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韬略》
作者：徐兆仁【完结】
内容简介：
通常都说兵家韬略，似乎韬略只限于诸子百家中兵家的学术，属于兵书，是军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单纯属于军事的战争，战争无非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军事服从于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战争除了以武力拼搏外，还有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宣传战等，不仅现代，古已有之。
战争是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总体战，各种韬略往往在其中同时并用，或交互使用。
总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政权、集团在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计谋、政策、手段等等，都可称之为韬略，或者说广义的韬略。
作者简介
徐兆仁（1955.09.－ ），男，汉族，籍贯浙江台州, 史学博士，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从事思想文化、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社会及学术团体兼职多种。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陆续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科院、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访学，以读书、问学为自我生命存在方式。对古文字学、易学、儒家伦理学、佛家禅学、道家内丹学、古典韬略学、历史解释学等作过专门研习，开设甲骨文研究、古文字学与古代典籍诠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研究等课程，撰有《道教与超越》、《三国韬略》、《大战略决定命运：清代兴盛衰亡历史解释》、《历史认识的十大特性》、《智慧的折光――论史学的核心价值》、《追寻历史原创精神》、《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等论著，主编丛书多部。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智慧在于说出真理”诸古语开襟阔远，超越迹象，契入心奥，直指津要，蕴涵历史文化研究意境与旨趣。提出史学研究由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历史解释三大专门领域构成，其终极指向在于获得历史真实、历史规律、历史智慧，历史解释学原理对未来史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大战略是决定社会历史演化方向的制动力等学术观点。
动于九天之上：奇正论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以小击大，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以轻取重，从而扭转形势，打破定局，改变命运，赢得胜利。
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现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而这些关键时刻，无一不受韧略思想、水平、艺术的制约。奇正思想是韬略武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是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击败对手、夺取主动的重要工具。
三国时期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都是运用奇正思想的杰作。
公元192年，黄巾起义已发展到拥有百万大军的罕见规模。起义军骁勇精悍，势不可挡，转战南北，如火如荼。东汉王朝经黄巾起义的打击，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而起，军阀割据局面逐步形成。黄巾军之败，根本原因在于其统帅者的韬略水平大不如敌手。皇甫嵩、朱儁、曹操等人精通韬略，善用奇正，以夜袭、火攻等法，反败为胜，终于扑灭了起义的燎原烈火。
公元196年，孙策发兵攻取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据守固陵，顽强对抗，孙策数次渡水作战，均未能奏效。孙策叔父孙静建议转移突破口，从其后方杀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得王朗兵败投降。孙策此战解决了江南的后顾之忧，为北上与曹操争雄创造了条件。
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军在正面战场坚壁固守，扼敌咽喉，同时，利用时机，变换奇正，曹操亲率轻骑五千，以奇兵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屯粮。当袁军因粮草被焚，军心动摇之际，曹军在正面战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最后使得袁绍落荒而逃，余部七万多人投降。曹操先正后奇，以奇击虚，奇正相生，击奇制胜的高明蹈略，是官渡之战获胜的关键。
曹操集团平定乌丸的战争，同样也是活用奇正蹈略的成功范例。曹操长驱直入，轻兵突袭，出其不意，兵如天降，使得乌丸猝不及防，兵败仓促。
公元226年，吴交趾士徽起兵，吴交州刺史吕岱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迅速平定了士徽的反叛，稳定了吴国心腹地区。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与魏将司马懿战于上邽。蜀军因粮尽退兵，司马懿派遣张郃追击。此前，张邰建议奇正互用，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未能接受。诸葛亮面对追兵，在木门选择险要地形，出奇匿伏。当张邰追兵进入伏击地，蜀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魏名将张邰中箭而亡。魏追兵受阻，蜀军安然而退。
公元263年，魏分三路大军进攻蜀国。蜀将姜维集中兵力退守剑阁，使得魏军受阻，魏将邓艾西出剑阁，偷越阴平，从七百里无人之境直插蜀国腹心，飞兵抵达成都，迫使蜀国后主刘禅出降，而置姜维大军于无用之地。魏军奇正相生，正面钳制，侧翼进攻，以正御敌，以奇击虚，取得大胜。
