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关系只是在世界语言的不同语法槽中不时突然冒出的几种意思的鼹鼠之一。这场游戏中的语法槽主要包括：动词类和动词微类；前缀、后缀和其他语法词（比如，介词、连词及助词），以及轻动词，例如，make（使得）、do（做）、be（是）、have（有）、take（拿）和go（去），它们是某些语言中唯一存在的动词。突然现身于这些插槽中的概念并不多，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
● 一组基本概念：事件、状态、事物、路径、地点、性质、方式；
● 一组基本概念的组合关系：行动、离开、存在、拥有；
● 一个实体分类法：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物体与填充物、个人与集合、灵活与死板、一维或二维或三维；
● 一个界定地点和路径的空间概念系统，例如，on（在……上）、at（在……）、in（在……里）、to（向）、under（在……下）；
● 一条排序事件时间线，该时间线区分即刻时间点、有界区间以及无界区间；
● 一族因果关系：致使、允许、使能、防止、阻碍、鼓励；
● 一个目标的概念以及手段和结果间的差别。
它们可以说就是一种思想语言的主要词语。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塑造我们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识的。
当然，完整的思想词语要比这些多得多。举例来说，动词to butter（涂黄油）还必须还包含一个黄油状的实体表征。假如有人想要说“布什比尼克松还尼克松”，他心里一定还记着那位第37届总统的某些显著特征。但问题是，在决定动词在一个句法构式中的使用方法时，我们的心智只能将目光集中在动词本身的特征上，即哪些动词是相似的，哪些动词是不同的，它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细节，更不要说无数其他有关感觉、认知以及情感上的细微差别了。被心智忽略掉的概念表征除了上面提到的特定的人和实体外，还包括说话者的情绪、态度、心境，运动物体的比例，对称性、颜色、参与者的语法性别以及背景的物理特征（比如，气温如何；发生在室内还是室外、是陆地还是空中或是海上；等等）。因此我们说，语言背后的概念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那些基本的概念差别，比如，意象、声音、情感、心智电影以及其他意识内容，自行地组装进一个布满挂钩的含义脚手架，在那里它们各就其位、各从其志。
我们的大脑真的能从如此血肉丰满的含义组块中识别出那些与一种语法相关的基本概念骨架吗？基于对大脑受损病人所表现出的不同失语模式的研究，神经心理学家大卫·凯默勒（David Kemmerer）指出，我们的大脑的确能做到这一点。
THE STUFF OF THOUGHT
语言与思想实验室
在一项研究中，凯默勒对一个因大脑受损而不能区分drip（滴下）、pour（倒）和spill（泼洒）的病人进行了观察，这3个动词属于同一个位置格动词微类，尽管它们在运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却共享同一个概念骨架（使一种液体能够向下运动，或者汇集）。尽管病人失去了对这3个动词的辨别能力，但她对支配这些动词行为的抽象语义概念却依然很敏感。她知道Sam spilled beer on his pants（山姆把啤酒洒裤子上了）是符合语法的，而Sam spilled his pants with beer（山姆用啤酒洒裤子）则不符合语法。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个语法测试比较简单。凯默勒发现，另外两个不同大脑部位受损的病人表现出了与此病例相反的模式：他们能够说出pour（泼洒）、dripp（倒）和spill（泼洒）之间的区别，但却听不出Sam spilled his pants with beer（山姆用啤酒洒裤子）这类核心概念有冲突的句子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他研究还显示了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语言分离现象。例如，一些病人在重获了对填充物与形状或者接触与因果关系（重要的差别）的分辨能力的同时，却丧失了对热与冷、红与绿或者敲击与拍打的分辨能力（对语法并不重要的区别），反之亦然。
此次洞穴之旅将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语义王国。在这里，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动词王国——12个描述喷泄物质的动词、20个描述外表美学改变的动词，还有不少于69个描述说话方式的动词。随后，我们又亲眼目睹了一场亦真亦幻的花瓶-面孔格式塔转换。爬行的姜饼、摇身变成动词的篮球明星、象征着爱的奉献的屠龙……数不胜数的语言奇观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不过，在我们所造访的那些区别性的动词特征中，例如，喷射与涂抹、卷曲与起皱、尖叫与嚎叫等，最令我无法忘怀的还是我在那些动词背后的美丽邂逅：那些空灵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拥有和目标等概念。在我看来，正是它们悄然无声地编织着人类赖以思想的语言。
奇怪的人类认知
