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说：“爱是一种挑战，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遇到麻烦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的婚姻怎么才能长久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但实验结果表明，这种优势其实并不存在：第一个句子中的常规性隐喻并未加快读者对“你染上了这种病”这样的探针句的理解速度。这说明“爱是个病人”的潜喻并未被调用。第三种实验的情况是，受试读者被迫去考虑“爱是个病人”这个概念隐喻，因为实验人员这次使用的引导句是一个非常规的新鲜隐喻句：
丽莎说：“爱是个病人，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快‘无药可医’了。如果你总是赞赏别的女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对症下药’呢？”“那是你的猜忌。”汤姆回答说。
这一次，受试者非常快地理解了“你染上了这种病”这个探针句——速度就如理解某个真实的疾病感染故事一样快。心理学家们于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当隐喻是新鲜的，人们才能够通过隐喻表达式读取其潜在概念。当隐喻是常规性的时（就像莱考夫列举的多数隐喻那样），人们则会选择直接处理那些抽象含义。
更有甚者，人们不仅会忽略隐喻，而且会质疑和低估它，他们甚至还会分析隐喻的哪些方面可以利用、哪些方面应该被忽略掉。生活中，人们还常常通过吸引听众对常规隐喻的注意力来达到一种幽默效果，史蒂文·莱特（Steven Wright）曾说过：“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舞台，那观众该往哪里坐呢？”或者“你妈太蠢了，她把尺子放在床边测量自己睡了多长”，这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的笑话。下面这个例子选自漫画《呆伯特》（Dilbert）。
Dilbert?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玩笑归玩笑，假如人们没有调动一种比隐喻本身更抽象的潜在的思想介质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无法解析那些隐喻，也同样无法借助概念隐喻思考问题。当然，在推理一种关系时，假如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对这种关系的隐喻对应性，比如共同目的地、速度以及沿途的坎坷等方面的对等关系进行揣摩的话，那么，将这种关系推导出来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人们担心是否来得及收拾行囊，或者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会在多远的地方时，他们的思想就会遭到严重干扰。在为一场辩论做准备时，我可以想象应该如何击败对方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但前提是我不会被诸如防卫补给线、发行战争国债以及处理国内反战分子等问题分散精力。思想是不能用隐喻来直接交易的，它必须通过一种更加基本的“货币”形式进入流通，而这种货币必须能够捕捉到隐喻及其话题所共享的那个抽象概念（就“旅行”和“关系”而言，就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就“辩论”与“战争”而言，就是朝着冲突前进），同时将无关紧要的概念抛弃掉。
因此，人们才能够坦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时间即空间”这样无处不在的隐喻也不是基于时间概念的比喻，因为时间概念实际上位于空间概念所使用的大脑神经领地之外。大卫·凯默勒（David Kemmerer）的研究表明，一些脑损伤患者可能会失去理解空间介词的能力，比如像She's at the corner（她在拐角处）和She ran through the forest（她跑过树林）中介词的用法，但他们却保留了对这些介词在表示时间时的理解能力，比如像She arrived at 1：30（她是1：30抵达的）和She worked through the evening（她整晚都在工作）中介词的用法。其他一些病人的表现则刚好相反。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时间和空间被隐喻地重叠在一起，但它们却是由大脑的不同神经回路分别负责处理的。
不仅对隐喻的内涵的思考需要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进行，而且当我们思考概念隐喻的习得问题时，同样需要借助一个比隐喻思想更深的思想层面。让我们一起回顾莱考夫所借用的巴甫洛夫的理论。举例来说，人们对“多即在上面”这一隐喻的理解是通过观察将书堆放在桌面上，放得越多，书堆积得越高这种类似的现象得来的。然而，当我们转向更复杂的隐喻时，这种理解方式就显得有些荒唐了。比如，在乘车旅行中，人们并不需要通过一对倾心于彼此的游客才能理解“爱是一次旅程”；也不一定非要看到一对荷枪实弹的辩论者，才能领会“辩论就像战争”。事实上，莱考夫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援引了“相似性”这个概念，希望以此作为解释概念隐喻习得问题的一个辅助性理论：人们在通过巴甫洛夫方法（即只有朝着操场迈步，我们才能抵达它）习得了“目标即旅程”的隐喻后，然后再将这一隐喻扩展到某种浪漫的关系上，因为关系目标与物理目标（如一个操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请注意，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物质目标，而是诸如“目标”这样的抽象概念！是这个抽象概念界定了相似性的维度（比如，一个操场与一种浪漫愿望的相似之处）。而相似性则决定了一个概念隐喻的可习得性和可使用性。一言以蔽之，人类是无法单凭隐喻进行思维的。