早在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过对于奇正思想的阐述。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所谓正，是指社会所公认的正道，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路线、思想、政策、原则、措施。当然各家之正，分野极大。老子之正，也寓有其所主张的清静之意。而奇则是巧妙，诡秘，临机制断，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程式。老子用两个不同的字归纳、总结治国与用兵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
对奇正思想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与阐发的是孙子，《孙子兵法》用极为精练的文字，表述了奇正原理。
首先，孙子将奇正作为战略战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全部军队一旦遭到敌人的进攻，而保持不败，关键在于真正掌握奇正之法的神髓。
孙子所说的奇正，经后人的揭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总之，—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
掌握奇正原理，是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奇正原理是用兵作战的灵魂。
第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即以正面交战，以奇变取胜。用兵必有奇正，无奇正而胜，属于侥幸之胜。三军无奇兵，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两军对阵，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厮杀、搏斗，但必有奇兵捣其旁，击其后，才能有胜利可言。孙子的这一层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先正后奇，以正御敌，以奇击虚，正面钳制，侧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匿伏，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
第三，奇正变化。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势篇》)。战术无非奇正两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则无穷无尽。“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天地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江河没有竭尽，波澜叠起。奇正变化，纷坛浑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后，孙子阐述了奇正范畴的内在联系：“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奇与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如同圆环旋转，无始无终。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是指奇可变为正，正可变为奇。变奇为正，化正为奇，临敌运变，循环不穷。
三国时代，谋士智将对孙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开掘与灵活的运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异彩。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孙子的奇正原理，几乎所有取胜的战争，无不奇正并重。正意味着强大的实力，意味着正面的进攻。曹操对抗黄巾军、乌丸、袁绍，孙策对抗王朗，吕岱对抗士徽，诸葛亮对抗张邰，邓艾对抗姜维等，无一不是力与力的碰撞与较量。若忽视正，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从对抗集团的双方分析，实力强的一方反而失败，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实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中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铃键，制胜之枢机。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极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总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转化、相易、相生，积极营造优势，打击对手。而绝不固守一途，偏执一方。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败于对手因间设奇的稻略；气势汹汹的袁绍大军，挫于曹操以奇击虚的韬略；惨淡经营的蜀汉政权，毁于曹魏诸将的奇正相生韬略。历史在这些转折点上拐弯，对抗的集团也从而或分崩离析、或发展壮大；或一败涂地、或东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国时代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真理，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魏、蜀、吴的局部统一及其所实施的政策，使得这些政权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岿然屹立，不动如山。三国实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这种正与奇的意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而非限于一域。三国韬略家各运匠心，善用奇正，横扫群雄，统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国之战，实为智囊之战。而各国异势，盛衰殊途，也由于蹈略有无，水平高低。奇正为韬略的重要原理，其价值作用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蜀汉之败，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历史教训。
变换速度魔方：缓疾论
三国韬略中的缓疾理论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被一致认定为具有很高价值的思想武器。缓疾韬略旨在通过改变行动速度，达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这一人们求之不得的结果。