我在前面向你保证过，我们对动词的深入思考将揭示很多人类心智的问题，比如，它将为我们揭示：人们从一种概念框架翻转到另一种概念框架的潜能、人们利用一些概念作为另一些概念的隐喻的习惯，以及一个建构句子含义乃至思想本身的含义的基本概念清单。那么，我们能用这个概念清单来做些什么呢？我们思考它们，或我们用它们进行思考——无时无刻，人们可能会怀疑，它们是不是所有智能实体，无论是人类、硅胶还是外星人在被迫处理现实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范畴呢？让我用一些反例来结束我们本次的兔穴之旅吧。支配我们日常思想活动的那些基本概念一旦反常起来，它们的怪诞表现一点儿都不亚于假海龟和红心女王。
我们所遇到的那些常识组成要素，比如，因果关系、作用力、时间以及物质，并不只是用于逻辑、科学或人类自我管理方式的最佳共同理解的家庭版本的基本概念。它们曾在人类心智进化的过程中高效地运转过，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某些概念的挑战面前，它们有时也会令我们的常识感到力不从心。这里，我所想到的并不是只有业内人士才懂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悖论问题，而是一些更大众化的难题，即我们的直觉与我们生活的现实有时似乎并不合拍。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我们在本章所发现的那些核心概念有时也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下面请看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拥有与受益。让我们先从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说起。还记着那个关于幸福生活的语法隐喻吧，“要想幸福就得拥有”。歌星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腰缠万贯的日子我享受过，一贫如洗的生活我也经历过，但富贵总比贫穷好。”我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句话是真理。不过，这只是人们对拥有的肤浅认识。当涉及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拥有时，历朝历代都不乏努力阻止人们萌生这种念头的哲人。哲人们竭力提醒人们，幸福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只有犬儒主义者才懂得价值以及一无所有的真正含义，一生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就是赢家。此外，现代幸福学家还向我们证实，一旦人们富裕的程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多余的财富则几乎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额外的满足感。
拥有与了解。另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公式是管道隐喻，根据此类隐喻，“了解就是拥有”、“交流就是把了解到的东西打包进语言发出去”。这个问题同样也涉及真理的核心问题：如果人们未如实地把自己所了解的信息传播给别人，那么知识将永远无法在一个社会中得到积累，如果这样的话，语言本身也就毫无用途了。不幸的是，这个隐喻的不足之处已经遭到了当代认知科学的反复证明。我们在前言中了解到，理解话语意图不仅仅是提取语言的字面含义，你一定还记得那个乔治·科斯坦萨的故事吧，尽管他事后意识到“咖啡”不见得一定指喝咖啡，但为时已晚。一种意思一旦被人们提取出来并存储在记忆中，它就再也不会像摆在架子上的小玩偶那样一动不动地待着了。人们对记忆所进行的研究证实了马克·吐温的观察，即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记忆往往与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毫不相干。举例来说，主宰传统教育的是一种叫作储贷模型的导管隐喻，这种教育模式下，教师把有价值的信息灌输给学生，学生则设法尽可能地记住它们，以备将来考试时使用。而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目标则是引导孩子们重新开发知识，而不是被动地仓储一个个孤立的事实，尽管它有些矫枉过正，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鼓励学生们对所学的知识认真思考的教学效果比要求他们死记硬背的效果好得多，通过这种方法学生们所学到的知识要比死记硬背的多得多。
拥有与运动。语言通常把财产识解成位于某个地点的东西，把给予或销售识解成将它移动到一个新地点的运动，届时它不再处于原来的地点。对于像鸡和蛋糕这样的有形动产来说，这种识解方法是奏效的。不仅如此，当这种识解方法被隐喻性地延伸到更加抽象的产品上时，例如，金钱和房地产等，这种识解方法也完全行得通。然而，当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问题就出现了。很显然，我们不能既吃掉一块蛋糕同时还能拥有它，但对于信息来说，这却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因为信息可以无限复制、永不丢失。由于有了文件共享和上传下载等信息技术，人们可以在不侵犯原始所有人的拥有权的前提下，获得一首歌、一个图像或一个软件。人们对“一个物体在同一时间只能处于同一位置”与“信息需要自由”的直觉冲突引发了一场当今最激烈的法律竞争：如何将那些原本为有形产品所制定的法律扩展到那些可复制的思想上，例如，语言、歌曲、图像、设计、配方甚至基因等。
