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隐喻的小创作者们挖空心思地对喻体进行解释，但由于解释得过于详尽，他们没有留下任何非常规性的东西以供读者去揣摩，因此没有读者愿为这份修辞买单。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例子又怎么样呢？
30年的婚姻被他老婆的出轨毁于一旦，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人大跌眼镜，好像先前免收手续费的自动提款机突然要收费了一样。
芭蕾舞女优雅地踮起脚尖，一条纤细的长腿向后舒展着，就像一只消防栓旁边的狗。
麦克布莱德从12楼跌下，砸到人行道上，就像一个装满蔬菜汤的大袋子。
这三个例子中的类比一览无遗，信息量甚至更丰富，但喻体的情感色彩与本体的情感色彩严重冲突，以致无法实现两者间互相渗透的目的。
隐喻与心智
既然已经了解了隐喻在科学、文学和推理中能做和不能做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本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创造和掌握隐喻到底有多难？任何一个隐喻和类比都必定有一个出处，它们有可能是出于文人墨客之笔，随后成了世代相传的家珍。但鉴于它们在语言中普遍存在，它们似乎更有可能是人类心智运作的自然产物。如果真是这样，在人们对类比或概念隐喻的表面差别和深层对等进行感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能够捕捉到对它们的加工机制。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人们对“快乐是向上”这样的简单隐喻的感知基于单一的维度，这一点很容易在实验中得到验证。当受试者看到屏幕上的单词并被要求说出哪些是褒义词（如敏捷的、优雅的、真诚的），哪些是贬义词（如尖刻的、浮躁的、粗俗的）时，他们对出现在屏幕上方的褒义词或屏幕下方的贬义词的识别速度要快一些，反之则较慢。当他们看到“亚当给你传信儿”这样的句子时，手会迅速地移向身边的验证钮；当他们看到“你给亚当传信儿”这样的句子时，手的移动速度则会缓慢一些。而当他们被要求对上述这两种句子作出反应后，迅速将手从验证钮上挪开时，情况正好相反。这就好像手的生理运动与信息的隐喻性运动先天就属于同一个心理空间一样。当实验人员用“占有”和“捐赠”进行实验时，受试者对“迈克出售土地给你”和“你出售土地给迈克”以及“狄安娜为你花时间”和“你为狄安娜花时间”的身体反应速度的情况和前面“传信”中的两种情况完全一致。
心理学家莱拉·博格迪特斯基（Lera Boralitsky）以及合作者们所做的一组精巧的实验表明，人们也会根据“时间即进程”和“时间即远景”的隐喻来感知空间隐喻。请记住，“进程”和“远景”这两个概念是不兼容的，它们会导致时间句的歧义。举例来说，“星期三的会议提前了/前移（moved forward）两天”，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会议时间已改到星期一”，因为如果我们调用的是“时间即进程”这一隐喻，那么“前移”更符合时间朝着我们自己的方向前进——一直处于行进中的事件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个句子也可能被理解为“会议时间已改到了星期五”，因为如果我们调用的是“时间即前景”的隐喻，那么“前移”则更符合我们自己穿越时间的前行——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穿越更多的日夜，以便到达一个已被移到前方某个位置的事件。如果人们近期读到过一个与其中一种隐喻相符的句子，比如，“会议两天前就过期了”（会使人们倾向于前面那个“星期五”的解释），或者“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两天了”（会使人们倾向于“星期一”的解释），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倾向于一种或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其实与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把概念隐喻的新鲜实例分析成“爱是病人”的实验解释是相仿的。而这两种情况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这个潜在的隐喻，因此可以说，隐喻一定已经驻于人们的心智中。
博格迪特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逻辑，她的研究证明，不仅是那些利用隐喻表达运动的语言，就连真实的运动体验也会影响人们对“前移”之类的歧义的解读方式。假如先让人们设想推一张办公椅的场景，他们便会倾向于“星期五”的解释方式（在这种解释方式中，“前移”和他们自己朝那个隐喻前景的方向前进吻合）。但如果先让他们设想用一根绳子拉那把椅子，那么他们则倾向于“星期一”的解释方式（在这种解释方式中，“前移”与时间朝他们的方向前进相吻合）。诸如此类的倾向性可以通过实践运动的体验来诱导：如果人们最近经历过排队进餐厅、下飞机、抵达火车旅行的终点，他们就更有可能将“前移”理解为会议延期至“星期五”了。
但是，与人类的鸿鹄之志相比，这种将一维空间与一维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潜能只不过是人类进行隐喻思想时一种微不足道的表现。还记得我说过，隐喻的有效性完全可以与受益于复杂概念关系结构的类比相媲美。事物间的隐喻性关联牵涉着一系列以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实体，那么，我们能否证明人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关联呢？我们能否证明人们是在辨别一种全新的隐喻性关联，而不只是在不经意间习得那些陈词滥调式的关联呢？
众所周知，儿童即兴话语中的错误是心智的隐喻性功能的一种表现。心理学家梅利莎·鲍尔曼就曾对自己的两个学龄前女儿进行过跟踪观察，鲍尔曼注意到，两个孩子在谈论占有、状态、时间和成因时，偶尔会非常规性地使用那些表达空间和运动的词语。
You put me just bread and butter.
