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所谈的是一种关于宣泄式咒骂的假说。大脑愤怒环路起着对边缘系统与消极情绪相连成分的激活作用，因此，人类的疼痛或挫折感都来自于这里。与消极情绪相连成分包括具有强烈情感负荷的概念表征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词语，尤其是大脑右半球中那些积极参与负面情绪的表征和词语。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成分由一个基底神经节控制下的安全制动机制所控制，但这个制动机制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在强烈的神经冲动的作用下，它就会崩溃。因此，失去理智的人很难再做到谨言慎行。就人类而言，受控反应主要是禁忌语的脱口而出。我们前面说过，动物的愤怒反应中也包括一种可怕的尖叫。也许正是这些词语的火上浇油，再加上人们释放反社会情绪的冲动以及他们对吼叫的强烈渴望，才使得大脑中的那些负面概念最终以诅咒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哺乳动物的尖叫）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当然，人们对剧痛的反应说明，人类这一物种仍然保留着动物的咆哮本能。）综上所述，宣泄式咒骂很可能源于那个被赋予了人类概念和发音惯例的哺乳动物的愤怒环路的串线（cross-wiring）。
这种串线假说有一个问题，即人们愤怒时发出的咒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其他单词和公式那样，它们是基于记忆中声音和含义的一种组合方式，而这种组合方式是一个语言社团所共享的。当我们撞了自己的头，我们不会喊Cunt！或Whore！或Prick！，尽管这些话与shit、fuck、damn一样，都是禁忌词（实际上，在其他语言中，它们是人们脚被踩时所发出的喊叫的英文翻译）。同时，根据人们所遇到的不愉快事情的成因，这些脏话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当人们突然受到他人的侮辱时，他们会喊Asshole！（混蛋），而假如他们的手指被掉下来的热锅烫到或被捕鼠器夹住，他们就不会这么喊了。因此，宣泄式咒骂是有场合和语言专属的。就像皮尔斯夫人谈及伊莉莎使用b-word单词（bloody）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在母亲的大腿上，或更多情况下，是在父亲的大腿上学会这些用法的。在我4岁那年的某一天，我坐在爸爸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车转弯时，车门被甩开了，我随即说了句：“哦，该死！”当时，我为自己能在这种情况下说出像大人一样的话而感到无比骄傲。可遗憾的是，话音刚落，我就遭到了父母的虚伪训斥，没办法，这也许就是做父母的特权吧。
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出于咒骂的目的而刻意去学一些特定的词语呢？换言之，他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愤怒随便去激活某个头脑中固有的古老禁忌语呢？事实上，语言中还有一种比宣泄诅咒更加普通的现象，即所谓的“脱口而出”（ejaculations）或称“应急叫喊”（response cries），我们这里所说的宣泄式咒骂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请看下面这个词语列表。
Aha（啊哈）、ah（啊）、aw（哦）、bah（呸）、bleh（哦）、boy（嘿）、brrr（呵）、eek（呀）、eeuw（噢）、eh（嗯）、goody（太好啦）、ha（哈）、hey（喂）、hmm（嗯）、hmph（哦）、huh（哼）、mmm（嗯）、my（哎呀）、oh（哦）、ohgod（噢）、omigod（天哪）、ooh（哦）、oops（哎哟）、ouch（哎哟）、ow（哦）、oy（嗯）、phew（唷）、pooh（呸）、shh（嘘）、shoo（嘘）、ugh（啊）、uh（恩啊）、uh-oh（噢唔）、um（嗯）、whee（呦）、whoa（咳）、whoops（哎呀）、wow（哇）、yay（哇）、yes（是）、yikes（呀）、yipe（呀）、yuck（啐）
乍看起来，上述这些单词似乎并不怎么像真正的英语，它们倒像是一些人们在痛苦降临时所发出的本能叫声的意译形式（transliterations of the noises）。它们根本无法用于语法句，如*I like goody（我喜欢太好啦）；*I hate ouch（我讨厌哎哟）。而且，其中许多单词还违反了英语的语音模式，例如，eeuw（噢）、hmph（哦）、shh（嘘）。它们甚至无法用于交换意见。
遗憾的是，它们确实是有着约定俗成的语音和语义的英语单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进行标准的改造，而不仅仅将其作为某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许多人甚至将漫画家们用于渲染人们惊厥的拟声形式也改造成这类感叹词，例如，Gulp！（狼吞虎咽）、Tisk, tisk！（看看看！）以及Phew！（唷！）等。感叹词的误用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外地身份，比如在谈话间，一个说着流利法语的美国人错误地使用英语中的um（嗯）或ouch（哎哟）等。有这么一个笑话，在一个高级乡村俱乐部里，一个试图冒充欧裔美国人的犹太妇女走进了一个冰冷的游泳池。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Oy vey！”（不，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呢。
