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菲利普·沃尔夫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当人们使用使役动词时，他们会把由直接后果引起的、有预谋的以及没有介入其他施事者的事件挑选出来。例如人们判定：一个女人，只有在调整变光器开关时，而不是在打开烤面包机时，她才能dimmed the lights（把灯调暗）；一个男人，只有在摇动旗竿时，而不是在风天举旗时，他才能waved the flag（挥舞旗子）；一个男孩，只有在戳气球时，而不是让气球碰到天棚上的热灯泡时，他才能popped a balloon（弄爆气球）。
心智世界观的粒度是可以调整的。从高处俯瞰，尽管福特的生产行为与一辆从装配线上下来的T型发动机小汽车之间的因果链上存在着许多介入链接，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亨利·福特制造汽车”或“布什入侵伊拉克”。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来自一个读史书的劳动者的问题》（Questions from a Worker Who Reads）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概念语义的这一特性。
Who built Thebes of the seven gates?
是谁建造了7座城门的底比斯？
In the books you will find the names of kings.
在这本书里你将看到那些国王们的名字。
Did the kings haul up the lumps of rock?……
是那些国王把岩石瓦块搬上去的吗？
The young Alexander conquered India.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Was he alone?
就他一个人吗？
Caesar beat the Gauls.
恺撒打败了高卢人。
Did he not have even a cook with him?
他该不会连个烧饭的都没带吧？
不难看出，在上面的例子中，还是那个直接效应在起作用，不同的是，这里，它是在一个新的粒度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我们透过那个只能观察到位高权重的领导人行为的历史广角镜头聚焦事件的时候，使役动词会将那个与后果直接相连的因果链切断。因此，我们不会说“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们入侵伊拉克”，尽管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布什才作出的决定；我们也不会说“本·拉登入侵了伊拉克”，尽管如果没有“9·11”事件的借口，布什也不会理直气壮地吹响进攻的号角。当然，我们也不会说“不明蝴蝶选票真相的佛罗里达选民们入侵了伊拉克”。
说话者预期他的听众能够分享他头脑中的那个粒度，但如果他们不能，那么交流就失败了。举例来说，笛鸻是一种可爱的小水鸟，它们系着个小领结，整天在科德角海滩上飞来飞去，仿佛一群装着发条的小玩偶。笛鸻属于濒危物种（尽管它们似乎无处不在），为此，当地政府对它们的筑巢地采取了保护措施。尽管我对上述情况有所了解，但当我第一次看到《普罗温斯敦旗帜》（Provincetown Banner）上的那个标题PLOVERS CLOSE PARKING LOT（笛鸻关闭停车场）时，我半天没回过神来。当时我的脑海中一直闪现着这样一幅画，一群一字排开的小水鸟飞过停车场的入口，致使交通瘫痪。我当时心想，这应该是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但当我在下一页看到了另一条新闻DOG FECES CLOSES BEACHES（狗粪关闭了海滨）时，才恍然大悟。
使役构式符合自由意志论。大多数表示人类行为的动词都不能参与使役构式，即使那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先前事件驱使的。你不能说，比尔凭着他对特拉沃尔塔的印象“弄笑了”（laughed）黛比；你也不能说，由于朱迪和强尼一起离开了聚会随后又带着他的戒指回来了，所以朱迪“弄哭了”（cried）莱斯利；你同样不能说，由于那个乐队指挥给唐·科莱昂提供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所以他和他“签了”（signed）那个合同。这与这些行动本身被看成是自愿的（例如，签署合同）还是非自愿的（例如，笑和哭）无关。由于人类行为被概念化为施事者内心所拥有的某种隐藏原因，因此，局外人是无法直接致使其发生的。
“人类行为源于内部品质或冲动”这个隐喻是通过物理事件动词表现出来的。有两种物理事件动词可以随时参与到使役构式替换中。一类是表示运动或体态方式的动词，即摇滚乐式的动词，这类动词包括：
bounce（反弹）、dangle（摇摆）、drift（漂移）、drop（下降）、float（浮）、fly（飞）、glide（滑移）、hang（垂下）、lean（倾斜）、move（移动）、perch（栖息）、rest（休息）、revolve（旋转）、rock（摇滚）、roll（滚动）、rotate（旋转）、sit（坐）、skid（打滑）、slide（滑）、spin（自旋）、stand（站立）、swing（摇摆）、turn（翻转）、twist（扭曲）、whirl（旋转）、wind（缠绕）