很难从表面上判定缓与疾的好坏，决定采用缓疾韬略的制约因素是很多的。三国时代，韬略家对于缓疾韬略的理论贡献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其中，突出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外力为催化剂，用速度争时机，视缓疾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等论点，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兵贵神速”，“其疾如风”，“疾战则存”，“兵之情主速”，“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诸多古训表明了行动疾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是考虑了军事战争的特性，总结大量的战争实践而得出的结论，无疑都是正确的。三国时代的许多战役或战斗，都是以疾速取得主动，赢得胜利的。曹军征讨三郡乌丸，长驱直入，轻装疾进，兵如天降，使敌人猝不及防。曹军攻打刘备，精骑日行三百里，夺取江陵，取得主动。司马懿进攻孟达，兵临城下之日，孟达如梦初醒，感叹何以如此神速。
与此同时，三国韬略家还发现缓的巨大作用。田丰、沮援为袁绍设计的伐曹方略，就以缓为主，以缓对疾，以久待速。《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了田丰针对袁绍南下而创设的用缓、持久韬略：
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指袁绍)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指黄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末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坐可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可惜由于袁绍无识，刚愎自用，不听忠告，终于身败名裂，遗笑方家。
曹操平定乌丸之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早先不服曹操管辖，至此，有人建议曹操乘胜攻打公孙康，袁尚兄弟亦可一并擒获。曹操不听，说是让公孙康去斩杀袁尚兄弟，接着便引兵撤退。不久，公孙康果然杀了袁尚兄弟，传首而至。诸将大惑不解，曹操解释说，公孙康平时也畏惧袁尚兄弟，我军急攻，双方则齐心合力对付我们；而我们缓和一下，双方就会自相残杀。这是所谓势之所然。曹操兵不血刃，营造缓和之势，促使对方矛盾，从而借刀杀人，坐收渔利。
关羽率军攻打曹仁，曹操派遣于禁前往援助，时值大雨，汉水泛滥，于禁所统七军全部覆没，关羽威震华夏，急得曹操要迁徒许都以避其锋芒。司马懿、蒋济认为关羽得势，孙权必不乐意，于是设计化急为缓，转移矛盾。同意割长江之南给孙权。关、孙争战，关羽败北，樊城自解。
在行动中根据情况，采用缓疾韬略，最大的目的，还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两点之间以直线的距离为最近，两军对垒，以速决战取胜为最大效益。但为了获得这一效益，有时就以缓代疾，等待时机，营造时机，不费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取得期望之值。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体味到缓疾韬略的内蕴在于控制事物进展的速度，以此作为外力，促使对象改变状态，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以外力为催化剂、助产婆，迫使对方改变心愿。沿着—定的渠道行动，是实施缓疾韬略的一大奥妙。袁绍借公孙瓒之外力，不急攻冀州，而是派说客游说，以缓取胜。贾诩劝张绣对付曹军，前后异策。诸葛亮进兵南中，武缓文疾，效果显著。此外，韬略家们变换缓疾，或外缓内疾，内缓外疾；或前缓后疾，后缓前疾；或军缓政疾，政缓军疾； 或实缓虚疾，虚缓实疾……变换速度，转动魔方，使对方感到压力沉重，失去原来所有的反击力量，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缓疾韬略在三国时代被开掘的另一个内涵是，以速度争时机。俗话说，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然而，缓疾韬略的使用，可以使行动合着时机的节拍。时未至，缓之；时已过，疾之，从而将对时机的把握，转化为对速度的控制；对玄虚之物的认识，转化为对实际之事的操作。
董卓已裹胁汉献帝西归，控制了号令天下的正统天子，只是认识不足，倒行逆施，失去统一天下的大好机会。袁绍原本可以先将汉献帝抓到手中，但左顾右盼，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这些，对于后起的曹操来说，本已没有什么机会，但就在时机的缝隙之中，曹操下决心听取谋士之策，设计迎取献帝，从而一跃而上 成为政治上的强手，缓疾韬略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失去的时机，可以以疾取回。 等到效益明显时，袁绍则悔之晚矣。
中原的统治权已被曹操控制之后，统一天下的机会，多在曹操之手；然而孙策、孙权占据江东，从外围攻入腹心，也仍然存在着统一天下的机会；刘备后来居上，运用缓疾韬略，先借荆州，后夺益州，关羽之军，声威显赫，同时存在着统一全国的可能的时机可以等待，必以有识为前提；时机更可以营造，必以缓疾韬略为手段。
在三国韬略家的心目中，缓疾韬略不只是一种工具、手段，而且在某种意义已成为有质感的打击力。疾进的军队，快速的政治、外交反映、处置，会令人觉到一种时间、速度上的无形压力。往往兵未至而心已散、城已空，力未到而气已竭、谋已消。所谓虚张声势，先声夺人，就是缓疾韬略中疾的原则所发挥的。另一方面，缓兵之计、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等均是缓的原则的效应。我方的缓疾内容一旦公布于众，就形成一道力的辐射，敌方即会对此作出相应的部署。 如果抽换其中内容，造成速度的变档，就会使敌方措手不及，打乱整个防范系统。
三国韬略家们在其命运选择的关头，也常常动用缓疾韬略。荀彧、许攸之投奔曹营，可谓疾速不停。贾诩游刃于群雄之间，缓疾从容。诸葛亮隐居隆中，缓缓不动······相反，世人违背缓疾韬略，往往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袁绍急于攻曹，袁术急于称帝，刘备急于报关羽之仇，姜维急于败魏，均一败涂地，损失惨重。而刘表缓于见机，刘备缓于决断，袁绍缓于行动，均错失良机，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时伏则缓，时至则疾，缓疾快慢，与时俯仰，则举无遗策，算无过失，赢得主动，赢得成功。
