限地向过去延伸着。我们能做的最多也不过是倒转一张空白录像带，让它播放一会，然后再多倒回去一点儿，仅此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从未真正触及无限的过去。我们也从未弄懂过，在没有物质和能量的情况下，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片虚无之中，没有什么能用来区分此时与彼时，因此我们也就没有任何办法理解宇宙为什么是在它爆炸的那个时刻爆炸的，而不是那之前的几万亿年或者之后的几万亿年，或者从未发生过。还有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就是时间是一成不变的。这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每一件发生过的事件都可能会被无数次地重演——一个宇宙版的《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
就像空间和时间那样，我们想象的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网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我设定了闹铃，让它晚些时间叫醒我，可又是谁设定了我，让我去设置闹铃的呢？一方面，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堆发条，我大脑中的神经元就像一个个紧密相连的小齿轮和弹簧，当我心甘情愿地做决定时，我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按需要选择想要的东西，而不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些齿轮和弹簧的机械外壳。另一方面，我又想不通，那个无须触发却神秘地操纵着人们言行的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如果它真的只是随机的灵光一现，那么在特定的语境中，这个随机的闪现因何如此合情合理呢？如果它只是巧合，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它的选择负责呢？如果它的选择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对语境作出的反应，那么，它的那些自由性又该是如何体现的呢？
对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尽管它们是人类赖以思考的三大基础结构，但我们却无法真正地搞清楚它们。上述对于这些构成人类经验的基础结构的反思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原创，这些思想主要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康德，我只是略加点缀而已。康德指出，休谟的思想，尤其是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论，使他自己从“独断论的迷梦”（dogmatic slumber）中猛然惊醒。休谟曾说，我们没有理由来证明我们的假设，即世界上的事件必定是一个接着另一个发生的。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种期待而已，基于过去相似的经历我们期待着事件接踵而至。正如其他同时代的联结主义心理学家那样，休谟主张，因果直觉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而已，当人们反复地观察一个事件并注意到另一个事件的接踵而至时，长此以往，便将此印象深深地刻入了心灵并形成习惯。休谟这种解释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反复聆听了两次连续铃声后，他们并不会觉得一个铃声是由另一个铃声引起的。不过，这并不是令康德感到不满的问题。令康德不满是，人人都相信因果关系问题是可以通过支配宇宙的合法力得到合理解释的，可是，休谟的因果观却不能对人们的这种信仰作出解释。正如威廉·詹姆斯指出的那样，休谟的观察者生活在“一个单纯的‘连接’世界中，即一个仅仅由合取连接词‘且’构成的世界中”。
针对这个问题，康德的结论是，真正的观察者必须生活在一个什么（what-ness）、哪里（whereness）、何时（whenness）以及为什么（becauseness）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人类心智以其把握现实的方式强加给观察者的。人类的经验是在时空媒介中展开的，这个媒介并不是从我们的感官体验中抽象而来的，事实上，一开始就是它在组织着我们的感官体验。我们并不只是这些感官体验的被动观众，我们是这些体验的解释者，而且是将它们作为逻辑和科学概念中的一般法则的实例来加以解释的，这些逻辑和科学概念包括“且”、“或”、“不是”、“所有”、“一些”、“必要”、“可能”、“原因”、“结果”、“物质”以及“属性”等（最后两个概念属于物质概念，比如，设想冰块融化后变成水，而其物质却保持不变）。这些概念一定源于我们先天的生理构造，因为我们的感官经验并没有迫使我们去思考它们。假如你坐在一棵树下，你可以注意观察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没有什么强迫你去假设它们是不是被万有引力吸引下来的。你坐在那里享受这万花筒般的景象，什么都不用考虑，你还可以盯着一头母牛看，一直看到牛群回家为止。事实上，没有任何你所观察到的事物会强迫你去思考“它不是长颈鹿”、“所有母牛都是哺乳动物”、“至少有一种动物是食草动物”、“它一定有个母亲”或者“它不可能是那头上周死去的那头牛”，等等。
虽然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连同逻辑和物质）组织了我们的世界，但影响这些概念的悖论（空间和时间，既非有限又非无限，既非致使又非无前因所致）却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们并不是这个自主世界的组成部分，相反，它们从属于人类不必一致的心智。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确实存在：它撞击着我们的感官，用知觉内容填充了我们的心智，从而防止我们的心智被幻觉填满。康德说过，由于人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心智结构来掌握世界，因此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世界本身。不过，这算不上得不偿失。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直接了解世界，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不借助心智也能了解这个世界，而且，心智与现实协调一致的程度足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契机。例如，牛顿就曾经在他的著名理论中写道：“无须参照任何其他事物，绝对、真正的数学时间按照自身规律自然而然地均匀流动着。”他接着写道：“无须参照任何其他外界事物，绝对的空间总是依照自身的本性保持着相似性与稳定性。”对康德来说，这些都是对心智协调现实的支持，离开它们或者不围绕它们去思考问题，都将是徒劳的。他曾借用一个比喻对人们进行了批评：“那只划破长空自由翱翔着的鸽子，在感觉到大气的阻力时，它很可能会想，要是在真空里飞翔，也许要轻快得多。”