与语言中的其他词语一样，oy vey以及其他应急呼喊词都是约定俗成的。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婴儿，你会说什么？当你觉得周身发冷或者在送到嘴边的苹果里发现了一条虫子，你又会说什么？把餐巾掉在地上呢？或者发现开着的窗子正在往屋里刮着风呢？当一勺热汤暖遍了你的全身，你又会作何感叹呢？毫无疑问，针对上述情景，任何一个正常的英语使用者都能从前面那个列表中准确地选出一个恰当的感叹词。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苦心经营着自己在真实或假想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剧院评论家，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为我们分析了人们在生活这场大戏中的表演，尤其是他们的言辞。他指出，人们这种表演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旁观者们放心，自己是理智的、称职的、通情达理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当前的时局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理性的看法。一般来说，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自言自语，然而，在理性受到突发事件的挑战时，他们有时也会破例。就这一点而言，我有个很好玩的例子。我们有时会将该带的东西落在办公室，可是发现时却已经走到半路了，于是就不得不原路返回，这时，我们往往会喃喃自语，似乎在告诉身边的人，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瞎溜达的精神病患者。
高夫曼认为，人们之所以发出应急叫喊是有原因的：暗示同类，我们有能力且我们对某种情形的看法与他人是相同的。一个撞到玻璃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但如果他说了whoops（哎哟），那么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他是不小心为之，而且他对此感到很遗憾。如果某人把比萨酱撒到衬衫上，或者踩到了狗的粪便，然后说声yuck（啐），那么这个人至少比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人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宣泄式咒骂也是如此。面对人生目标或幸福突如其来的挑战，我们告知世界，这次挫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情感层面上，因为它不仅会唤起我们最坏的想法，而且令我们濒于自控的边缘。与其他应急叫喊一样，破口而出的禁忌语也是按照挫折的严重程度校准的，shoot（唉）表示微不足道的烦恼，而fuck则表示相当严重的打击。按照人们对词语和说话口吻的选择，一句破口而出的禁忌语可以起到求救、恐吓敌人的作用，或者警告一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正在无意中造成伤害。高夫曼总结说：“应急叫喊并不代表情感的宣泄，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对同类事件看法的心照不宣。”
将宣泄咒骂看作是一种副产品的愤怒环路理论与将其看作是一种适应性的应急叫喊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绝大多数应急叫喊也都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表现形式出现的，例如，brr（哇）表示冷得牙齿打颤、yuck表示从嘴里面吐出来。这种仪式化很可能是构成宣泄式咒骂的基础。起初，这类诨名可能是由愤怒环路所释放出的禁忌词演变而成的，这些禁忌词从妥瑞症患者的口中脱口而出，随后被俗化成针对某一种冒犯或不幸的标准化应急叫喊，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宣泄咒语了。目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已经被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再次采用，他们主张，语言化的爆发（verbalized outbursts）是灵长类动物的叫声向人类语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咒骂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要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关于诅咒的利弊权衡
那么，针对这些粗话，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咒骂的科学研究能否有助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呢？比如，广播节目主持人语言低俗的问题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净化与风化问题等。就政府的方针政策而言，我个人的言论也许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毫无新意可言。在我看来，一方面，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惩罚或承诺人们对某些话语的使用并不是政府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根据人们的品位标准和市场需求，私营媒体有权强制执行一种独特的媒体风格，并将听众不喜欢的言辞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一个艺人说fucking brilliant（太他妈的精彩了），这与政府毫不相干；如果有人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孩子什么是口交，那么就应该为他们开设不会让他们感到为难的电视频道。这里，我并无意评论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我只是希望就下面这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再谈谈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就是：禁忌心理语言学是如何帮助我们对什么场合下应该禁止脏话、什么场合下应该宽容甚至欢迎，作出合适的判断。
