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之所以会呈这种动态走势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语言社团中的人对一些人名有着惊人相似的反应。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们经常发现他们为孩子量身定制的那个独具匠心的名字同样也被邻居们选中了。一个人名的独特韵味一方面源自于名字本身的音色，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其他同名成年人的偏见。出于这个原因，第一代美国人为自己取的那些假英国名字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反倒成了自己中产阶级地位的牺牲品。在20世纪70年代上演的一部爱情剧《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哈利在调侃莎莉之前的性体验。
哈利：你都和谁发生过那种最棒的关系？
莎莉：我不告诉你！
哈利：好吧，那你别说啊。
莎莉：谢尔·戈登（Shel Gordon）。
哈利：谢尔……谢尔顿（Sheldon）？不会吧，不可能啊。谢尔顿不可能满足你的。
莎莉：是，我和谢尔顿也干过。
哈利：不，你没有。叫谢尔顿的那个人帮你处理个人所得税、治个牙什么的还行。但“嘿咻”那种事儿肯定不是他的强项。就这名字。“来吧，谢尔顿。”“你真是个雄狮，谢尔顿。”“上我吧，大家伙，谢尔顿。”哈哈，他不好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父母们可能顾不上想什么最棒的性体验，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给孩子们取上那些让人小视的名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谢尔顿”就像“默里”一样，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在整个英语世界，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反应出奇地一致，幽默家们甚至利用它来恶搞。作家马西·卡亨（Marcy Kahan）最近把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的电视剧本改编成了英国舞台剧，他说：“我把‘谢尔顿笑话’加进了这部舞台剧，扮演哈利的那3个演员都因此搞得观众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每场演出都如此，屡试不爽。”
婴儿命名的动态性已经成了报纸和社交的谈资，这更加速了它的流行周期。内瓦艾（Nevaeh是从heaven逆拼出来的）这个在2006年间盛行于美国的女孩名，在5年前人们几乎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时尚的另一端，人们日益发觉他们自己以及亲戚朋友的名字正迅速地走向平庸。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对我说，芭芭拉、苏姗、黛博拉、琳达等名字会让她联想起中年妇女的形象。要知道，这些名字可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女孩儿们最时髦的名字啊！这让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给孩子们取什么名是父母的权利，显然他们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会受到流行名字影响。但是，一旦他们作出了选择，孩子就会一直叫那个名字，而且周围的人也会一直这么称呼他。然而，给其他事物命名的权利就不属于父母了，它们属于语言社团。词语的社会性本质在比尔·沃特森（Bill Watterson）的漫画《卡尔文与霍布斯虎》（Calvin and Hobbes）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漫画中是卡尔文在物理考试中所做的一次注定倒霉的尝试。
Calvin and Hobbes©1995 Watterson.Dist.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对“用你自己的语言”的理解是“用你自己组织语言的方式”，而不是“你自己创造语言”，这说明，语言是一个语言社团所共有的，而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假如你所说的话，周围没人能懂，你也就不会使用它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语言是共有的，但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必定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发明创造出来的。这其中的一些发明得到了社团成员的逐渐默许和使用，这就好比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接着，这些发明被传给了子孙后代，他们用它来指称与祖先们所指称的相同事物。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关于这种默许到底是如何在一个语言社团内部达成的问题，始终是个神秘的话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发明之母。例如，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用户需要借助一个术语来指称大批电子邮件，垃圾邮件（spam）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然而，并不是所有词语空缺都有这份运气。