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观念中，"零和"正在被"双赢"取代，但是"双赢"的北后却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对此，我们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应对策略。既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所以要常怀谦逊谨慎之心。
"零和游戏"与"双赢结局"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失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零和游戏"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进入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的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观念正逐渐被"双赢"所取代，人们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你扒我的口袋，我扒你的口袋"远不如"你搔我的背，我搔你的背"更可取。然而，在为人类"合作时代"欢呼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到，"零和游戏"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依然适用，而且，当它可能对我们自身有利时，我们也乐于接受它。(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投资股市，很少是为了获得投资的回报，而是渴望在炒买炒卖中赚取差额，这样，当一个人在股市上赚到钱时，意味着别人因此受了损失。)而且，如何在合作中找到各方满意的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距离真正的"合作时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启示：请记住，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着别人的劳动，人们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所领受了的和正在领受的东西。
猎人博弈的帕累托优势
设想在古代的一个村庄有两个猎人。为了简化问题，假设主要的猎物只有两种：鹿和兔子。在古代，人类的狩猎手段比较落后，弓箭的威力也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两个猎人一起去猎鹿，才能猎获1只鹿。如果一个猎人单兵作战，他只能打到4只兔子。从填饱肚子的角度来说，4只兔子算管4天吧，1只鹿却差不多能够解决一个月的问题。这样，两个人的行为决策就可以写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么分别打兔子，每人得4；要么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后的所得)。
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两个可能的结局。那么，究竟哪一个会发生呢？是一起去猎鹿还是各自去打兔子呢？这就和情侣博弈一样，不能完全由纳什均衡本身来确定。
比较(10，10)和(4，4)两个纳什均衡，明显的事实是，两人一起去猎鹿的赢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赢利要大得多。按照长期合作研究的两位博弈论大师美国的哈萨尼教授和德国的泽尔腾教授的说法，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的纳什均衡，比两人各自去打兔子得(4，4)的纳什均衡，具有帕累托优势。猎人博弈的结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优势的那个纳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
比起(4，4)来，(10，10)不仅是总额的改善，而且每个人都得到很大改善。这就是(10，10)对于(4，4)具有帕累托优势的意思。关键是每个人都得到改善。
这里要解释一下何谓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优势。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效率准则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别的什么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一句话，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的人了，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改善任何人，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猎人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10，l0)对于分别猎兔(4，4)具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如果比较原来的境况(4，4)，现在的(10，10)我们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为定义，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况都不受损害的改善。
可是上面的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如果一个猎人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收益，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如果合作的结果是(17，3)，相对于分别猎兔(4，4)就没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3比4小，乙受到损害。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虽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原来的(4，4)那么好(第一个数代表甲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如果合作的结果如此，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可见，帕累托改善是一种各方都认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牺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现实意义，也是目前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几年前曾出过一本书，名为《改革正在过大关》，他指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乎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共睹，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关于中国的成功有很多分析，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东欧那样一步到位的"振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社会损失较小。深刻一点的分析，则说中国的改革是从体制外的改革开始，向体制内的改革发展等等。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的过程。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发了大财，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广大人民的收人也多多少少在增加，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可是这种改善总要被帕累托效率代替：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代价。
例如目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效益不好，既有责权不分、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任。企业办社会，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兼办社会的国有经济，担负着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网的作用。国有经济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是亿万职工生计的保证。当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体制外"经济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有经济承担了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社会责任。
