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宗明义的这段宣言中，我们还能体会到另一个隐喻的存在，那就是动词impel（驱使）所蕴含的隐喻。英语动词impel即“强迫运动”的意思，它的字面意思存在于名词impeller（叶轮）中，即推动泵里的水或空气旋转的零件，而从相关名词propeller（螺旋桨）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驱使”所蕴含的隐喻是“行为的根源是作用力”。这一隐喻也同样潜伏在“驱使”的同源动词repel（抵制）、compel（强迫）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动词，如促进、驱使、迫使、推动和压迫等词的背后。此外，在powers of the earth（世界列国）这一表达式中，还蕴含着一个与此类隐喻相关的隐喻（它让我们联想起horsepower[马力]和electric power[电力]），这一隐喻就是“主权国家是物力的来源”。
比起上面提及的这些隐喻，用于人类历史的隐喻则略显晦涩，以《独立宣言》中的course（通道）为例，course指奔跑或流动的路径，就像它在表达式course of a river（河道）、a racecourse（跑道）以及headlong course（径直向前的道路）中的意思那样。这里的隐喻是“一系列事件沿着一条路线运动”，它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个“时间是运动”隐喻的一个特例。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独立宣言）这个标题本身就隐含着两个比较陈旧的隐喻，这两个隐喻可以从下面几个相关的英语动词上体会到。与clarify（阐明）一样，动词declare（宣称）也来自拉丁语，意为“澄清”。它是隐喻“理解就是看”的一个实证，例如，“我看透了你的意图”、“一个让人看不透的作家”、“与其说让人看清问题不如说是在煽情”等。英语independence（独立）是“并非从某物之上垂下来”的意思，这一意思也隐含在suspend（悬浮）、pendant（坠儿）和pendulum（钟摆）中。“独立”暗含着这样一对隐喻：一个是“依靠是被支撑”（例如，propped up[支撑]、financial support[财政支援]、support group[援救队]）；另一个是“从属是在下方”（例如，control over him[控制他]、under his control[在他的掌控下]、decline and fall[衰亡没落]）。
如果我们对词源进一步进行挖掘的话，物质隐喻背后的那些更加抽象的概念也会浮出水面。《独立宣言》中的event（事件）来自拉丁语evenire，起初为“出现”的意思（比如venture[冒险尝试]）；necessary（必须）源于unyielding（不妥协的），比如cede[放弃]；assume（扮演）原本是“拿起”的意思；station（身份）指一个“站脚的地方”，它是被广泛使用的隐喻“身份就是位置”的一个范例；nature（自然）也是个拉丁语词，意为“出身”或“先天素质”，就像它在prenatal（产前）、nativity（出生）以及innate（先天）中所表达的意思那样；law（法则）这个词所表达的“法则”这一含义源于其原始意思“人为规定”，这一含义来自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的lag，意为“制定好的事情”。“道义上的责任是规定”这一隐喻构成了同样来自拉丁语、意为“铭文”的entitle（授予权利）的隐喻基础；此外，decent（得体的）的原意为“被试穿”、respect（尊重）愿意为“回顾”、kind（种类）来自相同的日耳曼词根kin（同族）、require（要求）源于to seek in return（为了回报而寻求）。
即便是那些小语法词也都有自己的物理词源。有时，它们的词源在现代英语中显而易见，如下面这些语法词：代词it（状况即事情）、介词in（时间即空间）、to（意图是朝向目标的运动）以及among（亲和即靠近）。但有些时候，这类词的词源却要上溯到其原型阶段才能找到，例如，of来自于与off有关的日耳曼语；for源自印欧语系中的forward。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那段《独立宣言》中仅剩的几个单词：political（政治）源自希腊语politês，意为citizen（公民），“公民”又源自polis，意为city（城邦）。这实际上是一种换喻而非隐喻，但它毕竟与某个实在的东西有联系。The和that来自古印欧语系的指示语（then、there、they和this也源于此），它们被标准地用作指称。God（上帝）、man（人）和people（民族）这三个词没有什么意思上的演变。此外就剩下那几个准逻辑术语and（和）、equal（等价）和cause（致使）了。
上述分析表明，假如语言真的是我们的向导，那么《独立宣言》这一体现抽象原则的崇高声明也就真的成了一个荒诞不羁的故事：
一些人被绳子吊挂在另一些人下面。在漂浮的过程中，迫于某种力量的驱使，挂在下面的人要割断绳索，以便可以站在上面那些人的旁边，这是法则的要求。漂浮中，他们看到了一些旁观者，于是他们要向那些旁观者们澄清他们希望砍断绳索的动机。
那么，语言到底应不应该是思想的向导呢？一方面，在阅读这份《独立宣言》时，任何人似乎都不大可能去玩味隐藏在字面意思背后的奇异意象，或者它们的词源。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即便最空灵的思想也是从那些相当具体的隐喻中表达出来的（准确地说，是“挤压出来”的）。通过前面章节对语言和思想的探讨，我们已经挖掘出了一些潜藏于语言背后的隐喻：“事件即物体”、“状态即位置”、“知道即拥有”、“交流即发送”、“帮助即给予”、“时间即空间”以及“因果关系即作用力”等。不难看出，没有暗喻（allusions）和讽喻（allegories）的帮助，人们是很难将两个毫不相干的词组合在一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个发现呢？针对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在本章中，我将设法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中另辟蹊径去寻找这一问题的合理答案。不过，我会首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极端的假说。
