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语言不仅会令人尴尬，而且还会带来危险。事实上，人们传达隐性信息的方法五花八门，科莱奥内对弟弟的威胁暗示仅仅通过轻轻的一瞥。在自传中，罗杰·布朗（Roger Brown）解释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他还是个大学生）男同性恋们所面对的收益矩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男厕所里解决那个甄别问题的：
你得带上一本书，坐在马桶上，关上门，在一间鸭草棚般的厕所里尽可能把心思放在那本书上。当你的“鸭子”出现并进了隔壁的隔间时，你就可以扔下手里那本书，专心致志地观察他那只你所能观察得到的脚和脚踝。对方杂乱无章的脚步或顿足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你所关心的是其中的“模式”。当然，可供解读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但最容易解读的却是对方始终朝向你移动的那只脚：先是大脚趾，然后是脚后跟，他的动作总是那么微妙，微妙得让人永远也无法确定那就是一种挑战，假如不是专攻此类解码的人，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脚上的那些动作。不过，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性还是隔壁传出的一串低沉的声音：“嘿，小子，怎么回事？”
在自己的隔间里，你的脚也要按照隔壁那个人的方式进行移动，渐渐逼近他的方向。最后，其中总要有一个人冒险……“接触”对方。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风险；除非双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激情，否则一句道歉也就摆平了。然而，一旦这种激情被激发出来，情况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上述这些别具匠心的托辞表明，人们方方面面的情商都可以用于特殊会话含义，而并不只限于对语言本身的解释。
“间接言语”真的那么奏效吗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常交谈中，一种提议到底应该以“记录在案”的方式还是以“未记录在案”的方式提出的心理意义（psychological import）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下面两个前提均成立的条件下。第一，甄别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而且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均心知肚明。第二，说话者明确表达的隐性意图在听话者心里毫无悬念。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如蚀刻画、取消订餐、领导才能、事故的可能性等，都是些显而易见的把戏，因此事实上，任何一种“合理推诿”都是不合理的：它们都无法通过测谎实验。正如你所了解的，在法庭上，通过排除合理怀疑就可以定罪，尤其针对牵涉到言论自由的案例，这一定罪标准实际上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只要稍加推诿就可以使自己免于困境。不过，这毕竟是法庭上的事情，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还要像辩护律师那样行事呢？为什么餐厅领班接受了顾客直截了当的行贿就会对他的处境不利呢？在冠冕堂皇的交换条件的煽动下，为什么一个捐赠者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清楚这只是游戏规则呢？为什么用一个毫无修饰的语句来断然拒绝一次提议要比用暗示或者肢体语言来拒绝更令人难堪呢？
像许多人际互动一样，这个引诱动力学（dynamics of seduction）的话题过于微妙和敏感，以至于实验人员根本无法在实验室中重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利用的最好方法也许只有被称为“风尚喜剧”的思想实验了，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社交潜规则被各色花言巧语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几个小时前刚刚结识了莎莉的哈利，由于没有把握好恭维的最佳境界，竟被对方指责为企图轻薄人家。
哈利：什么？如果不是出于轻薄，男人就不能赞赏女人的魅力了吗？好吧，好吧。出于辩论的目的，就算我刚才的话是对你的轻薄，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把它收回去吗？我现在就收回我所说的那些话。
莎莉：你收不回去了。
哈利：为什么不能？
莎莉：因为你话已出口。
哈利：那我们该怎么办？叫警察？可那些话已经说出来了啊！
问题是，一个“话已出口”（out there）的命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一旦出口就无法“收回”呢？就像哈利说的，就连警察也无济于事了。
尽管会话含义的很多特征都可以通过理性推理的一般程序加以推断，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人们心智中的语言专属问题。用语句来表达一份情感——露骨地、记录在案地、直截了当地，这些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有些话一旦出口，覆水难收。
在我们所考察的上述情况中，单方或双方在进行手头上的交易时（性请求、贿赂、捐赠），希望彼此仍然保持那种与一个命题的字面措辞相一致的关系类型（比如，男人和女人是朋友或同事、餐厅领班是权威、捐赠者与院长是朋友关系），然而，他们手头上的交易却假定了一种与此迥然不同的关系类型，且这种关系类型会被含沙射影地暴露在话里话外的字里行间。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认为间接言语可以让他们侥幸逃脱直言不讳所无法规避的虚伪惩罚呢？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是什么，不过，对此问题我倒是有如下一些看法。