语言常常被视为一种武器，既然是武器，那么在瞄准何处、何时开火等问题上，人们肯定会三思而行。所有禁忌行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均属于一种将讨厌的想法强加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到底多长时间向他的听众提及一次粪便、尿液和滥交这样的脏话是合适的。即使只是为了引人注目而说出的一句最温和懒散的脏话也同样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对于听众来说，那句话会令他们心烦意乱，而说话者却说，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办法了。那些作家们就更是过火，要知道，英语中有50多万个单词可供他们慢条斯理地进行选择。如果哪个记者在撰写关于东德斯塔西警卫的暴行时，选不出比fucker（混蛋）更恰当的名称来指称那个警卫，那只能说明他需要一本更好的同义词词典了。
还要提醒大家反思的是，语言禁忌是否总是一件坏事。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冒犯、为什么我们应当被冒犯——什么时候一个局外人士会用nigger来指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用cunt来指称一个女人或者将一个犹太人指称为fucking Jew（该死的犹太人）？这些术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它们的冒犯性也不可能来自它们本身。当然，它也不是对说话者令人生厌的态度的反应。当前，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直截了当地说出“我讨厌非洲裔美国人、女人和犹太人”来表达自己的反感，问题是，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对攻击目标的侮辱，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侮辱，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被当成令人憎恶的疯子。我猜想，人类的攻击意识很可能源于人们对语音识别和词语内涵的理解。如果你是一个英语使用者，当你听人说nigger、cunt或者fucking时，你肯定会联想到整个英语文化对这些词的理解，其中包括它们所隐含的情感意义。听到别人说nigger时，事实上就是在迅速地验证这样一个想法，即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上有一些令人鄙视的品质，而且整个文化一致将这一判读标准定位在一个单词中。其他禁忌诅咒词也是这个道理：仅仅听到这些词语就会让人感到不道德，所以，人们不仅会将它们看成是令人不爽的言辞，而且还觉得根本就不该去想它们——这就是禁忌的真正含义吧。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这些禁忌词应该被禁止，而是我们应该理解并能预期它们给听众带去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祖辈遗赠给我们的语言为什么会在处理某些话题时表现得如此谨小慎微和缩手缩脚呢？回想一下，按照20世纪60年代言论自由者们的观点，禁止性语言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相当有害。他们辩称，将性行为从脏话中解放出来将消除人们的羞耻心和愚昧无知，从而减少性病、未婚生育以及性带来的其他危害。不幸的是，圣·莱尼的这种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性语言变得空前普及，然而，未婚生育、性传播感染、强奸以及性竞争所带来的附带结果（女孩子们的神经性厌食症和男孩子们的吹牛文化）却愈演愈烈。虽然没有人可以确定其中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变化与人们对性的恐惧和敬畏的降低以及性禁忌语的解禁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事实解释了我们重新审视诅咒问题的原因。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过度使用禁忌词语，无论是精心策划还是随心所欲，都将削弱它们的情感表现力，这就等于剥夺了人们拥有的一种必要的语言应急工具。这让我想起了那些诅咒赞成者们的论断。
首先，遭人类诅咒的都是些无法改变的事实。作家的义务是为人们呈现一幅“有关人性的、恰如其分的生动意象”，这其中包括当艺术需要的时候，他们必须对人物的语言加以如实的描写。1948年，在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写实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让士兵说脏话，那就会违背对他们的描写。然而，出于咒骂在当时的敏感性等问题的考虑，他还是采取了妥协。小说中，他让士兵们一律使用伪诨名（pseudo-epithet）fug（即fuck）。（当多萝西·帕克遇见作者时，她说：“你就是那个不知道fuck怎么拼的男人。”）可悲的是，这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专利。今天，一些公共电视台仍然不敢播放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有关蓝调音乐发展史的纪录片和肯·伯恩斯（Ken Burns）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其原因就是，在这两部片子中，作者与他们所采访的音乐家和士兵们都操着满口的脏话。广播媒体对脏话的禁令将艺术家和历史学家们逼成了骗子，不仅如此，它还颠覆了成年人探索世界的使命感。