第一个极端的主张是，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考虑。也许所有词语都是某个词语大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杜撰出来的。因为这位杜撰大师心里有了一个需要传达出来的想法，而且他需要通过声音来表达这一想法，于是，相关的声音符号也就因此而诞生了。原则上，任何语音都能起到表达思想的作用（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第一个发明表达political affiliation（政治联盟）这一术语的人，完全可以采用glorg、schmendrick或mcgillicuddy等声音符号的组合来创造这个词。但问题是，人类并不擅长突发奇想地组配声音，而且他们很可能更希望自己的听者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的发明，而无须再做进一步的定义或举例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探索出了一种既可以唤醒自己的思想又能引起听众共鸣的隐喻，例如，表达“政治联盟”的术语band（纽带）或者bond（契合）。与仅仅借助语境因素的构词法相比，这种隐喻的暗示力量能够帮助听众更快地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当然，条件是这个词必须在达尔文新词竞争中独具优势（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个话题）。隐喻一旦形成，这个单词便开始在社团中被广泛传播并渐渐变得家喻户晓，同时，它也为该种语言增添了一个明显的隐喻。然而，由于它被不厌其烦地应用于各种场合，久而久之，其隐喻所指也就变得屡见不鲜了，于是人们开始过河拆桥。尽管这样一个单词很可能会被作为供词源学家和词语爱好者玩味的“珍品”而幸运地流传下来，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它再也无法激起比其他语音组合更强烈的共鸣了。就让我们把这个极端的观点叫作“煞风景论”（Killjoy）吧。按照这种说法，语言中的绝大多数暗喻都是死喻，以英语短语coming to a head（到了紧急关头）为例，假如人们知道它曾暗指“疮疖化脓”，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再也不会使用了。
另一个极端的主张是，人类的心智只能对具体经验，比如，景象与声音、物体与作用力以及我们赖以成长的文化中的行为习惯与情感表达等进行直接思考，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思想都是对这些具体场景的隐喻性暗指。举例来说，只有借助于唤起（也许是无意识地唤起）头脑中的某种黏合剂或绳索，我们才能够思考什么是“政治联盟”。当我们对时间进行思考时，那些原本致力于空间思想的各个大脑机制便会被唤醒。具备无限抽象思想潜能的人类智力是从灵长类动物致力于应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神经环路进化而来的，而隐喻的抽象化（metaphorical abstraction）则将这一神经环路进一步扩展到了很多全新的领域。既然人类是利用隐喻进行思考的，那么若想搞清楚思想的工作原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隐喻，具体来说，即我们需要对隐喻进行解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存在意见分歧，是因为每个人都能用不同的隐喻对同一个事物进行框架；人们之所以偶尔会将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他们并不总能选择出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框架方式，恰恰相反，有时他们甚至会在不经意间选中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方式。一种基于语言的文学批评是解决从心理疗法、法律到哲学以及政治间的冲突的关键。让我们姑且将这种极端的主张称作“弥赛亚论”（Messianic）吧，这一主张的理论前提是“思想即是对一种隐喻的领会”（TO THINK IS TO GRASP A METAPHOR）——即我所说的“隐喻之隐喻”（the metaphor metaphor）。
煞风景论与弥赛亚论
乍听起来，煞风景论和弥赛亚论可能有点儿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两瓶被那个精明的酒商分别放置在酒架两端的昂贵的酒幌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理论确实很值得我们关注。毫无疑问，有些隐喻确实就像一潭死水般了无生息——不是什么“解除纽带”、“到了紧急关头”，就是由拉丁语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词根所构成的比喻。先人们最初充满想象力的隐喻早已随风而逝，而如今的英语母语者也并未被赋予荣格式的“集体记忆”。而且，即使有些隐喻作为“活化石”被保留了下来，它们也早将自己的隐喻内涵隐匿于雾里云端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发现了它们的隐喻内涵，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像使用“人”或“狗”那样洞若观火般地使用它们。正如一位著名的符号界行家所说的，有时候，雪茄不过就是支雪茄而已（它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