● 间接言语可以作为对听话者“象征性的鞠躬”（The token bow）。通过将命题精心打造成间接言语行为，说话者希望听众明白，他正在努力维护着她的尊严、情感或面子。出于对说话者意图的心领神会，听话者会对他的善解人意心存感激，双方因此感到轻松和愉快。而直截了当的命题则恰恰相反，命题自身的高效性所传递给听话者的信息是，说话者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 “用不着说什么，拿出行动来”（Don't talk at all；show me）。一种集体性的关系并不是靠语言协商出来的，而是由诸如礼仪、宴席和身体接触等交流形式构建起来的。设法用语言澄清一种关系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并不属于互惠型，因为互惠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s）是一种骨子里的感受，而绝不是由理性决定的。同理，职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也不是语言就能协商出来的关系类型，它是由大小、强度以及优先权等非语言符号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 “虚拟听众”（The virtual audience）。对于对话双方来说，一种间接言语的行为意图可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当前的会话背景，而且还能为彼此的言谈举止作证。但对于一个道听途说的局外人或第三方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唯一的凭证就是那些断章取义的措辞。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道听途说的局外人就不能解读会话含义，但比起双方当事人，他们对含义确定性的把握程度要差得多。举例来说，一种推诿即使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均是不合理的，但在局外人眼里，它却完全可能是合理的。而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则不然，与会话含义相比，命题不仅能让当事人更加心中有数，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保真性也更高。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数字媒介，而数字信息可以被毫发无损地加以传播。当然，即使是最精确的语言也有模糊性，而且，人们对措辞的记忆能力也不完美。不仅如此，一个句子的内容远比当事人的语调，或者双方当时就坐的距离等信息更容易被复制。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人们会设想一个虚拟的听众，并在他面前精心地表演（就像欧文·戈夫曼所一贯主张的），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尽可能使那些可能泄露给外人或八卦的信息无懈可击。
● “保留咒语”（Preserving the spell）。说话者和听话者共享的公共关系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幻觉，就像看一出戏、参观一所天文馆或观赏一瓶绢花。人们可以各从其志，餐厅领班可以统治他富丽堂皇的“封地”、女人可以陶醉于倾心于她的男人的注视和谄媚、捐赠者可以享受与名人共进晚宴的虚荣。尽管一个间接言语行为的隐含信息能够被这种幻觉挽救，但它却会被一个直言不讳的命题消灭殆尽，就好比一场戏中的咒语会被说错台词的演员解除，或者一朵玫瑰绢花带给人们的美好幻觉会被一个“台湾制造”的标签毁灭一样。即使咒语被解除了，但当事人仍旧可以享用这一借口，他们要付出的唯一代价不过是被对方看成骗子或受骗者而已。根据这一理论，出于自欺欺人的目的，人们的自我被分裂开来，一部分自我坚信这种推诿是合理的，即使这种合理性会遭到另一部分自我的怀疑。
● “作为谢林点的确定性”（Certainty as a focal point）。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与那项法律政策——只有排除合理的怀疑才能定罪，极其相似。各种关系类型是离散的、迥然不同的互动模式，而对于一种关系体中的双方来说，角色转换并非易事。由于涉及的是双边问题，人们必须在何时切换角色的策略上达成共识。正如人们不能公开协商他们的关系一样，这一角色切换的临界值也同样不能公开进行商榷，因此，它只能演变成一种未声明的契约。一个男人到底可以坐在距离一个女人多远的地方、他到底可以多过分地恭维她、邀请她去自己住处的托辞需要多么圆滑才不至于让她知道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尽管她私下里会小心翼翼地对这些线索进行追踪，但她与他的关系只能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绝不能不伦不类。在叫停之前，她一定已经忍受了大量暗示的折磨，因为转换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人们很难知道底线到底在哪里。直截了当的命题当然会落在这条底线的另一边，而且这也正是它与那一连串旁敲侧击间的主要差别。这类推诿的合理性可能微乎其微——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但只要它不是零（因为只有直截了当的命题才会是零），她就无法指责他。
● 下面是谢林探讨的另一种场景，即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的一个例子。一对夫妇在百货商店走散了，两个人都猜测在哪里才能找到对方。或者，两个伞兵分别降落在外国领土上，他们身上只有地图，所以只能在没有通讯交流的条件下实现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还必须对对方对自己可能出现位置的预测进行判断。在一场协调博弈中，对双方玩家来说，任何凸显的谢林点（即焦点）都可以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即使除了凸显之外，这个焦点没有其他任何适合会合的优势。对伞兵来说，他们可能会把沙漠中的唯一一棵树作为会合点，或最高的山脚下，又或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即使这个会合点距离他们降落的地方很远，他们也会如此选择，因为面对一片毫无特色的地域，这个焦点是唯一可以被挑选出来的地方。谢林指出，这就是为什么谈判双方经常会在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进行一些妥协，或在一个大数目上达成一致的原因：“推销员在推销一款‘最低销售额’为2507.63美元的汽车时，双方最后达成的协定很可能是抹掉那个尾数7.63美元。”同样，“如果一个一直坚持60%利润的人最后让步到了50%，他可以算是守住了底线；但如果他让步到了49%，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守住底线，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让步。”