另一类是表示状态变化的动词，例如，弯曲与折断、生长与收缩，或者硬化与软化等，这类动词还包括：
age（变老）、bend（弯曲）、blur（模糊）、break（断裂）、burn（烧毁）、char（烧焦）、chill（冷藏）、chip（削）、collapse（崩溃）、condense（浓缩）、contract（收缩）、corrode（腐蚀）、crack（裂纹）、crash（崩溃）、crease（弄皱）、crinkle（起皱）、crumble（粉碎）、crush（压碎）、decrease（减少）、deflate（缩小）、defrost（解冻）、degrade（降低）、diminish（减少）、dissolve（溶解）、distend（膨胀）、divide（分裂）、double（加倍）、drain（耗尽）、enlarge（放大）、expand（扩大）、explode（爆炸）、fade（褪色）、fill（填满）、flood（淹没）、fold（褶皱）、fracture（断裂）、fray（磨损）、freeze（冻结）、fuse（融合）、grow（成长）、halt（停止）、heal（治愈）、heat（加热）、ignite（点燃）、improve（提高）、increase（增加）、inflate（膨胀）、light（点亮）、melt（融化）、multiply（繁殖）、pop（流行）、reproduce（再生）、rip（撕裂）、rumple（弄得乱七八糟）、rupture（破裂）、scorch（烧焦）、shatter（粉碎）、shrink（萎缩）、shrivel（萎缩）、singe（烧焦）、sink（下沉）、smash（粉碎）、snap（拉断）、soak（吸入）、splay（张开）、splinter（分裂）、split（劈开）、sprout（发芽）、steep（充满）、stretch（拉伸）、tear（撕掉）、thaw（溶解）、tilt（翘起）、topple（倒塌）、warp（扭曲）、wrinkle（起皱）
但这类动词中大多数描写一个物体发射出某种东西的词却抵制使役构式，例如，光束、声音或某种物质。因此，在使役句中，你不能说glow a light（洋溢一道光）、whine a saw（牢骚一句格言）、bubble a sauce（冒泡一种酱），或者其他意为发射的动词。
blaze（发光）、flame（泛红）、flare（闪耀）、glare（眩光）、gleam（闪烁）、glisten（闪亮）、glitter（闪光）、glow（发热）、shimmer（闪烁）、shine（闪耀）、sparkle（闪耀）、twinkle（闪烁）
blare（发出嘟嘟声）、boom（发隆隆声）、buzz（发嗡嗡声）、chatter（喋喋不休）、chime（发出和谐声）、creak（发咯吱咯吱响）、fizz（发嘶嘶声）、gurgle（咯咯声）、hiss（发出嘘声）、howl（狂喊着说）、hum（哼出）、peal（大声发出）、purr（发咕噜声）、splutter（气急败坏地说）、squawk（诉苦）、swoosh（嗖地发射）、thrum（弹）、vroom（发呜呜声）、whine（哀诉）、whump（拟声）、zing（发尖啸声）
drip（发出）、emanate（散发）、erupt（爆发）、foam（起泡沫）、gush（喷出）、leak（漏出）、ooze（渗出）、puff（喷出）、radiate（辐射）、shed（流出）、spout（喷射）、sweat（流出）
这就好像在说，这类爆发与人类的行为是一样的，它们均源自于内在动力，因此，它们绝不承认其他任何作用于其粒度上的直接原因。
此外，抵制使役构式的动词还包括意为“不复存在”的动词。你不能说To die a mockingbird（去死一只知更鸟）、Decease Bill（死亡比尔）或者Mr.Gorbachev, fall down this wall（戈尔巴乔夫先生，倒塌这堵墙），这类动词还有：
decease（死亡）、depar（离开）、die（死亡）、disappear（消失）、disintegrate（瓦解）、expire（期满）、fall apar（崩溃）、lapse（流逝）、pass away（逝去）、pass on（去世）、perish（灭亡）、succumb（死）、vanish（消失）
这并不等于说那个直接导致某物灭绝的概念是不可言喻的。实际上，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屠杀和毁灭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词语。
assassinate（暗杀）、butcher（屠杀）、crucify（钉死）、dispatch（处死）、electrocute（使触电身亡）、eliminate（干掉）、execute（判处死刑）、garrote（绞喉）、hang（吊死）、immolate（献祭）、kill（杀死）、liquidate（消灭）、massacre（大屠杀）、murder（谋杀）、poison（毒死）、shoot（射杀）、slaughter（屠杀）、slay（残杀）
abolish（废除）、annihilate（湮灭）、ban（禁令）、blitz（闪击）、crush（粉碎）、decimate（大批杀害）、demolish（破坏）、destroy（毁灭）、devastate（消灭）、exterminate（破除）、extirpate（灭绝）、finish（结束）、obliterate（消灭）、ravage（蹂躏）、raze（夷为平地）、rescind（撤消）、