在混合隐喻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违反常规的隐喻使用。所谓混合隐喻（mixed metaphor），即说话人或作者将深层含义相关，而字面内容却很离谱的两个隐喻胡乱地拼凑在一起所构成的一种隐喻。请看下面的例句。
I'm not going to stick to my laurels[actress Kate Winslet, at the 2002 Academy Awards].
我不会守着我的月桂树。→我不会满足于我的荣誉。（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在2002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
Once you open a can of worms, they always come home to roost.
一旦打开虫罐，虫子终究还是要爬回去的。→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
Those professors tilt at the windmills of a capitalist patriarchy from whose teat they feed.
那些教授们以唐吉诃德击打风车攻击假想敌人的方式抨击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政体。→他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政体的抨击是枉费心机的。
Once again, the Achilles’heel of the Eagles’defense has reared its ugly head.
老鹰队那犹如希腊战神阿基里斯未被冥河浸泡过的脚后跟般的防卫弱点再次暴露出来。→老鹰队再次暴露了致命的防卫弱点。
此外，隐喻的这种模糊性在日常会话中同样随处可见，事实上，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日常生活中那些漫不经心、平淡无奇的闲谈。一个电台精神治疗医师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For some patients, cancer can be a growth experience（对某些患者来说，癌症可能是一次成长的经历）；模棱两可的新闻标题：CHEF THROWS HIS HEART INTO HELPING FEED NEEDY（大厨一心扑在吃需上）；高德温式的妙语：An oral agreement isn't worth the paper it's written on（一个口头协议都抵不过书写它的那张纸）以及美国人给俱乐部入口取的那个绰号：AWFUL，即Americans Who Figuratively Use“Literally”（比喻性地使用“字面意思”的美国人），它的发明人是拉比·巴鲁·科尔夫（Rabbi Baruch Korff），在水门事件的审理过程中，此人曾担任尼克松的辩护人，他一度辩称：“美国媒体已经用语言阉割了尼克松总统。”
至此，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一些隐喻所表现出的了无生机，不过，在酒架的另一端，学者们对遍布于日常用语背后的那些隐喻的开发也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煞风景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初那些词语发明大师的心中，隐喻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些隐喻才唤起了他们的灵感。众所周知，一个简单的意象（它本身并未被提及）可以产生大量的修辞格，这一事实说明，对于当初的发明者和早期的采用者来说，这个缄默的意象（隐喻）一定是相当透明的，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搜集的隐喻表达式，首先请看“辩论即对抗”（ARGUMENT IS WAR）的英语表达式：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er.You don't agree?Okay, shoot！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S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
你的主张根本没有辩护的余地。他攻击了我论据中的每一个弱点。他的批评切中要害。我驳倒了他的论点。与她辩论我从来就没赢过。你反对？好啊，那就反击吧！如果你使用那种策略，他定会让你彻底失败。她击垮了我所有的论点。
再请看“爱即旅程”（LOVE IS JOURNEY）的各种表达方式：
Our relationship has hit a dead-end street.It's stalled；we can't keep going the way we’ve been going.Look how far we’ve come.It's been a long, bumpy road.We can't turn back now.We’re at a crossroads.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We’re spinning our wheels.Our relationship is off the track.Our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I'm thinking of bailing out.