时间。构成语言基础的时间模型并不是那种以恒定单位测量生命之流的永远滴答作响的时钟。相反，它把一段时间粗糙地打包进一起即刻的事件（比如，投掷）、延迟的过程（例如，推和拉）以及一个过程的高潮（例如，打碎一块玻璃）。不仅如此，与语言接口的那部分心智仅仅利用“前与后”和“同时”两个路标来跟踪这些时间区域。这种直觉记时方法中所缺少的是把时间看成是与人类共存的、可测量的连续体的观念。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南部或者在马萨诸塞州的汽车监理所里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所持的懒散的时间概念，往往会令后工业化社会行色匆匆的人们感到十分沮丧，人们不禁想知道，这种的沮丧是否正是这种概念化的冲突造成的。
实体与位置。当心智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定位一个物体的时候，它倾向于把第一个物体压缩进入一个无法辨别形状和内容的点或团，就像被装进盒子里一件东西。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这种将质量或状态处理成抽象空间的整体形态的例子，例如，一辆装满的马车或一个飞满蜜蜂的花园。我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理解统计类比时会遇到那么多困难的一个原因。新闻中常常引用这么一个例子：许多研究证明，男女的天赋和性格的分配并不是一模一样的。举例来说，在三维物体的心理旋转测试中，男性的平均得分较女性高；而在言语流畅度的测试中，女性的平均得分则比男性高。然而这只是个平均数，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对于有些女性来说，她们对空间性的理解能力远远超过大多数男性，当然，有些男性的语言比大多数女性还要流畅。不幸的是，当人们听说了这个研究结果的时候，他们竟把它扭曲为所有男人都比女人强（或者反之）。一些赞成这种差别论的人还特意为此著书立作，例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这是一个明显的一地一事的隐喻例证；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对此类研究人员的说法，即“整个一性别组的人天生注定要失败”给予了批判。这就好比“当听说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长，于是我们就得出的结论说，每个女人都比男人活得长”是一样的。对于心智而言，漂浮于另一个球体上方的意象似乎要比两条相互重叠的钟形曲线意象更加自然些。
因果关系。用语言所表述的因果关系原型意象是这样的：一个人自愿地作用于一个实体，并直接导致一个预期的位置或状态的改变。这与我们法律系统所制定的刑事责任的概念差不太多——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或者构成一级谋杀和其他严重犯罪的所必需的罪恶行径和犯罪心理。不幸的是，现实生活却总是抛出一些与这个弹球游戏不易吻合的因果关系场景，利奥·卡茨（Leo Katz）曾在《坏行径与犯罪心理：刑法的难题》（Bad Acts and Guilty Minds：Conundrums of the Criminal Law）中对许多此类案例进行了诙谐的分析。举例来说，为了毒死自己的丈夫，一个女人在他的苹果里下了砒霜，结果苹果却被她丈夫扔掉了。不巧的是，这只苹果被一个无家可归的拾荒者拾到了，拾荒者吃了苹果之后被毒死了，这种情况该怎么论罪呢？我们能说拾荒者是那个女人谋杀的吗？假如一个房主眼看一个孩子被狗追咬却关上了大门，结果孩子被撕咬致死，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论罪呢？再比如，一个男人来到一个抑郁妇女的家中，正赶上她拿着绳子站在箱子上，绳子的一端已经被她系到了椽子上，另一头系成了套索，男人见状，于是就劝她把头放进绳套并踢开脚下的箱子，那么，这个男人又该被如何定罪呢？
此类因果关系的难题并不仅仅是法学院学生们的练习题。1881年7月1日，就在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总统等候上车的时候，查尔斯·吉特奥（Charles J.Guiteau）向他连发两枪。虽然两发子弹均未打中加菲尔德的致命脏器和动脉，但其中一颗射中了他的背部。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伤势应该说非常轻，事实上，即使在加菲尔德的年代，这点儿伤也不至于致命。遗憾的是，加菲尔德的医生却让他饱受了那个时代的医疗之苦：他不仅用不洁净的双手为他探查伤口（在防腐剂被发现数十年之后），而且还通过直肠，而不是口腔为他进食。80天的持续饥饿和伤口感染使加菲尔德临终时的体重仅仅剩下50多千克。在庭审过程中，吉特奥反复重申：“害死他的是医生，我只是打中了他。”当然，他的申诉并未说服陪审团，1882年，吉特奥被判处绞刑——他成了动词语义的另一个牺牲品。
THE STUFF OF
THOUGHT
02
一个人真的天生有5万个概念吗
极端天赋论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大约5万个概念，而词义无法再被分解成更基本的概念。激进语用学认为，在不同语境下，人们可以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东西。而对于语言决定论者来说，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思想的语言。实际上，语言是一扇通往人性的窗口，透过语言，人类思想情感的深层普遍特征将被一览无遗，但是，思想和情感并不等同于语言本身。