ruin（毁灭）、tear down（拆卸）、terminate（终止）、waste（废弃）、wipe out（消灭）、wreck（失事）
与那些表示灭绝的动词坚决抵制外来因果施事者的事实正好相反，上面这类表示蓄意伤害的动词执意保留它们的因果施事者。你不能用Bill killed（比尔杀了）来形容他死了，或者用The building razed（建筑物夷平）来说那座建筑物坍塌或烧毁了。英语让人们既能谈论主动消亡也能谈论被动消亡，但要借助不同的动词。这就好像语言采取了一个存在的立场，或许是个道德的立场——当某些东西基于年事、平和的外因、自燃、内部腐坏或者携带自我毁灭的种子等原因而不复存在时，这样的消亡与那些恶意蓄谋的后果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这并不是英语的独到之处，其他许多语言也都采用不同的动词描写死亡和谋杀，尽管它们可以容忍其他动词有自发和强制的双重用途。
请注意，我提出用道德情感来解释使役动词的句法，并不是为了借助什么引人注目的修辞手段来活跃语法课堂的气氛。事实上，道德和使役动词所利用的是同一种人类行为的心理模型。道德判断最适用于那些意图明确的行为者。这恰恰也是使役构式的主语的角色说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及物和不及物构式的熟练使用可以被用来框架一个道德论点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使役构式会将一个责任方当事人暴露出来，但在被动表达式中，它们也可以不提及这个肇事者。被动使役构式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成了掩藏及物动词的施事者，并进而掩藏责任方身份的一个最方便的手段，就像毫无诚意的里根总统的那句臭名昭著的忏悔Mistakes were made（错误已然铸成）那样，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了公众人物用于推诿的老生常谈了。不过，不及物动词的使役构式（也称非宾格构式）则更胜一筹。它不仅隐藏原因，而且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原因的存在。The ship was sunk（船被击沉了，被动式）隐含着一个肇事者的存在，尽管这个肇事者可能是未知的，但The ship sank（轮船沉没了，不及物式），就好像沉船不过是个意外事故而已，也许是缺乏定期检修，也许是厄运的冲击或者是俗话所说的“天灾人祸”（尽管没有神）。为了寻找证据来证明某个新闻机构可能正试图为自己开脱责任，或者暗示冲突中的一方或另一方有罪，媒体监管机构有时会对包含使役动词的主动式、被动式和不及物式的新闻头条进行统计。例如，一家亲以色列集团就曾对路透社一些盛行的新闻头条进行过指责，以BUS BLOWS UP IN CENTRAL JERUSALEM（中央耶路撒冷巴士爆炸）为例，这个标题中使用了一个不及物动词，目的是以此淡化人们对肇事方的关注。正如该集团的语言学家杰弗里·普勒姆在其博客中谈论关于语言学与公共事物时所说的，“用Bus Blows Up（巴士爆炸）来描述一起如此暴力的事件，这实在令人费解。该暴力事件中，恐怖分子身缠炸药，在闹市区挤上一辆拥挤的公交巴士，他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13人死亡，毫无疑问，他的目的是要一举炸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而路透社对此事件的报道，听起来就像公交巴士是自行爆炸的一样”。
顺便说一下，动词得到或失去因果主语的语言现象并不都是使役规则造成的。生活中，人们能够致使某事发生的方法实在是数不胜数，正因如此，很多生活领域中的使役动词都是人们肆意杜撰出来的，所以它们未必是使役规则的产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使役动词似乎凌驾于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原则之上。不过它们的叛逆行为往往是专业性的：如果他是个击球手，你可以walk someone（让他走）；如果他是个病人，你可以bleed him（给他抽血）；如果他是个婴儿，你可以burp him（使他打嗝）。下面这些动词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役了：to shine a light（用灯照亮），是瞄准的意思；drive（驱车）、sail（航海）、walk（散步）、waltz（跳舞），或者带某人到某处转转，是陪伴而不是逼迫的意思。