● “相互知识”（Mutual knowledge）。设想一个女人刚刚拒绝了一个男人发出的“欣赏他的蚀刻版画”的邀请。就这个女人而言，她很清楚或至少相当自信——她所拒绝的是一次性邀请。而就那个男人来说，他也清楚她拒绝了自己所提出的那个邀请。但问题是，双方是否知道对方都清楚自己了解这个事实呢？也就是说，男人是否知道女人对自己所了解的事情也已心知肚明了呢，或者女人是否知道男人对她所了解的事情也是心知肚明的呢？当有人设法揣摩你的心思时，原本在你心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不确定性很可能被他放大成一个巨大的疑惑。毕竟，女人私下里对这个潜台词的笃定很可能是建立在她对社交的敏锐度、对异性的广泛了解以及从其他与这个男人有过交往的女人那里所了解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一贯表现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中，那个男人只能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进行推理。反过来说，即使那个男人很聪明，他了解当女人说“不”时，她的意思是“不行”，但那个女人又未必能确定对方是不是天真地觉得自己没有领会他的真正意图。也许，否认这个性企图的存在并不是不合理的，但否认对方知道这种性企图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了。相比之下，假设这个男人用赤裸的话语直接向女人发出性邀请并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阶不确定性（higher-order uncertainty）就等于被公之于众了。不仅当事人双方都清楚女方拒绝了男方，而且双方都确切地知道彼此对这一点也了如指掌。
上述这种情况就是学者们所说的“相互知识”、“共同知识”（joint knowl-edge）、“常识”（common knowledge）和“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从格莱斯开始，许多理论家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一种语言中的规则、一种文化中的背景信念（background beliefs）以及人类理性的共同知识是成功交际，尤其是通过会话含义实现的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共同知识在语言中很可能还起着其他作用。对于一个特殊请求或提议的共同知识很可能是双方当事人被迫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类型的先决条件，而纯粹的个人知识（mere individual knowledge）却不是（尽管双方都了解同样的事实，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否知道自己知道这一事实）。假如你心里明白我向你发出了性邀请并拒绝了我，我心里也明白我向你发出了性邀请被你拒绝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假装它从未发生过，而且，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做朋友（或至少假装做朋友）。但如果我们确切地知道彼此对这一事实也都很清楚，那么这种哑谜就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语言利用个人知识引爆相互知识的独特魅力奠定了大量的寓言和脑筋急转弯的基础，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皇帝的新装》。人人都看得出国王光着身子，但却没人能确定其他人是否也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声张。不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小男孩的一句“皇帝没穿衣服”即刻引发了整个观众队伍的哄堂大笑。问题的关键是，尽管那个男孩的无忌童言所道出的是所有人的共识，但他的话仍然传达了信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他们自己看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看出了皇帝没穿衣服。
下面还有一个更出人意料的例子——被人们戏称为“烧烤酱问题”（Barbecue Sauce Problem），这一问题常以各种同构（isomorphs）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故事是这样的：有20位逻辑学家一起去野餐，在野餐的过程中，厨师为他们上了一道酱排骨。其中三个人不小心把排骨酱弄到了脸上，但由于身边没有镜子，所以他们自己并不知情，当然，其他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脸上是否也弄上了酱。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三个人脸上的酱，但谁也不想告诉他们，因为那样做会让他们感到尴尬，不仅如此，他们中也没有人想擦拭一下自己的脸，因为他们担心，假如自己的脸上没有酱，那么胡乱擦抹会让大家觉得很愚蠢。不久，厨师端着一盘西瓜过来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说道：“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上弄上了排骨酱。一会儿，我会按一下上餐铃，给诸位一个机会把脸上的酱擦掉。按一下之后，我会再按一次，再按一次……当每个人脸上的酱都擦干净后，我就为大家上西瓜。”说完，厨师按了第一下餐铃，但是谁也没动。他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人动。当他第三次按下餐铃时，那三个逻辑学家均将脸上的排骨酱擦干净了。随后，厨师将西瓜摆上了餐桌。