现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突出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竞争。当年，因为国有经济分担了国家和政府的重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进行下去。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办社会"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刚刚起步，无法承担大任。这就造成了尽管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显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改革的深化是十分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审时度势进行改革，多种渠道化解社会困难，把非帕累托进程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是今后几年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也正是吴先生所说的"过大关"。
启示：一个在金钱上富足的人，还有心关怀受困于窘境的穷人，才叫真正的富人。丰富的内心是惟一能够使我们获得供给的源泉，幸福存在于满足者的心中。
再分配的局限性
人们公认，平等是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之一。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再分配税制，即富人多缴税，国家用税金提高社会福利，这是符合"边际效用"原则的。
"笼中猪"博弈中，大猪所以宁愿让小猪多得益，正是因为它的得益大于成本，而小猪不愿这样做，也是因为成本大于其所得。既然富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那么让他们多承担一些促进社会福利的事，也很公平。
这表现在制度上，就是税率的差异，收入越高的人，税率也越高。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超过70%，而瑞典等北欧"福利国家"就更高。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税率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许多国家将最高税率大幅度下调。
降低税率的主要动机，源于高税收对工作的激励的损害作用，即努力工作的人并不比游手好闲的人幸福多少。
现在，一方面存在更大的积累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当然，不平等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所得税只是消除这种症状的一个生硬的工具，而不是原因。考虑一下，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些原因对设计一个理想的税制又有什么影响？实施这一理想体系会有什么问题？这一体系与现有体系相比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研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着手。首先是运气。有两种运气。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多了某种天才或优势。即便在这些方面起步平等的人，运气也会青睐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许多人以为，运气产生了某种不平等，这是不公平的，用于平衡这类优势的税制得到了广泛支持。
其次是努力。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当人们对税制损害工作的激励的说法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提供努力的激励。假如政府决心抽取相当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呢？许多人还认为，人们应该有能力保留自己的劳动果实的说法在道义上也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假设政府希望做到既能从每一名公民的劳动果实中至少抽取一部分，又不会损害工作的激励。如果收税者分辨得出每一个人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到这一点当然毫无问题。每个人应该上缴的税款数目可以直接与他付出的努力挂钩，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性的税制，目标针对那些努力程度未能达到理想水平的人。
不过，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成千上万工人的努力进行监控。他们可能每天按时上下班，但他们可能漫不经心，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哪怕是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
人们还发现，要在毫无物质激励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质量，简直难于登天。它使人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前苏联，工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和政府："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的工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指出：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无论是科技进步、商品生产和生活提高，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而是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不断扩展。如果不允许少数人提前享受进步成果，多数人的共同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启示：一位富人曾经这样说过：即使现在把我全部的财产散尽，我相信过几年它们还会重新回来。黄金总是闪闪发光--即使在泥土中也是这样。
为什么"重农抑商"
经济学思想史上，人们对于一个经济如何才算是有效率的，一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孔子的"不患寡，患不均"，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讲求平均，很难作为效率的标准。可以说，效率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不知"帕累托效率"为何物，但却似乎早就将这一法则烂熟于心。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这一思想中居然也有"帕累托效率"的影子。古人认为：商业只是"五马换六羊"的交换，商业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一些人因商业致富，必然有一些人因商业"致穷"，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中国总是和"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之类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如此普遍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商业活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和消费(如一个猎人在没有商业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天打猎的成果只要够果腹就行了，打得多了也只能白白烂掉，如果有一个市场，他就可以把多余的猎物卖掉，换成钱再买别的东西)、有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但是这些只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发展空间，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所以说，古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担忧得早了一点。
启示："杞人忧天"为人所笑，但是我们或许笑得也太早了一点。现代社会建立在不断发展上，是不是必需？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该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谁也不知道。
哈丁公用地悲剧
既然"公平"难免损害效率，为了避免帕累托效率的影响，似乎惟一的出路就是"开源"：通过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善，可是一方面，这只是缓解了、而不是解决了帕累托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公用地悲剧。