在结束我在本章对通往人性之窗的语言所做的探讨之前，让我来总结一下我的这个语言传奇。我们看到，语法构式的替换结构所反射出来的是认知的格式塔转换：致使运动与致使变化、致使运动与致使拥有，发生与致使发生。这些转换赋予了每对语法构式微妙的含义差别，同时反映出一种情景的不同识解方式。动词的那些令它们看似不可学的挑剔属性是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解释的：在宏观层面上，我们看到，一些类动词之所以拒绝进入一种语法构式，是因为它们的含义与该构式根本不兼容。例如，throwing a cat into the room（把猫扔进房间），并不是改变房间状态的方法；driving a bus to the lake（驱车到湖边），并不会致使那个湖拥有任何东西；laughing a person（弄笑一个人），并不适用于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施事者。但由于人们有能力将自己捻进认知的椒盐卷饼里，还几乎能以任何方式去识解几乎任何事件，因此，要想预测到最后一个动词的用法，人们不得不对那些能够或者不能进入一个语法构式，并且含义相近的动词微类进行细心观察。不负众望，这些动词微类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性的认知层面，而且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些基于这些个性的隐喻：能够运动或变化的整体团、能够即刻或延时实施的作用力、包括思想和好运在内的财产以及自发或者引发的事件。
智慧的说话人还是智慧的语言？语言的进化
到目前为止，英语在我的笔下，一直被描写得犹如一个思辨家一般能够自圆其说、无懈可击。我们看到了心智对不同构式所描述的同一情景采取不同识解方式所依据的精明的理由（例如，受影响的那个实体总是作直接宾语，无论它是被动运动、被动变化还是被动拥有）；也看到了那些从远处看起来并无差别的动词在横跨语法构式时所表现出的一些微妙的含义差别；还看到了动词微类对语法构式的选择方法背后所隐藏的物理学和心理学原理。不过，这里我想提醒你注意，语言本身并不能思考问题，思考问题的是使用语言的人。那么，在学习和使用动词的过程中，一个有血有肉的语言使用者真的要经历这些理性化的思考吗？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肯定”的是，我们知道，语言并不是由一个委员会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语言社团中自发产生的。任何一种形式与含义间的可预测的联系都不是偶然产生的（比如很多动词的句法都可以通过它们的语义得到预测），这种联系必定是某些语者在某个历史时刻脑力劳动的产物。“wug测试”以及其他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现代语者，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对那些连接着语法构式的含义和形式的主要规律都相当敏感。
“否定”的是，对于大多数动词来说，假如个体语者并不想以个性的方式使用它们，那么他们就无须了解这些动词的基本原理。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学习每个动词微类的语义（这类动词所具有的共同点）和它的句法（哪些构式是这类动词喜欢进入的）就可以了。因为这已经足以让他们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预测出哪些新动词可以扩展到哪些构式中去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双重答案，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动词和动词类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点而言，语言很可能像其他文化产物一样，它可以被创新者、早期接受者、早期从众者、晚期从众者以及迟滞者在不同时期所使用。一个动词类所框架的语义原理很可能率先进入了那些创新者和早期接受者的心智，这些人就是在一种语言历史上，第一个将一个构式扩展到一个新动词类的语者。这种新用法有可能从创新者的口中一出来便销声匿迹了，但它也可能被张开双臂的语言社团所接纳。这种接纳有时是反复无常的（我们将在第5章看到），但一种新组合一旦真正地流行起来，后面还涉及很多问题。比如，后期接受者对发明者创意意图的领会、对那个构式中所使用的动词的死记硬背，或者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做法。然而最重要的是，当人们听到一个构式中的一个动词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构式泛化到一些与这个动词含义相似的动词中去。
那么，人们能否赶上创新者们扩展语言的步伐呢？事实上语言的发展变化时刻都在发生。尽管语言学家们常常为语言建立一种理想状态，把它当作由理想的语言使用者们所达成的一个固定的共同体协议，就像物理学家们眼里的无摩擦平面和理想气体那样，但是语言学家们也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要不断经受不同的语言使用者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区对其所实施的推动和拉引的。