你只放（给）我面包和黄油。
You put the pink one to me.
把粉色的那个放（给）我。
I'm taking these cracks bigger[while shelling a peanut].
我在弄大这些裂缝（一边剥花生）。
I putted part of the sleeve blue so I crossed it out with red[while coloring].
我把袖子的一部分放成（涂成）蓝色了，所以我用红色把它涂掉（一边着色）。
Can I have any reading behind the dinner?
在晚餐的后面（之后）我能读点什么吗？
Today we’ll be packing because tomorrow there won't be enough space to pack.
我们今天就得打包了，因为明天就没有足够的地方来装东西了。
Friday is covering Saturday and Sunday so I can't have Saturday and Sunday if I don't go through Friday.
星期五盖住了（早于）星期六和星期天，如果我不过星期五，就不能过星期六和星期天。
My dolly is scrunched from someone……but not from me.
我的小车被别人给划坏了……但不是我弄的。
They had to stop from a red light.
他们要在红灯前停车。
在首次对儿童话语进行研究时，这些报告令我兴奋不已，因为它们几乎就是出自吃奶娃娃之口的隐喻之隐喻的证据。当然，这些证据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仅仅来自两个孩子，而且她们的母亲还是个学者——一位对儿童语言的特殊现象细心观察了三年半之久的心理学家。
为了发现孩子们这种跳跃性地使用概念的偶发率，我特意雇用了一个学生——拉里·罗森（Larry Rosen），协助我对一个由近50000个句子转录而成的计算机数据进行了整理，数据库中的语料取自另外三个儿童。遗憾的是，我们收获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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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in’put de door open.
我去打开（放开）房门。
Now I think I take the whole crayoned[coloring in a picture].
现在我全涂完了（给一张画涂色）。
It's gonna stay raining.
天会一直下雨。
He put his bread and butter folded over.
他把面包和黄油卷起来了。
随后，我和罗森又做了一个实验，希望能从我们身边的孩子们那里诱导出此类错误。我们让孩子们描述一些表现“占有”和“状态”概念的图片，比如，一位母亲把一个球交给一个女孩，或者一个男孩在一张纸上涂色。我们还特意告诉孩子们用哪个词来回答问题——例如：“你能用put（放置）这个词告诉我她在做什么吗？”希望以此能引发出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回答，比如：He's putting the paper blue（他在把纸涂[放]成蓝色）。共有30个孩子参与了我们的实验，每个孩子描绘19张图片，总共用了570个隐喻性地使用空间术语的诱导句，但这一次的收获还是微乎其微。
Mother takes ball away from boy and puts it to girl.
妈妈从男孩那里把球拿走交（放）给了女孩。
Square go big.
广场变（去）大了。
Boy puts flowers to girl.
男孩把花交（放）给女孩。
Square went bigger.