为了令人信服地渲染人类的激情，即使他们的主人公不是士兵，作家们有时也必须让他发誓赌愿。在一部根据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伪情半生》（Enemies：A Love Story）中，一个甜美的波兰农村姑娘将一名犹太男子隐藏在一个干草棚里，当时正是纳粹占领时期，战争结束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娇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他有了外遇，而且还当着那个女人的面失控地打了自己妻子一个耳光。强忍着愤怒的眼泪，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救过你的命。在干草棚里，我把最后一口食物给了你。我为你端屎端尿（shit）！”此时，除了shit这个词，再没有其他任何词语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他忘恩负义的极度憎恨了。
对于语言爱好者来说，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不是他们享受脏话乐趣的唯一来源。任何一个习语都是某个有创意的前辈的脑力劳动的结晶，其中许多世俗化的表达方式都值得我们敬佩。我们真的应该放慢奔波的脚步，细心品味这些语言大师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是他们赋予了我们的士兵shit on a shingle（鹅卵石上的炉渣，指军队里对抹在吐司上的熏牛肉片的描述）、我们的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忠告Keep your pecker in your pocket（把你的命根子揣好）[18]。还是这些语言大师们，他们所构思的这些表达方式是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pissing contest（毫无结果的辩论）、crock of shit（一团狗屎，荒唐可笑的谎言）、pussy-whipped（受女人支配的，怕老婆的）、horse's ass（脓包，无能之辈）以及He doesn't know shit from Shinola（他不分狗屎和鞋油，意为毫无判断力、一无所知）。就评价人的言辞而言，下面这几位大师独特的遣词方式堪称首屈一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见长于描写那些令他不能信服的人，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助手（He wouldn't know how to pour piss out of a boot if the instructions were printed on the heel[如果指南印在了他的脚后跟上，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把靴子里的尿倒出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He can't fart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就连嚼口香糖和放屁他都不能同时进行]）以及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我宁愿让他站在帐篷里面往外撒尿也不愿意让他站在外面往里撒]）。
脏话在诗歌中也同样奏效，比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74年的那首《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中关于“人们是如何手把手传递痛苦”的主题。
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
They may not mean to, but they do.
They fill you with the faults they had
And add some extra, just for you.
他们搞出了你，你的老妈和老爸。
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他们确实搞出了你。
他们将自己的缺陷全部传给了你。
还苦心孤诣地增加了不少额外的不足，只为你。
这类语言还可以用于科学论证，比如，朱迪·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对孩子的人格是父母塑造的观点所作的如下反驳：
可怜的老爸老妈：公开地被他们的那个诗人儿子指责，却从未得到过任何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现在该有一次机会了，请允许我冒昧地为他们说两句：
How sharper than a serpent's tooth
To hear your child make such a fuss.
It isn't fair—it's not the truth—
He's fucked up, yes, but not by us.
多么锋利的牙齿，比蛇蝎还毒。
听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小题大做。
这不公平—也不是真相—
他确实被搞糟了，确实，但并不是被我们搞糟的。
这类语言甚至还可以用于抗议政府制裁脏话的处罚规定，比如，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艾瑞克·爱都（Eric Idle）的那首著名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之歌》（The FCC Song）。
Fuck you very much, the FCC.
Fuck you very much for fining me.
Five thousand bucks a fuck.
So I'm really out of luck.
That's more than Heidi Fleiss was charging me.