事实上，在厨师将情况挑明之前，在座的每一位逻辑学家都知道，他们20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上有排骨酱，因此，对他们来说，厨师宣布的并不是什么新闻。不过请注意，厨师是当众宣布这件事情的，而恰恰是这一事实改变了在座所有人的个人知识。它使在场的每个人都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自己知道有人把酱弄到了脸上，而且其他人也都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这也正是他们可以加以利用的信息。下面是它的具体使用方法。
让我们来设想一个比这简单一点的故事，20位野餐的逻辑学家只有一个人把脸弄脏了。当厨师说至少有一个客人的脸是脏的时，这位客人环顾四周，发现别人的脸都是干净的，于是得出结论，那个人就是自己。当第一声铃声响起时，她就将脸上的酱擦掉了。这再简单不过了。现在假设有两个食客弄脏了脸。当厨师宣布时，第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脏了，但她却不知道自己的脸是否也是脏的，于是，她什么也没做。第二个脸脏的人与第一个人的想法完全相同。第一声铃响过了之后，他们两个谁都没动，不过，这时第一个逻辑学家意识到，他的脸一定是脏的，因为，假如第二个逻辑学家是唯一弄脏脸的人，那他应该已经将自己的脸擦干净了，就像我们在只有一个人弄脏脸的场景中看到的那样。而他并没擦脸的事实表明，他一定是看到了另一张脏了的脸，而由于自己所能看到的都是干净的脸，所以她可以肯定，那另一张脏了的脸一定是自己的。当第二次铃声响起时，他擦干净了自己的脸。与此同时，第二个逻辑学家也擦干净了自己的脸，因为他也做了同样的演绎推理。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第三个脸脏的食客：两次铃声过后，每个人都可以从无人采取行动的事实中推断出，加上他们自己看到的两张脏了的面孔，他们自己一定就是那另一张面孔。事实上，这个逻辑可以被推广到任何数量的食客身上，他们都将在相应的铃声之后擦净自己的脸。（10个弄脏脸的食客会在第10次铃响后把脸擦干净，11个弄脏脸的食客会在第11次铃响后把脸擦干净，以此类推。）
相互知识的最简单解释是，A知道x、B知道x，并且A知道B知道x、B知道A知道x，无限循环。尽管如此，人类有限的大脑根本无法容纳无限多的命题集合。而且，除了此类烧烤酱问题外，人们往往无须被这些层层叠叠的“A-知道-B-知道”的命题弄得头晕目眩。
就像语言学的其他例子那样，据说，一个人“知道”无限多的语言表达式（词语、句子、命题），而且相互知识中的知识是“隐性的”（implicit）。人们的头脑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递归公式，换言之，一个包含自身例子在内的公式。人们的心智所共享的是下面这个陈述，我们可以把它叫作y：“人人都知道x，且人人都知道y。”为了解决一个指定的问题，如果有必要的话，只要他们的记忆跟得上，需要多少个递归命题参与，他们就能激活多少个。但他们都知道，只要留意头脑中那条共享信息的递归属性，他们就能获得相互知识，甚至可以通过留心观察自己及他人获取个人知识的环境来推断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共性，比如，从响铃或者男孩子的大喊声中。
相互知识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很多面子保全及面子威胁的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知识的现象。你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占据一场谈判的优势，是因为不仅你知道你是受人尊敬的或有足够的实力守住这个优势，而且你还知道别人也知道你自己了解这一点。不敬的言辞一旦被公开就会造成致命的破坏，因为它们会将上面这一循环扼杀在萌芽状态。任何一个成熟的人都知道，每个人，哪怕是他们的好朋友，都可能背着他们说三道四。有时甚至在电话交谈中，你都能意外地听到别人对你的坦率评论。还有电子邮件，如果不小心的话，那里也潜伏着只言片语的不敬。不过，只要没人知道你听到过或者看到过这些伤人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惹出什么大的是非来。相反，如果那些话通过第三方渠道传到你的耳朵里，或者你从一群丝毫没有注意到你出现的人的谈话中偶然听到，或是从某个没搞清楚“回复”和“回复所有人”之间的区别的家伙发送出的邮件中看到的，那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可就严重了，而且，它们极有可能会激起你的斗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他们了解这一情况了，假如你相安无事地接受了它，那将严重地威胁到你的面子。
一种被称为“通达谙练”（tact）的技巧可以有效防止敏感的个人知识演变成相互知识。举例来说，晚宴上，人人可能都会注意到有位客人很胖，或者另一位客人口齿不清。然而，假如有人大声地说出来，虽然人们的相互知识是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也会令当时的局面异常尴尬。再如，这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事情非常微妙，为此，我还在实验室做过进一步的研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生向我提出申诉，他认为助教给他的成绩过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论文，觉得成绩确实有问题。于是我告诉那个学生，我会和助教谈这件事情的。在我跟助教谈话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已经跟学生说过为他改成绩的事情了。