我们的关系已走进了死胡同。到尽头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看看我们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那是一段漫长而崎岖的情路。我们无法回头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也许不得不分道扬镳了。这种关系是不会有未来的。我们正在钻冰取火。我们的关系正误入歧途。我们的婚姻关系正在破裂。我正在考虑摆脱困境。
由于这些隐喻并不具有华丽的诗情画意，因此它们有别于Juliet is the sun（朱丽叶是太阳）这类文学隐喻。它们有时也被称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s），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没人一定要说“辩论即对抗”或“爱即旅程”这样的话；这类潜在隐喻是隐含于一类相关比喻之中的。它们也被称作“生成隐喻”（generative metaphors），因为基于它们，人们很容易生成一些隶属于同一类型的新隐喻，例如，He protected his theory in a hardened bunker（他全副武装地捍卫了他的理论），或者Marsha told John they should step on the brakes（玛莎告诉约翰他们应该罢手了）。由于这些表达式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因此，说者和听众就必须即时剖析其潜在的隐喻内涵，以便揭示出该隐喻所要谈论的事物与它们实际谈及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文学理论中，这些概念有时被称为隐喻的“本体”[vehicle]和“喻体”[tenor]；认知科学家则分别用“源”[source]和“目标”[target]来指称它们）。例如，要想熟练掌握各种“爱即旅程”的表达式，人们就必须对这类概念隐喻了如指掌。对此，莱考夫曾做过如下的解释：
一对恋人在人生的旅途相伴而行，他们憧憬着共同的生活目标，并将其作为共同归宿。这种恋人关系就是他们旅行的工具，有了它，他们便可以携手奔向共同的目标。只要这种关系允许他们继续在实现共同目标的道路上前进，那么，它就会被视为实现了目标。然而，旅行并非易事。旅途中会有各种障碍，在有些地方（十字路口）他们必须作出抉择：往哪里走、是否还要继续风雨同舟。
对于那些不了解上述情节的人来说，他们虽然可以靠死记硬背来使用其中的一些表达方式，但却无法创造或理解新的表达方式。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社会永远也不会了解隐喻在跻身于语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当你把一种类型的生成隐喻所生成的隐喻与众多其他类型的生成隐喻结合在一起时（莱考夫本人就记录了数百种生成隐喻，从“大的即重要的”、“视野即容器”、“美德即清洁”到“自我即一组人”等），你不得不承认，生成隐喻不仅极有可能是语言的一种主要现象，更有可能是解开人类认知构造之谜的重要线索。这里，抽象概念和具体经验被系统地联系在了一起。
隐喻的重要作用
对于心智是如何处理概念隐喻这一问题的回答利害攸关。首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与教育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孩子们也许不懂什么是“政治联盟”或“知识论证”，但他们一定知道什么是“橡皮筋”和“相互斗殴”。概念隐喻为人们指明了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学会如何推理出一个全新的、抽象的概念。人们会注意到，隐喻或许已为他们指明了，他们所熟知的一个物理领域与一个他们尚未了解的概念领域之间是平行的。这一发现不仅可以解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习得那些难懂的概念的，而且还可以解释各年龄段的人是如何从学校或一篇说明文中习得那些晦涩的概念。“原子即太阳能系统”或“抗体即一把锁的钥匙”等类似的类比法，如果用于教学，它的效果要远远优于其他任何手段；这些类比将是人类心智用于理解那些晦涩概念的一种机制。
而诉诸“隐喻之隐喻”则更加意义深远。自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日起，人们就开始怀疑，人类的心智到底是如何进化出对那些抽象域，如物理域、象棋域或政治域的推理能力的，而且这些推理能力与生存和繁衍生息毫不相关。也正是这些质疑导致了华莱士与达尔文之间的分歧，以致华莱士最终将人类的心智归因于一种天赐的方案，这也为一个多世纪之后在美国兴起的“智设运动”（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埋下了伏笔。事实上，这里我们所说的概念隐喻恰恰将目标指向了一条通向这一谜底的道路。