隐喻的背后
假如隐喻的学习和使用确实像我所说的，需要在一个更深的思想层面上处理概念的话，那么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是否了解它们呢？杰弗里·格鲁伯（Jeffrey Gruber）在他的概念隐喻理论中曾提到过一些这样的概念。杰弗里·格鲁伯是莱考夫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较之莱考夫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格鲁伯的理论显得更温和一些，该理论后来得到了他们的另一位校友杰肯道夫的进一步发展。
其中的主要现象在第1章有所介绍：动词，例如go、be和keep，不仅可以被用于表示“位置”，比如，The doctor kept Pedro at home.（医生让佩德罗待在家里）；还可以被用于表示“状态”，例如，The doctor kept Pedro healthy（医生维持了佩德罗的健康）；表示“拥有”，例如，Pedro kept the house（佩德罗保管了房子）以及“时间”，例如，Pedro kept the practice session at noon（佩德罗坚持中午练习）。在此基础上，杰肯道夫指出，在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交叉使用过程中，只有一部分含义被这些动词保留了下来，而其他部分的含义则被它们给丢掉了。那么，什么样的含义才会被保留下来呢？杰肯道夫认为，被保留下来的那部分含义就是“空间”（spatial）和“力-动态”（force-dynamic）概念的“骨架”，就像我们在第1章和第3章中探讨过的那些概念那样：事情、物质、集合体、地点、路径、主动力、拮抗力、目标、手段，等等。被保留下来的概念骨架在交叉使用过程中被一个隶属于某个语义场的符号，比如位置、状态、拥有或时间等冠以名称。举例来说，在He kept the money（他保留了那笔钱）中，隐藏在动词keep（保留）背后的那个概念骨架就是指“一种抵制主动力离开的拮抗力”，这个“骨架”被命名为“占用”。而在He kept the book on the shelf（他把书存放在书架上）中，隐藏在同一个动词keep（存放于）背后的概念骨架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这个语境中，keep却被“位置”所命名了。
语言的隐喻味道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去往”、“地点”和“主动力”等诸如此类的骨架性概念始终保持着与物理推理之间的联系。它们被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那些对运动物体的体验触发；在被用于抽象含义之前，它们常被儿童当作空间含义使用；它们很可能是从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用于物理推理的大脑神经回路，并由此进化而来。然而，由于它们参与的是即时即地的思想活动，因而成了一些抽象符号且无须随身携带物质意象的光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概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喻，至少不是莱考夫所说的那种隐喻。
就此，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一个概念隐喻背后的概念最终只是一些像x、y、z这样的抽象符号，那么，它们是如何在一个成人的心智中起作用的呢？在历史、发展或进化过程中，假如人类头脑中存在的与现实空间有关的全部内容都被冲刷掉了的话，那为什么原本专属“位置”的心理机制会被用于“占有”、“环境”或者“时间”等概念的心理加工呢？
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人类大脑不仅拥有推理工具，它还能将这些推理工具从物质世界推广到非物质世界，并在其中发挥同样的作用。举例来说，假如A将B移向C，那么说明，B之前并不处于C的位置，尽管现在如此；同理，假如A没有发起这个运动，那么B目前就不会处于C所在的位置。这个三段论所牵涉的实际上是一个“时-空-因果”关系。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时-空-因果”关系的三段论同样也适用于“占有”。比如，如果A将B交给C，那么说明，B之前不归C所有，尽管现在如此；同理，如果A没有发起这个行为，C当前就不会占有B。这说明，一个具有空间推理能力的有机体如果能够探测出“空间”内容的规律的话，那么它便自动获得了对“占有”进行推理的能力，即对“占有”的未来和过去作出与“空间”同样的推理能力。
当然，将空间域推理拓展到“占有”域以及其他抽象领域的推理只能到这个程度为止。原因是，物理空间是三维连续体的，而“占有”是一维的，即要么拥有要么没有。鉴于此，隐喻“给予即移动”也并非总是合理的：你无法向上或朝前给予，你也无法在未接近一个人之前就把东西亲手交给他。但如果部分空间规则被转嫁到“占有”域，同时其他部分被删掉的话，那么人们至少拥有了对“占有”进行推理的基础。