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哈丁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几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他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他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丁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哈丁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了。"哈丁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用地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用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看不见的手"有多长
现在，请你确定这个问题的本质。试试把这个问题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个或多个例子挂钩，然后你就能找出几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再对这些解决方案作一个评价。
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或一个超出负荷问题(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产权。这也是十五六世纪在英格兰真实出现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围起来，落入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恰到好处地关上大门。
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而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率，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
这一规定在其他场合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办法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但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里，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也很难得到完全的遵守。
启示：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甚至更加艰巨的难题。决定要几个孩子，似乎是做父母的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多生小孩，就会造成人口爆炸的危机。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生育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有限的权利。
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很不一样。私人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样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沾什么光。公共品则不一样，一旦不管是谁提供出来，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只要有人装了，路人都将得到好处，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张三、李四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博弈的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纯"赢利"都是"l"；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赢利"是"-1"，坐享其成的一家可以白白赢利"3"(假设修路的并没有路的地权，他总不能因为修了路就不让邻居走)；如果两家都不修路，结果两家的赢利都是"0"。
在这个博弈中，修路是张三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应该把它消去；修路也是李四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应该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两家都不动手，大家都得零。
一般来说，乡下地方如果张三只有李四一家邻居，李四只有张三一家邻居，他们多半会守望相助，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两家自然会好好商量修路的问题，一起把路修好，大家都得到好处。
相反，两家有仇也是可能的，那就麻烦了，不是什么修路不修路的问题，迟早要出事。但是，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居关系上，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
对于他们来说，都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即使是近邻也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的话，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就杂乱无章，常常还阴暗得很。路灯坏了，往往长久没有人修理。修路灯也和修道路一样，是一个大家都袖手旁观才是"严格优势策略均衡"的博弈。
这就是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前景。
所以，公共品问题一定要有人协调和管理。就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公共品是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部门。
政府责无旁贷，要用好来自纳税人的钱，把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国防公安等事情做好。机关大院、居民小区要有专人协调管理，把身边看起来很琐碎但是弄不好有损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事情做好。
启示：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是从小到大一样的逻辑。其实，人们对待"家事"和"国事"的逻辑并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修身齐家"的好处是可见的，而"治国平天下"的好处就不那么清晰可见了。
"好人好报"
前面我们讲过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某些人的处境就必须损害其他人了，就说这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或者说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博弈说明，非合作博弈的结局常常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这种情况的博弈虽然只有两个局中人，但是它的结局其实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局。事实上，两人博弈也能说明不少"多人博弈"的前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是可以作帕累托改善的：设想有人协调一下，安排一个轮流挑水或抬水的制度，三个和尚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如果用"帕累托改善"来看社会公德(这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建设，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做好事该不该要报偿？在我们的印象里，传统文化是耻于谈钱的，一个行善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就应该是重义轻利的。
但是经济学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做好事就是促进人群福利的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有效率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应该鼓励，而且必须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不断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怎么鼓励呢？人都是自私的，总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所以给予报偿是最有效的。
