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不确定性源于信息，以及处理信息能力的缺乏。对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作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 如果有一颗料事如神的水晶球，作决策就不再是一件难事了：不但可以逢赌必赢，还可以把赢来的钱再做无风险且高利润的投资；拥有完美的另一半，还能在完美的环境里成功培育出完美的子女；更棒的是，绝不会搭乘可能出事的飞机或汽车。如此一来，不但生活有保障，更能活得充实又美妙。可惜，实际上我们无法掌握所有变因，更无力预测未来，甚至连自己将来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使得作决策变得困难重重；更别说多人决策、各持己见的状况了。 不管是对未来、过去、生命的意义，抑或是内心的渴望，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的部分，都称之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像死亡、缴税这等事一样，是无法避免的。一般人提到不确定性就会联想到迟缓、笨拙、优柔寡断这一点可能就是不确定性本身所造成的，以及懦弱等等字眼，但是这么多的词汇，说穿了只是表示"我们有所不知"罢了。不过，话说回来，有些事例如某人的电话号码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但有些事就像"未来"一样，本来就是不可知，所以不必因为不知道而觉得丢脸。因此，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只要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存在，就有可能陷入不确定的情境之中。如果有人宣称他无所不知，这种人你最好对他敬而远之。本章的目的是要探讨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理性、一致的决策，换句话说，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虽然没办法做到无所不知，但也不至于一无所知，而且应该或尽可能有效运用自己所知的一切。 如果让我们选出最好看的古典小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三国演义》。的确，《三国演义》不但故事精彩，人物鲜活，而且是一部记载着许多博弈案例的著作。 《三国演义》中到处都充满着"计"，什么是"计"？也就是策略；用计，即用策略赢对方。 现在让我们看《三国演义》中一个著名的"空城计"：街亭失守，司马懿引大军蜂拥而来。当时孔明身边只有一班文官，５０００军士已分一半运粮草去了，只剩２５００军士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杀来。孔明传令众将旌旗尽皆藏匿，打开城门，每一门用２０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而孔明羽扇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自马上远远望之，见诸葛亮神态自若，顿时心生疑忌，犹豫再三，难下决断。又接到远山中可能埋伏敌军的情报，于是叫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急速退去。司马懿之子司马昭问："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 孔明见魏军退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若弃城而去，必为之所擒"。这就是为后人广为传诵的空城计。 当然，"空城计"不过是小说家言，就如博弈论中的游戏一样，未必会在现实中出现。但是作为一个博弈模型，这个故事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空城计"博弈中，司马懿兵多将广，几乎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诸葛亮的"好牌"只有一张：那就是"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懿不知道自己和对方在不同行动策略下的支付，而诸葛亮是知道的，他们对博弈结构的了解是不对称的。诸葛亮拥有比司马懿更多的信息，他知道自己兵力微薄，但是司马懿并不知道。而且，为了让司马懿无从了解、判断，诸葛亮还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打起了心理战。因此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在这里，孔明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弃城"或"守城"。无论是"弃"还是"守"，只要司马懿明确知道他自己的支付，那么孔明均要被其所擒。孔明惟一的办法就是不让司马懿知道他自己的策略结果。他的空城计是降低司马懿进攻的可能收益，使得司马懿认为，后退比进攻要好。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博弈参与者不是使自己的支付或效用最大，而是使自己的"期望支付或效用"最大。比如：如果让你在"有５０％的可能获得ｌ００元"与在"有１０％的可能获得２００元"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你当然选前者，因为前者的"期望所得"为：５０％×１００元＝５０元，而后者为：１０％×２００元＝２０元。理性的人是选择前者的。 在"空城计"博弈中，孔明了解双方的局势，制造空城假象的目的就是让司马懿感到进攻有较大的失败的可能。如果我们用概率论的术语来说，诸葛亮的做法是加大司马懿对进攻失败的主观概率。此时，在司马懿看来，进攻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而退兵的期望效用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即：司马懿认为进攻的期望效用低于退兵的效用。诸葛亮惟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让司马懿退兵。 司马懿想，诸葛亮一生谨慎，不做险事，只有设定埋伏才可能如此镇定自若，焚香操琴。此时，司马懿觉得"退"比"进攻"更合理，或者说期望效用更大。于是后军变前军，前军变后军，后退而去。结果是诸葛亮得以逃脱。 司马懿对局势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对诸葛亮的判断是基于以前的认识，这就是归纳法。归纳法是人们认识和总结客观事物规律的一种方法。 