时间、状态以及因果关系也都同理。由于时间的维度与空间的维度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设法利用认知空间的手段来认知时间（条件是，时间是一维的且未来不同于过去，就像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一般来说，任何一种处于连续体中的变量，从健康到智力乃至国内生产总值等，都可以由空间心理机制来处理。按照这种推理方法，“力-动态”的认知机制与反事实逻辑（“如果没有拮动力的作用，主动力会待在原地不动”）之间的相同之处已经足以使它胜任框架抽象因果思想的使命（“如果没出那件丑闻，梅尔文还会是州长”），即使它已经失去了民俗物理学意义上的内容。这就是有关空间和力的语言在人类话语中无处不在的原因：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被变量和变化的因果关系刻画。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从类比（analogies）的角度来看待隐喻——它们支持“A之于B犹如X之于Y”的推理形式。尽管许多暗喻和明喻只对知觉的相似性进行评论（如“夕阳余晖中的云朵就像白灼的虾”），但那些更有意义的隐喻则能影射出喻体的组成方式。喻体（source，如一次旅程）可以被分解成一些基本成分（A、B、C）。隐喻将这些成分对等地分配给本体（target）成分（如一段浪漫关系）：A之于X, B之于Y, C之于Z。然后，某个与喻体中的成分A相关的概念，比如B，被用来在本体中挑出一个与之类比相关的概念，比如Y。在旅行中，人们有时不得不经过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爱与旅行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人们对恋爱关系的体验好比他们在旅途上的体验，且恋爱双方的共同目标就好比旅行的目的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一对恋人想要实现共同的目标，他们就必须做好忍耐各种冲突的心理准备。
这也正是莱考夫的主张，即概念隐喻不只是文学饰品，更是推理的帮手——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当然，隐喻不仅有助于浅显的日常推理，例如，“如果你把东西给出去了，你就不再拥有它了”或者“如果你遇到一次矛盾就抽身了，那你永远也不会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复杂推理。唐纳德·施安曾讲述过一个关于设计师在设计第一只人造猪鬃刷时所遇到的技术困难的故事。与天然猪鬃刷相比，人造猪鬃刷这种新型刷子刷漆时刷得不够均匀，工程师们绞尽脑汁（比如，变化直径，使之像天然鬃毛那样分叉）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正在设计者们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有人灵机一动：“我想起来了，油漆时刷子实际上就是个油泵！”设想，当刷子被弯曲地压在物体表面时，油漆就会从鬃毛的空隙间被挤压出来，这些空隙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水槽或管道。当一支天然刷子被弯曲地压在墙面上时，刷毛所形成的是一条渐进式的弧线；而当一支人造刷子被弯曲地压在墙面上时，刷毛所形成的却是一个锐角，这个锐角会阻碍油漆从缝隙间形成的通道中流出，就好像浇花用的软管被一簇头发堵住了一样。据此，设计师们对人造毛刷的密度进行了分层次的调整，通过这种调整，人造刷子的弯曲度变得更加柔和，涂抹效果也因此更加均匀了。可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个关于“泵”的比喻，借助这个比喻，设计师们更新了自己对刷子这一概念的认识。换言之，在他们心中，刷子已经由一个简单的涂抹工具变成了一个挤压液体的油泵。（顺便一提，请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一章中探讨的那些关于隐喻是如何利用名词和介词的几何原理的内容。）
施安的油漆刷故事表明，类比的威力并非源于人们对相似成分的关注（人造猪鬃与天然猪鬃相仿，既然天然猪鬃末梢是分叉的，那么就让我们把人造猪鬃的末梢也分开吧），而是源于人们对相关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关注，即使这些成分本身风马牛不相及。从外观上来看，漆刷与油泵并无任何相似之处，但刷子各部件间的关系却与油泵同理：刷毛之间的空隙就好比一个软管内部的空间；被压弯的刷子迫使油漆通过这些空隙所形成的通道流出去的方式和挤压油泵的腔体使其中的水通过软管喷出去的方式是一样的，等等。心理学家黛德·金特纳（Dedre Gentner）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对关系的关注是类比力成为推理工具的关键。他们注意到，许多科学理论最初都是被作为类比来表述的，不仅如此，类比往往还是理论的最佳解释方式：重力像光、热像液体、进化像选择性繁殖、原子像太阳系、基因像加码的信息，等等。尽管如此，科学要想有效地利用一种类比，就不能仅仅将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应用于两个相似的部分上，还必须应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上，而且最好是应用到关系与关系之间，甚至是关系与关系的关系之间。