总会有一些时候，人们发现不得不对语法进行扩展，因为有时一个句子同时要做几件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向你解释人们是如何指派句子上某个位置的含义的。比如，第一宾语表达的是被动拥有某物的那个人，第二宾语表达的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不过，别忘了，句子从左至右的词序还必须保证听话者能习惯那些作为背景知识的“已知”信息以及识别用于更新他们世界认知的“新”信息。而且，语序除了要受制于这两种信息以外，还要保证说话者必须出于听话者记忆力的考虑，把较长的短语置于句尾，让听话者心平气和地思考（置新语料于句尾以及置重语料于句尾是良好的写作和演讲风格的最重要指导方针）。为了权衡这些要求，有时，我们不得不牺牲对某个动词的个人喜好。
举例来说，我们从前面已经了解到，相比于give Jim a headache（让吉姆头疼）来说，give a headache to Jim（给吉姆带来头疼）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有些不自然。但当我们需要用一个冗长、复杂而且是出人意料的词条来取代短语中的那个单音节词Jim时，我们很可能会插入一个介词与格，以便将那个冗长的词条分流到句尾去。语言学家琼·布莱斯南（Joan Bresnan）和她的合作者们曾在网上对人们个性化的介词与格使用方法进行了全面搜索，下面是他们搜集到的一些真实例句。
The spells that protected her identity also gave a headache to anyone trying to determine even her size……
保护她身份的那些咒符同时也令那些对她有所企图的人感到头疼，他们甚至无法确定她的服装尺码……
From the heads, off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fishy, slimy matter, a stench or smell is diffused over the ship that would give a headache to the most athletic constitution.
从一些头、内脏和一堆黏糊糊的似鱼的东西里散发出来的一股恶臭，或者说腥臭弥漫了整个船舱，这股臭味足以把一个最健壮的体魄熏得头晕目眩、站立不稳。
如果使用上面这些说法的替换形式——give anyone trying to determine her size a headache（令任何设法确定她的服装尺寸的人头疼）和give the most athletic constitution a headache（令最强健的体魄头疼），我们就需要把冗长的语料放在句子的中间，句尾只留下一个a headache（头疼）。网上这个人大概正是出于避免这种头重脚轻的目的才没有使用它们吧。
人们在热烈的聊天或写作得十分尽兴的时候，往往也会把某一语法构式扩展到新动词中去，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一定能像正常句式那样被人们完全接受。听话者对他人基于自身的年龄、出生地、亚文化甚至个性所泛化出来的句式的接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尽管我可以接受（当然是勉强地接受）前面那个泛化句式give a headache to，但却怎么也无法接受像kiss it goodbye（告别）这样的泛化形式。不过，对于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和他的《纽约时报》的文字编辑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一定相当悦耳，因为他曾在一篇报道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危机的文章中，至少不下3次使用了这个说法：
You can kiss goodbye,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to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recent crises.You can kiss goodbye to the fascinating chess match known as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You can also kiss goodbye to the land-for-peace mentality.
你可以吻别，至少暂时地吻别近期危机的某些特性。你可以吻别那场以中东和平进程而著称的引人入胜的象棋比赛……你还可以吻别那种土地换和平的心态。
尽管这段话我已经反复读了多次，但我始终无法接受。不只是这个kiss goodbye，我还听说过或草草记下过许多令我至今仍无法接受的前卫句式。比如，苹果操作系统的sleep the computer（让电脑休眠）和hover the mouse（令光标悬停），对我来说，它们听起来始终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是我敢打赌，对那些伴随着苹果电脑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用户来说，这些说法一定非常完美。下面这些古灵精怪的用法均来自我的个人收藏。
内容格构式：
Women do not invest sexual messages in clothing choice.