算你他妈的狠，联邦通信委员会。
你罚了我的款，我算你他妈的狠。
五千块钱X一次。
我着实倒霉透了。
这比海蒂·弗蕾丝要的价还高。
在众多表现逻辑学家们对词语的“提及”与“使用”之间的差异的例子中，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直观的一个。
当咒骂被人们明智而审慎地使用时，它可以起到搞笑、一针见血、独具匠心的作用。它比其他任何语言形式都更能激发我们的语言表现力：句法的组合能力，隐喻的唤起能力，对押韵、节拍、韵律的欣赏能力以及对态度（意料之中的以及意料之外的）的情感操控能力，等等。此外，它还可以调动我们大脑的全部时空范畴：左右、上下、远古、当代。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以擅长诅咒闻名于世，他笔下的卡利班[19]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教会我人类语言，而我所收获的绝非一种语言而已，现在，我知道怎么骂人了。”就因为这句话，卡利班被莎士比亚塑造成了全人类的代言人。
第五部分
语言与社会关系
THE STUFF OF
THOUGHT
07
直截了当地说话不好吗
为了准确传达信息，说话者应该遵守“会话4准则”。人是社会动物，很在意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因此说话拐弯抹角也是常有的事。一段会话的含义分为字面含义和意欲传达的信息两层意思。句子的字面含义当然要起一些作用，但如果意欲传达的信息是消极的，最巧妙的方法就是用积极的字面含义去传达。我们可以将“命令”包装在“请求”里，或者用模糊的逻辑在博弈中受益。
错认身份、张冠李戴是一种揭露人性弱点的极佳文学素材，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至少有8部喜剧涉及这个话题。面对各色矫情饰诈的家伙，文学作品中人物们形形色色的反应往往与读者内心深处的欺骗与自我欺骗、幻想与现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等主题产生共鸣。正如人们的外貌和举止那样，在社会自我中，语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那些张冠李戴的故事情节将人类口蜜腹剑、心口不一的伎俩暴露得一览无余。
1982年上映的喜剧《窈窕淑男》（Tootsie）大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失业男演员迈克尔·多尔西将自己伪装成中年女演员桃乐西·迈克尔斯，并不可思议地一举赢得了饰演一部肥皂剧主角的机会。在一场堪比《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的剧情中，桃乐西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朱莉·尼科尔斯成了好朋友，而伪装桃乐西的迈克尔本人却深深地爱上了朱莉。剧中有这样一幕情节：两个女人彻夜长谈，交谈中，朱莉对桃乐西作为一位现代单身女性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我希望哪个诚实的男人能径直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对我说：“你听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本可以在你面前装腔作势、含糊其辞的。可是，事实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对你真的很有感觉，而且我很想和你做爱。”就这么简单。难道这不是一种释怀吗？
在随后的剧情发展中，命运让朱莉与迈克尔在纽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再次相遇，不过，朱莉当时并没有认出迈克尔。迈克尔径直走向站在阳台上的朱莉：
嗨，是我，迈克尔·多尔西。这里的景色太壮观了，是吧？你知道，我本可以在你面前装腔作势、含糊其辞的。可是，事实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对你真的很有感觉，而且我很想和你做爱。就……
不等迈克尔说出“就这么简单”，朱莉举起一杯酒倒在了他的脸上，愤然离开了酒会。
人们会在交谈的过程中彼此含糊其辞，变着法地扮演各种角色，他们时而拐弯抹角、吞吞吐吐，时而又含糊其辞、旁敲侧击。他们不仅自己这么做，而且希望他人也这么做，不过，有趣的是，人们一边这么做，一边却又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渴望坦诚相待，渴望他人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地表达意图，就像朱莉所说的“就这么简单”。事实上，虚伪是人类的一种共性。即使在最愚钝的社会中，人们也不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相反，他们会利用各色各样的礼貌、托辞和委婉将自己的意图巧妙地包装起来。
在引言中，我曾举过一些间接言语的例子——一些对话片段。在这类对话中，就言者而言，在确信对方完全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前提下，他们往往会含沙射影地侃侃而谈。而就听者来说，他们也对言者的意图心照不宣，他们知道，对方是故意用这种方式传达自己的言外之意。当然，言者知道听者明白了他的意图，听者也知道言者知道他明白言者的意图……依此类推。