广场变（去）得更大了。
在其余99.3%的时间里，即使使用目标动词，孩子们也是按照目标动词的标准含义使用的，比如，He put water on him（他在他身上倒[放]水）。这个结果反倒为“煞风景论”增添了一个筹码。很显然，孩子们完全能够发现位置变化与状态或占有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但他们却极少向人炫耀这种洞察力。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对空间词语的使用与父母们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人工智能研究员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在一次关于记忆的研讨会上所讲述的个人联想经历让我再一次领悟到人类思想的隐喻性。当然，尚克并不是第一个对联想心理进行反思的人。我们经常将这种心理当作由感官体验所引发的往事回忆，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其著作《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中所描述的那样：
母亲着人端上一块点心，这名叫小玛德莱娜的、小小的、圆嘟嘟的甜点心，那模样就像是用扇贝壳瓣的凹槽做模子烤出来的。天色阴沉，看上去第二天也放不了晴，我心情压抑，随手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浸在茶里，下意识地舀起一小匙茶送到嘴边。可就在这一匙混有点心屑的热茶碰到上腭的一瞬间，我冷不丁打了个颤，注意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我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愉悦感，它无依无傍，悠然而至，其中的原由让人无法参透。这种愉悦感，顿时使我觉得人生的悲欢离合算不了什么，人生的苦难也无须萦怀，人生的短促更是幻觉而已。我就像坠入了情网，周身上下充盈着一股精气神：或者确切地说，这股精气神并非在我身上，它就是我，我不再觉得自己平庸、凡俗、微不足道了。如此强烈的快感，是从哪儿来的呢？[6]
5段文字过后，叙述者回忆起儿时的一次经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的姑妈莱奥妮为他端上了一盘浸泡在椴花茶中的玛德莱娜蛋糕，想到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尚克对往事的联想风格与普鲁斯特截然不同：
有人曾经告诉我，有一次，邮局里排着很多人，可他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竟然发现，排在他前面的那位闹了半天就是为了买一张邮票。这让我联想起了在加油站排队买两美元汽油的那些人。
好吧，你指望一个计算机科学家的文学水平能是什么样呢？不过，尽管这段叙述缺乏文学的奔放，但这点缺憾完全可以被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所抵消，因为它所证明的是某些关于人类记忆的非同寻常的东西。记忆不仅可以由一脉相通的味道、纹理和形状等因素唤起，而且还可以通过共享抽象观念框架来激活，就上面这种情况来说，这个共享的观念框架就是“获利甚微的耗时是低效的”。在下面尚克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叙述者对回忆起来的往事的感官重叠（sensory overlap）甚至更少。
X描述了他妻子是如何永远也不会把牛排煎到他所喜欢的程度的事。当Y得知后，此事令他想起了过去某个时刻：30年前，当时他想把头发剪成英式短发，但那个理发师无论如何也不能剪短到他想要的那个长度。
X的女儿正在潜水捞海胆。X指了一处盛产海胆的地方，但他的女儿却继续在原地潜水。X问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她原来潜水的地方水浅。这让X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因为这里的光线比较好，尽管他的钥匙是在别处丢的。
出于对这种鸣钟术（bell-ringing）使用频度的好奇，最近我对自己的联想进行了连续记录，并把那些普鲁斯特式的“共享-知觉-触发”联想与尚克式的“共享-概念-结构-触发”联想区分开来。几天下来，我竟记录了多达十几个尚克式的例子。下面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我一边慢跑一边听iPod，歌曲的播放顺序被设定成随机选择。我不停地按动着“跳过”键，直到找到了一首旋律适合的歌曲为止。这让我联想起棒球投手站在投球墩处向本垒板处的击球手传达发球方式的情景：击球手不停地用一系列手指-代码来示意对方投球的类型，只有当投球手看到了他需要的投球方式时，他才会点头表示同意。
在电脑上修补数码照片时，我尝试着用一个补光修补程序进行补片，但我发现，这个程序刻录出来的亮度明显不如它旁边另外一个修补程序，于是我又使用了那个程序。就这样，我不停地将其他修改程序刻录进来，一次又一次。这让我联想起人们反复锯短茶几腿来阻止茶几晃动的情景。
一个同事说，一个健谈者的诡辩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她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另一个同事回答说，他也许根本就不是个健谈者。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得克萨斯人去堂兄的牧场做客的笑话，他堂兄的牧场在以色列。“你们管这也叫牧场？！”他说：“在得州老家，我一大早就驱车出发，可直到太阳落山，我连牧场对面的边界都没看到呢。”他的堂兄回答说：“是啊，我过去也有过这么一辆汽车。”