下面我们来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早在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萨迪·卡诺（Sadi Carnot）就提出了热力学原理，用它来解释热力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即为什么温度的变化可以被转化成机械能的问题。（以蒸汽发动机为例，处于封闭汽缸一端的加热蒸汽会膨胀，并将活塞推向另一端。但只有当另一端是冷却的，活塞才有可能发生运动，并压缩气体；如果另一端不是冷却的，进入该端的蒸汽就会被抵挡回去，导致活塞无法运动。）卡诺的热力学原理利用的是一个“项对项”（point-by-point）的类比，他将两个连接汽缸间的热量转移比作向下坠落的瀑布水流。瀑布顶端与底部之间的高度差对应于汽缸的冷热温差。瀑布顶端的水量对应于汽缸加热端的热量。瀑布的最大有效功率取决于高度差和顶端的水量，同理，蒸汽机的有效功率取决于温差和加热体中的热量。假如我们采用方框-箭头示意图来说明这两个系统间的依赖和因果关系的话，除标签不同外，两个图形的几何形状是完全一致的。
卡诺仔细地对两个系统中的不同项进行了一一对应的派对（例如，加热体中的热量与瀑布顶端的水体积的匹配等）。他主要关注的是对应项之间的关系（热量的温差、水的高度差等），而不考虑每一项的个体特征，比如，水是透明的液体，或物体加热会变红等。他也不受两个系统中项与项之间的亲疏关系的干扰，例如，水本身可以是热的或蒸汽引擎需要用水等。（事实上，呆伯特的老板在考虑“老鹰使用软件”时，就是受到了这种事实的干扰。）
金特纳及其合作者迈克尔·杰兹奥斯基（Michael Jeziorski）指出，要想在科学中有效地使用类比推理，心智训练必不可少，但这种训练并非易事。科学时代到来之前，大多数实践者和伪科学者们被事物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武断地搭配隐喻关系，弄错了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联系。例如，炼金术士将太阳类比作黄金，因为两者都是黄色的；将木星比作锡，因为木星是宇宙之神，而据说宇宙是由锡构成的；将土星比作铅，因为它移动缓慢，重得就像铅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铅也是黑色的，像漆黑的夜晚，而漆黑的夜晚被比作死亡，由于土星离给予人类生命的太阳最远，这使得土星成了死灵骑士。人们曾一度认为，这些将隐喻和转喻性的典故堆积在一起的方法令隐喻系统更有说服力。然而，根据现代科学标准，这种做法反而降低了隐喻的可信度。
在当今社会中，一些朦胧的象征、肤浅的类比、诡辩的设计等成了各种骗术的代名词。例如，顺势疗法中的“以毒攻毒”原理（比如，利用从洋葱中提取的药剂治疗花粉热）、民间医术中的“以形补形”（比如，用犀牛角粉治性功能障碍）；再如，犹太神秘哲学中利用一个与字母相匹配的数字来解读其意义的做法，伏都教中用针刺貌似仇人的娃娃和其他形式的感应巫术等。
松散、重叠的类比手法也是学术写作和教学不严谨的标志之一。比如，忽而将免疫系统比作一个哨兵，忽而又将它比作一把锁和钥匙；哦，对了，忽而它又被比作一个垃圾清理工！与这种做法恰恰相反，在描述含义的匹配关系时，学风严谨的科学家们会选择最精确的概念进行类比，并设法将那些误导性的匹配关系排除在此类比之外。在《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中，理查德·道金斯对雌雄选择是如何成就凤凰雀那巨大且艳丽的尾巴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论述。道金斯注意到，在进化过程中，雄性用于吸引雌性的特征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因为雌性喜欢的稳定的尾长组合多种多样，而普通群体的实际尾长却只有一种（这本身就是挑剔的雌性祖先偏爱的尾长与最适宜飞翔的尾长的妥协）。这种现象在数学上被叫作“平衡线”（a line of equilibria），要知道的是，为了确立这种平衡线的成立条件，数学家们需要借助于深奥的方程式。而道金斯对这种现象却作出了如下别具一格的解释：
假设一个房间里同时放置了一台加热器和一台冷却器，每台机器都有各自的自动调温装置。两台机器的温度已被设定好，以确保房间始终处于同一固定温度，即21℃。一旦室温低于21℃，加热器会自动开机，同时，制冷机会自动关闭；一旦温度高于21℃，制冷机会自动开机，加热器则会自动关闭。请注意，这里的&凤凰雀尾长的类比项并不是这个室内的恒温（始终保持21℃不变），而是那个用于维持这一恒温的总耗电率。&这样类比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办法来获得所需的恒温。我们可以让两台机器同时大功率地工作，让加热器输送出大量热气，再让制冷器全力将多余的热气中和掉；或者让加热器少输出一些热量，让制冷器相应地减少中和热量的工作量；或者还可以让这两台机器几乎都不工作。&显然，从节省电费的角度出发，后者是最令人满意的。然而，就保持恒温这一目标而言，任何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都同样令人满意。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条由很多平衡点构成的平衡线，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点。&
在我加了下划线的表述中，道金斯预测到了读者们很可能会错误地将世界中的实体和类比中的实体联系起来，他其实是希望将读者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那些有目的的对应点上。