不过，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非常谨慎，我从来没有在他们两个同时在场的情况下谈起过这件事，我甚至都没将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的电子邮件转给过另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会有损助教的尊严。正是这种个别交流的方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之间相互知识的建立。助教也许知道他对学生论文作出的评判已经被驳回，学生也许也知道这一点。但学生并不知道助教知道自己知道这一点；就学生所知，助教很可能会认为我被他磨得没办法了。而助教也并不知道学生知道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评判是被驳回的；就助教所知，学生很可能会认为，为了提高课程的人气，我要求他采取一些积极的合作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不是相互知识有损助教的面子，那么这一共同信息就应该成为他们的相互知识了。
就这一事实的成因，即人们明明能够看穿间接言语行为却又偏偏对此乐此不疲，相互知识作出的解释最为深刻。但这并不等于说上面提到的其他5种解释无足轻重。也许，关于为什么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要比一个闪烁其辞的命题更容易损害人际关系的问题存在着某种阴谋推理。对于一个直截了当的命题，假如它恰巧表述的是公共认知，那么它就不仅不能被忽略，而且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条唯一清晰的底线，且很容易被一个虚拟的听众识别出来。更有甚者，它还将打破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幻想，从而彻底粉碎人们从中获得的每一份快乐。公共关系更是如此，因为任何针对这种关系条款所进行的公开协商行为，其本身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严重危害。也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某个审时度势的人才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用间接话语取代直接命题，含蓄委婉地传达真正意图。渐渐地，此人所采取的措施因保全了说话者的面子而赢得了大家的赞赏。总之，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我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直言不讳的话一旦“说出去”，就再也“无法收回”了。
理性无知：故意下去了解一些事情
人们在语言使用方面玩的游戏绝不是轻率的。语言游戏均遵循这样一条规则：交际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人们以言行事——他们毛遂自荐、发号施令、威逼利诱、觅爱寻欢，而且他们的言语行为必定会影响到与他人的关系。人们谨慎地推敲言辞，因为他们的言辞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传达人们的意图、维持或重新协商他们与自己同伴的关系。
那么，人类这种避实就虚的话语习惯到底是人类心智的设计漏洞呢，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合理性（即预言任何一个社交者都将参与到间接言语行为中的合理依据）呢？乍看起来，这一合理性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人类拥有语言的全部理由就是要传达信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很显然，语言所传递的信息越多越好。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了解某事总比不了解好，这就好比富裕总比贫穷要好是一样的：如果你很富有，你就可以把钱送给别人，然后成为穷人。如果你了解某事，你就可以决定不去理睬它。
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让现代人饱受信息超载之苦，当然，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认知科学家一直喋喋不休地提醒人们有关人类大脑在信息加工方面的局限问题。一些学者辩称，格莱斯的合作准则是对交际中信息流的一种管理方法，它最大化了可用知识的传输率。
遗憾的是，最终造成人类这种避实就虚的话语习惯的原因却很可能源于信息所带来的另一种危险——并不是信息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信息内容的毒害问题。所谓“理性无知悖论”（rational ignorance）是指，不管人们需要多少信息大脑都能分清良莠地全部容纳，但对于一个理智的头脑来说，总会有某些信息是它所不希望接受的。
有时我们会有选择性地不去了解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能够预感到，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影响。心理学家戈尔德·吉格瑞泽（Grerd Gigerenzer）在论证其“不可或缺的无知定律”（Law of Indispensable Ignorance）时列举了一些理性无知的实例。比如，人们在还未来得及观赏一部电影或阅读一本书之前，一般会刻意避开相关述评，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泄露故事的结局；假如一个球迷手头上有一盘一场篮球赛的实况录像，他通常不会去收看相关媒体的报道，以便让自己带着悬念去观看赛事的结果；在孩子出生前，许多准父母都选择不去了解胎儿的性别，而且在一些国家里，由于对女婴实行选择性堕胎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泄露胎儿性别的信息被法定为犯罪行为；对于为数不少的家庭来说，假如不做DNA测试的话，那些与子女毫无血缘关系的名义父亲们很可能会非常快乐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父母本身有亨廷顿氏舞蹈症的孩子往往会拒绝做遗传基因的检测；而绝大多数人宁愿不去想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人类心智系统选择性无知的另一个原因是，假如我们的心智系统生来就是个公正的决策者，那么，哪怕一丁点儿额外信息都可能会令它有失公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庭不允许陪审团事前了解有关被告人的犯罪记录或者警方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取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要通过双盲研究来试验药物有效性的原因，即他们不会让自己知道哪些人将其作为药物服用、哪些人将其作为安慰剂服用。学术论文的手稿审阅也都是匿名进行的，无论作者的身份还是评审人的身份都要被隐去。行政合同也是通过密封投标的程序进行招标的。