女人是不会在服装选择中投资性信息的。
She said we just dug up some trash someone littered.
她说我们只不过挖出了一些某人乱丢的垃圾而已。
容器格构式：
He squeezed them[fish fillets]with lemon juice.
他把柠檬汁挤到了[鱼排]上面。
We installed twenty-one banks with ISDN lines.
我们为21家银行安装了ISDN线路。
双宾语构式：
Reach me my socks.
帮我把袜子拿来。
When you go I'm going to preach you a great funeral.
等你死了，我会为你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介词与格构式：
The report was given a normal and wide distribution, but we did not brief it to the President.
那份报告还是被正常地广泛发行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向总统递交简报。
使役构式：
The year Sidney Poitier won best actor he rose us all up in the world.
西德尼·波迪埃赢得最佳男主角称号那年，他让我们所有黑人在世界上站了起来。
Lectric Shave：Stands up whiskers for a 50%closer shave.
Lectric剃须：让胡须站立起来，额外为你剔除50%的胡须。
不及物动词构式：
The bacteria live off the dissolved minerals that exude from the vent.
那些细菌以火山口喷发出的溶解矿物质为生。
Can germs harbor in these things?
细菌能在这些东西里面寄居吗？
所有这些灵光一现的构式都被保留在了不同类型句法构式的语义大信封里（致使变化、致使拥有、致使发生），它们在为语义原理的心理真实性提供了更多证据的同时，也向外拓展了动词微类的外延。未来，随着它们中的一些句式会反复被使用，无论它们是否被用于当初那些成就了它们的语境中，它们都将改写所属的动词微类，或在一些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们的心中播下更新的种子。这些人可能更加年轻有为，在各行各业精心钻研，或者他们不像我对语言这么斤斤计较。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
思想的语言
假如人们避免在某些构式中使用一个动词，或者当他们听到别人使用它时，会感到不寒而栗，这说明他们一定是对那些微妙的语义差别相当敏感。比如定位一种运动和定位一种变化之间的差别，或者即刻实施作用力和延迟实施作用力之间的差别。没有人曾为我们讲解过这些细微差别，也没有人曾把它们写进字典的定义中。事实上，语言学家们需要倾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发现它们。而且，也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想要学习那些阻碍他们言简意赅地表达思想的规则。如果这些都不是原因，那么，人们的这种敏感究竟从何而来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假定人们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在记忆中表征动词的，这种方式将句法癖好相近的动词表征为定义重叠的动词。以此方式，一个新动词无论何时被人们所习得，它都会自动激活那些与它同属一类的其他动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必须将该动词的含义隐藏到一种思想的语言中去，这种思想的语言会去同存异地展现出该动词与其所属动词微类的其他动词所共享的各种含义。
举例来说。一旦学会了如何使用pour（倒），孩子们就会把它的句法癖好泛化到动词drip（使滴下）和slosh（泼）上去，而不会将其泛化到spray（喷射）和squirt（注射）上。假如孩子们的心理定义能够大胆地为他们呈现“允许”和“致使”这两个概念的话，那么这种泛化就会自动地发生。这是因为“允许”和“致使”这两个概念在刻意地忽略pour（倾泻）与drip（滴下），或者spray（喷射）与squir（注射）间的细微语义差别的同时，作为补偿，它们又将pour、drip和slosh归结为一类与spray和squirt不同类型的动词。这种归类方法让我们的心智觉得，pour和drip“看起来很像”（尽管肉眼中的pour和drip并没有那么相似），而pour和spray“看起来很不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孩子们会把自己所了解的pour知识迁移到drip上，而不会把它迁移到spray上。