有趣的是，我在对这些联想进行反思时，这些反思又唤起了我对另一件往事的回忆。上大学时，我和一个朋友曾经听过一场令人心酸的演唱会，歌手是一位身患喉癌的病人。一小段幕间休息后，她返回了舞台，开始唱这一场的第一首歌，这时她的嗓音更清澈了一些。我那个朋友低声地说：“你把一支干涸的荧光笔盖上帽，它又能写字了，但却不能用很久了。”
尚克式的联想一定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心智行为，但这种心智行为却能带给世界一种全新的隐喻或类比。它既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糟糕的类比，也不同于那些炼金术士或“世界上最糟糕的类比”中选手们所创造的肤浅类比。它是一种深刻的类比，透过感觉经验的外表，它所捕捉到的是一个共享的关于事件、状态、目标、成因以及范围的骨架。这些联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尚克和我的头脑中的，假如它们确实是人类心智剧本中来无影去无踪的幻影剑客，那么语言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隐喻这一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当然，一些诸如推理为什么必须借助隐喻之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借助这个假设，我们甚至可以对人类为何如此睿智给出合理的解释：尚克式联想是一种进化的天赋，这种天赋赋予了人类革新变旧的智慧。（这个革新始于人类从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概念。）
或者，也许尚克、我还有我们的朋友都有些过于另类了。也许正如那些小孩子的偶然语误那样，联想中的类比跳跃并不是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重现，尤其是在你当街找一些人并鼓励他们即兴类比时，这会让类比的生成显得更难。事实上，假如你向认知心理学家询问，人们是如何使用类比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煞风景论”者。他们会说，人们只会对表面相似性有印象，他们看不到事物间相通的结构——一种与尚克式联想观大相径庭的回答。
自20世纪50年代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两位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奠基者就已采用了计算机编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首先从一个问题中提取出一个状态集合（一盘国际象棋的可能布局）和一个操作集合，操作将一种状态转换成另一种状态（例如，移动棋子）。然后再将这两个集合中的状态和操作表征为符号和电脑中的计算步骤，并使它们不带有任何有关世界本身的外部感官标志（比如，棋盘和棋子的外观等）。计算机在解决一个问题时，首先要对目标状态与现行状态间的差别进行探测，然后再对那些用于减少差异的已知操作进行尝试。一个问题一旦得到了解决，计算机便会自动将解决方案推广到下一个与此问题有着类似逻辑结构的新问题上，条件是，这个新问题也必须以类似的形式被表征在电脑的内部——一种通过类比进行的推理。（西蒙将不同版本的相同问题称为“同构问题”[problem isomorphs]。）汉诺塔（Tower of Hanoi）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一个汉诺塔是由堆放在一个圆柱上的若干分度盘组成的（见图4-1）。
图4-1 汉诺塔
你可以一次移动一个分度盘，但不允许将一个较大的分度盘放置在一个较小的分度盘的上面。目标就是将最左边那个钉锥上的那堆分度盘移到最右边的钉锥上去。如果给一段时间考虑，多数人都能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喜马拉雅山某客栈正在举行一场茶道仪式，仪式只有3个人参加：1个主人、1个做客的长者、1个做客的年轻人。仪式按照表演者的尊卑程度依次进行表演：点火、敬茶、诵诗。这个顺序需要重复多次。每一项表演结束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其他人请求：“尊敬的先生，这次我可以替你表演这个繁重的任务吗？”不过，一个人只能请求接替另一个人从上一个表演者那里所接替下来的项目中的最卑微的那一项任务。此外，如果一个人刚表演完一项任务，那么他就不可以再承担一项比他刚完成的那项更高贵的任务。按照茶道习俗的规定，茶道仪式结束时，所有任务都得移交给那个年轻人来表演。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问题与汉诺塔问题是同构的，而且它们可以被缩减到一个相同的步骤序列中（假设主人是左钉锥，长者是中间的那个钉锥，青年人是右钉锥，任务是钉锥上的分度盘，诵诗处于钉锥的最底部）。但茶道仪式问题似乎比汉诺塔问题要难懂得多。事与愿违的是，人类的心智对抽象概念的骨架并无透视力，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会找出一个问题的各种截然不同的“同构”，除非有上帝指引，否则他们很难将自己的解决方案推广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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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的灵感源自格式塔心理学家卡尔·邓克尔（Karl Duncker，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个蜡烛和图钉问题也是他发明的）。设想你是个医生，正在设法为病人杀死一颗胃部中无法手术的肿瘤。你可以采用狭束辐射照射肿瘤，但只有在高强度下，这种照射才能将肿瘤杀死，但同时，肿瘤周围的健康组织也会遭到它的破坏。如果使用低强度，这样虽不会殃及健康组织，但肿瘤也不会被彻底杀死。不过，我们还是有一种解决方案，尽管它的成功率仅有十分之一：采用几束辐射分别从不同的方向照射这个肿瘤，这样，肿瘤得到的辐射剂量就等于所有光束的数量之和，而周围健康组织只能得到一束辐射的剂量。令邓克尔感兴趣的是，人们是怎样出人意料地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呢？几十年后，认知心理学专家玛丽·吉克（Mary Gick）和基思·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预言，通向这个问题解决之路的方法之一也许就是类比。