不过，真正可以用来解释人们为什么总是避实就虚这一问题的，还是那类源于奇爱博士困境的理性无知，这类理性无知的特点是，人们的理性能够转而抗衡自己，而针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对策就是知识的单方面裁军（这是另一组由谢林首先提出的悖论）。如果人们无法接受威胁，那么他们就能过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做了坏事的孩子会避开父母的目光、目击证人会被单独监禁的原因。我有个同事，他因为听不懂歹徒操着浓重口音的威胁，所以依然留着一件漂亮的夹克，过着自己的精彩生活。一个人如果知道的秘密太多，那么他就很容易受到一些想打探这些秘密的坏人的敲诈，甚至可能受到会杀人灭口的凶恶歹徒的伤害。因此，不去看绑匪的脸，这对遭绑架者来说是件好事；外交使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会刻意让自己远离那些高度机密的信息；反间谍电影中有一句老语：“我可以告诉你真相，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杀了你。”在协调博弈中，人们知道得越少就越有优势：假如两个朋友正在商量去哪家餐馆就餐，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那么，关机前一瞬间提议去的那家方便自己的餐厅的一方就可以少走些路。
仅仅被问及某些问题也同样能置人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如果一种回答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另一种回答就会是一个谎言，而拒绝回答事实上就等于承认这个问题只有这两种答案。根据《美国宪章》第五条，即《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修正案》的规定，证人有权拒绝回答问题，不过，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会遭到公共舆论的谴责。当某个显赫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并急须选拔能胜任的人才时，候选人一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想要竞聘上岗，因为万一消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他将会被对手轻松击败；不过，他又不能说自己不想争取这个位置，因为如果那样做，他会丧失取胜的机会。候选人甚至连“无可奉告”也不能说，因为如果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那他们为何还要参加竞聘呢？在最近一次对哈佛大学某学院院长人选的物色期间，新闻媒体发现，那些有望取胜的候选者突然神秘地（难以置信地）与他们的助理失去了联络。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很多有关相互知识将负面信息转换成面子威胁的例子。很多作者拒绝阅读那些对他们不利的评论，这样他们就可以诚实地说，他们因没有读过而无法答复。还有一些作者，他们甚至不会去阅读“任何”评论，唯恐看到熟人对他们自己设法回避的东西作出最差的评论。
如此说来，知识完全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理性的心智很可能会被迫以理性的方式运用它，这会令恶意或粗心大意的语者运用我们的知识来对抗我们自己。可以说，人类语言的表达力令人喜忧参半：在满足了人们好奇心的同时，它也让人们了解了他们不欲了解的东西。语言不仅是通往人性的一扇窗户，它更像是我们身体上的一段瘘管：一块将我们的内心世界暴露于危机四伏的外部世界的对外伤口。难怪我们如此期盼人们用优雅、含蓄以及其他形式的欺人之谈来粉饰他们的言辞。
结语
逃离心智洞穴，发现真实人性
正如盲人摸象那样，人类对自身本性的探索也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以各种当代科学为例，人类学能够将各文化民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记录成册。生物学能够详细绘制出人类的大脑系统，或基因发展程序，或人性化利基（human niche）中那些必须解决的适应性问题。心理学能够在实验室中诱导人们暴露自身弱点，或详细记录他们在正常范围与超正常范围中的不同表现。文学则能够在那些传奇和故事中，或者仅仅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探索那些永恒的、令人如醉如痴的主题。
我在本书中采用的视角是语言——在词义、语法构式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中探讨人性的本质。与其他科学立场一样，我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在为您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盲区。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公共的、数字性的介质。然而，人类的经验则不然，它不仅极具隐私性，而且还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正因如此，我们的语言不得不对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加以掩饰：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暗示和直觉以及我们的肢体语言，等等。