就这个问题而言，性诱惑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那句黄色双关语（double entendre）“难道你不想过来看看我的蚀刻画吗”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1939年，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就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在一所公寓的大堂里，一个倒霉的家伙对他女友说：“你在这儿等着，我把蚀刻画给你拿下来。”隐性威胁（veiled threat）这一概念也有一个典故：一个自作聪明的黑手党以软性推销的方式向一个店家提供“保护”，他对店家说：“你这商店不错啊。它要是出点什么事的话，那就有点太可惜了吧！”与错认身份一样，隐性贿赂（veiled bribe）也是一种揭露人性虚伪的最佳素材。以电影《冰血暴》（Fargo）为例，在被迫向交警出示驾照时，那个驱车绑匪故意将一张50美元的钞票露出钱夹，并暗示警察说：“我看咱们最好还是在这儿就地解决了吧。”对参加过募捐晚宴的人来说，下面这些委婉的说法他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我们都指望您带个头呢”、“我们希望您能为打造赫胥黎学院的未来伸出援助之手”。礼貌请求的形式同样花样百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把鳄梨酱递给我”、“你能把鳄梨酱递给我吗”、“如果你能把鳄梨酱递给我，那就太好了”以及任何其他能够避免“把鳄梨酱递给我”这类直接请求的方式。
本章是关于间接言语的探讨，即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人们对词语的推敲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修辞与说理、谈判与外交、亲密与引诱以及勒索、诉讼、贿赂、性骚扰，等等。不过，反过来，它对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本性也提出了许多质疑。就像对心智其他方面的诸多探索一样，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仍旧是诉诸直觉解决问题这一不良习惯。要知道，尽管在人们的感觉中，直觉是最自然不过的东西，但遗憾的是，直觉本身是需要被证明的。举例来说，上述有关人们会含糊其辞地回避尴尬、挽回面子，或是为了缓解社会紧张气氛的理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对这一理论原理的阐述完全正确，其科学性却无法令人满意。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面子”（face）；为什么会有诸如尴尬、紧张、羞愧等情感交织于这个“面子”当中。最理想的解释方法是，在交换信息的过程中，社交双方会根据他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来解释这些疑虑。当然，我们并不能保证间接言语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什么原理。不过，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间接言语中的细节与说话者、听话者以及会话情景的特殊性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协调性让人们几乎可以肯定，间接言语行为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逻辑，它绝不可能是一种随意的仪式。
在本章中，我将首先介绍一个著名的语言哲学理论，该理论试图将间接言语建立在一种纯理性的基础上——交际双方进行有效交流的必要条件。这个斯波克式的理论[20]在之后的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得到了升华，它提醒我们，人们并不仅仅是像电脑解调器那样单纯地交换信息，他们还要设法保全自己的面子，这里所说的面子既包括说话者的，也包括听话者的。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理论最终也将被证明过于简单化了，原因是，它将理论的前提建立在了人们总是乐于合作的基础上。事实上，在实际交际中，双方目标既统一又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对这种情况的反思将使我们陷入一种合理推诿的复杂逻辑之中，无论在言辞话语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语境下，还是在法律以外的日常社会行为中，这种复杂逻辑随处可见。很显然，这种与合作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类型同样需要一个理论。它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阴谋背后的A了解x, B知道A了解x, A知道B知道A了解x, B知道A知道B知道A了解x, A知道B知道A知道B知道A了解x以及那个合理无知的悖论，即人们有选择性地忽略一些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同样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会话4准则：数量、质量、方式、关联
假如有人这样谈论一场音乐演出：“温特伯顿女士发出了一串类似于《再见英格兰玫瑰》的音符。”那么你很可能会把他的话理解成对歌手演唱水平的挖苦。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因为那位评论者选择的是一种冗长遁词的说法，他并未直接使用“演唱”这一音乐术语，于是我们便假设，他如此拐弯抹角一定是另有隐情，换句话说，他是在暗示，歌手的表演并未达到“演唱”这一术语所定义的一般标准。