严格来说，归纳法不很科学，例如，过去人们通过观察，得出"所有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这个结论，可是后来发现了鸭嘴兽，这个理论就破产了。所以一位哲人曾说：我们并不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不会升起。司马懿因为孔明"生平谨慎"，就料定他"不肯弄险"，也是一例。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归纳法很有效，我们的所有生活经验，其实都是"归纳法"，经验当然不可能代替知识，但是没有经验帮忙，我们是很难活得下去的。 司马懿错失了活捉孔明的机会，固然是个遗憾，但并不是致命错误。作为优势一方，他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拖垮对方，而后来他也正是这么做的。相反，如果他真的在局面不明的情况下冒险，中了对方的埋伏，这才是真正的致命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兵不但不是错误，反而可能是司马懿的"优势策略"。 启示1：有一次，主人派伊索进城。半路上，他遇见一位法官。法官严厉地盘问他："你要去哪儿？""不知道。"伊索回答说。法官起了疑心，派人把伊索关进了监狱，严加审问。"法官先生，要知道，我讲的全是实话。"伊索说，"我确实不知道会进监狱。" 启示2：博弈论还有一个译名就是"对策论"，我们也可以说是"计论"。用计算敌，不仅要自己选择恰当的计策，而且要算准对方用什么计策，这不就是博弈吗？ 启示3：归纳法是一种推理方法，即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跟"演绎"相对）。简单说来，归纳法就是通过个别了解一般。例如，在人们发现天体运行规律之前，是通过"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个现象，知道"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这个道理的。 掌握信息，破解难局 我们已经说过，"空城计"只是虚构的故事，不太可能在现实里发生。你可能会想：如果换了我，尽管可能没有司马懿那么聪明，可还是能够活捉孔明。 我们可以设想，其实司马懿完全可以派出一个小分队搞火力侦察，探明虚实再作决断。这样即使孔明真的设下了埋伏，他的损失也不大；如果没有埋伏，就可以进攻活捉孔明。姑且把中计的概率看成１／２，在一个对等赌局中，所得大于所失，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 成语"黔驴技穷"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老虎没见过驴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毛驴并不比老虎大多少），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对抗下的"支付"，开始有点怕这个家伙。可是长期共处，又不得不明确双方的地位，于是就进行试探，每次进一小步，直到摸到对方底牌"技止此耳"，老虎就吃掉了毛驴。这就是一个逐渐掌握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的过程。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大意是说：用兵打仗，离不开运用诡计。要让对方错误估计我方的实力，错误判断局势。用利益诱惑敌人，用扰乱削弱敌人；敌人有实力，我方要作好准备；敌人过于强大，我要避免作战；在作战中要使其激怒，使其骄傲，使其疲惫，使其分裂，这些都能削弱对方的判断力和战斗力。这样，我方的行动才能出乎对方意料，打击对方的薄弱之处。 显然，要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一方面要掌握对方的真实信息，同时要防止对方掌握我方的真实信息。 启示：美军攻陷巴格达就是采用了这一战术。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溃不成军，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得已的"空城计"。美军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于是就连续派出坦克分队试探进攻，几次以后，发现对方确实无力抵抗，于是将巴格达一举占领。 "虚张声势" 在桥牌中，"叫约"是实力的体现，你有多大的牌，就可以叫多大的约。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你的叫牌会给对手提供你这手牌的情报，比如你叫梅花三，对方就知道你的梅花很多，至少是个七张套，而且其中有大牌点。其反面的意思就是：你其他的牌可能不怎么样。如果他的牌也不错，就可能叫更高的约，占据主动打击你的弱点。由此可见，打牌其实从叫牌就开始了。双方都要通过叫牌争取定约，同时要尽可能地迷惑对手，使之错误判断。 我们已经知道，"博弈论"是由著名数学家诺曼创立的，而这个理论正是由一个典型的关于信息的游戏开始：那就是一个玩家在面对无懈可击的玩牌对手之时，是否要夸大其辞，并且次数又该多频繁。 诺曼的发现非常令人感到意外，他认为即使对手明知道你喜欢这样，有时候你还是应该这样。他研究了各类的牌戏战术，发现"虚张"的频率一到某个程度，胜数最多，打老实牌和"虚张"次数太多的胜数机会较少。另外他也发现，玩牌虚张的频率在某种标准可以赢钱，低于或高于某个标准，输钱的成分就比较大。 这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适当地"吹牛"，别人就会信以为真，如果他玩得过了火，人们就会识破，而且，一旦获得了"吹牛者"的名声，那么他就成了那个大叫"狼来了"的孩子，再说什么也没用了。那么什么是"适度"呢？自然是不能过分夸张，如果一个小个子非要给人留下"斗士"的印象，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虚张声势归根结底就是要藏好自己的底牌，并因此获得利益。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还有一定实力，通过迷惑对手，使之出现破绽，一击致命；二是没有什么实力，只靠大张旗鼓换取对方让步。总之，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一切策略都是为此服务的。 还要注意："虚张"也是双刃剑，弄得不好反会弄巧成拙。比如出虚张迷惑对手，却使同伴被误导。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吹牛使诈，是为了获得人们的拥戴，可是做过了头，反会使人反感，无端树敌。所以古人说：诈巧不如拙诚。这类手段不得不用，但是也不可常用。 关于信息博弈的故事会 一个古董商发现一个人用珍贵的茶碟做猫食碗，于是假装对这只猫十分喜爱，要从主人手里买下。猫主人不卖，为此古董商出了大价钱。成交之后，古董商装做不在意地说："这个碟子它已经用惯了，就一块送给我吧。"