本章要探讨的是呈现在语言、心智和现实中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以及物质的问题。基于康德的思想，我已大致勾勒出本章的内容，因为康德所说的组织我们感官经验的概念脚手架在语言的组织中同样十分显著。尽管你可以设想一种语言，其结构专用于各种感官体验，例如，视觉和声音；或者专用于生态学的主要参与者，例如，植物、动物和亲属；又或者专用于人类的癖好，例如，食物、交易或性，等等，但真正的语言应该还是由康德哲学的抽象范畴组织。在人类语言中，这些抽象范畴比比皆是。在语言的基本词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名词中的物质、介词中的空间、动词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时态中的标记。举例来说，在第1章中，我曾介绍过一种对事物的运动方式百般挑剔的句法构式和一些动词进入这类句式的基本方式。在这些基本方式中，我们也窥见了各种抽象范畴。比如，某物是一种物质还是一个物体，一起事件是即时的还是延伸的，谁或者什么触发的它，等等。透过弥漫于语言和推理中的日常隐喻，我们更是随处都能发现各种抽象范畴。例如，当我们说汽油的价格像气球一样上升或下降的时候；当我们像数黄油棒一样计算“9·11”事件的个数的时候；当我们像谈论闹钟的时间间隔一样谈论两个城市间隔一小时的距离的时候；当我们说“索尼娅强迫亚当友善待人”还是“索尼娅强迫自己友善待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它们。即使当我们的思想似乎在漫无目的、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时，我们仍能感觉到这些抽象范畴正在空间、物质、时间和因果关系等隐形概念的引导下，划破长空，迎风翱翔。因此，要想了解人性，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些概念。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康德可以指导我们对思想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对思想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当今，许多哲学家认为，康德对认识世界的可能性问题的反对观点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大多数物理学家反对康德将心智经验上的时空概念与科学意义上的时空概念混为一谈的做法。与日常经验恰恰相反，人类最前沿的物理学理论主张：宇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几里得几何框架，它是被物体扭曲过的框架，很可能是蜿蜒曲折或壁垒分明的；黑洞充斥着整个宇宙，而且它们很可能是虫洞；宇宙至少有11个乃至更多的空间维度；宇宙可以根据不同参考坐标系进行测量，参考系不同，测量结果也会有所不同。时间并不是人类经验中稳定的动态流，它是一个静态时空的第四维度，它也可能是如同电影般环环紧扣的多重宇宙的连连看游戏的谜底。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中，人类对时空的最佳科学理解均与人类的心智倾向背道而驰。对于许多物理学家来说，他们根本不承认脱离物质与事件的时空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时空只是26个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而已。
另外，康德还是个出了名的朦胧派作家。直到今天，关于他究竟是断言人类拥有心智还是详细证明了存在一般理性智者的问题上，专家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不过，我认为他是提出了存在人类心智的，至少是含蓄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而且，一个研究康德的学者帕特丽夏·基切尔（Patricia Kitcher）曾辩论说，康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远见卓识的认知心理学家。无论康德当初的思想是否真的与当今那些以他冠名的思想是一致的，但至少那其中的两个观点是我们了解人类心智不可或缺的无价之宝。
康德试图打造出一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折中思想，他的思想为当今的先天与后天之争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康德认为心智不仅仅是感官经验的副产品（康德时代的经验主义和当今的联结主义的观点），也不是一开始被上帝赋予所有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康德时代的唯理主义和当今的极端天赋论的观点）。所谓心智的先天官能是一组用于组织人类经验的抽象概念框架，这些概念框架可以组织关于空间、时间、物质、因果关系、数量以及逻辑的知识（今天我们还可能再添加一些其他领域，例如，生物、其他心智功能以及语言）。不过，这其中的每一种概念框架都是个空架子，它们必须用人们的感官经验或想象的实例加以填充。正如康德所说，他的理论“绝不承认神的灌输或天赋的表征……不过，存在一个基础官能，而心智对现实世界的表征依赖于这个基础官能……而这个基础官能至少是天赋的”。事实上，康德的天赋论版本，即关于“心智拥有抽象的组织框架而不是实际知识”的论断，才是最切实可行的天赋观。我们在如今的很多相关理论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比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进化心理学，此外还有被认为领域特殊的认知发展研究。人们甚至说，康德预见了先天与后天之争的解决方案的雏形：即无须考虑经验的组织是什么，尽量去描述它们的特性，这使得有效学习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