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运动中，人们急需一个术语来指称未婚同居的异性恋伴侣。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流行词可以填补这个空缺——用“情人”（paramour）吧，过于浪漫；用“室友”（roommate）吧，又浪漫不足；“伙伴”（partner）听起来过于放纵，采用那些媒体人的建议，又过于诙谐了；比如，出自于人口普查目的的首字母缩略词POSSLQ（persons of opposite sex sharing living quarters，共享同一住处的异性），又比如umfriend（This is my, um, friends，这是我的，呃，朋友）。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未婚同居也已经被谈论了几十年，可是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怎么称呼呢？称呼他们为“双零”（aughts）、“两零”（nought-noughts）、“零比零”（naughties）吗？
传统词源学对我们搞清词语的来源及流行趋势等问题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尽管词源学家们能够对大多数词根进行追根溯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甚至更久，但他们却怎么也捕捉不到我们的祖先为这些词根命名的那个瞬间。幸运的是，语言中随时有新词出现，我们不妨对这些新词进行一次寻根追底的考察，看看是否可以发现点什么蛛丝马迹。
Spam（垃圾邮件）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由Short（短的）、Pointless（毫无意义）和Annoying Messages（恼人的信息）的首字缩略而成的。这个词与霍梅尔公司（Hormel）自1937年以来出售的一种午餐肉有关，它其实是五香火腿（SPiced hAM）的混成词。问题是，它怎么会被用来指称那些借以扩展男性成员并分享废黜非洲独裁者的不义之财的电子邀请邮件的呢？对此，很多人的观点是：它与隐喻有关。就像霍梅尔公司所出售的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午餐肉那样，电子邮件不仅廉价、量多，而且附赘悬疣、连篇累牍。“发送垃圾邮件”（spamming）是“垃圾邮件”（spam）的一个词源变体形式，指的是当你把垃圾邮件转储至CPU时所发生的情况。上述这些直觉尽管可能会有助于该词的传播，但这种起源实在有些太隐晦了。事实上，垃圾邮件这个词的灵感来源于英国著名六人喜剧团的幽默短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对夫妇走进一家咖啡馆，询问女招待（一只缓慢爬行的蟒蛇）有什么东西可吃，她回答说：
嗯，我们这儿有鸡蛋和培根；鸡蛋、香肠和培根；鸡蛋和五香火腿；鸡蛋、培根和五香火腿；鸡蛋、培根、香肠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香肠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鸡蛋、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香肠、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五香火腿、西红柿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鸡蛋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烘豆、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我们还有法式焗龙虾：就是用那种青葱、茄子为主料的普罗旺斯浓汁烹饪出来的大虾，上面扣着奶油蛋黄酱煎蛋和五香火腿，并配送松茸馅饼和白兰地。
你可能会想：“这叫什么幽默剧啊！早该封杀了，这也太愚蠢了吧！”是的，不过有一点别忘了，确实是它填补了英语中的一个词语空白。正是女招待对“五香火腿”那段漫不经心的反复重复激发了80后电脑黑客们的灵感，他们借用它作为一个动词，意为千篇一律的信息在新闻组[2]内泛滥，经过大约10年的光景，它已从电脑黑客的专属动词变成一个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流行词。
如此奇异乖张的造词法居然能盛行起来，这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垃圾邮件这种荒谬的造词法并非史无前例。动词gerrymander（为政党利益改划选区）出自19世纪的一个美国连环漫画。漫画表现的是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为了达到给对手选民只留一席之地的目的，精心地设计了一个“蝾螈”（salamander）[3]般弯弯曲曲的政治行政区。事实上，有很多这类荒唐的词语根本就没有词源可以追溯。举例来说，“布什双唇”（bushlips），意为“虚假的政治言论”（出现于布什1988年的竞选口号“读我的唇语：不要新税”之后）；再如，“远程性爱”（teledildonics）。每年美国方言协会都要选出一个本年度“最可能流行的词”，但就连该协会的成员们都承认，这种预测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人们是会记住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还是Infobahn（均为“信息高速公路”）？又有谁会想到“上博客”（to blog）、“上谷歌”（to google）、“上黑莓”（to blackberry）那么迅速地就变成了人们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了呢？