这听起来好像叫人不太舒服，其实，中国人的"道德宗师"孔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过这一问题。
春秋时期，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中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垫钱把这个奴隶赎出来，回国后再到国库去报销。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花钱赎出一个已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事后并不到国库去报账，以显示自己追求仁义的决心与真诚。
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子贡说：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钱花，可是这个补偿你一定要去领。因为你自己掏钱救人，会受到社会的赞扬，但今后，当别人在国外再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时，他就会想垫不垫钱去赎人？如果垫钱赎了人，回国后去不去报账？不去报账，岂不是白白丢掉一大笔钱；如果去报账，岂不是在行为上会遭旁人讥笑，显得自己的品格不高？于是就会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一来，你的高尚行为岂不是阻碍了对至今仍沦为奴隶的鲁国人的解救？
如果德行善举得不到报偿，那么它就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不会成为社会公德。以职业道德为例：改革开放以前，尽管舆论大力宣传一些各行各业的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但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平却很低，营业员申斥顾客、工人消极怠工之类的现象很普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尽管有人感叹拜金主义对传统道德造成了冲击，但不可否认，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享受微笑服务而不必到处生气了。
不要小看这些，更不要因为这些微笑"只是为了赚钱"而斥之为虚伪，消费者和商家都能获益，这才是真实、稳定的"双赢"。相反，如果肯对你微笑的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贤才是值得忧虑的，天下攘攘，能有几个圣贤呢？
启示：传说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有一次见到有人掉在水里，他跳下水去，把遇难者救上岸来，被救者酬谢这位弟子一头牛，他收下了。孔子对这个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就是因为这会激励更多的人去救人，将会使今后有更多的溺水者受到营救。
用什么减少垃圾
垃圾已经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垃圾的包围中。这些垃圾都是城市制造的，要说自作自受，那是一点也不错。可是我们不是消极厌世者，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对付垃圾的好办法。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开源和节流。一是如何处理已有的垃圾，二是如何减少垃圾的生产。前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后者呢？
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加强环保教育，使人民认识到垃圾的危害性；同时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品(如塑料袋、发泡餐盒等)的使用，代之以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
可是这两个措施的收效并不理想。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如果没有其他手段作为保证，思想教育很难改变人们的固有生活方式。而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因为成本较高，也难以替代不可回收的产品。
较为明智的固体废弃物减量方式，最好是通过简单的市场力量来运作：采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让制造垃圾较多的民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美国西雅图市在减少居民的固体废弃物丢弃量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西雅图，居民可自行决定每星期使用的是19、32或60加仑容量的垃圾桶。每种垃圾桶的月费，以及增加任何一种垃圾桶的费用，都是随着容量呈几何级数增加，以便于杜绝随意浪费。同时，西雅图还另备有可再生物品专用容器，而且不收处理费用。
当西雅图在1981年刚启用这套系统之时，平均每户一星期的垃圾都会装满三个半32加仑的垃圾桶，目前则已降低到每星期平均只有稍多于一个32加仑垃圾桶的垃圾量。
西雅图的计划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这套计划不但简明扼要，而且借用了经济诱因的力量来推广垃圾减量及再生。他们并没有直接告诉民众该如何改变生活方式，换言之，他们并没试图去颠覆民众的生活方式，或是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平头处理方式；相反的，这项计划提供了改变生活方式的原因，允许民众自行决定该不该改变、该做多大改变。换言之，它等于是说：这是我们的规则，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启示：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可降解"可能只是一个理想，根据两个美国记者的调查，被埋在垃圾场里的多数物品实际上都"不可降解"：埋了十几年的报纸、衣物甚至热狗，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模样。
沙尘暴的警示
我们有时在电视中看到沙尘暴，那种难分昼夜、日月无光的情景很让人心寒。特别是当这种景象发生在像北京这样重要的城市时，总能听到人们的惊呼：生态警钟敲响了！
河北境内的沙漠直逼北京，据说最近的沙漠离北京只有60公里。专家预测，如不想出有效办法对沙漠进行治理，几十年后，北京将像消失的楼兰古城一样，被沙漠掩盖。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重大的生态问题，而且荒漠化的速度还在呈上升趋势。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而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为2100平方公里，而目前的扩大速度为每年2460平方公里。这个速度还在增加。
中国土地的荒漠化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即内蒙、新疆、黑龙江、宁夏等省份。在北方，雨水量小，土地上的生态系统脆弱，为了维持过度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等的需求，人们对土地的索取呈加速趋势。对土地的"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是土地沙漠化的原因。据调查，在牧区，草原上的牲畜严重超载已成普遍现象，牧区一般超载50%～120%，有的地区达到300%。
那么是不是这些地方的人民都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呢？我们可以看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恰恰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要求是合理的，同时他们所生产的原料(羊毛、牛奶等)大部分是供应东南部较富裕的地区的。所以说，土地荒漠化不是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在世界环境危机中也有同样的问题，由于环境破坏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富国就把矛头指向穷国，要求它们保护环境，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可是发展中国家指出，环境破坏的最大收益者正是发达国家，它们理应为环境问题"埋单"。
启示：现在普遍同意的观点是，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土地的利用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
丧钟为谁而鸣
现在各国都在发展经济，GDP(国民收入)是一国富裕程度的指标，或者说是国力强弱的指标，各个国家都在制定促使GDP增长的政策。然而，某些国家的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之上，可以这么说，在某些国家和地区，GDP是对自然破坏的指标。