凡是参加过辩论的人都能识破那些诡辩者们在事实和逻辑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迷惑他人的战术、计谋以及其他肮脏的伎俩：有的诉诸权威，“斯波尔丁（Spaulding）就是这么说的，他获得过诺贝尔奖”；有的归因动机，“飞萤航空（Firefly）只不过是在寻求关注和资金而已”；有的直呼其名，“德利福特伍德（Driftwood）的理论就是种族主义”；还有的利用社团败坏名誉，“赞助哈肯布什（Hackenbush）的那个基金会就是曾经资助纳粹的那家”。在这些伎俩中，最著名的当属稻草人策略。此策略相当高深莫测，以至于人们有时甚至怀疑，离开了它，人类智慧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稻草人策略之所以如此妙不可言，是因为它常常可以被花样翻新地使用。最常见的方法是“稻草人拳击比赛”：比赛中，人们用一个不堪一击的笨蛋来替代一个骁勇善战的劲敌。第二种是“稻草人两部曲”：人们首先竖起一个稻草人，然后承认它实际上并没那么差，不过，人们为这个稻草人所打造的那些合理性实际上都是对它的致命批判的妥协。第三种是“献祭稻草人”，当人们对自己观点缺乏信心时，这种方法就被派上了用场：人们先为自己的理论设一个极端版本，然后让自己远离这个版本，借此证明自己观点的适度性。这是葡萄酒经销商们经常使用的伎俩：他们在每个酒架上囤放一瓶价格昂贵的葡萄酒，他们知道缺乏安全感的买主往往倾向于价格的中间值域。因此，如果架子上摆放一瓶价值100美元的葡萄酒，他们就会选择30美元的；而如果酒架上最贵的是30美元的，他们则会为仅仅消费了10美元而感到心满意足。
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里，我曾讨论过一个问题，即当今有许多知识分子都认同白板说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所谓“白板”（blank slate）的意思是人类心智并不具备任何先天的能力或气质。因此，所有归因于本应完美的心智官能的理论，比如因爱生妒、父母之爱或语言本能等现象，均被视为是极端的。要想遏制这种情况，就必须有一种思想与白板说完全相反，而且要更加极端。比如，某个相信人类的标准配置不只包括几种情感和思想技巧，而且还包括“低音号”、“汽化器”和“门把手”等成千上万诸如此类具体概念的理论。起初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接受这种策略，但这并非出于知识分子的顾虑。我觉得自己的立场是适度的，而且不管怎么说，那个挫败我的激进天赋论者并不是“稻草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我前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杰里·福多（Jerry Fodor）。
福多是个才华横溢、诙谐风趣，而且十分好战的学者，姑且不提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认知科学领域已影响非凡。他的研究奠定了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为句子理解的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其饱受非议的理论中，福多提出，人们天生就被赋予了大约5万个概念（一个普通英语使用者的词量的常规估量）。不过请注意，在这里，福多并不是以一个“先天与后天”之争的辩手身份登场的，而是以一个“词义的表征方式”之争的玩家身份现身的。我在上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主张：人类心智包含着由更基础的概念，比如“致使”、“意味”、“事件”和“地点”等构成的词义表征。福多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词义就是不可再分的原子。Kill（杀死）的意思并非是cause to die（致使死亡），它就是“杀死”，仅此而已。同样，cut（切割）就是“切割”，load（装载）就是“装载”，trombone（低音号）就是“低音号”，等等。以此类推，一个人所拥有的原子词义大约有5万个左右。他还主张，假如词义背后的这些概念不是由天赋的组件在习得过程中组装出来的，那么它们自身就是天赋的。由此可见，福多的激进天赋论并非来自于基因决定论。福多认为词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两个之中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
福多最值得称颂的是，不管他主张的那些逻辑结论听起来有多么惊世骇俗，他始终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正如哲学家丹·丹尼特（Dan Denenett）所说：
大多数哲学家好比是一张旧床：你一旦跳上去，就会被深深地陷入到限定性条件、修正、规范、增补之中。而福多则不然，他像一张蹦蹦床：你跳上去，他会将你用力反弹回去，并向你提出更加苛刻、离谱的要求。如果我们当中一些人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的话，那要归功于福多的助跳。
最后这句话是由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衍生出来的，它解释了本章为什么会给予一个看似疯狂的理论如此巨大的关注。要知道，这个理论甚至疯狂到将“汽化器”看成人类DNA的编码。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介绍福多的理论，并不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公正的考虑，而更多是为了澄清和发现问题。在对两个替换理论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收获和启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矫枉过正的理论也是如此。