无论命名婴儿时对词语资源的索取，还是命名概念时对它的回馈，都是相当随意的。我们将看到，这种不可预见性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文化大有好处。正如语言中的词语、文化中的实践——每一种时尚、每一种礼仪、每一种共同信仰都必定源于一个缔造者，然后必定引起他的友人的关注，再后来是友人的友人，友人的友人的友人，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直到它演变为一个社团的特色方言为止。作为一种最容易追踪溯源的文化现象，命名所表现出的无常兴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人们对一些道德观念和习俗兴衰的解释，例如，为什么男人不再戴呢帽，为什么居民区被隔离开来，等等。不过，命名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个体选择与社会蔓延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得它们终有一天会变得言之有物并因此得以广泛应用和传播。
人为什么一激动就爱讲脏话
既然人名能够从其使用者那里获得意义，这说明词语具有吸收情感色彩的潜能，换言之，词语不仅有外延，而且还有内涵。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接龙公式经常被用来解释“内涵”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罗素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接龙公式：我坚定（I am firm）、你固执（you are obstinate）、他顽固（he is pigheaded）。这个公式后来成了广播节目和报纸专栏中一个文字游戏并很快引出了成百上千的类似三元组。例如，我苗条、你单薄、他骨瘦如柴；我完美、你吹毛求疵、他控制狂；我探索性、你滥交、她荡妇。在每个三元组中，每个词的字面意思虽保持不变，但情感意义却发生了变化——依次从褒奖到中立到贬损。
在一些充满了污言秽语的奇怪现象中（这是第6章的话题），词语的情感渗透潜能显得格外突出。对于心智科学来说，有关为什么、什么时候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会降临到人们身上的问题，始终是个不解之谜——切面包却划破大拇指，酒杯打了却弄伤了膝盖——我们的话题突然就转向了性欲、排泄物或宗教。不仅如此，当我们的人权受到他人侵犯时，词语的这个特征还能暴露出我们人性中的一种奇怪的特征。举例来说，当我们等了很久的车位被别人挤进去时，或者当有人在星期日早上7点钟便打开修草机整理庭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那样情不自禁地咒骂一句：“我告诉他要枝繁叶茂、多子多孙，见你的鬼去吧！”
这些突然爆发的诅咒似乎是从我们大脑深处最远古的地方发出来的，就像一只狗被人踩到了尾巴时发出的嗷叫，或者当它试图恫吓敌人时发出的咆哮。它们既可能出现在抽动症病人无意识的抽搐中，也可以发生在语言能力完好的神经病人的话语中。尽管诅咒似乎有着遗传的根源，但这些话语的本身毕竟是由语言中的词语构成的，而且它们的发音完全符合人类语言的语音模式。这就好像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大脑得以联线，于是这些古老的呼号喊叫系统的输出被填补进了当代语言系统的输入之中。
人们不仅能在极度兴奋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使用与性、排泄或宗教有关的词语，而在其他场合下，他们还能小心谨慎地避开它们。很多绰号和诅咒不仅会让人感到不快，而且是犯忌讳的：无论直接表达还是间接表达，它们都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透过世界各种文化中的禁忌语，我们发现词语所承载的这种可怕的力量让人触目惊心。在正统派犹太教中，上帝的名字，翻译成英文YHVH，读作Yahweh（耶和华）。这个名字只有在犹太人赎罪日那天主教在犹太教堂的内殿提起时才会听到，而在其他任何时间和地点人们都不会提及它。在日常交谈中，严守教规的犹太人会使用另一个替代词“哈希姆”（hashem）来尊称上帝。哈希姆是“圣名”的意思。
如果说禁忌语是对普通情感的冒犯，那么禁忌现象则是人们面对常识的一种方式。新陈代谢是人体必要的日常行为，然而所有与此相关的英语单词都是不雅、儿童不宜或者是临床使用的。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优雅的单音节赋予了英语优美的韵律与活力，但却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人们无法回避的新陈代谢行为。英语中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词语空缺，它就是一个能够体面地描写性爱的及物动词——Adam verbed Eve or Eve verbed Adam（亚当“爱爱了”夏娃，或者夏娃“爱爱了”亚当）。我们的语言中不是没有描述性交的简单及物动词，就是即使有也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所有这些表示性爱的动词竟然都排在了“7个电视禁忌语”的榜首。
至少可以说，1973年时那7个禁忌语是不能公开使用的。当年，为了反抗脏话在广播媒体中不得使用的禁令，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发表了一段史上闻名的独白。一家无线电网络因为播放了这段独白而受到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严惩（该案最终移交最高法院审理），指控的理由是该网络公然允许卡林在广播中提及了那些他声称不该被禁用的脏话。虽然这是一场令人十分费解的官司，但它却引发了人们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深思。我们目前也有一条现行律法，该律法禁止自我批判，这是一种可以和罗素以及其他大家们搜集那些自我指涉陈述相媲美的悖论。甄别却不使用禁忌语的悖论总是带有一定的规范“性”话题的目的。美国法律禁止人与动物发生性关系。有几个州，在起草这条法令时遇到了麻烦，由于法律起草者们无法直接提及这种行为，所以他们只好宣布“令人生厌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犯罪”是不合法的。这条法令后来因被质疑空洞无效而被终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新泽西州出台的一则有关淫秽语言的法规明确地规定了属于淫秽范围内的词语和图像的种类。遗憾的是，由于该法令中随处可见的淫秽语言和色情图片，使得一些法律图书馆不得不把每本法令藏书副本中的这一页都撕掉了。