猫主人不干了："你知道用这个碟子，我已经卖出多少只猫了？" 这就是一个"信息博弈"的例子。古董商掌握"碟子是古董"这个信息，他认为猫主人不知道，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有利；可他万万没想到，猫主人不但知道，而且利用了他"认为对方不知道"的错误大赚了一笔。这才是真正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劣势，几乎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困境。谁都不是全知全觉，那么怎么办？ 首先，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在行动之前，尽可能掌握有关信息。人类的知识、经验等，都是这样的"信息库"。当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未来将会面对什么问题，但是你掌握的信息越多，正确决策的可能就越大。 再来看一个故事：有一个卖草帽的人，有一天，他叫卖归来，到路边的一棵大树旁打起瞌睡。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帽子都不见了。抬头一看，树上有很多猴子，而且每一个猴子的头上都有顶草帽。他想到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动作，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拿下来，扔到地上；猴子也学着他，将帽子纷纷扔到地上。于是卖帽子的人捡起地上的帽子，回家去了。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他儿子和孙子。很多年之后，他的孙子继承了卖帽子的家业。有一天，他也在大树旁睡着了，而帽子也同样被猴子拿走了。孙子想到爷爷告诉自己的办法，他拿下帽子扔到地上。可是猴子非但没照着做，还把他扔下的帽子也捡走了，临走时还说：我爷爷早告诉我了，你这个老骗子会玩什么把戏。 有些信息可以在决策之前掌握，还有一些信息出现在决策的过程中，这就需要某些特殊素质了，比较聪明、敏锐的人可能在这个环节占据先机。 一个商人贴出告示，要招一个伙计。来了两个应征者，他们同样勤快，商人决定不下要哪一个，他希望店里的伙计要精明一些，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把两人叫到里面，取出五顶帽子，两顶红的，三顶黑的，他要求他们蒙上眼睛后，三个人各取了一顶帽子戴上，他告诉他们：摘下眼罩后，谁先说出自己帽子的颜色，他就留下谁。 眼罩摘下，这两个人发现商人戴着一顶红帽子，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抢先说："我的帽子是黑的。" 商人很满意，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戴着一顶红的，如果我的也是红的，他一定知道自己是黑的，可他没有说，所以我知道，自己戴的也是黑色的。" 这是一个在决策中掌握信息并作出判断的例子，颇有博弈色彩。其实是对手的反应帮了他的忙。如果对手很聪明，就可能采取以下战术：不肯摘下眼罩，或根本不看对方，这么做似乎吃亏，其实正好相反。因为如果自己戴的是红帽子，无论知不知道对方帽子的颜色，他都会输；可是对方如果不能做出判断，那他就可以判断出自己戴的是黑帽子。 还有许多情况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他人或外界得到有用的信息，那么该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ＢＦ实验（所谓ＢＦ就是Ｂｅｅ和Ｆｌｙ，即蜜蜂和苍蝇）：把几只蜜蜂和几只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向窗户，结果会怎样呢？你会看到，蜜蜂会不停地在瓶子底部寻找出口，直到累死为止，而苍蝇却在不到两分钟内全部逃出。蜜蜂为什么会灭亡呢？因为蜜蜂喜欢光亮而且有智力，于是它们坚定地认为，出口一定是在光线最亮的地方，于是它们不停地重复这一合乎逻辑的行动。而苍蝇呢？它们对于事物的逻辑并不在意，而是到处乱飞，探索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于是它们成功了。 这件事说明，实验、试错、冒险、即兴发挥、迂回前进、混乱、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应付变化。人的理性和逻辑性容易使人在经济活动中陷于一个固定的认知模式中，从而一条道跑到底。经济活动要善于从已有的认知模式中跳出来。要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即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 即使这些方法都不奏效，你至少还可以权衡利弊，作出合乎理性的决策--你仍有可能犯错，但不至于错得一塌糊涂。就如司马懿在"空城计"中的选择那样，放走了孔明固然遗憾，但是总比自己做了俘虏要好。 启示：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乞丐向你乞讨，你愿意帮助别人，但你不知道他是真的需要帮助还是骗子，该如何决定呢？如果你喜欢与人为善，你可能就愿意冒一点上当的风险。这不等于你愚蠢，而是你认为，帮助一个困境中的人比回绝一个骗子更重要。 所罗门王断案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隐蔽真实的信息。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市场里老是听到买东西的人埋怨东西太贵，较少听到买东西的人称赞东西便宜。同时，厂商又老是埋怨东西卖不出好价钱。在经济学家看来，对价钱的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嫌贵，你可以不买；如果嫌贱，你可以不卖。因为在市场上，人们不是用言词，而是用行动表示出他们的爱好。如果你自愿地同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你认为，虽说不是很理想，但是做这笔交易至少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虽然两块钱买一把菜你嫌贵，但是你还是认为用你那两块钱换回这一把菜是值得的，不然的话你可以不买，因为没有人强迫你。 至于谈判当中隐蔽自己的真实信息，常常还受到法律保护，不然怎么会有泄露经济情报罪和盗窃经济情报罪呢？ 提取和甄别信息，是博弈论面对的大问题。引用很多的一个例子，是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两个女人为争夺一个孩子吵到所罗门王那里。一个女人说："陛下，我和这妇人同住一个房间。我生了一个孩子，三天以后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房间里再没有别的人。