在一项极具始创性的研究中，吉克和霍利约克向受试者提出了前面那个肿瘤问题，但他们首先为受试者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以问题同构连同问题解决方案的形式给出的：一位独裁者在一个要塞里统治着一个小国，这个要塞四通八达。一位将军坚信他的军队足以接管这个要塞。不过他却得知，通往要塞的道路布满了地雷，只有小股部队才能通过，如果大部队通过就会引发爆炸，这个消息使他的全面入侵计划成了泡影。然而，将军急中生智：他将军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从不同的道路通过，然后再会师于要塞，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要塞攻打下来。对于一个擅长类比的人来说，他应该能够发现这个同构，并将入侵问题的解决方案应用到肿瘤问题上。然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35%的参与者看到了这片曙光——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比例仍旧比没有提示的情况下的实验结果增加了三倍，但这个人数比例还是很小。其他“煞风景论”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们这种想象力的匮乏。大多数人都很少能体验到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一感觉预示着他们可以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推广到与此问题同构的另一个问题上，除非这两个同构问题在表面上也非常相似，比如，在通过阅读一名医生采用多辐射光束治愈脑瘤的方法后，医生们确实成功地解决了那个胃-肿瘤问题。当然，假如一个类比的内容无论在潜在结构还是表面特征上都很接近的话，那么它也就配不上“类比”的称号了。比如，你想凭借在麦当劳点餐的经验来搞定在汉堡王点餐的方法，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类比天赋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方面，类比思想似乎是上天赋予我们的。隐喻关联与人类语言如影随形，它推动着科学并促进着文化的发展。它甚至在不经意间（至少偶尔）现身于儿童的日常话语中，还能不时唤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而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们只能将马牵下水，却无法强迫它将水咽下去（人类就好比这匹拒绝喝水的马，他们只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究其原因，人们对简单的专业知识的欠缺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原因。对于多数学生来说，茶道、辐射疗法以及入侵的军队等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他们手头上并没有所需的概念框架。随后的研究表明，专业知识确实可以使一些深层类比的问题迎刃而解。举例来说，让一个仅上过一节物理课的学生从一堆问题中找出相似的来，他们会将那些用相同种类物体的图片所标识出来的问题放在一起，如将那些带有斜面图标的放一组、有滑轮的放在另一组，等等。但让水平更高的物理研究生进行排序时，他们则会将那些由相同的原则约束的问题集中在一起，比如节能问题，而不考虑这些问题是否带有沿着斜面往上推的箱子，或者吊挂在弹簧上的砝码。人们之所以擅长现实生活中的概念隐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旅行、恋爱、辩论和战争的专家吧。
不过，原因远不止于此。心理学家凯文·邓巴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在实验室中，受试者处于劣势：由实验人员来挑选类比。他们往往将类比隐藏在一个故事里，测试受试者能否将这个类比找出来。这种寻宝式的问题远比儿童语误中自己往外冒的类比要难得多，儿童语误中的类比不过是一种类比联想，是一种在语言史上创造全新隐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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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加拿大开展的一场辩论——该辩论围绕的主题是是否应该以削减社会事业为代价来维持联邦预算的平衡，邓巴邀请了一些学生自己构思类比。几分钟之内，学生们为每个主题平均设计出11种类比。其中80%的类比与金钱或政治无关，但却涉及一些冷僻的喻体，例如，农业（“如果你因为苹果树的农药太贵而决定不买，那你的苹果树全部都会死掉”）、家庭生活（“赤字就像烘干机里的软抹布，如果你不把它取出来，它就会堵在里面，最后变得毫无用处”）。此外，他还在大约400篇有关1995年魁北克独立全民公投的报道中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200多个类比。他也再次发现，其中大多数类比都基于深层的相似性，而不是表层的相似。这些类比对喻体的全方位挖掘完全可以同家庭（“这就像父母离异，也许争取你监护权的那个家长正是你不喜欢的那个”）、医药（“分离就像一场大手术，重要的是让病人知道手术是公正的”）、国家性质的消遣活动（“魁北克通往主权的道路就像一场曲棍球比赛，全民公投是第三阶段的尾声”）的类比相媲美。