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中所遇到的那些概念隐喻均根植于物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它本身根植于作用力）。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概念一定是我们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能够理解的。在上一章中，我们还看到了马克·豪泽及其同事们所做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猕猴也能对因果关系进行推理（比如，它们知道拿刀的手可以切苹果，但拿水的手却做不到）。通过其他实验，豪泽还发现，金丝猴对人类利用名词、介词和动词来表达空间和力学关系的行为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实验人员让猴子选择放在面前的物件去获取放在窗后的一块食物时，它们果断地选择了坚固的钩子和藤条，而没有选择那些可一分为二的或者由绳和浆糊制成的物件。而且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即使遇到了障碍或道路狭窄等问题，猴子们也丝毫没有耽搁它们完成任务的时间。现在，让我们假设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进化步骤，该步骤允许执行推理的神经程序摆脱实物的束缚，并转而专门致力于对那些象征万物的符号进行加工，因此，这个用于计算事物、地点和原因之间关系的认知机器就可以被指派去处理抽象的观念了。这个抽象思想的先祖也因此在那些具体的隐喻中，即一种认知遗迹中，得以抛头露面了。
当然，莱考夫庞大的隐喻库中的隐喻并非均源于物体、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等概念。其中的许多隐喻还源于其他一些概念，而对于早期的人类祖先来说，这些概念很可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迷念，比如，“冲突”、“植物”以及“疾病”等。而且，即使那些复杂的隐喻也是由较基础的概念建构而成的，例如，“爱即旅程”这一隐喻中的“交通工具”可以被设想成一个沿着路径将人送往目的地的容器。假如所有抽象思想都是隐喻性的，并且所有隐喻又都是由生物基本概念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借此来解释人类智能的进化之谜了。根据这种假设，人类智能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隐喻和组合论（combinatorics）的产物。隐喻允许心智使用一些基本概念，例如，“物质”、“位置”、“作用力”、“目标”等去理解更抽象的域。组合论则允许一组有限的简单概念生成一组无限的复合概念。
隐喻之隐喻的另一个辐射效应就是所谓的“框架”（framing）现象。人类事物中的许多分歧最终并非发生在数据或逻辑上，而是发生在对问题的框架方式上。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辩论双方“各执一词”，或当人们需要借助“转移范式”来理解某一事物时。我在引言中提到过一些例子，比如“入侵伊拉克与解放伊拉克”、“结束妊娠与杀死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重新分配财产与没收收入”，上述例子中的每一种对立都取决于人们对隐喻的选择，比如，是选择入侵背后潜在的那种“力-动态”竞争模式（即一个拮动力通过克服来自主动力的阻力而进入一个区域），还是选择一个“解放”模式（即一个拮动力摆脱掉另一个正在阻碍主动力自由运动的拮动力）。我在第1章中之所以对动词结构进行解释，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动词结构表明，即使是最日常的人类行为也可以由不同的方式来框架，例如，spraying paint on the wall（往墙上喷漆，即致使油漆运动）和spraying the wall with paint（用油漆喷墙，即致使墙发生变化）所表达的意思的区别。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著名的认知心理学框架效应实例（我在第2章中简要地介绍过）。实验中，他们向受试医生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种流感新变种预计致死600人。现在有人提出了两组抗击疾病的方案。”其中一组医生要对下面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作出选择。
假如采纳方案A，你可以使200人获救。假如采纳方案B，你会有三成的把握使600人全部获救，同时也会有七成的可能，使这600人无一幸免。你希望选择哪种方案？
如果你和多数面对这一抉择的医生作出的反应相同，那么你会选择方案A，并放弃那个冒险的方案B。另一组医生面对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如果采纳方案C，400人就会死于流感。如果采纳方案D，你会有三成把握使所有人免于死亡，但同时也有七成可能使600人无一幸免。你愿意选择哪种方案？
如果你也和多数面对这一抉择的医生的反应一样，那么你会宁愿放弃毫无风险的方案C，而去选择那个冒险的方案D。