夜里这妇人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她半夜醒来，趁我睡着，把我的孩子抱去，把她已经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天亮要喂奶的时候，我才发现怀里的孩子是死的，仔细察看，并不是我生的孩子。"另一个女人赶紧说："不对，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才是她的。"吵得不可开交。 所罗门王喝令她们别吵，吩咐下人拿刀来，"如果她们还吵，就把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一个女人赶紧说："大王把孩子给那个妇人算了，万不可杀他。"另一个女人说："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她，劈了算了。"所罗门王知道心痛孩子的女人一定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便吩咐下人把孩子给她。 这是获取和甄别信息的范例，直到现在，博弈论专家还在继续讨论和发掘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例如，以色列一位教授和美国一位教授最近合写的一篇论文，就把竞标一项工程的两个企业，看做是两个"妇人"，其中一个企业实力可靠，另一个企业只是想夺标以后赚取转包的利益。问题是如何设计规则和机制来获取和甄别信息。 破解"柠檬市场" 在美国的俚语中，"柠檬"是"次品"或者"不中用产品"的意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正是从旧车市场这一他眼中典型的"柠檬市场"分析和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中国有"买的不如卖的精"的古训，足见中国人老早就洞悉了信息经济学的天机。可惜，没有一个中国人接着往下想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克洛夫则不同，他把这问题继续往深里琢磨。这一琢磨不得了，他发现问题大了：由于买主卖主对于所要交易的"旧车"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买主通常不愿出高价，这样持有好车的卖主只好选择退出，市场上剩下的将都是坏车，买主则越来越不愿光顾，旧车市场最终将萎缩乃至完蛋。阿克洛夫的这一发现尤其是他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后来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大家又相继发现了许多个"柠檬市场"。比如，经济学家斯宾斯发现人才市场其实也是个"柠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愿意开出的是较低的工资，除了平庸的"柠檬"之外根本不能满足精英人才的需要，结果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斯蒂格利茨发现信贷市场也是个"柠檬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只好确定一个较高的利率，结果好的本份的企业退避三舍，而坏的压根就不想还贷的企业却像苍蝇逐臭一样蜂拥而至。这两位教授因此同阿克洛夫一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家提炼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挖出一批"柠檬市场"并解剖之是一大贡献；而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设计出各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障市场有效运转的机制是另一大贡献，甚至可以认为是更大的贡献。 对于拍卖市场，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谁出价高交易物即给谁。可是你是否想到，拍卖人可能说"假话"。好比我本来愿意出１００００元的，但只要第二名出８０００元，我出８００１元就能拿下来的话，我就不会报价１００００元。如何让竞买者显示出真实的信息呢？维克瑞教授小试牛刀，运用信息经济学原理设计了一个新的拍卖机制。 让每个人把愿意出的价格写在纸上装入信封交给你，所有信封打开后，出价最高的人得到那件古董，但实际付的价格是第二位出价最高者的出价。在这个制度下，每个人都会如实地报告自己对古董的评价，因为出价多少只影响自己是否得到古董，而不影响在得到古董的情况下付多少钱。 比如说，设想有一个人的实际评价是１００００元，如果他出价１００００元，第二个最高出价是９９００元，他得到１００元的净剩余；相反，如果他出价９８００元，他的净剩余是零，因为他什么也得不到。在维克瑞教授设计的机制下，说实话比不说实话好。这里，真实评价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变成了对说实话的奖励。 这样的拍卖机制不仅可以保证把被拍卖物卖给评价最高的人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同时也是在所有拍卖机制中卖者能得到最高收入的拍卖机制，这真是经济学梦寐以求的帕累托改进，是一种难得的皆大欢喜的制度安排。 启示：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你更准确的时间，只会让你在两种不同的时间面前茫然无措。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可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导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如果你想过得幸运一些，你必须只采用一种判断准则而不要贪多，这样你会活得更容易些。 "信用印章" 尽管我们可能在交易或博弈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是如果只能这样"经一事，长一智"，那么交易的风险成本就太高了。一个缺乏互信的社会，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困难重重的。那么，能否通过某种制度安排，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呢？ 现在，"诚信"已经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词，大家公认，信任的缺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信任"与"被信任"很难呢？