当前语言禁忌仍然是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无论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还是互联网上，有关“性”与“污秽物”的语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看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敦促下，美国政府正在对此采取制裁措施，特别是针对范围日益缩减的广播媒体。《电视广播扫黄法案》（Clean Airwaves Act）和《体面广播实施法案》（Broadcast Decency Enforcement Act）等立法对没有审查出嘉宾所使用的“卡林脏词”的广播站进行苛刻的惩罚。有趣的是，《体面广播实施法案》是在2004年的一起出人意料的事件过程中被通过的。这场事件充分暴露了语言禁忌的虚伪——法案投票的当天，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与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在参议院发生了争执，口角中，切尼诅咒参议员：“枝繁叶茂、多子多孙，见你的鬼去吧！”
任何有点好奇心的人都会对语言禁忌的不合理性和虚伪性感到困惑。为什么某些特定的词语被赋予了可怕的道德力量，而它们的同音异义词或同义词却可以逍遥法外呢？而且，不管它们听起来有多么不合逻辑，但人们就是言听计从，至少是对其中的一部分禁忌深信不疑。是所有人吗？是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假如我告诉你们，有一个让人非常瞠目结舌的禁忌词，即使是在闲聊中一个体面人也不会脱口而出的，就好像严守教规的犹太人不敢对上帝直呼其名那样，他们必须使用另一个词来间接指称上帝的名字。我说的这个词，只有那些属于一个选举圈的人才敢使用，如果其他任何人使用了它，都有可能招来包括合法暴力在内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禁忌词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黑鬼”（nigger）——体面论坛上用“n开头的词”代替nigger。不过也只有那些非洲裔美国人才能使用这个词，他们在自己选定的语境下，用这个词来表达友谊和团结。这里我想说的是，“黑鬼”这个词的使用给其他人（甚至包括言论自由的拥护者和性词语恐慌论的怀疑者）带来的惊恐说明了一个问题——语言魔法心理不仅仅是求全责备的清教徒们的变态心理，更是人类情感和语言构成方式的一部分。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了语言研究的实验室。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真人真语语料库，而且还为流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从而使那些人们发觉有趣并希望传播给他人的语料得以彰显。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小故事给您介绍一下本书最后一个话题。1998年间，这个小故事曾在电子邮件间广泛流传。
在丹佛斯泰普尔顿机场（Denver's Stapleton airport）的最后一天，一班满员的美国航班被临时取消了。人们排着长队焦急地等待着改签，登机口处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忙活着。这时，一个乘客突然愤怒地挤到服务台前，他把机票往柜台上一拍，厉声说：“我就要这个航班，而且还得是头等舱。”服务员礼貌地说：“抱歉，先生，很乐意为您服务，不过我得先接待前面的乘客，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然而那个乘客并不买账。为了让他身后的乘客也能听到，他特意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我是谁吗？”没有片刻犹豫，女服务员随即微笑着抓起了身边的扩音器话筒：“大家请注意！”她开始广播，声音从扩音器的这端传出，“登机口这儿有位乘客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哪位乘客能帮忙找到他的身份，请到这里来。”话语刚落，那个乘客身后爆发了一阵哄笑。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女服务员，咬牙切齿地说：“X你！”女服务员毫不让步，她面带微笑地说：“对不起，先生，这你也同样得排队。”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离谱，不像是真的，倒有点儿像都市传奇。但女服务员那两句妙语却激发了我们对扑朔迷离的语言奥秘的猎奇心。事实上，本书后面的章节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一些有关第二句妙语的困惑，即某些与性有关的词语同时也可以用于咄咄逼人的诅咒（详见第6章）。而第一句妙语则引出了我所要探讨的与词有关的最后一个世界——社会关系世界（详见第7章）。