不过，假如你再仔细阅读一下这两道难题，你就会发现，这两组不同选择的结果却是完全一样的。假如有600人不治将死的话，那么，拯救了200人与失去了400人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人都未能获救与失去所有人也是一样的。然而，医生们在做选择时所依据的却是同一选择清单的不同框架方式。事实上，这种措辞上的差别所暗示的是一种隐喻上的差别。相对于那些救治不及而身亡的人而言，被治愈的人会被识解为一种“增益”；而相对于那些从未遭受流感威胁的生命而言，死于流感的人则被识解为一种“损失”。目前已有研究表明，与对有所得的喜爱程度相比，人们对有所失的憎恨会更强烈。举例来说，即使明知现金缴费可以享受折扣，人们仍然愿意刷信用卡；但如果他们被告知信用卡缴费要支付与现金缴费所享受的折扣等额的附加费，他们便会对那笔额外费用产生强烈的反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拒绝为预期收益而打赌（例如，“正面，你就不再欠120美元了；背面，你现在又多欠了100美元”）。（尽管经济学家对这种行为大为不解，但却成了唯利是图的投资公司热衷的研究项目。）就特沃斯基的实验结果而言，医生们作出的选择完全可以用这种“损失规避”和“框架效应”加以解释：“增益”隐喻促使医生们作出了规避风险的选择；而“损失”隐喻则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略显晦涩，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于1981年所做的这个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框架效应的黄金标准：相同的事件、不同的隐喻、心动的决定——而且，那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决定，它牵涉到了数百人的生死存亡。自那以后，框架影响思想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于人类诸多生活领域的研究。城市规划师唐纳德·施安（Donald Sch?n）认为，导致城市规划者用对待患病植物的方法（即一种要想防止腐烂扩散就得将其彻底根除的方法）来对待居民区拥挤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城市衰退”隐喻。而施安的这一论断则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那场灾难性的“市区重建”工程。法官迈克尔·布丁（Michael Boudin）曾指出，法官也同样会受到诸如“毒树果实论”（非法获得的证据）、“政教分离”、“瓶颈垄断”（控制诸如电网或房地产上市服务等分销渠道的公司）等一些不法隐喻的影响。《头脑中的隐喻》（Metaphors in Mind）是一本关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它呼吁治疗师们潜心研究病人的隐喻，比如，“我对侮辱雷达般的敏感”、“我被困在门后了”。还有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叫《框架的艺术》（The Art of Framing），书中集中探讨了如何将商业指称为“旅行”、“游戏”、“战争机器”、“生物体”和“社会”等隐喻的问题。
这些思想很多都源于“心智就是个隐喻商人”的观念。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心智究竟在哪些方面扮演着隐喻商人的角色，而在哪些方面又并不具备一个隐喻商人的资质。
隐喻的弥赛亚论
假如人们对隐喻的崇尚将迎来一个弥赛亚时代的话，那么弥赛亚本人便是乔治·莱考夫。20世纪60年代，莱考夫曾师从于乔姆斯基，后来他另辟蹊径，并一举成为生成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运动的首创者。自《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发表以来（1980年与马克·约翰逊合著），莱考夫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论著中，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洞察力对这个概念隐喻的世界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已得出一些令人瞩目的结论。
迄今为止，莱考夫是隐喻之隐喻最坚定的倡导者。他认为，隐喻并非语言的饰物，而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就其本质而言，我们所赖以思想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是隐喻性的。”精神生活始于一些非隐喻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被植入到我们机体内并与外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感觉、行动和情感。概念隐喻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大脑中的一个神经链所捕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控制即在上面”，是因为我们有过最终占上风的体验；同样，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目标即终点”，是因为我们曾有过靠近目标的体验；而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时间即运动的物体”，是因为我们随时都在体验着，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来的事情会渐行渐近。