在此我们不必弹什么"人心不古"的老调，关键问题不是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制度安排。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一些混乱难以避免。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一套信用机制，规范人们的各种商业行为。 近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韦伯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在他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访问期间，恰巧遇到位男子正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告诉韦伯，这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洗礼，是因为出于商业动机，他想在这个社区开银行。一旦接受了洗礼，他就会得到整个社区所有人的信任，而不论这些人是否真是基督徒。 韦伯进一步发现，想成为一个本地基督教会的成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察，要接受极为严密和细致的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调查。因此，加入教会就会成为他道德水准的一个绝对保证。也就是说，一旦被洗礼了。此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是与经商有关的品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此人即使转移到其他地方，只要有教会的证明，就拥有了自身诚信的证明，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相信你。 韦伯认为，加入一个社会团体就等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这枚印章是制度化的"印信"。它是以利益、合作、信用为基础的。应该说，一个人取得这枚印章是要付出足够努力的。而一旦有了这枚印章，就可以获得很多相关的利益。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的商业风险和成本，对社会、个人都大有好处。 信息就是权力 大家知道，知情权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权利之一，即人民发布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要在法律的规范内）。为什么知情权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作出正确决定。这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如此，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信息就是权力。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垄断信息。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你要引导人民该怎么做，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该这么做。 民众的知情权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争取来的。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信息也更多了。 可同样是现在，我们太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权利。我们一股脑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片面信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取决于电视上怎么说，至于它说的对不对，有什么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快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就像孩子那样要求一个简单快捷的答案。 勒庞《乌合之众》中说：结论越是专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他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对各种信息，我们需要选择："拿来"还是"接受"？不同在于："拿来"的才是你的，而"接受"的不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会为你所有。信邪教的官员、学者、大学生，他们的知识、信仰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就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也习惯了被塞，既然你能塞给他知识，别人也能塞给他邪说。 启示：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要不要相信权威 当你无所适从时，你希望得到正确的指导。从人生设计、该不该和那个女孩结婚到填写足球彩票，都是如此。关于专家，有一句俏皮话：所谓专家，就是周旋于三宫六院间的太监，无所不知，却无能为力。大意是说专家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权威也会犯错，但是还是对的时候多（否则他就不是权威了）。权威因为拥有更多信息、更强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普通人更有价值。但是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即使权威也不可能全知全觉。这里有一个概率问题：好比某人获胜的概率较大，并不等于胜利已经属于他。 权威只是某一方面的，一旦超出了他所擅长的范围，他的意见并不一定比别人高明，可是我们时常忘了这一点。好多大人物就是因为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轻率发言而蒙受羞辱。"大跃进"时代，一位权威科学家撰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出于真诚，这位科学家的发言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他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发言，可其他人并不知道在这方面，他懂得并不比别人多。 