这个例子出自哲学家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最重要的论文之一《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它是我们用心领悟言外之意的一个实证，领悟言外之意的能力是人类智力的一部分。格莱斯的论述始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且”、“非”、“或”、“所有”、“部分”这类逻辑术语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与它们在形式逻辑中的含义是不对等的。在日常交谈中，“他坐下来，并（AND）告诉我他曾是个共和党人”意味着，他不只做了两件事情（and，和）的逻辑意义，而是按照这句话的顺序先后做了两件事情（首先坐下，然后告诉）；“要钱还是（OR）要命”意味着，你要么保住钱，要么保住命，但不能两者兼具，而按照严格的逻辑意义来说，在均为真的情况下，由“或”连接的两个析取条件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从逻辑学上看，“马就是马”（A horse is a horse）是一种循环逻辑，因此它毫无意义可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利用这些重言式来表达一种明确的目的，比如，利用它来解释大多数马都具备马所特有的一些原型属性。
格莱斯无意指责普通说话者的粗心大意或缺乏逻辑。相反，他意在指出，语言在会话中的使用是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根植于会话双方在传达信息时的合作需要。说话者默默地遵守着“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他说：“他们按照会话方向和即时目标来调整自己的话语。这就需要说话者对其听话者的知识和预期进行监控，此外，他还要预期她对自己话语作出的可能反应。”（顺便说一下，本章中，我将用“他”来指称说话者，用“她”来指称听话者，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读者搞清楚到底谁是谁；这也是语言学文献中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方法。）在此基础上，格莱斯提出了4条会话准则（maxim），以此进一步充实并具体化他所提出的合作原则。他同时指出，在交际过程中，这4条准则是人们默默遵守的（或应该遵循的）戒律（commandments）。
【样式五】数量准则（Quantity）：
● 所说的话语不要少于会话要求。
● 所说的话语不要超过会话要求。
【样式五】质量准则（Quality）：
● 切忌说自认为是假的事情。
● 切忌说缺乏证据的事情。
【样式五】方式准则（Manner）：
● 切忌晦涩难懂。
● 切忌模棱两可。
● 务必言简意赅。
● 务必言而有序。
【样式五】关联准则（Relevance）：
● 务必息息相关。
乍看起来，这些准则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荒唐。它要求人们只说证据确凿的事，不可赘言晦涩，说话要切题，思想阐述要有条不紊，但假如人们真的履行了这些准则，那我们的学术界、政府、酒吧等公共场所就会被一股诡异的寂静所笼罩。不过还好，这4条准则并不都那么荒诞，我这么说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依据。
毫无疑问，人们既能做到少言寡语，也可以滔滔不绝；既能嘘寒问暖，又可以漠不关心；他们既能艰深莫测、模棱两可，又能分星擘两、旗帜鲜明，甚至可以完全远离主题，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尽管如此，如果你仔细观察人们的谈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并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那份语言天赋。举例来说，假如我向一个朋友咨询如何在线购买电影票，他肯定不会先教我如何打字，或者简单地说一句“上售票网呗”。他也不可能告诉我个色情网站，或凭直觉胡编乱造一个网站地址。当然，他更不会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花上半小时的时间，大谈特谈网络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的，或者香煎鳕鱼是如何烹饪而成的。人类所有这些语言天赋都不应该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电脑和语音菜单系统有时也会迟钝得令人抓狂；还有那些针对对手而非同伙的法律措辞，它们更是繁杂琐碎。在阅读和聆听的过程中，人们之所以能够领会语者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排除话语中参杂的非目的性歧义，并将其中的关联串起，正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地遵循了这些准则。2002年的一次跨国网络调查评选出了当年全球最搞笑的一则笑话，该笑话讲述的是，两个终于从丛林中跋涉出来的猎人，其中一人由于体力不支停止了呼吸。他的同伴用手机拨通了紧急救助电话，并带着哭腔喊道：“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别慌，我来帮你。首先，你得“确认/确保”（make sure）他死了。”一阵沉寂过后，一声枪响，然后猎人说：“已确认，现在我该做什么？”两百万读者被逗得捧腹大笑，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猎人未能用格莱斯准则去理解make sure（确认/确保）这一有歧义的短语。