女服务员对“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话的应答源于她对乘客的反问句的故意曲解。乘客的意图是提醒对方重视他的社会地位，而服务员则假装不懂，并将其字面地理解为一个关于自己身份认证的请求。作为旁观者的其他乘客（以及电子邮件的读者）的积极响应源自于他们从第三层面对这句妙语的理解——女服务员的假意误解是她用来扭转局势、挫败对方的傲慢无理并使之受到罪有应得的嘲讽的一种手段。
语言理解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而绝不是对一个句子进行直接句法分析所能办得到的。在日常交谈中，我们期望对方能够领会我们不好直截了当提出的请求和提议。电影《法戈》（Fargo）中有这样一幕，两个绑匪开着一辆车，车的后座上藏着他们的人质，途中由于车子丢了一个轮盘，他们被警察截了下来。警察要求开车的绑匪出示驾驶证，那个绑匪故意把一张50美元的纸票随着驾驶证一起暴露在钱包外面，他对警察说：“布雷纳德（Brainerd）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可以就地解决问题啊。”当然，绑匪的言外之意并不是称赞这地方交罚金方便，他是在暗示那个警察，他希望贿赂他。事实上，很多话语都有不同于字面含义的言外之意。
If you could pass the guacamole, that would be awesome.
要是你能把鳄梨酱递给我，那就太好了。
We’re counting on you to show leadership in our Campaign for the Future.
我们都指望您在我们未来的活动中带个头呢。
Would you like to come up and see my etchings?
你难道不想过来看看我的蚀刻板画吗？
Nice store you got there.Would be a real shame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it.
你那儿的那个店可真不错，要是它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就太可惜了吧。
第一个陈述句很显然是一个请求，第二句意在拉赞助，第三句是一种性引诱，而最后一句则是个威胁。但是为什么人们不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意图，例如，“少废话！放我过去，我就把这50美元给你”、“请把鳄梨酱递给我”呢？
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含蓄的语言进行贿赂或威胁，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有利于日后推卸责任：我们知道行贿和敲诈勒索都是犯罪，含糊其词的表述至少可以给法庭指控带来些麻烦。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含而不露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此它们根本起不到阻止起诉或欺骗陪审团的作用。正如律师所说，它们根本无法通过法庭上的“咯咯笑测试”。令人费解的是，人们明明知道没人会被愚弄，但却都愿意参与到这种文字游戏中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几乎”没人会被愚弄。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中就有这么一个情节，乔治的幽会对象问他是否愿意过来一起喝杯咖啡。乔治拒绝了，他说咖啡因会使他晚上无法入睡。后来他突然恍然大悟，她说“喝咖啡”其实并不是真的喝“咖啡”，而是邀请他去“做爱”。当然，这也可能有点儿离谱。弗洛伊德曾在《恢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ns）中讲了这么一个笑话：两个竞争商在火车站偶遇了，一个问另一个要去哪里。对方回答去明斯克（Minsk）。提问的商人接着说：“我知道你告诉我你要去明斯克是因为你是想让我觉得你要去明斯克，可不幸的是我却碰巧知道了你真的要去明斯克。那么，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如果对话双方真的要挖掘隐藏在对话背后的心照不宣的潜台词的话，那些次第出现的环环紧扣的心理状态会令人眼花缭乱——绑匪司机意欲贿赂；警察知道他有贿赂的意图；司机知道警察对此心知肚明；警察知道司机知道他心知肚明；等等。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为什么对话双方都心甘情愿地在这种文雅的风尚喜剧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呢？
礼貌的晚餐时间请求——语言学家称之为疑问祈使句，为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些线索。当你提出一个请求时，你其实是假设对方一定会接受你的要求。但除了对方是你的雇员或密友，否则你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可是你又确实想要那该死的鳄梨色拉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请求藏进一个愚蠢的问句（“你能……吗”），一个愚钝的想法（“我想知道是否……”），一句露骨的嘘寒（“如果你能……那就太好了”），或其他一些皮里阳秋的托词里。对方在本能地对你的真实意图进行揣测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委婉是尽量让她觉得你并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家庭主妇。由此可见，一个巧妙的祈使句可以同时起到两个作用——转达请求、暗示人际关系。