只有了解了一个东西的否定属性，你才能真正地理解它。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向你讲述了概念语义学的理论——一个关于词义被心智表征为一种思想语言的基本概念集合的理论。对此，你的反应很可能是：“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人们还能了解自己词汇表中的单词的其他使用方法吗？”本章，我们就来看看其他方法。我将设法通过证明其他3个替换理论的不足来为你阐释概念语义学的长处。
第一个替换理论是福多的“极端天赋论”（Extreme Nativism）。第二个替换理论是“激进语用学”（Radical Pragmatics），主张心智不包含固定的词义表征。这一理论强调词语是流动的，不同语境下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们只能在匆忙中，即在当前对话或文本的语境中赋予它们含义。而且在记忆中，我们所凭借的并不是词典的定义，而是凭借词语、事件类型以及典型的参与角色的关联网络。第三个替换理论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一个颠倒了我对语言和思想关系一贯主张的理论。在该理论中，语言并未被视为是通往更丰富、更抽象的人类思想的窗口，相反，它被等同于思想的语言，因此，它决定着人类思想所能企及的各种思想活动。
除了可以进一步澄清概念语义学的理论外，对这一语义理论竞技场的造访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有关人性的其他方面的特征。举例来说，我们将了解到，人类心智是如何想象人体和人的、如何表征数字的以及如何处理三维空间的。此外，我们还将看到，为了达到吸引和娱乐他人或者对语言本身进行评论的目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词语知识为语言的态度与情感增添色彩的。
我们跟踪这场“词语表征大论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场论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思想冲突，而它却是这个思想冲突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思想冲突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包括：“什么是天生的，什么是习得的？”“话语或写作的含义决定着语境，还是与语境相关？”“语言是否限制思想？”“人类文化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等等。这些问题贯穿于整个智慧生命的始终。在《白板》那本书中，我已经论证过，这些问题往往广泛地掺杂着道德和政治的色彩。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上述问题一一作出解答，我所关注的依然是词语，因为与文化的其他构成要素相比，词语更容易被清点和探测。因此，对于词语的细心观察，将为我们指明弄懂这些问题的方向。
本章的开篇以及我所提出的那个承诺，即将我的理论与那些激进的替代方案进行对比，一定引起了你的兴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那个稻草人的世界了。在对几个替代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将尽力将“普通床”，即已经提出了激进思想却又退缩回去的人们，与“蹦蹦床”，即提出激进思想并奋力坚持到底的人们，区分开来。
极端天赋论
启发福多极端结论的论证思路其实非常简单。几乎所有致力于“先天与后天”之争的人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天生一定具备了表征某些初级概念的能力（即使只能表征“红色的”、“高声的”、“圆的”等概念），以及在经验基础上，将这些天赋的初级概念组织成新概念的能力（即使只能通过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以复合概念“红色的广场”为例，人们就是通过将两个简单的概念“红色的”和“广场”联系在一起而习得的。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概念才是天赋概念表中的基本概念，而哪些概念是衍生出来的（至少是从它们与基本概念的连接方式中获得含义的）。一种答案是，我们可以将那些显然可以进一步分解的概念（例如，“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男人”）与那些显然不包含任何更小或更基本概念的原子概念（例如，“红色的”或“路线”等直接由眼睛和视觉系统触发的概念）区分开来。在后天论的阵营里，经验主义者们坚信，在建构复杂概念时，人们所利用的全部手段仅仅是一个为数甚少的感觉运动特征词汇表和对它们的联想加工。而在先天论的阵营里，先天论者们则辩称，人类天赋的概念中还应该包括一个更大、更抽象的概念集合，比如“导致”、“数字”、“生物”、“交换”、“亲戚”和“危险”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绝不是即时组合的产物。
有一点可以肯定，辩论双方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认知的基础模块自身——就好比钢琴上的琴键、打字机上的字母或盒子里的蜡笔，一定是天赋的。你可以在一个标准的英文打字机上打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然而尽管你可以迅速地打出任意数量的英语单词、句子和段落，但你却永远也不会看到一个希伯来语、泰米尔语或日语字符。正如莱布尼兹在修改经验主义的口号时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经过感官就进入智慧……除了智慧本身。”