假定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思想的语言，那么，为了使同一微类中的动词看起来像，而不同微类的中的动词看起来不像，这个思想的语言就必须得十分抽象。它不能仅仅体现该动词所指示的那个事件的视听。举例来说，就感官经验而言，hand（传递）、carry（运送）和bring（带来）看起来非常相近（在一部电影中它们可以用来描写同一个事件），而动词throw（扔）、kick（踢）和roll（滚）却有很明显的差别。然而，就与格构式的入门要求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后面这3个动词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表示瞬间运动的因果关系的动词，正因如此，它们均可以进入双宾语构式，而在前面那3个动词中，hand是一个表示给予的动词（可以用于双宾语构式），carry是一个表示运动的持续因果的动词（不能用于双宾语构式），bring是一个表示顺向移动的因果关系的动词（可以用于双宾语构式）。同样，就语言机制而言，tell（告诉）不同于say（说）、shout（喊）、talk（谈）或者speak（讲），它们属于不同的动词微类，但却与quot（引用）、leak（泄露）、ask（请求）、pose（提出）和write（写）相同；而shout（喊）与yell（叫喊）和scream（尖叫）的相似度并不比它与whisper（低语）和murmur（自言自语）的相似度更高（因为他们都是表示说话方式的动词）。Baking a cake（烤蛋糕）必须被看成与building a house（建房子）和writing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写推荐信）相仿（表示创造的动词），但却与warming a cake（热蛋糕）、burning a cake（烤煳蛋糕），或者reheating a cake（重新加热蛋糕）不同（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Betting（打赌）不得不被看成与envying（嫉妒）、sparing（饶恕）和begrudging（忌妒）相近（表示没有未来回报的动词），但与selling（出售）、paying（支付）或trading（交易）不同（表示给予的动词）。在所有上述情况中，一起事件的观察与感受以及它所牵涉的具体事物与行为（运送、谈话、蛋糕、金钱）都必须被淡化掉，而它的抽象结构（变化、因果关系、直接性、即时性）则必须被突显出来。
那么，到底什么东西能进入这个抽象思想语言呢？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些空间、时间、作用力、实体、意向等之间的区别总是出现在那些动词微类的定义中。这也许暗示着，它们就是组成人类概念大厦的结构框架。但仅仅证明这些区别在英语中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真的是它们构成了思想的语言——人类的概念基础框架，那么，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我们都应该能够捕捉到它们的踪影。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那些现象——句法构式、替换以及动词微类，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就连在英语的各种方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在操着标准英语的当今语者的个体方言中，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我们本来也不应该指望它们会一成不变。即使儿童与生俱来地具备了某些语言的普遍知识，他们也无法像电影《音乐之声》中的朱莉·安德鲁斯那样突然地说出语言来。孩子们必须仔细聆听那些早已存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语言社团里的词语和语法构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合理地调配自己的普遍知识，使自己的语言能够被同胞们所理解。不仅如此，能为人们所用的词语和句法构式资源也是由当地的历史兴衰所决定的：它们取决于那些在几个世纪之前甚至是几千年前塑造了当地语言的入侵者、贸易伙伴、移民、附庸风雅之徒、潮人、嫁人的新娘等，以及那些席卷整个语言社团的、含混的或是夸张的发音时尚。假如心智确实在语言上留下了什么普遍性的痕迹，那么它应该远比这些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所处看见的规则和句法构式要微妙得多。
幸运的是，这种痕迹随处可见。尽管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那些句法构式并不是普遍的，但是它们却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一些毫不相干的语言及语系当中。这个事实表明，当某种思想交流被迫切需要时，人们就会调动自己的语言潜能去重新开发和利用这些构式。根据文献记载，位置格替换构式在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印尼语、阿拉伯语、柏柏尔语、伊博语（使用于尼日利亚）、汉语、日语、韩语、齐佩瓦语以及邵纳语（班图语）中的表现，与英语中非常类似。此外，各大洲的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也都有与格或类似与格构式的文献记录。世界上数以百计的语言都在使用着使役替换构式，而且，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已经被许多相关调查所证实。