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普通交谈和面对面的外交会议并无两样，交际双方无非是在探索如何照顾彼此的面子，如何给对方留个“台阶”，在交涉双方的关系时（例如，权利、性、隐私和公平等），如何为相互间合情合理的推诿保留一点儿余地。就像真正的外交那样，一份公告的细致有加或者细致不足都可能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1991年，一场指控几乎使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与美国最高法院的提名失之交臂。有人指控他向下属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律师提出过性要求。在美国参议院行使建议和审批权的历史上，奇怪的一幕上演了：参议员们必须判定托马斯与希尔谈及艳星银郎东（Long Dong Silver）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当他问Who has put pubic hair on my coke（谁把体毛放到我的可乐里了）的时候，他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这大概是制宪者在制定权力分立条例时没有考虑到的，但这类问题已经成了我们民俗话语的一部分了。自从托马斯-希尔把性骚扰案件搬上了民俗的舞台，裁决性骚扰便成了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最头疼的难题，尤其是那些隐晦的性引诱更是让人头疼不已。
消息和网络上的这些花边新闻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语言与思想、社团、情感、人际关系以及现实本身的联结方式。难怪语言会给人们的公共及隐私生活带来如此之多的棘手问题。人类是语言动物，是一种以词语为生的物种，所以，如何使用语言，如何理解语义必然是人类思考、分享和辩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请注意，假如你认为上述这些讨论是关于语言本身那就错了。正如我将在第2章中阐释的那样，语言充其量也就是人们用于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而且它不能与思想和感情本身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语言的另一种现象——声音象征（参见第5章）可以提供一些说明。假如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没有思想做基础，那我们就不是真的在说话了，那只能算是牙牙学语、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絮絮叨叨、胡言乱语、含糊其词、闲聊、磨叨、胡扯、废话等诸如此类的咿咿呀呀——一个言之无物的空洞拟声词而已。
本书其他章节则是关于“言之有物”的探讨：思想、感情以及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透过语言方可清晰看到的其他东西。我们的词语和语言结构展现了物理现实和社会生活的抽象概念。所有文明社会的生活大同小异，但人类科学成果和人际关系类型却不尽相同。语言植根于个体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伴随着语言社团的历史发展以及人类物种的进化。人类有能力把它们合成更大的集合甚至可以通过隐喻性的跳跃将其扩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种能力对我们了解致使人类变得如此聪明的原因大有裨益。不过，语言也同样可以与事物的本质发生冲突，如果冲突真的发生了，其结果很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荒唐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为此，我想敬告大家，那笔取决于“事件”一词解读的35亿美元的理赔款不过是我们为了解词与各种世界关系所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而已。
第一部分
语言与思想
THE STUFF OF
THOUGHT
01
动词的奥秘
动词不仅可以将句子的核心成分组合起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句子的意思。儿童善于在学习动词时发现潜在模式，并将其扩展到对其他动词的使用上。不过，过度泛化规则也会让儿童误入歧途。人类的心智具有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框架同一起事件的能力。对于我们的一些创造性应用，有些还没有被大众接受，另一些则在反复应用中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探索隐藏在日常生活的一隅或裂缝中的世界是儿童文学屡试不爽的创作手法。《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爱丽丝跌跌撞撞地掉进一个兔子洞里，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离奇的地下王国。在这种创作模式下，无数栩栩如生的神秘王国魔术般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通向纳尼亚王国衣柜的通道、时间的皱纹、魔法神刀、一粒灰尘中的呼呼城，等等。
现实世界也是如此，微观世界的意外发现往往是人类幻想取之不尽的源泉。1968年，设计师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雷·伊姆斯（Ray Eames）就制作了一部这样的电影，取名为《十的次方》（Power of Ten）。电影以十亿光年之遥的银河系为背景拉开了序幕，画面成十倍的幅度逐级放大，银河系、太阳系、行星等一一跃然屏上，随着画面的放大，一个躺在公园草坪上小憩的野餐者渐渐出现在观众的眼前，接下来，他的手、他的细胞、他的DNA、碳原子，最后是碳原子的16个数量级的粒子都被清楚地呈现在银幕上。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和菲利斯·莫里森（Phyllis Morrison）后来还特意为该电影写了一本观赏指南，书中详细地解释了物质现实这种壮观呈现的方式。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理念最近被用在了网络上一种极为有趣的消磨时间的玩法上：从一张通过7个数量等级从太空中拍摄下来的卫星照片开始平滑地调整焦距，直到清楚地俯瞰到自己所生活的那条街道和那幢房屋为止。