弥赛亚时代还未到来。尽管隐喻与语言如影随形，但在当今语言使用者心中，许多隐喻实际上已经死掉了，而那些活着的又永远不能被习得、理解或者作为推理工具被使用，除非它们出自那些能够捕捉能指与所指之间异同且更为抽象的概念。出于这个原因，概念隐喻既不能将真理与客观归于陈词滥调，也不能使哲学、法律和政治的话语让位于竞争框架间的择优之争。
但我仍然坚信，隐喻是一把开启人类思想和语言的金钥匙。人类心智天生就具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潜能——它虽不是呼之即来、无懈可击，却也足以派上用场、明察秋毫。人类强大的类比力使他们能够用古老的神经结构去诠释崭新的主题、发现隐藏的自然规律和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放大了语言本身的表达力。
语言，由于其本身的设计，似乎是一种定义明确，但却功能有限的工具。尽管一种语言只有有限的符号和更为有限的遣词造句的规则，但它却使得人们分享了无数概念组合——即“谁对谁在哪里做了什么”的最重要工具。然而，从世界的数字化方式上来看，语言却是一种“瘦损”（lossy）的介质，因为它丢掉了关于体验的那部分稳定的、多维度的结构信息。语言的贫乏其实是臭名昭著的。举例来说，面对诸如气味和声音等既微妙又丰富的感觉，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无以言表。而且它看起来与其他那些并非由离散、易感的成分所构成的感知渠道一样笨拙。灵光一现的顿悟（就像那些在数学或音乐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灵感）、情感的波澜起伏、片刻的苦思冥想，这些都不是被我们叫作“句子”的线-珠结构所能捕获到的体验类型。
值得庆幸的是，隐喻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弥补语言“不可言状”的方法。也许语言带给人们的最大快乐就是，它让人们对一个精于文字的作家所创造的隐喻崇拜得五体投地，从此便行不知往地栖身于他人的意识当中。隐喻能够让我们了解，数学天赋是怎样炼成的：
有时候，我常常漫无目的一圈一圈徘徊，踟蹰不前，迷离恍惚。就这样僵持着，一连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我知道，如果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乱麻般的思绪总会被理清、被简化。我保证！一旦灵感降临，便会让人猝不及防。嘣！嘣！嘣！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于是，你知道，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人迹罕至、美不胜收……记得有一次在瑞士，几个朋友带着我乘缆车上山，是那种很高的缆车……据说在那座山的山顶，有一家酒店，周围的景色无与伦比。然而，清早起来，眼前的景色却令我们大失所望，漫山弥漫的乌云，遮天蔽日。就在此时，云雾间骤然出现了一条裂缝，透过这条云间缝隙，少女峰和其他两座巍峨的山峰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便是这里风景独好的独到之处吧。
它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乐章是怎样谱写的：
那是上天赐予他的礼物。当他走近一只灰色的大鸟时，鸟儿警觉地发出了一声尖叫，腾空而起。鸟儿越飞越高，很快便悠然翱翔到了山谷上方，它一边盘旋，一边敞开它那风笛般的只有三个音符的歌喉唱了起来。歌声蓦然闯入了他的耳朵，他惊觉，这不正是自己谱的那首短笛曲的反奏吗！歌声是那么的质朴而又不失优雅。正是这顺序的颠倒赋予了这天籁之音简单和美丽，这本应是他在寻常间就可以听到的声音。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一串伸展的台阶旋即浮现在他的脑海，不知它是从阁楼的天窗还是轻型飞机的舱口滑下来的，管他呢。一颗音符跃然而上，稍作停顿，预告着下一颗音符的即将登场。他听见了，领悟了，然后那个小音符便转身离去，留下了一抹撩人的背影和一声渐渐远去的忧伤呼唤……这些音符彼此相得益彰，它们就像一些摇摆着的抛光小铰链，完美的圆弧间不时地摩擦出美妙的旋律。终于爬到了山顶那块倾斜的岩石板上，他停下来，伸手到口袋里去取乐谱本和铅笔，此刻那个声音仍然依稀地回荡在他的耳畔。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心怀一种难以名状的欲望是什么样的：
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狂人、一个多愁善感的尤物。在你的欲望中，炙热的红毒翻滚着泡沫；在你的骨子里，超肉欲的火焰永远熊熊。（哦，你怎么要退缩和隐藏！）怎样才能在人群中立即寻到你的踪影？那本是些不可言喻的气质——略具猫科轮廓的颧骨、纤细柔韧的四肢，还有很多其他的气质，但失望、惭愧和那柔情的泪水让我无法再列举下去——你这个孩子中的精灵。
它甚至还能帮助我们了解，人们是如何反思语言自身的缺陷的：
没人能完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想法或痛苦。事实上，人类语言不过是个破茶壶，我们用它敲击出来的粗糙乐曲只能为狗熊伴舞，可我们却一直希望它能感动群星。
第三部分
语言与社团
THE STUFF OF
THOUGHT
05
名为何物