卡诺、施安和道金斯等使用的这些合理的科学类比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类自以为对知识领域中的真理最有把握，那为什么隐喻和类比还会在此大显身手呢？如果仅就空间和力的隐喻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隐喻和类比在这里只是被用来讨论变量和因果关系变化，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但当涉及更加复杂的隐喻时，它们的实用性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它们到底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或者它们到底对人类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竟然允许自己利用加热器和制冷器来重新认识凤凰雀的尾巴造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莱考夫曾经说过，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以及其他所有知识都会受到隐喻的限制，这些隐喻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或适宜客观真理，但它们绝不是对客观真理的精确描述。哲学家理查德·博伊德（Richarel Boyd）的表述则截然相反，他写道：“隐喻的运用是科学界为完成将语言纳入世界之因果结构的任务所采用的众多手段之一。我所说的‘将语言纳入世界之因果结构’的任务是指引进术语和限定现有术语用法的任务，这么做就是为了使那些描写和解释世界因果关系的语言范畴能够为我们所用。”
博伊德认为，科学隐喻是一种日常加工版本的隐喻，在这一过程中，隐喻被迫去填补语言中的词语空白，以rabbit ears（兔子耳朵）为例，这个词被用于指称电视机顶部支出去的两根天线。由于科学家们不断发现新的、未被英语命名的实体，所以他们经常会开发一个隐喻，以此为这些实体提供一个所需的标签：进化论中的selection（选择）、地质学中的kettle pond（釜塘）、遗传学中的linkage（连锁），等等。不过，它们并不受隐喻内容的束缚，因为这些词所表达的全新的科学含义与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它们是一种一词多义的关系）。一旦科学家对一个本体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细致的了解，他们就会突出该隐喻中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方面，并同时将那些应该被忽略的方面淡化掉，就像道金斯的“加热器-制冷器”隐喻那样。该隐喻最后将演变成为一个既包含本体现象又包含喻体现象的抽象概念的技术术语。下面这个事实是每个科学哲学家都心知肚明的，但它却常常引起外行人的误解：科学家们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是不会“认真定义他们的术语”的。相反，他们会随便使用一些单词来指称一种世界现象，随着他们对这个现象的了解的加深，这些单词的含义也会变得愈加精准（详见第5章）。
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回答了为什么隐喻会发挥作用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科学类比都能引导我们推论出正确的结论，而不仅仅是quark（夸克）或Big Bang（宇宙大爆炸）之类令人难忘却未及详情的标签呢？博伊德指出，对于那些以单一性状或本质为特征的事物来说（例如，作为H2O的水），科学隐喻往往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于那些由多部件、多属性构成且只有通过协调工作才能维持稳定的复杂系统（博伊德称其为“自我平衡性集群类型”系统）来说，科学隐喻却是不可或缺的。博伊德的基本观点是，复杂系统中存在着一些统领性的法则，这些法则支配着自然界中的多变现象。有一套法则用于解释为什么太阳能系统、原子、行星和它们的卫星以及拴在杆上的球体等能够进入一种稳定的运行模式。另一套法则用于解释生态系统、人体与经济体的相似性：比如，这三个系统均须吸收能量、均有内部功能的分工且资源均得到回收。第三套法则用于解释动物调节血糖、恒温器调节室温、巡航控制装置调节车速的反馈回路。在这些法则的范围内，当科学家们对这些法则支配下的系统进行研究时，他们就会发现这些法则的基本属性。而且，他们既有权将隐喻用作该系统的标签，也有权将隐喻当作从一个熟知的领域到一个半生不熟的领域的类推手段。
在科学的日常行为中，这一切还为科学辩论留下了广泛的空间，比如，一种现象是否真的是一个以其隐喻性标签命名的系统实例，或者相似性是否只停留在隐喻性的术语上等问题。没有人怀疑眼睛的晶状体与望远镜镜头是透镜的两个实例，而不是把望远镜作为眼睛的“隐喻”。在“遗传密码”中，没有什么是以隐喻的方式存在的：代码是一种映射方案的信息论术语，它把“病毒密码”和“DNA”作为特例纳入其中。但问题是，认知心理学专家是否把计算机作为心智的一种“隐喻”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我相信可以）人类心智“直接”参与了计算呢？人类心智是否也像商业数字计算机那样，是这个“计算系统”的一个范例呢？
可见，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思想活动都基于身体的体验，也不意味着所有概念都只是竞争的框架，而不是能够证实的命题。概念隐喻只有被分析成因果、目标、改变等构成实际思想传播的抽象概念要素时，才能被掌握和运用。对科学隐喻系统的使用表明，隐喻是语言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反之则不然。隐喻能够捕捉到世界的真正法则，而不只是将人们熟悉的意象投射到这些法则之上。