当观察这些准则被违反的情况时，你会发现，它们才是这些准则在会话中应用得真正有趣的地方。就说话者而言，他本人往往会无视这些准则的存在，并指望听话者能根据合作原则来解读他们的意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将评论者的“发出一串音符”解读成对表演者的挖苦的原因所在。这里，评论者违反的是“方式准则”（即他没有做到言简意赅）。就听话者而言，她往往会假设，说话者正在为自己提供一种评价信息，于是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说话者在向自己暗示，这个演员的表演是不符合标准的。这一推理路线被格莱斯称为“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会话含义并不是逻辑上所说的必然；评论者完全可能毫不矛盾地取消对方的这种推理，他可以接着说：“这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华丽的音符。”但是，假如没有这段附加文字，那么该评论者就是刻意将自己的言外之意留给听者去解读了。
会话含义强化了人们对综合多种间接言语的理解。在电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 in Love）中，威尔兴奋地讲述着他新剧本的剧情：
因为杀死了朱丽叶的亲戚伯尔特——就是杀死了罗密欧的好朋友茂丘西奥的那个人，罗密欧被流放了。见证他俩婚礼的那名修道士给朱丽叶喝了一剂药水。这是一种神秘的药水，它让朱丽叶看上去像死人一样。然后他们把朱丽叶放在凯普莱特家族的坟墓里。如果罗密欧能再次来到她的身边，她就会苏醒过来，并仍然深深地爱着他。厄运作祟，当消息传到罗密欧的耳朵时，它早就面目全非了，罗密欧得到的只是朱丽叶的死讯。于是，他去药店买了致命的毒药。他走进了坟墓，向死一般冰冷地躺在那里的朱丽叶告了别，然后喝下毒药，静静地躺在她身边，死去了。随后醒来的朱丽叶看见躺在身边的罗密欧，拿起他的短剑自刎了。
一个制片人说：“嗯，这会让观众们捧腹大笑的。”这里威尔所违背的是格莱斯的“质量准则”，很明显，他说的不是真的。不过，多亏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听众会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剧本过于悲情了。事实上，这也是隐藏在反语和讽刺等修辞手段背后的基本逻辑，当然还包括夸张和贬低等修辞格。
对剩下三条准则的违反可以用来解释其他一些修辞格（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一些情况）。当一封推荐信的写作者说她推荐的这位学生有着一头极好的头发时，她实际上是在刻意违反“关联准则”，以此来暗指这位学生在学习上的平庸——这就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而当一个学生的文化衫上写着“我在哈佛上了四年学，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对“数量准则”的违反，暗示着他认为人们过誉了哈佛，或者自己是一个很酷、很超然的家伙，又或者两者都是。
格莱斯是从一个毫无生气的逻辑世界来谈论会话的，他基本没有谈及为什么人们要煞费苦心地暗示他们的言外之意，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别忘了，人类每天要做的不只是将信息传输到其他人的头脑中，他们是社会动物，还要顾忌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这就是他们拐弯抹角的原因。一个会话含义包含两层意思：字面意思（有时称为句子含义[sentence meaning]）和意欲传达的信息（有时称为语者意思[speaker meaning]）。句子的字面意思当然要起一些作用，否则说话者一开始就不必费心去使用它了。在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会话含义中，意欲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消极的，而字面意思却是积极的，或者中性的。也许说话者是在试图传达一种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效果——他们既不想给人留下牢骚满腹或愤世嫉俗的印象，又不想放弃抒发自己愤懑的情怀。心理学家艾伦·温纳（Ellen Winner）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善于利用讽刺手法表达批评的人（“你刚才那场游戏玩得也太棒了点吧”）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比直言不讳的人（“你刚才那场游戏玩得太烂了”）好得多。与心直口快的人相比，人们会觉得善于利用讽刺的人不那么易怒、不那么爱挑剔，他们倾向于更加自控。当然，对于那些遭讽刺的对象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安慰，因为来自一个睿智评论家的批评远比一个脾气暴躁者的更具杀伤力。
礼貌的逻辑：以请求的方式下达命令
在礼貌这种最常见的间接言语形式中，会话含义传达的双重信息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在语言学中，礼貌（politeness）指的并不是社交礼仪（social etiquette），比如不要用餐刀吃豌豆，它指的是说话者为避免使听众对自己的话语产生反感而对其进行的无数次调整。要知道，人类相当敏感，说话者为避免激怒他们，会不惜倾尽全力。在他们的权威之作《礼貌：语言使用中的一些共性》（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中，人类学家佩内洛普·布朗（Penelope Brown）和史蒂芬·列文森（就是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提到的那个列文森）向人们展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利用礼貌来融通互动的，以此为契机，他们还对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