任何一个人名或事物名称都是先由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物凭空杜撰出来，并在随后被语言社团接受并流传开来的。正是这一过程将我们的世界、心智以及人类社会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网罗在了一起。命名这种谦逊的行为，一方面颠覆了我们对逻辑、含义以及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颠覆了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认识。
我这一生无时无刻不被“史蒂芬”（Steven）这个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名字提醒着。这个名字的出处其实还挺吉祥的：Stephanos，即希腊语“皇冠”的意思。尽管如此，自圣·史蒂芬（St.Stephen）——人类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遭石刑之后的2000多年间，史蒂芬这个名字几乎就再未被人使用过，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史蒂芬日（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好国王温塞拉斯（Good King Wenceslas）雪天出行救济农民的那一天，人们才会记起这个名字。到了19世纪，不知何故，这个名字又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当时使用它的人还不是很多——奥斯汀、道格拉斯、福斯特、里柯克以及克兰——即使到了20世纪上半叶，也只增加了贝尼特、斯彭德和迪达勒斯，而最后一个史蒂芬·迪达勒斯还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史蒂芬这个男孩名的使用率名列第75位，排在克拉伦斯、勒罗伊和弗洛伊德后面。而到了我出生的50年代，史蒂芬以及同源名Steven（史蒂文）、Steve（史蒂夫）骤然飙升到了第7位。我个人认为，在我的家乡，这个名字好像比在其他地方都受人欢迎。因为每次我们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总会发现身边有好几个Steve。上小学时，因为每个班级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所以我总是被叫作史蒂芬.P。随着年级的升高，我发现，叫史蒂芬的同学也变得越来越多。我在研究生学院的室友、我的导师以及我的一个同门师兄都叫Steve（结果我们学院同时收藏了一份有三个Steve署名的毕业论文），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实验室，结果我先后雇用了两个Steve为我工作。
到了我开始写市面上的科技书时，我已经彻底被史蒂芬们给包围了。我渴望自己能站在史蒂芬·古尔德前辈和史蒂芬·霍金的肩膀上，于是，我发现自己先是与古尔德进行论战，然后是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那场论战的文字被记录为《两个史蒂夫》[The Two Steves]），这些史蒂夫的科技书籍，连同史蒂芬·步狄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和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的，都被摆放在书店的同一个书架上。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对我的书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基珀·威廉姆斯（Kipper Williams），《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经作者许可转载。
自那以后，市面上科技书的撰写队伍里又增加了约翰逊、兰德博格、利维、杰米森、温伯格、沃尔夫拉姆以及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那两位作者（列维特和都伯纳）。此外，史蒂夫还统治着高科技领域，其中包括微软和苹果的CEO（鲍尔默和乔布斯）、苹果的两位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以及美国在线的创始人（凯斯）。
在世纪之交的科学领域中，这许许多多的史蒂夫已经形成了一股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抵制新达尔文主义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史蒂夫计划”（Project Steve）。该计划是美国国立科学教育中心（NCSE）为反击美国神创论组织（美国发现研究所）发起的“反对达尔文主义科学家”签名活动而掀起的一场极具讽刺性的活动。仿效美国发现研究所的做法，NCSE也搞了一次签名活动，但不同的是，NCSE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并且只允许叫史蒂夫的科学家参与签名。NCSE反击美国神创论组织说：“哦，是吗？哇，你们有几十个人签名，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有几百名科学家都因拥护进化论而签名——仅仅是叫史蒂夫的就有这么多！”（其中包括同源名Stephanie[史蒂芬妮]、Steffi[史蒂菲]、Stefan[史蒂芬]以及Esteban[埃斯特万]）。其实，NCSE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讽刺美国神创论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史蒂芬·杰·古尔德前辈。目前，“史蒂夫计划”的网站上一直保留着那个投票统计表（到本书发稿时，投票已经达到了800人次）。此外，他们还发行了一款文化衫、一首歌曲以及一个吉祥物（教授史蒂夫·史蒂夫，一只熊猫玩偶），并在极负盛誉的《不可能的研究年鉴》（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史蒂夫的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Steve）的项目报告（报告基于签名者订购T恤的尺寸分布完成）。