当然，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美国那么富裕，而对自然破坏得较少？的确，美国的环境是保护得最好的。其实，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生产或消耗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别国，如石油来自中东，美国GDP的增长建立在他国对自然的破坏之上；第二，美国的产品许多是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产品对自然的破坏较轻，但它会加大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量；第三，美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往往难以被自然消解，自然对加工粗糙的产品的消解是容易的，而对用高科技制造出来的精巧的物品消解起来是缓慢的，所以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不是那样直观，因此常被我们忽略。
可以这么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拒绝的。当周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发展机器工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生产出比农业社会较多的物资，并且可以生产出以前没有的东西，有哪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形还会无动于衷？即使你情愿做"小国寡民"，周边国家的强盛也必然会使你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除了被动地跟进，你没有其他选择。17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社会。而远东的中国，在距离上离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欧较远，因而在时间上也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在列强枪炮的攻击下被动地接受工业化。20世纪的中国其实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化。在社会发展史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而是要表明：当前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经济、对自然进行破坏，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悲剧。
发展经济对人类确实是好事，但问题是，经济的发展空间不可能是无限的，不妨说，市场经济是促进人类发展的火车头，但是这个车头却没有一个有效的刹车系统。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格局下，拼命地向自然索取或者说掠夺是现时代的特征。每个竞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这样想：我不发展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而经济的发展就是对自然的利用--无论这种利用是对自然中原始物的加工还是对中间产品的再加工，其结果都是自然被加速地破坏。这就是自然的生态状态愈来愈恶化的原因，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这就是悲剧：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
启示：许多人清楚人类目前的这种状况，但谁也没有良药，因为"破坏--发展"是优势策略，每个参与者采取"破坏--发展"成为集体行动的纳什均衡。
目光短浅，或在劫难逃
现在很多人已经承认：人类的发展不是无限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是证明。换言之，"帕累托改善"(所有人受益)总要达到"帕累托效率"(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吃亏)。
人们都希望生活改善，而没有人希望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停步不前(更不要说倒退了)，有没有"发展的极限"？如果有，它在哪里？
美国人口将近3亿，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世界30%以上的资源。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如何实现公平，确实令人头疼。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追求更快的发展、更高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再增加几亿人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个世界就无法承担。结果是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资源枯竭，人类的生存都要面临问题，谈何发展？
看来，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富国降低生活水平，给穷国让出部分"蛋糕"。正如"笼中猪"博弈所演示的那样，富国一方面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遏制发展的欲望，给穷国让路。可是，即使真有政治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也无法赢得大选，实现这一理想。谁会选一个许诺"明天会更糟"的人呢？
"帕累托改善"不可能，"帕累托效率"又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人类的未来的确值得忧虑。莫非只有等到"天塌砸众人"？惟一的希望在于在危机到来之前，人们找到一个合理的、各方认可的妥协方法，可问题是：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
启示：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就是这个道理。尽管签署这一协定，长久而言对大家(包括美国自己)都有好处。这也是"囚徒困境"：每个人的最佳选择，导致最坏的结果。
世界政府
既然各自为政的国家无法就这类全球性问题达成一致，那么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能否解决这个难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二是好不好。先看第一个：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可能建立吗？
今日的世界着实叫人眼花缭乱，一方面，很多国家分崩离析，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分裂，在另外一些国家，分离主义也在抬头；另一方面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欧洲议会已经成立，并将产生欧洲宪法，可以想像，未来欧洲将以一个类似国家的统一面目发挥作用。同时北美、东亚、南亚和非洲都开始成立或谋求成立自由贸易区，而经济的一体化肯定会对政治一体化起到推动作用。
不妨这样说，分裂是"清算过去"，而统一是"面向未来"，"过去"总有清算完结的一天，而未来的巨大利益，必将成为"天下一家"的推动力。即使各方文化、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一时无法成立一个天下一统的政体，至少出现几大国家集团的前景是可以预见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世界政府"应该建立吗？
一个世界政府可能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如可以在整体上解决核威胁、资源调配和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可是它也有很多问题：它对各国的领导权是建立在暴力手段上吗？如何调节各地区、国家间的矛盾？用什么手段保证这个集权政体避免独裁？
集权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定理"。一个独立国家的独裁者要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如果他做得太过分，就可能导致国弱民穷，国家失去竞争力。可是假如没有外星人入侵之类的外部威胁，一个全球政府的外部压力又在哪里呢？如果希望通过"内部压力"--民主防止独裁，又如何解决内部权力斗争导致的效率低下？
也许比较可能的前景，还是若干"超级大国"并存，相互既合作又斗争的博弈局面，这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有助于简化问题，找到比较可能为各方接受的办法。可是这会不会又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一个答案往往是下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你也许已经发现一个悖论：解决公用地悲剧的方法(通过私有化使人们从保护中获得利益)却是更大的公用地悲剧的根源(个人和国家追逐利益，破坏地球环境)。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人类社会学三定律"其中有这样一条：一个系统内的解决之道，将成为更大系统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