但这还不是弥赛亚论的全部目的所在。既然人类的思想活动借助的是根植于物理的经验隐喻而不是逻辑公式和真值条件，那么这就等于说，自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弥赛亚论坚持认为，由于思想根植于身体体验，所以，推理根本不是建立在抽象规律的基础上的，而且，一切客观或绝对真理的概念都应该被驳回。只有处于竞争中的隐喻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法宝，它们或多或少地合宜于人们的目的。
如此说来，西方哲学将不再是关于知识、伦理和现实的永无休止的辩论，而将转型为对一系列概念隐喻的论证。举例来说，笛卡儿哲学基于“我思故我见”隐喻；洛克的思想基于“心智即容器”；而康德的思想则是建立在“道德即严父”隐喻的基础上，等等。就连数学也难逃厄运，它不再是关于柏拉图式的永恒真理的现实，而实质上是对人类身体和感知的缔造，只不过这种感知源于沿着路径运动的人类活动以及同样沿着路径所进行的收集、建构和物体测量等。此外还有政治意识形态，它同样也无法再根据价值观的假设进行定义，而只能根据“社会即家庭”之隐喻的竞争版本来界定。政治权利将社会比作一个由严父掌管的家庭，政治则被交由这个家庭的一方父母来照料。
在隐喻间进行较量的还包括人们日常的政治争论。莱考夫主张，除非公民受约于那个“固定于大脑神经结构中”的框架，否则他们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甚至会无视事实。举例来说，乔治·布什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向美国人民承诺税项宽免。“税项宽免”（tax relief）这一术语将税收框架成一种“苦难”，而将解除税收者框架成一个“英雄”，同时它还将妨碍解除税收的人框架成一个“恶人”。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提出了一个“税项宽免”，该版本愚蠢地沿袭了共和党人的“税项宽免”框架。用莱考夫的话说，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就好比要求人们“不要去想大象”（实验证明，当人们被要求“不要去想一头大象”时，他们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莱考夫认为，民主党应将“税收”重新定义为“用于维系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会员费’”。就在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惨遭失败的第二年，即2005年，莱考夫就扮演起了“民主党救世主”的角色。他广泛地与民主党领导人和战略家们交换意见，致信其核心成员。同年，其所著的《不要去想一头大象！》（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出版发行。这本书不仅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而且，它还成了自由党人的一个护身符。
到目前为止，语言学已向心智世界输出了许多了不起的理论思想。这些理论包括：启迪达尔文物种起源说的“语言多样化”观点、为结构主义人类学和文学理论提供分析范式的“音位对立”、“语言决定论假说”以及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和天赋的“普遍语法”。可以说，与这些伟大的理论相比，莱考夫的概念隐喻论也毫不逊色。假如他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概念隐喻不仅可以颠覆西方思想2500年来对真理和客观性的错误依赖，而且还能为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助上一臂之力。
尽管我本人也认为概念隐喻对理解语言和思想发挥着深刻的启迪作用，但我还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莱考夫走得确实有些太远了。
首先，让我们从概念隐喻的最高纲领出发，谈谈莱考夫对真理性、客观性以及非体验性推理的蛮横漠视。公正地说，莱考夫并不是位后现代主义者或激进的文化相对论者。他相信非隐喻世界，即物质世界的存在；他相信隐喻的普遍经验是由某种内嵌于人体并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人之天性所提供的，而这些普遍经验反过来又赋予了隐喻人性化的表达方式；他也相信，许多作为推理基础的隐喻都是文化专属的，事实上，就连他的普遍论都是一种关于“物种”的相对论：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适合“智人”利益和身体的工具。尽管如此，在下面这两个相对论的标准反证面前，莱考夫版本的相对论总体上来说还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第一个标准反证是：假如理论不描写现实特征的话，那么，我们最好的科学和数学便能预言世界是如何以令人惊愕的方式运转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指出，在准备前往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即使是那些最坚定的相对论者也会选择乘坐根据现代物理学隐喻设计出来的喷气式飞机，而绝不会选择根据其他竞争隐喻设计出来的魔毯。（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让我在9000米高空飞翔的喷气式飞机上看到一个相对论者，那我会当众为你揭开这个伪君子的面纱。”）