超史蒂夫主义（Hyperstevism）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种社会现象。就像郁金香革命、互联网股票以及其他疯狂人群的命运一样，“史蒂夫”这个名字也是命途多舛。如今，青少年以下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没有人再叫这个名字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跟“埃尔默”或者“克莱姆”一样老掉牙。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名字的走势竟然如此跌宕起伏？和绝大多数用一个全新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也许根本没想到，他们竟成了一种流行趋势的一部分，其实，他们只是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而已。我的祖父母曾经提起过这个名字的含义，说这个名字让他们想起了一个乡巴佬。不过，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愚鲁而迟钝的汉子的象征，就像电影《取舍之间》（To Have and Have Not）中的劳伦·巴考尔对亨弗莱·鲍嘉的评价那样：
你知道你不必和我一样，史蒂夫（他的名字不叫史蒂夫）。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一件都不要。哦，也许你只要吹个口哨就好。你知道怎么吹的，对吧，史蒂夫？把双唇合拢，然后向外吹口气就是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我的祖父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经历了一代人的光景后，这个名字的内涵竟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居然成了美国反同性恋运动口号的代名词——“上帝所创造的是亚当和夏娃，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
本章的内容是关于命名的问题——命名孩子及普通事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是他们有权选择一个事物名称的唯一机会。而对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近100万个单词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必定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物凭空杜撰出来的，随后，它还得被同一个语言社团的人所接受并流传千古。正是这一过程将我们的世界、心智以及人类社会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交织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最近的一些研究结果证明，命名这种谦逊的行为，一方面颠覆了我们对逻辑、含义以及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颠覆了我们对文化和社会的认识。
词的含义栖身何处
我们对人名逻辑的认识始于一个基本问题：词语的含义到底栖身何处？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即共有两个可能的栖身之处。一处是外部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单词的所指；另一处就是我们的头脑，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一个单词使用方法的理解。
语言是通往人类灵魂的一扇窗口，对于任何一个热衷于此观点的人来说，外部世界似乎只是一个希望渺茫的栖息地。举例来说，“猫”这个词所指称的是世界上所有猫的集合，无论是已经死去的还是即将出生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人能够了解所有的猫，死去的、活着的、即将出生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语言中还有许多词根本就没有对应的所指物，比如，独角兽、伊莉莎·杜利特尔以及复活节的兔子，但对于那些了解这类词的人来说，它们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人们还可以用意思相去甚远的单词来指称世界上的同一个事物。就这一点而言，教科书上经常引用的例子就是“长庚星”和“启明星”，事实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所指称的都是那颗独一无二的金星。然而，对于那些天文盲以及无法了解它们所指的人来说，这两种称谓的意思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希腊也有一个有关两个单词指称同一事物但却不被人所知的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位底比斯的国王俄狄浦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一个女人——伊俄卡斯忒，也是他的生母。正如我们常看到的那样，语义的细微差别可以导致同一事件的后果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