本章要探讨的是我本人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微观世界，即一个基本人类理念及与其相联系的世界。这个发现是我在解决一个心理语言学问题的过程中的意外收获，而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它不过是个不足为奇的小问题而已。我所偶遇的这个隐秘世界一开始并不是通过望远镜的追踪观察发现的，但由于它总是不断地从现象背后显露端倪，因此我觉得，我正在对它进行探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必须带你进入心智组织的不同空间，通过本次探索之旅，我希望你也能领略一下我所发现的这个精神世界的神奇景象。
通往这个微观世界的“兔穴”就是英语的动词系统：动词的含义是什么、它们在句子中是如何使用的以及孩子们是如何掌握它们的。本章的目的是设法让你了解，上述这些问题的破解是如何引发我对认知内容的顿悟的，而这些认知内容恰恰是本书的主旋律。我承认，我之所以选择动词系统作为探索这个微观世界的突破口，这与我个人的兴趣有关。我发现，动词总是那样令我着迷。一个同事曾经对我说：“它们可真是你的小朋友，是吧？”当然，每个感情用事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是，你不能指望别人也都乐于分享你的激情。不过，除了激情以外，我还有个更好的理由将我的这些“小朋友们”介绍给你。
科技进步往往是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而取得的，没有人曾因为要研究“人类心智”而获得资助。人们必须研究一些更易于驾驭的东西，而当幸运降临时，一种普遍规律便可能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浮出水面。在本书的引言中，我介绍了以下4个观点：
● 人类心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识解同一个指定场景。
● 每一种识解都是围绕着几个基本理念，例如“事件”（event）、“原因”（cause）、“改变”（change）和“意图”（intend）等建立起来的。
● 这些概念可以被隐喻性地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我们可以像统计物体一样统计事件，或者将空间作为时间的隐喻。
● 每一种概念都具有一些人类所特有的怪癖，这使得它们能够在某些特定事件的推理过程中大显身手，不过，一旦被滥用，它们也会导致荒谬和混乱。
你也许会认为上述主张似乎很有道理，但意义不足——它们不过是4个可以被列为人类思想加工的事实而已，可是，像这样的陈词滥调数不胜数。通过本章的内容，我希望向你证明，它们绝不像你所想象得那么简单。事实上，在探索儿童动词习得这个难解之谜的过程中，上面所提到的每一种假设都起着一个拼图的组块作用。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在拼一幅画面时，我们往往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块所需的组块，不过，一经找到，它便可以被完美地镶嵌在属于自己的空槽里，并与其他组块一起，构成一幅美丽迷人的画卷。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那就是，本书的主题是对心智的真正探索，而不是无关痛痒的评论。
本章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我将带你做一次从跨星际的宏观视角到夸克粒子的微观视角的洞穴之旅，以此来让你了解，对心智工作原理的普通好奇心是如何引起我对动词以及儿童动词习得的浓厚兴趣的。
接下来，我们将遭遇一个悖论——孩子们似乎要学习无法学习的东西。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这样写道：“科学上，最令人振奋的、预示着新发现的一句话不是‘我发现它了’而是‘这太有趣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向你介绍我的一个发现——心智具有在不同框架间进行切换的能力，这也是揭开悖论谜底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这个悖论问题解决方案的剩余部分将两个基本心智概念“运动”（moving）和“改变”（changing）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应用于其他动词时，这种相同的推论方法让我们又看到了其他一些构成人类理念的基本要素：“拥有”（having）、“了解”（knowing）、“帮助”（helping）、“行动”（acting）、“意欲”（intending）和“致使”（causing）等概念。
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将回过头来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反思：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英语中这些智能设计的符号是否意味着每个英语使用者也同样智能呢？既然我将语言看成是通往人性的窗口，因此，这个问题将贯穿本书的始末。随后，我将向你推荐一个基本人类理念的清单，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其中的概念逐一进行解释。最后，我会告诉你，在人们对现代生活难题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这些基本理念中的设计怪癖是如何造成谬误、荒唐和错误的。
