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之团体生活，远者且不说它。我们从中古封建社会说起，那便是团体生活最严重最坚强之时代。第一表现在宗教上，教会之于教徒，好比今日国家之于国民，宗教彼此间对抗相争，较之今日国际间还要激烈。政治上则有大大小小无数封建单位，并且政治与宗教牵混纠缠，更增加了团体间之对抗相争。经济上则一农村就是一团体，自给自足。工商各业，各有其行会，亦都是坚强之团体，内则统制，外则对抗，还有工商业集中在都市，每一都市，也是一团体，特别像所谓“自由都市”者，直等于一小国家。凡此种种，皆为中国所无。
“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孟德斯鸠语。因斗争而有团体，因团体而有斗争。斗争与团体相联，此即西洋人自古迄今的生活。反之，中国人都生活于散漫和平之中；愈和平，愈散漫；愈散漫，愈和平。在对抗相争之两团体，便各自养成其人之公共观念，法治精神，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之中国人则不能成功。
精细分别言之，则纪律习惯，公共观念，养成较早，而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则有待于近代进步的团体之出现。进步的团体与未进步的团体，如何分别？团体内多数人居于被动地位，即是未进步的团体。进步云者，即是多数人从被动转入主动，团体内人人自觉地参加公共生活是也。此种进步或转变，发生于中古后半期。例如：工商业之行会，地方自主之都市，皆其发祥地。至近年，一面有民族国家，一面有法治宪政，而得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