概念隐喻的现实主义解释阐明了隐喻和框架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出于对其认知理论的忠诚，莱考夫指出，“在公众心目中，框架胜过事实”，而且，那些主导框架都是由当权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强加给事实的。这是一个谦逊的、愤世嫉俗的政治理论，其言外之意是，普通老百姓倾向于不加选择地轻信，而政治辩论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是关于政策和人的实际优缺点的。但莱考夫的政治理论并不比他的科学知识理论更遵循概念隐喻的本性。隐喻和它们的框架并不“固定在人的大脑神经结构里”，而是可以被检查、怀疑，甚至嘲笑的（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伍迪·艾伦将自己的下巴放在某个家伙的拳头上吧）。假如真的有哪个政客接受了莱考夫奥威尔式的建议，将“税收”改名为“会员费”，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人们表达对他的嘲讽时所发出的狂笑声了。（事实上，在1949年所著的著名的《政治与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短评中，奥威尔选择了“扩充财源”一词来代替“增加税收”，“扩充财源”后来也因此成了一个恶名昭彰的委婉语。）人们并不是一定要听过“税项宽免”的比喻才能感觉到税收之痛，我怀疑自从税收诞生之日起，这种伤感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框架真的总是胜于事实吗？莱考夫提出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人们并不觉得宽免税收会使他们的生活真的富裕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减税所节省下来的全部收入都将被地方税收的增加和一些私人业务所抵消。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这个事实就必须经过验证，方可作为一个数字证据。同时，我们既要正视人们的感觉，又不能完全轻信这些感觉，比如，人们会觉得部分联邦税收被用于地方建设项目、企业福利、官僚浪费等。许多民主党人指责莱考夫是在企图重新打造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提出什么令人信服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莱考夫的这种做法是对选民的轻蔑。
那么，框架方式影响信仰和决策，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是不理性的。例如，就一句话所涉及的情景而言，尽管几种不同的框架方式均有可能符合这句话所描写的事实，但不同的框架方式对其他未被提及的事实所作出的承诺却很可能是不同的。正因如此，不同的竞争框架会受到检验和评价，它们并不是仅靠诱惑力或者迫于压力才得以传播。就那个最明显的“税项宽免”的例子来说，“税收”和“会员费”并不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框架方法：如果你不支付会员费，会员组织只会停止为你提供服务；而如果你不纳税，执法人员就会将你送进监狱。同样，“解放”和“入侵”也不能被实质性地互换使用。“解放”意味着大部分民众对当前统治不满，对抵达的军队表示欢迎；而“入侵”的意思则恰恰相反。如果辩论者采用上述两种方式来框架同一起事件的话，那么他们实质上是在争相预言一个未被观察的事实，这就好比科学家试图通过对相同数据的反复核查来争相推进理论一样，而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要由新的实证测试来验证的。
即使在框架的黄金标准中，特沃斯基-卡尼曼流感问题的框架也不是真正的同义词。关于“200人会获救”的描述是指那些因治疗而幸免的人。这与由于其他不同或不可预见的原因（比如，流感实际上并没有预测的那么有杀伤力，或者医生会想出替代疗法等）而幸免的人是不相矛盾的。它意味着，至少200人能够幸免。而另一方面，那个“400人将会死去”的方案不计死亡原因地囊括了所有死亡人数。这就意味着，幸存者不会超过200人。
有时候，不同的框架也会选择相同的事实，但它们所采取的策略却不同。将“杀死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框架成“堕胎”意味着，在逻辑和道德上，堕胎合法化与杀婴合法化是一致的；将“限制选择”框架为“医疗国有化”意味着，它与允许政府限制其他人的选择是一致的。人们可以通过论证这些框架背后所隐含的一般规律来玩味这些框架：堕胎可以合法化而杀婴却不能，这是因为早期胎儿被武断地当作孕体（我们不把孕体的死亡判定为违法）。国有化医疗保险可以被强制，而其他私人选择却不能，这是因为“国有化医疗保险”属于一类有公共后果的选择范畴，就像警用防护和垃圾清理，我们已经强制人们付费了。针对任何一种隐喻，我们都可以通过对哪些相似方面应认真对待，哪些方面不予理睬的发问来评价一对竞争框架的优缺点。
人肯定会受到框架的影响，正如我们从数百年来人们对修辞和游说艺术的评论中所了解到的那样。隐喻，尤其是概念隐喻，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日常交流和思想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必须受这些隐喻奴役，也不意味着人们对隐喻的选择只是品味或教化的结果。隐喻就是归纳：它们把一个特例归入到某个包罗万象的范畴中。正如不同词语可以描写相同物质、不同语法可以生成同一种句子变体、不同科学理论可以解释同一组语料那样，不同隐喻同样可以框架相同的情景。也正如其他归纳法一样，隐喻的预言可以被测试，它们的优劣性（包括它们对世界的仿真度）也同样可以受到审查。