动词决定句子的意思
随着变焦镜头的移动，现在让我带你开始我们本次从广泛关注人性到近距离观察儿童动词习得的心智之旅吧。
星际视野下，第一个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人类的心智和它那非凡的力量。凭着自身完善的心智，人们往往不屑于去想那些平凡无奇的认知活动，相反，他们会津津乐道地谈论一些离奇古怪、耸人听闻的活动。不过，人类的心智科学恰恰始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同，即在处理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认知活动时，比如，看到、听到、记住、移动、计划、推理以及说话等，我们的大脑却需要处理很多相当棘手的技术难题。尽管载人太空飞行风险大、成本高，但大多数太空探险计划都希望把人送上天。究其原因，我们不排除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期望看到真正征服宇宙的并不是芯片，而是我们勇敢的宇航员；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人们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机器人的认知能力能与一个普通宇航员的相媲美。宇航员对意外出现的目标和状况的识别力、决策力以及灵活的控制力都是机器人望尘莫及的。探索这些心智能力的工作原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前沿。
在这些非凡的心智能力中，语言当居首位——它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它是动物王国的一枝独秀，它与社会生活、文明以及科技息息相关。语言一旦丧失或遭到破坏，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用武之地数不胜数。通告、请求、劝说、质疑、游说，甚至简单的搭讪，这些行为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不过，我们对语言所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还是最初对它的学习。婴儿呱呱落地时对周围人的话语一无所知。然而在短短3年间，无须借助于任何训练，他们中绝大多数孩子便可以凭借着数以千计的词语、运用自如的语法规则、娴熟的语音模式（几乎所有法国的游客都会为当地儿童地道的发音感到惊讶）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了。孩子们对句法规则的熟练运用足以让他们能够搞明白“母牛跳月”、“盘子与汤匙私奔”这样的天方夜谭，或者让他们分享彼此天真烂漫的瞬间感受，例如“我猜风是要进来避雨的”或者“当别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总在想，他们会不会也在想我呢”。
孩子能够如此流利地使用语言，这说明他们对身边的语言肯定做过认真的分析，而绝不是简单地记忆下来。在孩子们说话时所犯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那些错话所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孩子们对语言组合方式的一种过度规律化的假设。孩子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All the animals are wake-upped（所有的动物都被唤醒了）、Don't tickle me；I'm laughable（别咯吱我，我是能笑的）、Mommy, why did he dis it appear（妈妈，为什么他把它给弄没了呢）。这些错误不可能是他们模仿父母造成的，很显然，他们肯定是调用了心智中的相应语法规则，例如，加词缀规则、短语动词和小品词序列规则等。
就连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都能够处理这样棘手的语言泛化问题了：观察有限的事件样本，再概括出潜藏在这些有限事件的背后的一般规律。一想到这一事实，我们就更应该对语言习得这一人类奇迹刮目相看了。利用手头上的数据来预言一种尚未观察到的事实的规律，这是科学家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推理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推理。比如，受压气体会被液体吸收、高纬度地区的恒温动物体型较大，等等。在科学思想家的眼里，归纳类似于一种“流言蜚语”，因为符合一组观察的一般规律实在太多，而且并没有一种严格的逻辑基础可以对它们进行取舍。举例来说，上一年的科学新发现并不能确保在下一年还能继续得到认可；连接一个曲线图上一组点的平滑曲线并没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在苏格兰看见一只黑色的绵羊，并不能证明所有苏格兰羊都是黑色的，也不能证明至少有一只苏格兰羊是黑色的，或者至少有一只苏格兰羊的一侧身体是黑色的。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科学的诱人之处就在于“点滴的‘观察’投资可以换来海量的‘预测’回报”。而且，这种回报还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在科学思想家们看来，不是只有数据才能形成理论，理论建立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宇宙运行方式的合理假设，比如，“自然是有规律的”或者“符合数据的理论越简单越有可能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