不仅许多语言中都有我们在英语中看到的那些句法构式，而且这些句法构式在这些语言中的概念脚本也往往是相同的。在多数语言中，当一个动词从一个内容格转换到一个容器格时，整体效应便开始生效，就像在英语中那样。也有一些语言要用很多词来表述它：当伊博语人用直接宾语表达一个容器时，他们给那个动词添加一个意为“满”的词，类似我们说pack/full the suitcase with clothes（用衣服把手提箱装满）。双宾语构式的情况与英语也很类似，它们也不随便地表达变化或运动，就像英语那样，它们也把第一宾语留给拥有者、受事者、受益者或者受害者。那些由一个动词在主动发生和被动发生之间的交替所构成的使役构式则更倾向于直接的、亲力亲为的、故意的因果关系，而不是那些迂回的，或非个人因素的因果关系链。
尽管各种语言的动词类和动词微类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非没有规律可循。这个差别往往在于各种语言对动词概念与构式含义匹配关系的划分标准上。就与格而言，“给予”构成了一个概念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我们找到了原型动词，比如动词give（给）本身，任何一种有双宾语构式的语言都允许这样的动词进入该构式。一些语言的与格就此止步了，但大多数语言还会进一步允许“发送”类动词进入到该构式。还有一些语言走得更远些，它们还允许“投掷”这样的即时运动动词类进入（英语就到此为止了），还有几种语言甚至允许像“提升”和“拖拽”这样的延迟运动类动词出现在与格构式中。当我们到达这个连续体的另一个终端时，我们发现了朝着一个无生命目标前进的纯粹运动。例如开车去湖边，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哪种语言会允许这类概念进入双宾语构式的。
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语言中的使役构式所揭示的思想普遍性则更多。在对动词微类进行划界时，不同语言使用了一些不同的界线。这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界线，它的一端始于那些明显由内因驱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用使役构式表达台球杆冲力就是不合适的），另一端止于那些需要借助明显外力才能发生变化的事件。正因如此，几乎没有哪种语言会允许描述人类活动的动词被转换为一个使役的同音异义词，例如，Bill laughed Debbie的意思是比尔弄得黛比大笑（Bill made Debbie laugh），这大概就是因为引发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人本身的某些内在因素吧。就是由于缺少这种最大限度的许可，一些语言只允许表示变化或运动的动词进入使役构式。此外，还有一些类似英语的语言，它们在几种受限的运动和变化的动词微类处划界，将其他表示不复存在的或喷射类的动词拒之门外。也有一些非常保守的语言，它们把使役规则的使用仅仅限制在最被动的物理状态变化上，比如，breaking（破坏）、opening（开放）和melting（融化）。
我们一直通过一个狭窄的语言门镜，即动词的语法构式，寻找思想的普遍要素。这意味着，我们一直在观察的这个可变性实际上夸大了思想脚手架本身的可变性。就基本概念而论，世界各民族语言就好比一场打地鼠游戏：如果一种语言把一个概念从其中一种语法构式中击出来，这个概念往往会突然出现在另一种语法构式中。在这方面，使役构式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通过其内部动词来体现因果关系的句法构式上，就像break the glass（打玻璃）和slide the puck（滑冰球）那样。可是，因果关系还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前缀或者后缀来表示，如英语中的en-（使成为），enlarge（扩大）、enrich（使富有）、ensure（确保）；-ify（使……化），beautify（美化）、electrify（电气化）、falsify（歪曲）；-ize（使成为），centralize（使集中）、publicize（公布）、revolutionize（革命化）。在英语中，这些前缀和后缀只能附着在形容词和名词上，而在其他一些语言中，例如，希伯来语和土耳其语，它们可以大量地添加到动词上。在第三个鼹鼠洞里，因果关系又得到一个表示它自身含义的动词，该动词与另外一个动词（即那个表示事件被引发的动词）结成姐妹，构成一个双头动词（two-headed verb），与此对等的英语形式应该像这样Karen made-break the window（凯伦致使-打碎玻璃）。还有这样的情况，因果关系的自身动词独自出现在句法构造的主句中，而结果则被降至一个从句中，例如，Karen made the window break（凯伦把玻璃打碎了）。一种语言一旦拥有了不止一种上述这样的手段时，它会将较简明的手段用于较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将较烦琐的用于较间接的因果关系上。例如，在英语中，当滑动电源开关时，我们说dimming the lights（调暗车大灯），而当打开烤面包机时，我们说making the lights dim（使指示灯变暗）。这就好比人们用这些语素在图解一个因果链上的环节，一个因果链上的环节越少，描绘这些环节所需要的语素也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