营造绝对优势：虚实论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寻找捷径：曲直论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很难直达目标，一步登天。个人或集团，在其奋斗的过程中，往往历尽艰险，最后或有所成。他们始终向着既定目标，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则采用迂曲路线。三国时代，各大集团大都有着同一的最高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使双方均无法轻易越过，于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转化为间接的、侧面的、迂回的斗争。曲直韬略在军事、政治、外交领域内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其内蕴被不断开拓、充实，成为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主要侧重在四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古已有之的以迂为直思想，在实践斗争中，变换手法。多样化的战略战术，是这个时代对以迂为直思想的贡献。二是屈伸自如，灵活应变。三是以直为主，以曲为辅。四是曲直互用，晦隐莫测。与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义在三国时代有了多层次的内蕴，曲指迂回，曲折，收缩，侧面，谦退，隐晦。直指直达，平易，拓展，正面，突进，公开。我们也正是在上述义项的界定内，讨论三国时期的曲直韬略。
以迂为直的韬略思想，为人们所习知，而在韬略实践中，由于韬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难以识破。以迂为直的实质，是为达到直接目的，而走间接路线。由于间接路线的隐蔽性，曲折性，故在实施过程中，能避开对象的视野，使对象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受到打击，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损失在开始阶段是不知不觉的，到有所觉察时，失败与危亡的局势将无法挽回。
以迂为直的思想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经》中讲到：“将欲歙 (收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换言之，希望达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间接手法，间接的、曲折的现象如何与直接的本质相联系，既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反过来又可以为目的而设置常人难以辨认的假象。这两个方面，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均有独到的体察和实验。为了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张角花了十年之力，先从思想影响入手，组织民众，而不是立即倡导暴动，走的是一条十分巧妙的以迂为直路线。东汉朝廷大赦党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力量，同样是走间接路线。改刺史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变，其实是权力割让。刘备示人以仁信，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拥护自己。曹操不称帝，是为了子孙的帝王基业更加牢固。此外，诸如曹操处置祢衡，邓芝出使东吴，刘备、孙权在中原以外创建霸王基业，魏、蜀、吴三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现象为实质。识者洞若观火，早作设备；愚者就事论事，缺乏远见。间接多路线使对象不清楚敌方的真实意图。三国时期以迂为直的大量韬略实践成功地打破了施谋客体内在的平衡与稳定，达到预定的目的，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
曲直韬略在三国时代的一个新发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灵活机动，善于应变。当然，曲是为了直，屈是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处曲势，对汉献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时机未到，以屈求伸。刘备在个人势力弱小之时，四处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术的高手。
三国毕竟是一个激烈动荡的社会，开辟前途，发展霸业离不开强大的实力，离不开武力的对抗，这就使得曲直韬略中曲与直的地位轻重有了明显的区分。以直为主，以曲为辅是当时使用曲直韬略的总体特征。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曲直互用，难辨真伪，晦隐莫测，扑朔迷离。如贾诩对董卓部将的指点，对曹操立储的点拨。曹操对西部军阀的态度，荀彧对曹操的辅助，枣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对河东的对策，赵俨对韩、马旧部的处置，司马昭对邓艾、钟会的使用……其中都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深刻目的。当然。内中秘密为达者所识，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一种结局是前功尽弃，一种结局是身败名裂。
时代风云的诡谲多变，使得个人与集团的目的无法直接实现。而曲直韬略的频繁应用，也使得情况复杂严峻，动辄有咎。整个三国时代，是战乱、裂变的天下，但又无不趋向一种从局部到整体，从地区到全国的兼并、统一。这是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曲与直的变化。三国时代中曲直韬略的成功运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向人们启示着一种客观世界的真理，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运用于实践，就会总结出一种新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打破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模式，换来了实际行动中的成功。
烧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论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Qī|shū|ωǎng|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