那么，词义背后所隐藏的那些概念应该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无论经验主义者还是不十分极端的先天论者都会对这样一种主张表示满意，即这些概念中的绝大多数是由更加初级的单位构成的，例如“母亲”这个概念或许被表征为“女性家长”，“杀死”或许被表征为“致使死亡”。总之，不是这些初级概念单位是天赋的，就是由它们所分解出来的更基本的概念单位是天赋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的某种东西是天赋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儿童一生下来就能学习词语和概念，而小鸡或大黄或砖块却不能。假如一个单位不能被进一步分解成一个更加基础的单位，那它本身必定是天赋的，就像字母A，它不可能由任何更简单的东西构成，因此它是打字机上必备的一个键。
但是，福多认为，绝大多数词义的本身都是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对于福多来说，只要是定义就无法回避漏洞的问题。举例来说，“杀死”并非真的意味着“致使死亡”。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你可以因为星期二给某人下了毒，使其在星期三被“毒死”，但你却不能因为星期二给某人下了毒，星期三将其“杀死”；也不能因为你拒绝了一个被疯狗追赶的人的进屋请求，就说你“杀死”他，尽管你那么做的后果很可以会“致其死亡”。此外，福多还指出，那些试图尽量减少复合概念（比如“知道”、“科学”、“善行”、“解释”以及“电子”等）、并希望用更基础的概念来界定它们的哲学家们，往往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最后福多辩称，当我们对人们即时使用语言的心理进行观察时，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人们对复合概念的推断比对简单的概念更费力气。举例来说，就直觉而言，人们并不觉得“父亲”这一概念比“家长”更难理解，尽管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父亲”是一个由两个简单概念“男性”和“家长”所构成的复合概念。
那么，假如“概念不可定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这些概念不是由更基本的概念构造而成的，假如它们不是由更基本的概念构造而成的，那也就意味着它们自身就是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它们自身就是与生俱来的。不过，请注意，尽管如此，这并不等于说，儿童一出生就具备了完全成熟的关于“父亲”、“杀戮”以及“汽化器”等方面的知识。这些概念还需要得到现实世界中相关对应物的进一步触发或者动物行为学家所说的“释放”（release）。举例来说，必须在亲眼目睹了一只移动中的破船的前提条件下，幼鹅头脑中那个天生的“母亲”的概念才能被释放出来；而雄棘鱼天生的“竞争”概念，只有在目睹了一个红色的斑点之后，才得以释放。这也同样不等于说，词义的这种原子属性意味着人们对那些习惯上强加进它们定义中的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人们知道父亲是家长而且是男性，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有这样一条推理原则，“如果谁是父亲，那么他一定是个男性；如果谁是父亲，那么他一定是个家长”。这类“含义假设”再加上其他一些推理规则，例如，“假如p或q为真，且p为假，那么q为真”等，就能够进一步扩充人类的逻辑系统，但它们只是不会成为词义的一部分。
当然，福多也允许少数例外。例如，在福多看来，一些专门术语就是可以定义的。举例来说，ketch（双桅纵帆船）和sloop（单桅纵帆船）；此外，数学术语，比如triangle（三角形）和prime number（质数）以及多语素词，比如，dishwasher（洗碗机）和blackness（黑色）。这是因为，如果说wash dishes（洗碗）作为一个短语是复合认知概念，而它的对应名词dishwasher（洗碗机）却是简单概念，这种说法有点儿有悖常理。但是，福多最后总结说：“除了上述那些可定义的词类以外，《牛津英语词典》中还另有约5万个词条。很显然，就这些剩下来的词条而言，我们不能再做任何解析了。”如果我们不能定义它们，那它们必定是原子的，因此也必定是天赋的。这与它们的数量无关——无论5万还是50万，假如我们将那些无法用一个单词翻译成英语的外来词语也考虑在内的话，这个数字甚至会更大。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有悖于进化生物学的观点（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在“汽化器”和“低音号”出现之前，自然选择不可能预料到人们还需要像“汽化器”和“低音号”这样的概念），那么对进化论来说，这还不算最糟糕——像那些经验主义阵营中的反对派一样，福多将达尔文主义经验学说轻蔑地视为一堆事后诸葛亮式的远古传说。如果说这仅仅有悖于常识，那么对常识来说，也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当涉及其他物种行为学时，比如，蜘蛛或鱼，人们不会用常识去推翻科学发现，但为什么当谈及人类行为学时，常识却被赋予了否决权呢？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比这更怪诞的事情已经在科学史上发生了——想想那些来自量子物理学的奇闻怪事吧。