单凭口头上说“科学的隐喻才是唯一‘有用的’隐喻”，这种做法恐怕只会徒劳无功吧，当然，除非你能扼杀所有人对“为什么有些隐喻是有用的而另一些则不然”的好奇心。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浅显的答案就是，有些隐喻是能够表达关于世界的真理的。因此，即使语言和思想都离不开隐喻，也不意味着知识和真理就应该被摒弃。这倒很可能意味着，隐喻能够客观、真实地捕捉到现实的方方面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另一个标准反证是，在努力说服其他人相信“相对真理”的过程中，相对论者们本身却在致力于“客观真理”。举例来说，他们通过游说来吸引支持者——当然是通过对事实和逻辑的整理，而不是通过贿赂或威胁；他们利用辩论和证据来回应批判者，而不是用手枪决斗，又或者像日间脱口秀节目中的嘉宾那样，乱扔椅子；当自己的相对论“品牌”被质疑为一派谎言时，他们会予以坚决否认，并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开宗明义地写道：
心智天生就是体验性的。
思想多半是无意识的。
抽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
以上是认知科学的三大主要发现。先验哲学对于理性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历时2000多年的猜测应该到此结束了。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再也不会与从前一样了。当这三大发现被综合地加以认真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说“心智天生就是体验性的”——而不是说“我们提出一种心智天生的体验性隐喻”。他们用“这些发现”和“这三大发现”——而不是“这些有用的框架”。他们说“与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而不是说“一个与西方哲学隐喻不同的隐喻”。显而易见，莱考夫和约翰逊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他们每一次的理论推进都是以动摇真理、客观性和逻辑必然性的先验性概念为前提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赞同莱考夫关于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主张，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应该是“为什么隐喻性的思想是合乎情理的”，而不应该是“是否应该彻底抛弃理性”的问题。
当我们把目光从哲学转移到心理学上，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思想大部分是隐喻性的”这一主张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那些出现在他们母语中的潜喻（underlying metaphors）。根据前面所说的“煞风景论”的观点，对当今的语言使用者来说，许多概念隐喻——即便不是大多数，也并非透明的。这意味着语言使用者有办法玩味出那些潜在的概念：它们是用于气候研究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脓包出头”这样的具体概念；它们是从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不是“一罐蠕虫”这种具体概念。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实验心理学是“煞风景论”的天地。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人们在理解常规隐喻时，并不是每次都要对概念隐喻寻根究底才肯罢休。心理学家波尔兹·科萨（Boaz Keysar）、塞缪尔·格卢克斯伯格（Samuel Glucksberg）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们在实验中给受试者出示了一系列句子链，这些句子链是围绕着一个概念隐喻建构起来的，请看下面这个句子链：
丽莎说：“爱是个病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命悬一线’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的婚姻怎么才能‘稳固’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实验人员推断，假如读者真的会考虑“爱是个病人”的潜喻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样的探针句有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在看了前面那段包含常规隐喻的句子后，他们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句子的理解速度应该比在看了下面这个不包含任何隐喻的句子后要快一些。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没有比喻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