善、恶、丑
在我们转向隐喻思想是否真是自然而然出现在人们心中这一问题之前，让我再从人们所熟悉的诗歌、文学作品、辞藻华丽的演讲中的文学手段入手，考察一下隐喻之隐喻的喻体，即“隐喻”本身，以便为本章讨论的隐喻之隐喻问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显然，文学隐喻表明的是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朱丽叶，就像太阳，照亮了我的心。”“生活，就像舞台，人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乍看起来，文学隐喻就像一个浓缩了的明喻。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将一个隐喻变成明喻，那就等于耗尽了它全部的生命和活力。“那扇窗子就像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朱丽叶就像那太阳”、“世界就像一个舞台，天下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这也太无聊了吧。文学隐喻的特色必定源于某些额外的因素，正是这些额外因素为事物特征间的纯粹搭接增添了情趣。不仅如此，这些因素还必须使文学隐喻的表现力比日常概念隐喻（例如，“她驳倒了我的证据”[She shot down my argument]，或者“我们的关系已走到尽头了”[Our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等）更加淋漓尽致。
这些额外因素之一就是隐喻的句法。通过将一个实体的特征表述为一个名词短语谓词（或仅仅用这个名词短语指称那个实体），隐喻所征集到的是一个范畴或者一种类型的语义。正是这个语义取消了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个Boys will be boys（男孩就是男孩）的结构重复性，也正是这个语义使得乔纳森·米勒可以巧妙地回答说自己只是个犹太族，而不是一个犹太人。在预言主语时，名词短语传达的是一种特质，这种特质让人觉得它关系到该主语的存亡。这种特质定义的是一个范畴，相比于对特征的纯粹归因，这个范畴对主体的分类显得更深刻、更持久，意义也更深远，比如，“律师是条鲨鱼”的言外之意远远大于“律师像条鲨鱼”。
隐喻是一种断言身份的方式，而不是单纯地进行比较。正因如此，莱考夫主张，我们实际上是利用隐喻来思想。这也是他提出文学隐喻与日常隐喻并无本质差别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一部与人文学者马克·特纳（Mark Turner）合著的、极具见解的有关诗学隐喻的书中，莱考夫指出，诗学隐喻也常常会用到日常的概念隐喻，但它利用的是那些一般被省略的元素，并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或者一个接一个地将相关隐喻并置起来，以此来充实细节。举例来说，当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谈及那条“未曾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时，他所阐述的概念隐喻就是“生活即旅行”，这也是我们在日常话语中常见的，比如，I’ve come a long way（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再如，He had to get out of the fast lane（他不得不摆脱忙碌而快节奏的生活）。
在该书的书评中，杰肯道夫（还有学者大卫·亚伦[David Aaron]）对这个等式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人们不仅会区别地对待诗学隐喻和字面断言，而且还会将诗学隐喻从日常隐喻中区分出来。文学隐喻是一种特殊的隐喻，因为它们唤起的是一种不符合常规的感觉——那是片刻的战栗，那一刻听者要对那些乍听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东西苦苦地思索。（他为什么要把一颗行星等同于舞台呢？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之路就会有“天渊之别”呢？）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首先承认这种非常规性，然后再指出其中的隐喻相似性。就诗学隐喻而言，其最终结果听上去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们所揭示的是隐喻的逻辑。
毫无疑问，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舞台，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襁褓阶段是第一幕。
毫无疑问，人也并不是真正的天体，但如果是，你就可以说朱丽叶就是太阳。
毫无疑问，生活并不是一条真正的道路，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最好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线。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字面陈述。杰肯道夫和亚伦对《利未记》（Leviticus）中的一节——“生命体的生命存在于血液中”进行了认真探讨。对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文学隐喻，它是由概念隐喻“生命是流动的体液”、“死亡就是丧失体液”衍生而来的。这个隐喻还衍生出了诸如She feels drained（她感到筋疲力尽）、My juices were flowing（我热血沸腾）、His life ebbed away（他已经油尽灯枯了）等表达式。古希伯来人将心智功能毫不夸张地归因于人体器官和生命物质。《利未记》中的这一节指的是一则消费动物血液的禁令。现在让我们用上面的那个“试金石”来验证一下。