我之所以反对极端天赋论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它的关键前提，即“词义不能被分解成更基本的概念”是错误的。当然，福多无视常识的态度也是应该受到批判的。福多很清楚，非常规的想法常常会得到历史的首肯——别忘了，哥伦布和爱迪生都曾遭到过人们的嘲笑。但问题是，曼尼·施瓦茨（Manny Schwartz）也遭到过人们的嘲笑。什么？你没听说过施瓦茨？他是“大陆溢出论”（Continental Drip）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捍卫者。该理论认为南部大陆的底部是尖的，这是由于它们在熔融状态下，一边向下流淌一边冷却凝固造成的。我的意思是说，施瓦茨本来就该被人嘲笑。什么是离奇的主张？5万个概念都是天生的，甚至还包括“低音号”和“汽化器”，这就是离奇的主张。既然观点这么离奇，那就应该有同样离奇的证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福多的证据还真是单薄得离奇。
为什么说拥有成千上万先天概念的主张是离奇的呢？这么说吧，如果你打算声称某种东西是先天的，那你就应该验证一下它是否符合进化的科学，即进化生物学理论。我们对进化的最佳理解是这样的：那些昂贵的、精致的、适用的东西之所以来到我们的心智中，是因为它们增强了我们祖先繁衍生息的成功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汽化器”和“低音号”这类的概念是天赋的，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在它们还未被发明的数十万年之前，它们的“适用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福多的同盟者，认知科学家马西莫·皮亚泰利-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elli-Palmarini）后来意识到，这个超数量级的概念理论确实存在问题。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场争论，企图以此调和福多的理论与当代生物学理论间的紧张气氛。同样坚信概念是天赋的乔姆斯基也曾经发起过类似的辩论。帕尔马里尼辩论道，就拿人类的免疫系统来说吧，生物学家曾一度认为，在环境的“指令”下，有机体命令可塑性抗体来抵御由病原体和寄生虫所带来的外源蛋白质（抗原），抗体是通过参照抗原的形状塑造自己的方式抵御抗原的。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的免疫系统制造了数以百万计不同的抗体，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对付我们身体从未遇到过的或者永远都不会遇到的抗原的抗体。我们的免疫反应首先甄别出预先存在的最佳抗体，然后让它迅速繁殖激增。每个抗体起初都是由比较简单的元素生成的，但是这些元素并不具有“看见”外源抗原的能力，因此初始抗体都是从这些元素中盲目地生成出来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能够自我适应，而且它还相当智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接受环境“指令”的能力。相反，它天性挥霍无度、铺张浪费。值得庆幸的是，它的内部包含了大量性质各异的抗体单位，需要时，那些符合特定环境需要的抗体就会被触发。也许，生成我们概念的神经系统也是这样工作的。
这个论述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免疫系统与大脑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人体挥霍、慷慨地提供抗体并不能代表它在消耗自身的资源，实际上，这是它针对无数瞬息万变的恶意微生物所带来的威胁的一种自我适应。有机体之所以储备如此大量的抗体，是因为任何一个创面都有可能迅速地成为那些无孔不入的细菌的攻击目标。这与机场安检类似：机场安检人员之所以“兴师动众”地检查每一位乘客是否携带了武器，而不只是检查部分人，是因为他们一旦放行了某个老太太，恐怖组织成员就会设法将炸弹放进她的手提包里。
概念系统的要求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系统完全没有必要覆盖每一个能够想得到的可能性，相反，为了确保儿童能够从一些词语应用的实例中揣摩出它们的含义，概念必须受到数量上的限制。正如句法习得或者科学实践那样，词语学习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归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遇到无数泛化的可能性，而且其中大部分泛化都是错误的，尽管理论上它们与任何一个经验样本都是一致的。举例来说，假如一个成人看见一只兔子从身边跳过，于是他喊了声：“Gavagai！”在这种情况下，gavagai不仅可以指“兔子”，还可以指“好像兔子”、“蹦蹦跳跳的兔子”或者“兔子的身体部位”。再比如，当有人拿出一块绿宝石说green时，他既可能想说“绿色”，又可能想说“在2020年之前是绿色的，自那以后就变蓝色了”，否则就不会有grue（绿蓝）[4]了。假如儿童头脑中的天赋概念数量真的与天赋抗体的数量一样数不胜数，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拥有类似“兔子”和“绿色”这样的先天概念，他们还应该拥有像“兔子的身体部位”和“绿蓝”这样的概念，而且他们永远也无法追究到那些单词的恰当含义。应该说，这一事实有力地反驳了概念全部来自天赋的主张。