在决定要不要听专家意见时，你还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吗？如果你问怎样造一架飞机，一个技术权威会给你最有用的忠告；可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哪个队能获得世界杯，你在专家那里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参考意见。上次世界杯，一半专家看好法国队，可是这个上届冠军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权威不是神，他只是比我们有更多知识或更深的理解。但他也必须依靠足够的信息、条件来作判断，如果条件是不充分的，也就可能出错。即使条件充分，如果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充分，他一样可能犯错。权威明智吗？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限制？这正是自信和武断的区别所在。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他不相信上帝在掷色子。他认为在无序运动背后，一定有某种规律。他用后半生寻找这个规律，却一无所获。当时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很为他惋惜，但都保持了对他的尊敬。因为爱因斯坦是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的。试想：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提出某种大而无当的理论，又会让多少人迷惑？ 启示：权威：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 怀疑是权利的保证 在一个充满了轻信的社会（可以想像甚至包括名牌大学的教授）中，如何让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更广泛更深刻地传播？ 买二手电脑时，你当然想相信经销商说的"价廉物美"，但你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你必须了解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可能弄得经销商对你有意见，这很有点令人不快。除了这些你可能会发现经销商有隐瞒真相的动机，也曾听到别人的一些类似情况，因此你检查一下外观，打开电脑试着操作一下，问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你甚至带一个内行的朋友去。你懂得一定的怀疑是必要的，也知道为什么。买旧货时总会有一点不友好的冲突，没人会宣称这是一种特别愉快的经历，如果你不提出一点点怀疑，如果你绝对地无限度地轻信，日后必然付出惨重代价。那时你会希望早些时候要是多些怀疑就好了。 怀疑主义的原则不需要必须用高深的知识水平去掌握。对任何事物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完整的思想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能够对任何"科学成果"进行有效的和有益的评价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完整全面的科学提出的要求是，所有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遍水平的怀疑主义精神。当我们购买二手电脑时，当我们根据电视商业广告判断产品的质量时，我们要采取怀疑的态度。 但是，怀疑的工具对我们社会的公民来说，经常普遍丧失其效力。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使人们随即不断萌发出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学校中根本就没有提起过有关内容，甚至科学在展现其成果（最令人失望的表现者）时也没有这种精神的体现。我们的政治、经济、宣传都被淹没在轻易相信、盲目服从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有东西要卖的人、希望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大权在握的人，将会在阻止怀疑精神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获得信息、并正确利用信息，是做出合理决策的保证之一。作为个人，要学会思考；作为社会，要鼓励（至少是允许）人民思考。这样才是双赢。 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高中社会科学课教师是这样让学生们理解美国宪法的：他不是照本宣科地给学生读宪法，也不是塞给他们一些"价值"、"意义"、"地位"之类的概念，而是安排了一场"制宪会议"：学生两人一组代表一个州，参加制宪会议。并事先向这１３个小组就他们所代表的州或地区的特殊利益作简要的指点。比如南卡罗莱那的代表将被告知棉花的重要性，奴隶贸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工业化的北方所造成的威胁，等等诸如此类。 １３个代表团聚集在一起，教员给予些指点，但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经过几个星期写下了一部宪法。然后他们读真正的宪法，并对两部宪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讨论。这样做需要教师做更多的准备，学生做更多的工作，但这次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试想：如果每个公民都经历过这样的训练，一定有助于加深对政治的理解，并能够更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启示：群兽之王狮子生病了，它传令它的"臣民"们都应该派遣使者来探病，否则就要给予严厉的制裁。动物们虽然都觉得有点不安，却没有违抗狮子命令的勇气，也没有去确认其他动物在探望之后的下落，轮到自己时都理所当然似的前往探视。狐狸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它来到狮子洞外，很恭敬地问狮子身体如何。狮子说："我没什么事，请进来和我聊一聊吧。"狐狸回答说："不，我有些害怕，我发现这里有许多进洞的足迹，却没有一个出洞的。"这个故事是说，根据迹象预见到危险的人，能够避开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