不过，请不要忘记，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人们喜欢彼此教化、说长道短，并对周围人发号施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礼尚往来。作为上述信息的主要交流渠道，语言适应于我们经验中的每一种能够与他人共享的特征，不仅如此，人类境况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它的权限范围内。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家喻户晓的火星科学家吧，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个火星语言学家，就他而言，尽管他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人类语言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知识，但是，仅凭这些知识，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准确描写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的特征的。在这一章中，我将为您提供一种语言视域下的人性观，即一种从前面各章节中提及的现象背后自动浮现出来的人性观。尽管前面的很多例子都来自英语，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却是一些最能体现人性共同特征的现象，因为它们遍布于世界各地毫无历史瓜葛的语言社团。当然，在一种指定语言中，由于词语和语法构式的使用不仅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还取决于该语言所经历的时尚史、战争史以及邻邦史。因此，这些现象可能未必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也未必能直接反映出我们人类大脑的遗传模式；而且有些现象可能只是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与人类生态学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过，即使存在这么多的前提条件，这种语言视域下的人性观依然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以独特方式进行思想、体验和相互制约的物种。
人类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方式，然而这种认知方式与世界所呈现给他们的那种感觉模拟流（analogue flow of sensation）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建构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体验打包进物体和事件当中，然后再将这些物体和事件组装进那些被他们视为真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特性命题里。这些特性是高度图式化的：在从一种情况中挑选出一些方面的同时，它们会将其他方面忽略掉，以便允许同一种情况获得多种方式的建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人们在物质是如何通过空间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却仍然可能在一种指定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现实中的人类特性是由一个可识别的思想清单建构起来的。这一清单始于一些基本单位，比如，事件（events）、状态（states）、事物（things）、物质（substances）、位置（places）以及目标（goals）。它也详细地说明了上述这些单位的基本工作原理：进行（acting）、前进（going）、改变（changing）、存在（being）、拥有（having）。通过致使（causing），或使能（enabling），或者防止（preventing）另一起事件的发生，一起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对另一起事件所发挥的作用。一次行动可以被人们目标明确地发起，尤其是那些针对运动目标（例如，装干草）或者变化状态（例如，装马车）的行动。物体是按照属性特征加以区分的，比如，人类的或非人类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固体的或聚合体的；还可以按照它们沿着空间的三个维度的不同分布情况加以区分。事件被看成是占据了一段时间并相对于彼此而进行的排序。
上述每一种观点均基于一种独特的解剖学原理。人类善于识别各种独特的个体，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归入到一个个范畴中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能辨别出哪些是捕获了一种个体本质的稳定范畴，而哪些不过是偶遇的瞬息万变的表面特征而已。他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变焦镜头，既能够追踪一个实体的组成物质（比如，塑料材质），也可以反过来追踪这一实体的边界（比如，一只杯子）。换言之，一种物质既可以被视为一种连续介质（continuous medium），比如，苹果酱；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内部成分组成的集合体（aggregate），比如，鹅卵石。
尽管人类对较大的数量也能作出粗略的估量，但他们所拥有的数字概念却十分初级，它仅能区分1、2和许多。人类不仅要利用这种粗劣的定量法对物体进行计数（例如，单数、双数、复数），而且还要利用它对事物进行空间定位，例如，at（在……地方）、near（在……附近）、far（远处）；以及时间定位，例如，present（当前）、the recent past（近期以来）、the remote past（遥远的过去）。