在我们将单词放进“原子击破器”内并对它们是否能被解构成更基本的概念要素进行考察之前，我想就极端天赋论的最后一个概念问题再谈谈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就是，假如真的像福多所说，概念跟鹅卵石一样，没有任何内部成分可言，那么人类是如何让这些概念发挥作用的呢？我们不只是拥有概念，我们还要使用它们，而且对于一个能在复杂任务中派上用场的东西来说（比如，一个工具、一个器官、一个软件等），它必须要有分工合作的内部成分。举例来说，如果“熔化某物”意味着“致使某物熔化”，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下面情况的思考来了解人们是如何使用“熔化”这个概念的：比如，人们是如何使用“致使”这个概念的；儿童是如何通过“弹道”来识别因果关系实例的；人们是如何推导下面公式的，假如X导致Y，如果没有X, Y就不会发生。可以说，上述任何一种问题都比“熔化”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整体使用的容易驾驭，因为后面这个问题不仅涵盖了上述全部问题，而且还在这些问题之外添加了一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上述那种因果关系心理被揣测出来，这个解决方案便能自动地适用于成千上万的其他因果关系：杀害、弹跳、涂黄油，等等（很快你会看到更多诸如此类的动词）。其他意思的成分也是这样。但假如“熔化”就意味着“熔化”，那么儿童究竟是如何识别这个概念实例的、他们又是如何利用这个概念进行推理的，这些问题就只能是些无解之谜了——而且，我们所要面临的还是5万个类似的无解之谜。假如你研读福多的理论，你很容易就能发现，事实上，他从始至终都在回避着这个问题，而且，他似乎总是津津乐道地利用一个词的不同大小写形式和字体来解释一个概念。
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就什么使某物成了一只doorknob（门把手）来说，它只不过就是：作为来自经验的一种东西，我们的心智正是利用这个经验毫无困难地习得DOORKNOB（门把手）这个概念的。反过来，就什么使某物成了DOORKNOB这个概念来说，它只不过就是：对人类心智所锁定的“门把手”的性能的表达。我们的心智从doorknobhood（门把手性）的理想的实例中获取经验，正是这种经验将心智锁定在门把手的性能上……我想要说的是，“门把手性”就是指人们被锁定的那个门把手的性能，这个被锁定的性能来自于人们对门把手将门锁住的典型体验，而门把手将门锁上所凭借的则是它所具有的典型门把手的性能。
公平地说，这并不是晦涩难懂的天书；福多是在设法建构一种连贯的哲学辩论，尽管它有些难懂（这里我将不做任何解释）。不过，在涉及心理概念时，福多给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在玩印刷骗局：doorknobhood（门把手性）的性能到底是什么，人们究竟是如何识别它们并利用它们进行推理的，对于这些问题，福多一个也没有解释。
上述问题是极端天赋论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那么看看它在语言事实方面还有些什么问题呢？语言学家都了解的一个眼前问题就是：单语素词义（福多所说的天赋原子）和多语素词义（福多所说的由部分组成的词义，而且是习得的，就像短语和句子的含义）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任意的。首先，相同的概念在一种语言中表示为一个多语素词，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被表示为一个单语素词，反之亦然，就像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对显身于不同语言槽中的“致使”概念进行观察时所看到的那样。举例来说，在英语中，我们有独立的语素，例如，see（看）和show（显示）、come（来）和bring（带来）、rise（上升）和raise（提高）、write（写）和dictate（听写）。在希伯来语中，表示show的词是cause-to-see（致使看）、表示bring的是cause-to-come（致使来）、表示raise的是cause-to-rise（致使上升）、表示dictate的是cause-to-write（致使写）。但没有人会说，“带来”这个概念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是天赋的，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则是习得的。即使在同一语言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概念也同样可以在多语素词和单语素词之间进行转换。语言中大多数的不规则形式正是这样形成的：要么说话人把两个语素含混在一起了，要么听话人没有分辨出它们来，总之，原本是两个语素，结果被融入了一个。例如，made（制造）原本是maked（make+ed）、feet（足）原本是foeti（fot[foot]+-i）。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过去制造”和“不只一只脚”的概念绝非是英语使用者在中世纪英语时期通过习得而演变成天赋概念的。在离我们更近些的英语时期，每当一个新发明进入常用词语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从多语素词向单语素词的转换：refrigerator（冰箱）→fridge（电冰箱）、horseless carriage（老式汽车）→car（汽车）、wireless（无线电）→radio（收音机）、facsimile transmission（传真发送）→fax（传真）、electronic mail（电子邮件）→e-mail（电子邮件）、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PC（个人电脑）。难道当人们开始用单语素词指称原本是多语素词的概念时，每一个这样的概念都要唤醒一个沉寂中的对等天赋概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