毫无疑问，生活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体液，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它在血液中流淌。
尽管我们会赞成第一部分的说法，但古希伯来人却不会。这证明了，将一个隐喻的内容当作确实的信仰与将该隐喻理解为一种文学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它同时还证明了，这一差别是可以通过前面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测试来判断。
上面那个测试还表明，日常概念隐喻与文学隐喻的工作原理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时间并不是真正的位置，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我们正走近圣诞节。
毫无疑问，目标并不是目的地，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我还没有到达完成这本书的目标。
毫无疑问，爱并不是一次真正的旅行，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说，我不喜欢我们感情的发展路线。
这些句子都是不符合逻辑的推论。尽管第一部分中陈述的那个非常规性是真的，但它似乎与第二部分毫不相干。因为第二部分的表达根本没有被诠释为隐喻，它不过是一种将思想标准地编码于语言中的方法而已。
新文学隐喻中的非常规性是使隐喻“言之有物”的另一个额外因素。一旦搞清楚潜在的相似性，听者会迅速地将这个非常规性排解掉，不过，起初的迟疑和随后的集思广益都会传达一些额外的东西。这意味着，在单调的日常生活中，相似性并非显而易见。而且通过将其强加于读者的注意力，作者所要呈现的是真实的信息。我们在第2章讨论激进语用学时遇到过这种效应：字面解释与预期解释间的张力能够传达一个第三方信息，这个信息可用于粗话、幽默和潜台词。
文学隐喻的第三种风格源于喻体及其渗透到本体中的情感色彩。莱考夫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话“我已经爬到了权力之柱的顶端”解析为“他已经通过努力获得了地位，已经承受了暂时的挫折，取得了不能再高的地位，而且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这个地位”。莱考夫的诠释中缺少的是一句嘲弄的潜台词：政治竞争很可能是令人生厌的、玷污名誉的，而且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在那些更富有诗意的隐喻中（例如纳博科夫的“连雀的幽灵/凶手便是那片窗玻璃投射的碧空幻影”），情感色彩随处可见：影子的空灵、反射的虚幻以及幻觉的出卖、漫不经心投射在玻璃窗上的死亡警示、一个毫无戒心的可爱生灵意外的悲惨结局，等等。这些盘根错节的引喻也标志了文学隐喻与科学类比的一个关键区别。尽管这些多层次的、充满情感色彩的相似性丰富了诗的内涵，但它们却妨碍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据说，理解事物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证伪，若果真如此，我们倒是可以通过一些糟糕的幽默来深刻理解文学隐喻了。多年来，《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目录的下方有一个叫作“Block That Metaphor”（阻止那个隐喻）的专栏。该专栏会转载一些小城镇出版物上牵强而可笑的典故。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广为流传的“世界上最糟糕的类比”（World's Worst Analogies），它们通常被视为世界各地英语国家的高中生们的杰作，获胜者可以进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比赛。请看下面三个例子。
约翰和玛丽从未谋过面。他们就像两只素昧平生的蜂鸟。
她的眼睛像两个中间嵌着大黑圆点的棕色圆圈。
雷声是一种不祥的声音，那声音很像话剧院上演雷雨场景时后台摇晃金属薄片发出的声音。
在上述隐喻中，对喻体的了解丝毫也不会增进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所以它们不能通过支持推论的测试。再来看看下面这些隐喻。
她的约会倒是挺开心的，但她也明白，如果她的生活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男人只会以“第二个高个子”这样的名字被埋没在演职人员表里。
即使是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祖父的心扉仍然像一个捕兽夹那样紧锁着，因为被忽略了太久，它已锈死了。
他的话语充满了智慧，而这智慧只能源于经验，就像一个人在观察日食时，曾因没有使用带孔的盒子而导致失明，现在却走遍全国各地的中学，为学生们讲解不使用带孔的盒子观察日食的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