在思考一个实体所处的位置，或它的属性，或其运动和变化的方式时，人们往往会从整体的角度去设想，将其想象成一个难以名状的团儿（blob），或者一个没有内部成分的点（point）。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物体要么被视为位于某一位置上，要么被当成一个移动的整体，要么被想象成拥有弥漫其中的某一特质；又或者从一种状态整体地转变成另一种状态（例如，一辆装满干草的马车或一个飞满蜜蜂的花园）。当然，人类还能用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来指称整个物体，并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进行注册，就像表达式the bottom of the wagon（那个马车的底部）或者the edge of the garden（那个花园的边缘）。而当他们所思考的这个物体恰巧是人体时，另外一个实体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实体就是“人”，请注意，这个“人”既被认为其自身“就是”自己的身体脏器，又被认为是自己身体脏器的“拥有者”。因为人类所拥有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器官和有形动产，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传达彼此的思想）和运气。
当人类用肉眼或心理意象来观察世界时，物体和事件往往被他们置于一个空间连续介质（continuous medium of space）中。不过，这并不是他们领会物质世界的唯一方式。在另一套心智系统下，人们并不认为空间处于匀称的坐标系上，这里所谓的匀称坐标就是标尺、分角器、测量水平仪等呈现出的那种坐标；相反，他们将一个坐标系强加于一个引用对象（reference object）上，然后相对于该坐标系定位出一个图形（figure），比如，in（在……里面）、on（在……上面）、above（在……上方）。此外，人类还能够利用地球、自己的身体或者一个凸显的物体对一个坐标系进行调整。不仅如此，为了能以多种方式对一个物体的位置进行推测，人类的心智还能在这些坐标系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参考坐标系均能十分清晰地区分上与下、前与后，但当它们对“左与右”进行区分时，却表现得十分不尽人意。就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轻而易举便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拓扑关系（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比如，一个物体是靠近还是隶属于另一个物体，或位于另一物体内部；再如，这个图形是在其背景的上面（on）还是在其上方（over），距离它是远（far）还是近（near）。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变焦镜头允许这些空间概念以任何规模加以应用，它们小至亚原子的概念，大到浩瀚的银河系的概念。
人类心智能够将物体溶解为图解模型（schematic models），而这些模型则由延伸至某一数量维度（例如，一维、二维、三维）内的类物质（generic matter）构成。与其中某一种或多种维度相符的物质可以被一条边界分割，也可以被无限期地放出，或者保留一点与自己黏着的相邻物质（adjacent matter，例如，丝带、横梁、台面板）。这种几何学同样可以应用于将一大块物质从周围的空间中分离出来的界限上（就像物体的末端、外壳、边界），也或者应用于一块物质被掏出后留下的空缺上。当人们以空间方式进行思考时，构成一个物体外形的轮廓、角度和长度会渐渐融入到背景中，这就是为什么“横穿”既可以用于一只手，也可以用于一个地区的原因。当然，当人们将该物体归类到一个由名称标签的范畴中时，它的外形特征依然能够重新返回到人们的意识中。空间思维方式完全是为满足人类操控事物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所以，仅凭几何学是无法对其进行完整界定的，换言之，它的界定还需要借助于诸如安装（fitting）、支撑（supporting）、容纳（containing）、覆盖（covering）等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知识以及人类使用这些物体的其他方式。
尽管人类的意识以一段连续的时间流为媒介，但它并不是人类的语言思想在处理时间上所采用的真正方式。事实上，在人类语言思想的大脑分区中，时间被大脑处理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而事件则被理解成沿着这一空间维度排放的原材料（material）。时间可以被看作是人们行进的一条道路，或是从人们面前走过的一支游行队伍。时间并不是用秒表或日历来计算的，实际上，它被我们的心智分解成了若干个离散的区域。人类倾向于采用三分法来划分时间：一段是心理上的现在（一段大约持续三秒钟的意识时刻），一段是无限期的过去（有时，它还被进一步区分为最近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还有一段则是不确定的未来（有时，它也被进一步划分为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概念通常并不属于纯粹的时间概念，它们沾染了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过去（the past）被并入了实在（the actual）这一概念中，非过去（nonpast）被并入了假设（the hypothetical）这一概念中，而将来（the future）则被并入了可求（the willable）这一概念中。处于这类心智时间线上的事件被设想成挤出来的时间物质（time-stuff）：就像真正的物体那样，它们可以是点状的，也可以被拉伸；它们可以有脆弱的界限，也可以无限定地淡出；它们既可以由一起单一的事件构成，也可以由一些重复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集合体构成。换言之，人类的心智变焦镜头既可以对准一次行动的微观性质，如过马路；也可以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如穿过了马路。与这种心智卷尺的原理相同，心智秒表也是以人类目标为参照校准的。当一种行为被视为一起人为事件时，它会表现出一种运行方式；而当这种行为被视为天灾人祸时，它则会表现出另一种运行方式。每当人们心生愿望，这个心智秒表便开始运行；而每当人们如愿以偿，它便悄然停下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